发布时间：2022-04-01 03:23:2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1篇的社会生活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要] 本文叙述了电子商务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电子商务所解决的就业问题，物流对电子商务的需求，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电子商务所带来的电子交易，社会的进步需要电子商务，生活的进步也离不开电子商务的发展。
[关键词] 电子商务 物流 电子交易 自动化 信息化
我国正处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路子。电子商务非常符合这个发展方向。
所以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当前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对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急迫问题有很大的作为。现在我就电子商务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谈几点。
一、电子商务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
当前，电子商务网站为我国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企业网站提供的就业机会达11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还会带来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我国一年的劳动力就业缺口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如果电子商务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就业问当前，电子商务网站为我国提供了3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企业网站提供的就业机会达110万个，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还会带来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我国一年的劳动力就业缺口在一千三四百万左右，如果电子商务搞得好，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就业问据2004年cnnic有关统计推算，全国网站总数为59.56万个，各类网站中，企业网站数的比例最大，占整个网站总体的70.9%，即42万个左右，直接吸纳了大约110万人就业。其次为商业网站，占8.2%。约有4.88万个网站，专门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全职员工在10人以上的，占40%以上，约有20万左右人员就业。电子商务网站总共吸纳大约32万人就业。
如果考虑网站以外电子商务及间接带动因素，电子商务吸纳就业的数字还会更高。例如，第三方物流和配送行业带来了上千万人的就业机会，形成了电子商务师、网络营销等新兴职位。就业信息网站和大量人才供需频道都在为供需双方提供更多撮合机会，减少摩擦性失业，促进了人才资源更合理的配置。
二、电子商务发展与物流关系密切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物流在电子商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物流被看作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石.电子商务涉及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四个基本要素中，前三流均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通信设备实现。但作为四流中最特殊的物流，除一些信息产品外，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需借助一系列机械化、自动化工具传输。可见，物流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在20世纪初就开始发展物流，他采用的是以整个利益为重，冲破按部门分管的体制，统一从整体进行规划管理的管理方式，即中央物流化的物流模式。当美国在提出电子商务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化物流体系，所以他可以直接将电子商务的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衔接在一起，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日本也非常重视他的物流业发展，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物流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他用高效配送中心的模式发展电子商务，也取得很大的经济利润。
而在我国由于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尚未建成，我国的物流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起点晚，水平低，在引进电子商务时，并不具备能够支持电子商务的物流模式，所以现行的物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大力发展现代化物流体系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只有解决好物流瓶颈问题，才能真正通过电子商务来发展经济，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三、电子商务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指在计算机互联网的支持下进行的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网上广告、订货、付款、客户服务和货物递交等售前、售中、售后以及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及生产安排等多项利用internet开发的商业活动。从企业来看，电子商务是将企业的核心商务过程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以便改善客户服务，减少流通时间，降低流通费用，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更多的利润。
1.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众所周知，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竞争事实，企业若想保持优势，经营者必须利用一切机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市场及提高服务质量，努力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电子商务为企业提供了全球性贸易环境，建立了新型的商务通道，大大提高了商务活动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各环节上，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2.电子商务能提高商务活动的效率
电子商务使以销定产更为简便易行，企业通过电脑网络展示自己产品的质量、性能、价格、售前售后服务及付款条件等，客户各取所需，发出订单，企业生产部门根据电脑网络传递的订购信息及时安排或调整生产规模和品种，从而实现小批量、多品种、零库存、即时制造和交货的理想模式，适应现代社会消费潮流。电子商务的实施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交易速度，加快订单处理和货款结算支付，而且可以减少人为的疏忽，一些计算机程序基本能发现业务人员输入的错误信息而提出警告或自动予以纠正，避免可能发生的损失和浪费。这对严格要求单证一致的信用证结算贸易业务显得尤为重要。
3.电子商务能提高工作质量，扩大市场
电子商务增加了客户和供货方的联系。无论双方是否跨地区、跨国界，空间的障碍已经消失，电子商务系统网络站点使得客户和供货方均能了解对方的最新数据，而且电子数据交换（edi）更加强了企业间的合作。电子商务可以提供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服务，使企业能更及时、准确、充分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按时、按质提供客户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务从而加强市场竞争地位。同时电子商务可以提供交互式的销售渠道，使商家能及时得到市场反馈，改进本身的工作。
4.电子商务可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
降低交易成本，节省了潜在开支，如电子邮件节省了通信邮费，电子数据交换则大大节省了管理和人员环节的开销。此外，电子商务可以优化企业供应链，降低供应成本，传统商务活动是由多个中间环节组成的供应链完成的，这些中间环节必然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而电子商务可以缩短供应链的长度，减少中间环节与周转时间，节省物质资源的损耗。以商业企业为例，优化企业供应链，实行直销，可以减少库存和营业面积，降低周转与管理成本。据统计，在传统商务模式下，商品从订货到售出过程中的物流费用约占企业成本的18％～20％，国外企业利用电子商务优化供应链后，目标为将该费用比例降低到10％～12％。由此可知，电子商务的应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四、电子商务带来的电子交易
目前世界上许多参与电子交易的消费者正在与支票道别，他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付款，并似乎与这种节省纸张和邮资的方式擦出“爱的火花”。伴随着电子商务的浪潮，网上付款方式逐渐深入人心。这种快捷和日渐安全的在网上支付购物货款、支付各项公用事业费用的账单，甚至进行个人网上理财的方式，让使用者大有时代弄潮儿的感觉，同时随着消费者对信息安全技术信心的提高，网上支付可望愈来愈受欢迎。
有些投资者深怕失去了先机而无法抢得网络市场，于是捷足先登这个创新的应用领域。如果说网上付款是呈百家争鸣的局面的话，那么由此而引发的网上付款服务市场的争夺战则刚刚拉开序幕。现在有很网站都有网上付款的功能，但是网上付款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消费者必须花大量时间前往每个网站支付不同的账单。网上付款服务对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金库，因为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这种服务收费盈利。对于商家来说，他们可以省却数百万美元的邮寄账单费用并且获得了销售新产品和服务的额外渠道，可谓皆大欢喜。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互联网络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网上付款工具的研究发展是推进电子商务的首要工作， 电子商业付款方式未来发展趋势更加安全、便利、多样化。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商务活动过程，电子商务将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而其影响将远远超出商务的本身，它将会对社会的生产和管理、人们的生活和就业、政府职能、法律制度以及教育文化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电子商务发展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影响会越来越大，电子商务将人类真正带入信息社会。
论文摘要 对于清代回疆社会的婚姻法，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针对婚俗不同于内地的特点，既强调王朝婚姻法律精神的普适性，同时又注意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婚姻的历史和特点，采取有别于内地婚姻制度的做法，对于前朝是一个历史进步，对于后代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参考。
论文关键词 清朝 回疆 婚姻法 少数民族
清代的回疆婚姻习惯法产生于天山以南地区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虽然各项法律法规在清代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成文法中有关婚姻的规范并不发达，婚姻家庭继承制度不完善。同时，由于在回疆社会中存在严重的民族不平等问题，很多关于少数民族的婚姻规范由于没有立法的统一权威，因此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权利基本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婚姻习惯法的执行主要还是来源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本民族传统法和道德规范。
一、清代回疆社会的界定
关于回疆的理解，研究清朝历史或者清朝少数民族习惯的学者都不可能回避这一概念的界定。清代文献中所称的“回疆”、“回部”，是维吾尔民族的聚居地，今属新疆的广大地区，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区分。即便是清政府在天山南路的关于对少数民族的地域管理，也是笼统的。因此，关于回疆社会依笔者看来仅仅是泛指一个统治集权下的具有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文化演绎历史的特定地区，既是一个具有政治属性的概念，也是一个人文地理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行政管理的概念。因此，纯粹的将清代回疆社会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片面和不恰当的。它是一个由地理概念逐渐演绎出来的集政治、管理、人文等一体的阐释。无论怎样的定义，都离不开宗教和少数民族两大要素。回疆社会的称谓主要积聚于塔里木盆地的关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的地域、空间发展脉络。
二、清朝对回疆社会民族通婚的禁令
（一）对蒙汉通婚的禁止性规
清朝法律规定：“凡内地民人（即汉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倘私相嫁娶，察出将所嫁之妇离异，给还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条例治罪，知情主婚及说合之蒙古人等各罚牲畜一头”，以此禁止蒙汉通婚。此项禁令，虽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废止，但至嘉庆六年（1801年），又复实施，处罚更甚于前。都制定了回疆蒙汉通婚的法律依据。直到宜统二年（1910年）清朝才正式废止“禁止汉蒙通婚之法律”。
（二）对汉族与维吾尔族通婚的禁止及法律后
清政府在经历多年战乱，恢复中央统治集权后，在当初只允许绿营兵与维吾尔族通婚，也只是类似于行政的文件，没有立法的权威规定。后在1794年正式通过立法的条文形式规定，对绿营兵与维吾尔族做了一些禁止性规定：“各回城换防绿营兵不准擅娶回妇，违者将擅娶回妇之弃兵分别则革，所娶回妇离异，仍将该管官分别参处，如由内地发遣新疆给伯克为奴之犯，亦不得擅配回妇，违者即将为奴人犯枷责，回妇离异，仍将该管阿奇木伯克参处治罪。”?可见，对于违反禁止性婚姻的规定增加了法律的问责及后果，对于管辖的相关行政官员或者首领将承担连带的责任，甚至是连带的刑法责任。从中可以窥探出清朝对违反婚姻规定惩处是何等的严厉和坚决，即便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的民事问题。
（三）禁止少数民族间的通婚
清政府不但禁止汉族与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通婚，对于蒙古与维吾尔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也加以法律上的干预。尽管两个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同为穆斯林。但清朝统治者依然限制他们的互相通婚。地方官也有很多上报朝廷的关于两个民族通婚的奏折，对于这种情况，开始并不频繁，但随着民间交往的日益增多与市场交易、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两个少数民族之间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交流愈加频繁，通婚现象常见。为了维护统治权和巩固现在的社会关系，清政府强制规定了两个民族通婚的违法性。起初只是在地方的管理条例中加以规定，后来在《回疆则例》、《大清律例》中也做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大清律例》是清朝颁行的最重要的刑事法典，是处理民、刑事案件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三、回疆社会中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理论概括
清代回疆社会中的婚姻习惯法是建立在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上的，因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和表达方式。虽然在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但由于清政府的认可，因此也到了的一定的传承和发扬。比如婚姻年龄的限制、婚姻缔结的方式等，这些法律虽然也散见于清朝的各种法规中，但还是认可回疆社会中的民族婚姻习惯。
因此，基于这种认识，在清代回疆社会中婚姻习俗的产生清楚地表达了人们所认同的民事习惯的民间契约。笔者认为，较之前朝，中国古代婚姻法律制度经过历代的发展，至清代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特的体系构架，特别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婚姻概念。
回疆社会中，政府对少数民族婚姻法律方面没有专门的立法和规定，仅涉及婚姻、聘礼、婚姻的终止和治奸等几个方面，对于调整他们的婚姻法律事宜仅散见或夹杂在其他的法律中。这表明传统的习惯法依旧在婚姻家庭的规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历史上则有专门的成为法规定，如蒙古族的《阿勒坦汗法典》、《卫拉特法典等》。?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立法程序和稳定的统治集权，因此清朝回疆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婚姻法主要是靠传统法和道德规范的力量来维系的。
天山以南地区，以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在婚姻习俗方面的规定都有较为强烈的传承性，因为不同的民族之间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部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民族，形成了诸多与本民族生活习惯相适应的婚姻习俗。如蒙古族中关于一夫多妻制因社会地位等级的不同而做了不一样的规定，关于同姓不婚的胞族外婚制等；维吾尔族中关于初婚年龄、婚姻缔结的方式、重婚、离婚方式等都产生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
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婚姻习俗，都离不开该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和特有的民族价值观。即便是简单的婚姻习俗，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之上的。这就是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惯的民族性。此外，作为习惯法，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有受到强制性规制的一面，哪怕它的产生只是经过一系列的民族认可和非正式的程序，但如果有违反的行为，依然要受到处罚和制裁。这体现了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俗的强制性和具体性。当然，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相似的民族发展经历，如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婚姻习俗中都无不表现出了民族的信仰和期望。
四、清政府对回疆社会婚姻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清政府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齐宜”的总原则下，考虑到民族发展带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因此在指定清朝的少数民族单行成文法规的同时，已经认可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即赋予了回疆少数民族关于婚姻习俗方面的法律效力，也就是回疆的婚姻习惯法。此举虽然也是清朝统治阶层为了稳定回疆社会民心，维护一方社会秩序，都是出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出发点考虑，但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改革和进步。
五、清朝回疆社会中婚姻习惯法的历史价值
对于清代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的历史价值评价应该一分为二，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虽然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部分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做了禁止性的规定，并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了相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即便是出于统治秩序的考虑，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少数民族之间的生产、文化交流，不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可就清朝在回疆社会的婚姻习惯法本身而言，在法律渊源、体系以及婚姻契约的文书程式等方面较前朝更为丰富和完善，也肯定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不加干预。从这个角度而言也体现了清政府相对较大的包容性。此外，关于婚姻立法的尝试、缔结婚姻的程序、违法婚姻的伦理等的有关规定也为今后政府的立法提供了积极的参照依据，也为融合民族关系、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
随着西藏乡村 经济 结构中农牧业份额的下降和农牧业生产方式自身的现代 化，西藏乡村 社会 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西藏农牧业社会生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生存型走向发展 型
西藏传统农牧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农牧民的生活内容 是围绕生存展开的，目的是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土地归户使用长期不变，畜牧私有私养长期不变政策的落实，农牧民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可供消费的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直接用于生产劳动以外的剩余时间也越来越多，因此，农牧民生活中更多的花费和精力可以用于个人的享受、发展和提高，这样消费结构改善了，生活内容丰富了，个人的选择空间也日益扩大。
西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牧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农牧民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生活消费结构向更趋于合理化方向发展，食物消费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有所增加；自给性的初级产品消费有所减少，商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有所增加。据西藏自治区 农村 社会经济 调查 队，1992年对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 统计 ，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85年为306．18元，1992年上升到608．36元，分别占当年总开支的51．17％和67．10％；再从全西藏农牧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来看：1996年西藏统计年鉴中农牧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896．80元，与同期西藏城镇居民平均生活消费水平相比增长了74．60％，就生活消费内部各项支出来看，尽管农牧民家庭支出中生活消费品支出仍占绝大多数，但非商业性支出所占比重趋于不断增长。就堆龙德庆县30户农民抽样调查结果，从1985年到1992年间。增长了0．68个百分点；而1992年西藏农牧民的年人均非商业性支出为7．69元，到1995年增长到23．38元，递增了32．89％。
同时，农牧民生活消费品的各项支出所占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与城市居民逐渐趋于接近（详见表一）。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差距在90年代初期比80年代中期小。
城乡消费支出结构的接近，说明西藏农牧民和城市居民消费观念正趋同一，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藏 民族 的饮食单一，主食仅糌粑、牛羊肉，蔬菜吃得很少。解放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好转，西藏的农牧民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向丰富、营养型发展，而且由于与城市联系增多，受城市和周围厂矿“城里人”的影响，其饮食方式也逐渐复杂、多样化，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统计，1991年西藏农牧民人均主食消费支出106．28元，副食支出106．59元；到1996年时，人均主食支出为105．81元，副食支出191．18元；可见副食支出明显超过了主食支出。1985年到1996年间，牛羊肉等藏族传统食物消费量在下降，动物性食物及水果、蔬菜的消费在增加（详见表二）。
衣、食、住和日用品等方面的消费也逐步趋于增长，据1995年西藏100余户家庭的调查，西藏农牧民不再满足服装要保暖，而且追求服装色彩协调，式样新颖，对中高档穿着用品的需求量在逐步上升。农牧民不但穿传统的自制皮衣，也越来越喜欢穿化纤、呢绒、毛料的衣服，安多腰恰的牧民如今喜欢穿轻便汉装，被调查的45户农牧民中，每户均有8件汉装。拉萨城里穿汉装和西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追求轻便、价高、式样新颖的衣服，穿着式样的更换比农牧区都快。尤其是 文化 、娱乐等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在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明显具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自治区农调队对堆龙德庆县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1992年农民人均用品消费比1985年增长了147．8％；再根据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1995年非生活用品的支出为110．51元，比1991年增加了81．7元，而且用品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娱用品和书报杂志费用（见表三）越来越高；笔者在1995年调查的100户家庭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和1996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同样也表明，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 电视 机、洗衣机、录音机、录像机、汽车、摩托车等现代化用品逐步进入西藏农牧民家庭（见表四）；唱卡拉ok、跳交谊舞、打台球、看电视、 电影 和录像等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人的时尚 娱乐和休闲方式，并逐渐由城镇 传播 到广大农牧区。
广大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提高和结构改变对藏区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消费总量的增加扩大 市场 需求，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对生产结构具有引导作用。西藏各地的非农牧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民商品性和非实物性消费的增加，这是促进农牧民生活向发展型转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全西藏的现实出发，当前在大力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的同时，合理引导农牧民消费，努力增加生产性积累和 投资 ，发挥消费在启动市场和提高农牧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
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 和分散孤立的社会 结构相适应，西藏传统农牧民的家庭观念强，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行为都局限在家庭范围内，具有强烈的封闭性特点。现代 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西藏农牧民家庭从封闭走向开放。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农牧民家庭的行为目标从内向型变为外向型。许多农牧民家庭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再根据家庭消费的需要来安排，而是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在生活方面也同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家庭内部满足的需要越来越少，由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这种开放式的循环，有助于增强家庭的稳定性，扩大了家庭的社会功能。
其次，家庭的 人口 生产从数量扩大向质量提高转换。对传统农牧民来说，由于家庭的封闭性，生育的子女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在本社区的地位就越高，所以人们追求多子多福。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已成为的共同趋势。虽然国家对西藏等藏区实行了照顾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3个孩子，但大多数年轻人只愿意生两个孩子，而且不在乎男孩还是女孩。根据笔者去年参加的“百户”调查表明，农牧民赞成计划生育的家庭比例比较高，分别占34％和26％，特别是年轻妇女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比例较高。她们认为，孩子太多带起来麻烦，家庭负担重。所以农牧 民主 动要求采取节育措施。这种家庭生育子女的减少，使父母有能力在提高孩子的素质上下更大的功夫，同时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提高科学 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种人口生产功能的转换，使他们子女的 教育 就不纯粹是家庭内部的事情，社会教育的作用越来越强，据拉萨市1991年的统计，全市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生49598人，农牧区适龄和入学率64％。据笔者参加的“百户”调查，1994年家庭教育费支出额为11233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8％，而且这些钱只为有子女上学的19户家庭的投资，按实际有教育投资的19户计算 ，户平均支出591．21元，即使按45户平均，也合每户249．62元。用此数字再与1993年户均支出56．55元相比，增长了341．41％，其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其他所有的家庭支出。再从西藏自治区1996年统计年鉴来看，全区农牧民教育及文化娱乐投资人均为30．95元。
第三，家庭关系中自由平等的因素增强。在传统家庭中，封建宗法观念和习惯对家庭成员的影响 和束缚很强，形成固定的等级体系，特别是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在《草地藏族调查》中记载“绝嗣之家，其妻室有父归父，无父归其兄弟近亲”，或“无父则将其女人与另一半牲畜、库物给其兄弟近亲中一人”。若某人“从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则以女儿偿之，无女则给妹，无妹则给银200两”。根据这些条款，妇女可以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贵族妇女也同样可以被当作礼物馈赠。据笔者在西藏那曲安多县调查，非亲属家的妇女不准入帐篷；家里以外的妇女不准到帐篷后面挂经幡的地方去；不能从帐篷后面的柱子里侧穿过；妇女不许在太阳落山后大声叫喊；妇女不能在家里的帐篷里生孩子，产妇不能摸灶台，产后3天不能接待客人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家庭的开放，妇女开始走向社会。一些年轻人不甘默默无闻终老一生，她们走出家庭投身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一些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并取得经济独立，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创造了条件。
第四，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由于家庭的稳定和封闭性降低，西藏农牧民对以家庭为基础的血缘和地缘组织的依赖性降低，与此同时，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增多。在社会活动和市场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如西藏堆龙德庆县乃琼乡的科学普及协会、安腰恰乡的扶贫协会、合作经济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对农牧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它促进了农牧民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化。
农牧民社会行为从被动保守转向主动开拓
在传统的市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作用下，农牧民的社会行为具有被动性和保守性，特别是佛教传入藏土的千余年里，佛教 哲学 思想对藏族 伦理 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在藏族 传统文化 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人生唯苦”、“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的说教，使生活中的人们缺乏进取心而安于现状；其次，“慈悲行善、忍辱无争”、“佛法无量，乐于施舍”等佛教思想的影响，使农牧民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稳，忍让退避，明哲保身；第三，慢节奏的行为习惯成为追求的目标，使生活缺乏生机和活力；第四，社会生活单一化，形成超稳态的传统社会系统。
在当代这种开放的社会结构中，西藏农牧民的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首先，职业角色丰富化，过去农牧民就是农牧民，祖祖辈辈都没有什么变化，而现代农牧民却面临非农牧民化和城市化的机遇，也有许多农牧民离开农牧业。即使从事农牧业，他们的生产方式与其他职业相比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中的许多人农闲时就到其他部门就业，体验非农牧业的经历。职业角色的多样化，使他们容易理解日益加快的社会变革，增强他们的适应能力。第二，是社会角色的多样化。过去他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简单，主要是家庭和家族中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的余地。而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不仅承担家庭角色，而且要承担社区组织和专业组织成员、农牧区乡村市场的买者和卖者，农牧业技术的学习 和应用 者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他们要不时地光顾商店、 银行 、学校，农牧民社会角色的丰富性迫使他们主动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开创自己的社会地位。第三，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增强。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西藏已有很大一批农牧民向非农牧业转移，他们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改变了以往那种被动的社会地位。第四，区域的迁移和流动性增强。随着农牧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他们离开家乡的机会增多了，活动半径超过了乡村的封闭界限，许多人长期到城镇和外地进行劳务和经商，积攒充足的资金后再返家乡。总之，农牧民的地域流动和迁移对促进西藏乡村社会的开放、交流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白岩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段逸闻：很多年前，有一位学大提琴的年轻人去向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讨教：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意味深长地回答：先成为优秀的人，然后成为优秀的音乐人，再然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白岩松以自己多年工作经历悟出了一个重要道理，要想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首先要学好怎样做一个优秀的人；在素质养成的基础上最重要的另一件事是新闻素质的养成。如果这两件事做好了，自然地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了。
广播电视主持人必须明了，就职业来说，主持人从本质上不是艺人而是新闻人。在这点上很多主持人的认识很不明晰。2008年以来，《南方周末》年年都要评出十大媒体关注事件，在赞扬《南方周末》的新闻敏感和驾驭新闻的气派时，试想我们的广播文艺节目，同样把握着媒体话语权，为什么没有评出有全国影响的“十大文艺事件”、“十大畅销书”、“十大金曲”、“十大曲艺”、“十大戏曲”、“十大电视剧”、“十大影片”？作为领先全国居于省级广电前列的江苏广电，我们有这样的资格也应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纵观江苏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的眼界远没有那么宽，气魄远没有那么大。“十二五”开始了，江苏广电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广播文艺节目也应适时作出调整。
1.在新闻大框架下生产和传播
广播电视的所有节目都应该考虑它的新闻属性，广播文艺节目也不例外：做好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讲求导向与品味，紧跟时展，符合时代要求；关注社会热点，关心百姓生活；符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等。
虽然新闻和文艺是分开的，但优秀广播文艺作品评选是在一年一度优秀新闻作品评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广播文艺送评作品必须经得起新闻标准的检验。
新闻讲究时效，文艺节目也要讲时效。时效性既包括具体时间的概念，也包括节目的新意。《2010，更美好的音乐之旅》，看似一个纯粹的广播音乐节目，但作品紧扣世博会，以两位主持人游览世博会并联想旅欧经历，从“看世博”到“听世博”，把一般的音乐赏析放到世博会这个大的新闻背景下，富有时代感，制作精良，受到评委好评。
广播文艺节目《似曾相识燕归来——南京对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记忆》中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候的南京甘家坐拥九十九间半的大宅子，人称甘半城……自甘家大院向东穿过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巷，在太平南路中段我找到了一家并不豪华的酒店——江苏饭店，当年还叫安乐酒家，60年前在这里的一次邂逅，严凤英也许终生难忘。”安乐酒家民国时期是和中央饭店、曲园酒家一样有名的饭店，后来成为江苏省政府的招待所，改称江苏饭店。为扩建，江苏饭店一年前就已经拆掉了，目前这里是一片待建的废墟。节目的细节没有考究，违反真实性原则。
2.题材广泛
许多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艺术界的重大事件了解不多，关注不够，反映也不够。日常节目中选题琐碎，更多时候图省事做了灌水的节目。很多节目动辄一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听众听起来热热闹闹却所得甚少。
一些社会热点、年度热门词汇很少出现在广播文艺节目中。文艺不能离社会生活太远。文艺节目可以涉足的题材是广泛的：2010年的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风靡网络的十大金曲；央视春节晚会上的农民工歌手“旭日阳刚”、打工仔集体舞等民工艺术团体；电影《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山楂树之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上海卫视《中国达人》、浙江台《为爱向前冲》（被停播）、湖南卫视《百科全说》的张悟本事件……这些在我们的广播文艺节目中反映得都不够。
一年一度，新闻界会评出各行业各门类的十件大事。广播文艺节目也应评选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戏曲音乐等各个文艺领域的十件大事。广播文艺节目编辑要做个有心人，先确定一个重大选题，提前进入，搜集资料，采访，创作——下一番真功夫，必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3.树立创新意识
“江苏2010中秋戏曲晚会”连续送评几年了，已经很难博得喝彩声。近年来的戏剧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变化不大，需要有所创新。
创优必须创新，再好的作品，今年能得一等奖，明年就只能得二等奖，第三年再送，就很难得奖了。一是你不创新别人在创新，二是设立评优的初衷就是鼓励创新。有时候，一个并不精熟的节目因为创意好而获得评委一致称道。
常有编辑或主持人问自己的节目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节目都说不上有什么问题——而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节目平庸、缺乏创意是最大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社会 社会生活 文化 定格
论文摘要：“社会”是一个有机组织，它是建立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之上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创造出种种“社会生活”。而文化又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
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看上去似乎是极其简单的两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伴随我们左右，然而当我们真正想把它们厘清时，却又显得无能为力。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究竟如何定义，学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观点可谓是异彩纷呈。在讨论这两个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共同的修饰语“社会”一词作出解释。中外学者对“社会”下过多种定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社会是以共同的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有学者认为：“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组成的有机系统”闼；“它(社会)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合力形成的，并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唧。可见，社会是在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元的、复杂的、具有共同维系力的有机组织。这种组织非常类似于佛教华严宗里所描述的一多互摄、重重无尽的“因陀罗网”。
对于“社会史”这一概念，克拉克曾说：“社会史是一个多义词，因为‘社会’行为过于广泛以至于不可能把它定义为一个学术范畴。”的确，社会史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因为它涉及到太多的领域和学科。在这种多要素、多成分体系之下，很难用几个词来阐明它的概念。目前学界主要探讨的是“社会史”范围的具体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在各自所理解的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的研究体系。至于其研究对象究竟包括哪些，直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不妨把思路转换一下，即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传统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因为即便是政治史、法制史这类专史，它不仅与社会上层有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与不同范围内的群体有关。当然社会史作为一种运用方法在每个领域所占的比重有可能不同，如在研究政治史或法制史时，社会史可能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而在研究文化史领域的时候，社会史所占的比重可能会大一些。所以，社会史首先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注重其它各个领域的社会内涵。研究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框架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在对“社会”这个范畴作出界定的基础之上，才能再来谈“社会生活”的概念。社会生活是人的活动，但这里的“人”已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相互联系”的个体或群体。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再来考虑“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狭义的人类社会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包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广义的社会生活可以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之上进行考量，即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因为生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高质量的社会生活能够影响政治、经济的进程，并在思想领域里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本研究所界定的“社会生活”是：人类为了维护“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正常运转，在与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互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适应，从而创造出的种种模式(方式)。这种模式是社会成员在一定条件下，由价值观所导致的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稳定形式，它是构成社会具体而又重要的元素，它的演变“综合地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不仅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对我们如何认识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如何了解不同群体、不同个体、甚至同一个体微观生活观念的差异；如何解决物质条件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别；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一个时期内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可能不同步。社会生活的提高，并不能完全消除一部分人的贫困和贫富差距。在探讨和研究社会生活时，不仅要讨论社会生活的总体提高，而且应把着眼点放在社会生活总体提高反而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上。因为社会建设的目标不仅是提高社会的总体水平和质量，增加社会财富，更要把总体生活的提高落实到个人生活的建设和发展上，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以对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时期，考察个人生活差别的时候，不仅要注意财富方面的差距，更应该注意人的能力的差别，因为社会更注重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二、对社会文化的理解
人类留下的种种生活轨迹，几乎都可以称为文化。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文化”?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我以为，文化与社会文化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人创造的文化，而人始终是处于社会这个客体之中，是社会关系中的人，所以文化即是社会中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非要说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我认为只能从研究角度来说，即与“文化”相比，“社会文化”更强调在社会结构和运动这个客观前提下，来进行的整体和综合的研究。所以本研究所指的文化等同于社会文化。
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一词下过多种定义，有统计表明，从1871年至1951年间，中外文献所提出的文化定义约164种。1950年代后，文化探讨在各国展开，文化定义已不可粗略统计了嗍。梁景和先生通过对往昔若干文化定义考察，把文化概括为十大类型：即结构文化说、模式文化说、工具文化说、符号文化说等句。的确，文化一词包罗万象，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清楚地阐述。我所理解的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定格，是维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定格本来是电影镜头运用的技巧手法，乃银幕上映的活动影像骤然停止而成为的静止画面(呆照)。定格是动作的刹那问“凝结”，宛若雕塑的静态美，即短暂的静态。那么这种定格特征与文化又有何联系呢?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经过筛选后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时间上和空间上)它会表现为一定的静态。当然这种静态形式上在漫漫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能会延续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然而本质上这种静态却是短暂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不断向前继续，文化也会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文化不断会在原有的基础上被重新解读、改造、吸纳，从而转型为新的文化。可见社会文化是既具有传承性又具有时尚性，既具有交融性又具有变异性的一个概念。下面使用数学中集合的图示来说明之。
图中c、c、c：……c。既是前代社会生活方式下文化的继续，又是在新的文化因子冲击和碰撞下而形成的产物。它既包括积极的因素又含有消极的内容。那么这些新的因子(b、b、b：……b)从何而来呢?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总结生活的经验和教训，自觉地为社会注人的一种文化动力。文化离不开人，但是可以划分为各种群体如阶级、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等。但由于地缘、业缘、社会制度、阅历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文化在同一地域、同一阶层、同一年龄段的群体中被刷新的程度也可能不同。有学者称之为文化的特异性㈣。由此而形成了研究文化的两种方法即“文化主位研究”和“文化客位研究”。但究竟如何使用，需要我们在研究中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并根据实践有所侧重。
社会文化更新与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一定同步。一定时期内，物质生活取得进步后，文化可能滞后，甚至会出现倒退。如封建社会里，对祭祀、居住、服饰等方面严格的等级限制；今天出现的拜金主义、青少年犯罪等道德品质的种种弊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进步，而永不消褪的宗教等等。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新成分(如图中的c、c。、c：……c。)，而且还要注意研究不变的和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如c~3b和cna)，不变的那一部分指的是历史传承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能使人际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在一种和谐融洽的氛围中相处。被抛弃的那一部分姑且可以认为是文化的糟粕，“是指不能使社会形态朝着进步趋向变革的功能性模式”，对文化糟粕的判断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和文化的精华之间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因为它们不仅塑造着人的外形，也影响着人的心灵，它们的曾经存在或继续存在就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深人研究上述现象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而且对我们挖掘其内部的深层结构、剖析人们的文化心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社会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作为主体的人类是在既定的文化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文化作为一种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表征，其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着一种恒久性支持。”而社会生活从根本上说也必然以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予以体现，所以说，“社会生活又是研究社会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正如有学者所说：“生活是一个窗口，它所展现的时代风云、社会变迁、思潮起伏为研究者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源。”
总之，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社会生活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它的“演变”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社会文化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与进步，而这一切都要通过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创新来体现。所以，社会生活的提高，社会文化的进步，必然会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概念”，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无可厚非的，但它决不会束缚人类的研究进程，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个包涵绝对真理和绝对科学的概念，它会随着学科研究的进步、方法论的更新而不断向前发展。对一种概念每一次较科学的界定，都是对人类认识能力的肯定和促进。
论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生活习俗 妇女地位 农民业余生活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那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它是由一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发起，通过在农村兴办教育，发展生产，流通金融，改善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据统计，当时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本文试图从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的角度，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谨愿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所补胭。
进人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的洗礼，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番新气象，民主、科学等现代化气息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但这种新气息在广大农村的影响是微弱的，农民大众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早婚、缠足、迷信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到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先进的知识分子亲自将民主之风带到了农村，把科学之习送到了农民手上，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和农民业余生活方面。
一、妇女受到重视，社会地位有所改观
旧中国妇女深受传统礼教和习俗的压迫，处在社会最底层，而这种现象在风气闭塞的农村更为严重。进人近代以来，妇女地位虽有所改变，但农村妇女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乡村建设者们在进行乡村建设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负责人梁漱溟，1936年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他说:“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中或说是文化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它是跟着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的问题而来的。”同时，他还看到了当时妇女地位的不平等，认为“在社会上妇女的地位，妇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有鉴于此，各实验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逐渐受到重视。
首先，女子的受教育权得到重视，开始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乡村建设者们鼓励女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时他们还加强对农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家事培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如定县专门设表演女平校5所，做推广妇女教育之实验，还为妇女开设有家庭缝纫纺织等课程。在邹平乡学村学专门设立了妇女部，使妇女有了自己学习和聚会的场所，她们可以边学习边从事编织等副业生产。惠平的乡村青年救护班从救护、卫生训练、父母教育和文化学习等方面对妇女开展教育。通过接受教育，妇女的文盲率有了明显下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定县。据平教会1930年所做的调查和推算，定县7岁以上人口约为33.03万人，文盲约27.4万人，占83%，其中男子计17.01万人，文盲率约为69%，女子计16.02万人，文盲率约为98%。12一25岁青年中，文盲率约为74%，若单以男子论，文盲率约56%，单以女子论，文盲率约94%;到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中文盲占39%，男青年中文盲占10%，女青年中文盲占73%。可见，女子的识字水平明显提高了。虽然在众多农村妇女中真正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它打破了长久以来束缚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使女子有机会走出家庭，社会地位发生变化。
其次，长期以来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妇女的传统礼教和习俗被革除，这主要表现在缠足、早婚、买卖婚姻、溺女等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政府多次勒令禁止，缠足和婚姻陋俗在农村地区仍未去除。为了彻底取缔这些不良习俗，各实验地一方面在乡村民众中进行大力宣传教育，以各种方式进行劝导，说明其害处。如邹平乡学村学中教员利用课余活动时间，带领高年级学生通过演讲、办黑板报、喊口号、讲话剧等形式宣传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等，并且专门编了《放足歌》等寓意深刻的歌曲教给学生唱。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组织，制定具体条规，进行严格查处。具体表现在放足方面:邹平县专门成立了女子放足督察委员会与督察处，负责督察禁缠足的工作。各乡学设立了“放脚委员会”，具体执行县政府关于严禁青年妇女尤其是少女缠足的命令，如有再缠不放的，可以施以罚款。各乡学户籍室按户登记名册，检查落实妇女放足的情况。彭禹廷所在的镇平也明令规定30岁以下的妇女需一律放足，违者每月罚钱1000，至放大之日止。革除陋俗方面:邹平明确规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应订立婚约”，“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接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150元”，“违者按照行政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人及介绍人”。江宁实验区针对村中盛行的抢埔现象，明令规定禁止抢蠕。对于镇平农民的溺女之习，彭禹廷等负责人则制定法规，违者重罚，如果确属家庭贫困不能养育者，可送救济院收养。
经过各试验地宣传教育和行政查处，各地农村束缚妇女的丑恶现象有所消除。邹平第六乡乡学中“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次第把足都放了”，无锡各实验区婚丧改良成就显著，仅1931年1月就有3对新人接受劝导，没有大规模举办宴席。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又有21户农民按照改良办法举行了婚礼，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江宁的抢婿现象也有效地得到遏制。总之，随着各项改良措施的进行，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再次，各实验地先后组织和成立了专门的妇女组织，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妇女自身的权益。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人发展，各种形形色色的妇女组织开始出现，如女子夜校、保姆训练班、主妇会、闺女会、母亲会、女子放足委员会、妇婴卫生会等等。这些女性利益团体不仅有利于培育和增强妇女的自觉意识，提高她们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有效地帮助妇女解决各种实际困难，维护她们的切身利益。如邹平的妇女组织由乡学村学倡导成立并受其领导，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风俗改良和公共卫生方面。妇女部在妇女中开展启蒙教育，传授生产生活常识。1935年首善乡率先成立的妇婴保健会，由本地热心此事的妇女义务承担，负责本乡妇婴保健，并在县卫生院指导帮助下，先后举办了家庭卫生训练班和保产妇训练班，为5个乡培训新法接生员近百人。江宁的母亲会则主要是向16岁以下的妇女传授妇女保健和育婴常识。汤山农民教育馆的民众学校妇女工读班，其宗旨就是利用乡村妇女的闲暇时间传授一定的文字、常识，并提倡家庭工艺以改进其生活。此外，妇女组织还协助成人部、儿童部等其他组织参与植树造林、修河筑路、宣传卫生常识等社会事业，在整个农村社会改进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看出，农村妇女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妇女作为农村社会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突出表现，这更加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区妇女开始在制度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和传统礼俗的影响和束缚，农村妇女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一些乡村妇女在政治上逐渐觉醒。根据国民政府1929年9月19日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以及1930年7月11日对其的修正，“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本乡镇区域内居住一年或有住所达两年以上，年满二十岁，经宣誓登记后为乡镇公民，有出席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及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这样，女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和男性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通过参加乡镇大会和乡镇长选举活动，一些妇女初次行使了民主权利，开始走人乡村政治生活。虽然农村妇女在实际参政水平上仍然有限，但这无疑是在农村长久以来僵化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给妇女生活带来了一丝春风，启发和增强了她们的公民意识，社会状况有所改进。
总之，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各实验区，农村妇女受到了重视，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为日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农民业余生活日趋丰富
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它不仅能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能陶冶性情，培养人格。在农村，由于生活简单，缺乏各种文化机关和社会组织，娱乐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赌博、吸毒等社会陋习盛行，缺乏社会娱乐又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因此，定县实验区工作者提出“凡想改良农村的，对于乡村的娱乐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娱乐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改良农民的习惯，增进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团体及社会的意识”。其他各乡村工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开展休闲教育，引导农民从事健康文明的文娱活动作为其改进农村的工作之一。
各种娱乐活动中最普遍的是茶园的设立。如无锡的民众茶园，其宗旨是“利用民众闲暇生活，由娱乐人手，以达提高民众智识技能，改良民众生活”。在茶园的壁间挂有许多含教育意义的对联、地图及通俗图画、标语等，还配有各种报纸、民众读物、识字挂图画片等。茶园的活动除了喝茶，主要有娱乐(打乒乓球、下棋、乐器弹奏、唱歌比赛等)、演讲、阅读书报、谈话(乡村工作人员与农民一起讨论问题)。此外，茶园还代农民写书信和各种契约。据统计，每晚都有40多个农民来茶园听书，结果“使民众之生活，得受陶冶，而有所改进”。晓庄学校的中心茶园，形式如同普通茶馆，只是壁间挂一些有意思而浅显的图表，并备有象棋、乒乓球等娱乐用品。茶园不准赌博、吸食鸦片，只许进行有益的娱乐活动。
平教会认为，戏剧在平民教育中具有焕发农民向上意识，介绍一般常识，施行公民训练等作用，因而“一方面研究实验乡村戏剧之内容与形式，一方面运用戏剧方法为农民教育之工具，以期增进农民对艺术的欣赏，创造民众化的戏剧”。他们根据乡村特点，创造改编了一批剧本，进行了多次公演，大大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则是排练文明戏，即现代话剧，然后送戏下乡，为农民演出。这些文明戏大都是内容健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他们还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如贺家村演出的三天，每天的观众都在1500人以上，三天结束后仍有不少人要求续演。
另外，还有许多试验区建立专门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以供村民娱乐之用。如邹平贺家村村学办了一处村民文教活动中心—达德园，园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新剧社、音乐队、操场、武术团等，以上设施对全体村民开放。徐公桥地区先后建成体育场、公园各一处，供农民平常业余游憩之用。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则建立娱乐室、民众运动场、弈棋室等。娱乐室内有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每间1日中午12时至1时开放，每次听众约70余人。民众运动场平均每日有三四十人加人练习，旁观者不计其数。举办象棋比赛时，参加者也十分踊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下棋兴趣。特别有意义的是，农民教育馆还专门设立了儿童乐园作为汤山全镇儿童游戏和运动场所。园中设备主要有秋千、滑梯、轩轻板、木杠、木马、石凳等，并经常组织儿童会、童话会、儿童运动会等活动。1930年总计人园儿童7294人，1931年8一10月份，每月人园儿童达一千数百人。
这些娱乐活动不仅使不少农民抛弃“不正当的娱乐，而以听书、下棋、乒乓、音乐、戏剧等为消遣的方法”，惠北实验区高长岸的一些农民在遇到重大节日和活动时还能自办音乐演奏会，而且使以前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也喜欢听时事消息了，自去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天天要问东北的消息，而且愿意暂停田作，排队到县学部请愿”。可见，农民业余生活丰富的同时，公民意识也得到了加强。
综上所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大多学者也指出，这一时期实验区医疗卫生状况、社会风俗等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可见，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它动摇了传统妇女的社会地位，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改善了农村卫生医疗状况，削弱甚至废除了农村陋习。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运动大多采用宣传教育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进行，虽然乡村建设运动最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但宣传教育的影响，如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对陋习危害的认识，基本的卫生常识，以及农民自己在乡建运动中的所见所感所体验等，仍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农民的生活，这无疑又会对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起到推动作用。
摘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是时代对道德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少年儿童道德教育的必然要求，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征，是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从这个方面来看相当于道德实践。但是与道德实践相比，“生活”则更具“童心”“童趣”，“道德教育回归生活”将会推动当下道德教育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道德教育；典型生活；道德实践
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理论背景
1．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使然：起始于2001年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规模之大，力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改革明确指出：课程应当“密切贴近儿童的生活，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1］“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自然是此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在道德教育上的具体体现。1．2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以往的道德教育已经蜕变为将“道德、品德从人的生活、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2］”，把道德的形成、品德的培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一种知识体系来对待，这就直接造成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3］”的状况。这种状况反映在教科书上，就表现为“学科化、知识化的倾向，教科书的呈现，往往以德目或道德规范为逻辑，强调严密的知识体系结构”［4］，脱离儿童的实际生活；“反映在课程上，尽管德育课程不同于知识类课程，而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编制却多采取学科类课程的形态；反映在教学上，表现为忽视儿童的行为变化和个体的内心体验，仅仅强调道德知识、概念的传授和规范的逻辑体系；反映在儿童的学习上，则表现为只重视对道德知识的识记与背诵，而不努力去实践这些道德要求”。因此，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的根本性改革，不从儿童的实际生活出发；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不良倾向的话，道德教育是很难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的。1．3少年儿童思想品德形成特点：少年儿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有完整生命表现的人，面对他们参与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命表现往往是既有认知又有情感、意志和行为，此种种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同时发生，并同时作用于生活的。因此，新的课程改革力求使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过程成为完整生命投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儿童不仅要经受认知的挑战，从中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与此同时，在心灵的充盈中获得精神的体验。道德教育的结果不仅促使少年儿童知识的获得、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且更应该关注他们正确态度、价值观的形成，行为规范的养成，最终实现“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知识技能培养的内在统一”［6］。
2正确理解“生活”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强调以少年儿童自己的生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体现了课程指导思想对儿童的尊重。尊重儿童不仅是有效教育的必要条件，应当说这也是教育的本质观点。少年儿童有他们自身与成人不同的生活需要与特点，不从这种需要与特点出发，教育几乎成为不可能，教育只有“关注儿童的现实生活”［7］，才能做到有效、有针对性。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要求我们应该重视生活所蕴含的道德教育价值，其中特别应该关注他们正在进行中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已经具有的生活经验。由此可见，这里的“生活”，如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典型性特点，应当是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从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典型生活应当是蕴含丰富的道德教育因素的又与少年儿童密切联系的现实生活。因此，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并非是普通的生活，随意的生活，或者说是具有自发性、笼统性和价值取向多元性的生活，这样一来，“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也就并非是将道德教育这一种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建立在了一个没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的基础上的，恰恰相反，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应该是“发生在儿童身边的真实的生活，如观察小动物、家政劳动、个人生活自理活动；模拟化的儿童真实生活，如有关家庭生活的游戏、以爱护自然为主题的儿童剧、情境对话”，以及学校、班级开展的各种主题活动，等等。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充满了竞争。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之后，面对自己的竞争结果，往往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人振奋有人沮丧，有人如过眼烟云又有人反思不已。不得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残酷的，但是我们更应该冷静地分析竞争的结果，面对成功，我们不应该沉湎和陶醉；面对失败，我们也不应该灰心和气馁。我们应该正确地面对竞争，更要正确地面对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同学们都沉默不语，但是眼中却闪现出智慧的光芒。老师如此触景生发的激情洋溢又意味深长的话语，让全班同学都获得了教益。应该说授课老师这番话语中蕴含的道德教育因素，早已超出了《小小发明家》所要求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之外的，是具有典型生活的特点的，但是其教育意向、价值选择却是确定而又难以估量的。品德教育要以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为基础。关于这一点，在《〈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和《〈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中也都有明确的说明。《〈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中强调：“本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游戏为载体，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儿童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另外，《〈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也指出：“品德与社会课程是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的一门以儿童社会生活为基础，促进学生良好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不仅是一个有一定价值取向的事物，而且还是一个充满了“童心”“童趣”的事物。
3“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
要弄清“生活”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生活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说过：“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9］。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的外延应该包含生活的外延，而道德实践又是从属于实践的，道德回归的“生活”又是从属于一般生活的，基于道德实践和道德回归的“生活”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目的以及功用的一致性，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种不完全的却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结论：在少年儿童道德品质形成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回归的“生活”相当于道德实践；但是“生活”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与道德实践相比，它具有“童心”“童趣”。也就是说，“生活”相对于道德实践来说更加有利于少年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这样看来，一方面我们承认并坚持“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观点，另一方面应当力求避免当下道德教育中存在的泛生活化（缺少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生活）倾向的做法。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应该关注他们当下的生活和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而且同时更要注意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既可以防止以往道德教育中存在的空泛、理性和教条主义的弊端重现，又为当下正在进行的道德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作者:郑玄 单位:山东省郯城县第一实验小学
一、在网络广播影视中学语文
电脑的运用，软件的开发，使学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因特网的兴起，给学生带来了巨大的信息资源。以往听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这种情况容易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思考，使学生联想主持人的表情、动作和语言。有些电台播放的歌词非常优美，就像一首首的现代诗一样。对此，教师可指导学生抄录下来，并反复地记忆背诵一下，就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另外，有的电台还播放一些名家散文或者小小说。当这些文章配着动听的音乐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在学生耳边的时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场听觉大宴。比如，在学习老舍先生的《养花》时，我把中央电视台“艺术与人生”栏目搬进了语文课堂，获得了成功。我是这样做的：教室内移开讲台，模拟中央台布置。任选4名准备好的“老舍先生”，他们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上台。教师任主持人，台下学生都是观众和记者。就课文中的中心思想，老舍先生是如何养花、如何爱花的这些主题，教师、学生和“老舍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像朋友一样平等对话，各自选择适合自己的角色去参与学习、参与实践。当学生的理解有偏差时，教师及时精妙地加以点拨。师生在交流中对课文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在交流中让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高。
二、在平时与人的交流中学习语文
语文是一门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实践的学科，我们说话其实就是语文在生活中的呈现。当我们听了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完整地叙述给小伙伴们听；当我们放学回家后，把一天的见闻感受告诉父母；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边走边描述一下环境的变化；当我们跟父母去菜市场，与小商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运用语文的表现。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经历过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提高语文能力的一个过程。在倾听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奇闻轶事或者民间俗语。这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恰恰是我们平时语文课堂上所缺乏的。
三、在谜语对联歇后语笑话中学语文
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俗语和笑话等。这些古老的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如谜语这一形式。猜谜语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谜语有谜面和谜底两个部分，一个字、一个动物或者一件事物，都可以通过谜面的形式来形容出来，然后人们根据提示来猜出谜底。有些汉字的谜面，读起来生动有趣、概括能力强，当我们猜出谜底之后，就会非常轻松、愉悦地就记住了这个汉字的特点。当然，有的谜面概括的知识就更丰富了，如有的是对地名的描述，有的是对人物特点的概括。这样的谜语，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丰富了他们的语文知识。在猜谜的时候，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要求学生自己以班内同学的名字为谜底设计几则谜语。学生热情高涨，一则则精彩的谜面被设计出来。如：“夏日里的渴望———是清风（施青峰）”“结婚———成亲（程钦）”……总之，抓住生活的点点滴滴，眼里有资源，心里有教育，语文课程资源就无处不在。
四、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语文
语文学习应该是把已有的语文知识投入生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仅要在生活中学习语文，更要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践语文知识。
（一）生活中需要语文知识来进行点缀
在语文课上，学生都学过拟人、比喻这些修辞手法。对此，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活学活用，运用这些修辞给班级书写文明用语，为校园树立新风。于是，“小草在成长，请勿打扰”“不要弄脏小草的绿裙子”“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你给我爱心，我奉献绿荫”等一条条充满童真童趣、朴实无华的警示语从他们的大脑中迸发而出。“产品”一旦为生活采用，学生就能感受到语文在生活中的用处非常大，从而使他们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语文。
（二）探索社会生活中的神秘地带
我们都是一个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对学生来说，社会上有很多他们想触及的“神秘地带”，比如，城市水资源污染程度如何呀？革命圣地南湖有什么典故呀？卫星是怎么发射到太空的呀？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这些好奇心，带领学生去深入到大自然和社会中考察研究，并鼓励学生积极地进行运用实物实地考察法、文献资料论证法与合理想象、推理法写出科技小论文或考察报告。
（三）纠正社会生活中的语文“病症”
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甚至错误使用语言文字的现象，对语文教学有一定负面影响。与其“严而守之”，不如“以攻代守”。因此，在语文课上，我经常向学生灌输一种意识：人人争当语言文字小医生，为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做贡献。于是，学生经常能从店牌、广告牌、电视字幕、报刊杂志中找出错别字、病句，从家长、教师、同学、节目主持人的话语中找出不规范的、错误的表达。变大社会为小课堂，让学生带着语文课堂的收获走向社会生活，这样，一个“在学中用，在用中学”的良性循环系统就产生了。
五、结语
总之，语言来源于人类劳动，也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通过关注学生生活世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让学生在已有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来学习语言，着眼于他们看到乃至体验到的真实的生活世界，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学习语文和在社会生活中实践语文，从而让语文教学渗透生活，让语文教学返璞归真，在语文学习中体现语言学习的以人为本理念。虽然，我近两年来的教学实践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仍有许多环节需要继续去探索，从而让语文与生活结伴同行，让语文因生活而精彩，让生活因语文而辉煌。
作者：滕玉华 单位：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草碾小学
一引言
《笨人晚宴》是一部意味隽永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叫蒂姆的年轻人为了讨好上司不得已参加了一个叫“白痴之宴”的活动。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群完美的“白痴”结伴赴宴，届时评比谁带去的同伴是白痴之最。在晚宴的前几日，蒂姆偶遇了傻里傻气的国税局职员巴里，并“邀请”他与自己结伴赴宴以讨好自己的老板。但巴里虽然看起来愚笨，却意外地让蒂姆的老板出尽洋相，在晚宴上制造了轩然大波。从影片的名字来看，《笨人晚宴》讲述的是一场由上流社会举办的盛大晚宴。但从晚宴“邀请”到的嘉宾来看，所谓的晚宴不过是用来嘲弄和耻笑他人智商的恶意舞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笨人晚宴》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当代美国社会栩栩如生的众生图。正如影片的编剧之一汉德尔曼所说：“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正在解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最难得的是还维持了不多见的逼真感，让每个人在大笑声中，慢慢地寻求和体会每一个人物表相下的最为真实的自我。”
二杂陈百味的社会现实
1小人物的无奈人生看过影片的观众会发现，晚宴本身并非影片的重点。导演真正想呈现给观众的，是至纯至真的巴里。在影片中，巴里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他供职于美国人最痛恨的机关———税务局，每天做着最无聊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因妻子跟自己的主管———号称能控制他人、特别是能控制巴里灵魂的瑟曼有私情而离婚。应当说，巴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性人物，在他身上充满了小人物的艰辛与平凡。巴里的智商不高，却总以他一贯的、滑稽的“乐观”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在影片中，琐碎平淡的日常小事在他的身上都可以演绎成笑料百出的剧目，吃饭、开车、睡觉……这些观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场景，由于有了他的存在，都变成了一出出让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剧。在观众的眼中，他的处世之道、待人之理处处显示出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感觉到他成人的外表下面隐藏的是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童的心。但是，在影片中巴里的角色却是最为丰满的，虽然他外表疯癫，头脑不会转弯，甚至看过影片的观众还会觉得他的身体和意识形态里竟没有任何野心、斗志或世俗的东西。但就是这样一个愚人，却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简单从容地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并采取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在巴里看来，世界本来很简单，是人们把它弄复杂了。所以，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不管巴里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搞砸了一切，他的初衷都是好的，他想给蒂姆提供善意的帮助，尽管最终的结果是直接颠覆了蒂姆的生活状态。或许，这就是一种小人物的人生无奈吧。再说影片的另一个小人物蒂姆。在遇见巴里之前，他似乎正过着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时尚华丽的装扮、令人艳羡的保时捷座驾，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如果不是向女友求婚多次被拒绝，蒂姆的生活应当算是当今美国社会大多数年轻人梦想的状态了。但是，这些外在的浮华终究难掩小人物生活的无奈。影片中，观众看到的是一连串的麻烦事———事业陷入窘境，爱情险些夭折，就连心爱的豪车也被人砸烂。这个世上难道还有比蒂姆更无辜的小资产阶级吗？但是，蒂姆却实实在在的是美国千百万小资产阶级生活的缩影———小如意，不如意，被挤压，挤压人，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2富人的畸形价值观以蒂姆老板为代表的上流社会的富人们不是影片的主角，但他们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代美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畸形价值观。他们富可敌国，拥有权力、地位等小人物们所幻想拥有的一切。但他们却被这些人生附加值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不知道究竟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快乐幸福的人生。于是，为了寻求所谓的快乐与幸福，为了找寻能填充内心空白的事物，也为了花掉那些多到不知道如何去花的金钱，他们的灵魂被扭曲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观众得以看到，在所谓的上流阶层中广为流行的一种庸俗糜烂的、变态的价值观———以嗤笑他人的智商情商为乐，以操纵小人物的人生为荣。因此，这场晚宴变成了一幅美国上流生活的百丑图，而巴里则成了不停搅动现场，以喜剧效果让那些贵族们以真面目示人的“鲶鱼”。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又何尝不是一次严肃而发人深省的现实披露呢？只不过影片用诙谐幽默的基调对此加以包装，让哲思与惆怅在搞笑中慢慢地渗透，让观众在大笑之后反复回味个中滋味。
3伪艺术家的装疯卖傻影片中，与上流社会富人们相得益彰的还有一个叫凯兰的伪艺术家。之所以冠之以伪艺术家的名号，是因为看过影片的观众一定会感觉很难将艺术家的称谓赋予这样一个满嘴脏话、有不良性嗜好、行为无比怪异的人。他用动物的粪便作画，把胳膊伸进临产斑马的阴道去“感受生命”，以“让人恶心”为作画的最高标准，就是这样一个装疯卖傻的画家，险些毁掉了蒂姆的爱情与幸福生活。观众也许会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勤奋踏实的人们得不到好的归宿，真诚善良的人们承受着多舛的命运，而那些疯狂变态的群丑们，却享受着无比惬意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导演所要呈现给我们的百味人生吗？事实上，随着影片情节的不断推进，我们不难发现，导演想要向我们呈现的，并非是这种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更多的是当美国大众消费时代的物质生活逐渐失去精神基础后，社会上所弥漫着的精神空虚以及随之而来的、以消极的物质享受和变态追求来填补空虚的畸形价值追求。
三真实温暖的生活写照
1像孩子一样感知世界世间万物皆有存在的理由。世界是否美好，取决于人的生活态度。影片中，巴里是一个有着孩童般心智的人。他善良、诚实、单纯、有梦想、兴趣独特，他喜欢替人着想，对朋友更是倾尽全力、义不容辞。可是，他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而不自知；他会一片好心却总是把事情弄砸；他会热心地帮助你，但却让你一发不可收拾地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会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帮你分析，直到把你也拖进奇怪的逻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弱智的人身上，保全了人性中最为美好的特质。对巴里而言，再复杂的人生在经过他那颗淳朴到原始状态的头脑过滤后，都会变得清澈透明。事实上，巴里绝对不是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他只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化程度低的人。所谓社会化，是指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和行事规则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标准。因此，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属性，是人们从事社会交往的基础。影片中，巴里之所以被归类于笨人，正是因为他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当人们都按照社会的规则规范行事时，巴里却只活在老鼠的世界里，他用自己的规则生活，与人交往。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够像孩子一样感知世界，并善于发现一切旁人看不见的美好。相信看过影片的观众一定会对晚宴上巴里的“梦想家之塔”有着深刻的印象。猴子、莱特兄弟、三明治伯爵、文森特•威廉•梵高、路易斯•巴斯德、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埃维尔•克尼维尔这些在旁人眼中原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人竟然都爬上了那个既有趣又鼓舞人心的“梦想家之塔”。其实，透过巴里，导演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放上了一份天赋，哪怕是一个笨蛋。而人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份天赋发挥出来，只要你敢于梦想，并且坚定信念地去努力，即使是一个笨蛋，也能创造出奇迹。
2像“白痴”一样敢于幻想在晚宴上，巴里的“梦想家之塔”为蒂姆赢得了人气，而那段关于梦想和梦想家的演说更是折服了千万观众的心。“梦想家之塔”告诉我们，所有伟大的梦想在最初未被人接受时，都只是人们眼中的幻想。可正是因为这些幻想，猴子可以直立行走和开口说话；因为幻想，莱特兄弟能让比空气重的胶合板飞上天空；因为幻想，世人有了夹着生菜和番茄的三明治；因为幻想，只有一只耳朵的梵高成了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幻想，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巴斯德灭菌；因为幻想，本杰明•富兰克林让我们认识了电；因为幻想，埃维尔•克尼维尔成了美国人眼中的超人。所以，巴里的演说向我们证明了成功的人在取得成功之前都可能曾是人们眼中的白痴。只不过，他们没有在人言可畏的世俗中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梦想，奋勇前行。因此，人生就要敢于幻想，哪怕我们的梦想在别人的眼中只是痴人说梦。应当说，像“白痴”一样敢于幻想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色。而《笨人晚宴》之所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影片向人们阐释了一种好莱坞擅长的“弱者”的精神优势，一种单纯的、如孩子一般的执著，一种被广为推崇的美德和精神文化。这种精神优势绝不仅仅是一种顽强的精神，更是变成一盏指引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明灯。而有了这盏灯的指引，即使是最普通的美国人，也能敢于幻想，并为之不竭奋斗。
3像蜗牛一样向上爬美国不是天堂，但美国处处都是成功的机会，这是“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在美国人的眼中，成功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事实上，美国社会中有着许多像我们一样的小人物，如蒂姆。影片中，他开着豪车，住着宽敞的大房子，可是，这些外在的浮华几乎把他拖成了负资产。为了继续舒适的生活，为了向女友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能够“从六楼升到七楼”，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爬，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出卖自己的良心。蒂姆绝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坏人，尽管他为了讨好上司而不惜利用纯真善良的巴里。其实，更多的时候，导演想向我们展现的，是在以蒂姆为缩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人性的残缺，是一种共有的让人同情的气质。他们自恃精明，他们拥有房子、车子、家庭、地位，这一切是那么真实，真实得逼迫着人们一步步像蜗牛那样向上爬。事实上，蒂姆的人生轨迹里处处影射着美国人常常津津乐道的“美国梦”，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众所周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主导价值观，这种强调个人自我设计、个人奋斗、追求个人价值最终实现的个人中心主义是美国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讲，影片《笨人晚宴》真实地展示了传统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底蕴。
4像初恋般珍惜爱情在《笨人晚宴》这部片子里，爱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因为蒂姆所有行为的初衷都是为了茱莉，为了他们的爱情，为了共同的美好生活。茱莉是蒂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为了茱莉，他才会拼命地想要升职，惟有这样，他才能让茱莉觉得自己配得上她。在影片的结尾，蒂姆终于明白，茱莉之前拒绝他的求婚并不是因为介意他的职位。他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茱莉就是他的惟一，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够每天在她身边醒来，能够每天都看到她的脸，他是多么愿意为了他们共同的、简单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爱情，这个好莱坞永远不缺的话题，在《笨人晚宴》这部影片里就这样以一种平淡却又温馨的方式诠释了。其实，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管我们正在经历的情感是生命中的第几次，都且珍惜它，像珍藏初恋一样。因为生活是平淡的，幸福是真实的。
四结语
《笨人晚宴》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可观的票房，也不仅仅在于它给观众带来了多少欢笑，更多的是因为它向观众展现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群像。社会名流、平凡小人物，乃至晚宴上身怀绝技的“笨人”们，他们和他们身后延展出的精神意象与价值观念，让我们在有限的一个半小时里窥视了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的繁华。幽默是短暂的，而幽默所营造的氛围和深度却是持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笨人晚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喜剧，它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多方位诠释必将引发观众的深刻思考。
一、教育民主化、学术自由化。
熊佛西辗转到达四川，立刻开始导演(《后防、((吴越春秋》、((放下你的鞭子))、((中华民族的子孙、((抗战儿童等剧。为了让话剧演出活动伸入到社会各个角落，熊佛西意识到培养更多的专业戏剧演出人才是目前首当其冲的任务，他便向当地政府提出办一个戏剧学校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这个学校还要附设‘表证剧团’，一个农村演出队，以配合抗战。由于这些话是如此的‘堂皇公正’，又是在大庭广众中提出，便顺利地被批准了。”(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熊佛西终于实现为人民办学，为社会办学的愿望，四川I省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于1939年8月成立，熊佛西任校长并兼任戏剧概论、编剧课的教学工作。“省剧校”成立之初，招收各类学生七十余名，学校口号为“本艺人的热情，守军队的纪律．以戏剧为教育，完成心理建设。”校训的中心思想即勉励每一个人，做爱国、正直、好恶分明的人。“向前进，向前进，我们是戏剧铁军，严守集体的纪律，抱着火样的热情，坚守志向，勇往前进!”从校歌歌词就可看出：熊佛西希望将学员们培养为一支“铁的队伍”。在此期间期间，熊佛西坚持“教育民主、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他聘请当时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名人来校任教，如任钧、张季纯、陈白尘、丁易、刘盛亚、汪漫铎等，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这些教师是社会上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对省剧校学生们进步思想的培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培养优秀戏剧人才，在最艰难的戏剧办学时刻，熊佛西仍然不忘图书馆建设是丰富学生知识的宝库，“不管什么学术只有在自由研究中显得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限制禁止是不对的”。(熊佛西：《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7页。)当时在省剧校图书馆里能读到古今中外各流派的书籍和理论著作，在白色恐怖的时刻，像(《资本论》、《联共党史》、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群众等民主进步书刊和革命书籍在社会上早已成为政治禁书，阅读或收藏这些书目可能面临生命威胁。而在熊佛西创办的这所“省剧校”图书馆里却可以自由借阅。省剧校学生刘沧浪在回忆时感动地说：“今天想起来，自己对戏剧文学有一定知识，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兴趣，爱好，确和当时在学校时读了那么多好的作品分不开的呵。”
二、发展多元化、办学社会化。
熊佛西将其在四JII的演剧活动和人才的培养，直接作为投枪与匕首直刺敌人胸膛。他说“我们固然希望我们的学生成为剧作家，演出家，舞台装饰家，但我们更恳切的希望他们成为脑到手到脚到，吃苦耐劳，以活动为中心的社会教育家，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来推动抗战救国的巨轮。”熊佛西要求学生成为踏实、有高洁人品的戏剧演员。因此，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把培养的戏剧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1939年他带领学生到成都演出《国家至上，演出将要开始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校带领士兵来捣乱演出，熊佛西将两个手榴弹绑在身上，到剧场门口守候，他说只要国民党敢来捣乱，就与之同归于尽。1940年，国民党为了监视剧校的办学思想，还专门派训育主任到学校监督，清理图书馆，检查来往信件，没收进步书籍，但熊佛西总是据理力争，在中共地下支部的支持下，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到了八十年代，原四川省剧校校友集会仍在追念往事：‘大家众口赞誉熊先生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对抗日救国为中心的戏剧事业作了贡献的艺术家’。”(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省剧校中的进步学生没有一个被逮捕，每当危险来临的时刻，熊佛西首当其冲站出来，为保护学生和他热爱的教育事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熊佛西把艺术、教育与实践融为一体，终生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从北京人艺剧专、河北定县农民话剧团到四川省立戏剧学校的建立，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戏剧学院继续培养话剧人才。熊佛西独特的教学模式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法则，时刻与时代相结合的演剧理念，对演员、导演的培养都走在时代的最前端，尤其是在办学中“通才”教育观的贯彻，他所培养的一大批戏剧人才，直到今天还仍然活跃在演剧事业中。熊佛西开创了我国现代话剧教育的先河，其人才培养模式对今天演艺人才的培养，仍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熊佛西在办学教育中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原则。“省剧校”的课余时间丰富多彩。每逢周末，学生们在简陋的舞台上，昏黄的油灯下，将话剧、曲艺同台演出，演出内容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形式多样化，如金钱板、打莲湘、山歌、民歌小调之类。学生们将这些演出节目加以改编，并将其与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既能自娱自乐，又能将学习的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学习知识，提高艺术修养，锻炼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专业教学培养之余，熊佛西将失学和失业青年集中起来，组成抗战表演剧团，经短期培训后，到各地巡回演出。坚持“我们的抗战戏，不但演给城里人看，还到农村去演给农民看”的宗旨。(苏枚整理：((遗爱在心永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会追念熊佛西校长记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
三、文艺大众化。教育全民化。
熊佛西对学生怀抱真挚情感，尊重与渴求人才，强调戏剧的目的是为人生，为大众，为社会的艺术。他一生辗转全国各地，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为话剧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一样，这些中国现代戏剧家们以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精神、以家国为重任的社会责任感，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珍贵的启示意义。陈寅恪先生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定为北大精神，那么今天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发扬这种艺术气节。尤其在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关注底层人民文化生活的今天，为现实服务的人道主义精神更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在四川各地的演出活动中，熊佛西一直坚持在定县开创的剧场创新的尝试。1938年，他带领三万多名成都小学生，为十几万成都观众沿街演出，“曾以整个成都当舞台，四十万市民当观众，二千多的学生当了演员”，演出队伍成了一条长长的火龙，“三小时的群众性街头演出活动，使几十万民众一直与演员溶合在同一气氛中受到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抗战必胜的教育”(辛慕：成都儿童：抗战儿童的筹备》，(《戏剧研究，1939年，第1期。)。将话剧演出与小学生们的爱国教育思想结合起来，对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剧中人物体现出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培养了一代爱国家、爱人民、有远大理想的新人。这支素有“铁军”称号的演剧队伍，在抗日战争威胁最严重的时刻，在熊佛西一如既往地带领下，艰苦地开展戏剧运动，在乡村演出一大批剧作。1940年冬天，省剧校由地下党领导，师生们一直参与很多与农民有关的工作，加上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剧校活动被当局觉察，经常被克扣经费，教师们好几个月拿不到工资，只能依靠典当物品为生，1941年春天，省剧校在四川省参议会强制命令下被迫解散。尽管这所抗战大后方的学校仅仅存在不到三年时间，但却在熊佛西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才，解放后有许多人成为我国戏剧界、电影界知名的演员和戏剧教育者。四川I省立剧校炮火中的成立，抗战剧团硝烟弥漫中的演出活动，一大批爱国学生的培养熊佛西抗战时代为教育事业不遗余力的努力，只要我们用心感受，始终能聆听到它在时展的长河里一路突奔、呼啸的声音，直到它汇入时代的洪流中。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教育应该始终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离开生活，离开社会，一切犹如空中楼阁。熊佛西的教育主张，正如廖奔所言：“熊佛西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戏剧教育事业，他把话剧这一艺术样式介绍到中国来，传播到知识青年中，普及到广大民众里去．使之在中国的社会变革、民众启蒙、素质改造、美育教育的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历史功绩标秉史册。”(廖奔：世纪纪念一熊佛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上海戏剧》，2001年，第4期。)因为与他一起的老一批教育家们在中国最忧伤的时刻，挑起重担，把教育带进生活，让教育与社会同甘共苦，使教育成为引领大众前进的锋锐武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教育，熊佛西在抗战时期的教育观、办学观、思想观，始终与时代同步，他将话剧教育的“载道”功能镌刻上了时代的印迹，开启了一扇现代中国教育事业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闪光风景线，也为我们今天举步前进的教育发展打开了一扇值得眺望的窗户。
我国的各类成人教育部门，担负着培养、教育跨世纪人才的重大历史责任，在跨世纪的时刻，对成人教育的各种社会功能进行重新审视，无疑具有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
一、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成人教育主要是对走上各自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它能直接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不言而喻，成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功能。
1．促进科技进步的功能。成人教育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成人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基地。通过发挥其教育的功能，成人学校能够为科技发展输送大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及创新提供人力、智力上的保证；其二，成人教育的对象大都是在岗人员，其中不乏一些业务骨干和技术能手，他们在成人学校学到的知识能够直接作用、应用到生产第一线，能解决生产、生活中丞待解决的难题，从而直接为科技创新服务，直接促进科技的进步。
2．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功能。这里所谈的劳动力素质，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及技术水平。
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可以看出，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其所受教育的多少：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的素质则越高；反之，劳动者的素质则越低。
通过一定阶段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掌握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也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判断、思维能力，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知识水平及技术技能，从而使他们的智力开发能够与产业结构、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对于已经从业的劳动者来说，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得到提高，经济也可以得到快速发展。
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
成人教育最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政治思想素质，以使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自主行为及判断是非的能力等符合规范、符合要求。这里，成人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指导功能。主要指成人教育有对人们的认识、思维、意识、情绪、行动等按照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进行调节和引导。
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新思潮纷至沓来，外来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外来意识，犹如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一齐涌入人们的眼前，令人眼花潦乱、目不暇接，在各种新思想、思潮面前，一些人往往茫然不知所措。
要使每一位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个人的努力不可或缺，家庭、社会、学校的综合教育亦缺之不可。就学校教育而言，通过对成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重视榜样、发挥典型作用的教育以及加强政治理论课与思想教育课“两课”的主渠道教育，无疑可以使陷入困惑的人们少一些瞒怨和指责，多一些理解、支持和参与，激励他们积极上进，不断进取。
成人教育通过对成人政治价值观念的不断灌输，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政治态度、观念意识及理想信念。
2．规范功能。我们知道，现在的成人学员虽然思想较成熟，言行较谨慎，但他们的意识、思维、行为等较之以往已有了较大改变，可以说现在的成年人是很有希望与潜力的一代，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煜煜生辉的地方。但是，由于年龄、家庭、知识水平等因素制约，在一些成人学员的言行中，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随着学习环境的逐渐宽松，成人身上长期积淀下来的不合规范的行为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原则上讲，成人学校对于所有成人学员在接受教育期间，对其学习、人际交往、服装仪表、品德、行为等都有比较明确、清楚的规范性条文予以规范和约束，同时，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要求等也对每个人意识、行为予以严格的规范，从而使每个成人学员的行为、言行符合规范和要求。
强制性的条文规范——刚性规范，对于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实属必然，也很必要，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对于制约成年人的行为也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柔性规范，能够让人们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应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背道而驰；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更不能违法犯法；“个人利益”的获得与实现，必须要受到社会公德及法制的约束和限制。
三、成人教育的文化功能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由于教育投资少，整体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仍是我国现实经济发展的潜在危机，所以需要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对于成年人接受知识、更新知识、学历教育及上岗培训等具有十分显著的功效。
1．传递功能。这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共同具有的功能。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通过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人类的文明得以延续，使我们的社会得以发展和进步。
在“传道”的过程中，教师要把各种有用的文化知识，传递、输导给成人学员，通过持久、深入、由浅入深地不断传授，可以使成年人在成人教育中吸收、汲取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及现代科技知识。在成人教育中，教师是文化传递的直接者，通过教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各种文化知识、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都会传导到社会成员的脑海中来，使他们充分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工作岗位担任特定角色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从而对他们的一生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受益无穷。
2．创新功能。作为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教师，对文化知识不仅有传递、解释、传承的义务，同时也有选择文化、创新文化、更新文化的责任。正如列宁所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革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不言而喻，只有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其中，不断地对旧有文化、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文化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
我们知道，成人学员是社会的劳动成员，也是社会某种职业的承担者，他们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而且也是为了改造社会、造福于社会，所以在学习中成人学员渴望学到良好的文化知识，和先进、有用的科技技能。
综上所述，充分认识成人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是成人教育走向健康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认真总结成人教育的实践经验，探索规律，为成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作好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服务。这是成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
“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是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环境风险同步进入高发期。创新落实“两个率先”建设目标，需要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但这与极其有限的生态环境资源之间存在矛盾，特别是人民群众对生存环境需求日益提升与短期内难以迅速改善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必将加重“保民生、保稳定”的压力。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地方禁、控、限项目呈现反弹、个别企业污防设施“开机迎客、关机送客”应付检查和违法排污、超标排污现象有所抬头的严峻形势，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环境执法效能水平，稳步构建和谐溧阳品位，是保障永续发展的睿智选择。
一、加强领导，创新机制永续效能
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了“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战略决策，这对加强环境保护监管执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重组和结构调整全面加速，促进了生态环境和环保监管能力建设投入力度，当然环境监管执法工作同时面临新的巨大压力，突出表现在：大规模集中投资建设压力剧增，短期经济发展与环境监管的矛盾更加突出；降低环保要求保发展、“两高一资”项目和企业以牺牲环境“捞利益”的环境违法等行为出现反弹；突发环境事件仍处于高发期。应对环境执法难、难执法，环境矛盾居高不下的严峻形势，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科学发展，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一要创新领导决策机制。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升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实效性。要快速扭转并切实增强经济与环保并重、同步、优先发展的观念和依法保护环境的实际行动，坚决有效践行科学发展观，在发展决策时坚决扭转重经济、轻环保的思维导向，要坚决杜绝以发展第一要务为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唯gdp论英雄的行为后果，切实减轻可持续发展的成本，有效提升经济发展效能、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效益，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全市环境质量。
二要创新环保责任机制。要强化落实环保目标责任制、问责制、追究制，将“环保一票否决”真正落实到各级领导的政绩考核和政府、部门年度考核、评先创优等各个方面，并通过量化指标真正达到与领导的评绩、职务任免挂钩，促进区域环保工作领导力度再强化，依法管理抓到位，环境监察升效能，优化环境促和谐。
三要创新环境监察机制。环境监察机构承担着一个地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的重任，其工作效能、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该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的优劣，环境安全程度的高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要切实加强环境监察机构能力建设，紧紧抓住扩大县（市）级人民政府权级管理范围的契机，创新举措快速扭转县级环境监察机构规格低、编制人员少、经费紧张、执法基础设施薄弱等现状，加大投入夯强环境监察机构的基础档次，加强培训快速提升监察队伍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环境监察执法管理能力水平。
二、拓宽思路，科学管理提升效能
应对环境保护任务加重、要求提高的新形势，环境管理必须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转变，拓宽工作思路，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构建平安环境。一要加大投入，夯强环境监管现代化基础。要在现已建成环境监控中心、4座水环境自动监测站、3座大气自动监测站和在重点企业安装28台水、气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的基础上，加大力度推进环境自动监控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点位环境状况“说得清”进程，并为有效实施区域环境补偿和“排污权”交易铺就现代化管理基础平台，促进环境监管科学化再上新台阶，快速提升环境污染事故和矛盾纠纷的预警控防能力水平。二要创新试点并推广“排污权”交易。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难，长期困扰着各地环保效能的提升。经济发展必将带来排污总量的增加，反应在环境容量局限性的矛盾将十分尖锐。加快探索试点、推广“排污权”交易，有利于促进排污单位积极主动提升科技发展的含量，科学实施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有效推动企业生态环境系统的优化改良。通过实施“排污权”交易，更有利于严控总量，盘活存量，促升发展。溧阳今年重点推进纺织、印染、化工、造纸、啤酒生产等行业试点“排污权”交易企业14家，要积极探索实践、总结提高、完善创新，进一步加大“排污权”交易扩面实施工作。三要创新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防举措。要务实把握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契机，强化探索创新控防农业面源污染新举措力度，快速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指导、激励发展新型农业规模化合作经济，发展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和绿色环保产业（品），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创收，环境优化。
三、优化服务，科学减排促升效能
在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和经济转型期的今天，环保工作的重点必须转向控减污染总量。要以科学发展理念积极指导和帮助管理对象规避环保风险，提高生产科技能量和控污技能水平，精准实施iso14000认证、清洁生产审核和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提升企业环保诚信度和品牌档次。要创新实施《溧阳市循环经济规划》，认真总结在对42家综合能耗3000吨标准煤以上企业强化监控措施，淘汰落后用能设备68套，强力实施“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等污染减排工程措
施，连续三年完成上级下达的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任务，以及已通过循环经济建设试点审核企业10家、清洁生产审核企业58家、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62家、建成市级环境友好企业3家的实践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不足和急需完善的措施，创优指导和服务企业提升环保诚信品位促发展。同时积极帮助企业向上争取发展循环经济和污控项目的环保资金补助，形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互动推进节能减排的良好氛围，优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多措并举，强化执法维升效能
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依法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要预警防范抓创新。要创新实施环境现场监察执法由“单一作战”向“综合立体作战”推进，着力扭转“走马观花、被动应对”向“聚焦重点、主动出击”转变，合理运用“蹲点式、伏击式、回马枪式”等监管执法方式，力争做到检查全面不缺漏，违法现行抓实证，同时加大节假日和夜间巡查、突击抽查力度，充分发挥其隐秘性、机动性强的优势，有效防范排污企业打时间“擦边球”偷排或超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加强并同时科学合理安排特发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实战演练，确保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和区域环境安全。
二要重点监管上水平。重点要在推进、指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限期整治污染、实施雨污分流、排污口规范化整治的同时，强化推进排污口安装流量计、cod、so2在线监测仪等高新技术污染监控设施，以及重点区域水、气环境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并纳入环保部门污染源远程监控管理网络体系，真正做到随时掌控污染企业的排污情况，区域环境状况“说得清”、管到位。
三要环境执法严到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发展带来环境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深度叠加和环境保护“执法难、难执法”的严峻形势，环境监管力度不能削弱而必须加强，环境监管尺度不能放松而有必要控紧，坚决扭转“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弊端。对环境违法事件的处理，坚守首犯教育优先、处罚为副、整改到位原则，对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影响和经济损失的，坚决实施加倍征收排污费、上限罚款、限期停产整治、直至关闭等行政处罚措施；对造成特别重大环境影响的业主、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要依法采取行政或刑事处分措施，促进营造自觉依法保护环境的氛围。特别要创新实施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执法管理制度，能量化的坚决量化核准到位，该曝光的坚决曝光到位；进一步深化推进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日报和企业环境信息行为公开化等制度，不断创新环保工作公众知晓率，提升民众保护环境的参与率和监督水平；完善优化环保信息的部门、银行互动协作机制，扎实提升保护环境的执法效能。
四要科学运用税收杠杆引导调控环保行为。
要创新增强现行税制的生态保护功能，针对现行税种存在的适当性差、征收范围过窄、税负偏轻、减免过宽等缺陷，特别是有些税项对保护资源、控防环境污染起反作用的，要积极探索创新，完善加强税制立法，税种设定、范围设置、税率额度等的定位要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进一步增强现行税制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有效发挥环境成本在调控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完善加强现行税制立法，探索开征环境税，依法强化税收征管力度。要尽快通过修订完善现行税法，使税收征管真正体现调控人与自然和谐的巨大杠杆作用，逐步过渡到环境税征管到位。要通过加大依法征管税收到位力度，在全面促进依法保护环境的同时，提升环境污染防治基金的筹集水平，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步伐。依法强化税收征管尤其要在调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生产、经营产品和不法污染行为等方面创新举措，让环境成本以科学合理的税额融入投资、经营和消费成本。要结合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调整、控制的高能耗、高污染以及限制消费的行业和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加大以高税率征管力度，促进走科学发展之路。要加强税务、环保部门的互动协作，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经营行为、长期不能稳定达标排放污染物的单位或经营者，税务部门应依据环保部门的行政执法事实，对其课以一定期限、提高税率征税，并免除其享受减税或免税政策待遇；对长期守法的企业、经营者，予以减税优惠奖励。要结合生态市建设目标，加快实施生态植被恢复和有利于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节约与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取消或调整不利于保护环境的优惠政策，合力推进转变科学发展理念，有效规范依法保护环境行为，全面促进绿色和谐社会建设。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瞄准重点，攻坚克难。依法行政，统筹兼顾。创新举措，共促“双赢”。
粤教版思想品德教材图文并茂，体式新颖，以其独特的编排风格和鲜活丰富的内容引导学生感悟人生的意义，认识和解决成长中的系列问题。该教材特别注重学生的生活经验，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以清新、亲近的魅力吸引着学生，体现了在生活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长的教育新理念。因此思想品德教学必须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将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新课导入生活化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是学生获得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动力。浓厚的学习兴趣可以使人的各种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有效地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自觉地集中注意力，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去。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学生感兴趣的、为他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入手，使新课导入生活化。
以八年级思想品德《明辨是非》一课为例，我将取材于学生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打抱不平引入课堂，学生感到亲切，兴味盎然。我随即抛出一个思考题：到底什么叫打抱不平？并把电视连续剧《水浒》中的主题曲中的歌词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引入课堂，让学生充分讨论，最后得出打抱不平应该是正义感的体现，说明案例中的当事人不能明辨是非，没有正确的是非善恶观。接着又引导学生联系生活中的实际，讲述自己看到或听到的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实例，自然而然地导入新课。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学生带着浓浓的学习兴趣与我一同进入新课教学活动。
二、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生活化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民主、宽松、和谐的环境里，在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中，学生的情绪容易受到感染，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教学，自主大胆地进行探索。此时学生的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容易产生联想，产生灵感，容易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容易获得创造性的思维成果。要达到上述目的，教师应给学生创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教学环境。
教学实践表明：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特征采用生活化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课堂收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同样以《明辨是非》一课为例，当师生共同进入新课学习后，师生之间就开始以自由畅谈的形式展开教学活动，围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要树立正确的是非善恶观这一主题，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谈各自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做的，从中体会选择善良正义的人作为自己的榜样的重要意义。整堂课师生始终是在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中进行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情境设置生活化
法国教育家卢梭认为：教育应让学生从各种活动中、从生活中进行学习，通过与生活实际相联系，获得直接经验，主动进行学习，反对让学生被动地接受说教，或单纯地从书本上进行学习。创设教学情境就是模拟生活，使课堂教学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以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思考，是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内在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
创设情境所选用的材料必须是与课堂教学内容有着内在联系的、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真实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材料。例如，我在执教八年级上册《自尊自信》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设置了两个直观的生活情景。一是在公共汽车上，一名中学生坐在老弱残疾专座上，旁边站着一个老人。二是一名学生拿着一份调查问卷表向一个老人做调查：老头，填个调查表好吗？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学生通过讨论交流感受，得出了尊重他人就能得到他人的接纳，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的结论，同时学生也体验到了礼仪的重要性。这样，巧用教材内容设置情境，设置出人性化的教育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学生，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此外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向校园、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英国学者麦克菲尔指出：
任何道德教育课程如果局限于教室里，不指向社会现实，实质上不是道德教育，是非道德教育。因此，在课前或课后，教师应该有目的地要求学生开展采访、调查、访问等形式的实践活动。以《匿名世界的游戏规则》为例，我在教学之前，首先让学生做了一个社会调查：让学生去调查社会上或身边经常上网的人，调查他们上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上网，上网的后果等。然后让学生根据调查采访的资料，写一篇《我们如何正确上网》的调查报告。学生通过实际调查采访，认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从而也明确自己今后该如何上网。这样处理教材，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又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了体验和感悟。
思想品德教学，须让学生用心去经历，用心去体验，体验生活的酸甜苦辣，体验他人的奋斗与幸福从而真正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丰富他们的情感世界，继而在生活中真正树立自己正确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最终达到思想品德的课程目的。
摘要：日本的文化和精神极具特色，主要由中国、欧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混合而成。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吸纳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民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日本正是依靠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精神特质，踏上了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正如戴季陶先生所说：我确信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这“信仰力”的作用，足以使他无论对于甚么事情都能够百折不回，能够忍耐一切艰难困苦，能够为主义而牺牲一切，能够把整个民族打成一片。
一.日本人的服务意识
在日本，在任何场合是不用担心“露怯”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有详细说明。在新干线的列车上，每个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车厢和周围几节车厢的设施，注明厕所、垃圾箱、电话的位置，这些设施都用图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图案，在燃烧的烟头上打上斜杠的图案，在说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别说明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厕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日本的地图也十分周到体贴。走过一两条街，在街口就会有一张指示周围区域的地图，地图的设置不是上北下南之类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冲着地图，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边、左手边是什么，有人戏称，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图。
日本的饮食可能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胃口，但进日本餐馆点菜却绝对没任何担忧。每个饭馆门口都有一个橱窗，里面是用蜡做的仿真的食物，展示出来的食物内容、形状、数量和实际端出来的完全一样。橱窗里没有陈列的，还可以看餐馆内的拍成照片的菜谱，吃什么菜、需要多少钱，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二.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在日本上街购物，面对满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用辨别真假优劣，日本没有假货，尽管放心购买。从外表看两条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一条标价2000日元，一条标价20万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万的则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标价，消费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档次和实际价值。
仅仅用不卖假冒伪劣产品来评价日本，恐怕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几乎已深入到骨髓里。在日本，房地产商销售的都是装修好了的房子，入住时甚至只需买一盏灯。房子在住了一两年后出现木门、木地板变形、墙皮开裂之类的“事故”根本就不会发生，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商在10年内会给予免费维修。所以日本人家中木地板、墙壁、厨房、卫生间都平整、光亮如新，即使住了很久给人的感觉也好像是刚买的房子。
在日本，最舒适的是上厕所。无论是在饭店、商场，还是地铁车站或街边小饭馆，进到任何一家厕所，墙壁、地砖、卫生洁具等都锃亮洁净。没有诸如水龙头跑冒滴漏，也没有马桶漏水或厕所门插销坏了之类的“别扭”之事，而且厕所均无异味。日本公共场所的厕所很少见到有人站立一旁随时清洁，那么厕所是怎么保持没有异味的呢?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洁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洁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将污物冲洗干净，三是下水道设计得非常科学，不返味。
铃木三惠子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她说，如果美国人首先发明了电梯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满足于电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会改造它，让电梯在停靠时，与楼层完全处在同一平面上。这里的确体现着日本人人本关怀的精神。
三.日本人的自律意识
日本是地铁极为发达的国家，在东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从地面上任何一栋高楼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铁车站。去往较远的城市时，还有高速的新干线。但无论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还是在新干线的火车上，都见不到一点垃圾。在车站站台，会经常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饮料空罐、废报纸等各种垃圾下车，并将这些垃圾分好类后投进垃圾箱。
排队是日本的一景。乘车排队、在公园里游乐排队、去餐馆吃饭排队、上厕所也排队。即使在一些大饭店一楼的厕所也常常排着长队(在日本，宾馆、饭店、写字楼等厕所都免费向社会开放)。到此“方便”的过路人只要看见厕所大门外有一人等候，就会跟随在后面排队，从里面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那安静和耐心的样子很难看出来是急着上厕所的。在日本乘滚梯也排队。所有站在滚梯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靠左边站立，留出右边的通道给那些在滚梯上有急事需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个有趣的景象是许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没有拉链的。手机、钱包、照相机等一览无余地放在敞着口的包里。女孩们就拎着这样的包挤地铁、逛街。与此相同的另一个景象是，在东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鳞次栉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摆到了大门外，既没有工作人员看守，也没有防盗磁、防盗门之类的仪器把守，但据说失窃率并不高。
四.日本人的未来意识
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着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这种文化高度的和谐值得我们深思。
【内容提要】文艺源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艺源泉被狭隘化。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之说是对文艺源泉论的补充，但胡风派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谐”的一面。文艺对象应当包括个体生命的各种存在方式。文艺创作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直接来源是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解释，是个体生命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文艺源泉论/社会生活/生命体验
【正文】
一
文艺源泉论是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是文艺思想的主导和核心；那么，强调社会生活作为文艺源泉的惟一性则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和前提。
单从哲学本体论讲，的文艺源泉论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从亚里士多德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一切唯物主义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坚持文艺模仿或再现现实。自马列文论产生之后，文艺反映生活的能动性又受到重视。作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文艺家的主体作用，他有关文艺高于生活的六个“更”字便突出了这种主体能动作用。不过，文艺源泉论的逻辑重点还是在于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现实社会生活的第一性、本源性，而这几乎是所有唯物主义者的共识。那么，的文艺源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在于他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内涵。将工人、农民和普通士兵这些最基层的人民大众的现实革命斗争、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文艺创作的主要对象并从理论上予以旗帜鲜明的倡导，这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文艺源泉论与其文艺功能论是密不可分的。
在的文艺观念里，工农兵群众既是文艺家师法的对象，又是教育的对象。其实，也是相信精英文化及其对群众的指导作用的。心目中的精英，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精英文化，便是无产阶级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般精英文化论者不同，认为“精英”不能脱离群众。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估计过低，这主要是因新中国建立前后他曾发起一次又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然而，本人即是知识分子出身，他虽未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精英，但他似乎也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准精英”的。“准精英”要变为真正的“精英”，必由之路便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深入工农兵群众，了解工农兵群众，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没有文化的人民群众中去。要当群众的“先生”，先当群众的“学生”。当群众的“学生”，实即了解群众，了解其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学习其朴实的生活作风，在这一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去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最终还是为了当好教育群众的“先生”。从工农兵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也是扩充文艺精英队伍之一法。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收效并不太理想，要教育民众还得主要依靠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一直不太令他满意。为此，新中国建立后他一方面试图改革学校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继续号召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一切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兵，强调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实践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要求文艺家深入到工农兵中去，是文化建设的一种策略：他希望作家、艺术家通过这种“深入生活”，真正具体、细致地了解劳动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创作出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又体现出无产阶级新文化精神的作品来教育群众，从而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二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文艺思想既有其一贯性，又有较重大的不同之处。之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说明了文艺“高于生活”，但更强调“源于生活”；之后，特别是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的1958年以后，他虽然仍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却更突出了文艺的思想精神即“高于生活”的一面。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建国前后的不同命运即映射出文艺思想前后期的不同侧重。40年代的特别重视“实事求是”，赵树理式的从农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作家由于特别熟悉农民生活，其作品形式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正合乎的文化建设思想和文艺功能观。然而，建国之后的，理想主义精神逐步压倒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希望文学作品能塑造出充分体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农兵形象，而赵树理的“吃不饱”、“小腿疼”乃至小二黑、李有才、孟祥英之类皆难当此重任，所以，“山药蛋派”从体现“工农兵方向”的文艺先锋沦落为“中间人物论”者。于是，塑造出萧长春、高大泉之类人物形象的作家浩然理所当然地取代了赵树理的位置。
的文艺源泉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抹杀；然而，它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其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但在后来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工农兵的生活几乎成了文学创作的惟一对象。以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在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三十年的大陆文学中很少见到。题材的相对单一不能说与这种文艺源泉论无关。胡风派提出的“到处都有生活”之说正好弥补了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或偏颇。胡风并不否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认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应当是一切人的生活和斗争，不只限于工农兵。从哲学本体论讲，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并无二致，甚至在广义的文艺功能观上，他们也有一致之处，即强调文艺要教育人民，要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文艺的具体社会功能上，分歧就出现了：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政治，配合阶级斗争，而胡风仍坚持“五四”时期鲁迅倡导的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功能观。他认为，文艺的作用不在于向民众灌输某种具体而现成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强化民族精神，医治民众“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激发其生命的“原始强力”。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胡风反对将“人民”神圣化，他更偏重于把群众看作改造和教育的对象，虽然改造、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之服务。因而，胡风文艺思想的思想启蒙色彩远远浓于政治教化色彩。正因重思想启蒙，胡风历来主张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冲突及人物自我的心灵搏斗，即各种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人生准则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表现人的奴性与原始强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表现得异常复杂尖锐甚至惊心动魄；他们反对把人们的思想及命运转变简单化，反对把转变简单归结为外力作用。路翎对李季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的批评正体现了胡风这一文艺思想。其实，依照文艺思想，《王贵与李香香》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用形象的方式证明“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的政治道理，这同《白毛女》证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样，达到了用革命道理教育人民的目的。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虽未必能激发农民从精神上真正脱胎换骨，具备真正的现代意识，但却能激励其积极踊跃地参加到革命斗争中来。除了对文艺具体功能的理解不同，对“社会生活”的具体理解，与胡风的文艺思想也不相同。相比之下，茅盾本人的小说虽大多不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因而不能成为体现文艺方向的样板，但他对文学创作对象的理解同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都是从社会科学家或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将社会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将人看作阶级的人、群体的人之一员，从群体来把握个体；而胡风派看重的是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他们是从个体生命出发来理解民族与阶级，理解民族性与阶级性的。从这个角度讲，胡风对文学创作具体对象的理解更符合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更具有现代性。
但是，胡风派对生活的理解仍有过于片面化之嫌，他们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和谐”的一面。将社会生活理解为个体生命的具体存在固然有其真理性，但文艺表现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领域要比“人生搏斗”广阔得多：它可以是一种生存状态、生存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或对人类生活与生命的一种感悟与理解，或人的一种感觉、直觉、情感或情绪、心境。对于诗歌来说，表现对象就更多是一种人生的感受与体验，或一瞬间的感觉与思绪乃至幻想、直觉。其实，作为诗人的与作为小说家的茅盾，都是很懂创作规律的，他们的成功之作并不去图解政治观念，而是表现了自己对生命的感受与思考。“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都是作为革命家的诗人真切而独特的生命体验。“战地黄花分外香”，“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固然是政治家和革命战士的体验，“人生易老”却是所有曾经沧桑的个体生命共通的感受。既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惟一源泉，又肯定“诗言志”的古训。“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命题既可作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可作唯心主义的解释。如果把“情”、“志”当作文艺的终极源泉，无疑属于唯心主义；但若把它们理解为文艺的直接来源，则并不违反唯物论：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才“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的。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可大致表述为：生活情志艺术
依照这种思路，对于现代西方的各种一直被称作唯心主义的文艺观，比如直觉说、情感表现说、本能说等等，我们若扬弃其哲学本体论部分，而把各种非理性的主观因素作为文艺创作的直接来源之一，也许更接近文艺的审美特质。文艺表现直觉、本能、潜意识等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领域，它反映的仍是人的生活；不过，这不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而是人的内在生命体验，而且表现的是19世纪以前整个世界文学史极少涉足的领域。如此说来，真是“到处都有生活”了！不是吗？卡夫卡和加缪们虽未深入工农兵，却也创作出了具有真正“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
关于社会生活是文艺作品的惟一源泉的命题具有永久的真理性，作家确实需要了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只是我们不应把终极源泉理解为直接来源，把“生活”局限为工农兵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使现实主义作品，其直接来源也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或解释；所有职业，所有阶级、阶层的个体生命的生活或生命体验都是文艺作品的直接来源。那些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作品，其价值就在于将以往很少被人关注的那些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进行了正面表现。我们衡量古今中外一切作品价值的标准，应当是看它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深刻不深刻，或对生命体验的表现真切不真切、独特不独特、精彩不精彩。
我这里特别指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作家们与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在对待文艺源泉问题的看法上是并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他们不论把人类现实生活理解为异化还是荒诞、多元，都承认作品表现的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并不认为文学作品与作家、与现实生活无关。他们对上帝之死、对两次世界大战、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之类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耿耿于怀，没齿难忘，这些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形式的冒险正是为了表现生命体验的独特。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对于探索文学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功不可没，叙事学理论填补了以往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空白。但一切形式主义批评的致命弱点是割断了作品与现实生活、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关系，将文本看作是与生活无关的独立自足体。这违反了文学创作的实际，违反了艺术的真正规律，因为作品总是要传达某种社会文化信息、表现作者的某种生命体验的。作家单凭掌握花样迭出的讲故事技巧，是创作不出优秀作品的。创作优秀作品的关键在于独特生命体验与高超艺术技巧的融合。
作者：李佳单位：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南宋时期，宋廷迁都杭州，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海丰经济社会向前跨越。海丰与外地的经济贸易活跃，主要运销的就是海盐这一地方特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文化发展。《海丰县志》载：“邑东南十里为和丰滘，二十五里为新滘，一望沃野，水道不通，疍民有东西溪之别，宋师将舟至凿通之，闽广盐商诸泊聚于此。”
可见，海丰当时已成为福建广东渔盐商家汇聚之地，反映出海丰经济因盐商贸易而繁荣的景象。宋代海丰盐斤（盐）除运销两广外，还远销江西、福建、湖南等省。销售方式有“官般”与“通商”两种。
这一时期，汕尾地区的居民主要为主户和客户。所谓主户，就是当地的越族居民；而汉民则称为客户。原住民是自秦以来，历经多次战争劫难而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为疍民。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疍，海上蛮也，以舟为宅，采海物为生”。这些疍民们以舟船为房屋，以渔猎为生，传唱后世的汕尾渔歌也在宋代初步形成。南宋南宋地理学家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云：“一为鱼疍，善举网纶，二为蚝疍，善没水取蚝。”汕尾地区越民在北宋仁宗时期曾遭受灭族之灾，北宋名将杨文广南征海丰南蛮十八峒，将历代遗存下来的越族后裔驱尽杀绝，迫使一部分再次下海为疍，一部分则逐渐被汉民同化。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海丰县有纳税主户1878户，客户7186户。由此可见，在北宋中叶，汕尾地区海陆丰境内的中原移民人数已经远远多于当地原住越民的人数。
两宋时期，汕尾平原地区居民多数以村寨为居所。这些村寨规模不等，但基本都筑有灰沙夯筑的高墙，非常坚固，稍大型村寨四角位置都建有炮楼用以防御外侵。位于海丰县梅陇镇西北的宋代金刚围古寨，时为金姓居民住所，古寨门楼两边灰沙夯筑寨墙为原建，高3米、厚0.6米、残长40米。海丰县赤石镇双空宫岭下的羊坑古寨始建于北宋，古寨呈长方形，东西面宽73米，南北进深92.6米，寨墙为灰沙夯筑，墙厚0.65米，高4.75米。古寨四周墙角各有一个方形炮楼，南北向各有寨门，北向为正门，门高2.19米宽1.26米。以正门为中心是一条大巷通道，巷道宽两米，南北走向，全寨形成三道十一巷的整齐布局①。赤石镇中建于南宋末年的新城古寨，呈方形构造，面阔92米、进深114米，寨门有三，正门坐北向南，东西各设侧门。寨门门楼高6.5米、宽5.75米、进深5.4米。寨内四角边缘各建置一个方形炮楼，每个炮楼都有小门通向寨内，四周围墙亦用灰沙夯筑，高5米、厚0.7米，古寨设计高大坚固易于守卫。
南宋末年，宋端宗和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南逃广东，汕尾地区海陆丰一代因此留有很多宋军及宋臣史迹。1276年，宋军南逃广东至海丰甲子港欲从东溪往西溪而来，但水道不通，宋军遂凿溪连通东西溪，兵船得以通过，随西溪到达丽江浦。由于宋溪的凿通，为闽广盐业的交易创造了极为良好的交通条件，故此闽广盐商往往在此泊船进行贸易。1277年张世杰、陆秀夫等护送宋端宗等宋室进入陆丰甲子镇，驻驿于瀛江出海口的大胆山，待渡甲东，以图与文天祥南下义军会合，故而此山又被称为待渡山。汕尾地区人民在抗击元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忠心报国的忠义之士。
宋端宗众人驻甲期间，得到甲子进士范良臣进食劳军三日，赐之为承奉郎，渔民郑复翁率其两子及各方义士勤王，被封为都统，他们在其后的历次抗元海战中先后壮烈牺牲。
两宋时期，随着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以及宋元战火所导致的人口流转，广东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加速发展。汕尾地区在这一发展期也获得的了较多提升机会，社会生活、经济状况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