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08 11: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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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