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4 11: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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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虽然油价大幅攀升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稳定，继续保持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这是28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9.1%。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7.1%，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全球通胀回升，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于收紧，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近来，包括IMF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发表的2004年秋季预测报告纷纷下调了对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如IMF预计，200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预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可能放缓。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2004年6月30日开始的货币政策转向。2004年6月、8月和9月，美联储先后四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点1%提高到目前的2%。有预测认为，此后美联储仍将继续升息，2005年年末将升至3%～4%。人们普遍认为，加息对美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将产生降温作用；二是增支减税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其GDP的3.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预料，在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和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未来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政策将以削减预算赤字为主，逐渐收紧。所有这些调整虽都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为根本目的，但短期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降温作用。IMF预计，2005年美国GDP增速将下降至3.3%。
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调。IMF预测，2004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为4.4%，展望2005年，仍然存在不少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首先，经济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开始进入自主增长的助跑阶段。如在《金融再生计划》等多种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04年3月日本11家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已经下降到5.2%，日本政府规定的将该比率降到4%左右的目标，很有希望到2005年3月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其次，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其政策立场是：只要通货紧缩继续存在，就继续实行零利率政策；即便消费价格指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也仍将继续保持这一政策数月，以确认通缩的彻底消除；第三，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进口需求未来仍将有力地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视。油价高企将增加企业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令政府无力扩大公共开支，美国经济减速将影响外需。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计，2005年日本GDP增速将回落至2.3%。
欧元区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与美、日相比，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缺乏活力，投资和消费增势微弱，出口又受欧元升值影响，200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IMF预计全年增长2.2%。明年，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缺乏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油价仍将继续困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欧盟正积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税制等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各项改革，欧盟东扩的新进展进一步扩大了盟内市场，欧洲央行在美国连续升息的同时又按兵不动，客观上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IMF预计，200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仍为2.2%。
俄罗斯和东亚经济将平稳增长。2004年，油价上涨和工业增长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俄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1%。展望2005年，俄罗斯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恐怖主义活动抬头将成为其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发生在俄能源生产基地之一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人质事件，将对俄能源出口战略造成冲击。同时，车臣地区的局势变化，也是影响俄经济发展的重要变数。IMF预计，2005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将回落到6.6%。
2005年，东亚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外需增加、内部需求的强劲增势以及区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预测，2004年全年该地区（日本、中国除外）经济将增长7.9%。2005年，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逐渐升高，美国加息影响东亚地区的资金流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财政失衡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东亚地区金融紧缩等不确定因素，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稍有回落，但仍有望达到7%。。
新一轮WTO谈判进展及前景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达成了框架协议，内容涉及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特殊和区别对待、技术援助、实施问题和发展等众多领域。该框架协议将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各方下一阶段谈判的基础，其签订意味着将重新启动2003年在坎昆停滞的谈判。
该框架协议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明确了今后谈判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许多棘手的、分歧较大的问题被搁置，随着谈判的深入，这些问题以及深层次矛盾仍将显现出来。
1.尽管发达国家原则上同意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并消除出口补贴措施，但取消的截止日期未定，这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或者发达国家拖延执行留下了余地；2.在本次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保证在执行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协助，因此后者同意启动贸易便利化规则谈判，而其他三个不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关于投资、竞争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议题被从多哈谈判议程中撤销。但这三个议题仍将继续成为今后双方斗争的内容。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想把这三个议题完全从WTO中撤销，但发达国家仍想保留；3.非农产品关税决议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他们希望至少采用一个较温和的关税 减让公式；4.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内容没有得到体现。日内瓦会议仍未能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特殊待遇措施，或解决他们在执行WTO规则时的诸多问题达成一致。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强烈反弹，跨国并购重组趋势活跃。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在欧洲，仅一季度并购额就达150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同期的3倍，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趋于活跃。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是国际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加快。流向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势头不断减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服务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时，以发行股票、债券及有价证券来吸引外资的证券融资方式也已成为新的热点，国际投资的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
二是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仍然没有改观。国际资本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巨额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升息的举措和不断攀升的美国股市也使大量外资回流美国。虽然亚太地区引资前景不断改善，东欧地区开始成为国际资金关注的焦点，但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现象仍未改观。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连续两年上升，2003年达到57016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69%。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公司上市转移到了西方国际金融中心以寻求更多国际资本，因而出现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倒流”现象。如拉美深陷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有大的起色，主要就是因为外资枯竭，无力偿还外债引起的。
三是发达国家撤回海外投资的现象已经显现。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产品行业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将部分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线撤回国内，主要原因是担心高新技术外流。此外，随着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产相同产品所需员工减少，工资在成本中的比例下降，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
四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上升阶段，大大增强了企业盈利前景和投资信心。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将为此展开一场新一轮的、世纪性资本竞争。如美国正对华尔街进行彻底改革，并不惜借反恐和竞选等非经济手段阻遏资本外逃，日本央行则试图人为影响股市，通过大幅提高日本股指的点位水平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日本。
国际石油价格走势2004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扬。以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现货价格为例，1～10月上涨近54%；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从56.37美元的高点急跌到46.1美元，目前仍在43美元左右徘徊。
预计2005年石油价格有望从去年的高位缓慢下跌。首先，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对原油需求增幅也将有所下降。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均需求量同比增幅将比2004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次，原油供给将小幅增加。一方面，两年来的油气开发投资会形成新的产能；另一方面，产油国将继续调升产量。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供给量将比去年增加150万桶/日（1.8%），其中欧佩克日供给量将增长2.5%；第三，困扰国际油市的若干重要非经济因素有望得到缓解。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已经在全民公决中获胜，继续执政至2007年1月，其国内因政权纷争而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结束，为原油的正常生产及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由于世界原油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又有所抬头，伊拉克局势仍有可能恶化，因此，仍存在投机者利用人们心理疑虑牟利的机会，即使油价下跌，空间也不会很大。
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中国策略综合分析，200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比较有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属于复苏中的回调，还不会出现趋势性改变；多哈回合谈判新协议的达成，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最突出的农业补贴问题；内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快速推进，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总体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趋于活跃，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继续加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此同时，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制订应对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1.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可能影响我国扩大出口的三大问题。
一是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摩擦不可忽视。以反倾销为例，2004年上半年，我国仍是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受调查总数达23起；二是针对纺织品配额将于明年初取消的情况，我国纺织品出口的一些主要市场正通过调整普惠制、提高技术标准和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手段，提前构筑新的贸易壁垒。2005年1月1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现行纺织品被动配额将全部取消。2004年我国出口纺织品中，配额产品数量约占总量的1/4，因此，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预计，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将增长近百亿美元。这必然会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三是外经贸活动中的非经济风险凸显。去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华商和境外贸易企业为目标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发生的焚烧华商店铺和仓库的事件影响尤其恶劣。
继续保持出口的适度快速增长，无论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还是防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进一步完善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鼓励更多的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基础上增加出口，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同时也要规范出口秩序，坚决制止个别企业低价竞销从而损害整个行业利益甚至引发国外反倾销指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分散出口市场过分集中的风险。
2.适应形势，优化结构，不断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恢复平稳增长和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我国而言，保持和稳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应注重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水平。
一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面向全球的 生产、研发、配套基地和地区性总部，吸引它们投资于农业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继续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三是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收购、兼并和投资基金、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投资。结合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参与和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探索并试行吸收外资发展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使服务业领域成为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四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疑虑，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好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长短兼顾，综合配套，确保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特别是石油，2004年全年净进口达到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37%。2005年，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高，而一旦各种不可预料的因素再度诱发价格高涨，则必然进一步增加我国进口成本，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采取长、短期兼顾的综合配套措施保障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国际标准化主席海因茨先生曾指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无不同全球标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后者保证了前者的通用性和互换性。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样对于标准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纵观标准化的发展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每一次标准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无不伴随着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标准化活动又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社会逐步走向成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除欧共体积极推进欧洲统一大市场目标的实现以外,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GDP为62045亿美元)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独联体联盟、维谢格拉德公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建立的黑海经济合作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1年建立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等。截至目前,世界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已达24个。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也要求标准协调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量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量的3/4,两国标准的差异极有可能破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因此,经济区域一体化内部标准的协调对于各国都是极其重要的,不相容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使各方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经济区域合作组织的标准协调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凡希望与欧共体国家进行贸易,甚至要想在其它市场上同欧洲公司竞争的各国厂商,都将感受到欧共体施加的新的市场压力。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使用ISO/TC176制订的ISO9000系列标准,作为其质量体系注册和合格审核的第三方认证方案的要求文件。美国和加拿大的标准化组织(ANSI和SCC)也积极推动两国的标准协调工作,就协调现行标准的技术要求和制订两国共同标准(binatinoalstandards)积极努力,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相互的标准协调和质量体系及产品认证的相互承认工作,以保证标准和技术法规不会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标准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标准的协调和相互承认,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目标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标准化工作中要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3、环境及其保护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环境质量和资源的更新。现在需要各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实现环境的有效保护。标准化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目前社会所需的是一系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关注社会生产和产品的质量,而且关注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4、管理和开发程序的标准化将在标准化工作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不断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生产经营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标准化不能仅仅追随产品开展活动,而必须以创造性开发为导向,通过开发程序和管理程序的标准化,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
5、质量体系认证可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提供保障。竞争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普遍的压力,企业家们敏感地认识到,仅仅以单个产品满足质量标准参与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它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竞争武器。质量体系认证为企业满足需方对质量体系的要求,进而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所以,ISO9000系列标准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已经形成国际化的现实。我国也在积极推动质量体系的认证工作。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开展质量体系标准的研究和推广,是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只有重视技术、经济发展对未来标准化发展的影响,才能推动我国标准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着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通过对中国2000年到2009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分析,以求能找到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1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 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 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
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 贸易失衡”或“ 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一、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形式:(1)特惠关税区(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和“非洲木材组织“;(2)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结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关税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4)共同市场(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场(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简称“南共市”(MERCOSUR);(5)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如欧盟(EU)。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形式将是完全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没有出现完全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发展概览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被世界广泛认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盟(TheEuropeanUnion)、欧洲自由贸易协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南方共同市场(TheSouth-ernCommonMarket,简称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ASEAN)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AFTA)和东南非共同市场(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简称COMESA)。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有489项。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到2010年前将要实施的所有400项区域贸易协定中有90%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到10%是关税同盟②。
二、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新进展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欧洲经济一体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EAEC)、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
1.欧盟自身的发展。19世纪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萌芽阶段。比荷卢关税同盟(1948年)及后来的经济同盟(1949年)是欧洲迈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随后便是欧洲共同体(EC)的成立,成员发展到15国。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欧盟的一员。目前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问题正在谈判中,欧盟认为乌克兰作为欧洲一员,只要它满足入盟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参见表2)。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采用欧元(EUR)进行结算,并对相关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2.欧盟范围外的发展。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例如,1995年11月,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正式确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关系。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一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实现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欧盟与亚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举办亚欧商务论坛。目前,欧盟已经与智利、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欧盟正与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海湾国家、南共市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美洲地区目前共有6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安第斯共同体(。AndeanConnnunity)、南>！
1.北美自由贸易区。l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的、人口达到4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该协定生效以后,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较大幅度增长。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为8748.1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80.49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共同体。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两大区域集团。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3.61亿人口、97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储藏的地区共同体,其综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国家共同体正是在这两大集团的基础上,再加上智利、圭亚那、苏里南共12个国家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维护其在拉美市场的既得利益和加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极力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美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括34个美洲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5月,美国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国签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但在拉美有许多国家抵制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美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尚不如人意。
(三)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曼谷协定(BANGKOK)、新澳的更紧密贸易关系贸易协定(CER)、西亚的经济合作组织(ECO)、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商业关系协定(PATCRA)、南亚 优惠贸易协定(SAPTA)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以及准经济一体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表1)。
1.亚太经合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缺乏同质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亚太地区的协调和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在考虑各成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亚太经合组织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要推进实行的长期目标。
2.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1967年8月,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84年文莱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现今东盟成员国共10个国家,有5亿多人口,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2009年,东盟的GDP为14940.38亿美元⑥。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与会的十国领导人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使东盟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通过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决定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3年起,东盟向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起步。199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并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从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各国并着手降低关税税率,也在积极寻求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3.10+3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即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997年12月,由东盟倡导,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10+3机制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的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搭起了一个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2002———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于2004年达到了1059亿美元,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实现区内货物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四)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合作(EAC)、南非海关联盟(SACU)、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WAEMU)等一体化组织(表1)。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为非洲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活动的日益深化,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国不断的举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建立了许多或紧密或松散的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独联体(CIS)、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总体系(GSTP)、海外国家与领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N-ARAB)、发展中国家贸易协商照会(PTN)、南太平洋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SPARTECA)、跨太平洋经济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亚矛头集团(MSG)和三方协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区域的合作变得更加活跃,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从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趋势: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已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且与韩国、新加坡、约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亚、摩洛哥、智利、哥伦比亚、中美洲六国等国(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与南美洲国家、泰国、菲律宾、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新西兰、南非、埃及等国家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并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智利、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亚洲另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已经完成了与美国、东盟、智利的自由贸易谈判,正与欧盟、新加坡、日本、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我国、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在欧洲,欧盟除了吸收新成员外,已经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印度、南共市、安共体、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共体,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备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本条件的。但是从它近来所吸收的成员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欠发达的墨西哥可以进入同一区域组织,实现共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更是把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实现互利合作;东盟内部也十分复杂,但也同中、日、韩等国进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机制,开展合纵连横与博弈。从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国别差异更大。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在减弱。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往往出现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了若干较小范围的次级区域经济组织,形成层层重叠;不同一体化组织之间又形成环环相套。有的国家同时是几个次级区域组织的成员。欧共体内曾同时存在荷、比、卢经济联盟。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还在筹组泛美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不仅与新西兰达成一体化协定,又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还与印度、南非等国协商筹组自由贸易 区。
(四)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空前扩大
从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选择了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据不完全统计,WTO几乎每个成员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跨地区跨大洲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出现了泛洲性或跨洲际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准备继续东扩和南扩,把整个欧洲统一在欧盟的旗帜之下,形成有30多个成员的泛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也一再吸纳新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员。
(五)经济一体化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各国不得不加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各国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发展机遇,共生与共发展。
(六)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形成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摩擦,但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正积极参与经济一体化,并通过对话与谈判,促进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以形成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全球经济衰退与复苏
2000年11月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也于当年3、4月份进入了衰退期,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和扩张期。尽管早在2000年初,全球经济就已出现了减缓的迹象,经济学家与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认为衰退不可避免,但这次衰退来势之迅猛仍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底,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三大指数分别下跌13%、22%和52%。宏观经济指数一路下滑。为了缓冲衰退带来的冲击以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一年中11次调低短期市场利率。联邦基利金率从2000年底的6.5%降至2001年底的1.75%。同期日本经济在短暂的恢复之后又一次进入衰退。在持续十年的衰退之后,全球对日本经济的绝望和无奈可以用《金融时报》的一句话来概括:“惟一能看好日本经济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报表倒过来看。”欧洲货币同盟在经过两年的过渡准备期后,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通用欧元,为风雨满楼的全球经济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2002年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复苏呢?如果仅从历史数据的角度而言,回答将是肯定而乐观的。美国战后的九次经济衰退的平均长度为11个月。以此类推,美国经济将在今年第二、三季度转入复苏。然而与统计分析不同,经济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数据与日期,而在于深入阐述经济周期的前因后果,从而为预测和决策提供依据。
衰退的原因
目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与历史上的历次衰退均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美国在能源和劳动力市场上时而感到压力但经济总体上不存在供给瓶颈,因而中短期的经济波动均由需求的波动所引起。需求的下降将会引起企业销售利润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投资降低,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总需求又分为两大块: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历史上经济衰退大多是起源于居民消费需求的下滑。然而目前的衰退却起源于企业投资需求急速收缩。在互联网泡沫处于高潮的1999年,为追求高额利润,大量投资盲目地涌入科技产业,许多个体投资者也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投身于股票市场。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和与之伴随的通讯产业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暴利。“Dream is easy but reality is hard”。(注1)在华尔街和企业界意识到科技进步难以带来预想的利润时,对企业的投资开始收缩。很快,难以盈利的网络公司纷纷走到破产的边缘。投资需求的下降迅速影响到通讯产业的主要供应商,如朗讯、北方电讯。经济衰退于是很快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亲身经历过网络泡沫的人一定会对网络和通讯公司过去几年在销售上的慷慨优惠,在广告宣传上的一掷千金印象深刻。然而大手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浪费性投资。相反,一向对经济形势非常敏感的居民消费在经济减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只是在2001年夏季之后才减弱。强劲的居民消费需求延缓了经济减退的到来。
复苏的前景
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信号。在整体的衰退中仍有闪亮的产业,如能源和军事工业。虽然2001年末的零售业表现未尽如人意,但受到利率下降的影响,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直强劲。许多汽车制造商打出了“0”利率的销售计划以吸引消费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经济衰退和9·11的双重压力,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75%,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迂回空间愈来愈小。同时,利率下调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大增,从而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事实上,美联储的首要法定职能是抑制通货膨胀,其次才是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就抬头,那将迫使美联储转而提高利率。利率转高自然是企业界和金融界目前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解铃还需系铃人,经济复苏的希望仍然取决于科技产业能否取得并保持一定的盈利。科技的进步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是大势所趋,并已在经济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因此期待整体经济能在新兴科技产业仍然困境重重的情形下复苏将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新经济学理论已不再将衰退简单地当成一件坏事。衰退往往是经济体系淘汰低效率企业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历史上每次新技术企业热潮都会走过一个由一峰而起到一散而尽的过程。如上个世纪初崛起的逾百家汽车在短短十年内只剩下几大巨头。60年代与IBM竞争的数千家计算机制造商也迅速被人忘却。无疑,网络产业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阵痛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公司最终实现盈利并生存下来。然而,科技、通讯、网络何时能在产业一级实现盈利将是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欧盟的经济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呢?对此我们抱乐观态度。在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再创新低的情况下,欧洲12国(注2)于2002年元旦已正式采用单一货币。两年多的过渡期之后,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过渡期的混乱,但实际上比许多经济、金融人士想象的要好。 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利益,如消除汇率波动、增强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债务信用指数等,将慢慢在未来几年中体现出来。图2显示尽管欧盟的失业率通货膨胀高于美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同时其近期GDP增长率远远领先于美国。与美联储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奉行了非常谨慎的货币政策,如果欧盟的经济能够保持目前的稳定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拉动全球经济在2002年中后期复苏。
中国所受的影响和机遇
记得在90年代,《参考消息》曾转载西方经济分析,赞扬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仍欣欣向荣。然而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特殊待遇自然不复存在。无疑负
面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出口产业将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价格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西方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也会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摩擦。同时,许多西方企业由于面临削减投资的压力,也会减缓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步伐。然而困境中也蕴藏着机遇,而这些机遇却往往不那么明显。
多种金融工具的引入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自由流动 发达国家之间的证券投资回报率有越来越高的相关性,并且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往往在市场低迷时更高。这对于追求风险分散的投资基金而言无疑是双重打击。 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由于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相关性较弱、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市场容量较大等优点,将很快成为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所追求的对象。允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将有效地降低中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并且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然而这也会要求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完整起来,即引入期权、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金融工具以利于投资者控制风险。否则,相应的金融工具将以离岸的形式出现。其结果将是使国内的投资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利用经济衰退后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
经济衰退加速优胜劣汰是企业市场转变最迅速的阶段,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的下滑和前景的不确定性,造成大量企业裁员、减产、降低投资。生产能力的恢复对大企业而言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一旦经济出现转机,市场需求的回升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恢复之间的时间差,就成了竞争者侵蚀市场份额的绝好机会。例如英特尔在上次衰退中就大量地丢失市场份额。近年来,中国出口产业在技术上的提升,就对国际市场中的原有生产者构成很强的竞争。这在家用电器、机器设备、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为出口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敢于在衰退期锐意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必将在经济上升期得到丰厚的回报。
努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区域经济领导地位
谋求区域经济领导地位的目的是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长期稳定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区域经济领导有其必然性,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迫使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亚经济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日本的长期衰退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起的稳定作用显示了中国有能力成为区域主导。而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也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其他东亚国家开发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不需要也从来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仍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
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欧债危机已经从冰岛、希腊等国家的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的债务危机。2011年4月6日,葡萄牙向欧盟寻求财政援助;7月21日,希腊形势再次恶化,欧元区向希腊提供第二轮救助;10月6日,全球最大城市银行德克夏银行破产;10月8日,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遭遇主权评级降级。总体来看,目前对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救助方案并未取得切实成效。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经济结构日益僵化等,但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欧洲采取的对策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2011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欧元区所做的努力是提供对危机国家的流动性支持。2010年5月欧元区成员国和IMF共同出资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元区各国共同出资4400亿欧元。在2011年,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发酵,EFSF资金显得捉襟见肘。例如,2011年10月,在EFSF施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其可贷余额仅剩约2500亿欧元,这与“欧猪五国”超过3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10月27日,欧盟峰会通过了EFSF杠杆化方案,试图将其可贷资金扩充至1万亿欧元以上,但最终实施细节还未落实;12月9日,欧盟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同意加强财政融合,并且欧盟各国同意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即使这样,EFSF与IMF可用的资金规模仍相当有限,目前出台的救助措施总是赶不上市场流动性需要。若要根本性地解决欧债危机,不能依赖外部的救援资金,而是要基于经济增长或者财政转移支付。
12月份欧盟峰会中关于财政融合的建议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在目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财政紧缩措施能否取得效果还有待观察。倘若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处置不力,欧债危机具有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2011年欧债问题中就蕴含了两个风险引爆点。第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属于系统重要性国家。它在EFSF中占有787.84亿欧元的出资额。如果意大利出现债务危机,它在EFSF承诺的出资将无法兑现,会使救援资金出现较大的缺口。意大利危机所引发的市场信心崩溃,也将进一步传染到法国、比利时等更多的欧洲国家,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第二个引爆点是欧洲银行危机。欧洲银行业在欧洲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系统重要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欧洲银行业总资产为16.48万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总资产的52.57%。一旦因主权债券评级下调或是债务重组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将迫使银行降低财务杠杆,抛售风险资产,导致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价格下跌,这将使市场信心不断恶化,打击银行相互借贷的意愿,引发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局面,甚至将传染到新兴经济体,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2012年上半年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惊魂时刻。从2012年2月起,欧洲迎来偿债高峰,仅意大利从2月到4月就将面临超过1500亿欧元的到期偿还额,其他“欧猪五国”也有近100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规模;2012年4月法国将举行大选,政党之间纷争往往使得决策效率低下,法国政府可能难以制定有力的财政政策。财政问题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决策程序复杂,出现事与愿违结果的风险加大。各种事件在第一季度集中发生,将再度拉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警报。面对数量巨大的偿债规模,一旦市场的信心突然崩溃,或者发生难以预料的交易对手风险、评级下调风险和各种黑天鹅事件,极易产生第二轮金融危机。2012年还有一个风险点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迹象已经出现。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2011年下半年,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超过10%;印度尼西亚盾、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吉林特纷纷触及近两个月的低位。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并导致了股市的大幅缩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表现远远好于发达经济体。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脱钩”,事实上并非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导致新兴国家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升值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回流,这使得新兴市场陡然出现资本外逃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2011年6月,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大约为1.5万亿美元,对非洲和中东约为5000亿美元,对拉美为8500亿美元,对东欧和中欧为1.3万亿美元。本次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欧债危机前景的担忧以及欧洲银行业对资本要求的提升,导致欧洲银行从海外抽调资金回国,满足较高的资本需求。可以预见,2012年如果欧债危机再有风吹草动,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风险仍然存在。
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
欧洲的债务问题使得全球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而美国和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两国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或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就美国来说,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将略好于2011年,但经济的整体活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在未来10~15年难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支出中有55%以上的支出属于法定支出,例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等,这部分支出不随政党的更替而减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了老年,这又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不得不继续发债,甚至借新债还旧债。另一方面制约美国长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而目前,支持美国长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美国面临的挑战还有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迟迟难以恢复。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这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难以从泡沫重创中走出。2011年9~10月美国的新开工房屋数量仅相当于战后平均水平的39%~44%。
只要房地产业不走出低谷,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难有根本性改观。尽管目前美国企业资 金充裕,真实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日本经济复苏对于经济回升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未来美国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局面。就日本而言,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在-0.4%左右,2012年会有所反弹。日本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压力。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资本市场泡沫破裂,日本反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经济持续的低增长率,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变得越发沉重。根据IMF的数字,日本政府的净负债率由1991年占GDP的11%增长到2010年的117%,由于2011年地震灾害后所需的重建工作,预计2015年政府净负债率将达到占GDP156%的高位。同时,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十分脆弱,过度对外投资导致的产业“空洞化”严重,这都降低了对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预期。唯一利好的消息是日元汇率开始走弱,由于日本贸易已出现逆差,为支持灾后重建,预计逆差在中短期得以继续维持,日元汇率的总体转弱使得日本经济得以依靠外需支持经济的反弹。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深陷债务泥潭,另一方面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IMF研究显示,预计2015年G20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5%。为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各国将不得不制定较为严格的“灭赤计划”,增加税负并降低开支以巩固财政状况,这无疑会打击脆弱的经济复苏。
同时,在巨额美债面前,美元贬值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就业压力依然巨大的情况下,仅依靠提高税收偿还债务已经没有希望,利用通货膨胀把债务稀释风险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美元贬值,将风险转嫁给债权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会因外部环境恶化而明显放缓。一旦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将出现过剩,热钱大量涌入经济状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将高涨,加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为维持自己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各国可能会打起贸易保护战或者货币战,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对策
短期内,中国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来的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风险。贸易领域,2011年,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显着下降。在2011年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都高于中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速。但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速分别是17.1%、16.6%和18.9%,显着低于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速的26.5%、22%和20.4%。2012年欧元区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金融领域,近期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欧债危机。一则欧洲的银行和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急需从世界各地调回资金;一则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进一步提高并撤出新兴经济体,影响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这大大减少了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的下降导致在岸市场上外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2012年第一季度,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国家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到来,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受此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可能还会面临资金外流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时刻存在着缩水的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加快结构转型。
“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然而,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47.4%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1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高达51%;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又造成资本账户顺差。我国制造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激发了企业活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服务业尤其是支柱性的现代服务业,如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等行业,由于政府垄断或过度行政管制,造成效率低下、供给不足,形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而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内需,改变依靠出口的现状,加快研发和高科技投入,争取在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来临时走到前沿。这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放宽投资机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展望未来二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城市化列车。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楼房和道路的建设,而且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同时服务业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永无止境和限制的欲望,它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也生产出自身的界限,它只有在不断地与自身界限的抗争中,才是资本。一旦“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②,它就不再是资本了(扬弃了自身)。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可谓一条红线,贯穿着整部《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因、动力因和历史限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然而,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③考察一下20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曼德尔的这句话需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双重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双重视角不仅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而且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
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 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
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
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
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从热那亚到荷兰, 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此外，汇率情况也能说明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这既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条件，也会在动荡不已、危机迭起的世界经济领域，为欧洲货币地位的提高增加一个新的筹码。作为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欧元的问世，从长远态势看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欧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会进一步增强；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货币美元，从长远看也会构成挑战。但欧元诞生两年多，其表现特别是汇率表现，并不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好。1999年1月1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欧元只能兑换到0.823美元，欧元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诞生之初大约贬值了30%。
可见，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之外，人们预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第二个10年，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发展势头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极的国家。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
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及趋势
随着今年第1季度的结束，去年的特别是9.11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之后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算是“贴身擦过了”。4月中下旬以来，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今明两年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例如：
4月1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2.8%，比它2001年12月预测的2.4%调高了4个百分点，2003年可望达到4.1%；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2.3%（比它去年12月的预测上调了1.7个百分点）和3.4%，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motor"（发动机）。
4月2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领军、由60个国家的250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专家组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数据也显示出复苏的事实或先兆，但发展中国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从复苏中受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达到3%；复苏受许多国家低利率、税收措施、个人消费和消费者信心提高所推动，这些因素是复苏的“点火器”，但还不足以保持复苏的持续性和力度。
据此及据其它相关统计，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国经济复苏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早、要强劲，促复苏为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振兴企业投资
美国经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锐减；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双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分别为2.4%和1%；国外直接投资也由2000年1.3万亿美元减少到7600亿美元。第4季度美国经济出现有力反弹，增长1.7%。今年第1季度美国GDP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5.6%，大大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通胀态势将继续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国通胀率仅0.8%。美联储认为，近期尚看不到通胀加速的迹象，因此无须调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来的最低利率）。
这表明，美国经济2001年第3季度1.3%的负增长，与以前发生过的历次衰退相比，是时间最短、裂度最轻的一次。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下一步，是V型，W型，还是什么其他型？多数经济机构认为，5.6%的数字不是现实反映，美国经济可能再一次出现下滑。例如，金融市场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琼斯指数自2月份以来又跌到10000点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贬。此外，与新经济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业率偏高，近期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关线；第1季度的高增长首先来自库存调整，贡献率为3.1%，其次是私人消费增长，贡献率为2.5%。目前库存调整余地缩小，股市下挫和中东局势紧张使消费者信心减弱。保持和发展复苏的关键是企业新投资，但它至今尚未启动。因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国民经济学家卡特琳·曼说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长能够继续，但也不相信出现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长率将逐渐回落到3.5%，下半年会出现企业新投资。布什总统在继续要求国会支持他持续减税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复苏成为持续的增长。
考虑到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动，以及安然、凯马特、环球电信等大公司会计审计丑闻等冲击性因素，美国经济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较强劲的复苏，说明经过10年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包括货币财政政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调节效应）已大大增强。
2.欧盟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欧元区12国去年经济增长仅为1.5%，第4季度还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间。IMF预测欧盟15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个成员国中，英国情况较好（这将增强英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的信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以2.2%的实际增长率远居欧元区12国平均1.5%的增长率之上。但受世界经济减速和英镑汇率偏高之累，占经济产出1/5的制造业景气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国官方统计显示，今年1、2月份有所复苏，增长0.4%和0.5%，预计今年GDP增长率为2%，基本与去年持平。
其他4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80%。曾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现已降格为“班里的差生”，增长乏力、失业攀高、预算失控、企业破产增多。IMF指出，德国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回到欧元区稳定条约规定的基准值（不超过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们的经济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两年德国预算赤字率（占当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为0.9%和2.7%。德国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3%。法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0.8%（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势分析预测），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在缓慢复苏后进入低速增长。
IT领欧盟之先的两小国爱尔兰和芬兰，因该产业在去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受累最深而剧烈波动，前者GDP增长率从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从5.6%跌到0.7%，今年可望随全球IT产业回暖而缓缓复苏。
从中长期看，欧盟经济必须通过机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振兴企业投资，特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紧密的风险投资，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政策也必须进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集聚和积累发展后劲。但是，15个成员国的统一市场和12个成员国的统一货币，运营和调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首脑峰会－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行政层次和规制结构，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序繁琐复杂，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不能不减弱政策与调控的力度。因此，欧盟正在启动宪制改革的大战略和大行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欧元成长为能与美元并立的世界货币，也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经历曲折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和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态势，并表现为先于美国经济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国经济复苏而复苏。
3.日本经济陷在近10年来的第3次衰退中难以自拔，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不可逆转
IMF预计今年日本经济经济继续萎缩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着手迫在眉睫的结构改革，首先是银行部门的改革，其经济增长将“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日本银行也指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及防范通货紧缩情势恶化，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结构改革也应齐头并进，以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目前，日本银行的坏账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换算为3230亿美元），15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近12%）欠消费信贷公司的帐，其中150万－200万人处于濒临无力偿还的边缘，个人破产创纪录，每天有18.7人自杀，或离家出走从此失踪。问题在于日本结构改革只是旧调重弹，寄希望于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复苏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动。以至于人们怀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决心，小泉内阁2月27日宣布一项反通货紧缩计划时就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没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居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日本战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已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水般货物出口导致的出口生产能力过剩，也必须寻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对周边国家制造技术差距的亚洲“雁阵”也被打破打乱。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运营目标，自主向亚洲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趋势不可逆转。
4.东亚经济将逐步从美国经济复苏中重返增长通道，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长期以来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短短几年里，形成了对美出口IT产品的地区性和产品性结构依赖。如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苏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国经济的涨落脉动息息相关。这一结构特点和发展态势，短期内尚难改变。因此，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IT产业回暖，将有助于改善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从而今年的增长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韩国经济复苏要更强一些，据韩国中央银行4月15日的预测，今年其经济增长达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预测。从中长期的发展看，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10+3和10+1），以构筑东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平台与通道。
5.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是拉美经济的两大拖累
拉美经济发展固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大国的国际债务占全球70%，一旦债务到期而失去偿还能力，就会发生外资抽走、居民挤兑的货币危机，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此外，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美国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货币危机处理上不同节奏和措施，就足以说明。IMF对因货币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阿根廷表示极大的忧虑，今年预计还要萎缩10%-15%。
6.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三个亮点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世界三个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这与强调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认经济增长还受到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景气的明显影响。但国内市场大、内需旺，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外资的吸引力和一定规模的进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各有特色，并分别实现了7.3%、5.6%和5.5%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亮点，今年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特点分析
1.当前世界经济的景气复苏趋势受国际油价的制约，油价涨落受制于中东局势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为基准油价，今年全年油价若长期高于这个基准5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将萎缩0.2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参两院银行联合委员会上也指出，油价上扬可能严重抑制占到美国经济3/4的消费支出，1月中旬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购买力，美国经济对目前的油价水平尚能勉强承受，如果长时间地继续上涨后果堪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都始于油价上涨。在世界重要油库的中东，巴以“以暴还暴”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景气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伊拉克从4月8日起暂停一个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产油国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势不能趋向缓和而走向全面对抗，油价飙升将不可避免，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将被打断。
2.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走向既取决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决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以往，出现一系列非常规现象或不确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现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胀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费既不可能过度，也难以长期持续。长期性结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销售额上升，但公司盈利状况恶化、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取消或减少投资计划，待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投资锐减。这只能解读为，以IT技术产业化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经过持续10年高涨已越过技术创新高峰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投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企业竞争从以高投资、高频率技术创新为主转入以优化组织、革新管理、降低成本为主的阶段。构筑竞争的新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美国IT技术平台和快速增长通道的构筑就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三届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未构成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反应力和有效性，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信心和心理预期。
如果再作深远的分析，美国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消费，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支撑，其必要条件是强势美元。实际上，美国“三高”，世界“买单”。例如，美国经济高增长与高贸易逆差和高经常项目逆差并存，必要条件之一，是年均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占全球5万亿美元净储蓄8%以上）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与持有。一旦失去这个必要条件，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柱就会崩塌。因此，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打恐，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是保护美国攫取世界资源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对强势美元的信心。当然，也不应否定美国“三高”经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源等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
3.经济全球化发展与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矛盾，是制约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根本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既不平衡、更不合理。发达国家不仅不愿调整由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连这样的秩序也不愿恪守，或以合法借口（反倾销、绿色壁垒和保障条款等）加以扭曲。最新的案例是美国宣布实施其贸法“201条款”，导致了一场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贸易争端”，最终结果远未明朗。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之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制约。因此，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相对平衡的增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思路
当今的世界经济，除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三大潮流。美国是三大潮流的“弄潮儿”，欧盟的突出优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哪里？特别是比较优势在哪里？发展中国家要避免被全球化潮流冲向“边缘化”，积蓄、集聚和发挥积极经济民族主义的比较优势，勇于和智于搏击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互惠互利、谋求“共赢”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加入WTO和启动建立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积极主动搏击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努力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驾驭可确定的方位和空间，"jest-time"（恰值其时）地应变和调整，这无疑是继续保持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加快经济崛起的一项外部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特别是外部必要条件不等于发展的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营造在于自身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入世为我国体制改革注入了外部压力，这也是我国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进入有时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入世的过渡期仅有3-6年）规定的攻坚性制度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体制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技术通道，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筑的，至今经历了20多年。但它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以人世为契机，再经过15-20年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构建得更加坚实、宽广和通畅，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接。对此，我们必须充满信心，不为一时挑战的严峻性和发展的波动性动摇信心而贻误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着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 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着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如何体现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和欧洲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贸易自由化协议再到建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合作准则等等,某些行为规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决策程序、非歧视原则、多边主义和透明运作)成为各国的共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虽然经过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树立领导地位的产物,如今新兴经济体需要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是新兴经济体务实的选择。G20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其初衷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可以看作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21]虽然饱受抨击,但是近三年来的五次峰会已经使得G20不断演变,从伦敦和华盛顿峰会制定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监管协调、全球刺激措施到匹兹堡峰会的注重长期宏观经济治理,其关注的问题范畴不断扩大,如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等,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在未来,G20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新兴经济体当立足于该平台,积极创造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机。
然而新兴经济体在G20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它们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未来自己将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还未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也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内部由于彼此间的竞争和利益分歧,在削弱发达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垄断特权方面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场的争夺、汇率问题上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意见等等)却很难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只有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国际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才能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厉拷问,比较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不管愿与不愿,世界各国都已经承认,只有依靠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才能使世界经济脱离衰退的深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度超过50%,令世界惊叹。“中国模式”被神化,社会主义理论再掀高潮。然而,关注并不代表感恩和善意的合作,别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阻挠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复兴之路绝非一番坦途。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的崛起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
内忧与外患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 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
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逐步消除区域、城乡差距,使全体国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某些不需要干预的经济领域退出,而将资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够增强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实现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WTO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TRIPS协议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应该注意其有关促进国际技术转让、增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原则和宗旨。”〔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具有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自TRIPS协议实施以来,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其对技术贸易的发展和促进方面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WTO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为越突出,其功能错位和扭曲化就越严重,一方面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的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本身就存在众多质疑,而其调整知识产权又对WIP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产生巨大冲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加凸显并难以协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调整贸易的国际组织,由于其对技术贸易的无所作为,使得国际技术转让的调整处于无组织管辖的混乱状态,各国的利益冲突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协调和解决。正是从这个角度看,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是错位的,应该予以纠正。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 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在WIPO之外另立炉灶,制订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实属没有必要。WTO对知识产权调整是对WIPO功能的挑战和冲击。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
1.知识产权保护理念方面WIPO是隶属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进一步规定“公民拥有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权”。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为知识产权进入国际人权法保护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条约中,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充分体现了人权法所一贯倡导的理念,知识产权被视为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比如《伯尔尼公约》中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轨制保护。〔14〕而与之相反的是,WTO却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在版权领域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TRIPS协议所讲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和目的上,均与伯尔尼公约“根本不同”,〔15〕正是由于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方面TRIPS协议和WIPO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均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但二者的规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中均没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但TRIPS将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又如两者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对国民待遇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是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不同。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国籍”,而WIPO公约中的规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约》为例,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员国的国民,也可以是在成员国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非成员国国民。二是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阐述不同。TRIPS协议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而WIPO公约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方面WTO的TRIPS协议和WIPO所管辖的国际条约都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依据。但由于两个国际组织的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理念不同,导致条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如,在专利方面,WTO要求成员国保护的专利只限于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没有要求,对于外观设计另作规定,这与《巴黎公约》对专利的规定存在差异。因为,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专利是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版权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而《伯尔尼公约》中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没有生效的《华盛顿公约》被TRIPS协议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理标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WTO的功能错位使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调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国际间技术的流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制度和准则。在WTO之前,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个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统一国际法规范,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自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动守则”开始,直到1985年6月期间,联合国贸发会组织各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谈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守则》上。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守则》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目前仍然处于草案状态。TRIPS协议虽然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国际技术转让的关注,但其着眼点却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如该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 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虽然该条涉及了技术转让,但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的保护。再如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看上去是对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进行规制,但并非强制性内容,而是对各国进行规制的一种许可或授权。所以TRIPS协议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调整,也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作出具有建设性的规定。综上看来,由于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错位,使本来应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贸易仍然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更多关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其对国际技术贸易调整还只是原则性的,实质性内容比较缺乏。这种国际立法的空白状态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由于国际组织数量与职能的不断增长,各种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16〕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就国际层面来看,目前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各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应从其功能回归开始,以此,还原WIPO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UNCTAD退出对技术贸易的强制调整,配合WTO对技术贸易进行指导性调整。只有这样,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各国际组织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归位的途径WTO的功能错位就是其放弃了对技术贸易的调整,而去管理知识产权。所以,WTO功能归位主要是指其回归到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轨道上。WTO功能归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修改宗旨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功能也应受此约束,或者说WTO调整技术贸易必须有合法依据,该合法依据只能来自WTO宗旨的有关规定。因此,通过部长级会议,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归的原动力。WTO的宗旨中应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规定。使WTO成为真正全面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GATT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没有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作出回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时期下,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在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只对服务贸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视技术贸易问题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同时也不同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WTO将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作为其宗旨应该是WTO发展的必然结果。
2.制订协议为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订新的贸易规则,即《技术贸易总协定》或《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该技术贸易规则的制订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其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经验借鉴。服务贸易进入GATT的框架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早在1973年开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倡议将服务贸易列入GATT框架之内,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未果。〔17〕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问题再次被提出,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才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该协定只是一个框架协议,留下了大量问题未作规定。但它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WTO调整贸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样,WTO调整技术贸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变革,其困难显而易见。《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的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其二曾经的有益尝试。和服务贸易不同的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有些国际组织对技术贸易共同规制的制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UNCTAD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以及TRIPS协议中的有关技术贸易的内容都为WTO制订技术贸易规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件。“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或“技术贸易总协定”从已有的国际指导性规范中提炼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应该是有效可取的办法。
3.改革机构为了配合“技术贸易协议”的执行,WTO的机构设置中应该有“技术贸易理事会”,该机构应与“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职能并列。鉴于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将该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执行“技术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回归的良性后果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学者们关于WIPO与WTO的关系讨论较多,有人赞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权,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18〕但笔者不能认同前述观点。当今世界,可以参与各类法律关系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法律秩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如果因为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断从各种利益中进行取舍,〔19〕必然消耗其发展成本,同时国际组织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对世界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设立的主要宗旨应该是推动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更好地稳步发展,所以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20〕是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功能的回归不仅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将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交还给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将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
2.国际技术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发展由于调整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缺失,国际技术贸易就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等各种优势,在技术交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量国内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无法得到协调和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矛盾不断深化,这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构成巨大障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贸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当今社会技术贸易早已经融入到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所以,国际技术贸易纳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
3.推动《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通过在《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仍然有些分歧难以调和。这些分歧主要是:守则的法律性质;守则的适用范围;限制性条款;法律适用和争端解决。〔21〕虽然分歧集中在四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守则的法律性质”问题至关重要,各谈判方就此问题的分歧是:该守则是一项普遍的、按照国际法对缔约国有正式的约束力的多边公约,还是只是一个没有正式约束力,与联合国大会决议效力类似的法律文件,其实施还有待于各国的立法来实现。在历届谈判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持前一种观点,他们深信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地管理技术转让的方式”,“并有效地达到守则的目标,保证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及对进口技术的迫切需求。”发达国家则持后一种观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守则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他三个分歧也就迎刃而解;如果守则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后三个分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持《守则》的约束力,是因为他们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在《守则》之外也不存在强制性调整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规范。这样看来,如果WTO能够将技术贸易的调整纳入其中,各方关于《守则》法律性质的分歧就有了谈判的回旋余地。如果《守则》以指导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被通过,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WTO调整技术贸易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