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1 04:45:4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1篇的数量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摘要】数量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和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县规模，且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文从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入手，阐明建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客，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函数形武 经济模型
数量经济学是以现代经济理沦为基础。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计算工具。通过对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变化规律的研究，描示经济运动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69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政治算术》的出版。1933年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立段《经济计量学》的出版，是它正式置身于经济学科舞台的开端。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及计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数量经济学的繁荣，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成了计量经济学的时代”。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两大新兴学科。在研究中广泛采用了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和经济教学方法，并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征，因而具有了其他经济学科难以替代的优势。
一、我圈数量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
经济理论的数量化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对已经揭示的经济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还有助于人们从研究某些经济现象中揭示未被认识的规律。因此， 它能起到较为精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过程， 定量地分析、预测和论证经济过程的运行和发展趋势， 并推动经济科学向前发展的作用。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我国自五十年代起就已纤开始注意建立和开展经济数学方袂的研究卫作。建国初期， 经济学界曾肴手把数学方法（主要是线性代数）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研究中， 而在宏观经济分析及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中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及其工具， 则己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大体来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三个主要阶段：
（1）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左”的错误倾向和“”指导思想的失误， 经济生活遭到破坏，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为了挽救这一局势，中共中央在1962年明确提出了调整经济的指导方针当时，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有必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益及经济核算等重大理论间题。因此， 我国数量经济学在研究刚刚开始起步的阶段， 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积累与消费、速度与效益、农轻重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并为当时经挤的调整与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
（2）197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重建、繁荣阶段。这一时期， 数母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李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开始走向正规的研究和发展阶段。从此， 它开始受到关注， 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我国1979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1982年建立中国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几年来， 我国已公开发表的数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己达到1000多篇，1981年我国开始编制了1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原国务院技术拚究中心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200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多层次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和预测。
二、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现状
不可否认， 近年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 客观地考察和分析纵观其发展进程。我们认为其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1）从理论构造看， 经济理论数量化发展到今天， 最终未能导出一个严格而又为大众接受的理论体系。
（2）从应用方向看， 我国数量经济学过于侧重对全国和地区的宏观经济计量的研究， 而忽视了开展企业（尤其是大型综合性企业）经济计量的研究。因而，经济计量方法作为短期预测技术的作节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水平较低。
（3）从研究的方式看，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数量经济学的研究偏重这一学科所采取的方法， 而忽视了数量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不仅如此， 在运用和建立数量经济学方法时， 重引进、吸收和借鉴， 轻发挥、创新和改进。
三、我国数里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既要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 更要以马克思全义的科学作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我国数量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数理科学。因此， 在发展和完善这一学科时，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 结合本国国情， 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关系， 使它具有中国的特色， 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
但目前， 我们在把数学用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现阶段，己经突出地感到缺乏适合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充分成熟、发达和系统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虽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有许多地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 甚至有的地方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更为合适， 但是， 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是要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毕竟主要是替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建立起来的， 所以它根本满足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总的来看， 科学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主义数量经济学正沿着三个主要方向发展：第一，借鉴西方的研究经验， 利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现有的函数形式及数学模型或在此基础大进行形式上的“改进”或“修补”；第二，扩大在解决具体经济问题和任务时产生的数学手段的使用范围；第三， 为适应经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实际的客观需要，已经开始出现专门为阐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而建立的工具。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量经济学的第三个方向。
因此， 我们认为， 从现实出发， 上述第三方面， 即为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原理以及为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它们， 从而建立起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函数形式及其内容， 是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摘要：通过对近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继承性的学习和批判，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为研究出发点，以环境保护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提出“技术进步悖论”和“自然资源无限，自然环境有限论”，以边际理论为分析工具，用社会分工、技术进步、生存成本、福利成本等因素建立延安市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模型来对延安市经济增长与人口数量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文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相关性分析、GM（1，N）、GM（1，1）模型，从不同的角度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的电力产业对总体经济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原煤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有限。因此，应该规范并限制原煤开采，大力发展其他能源供应手段。
关键词：经济计量分析；灰色理论；煤电；GDP；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云南省是电力资源十分丰富，水力资源可发蕴藏量为九千多万千瓦，居全国第二位；煤炭保有储量246.5亿吨，居全国第八位。近年来，云南全力开拓华南电力市场，一直是“西电东送”南线的主要输出省。同时，在国家支持下，云南电力已将市场拓宽到毗邻的东南亚，逐步实现了“云电外送”。
本文对云南省GDP与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经济分析，从技术经济学的角度评估云南电力资源的价值，对云南省今后的电力战略规划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云南省统计局的《云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经济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
使用最直观的多元线性回归建立函数模型：
GDP=d+a*el+b*coal+c*po ①
其中，el代表发电量；coal代表原煤产量；po代表人口数量；a、b、c为三个外生变量系数；d为常数项。
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方程拟合优度约为0.99，方程对于样本拟合度良好。方程显著性检验值为191，显著性良好。而在电力、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中，发电量对于GDP的影响最大，而其他两项对于GDP影响甚微。总体来说，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和发电量、原煤产量及人口之间的关系。
由表2可以将式①写为：
GDP=5.11el+0.146coal-3.79po+16126.07 ②
②式说明，发电量每增加一万千瓦时，将导致GDP上升5.11亿元，每增加1万吨原煤产量，将导致GDP上升0.147亿元，人口每增加1万，将导致GDP下降3.79亿元。
发电量具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值得加大投资力度；而原煤生产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应该适当减少生产；人口增长虽然具有边际递增效应，但其对GDP的影响为负值，所以需要加大力度控制其增长速度。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可以考察所有的变量之间共同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以决定哪个变量更为重要，相关系数的一般公式如下：
rxy=■③
根据③式，对GDP、年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数量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以做如下分析：发电量对GDP的影响大于原煤产量和人口数量；原煤产量对GDP影响不大；原煤产量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电量，但作用有限；本地人口数量对发电量的影响甚微。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的电力资源多用于出口，且火力发电并不是主要电力供应源。此结果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适当减少原煤（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三、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通过分析系统内部能量流动的方式，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运行趋势、状态进行评估，试图找出系统内部的规律，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假设GDP、发电量、原煤产量、人口四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小型灰色系统，利用GM（1，1）模型和GM（1，N）模型对这个灰色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
（一）GM（1，N）模型
GM（1，N）模型通过建立灰色系统的白化方程，对系统各要素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GDP作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发电量（el）、原煤产量（coal）、人口数量（po）作为参数序列，使用GM（1，4）模型进行分析，由于原始数据比较平滑，所以利用一次累加生成算子即可。
计算获得的白化式微分方程如下：
■+0.0876GDP（1）＝0.787el（1）-0.0271coal（1）+0.0127po（1）④
从④式易知，el前的系数最大，表明发电量对系统影响最大；coal前的系数为负，原煤开采是阻碍系统进展的因素；po前的系数很小，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大。而系统的目标则是GDP增长。这个结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吻合。
（二）GM（1，1）模型
由于线性回归模型T检验值不甚理想，并且由于数据不完整，无法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作出预测。灰色系统理论预测可以在数据量较小的情况下，对事物发展规律作出模糊性的长期描述，是预测领域中较为完善的一个分支，可以用于该系统分析。
使用GM（1，1）模型做预测，一次累加作为生成数，对2011-2015年云南省的GDP、原煤产量、发电量、人口数量分别进行预测。
经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其中，GDP估计值平均残差为69，年发电量平均残差为16，原煤产量平均残差为273，人口数量平均残差为40，基本切合实际值，预测值可以反映未来趋势。到2015年，GDP、发电量、原煤产量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口数量将增加200万。
以上数据表明，云南省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内，GDP增幅将达到2000年的9倍；电力产业的发展与GDP成正比，势头稳健；原煤开采虽然也有一定的增幅，但增幅不如其他几项明显，说明原煤产业已经步入边际效用递减的阶段，但依然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四、分析结果说明
通过对云南省2000-2010年GDP、原煤产量、年发电量、人口数量等数据的分析，基本可以对云南省煤电产业的现状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电力产业是我省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从相关性分析得出的结论看来，发电量对GDP影响甚高；GM（1，N）模型体现出发电量是促进GDP提高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电力产业所做的贡献。
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时隔3个月之后，央行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自去年11月央行开启“降准”大幕之后的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降准释放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的信号，但对于实体需求的持续低迷，单靠数量型工具似乎难以应对，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形与去年不同，如果说去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在于供给端（有需求无供给），那么今年货币政策的矛盾则在于需求端（有供给无需求）。从央行刚刚公布的金融统计报告看，4月新增信贷数据最大的特点是中国经济需求低迷进一步凸显，不但新增贷款大幅回落，环比少增3282亿元，增幅创年内新低，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4656亿元，同比少增8080亿元,这反映出未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信心都不足。外需依旧不振，内需开始乏力。
从外部需求状况来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以及发达国家去杠杆化，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下行，导致外部总需求严重不足，中国外贸形势极为严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167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其中进口同比增长5.1%，出口同比增长6.9%，进出口双双重返个位数增长，近期欧债持续动荡，人民币对欧元大幅升值的滞后影响，中国整体出口下滑的趋势很难改变。
从内部企业生产情况看，随着经济增速逐季放缓，产出缺口有所缩小，需求对物价的拉动减弱，但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人工等成本上涨较快，我国产品出口价格优势削弱，特别是PPI环比继续回落，企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因此，对未来生产经营扩张的资金需求开始减少，而如果考虑到，考虑到金融信贷周期要先于经济周期，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延续进一步下滑的态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和短期贷款增速呈现出明显的背离关系，中长期贷款增速持续下降，4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增仅增加1265亿元，新增信贷持续走低，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其背后凸显出内外部实体经济的需求萎缩。
未来流动性的大格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金融体系流动性和实体经济流动性的分化。对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而言，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社会融资增速的收缩将持续较长时间，货币乘数以及外汇占款的平台式下降也使M2增速继续下降。整体流动性供应增速还是在下降趋势，未来可能出现银行间流动性进入宽松状态，而实体经济流动性仍适度偏紧的分化局面。
流动性格局酿巨变，央行还会放松流动性“阀门”，降准或成为常态，但最大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真正矛盾是在于如何提升并满足需求端——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这恐怕难以仅靠数量型工具所能解决。如果过度依赖降低准备金率、贷款放松等数量型工具，不但会为未来买下通胀隐患，还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失衡。在外需严重低迷、成本上升压力难以有效化解、实体经济持续疲软的宏观环境下，国家更需要大规模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并辅之以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科技政策等结构性政策方会在需求端起到真正刺激作用。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 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李斌认为，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阶段。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
〔关键词〕 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一致性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郊区村庄的经济收入、产业结构、用地特征等指标的对比分析,揭示出预期总人口变动对村庄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北京市解决郊区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布局问题提供数量依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 北京郊区村庄 数量经济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
在北京市进入了人均地方生产总值6000美元发展水平的时期,郊区农村的基本单元――村庄及其人口规模的变动会出现哪些新的态势,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其变动而将对郊区的村镇布列、聚落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为了编制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2005年4-5月,我们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各个村庄内的居住人口、用地、不同居住形式等结构指标以及对未来人口变动的预期。调查对象和范围是除中心城以外全部有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行政村。调查的项目包含村庄的村民人口变动、非村民人口变动和村庄总人口变动。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全市13区县、166个乡镇,共计3732个村。回收问卷中有关人口变动数据的有效问卷共3561个,占发放问卷总数的95.4%,本文依据有效问卷对村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本调查的假定是:被调查村的负责人依据近年来本村人口变动的情况,对未来5年该村庄人口变动的基本方向(增加、持平或减少)可以做出较为正确的预期。
二、课题研究过程
1.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均经济收入将随之增多。从村庄平均经济收入看,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为4108.3万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962.5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为2562.3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6倍,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1.4倍。
2.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也将增加。 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7296.3元;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461.8万元;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为6129.9万元。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村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多19%,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多12.9%。
3.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非农产业比率将逐步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二、三产比率均高于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情况的村庄。特别是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第三产业的比率比预期总人口减少情况的村高1.4个百分点,比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高3.4个百分点。
4.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用地面积会有较大幅度增加。统计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平均用地面积为494.6亩,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64.4亩,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用地面积为326.7亩。即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1.5倍,比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多35.7%。
(5)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平房住户比例下降而楼房住户比例上升。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别墅用户、楼房用户的比例上升,分别达到4%、17%,而平房住户的比例下降;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平房住户比例最高,达95%,楼房住户比例只占5%,别墅住户几乎没有。
6、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较近。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平均距离分别为4.4公里、16.7公里和32.3公里;预期总人口持平的村庄距乡镇、新城、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6.4公里、23.6公里和43.2公里;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村庄距乡镇、新城和五环路的距离分别为7公里、33公里和58公里。
7.用地结构特征
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宅基地、非村民住房用地等各种用地指标都较多,尤其是非村民住房用地、服务设施用地、工业用地、旅游接待用地及其他企业用地都有较大幅度增加。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非村民住房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2.6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服务设施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5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工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用地的2.3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旅游接待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1倍,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其他企业用地是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3.5倍。
三、不同功能区预期总人口变动影响效应
1.城市功能拓展区。受调查资料的限制,对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分析主要是对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的分析。城市功能拓展区在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情况下的经济收入分别为7360万元、7064万元和9783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507元、8211元和9190元;第三产业比率分别为47.1%、47.4%和56.1%;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92.4%、94.9%和95.1%。城市功能拓展区的计算分析表明第三产业比率高、非农产业比率高的村庄,其经济收入水平和人均纯收入也较高。
2.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发展新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三项指标分别达到4230.9万元、7336元和43.6%;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指标分别为3483万元、6895元和37.8%;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和三产比率分别为3797.8万元、6472元和41.6%;城市发展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村庄,其经济收入与人均纯收入都较高,超过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村庄的平均值。
3.生态涵养发展区。生态涵养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3269万元、6924元、46.3%和77.9%;预期总人口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2119.9万元、5819.9元、45.9%和72.4%;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人均纯收入、三产比率和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1288.6万元、5752元、44.5%和71.2%;计算分析表明生态涵养发展区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人均纯收入、经济收入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且高于平均值,预期总人口增加村庄的三产比率、非农产业比率也高于预期总人口持平和减少的村庄。
四、不同搬迁类型村庄的数量经济指标
1.迅速搬迁型村庄。在迅速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32.2万元、3275.4万元和3772.8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836.4元、6729.4元和6726.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499亩、412亩和390亩。计算分析表明迅速搬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照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人均纯收入的多少与用地面积大小成正相关关系。预期总人口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增加和持平村庄的经济收入。
2.引导搬迁型村庄。在引导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613.6万元、2021.9万元和2529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173.5元、6736.7元和6249.6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27亩、330亩和323.8亩。计算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减少、持平及增加的顺序依次递增,并与用地面积成正相关关系。统计分析表明引导搬迁型村庄在预期总人口的增加时的用地面积是预期总人口持平时村庄用地面积的1.6倍,用地规模较大。
3.逐步搬迁型村庄。在逐步搬迁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3704.7万元、1680万元和2083.7万元;人均出收入分别为7355.3元、6214.4元和5658.7元;用地面积分别为510亩、302亩和316亩。逐步搬迁型村庄的计算分析表明预期总人口增加时的经济收入超过预期总人口持平、预期总人口减少时村庄的经济收入,并超过平均值。人均纯收入水平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用地面积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
4.城镇化改造型村庄。在城镇化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914.6元、7422.3元和6864.3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85.9%、82%和80.2%;用地面积分别为628亩、555.8亩和542.9亩。城镇化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类型村庄的人均纯收入按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和减少的顺序依次递减,并与非农产业比率、用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5.原址改造型村庄。在原址改造型村庄中,预期总人口增加、持平、减少村庄的经济收入分别为2061.4万元、1870万元和2086.4万元;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14.7元、5970.2元和5902.4元;非农产业比率分别为67.9%、67.7%和71.8%。原址改造型村庄的计算结果表明在预期总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其人均纯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在预期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其经济收入、非农产业比率达到较好水平。
五、结论
1.对城市功能拓展区可采取减少村民人口数量的政策,将城市功能拓展区的部分村民转移到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功能拓展区村庄村民的人口数量、缓解用地规模不断增加的矛盾,也有利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增加村庄经济收入与村民人均纯收入,提高非农产业比率,优化产业结构。
2.为提高村庄经济收入水平,可对迅速搬迁、原址改造型村庄采取减少外来人口的政策,对城镇化改造型村庄采取控制人口的政策,对引导搬迁和逐步搬迁型村庄采取适当增加外来人口的政策;为提高人均纯收入水平,可对五类搬迁村庄均采取适当增加人口的政策。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短期内二者相互影响，长期内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进一步预测方差分解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会引起且加速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自发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较差。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增长；数量
1.引言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改变。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将促使经济向更高的水平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成功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次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变动后所取得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及时变动,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增长。目前，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结构因素的增长作用，都有强烈的现实感受，尽管它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国内诸多学者论证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大都是在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的论断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应用性研究。“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结构主导型增长方式.即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1]“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3]。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无法揭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内在生成机制，尽管他们的结论富有创见性，论证却没有说服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有学者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4](朱慧明，韩玉启，2003) ,但其结论只能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论述其是否协调，而且运用第一产业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动不能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全貌。本文首先构建了产业结构整体变动的指标和经济增长的指标，然后利用甘肃省统计年鉴中的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H-P滤波处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预测方差分解对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算是对已有的研究作了微小但有益的补充。
2.指标与数据
2.1 指标设定
产业结构可用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来反映，它是产业结构的基本内容和本质表现。这里，我们以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表示产业结构变动，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表示经济增长
首先计算结构相似系数[5]。公式为:
式中，r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Xi为第i产业产值基期所占比重;
Yi为第i产业产值报告期所占比重。
r值介于0和1之间，r越接近于0，说明相似程度越低，产业结构差异越大;r越接近于1说明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差异越小。
G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以所研究期为报告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定基增长指数，计算公式为
2.2 数据来源及计算
利用甘肃省1978年到2004年数据[6]，通过分析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与结构相似系数的关系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照上述①②两式计算r和g如下表
通过r的变动，可以发现甘肃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呈下降趋势。考虑到是以1978年的产业结构为基期，r反映的是其他各年的产业结构与基期的相似程度，那么这种下降应该说是良性发展的一种表现。但这种下降在90年代后有所减弱,表明甘肃的产业结构调整在90年代后效果甚微。
3.实证分析
3.1 H-P滤波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on）来分析甘肃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VAR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是平稳序列。H-P滤波[7]是目前在宏观经济学中被广泛用于获取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成分的平滑方法,这种方法最早出现在80年代Hodrick和Prescott完成的一篇关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周期的工作论文中。利用H-P滤波可以将经济变量序列中的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成分分离出来，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其主要理论如下：
则式⑤为H-P滤波问题，即最小化问题。H-P滤波的运用比较灵活，它把经济周期看成宏观经济波动相对于某些缓慢变动路径的偏离，而这种路径是随着时间单调递增的，所以可以称之为趋势成分。使用H-P滤波得到的变量趋势能够反映该变量动态变化的实质。
表2和表1相比，数据平稳，更能反映变量动态变化的本质，这一特点在图1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结构相似系数r的变量趋势先下降后略有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增长指数的变量趋势一直呈上升态势。
3.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在下述二元VAR模型中考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问题。假设经济变量xt和yt满足的结构方程为：
表4、5表明甘肃省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短期内（滞后2期，表3）二者互为因果；长期看（滞后4期，表4）产业结构变动是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Granger影响关系从1978年以后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
3.3 预测方差分解
预测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描述了冲击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变量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从表5的左半部分可以看出.TR的变动大部分可由它自己的新生进行解释.TG的新生对TR变动的解释能力随时期的增加而逐渐加强，但总体上很小，到第10期TG对TR的解释能力达到6.06%，这说明经济增长自发对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很小;相比之下,从表5的右半部分可以看出TG的增长由其自身的新生进行解释的部分随时期的增加而减小，到第10期减小到10%，而TR对TG的预测方差的贡献随时期的增加而增加，到第10期增加到90%，说明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影响。
4.结论与建议
（1）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原来的互动性转变成单向性,并且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趋势的拉动作用也由原来的短期性转变成更加显著的长期性。因此,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被动到主动,其影响由短暂到深远。
（2）产业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率与各产业(部门)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等于以部门产出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为权数的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加权和。因此,在部门产出增长率不均衡的条件下结构变动对总增长率将产生重要影响。从甘肃三次产业的比重结构看,虽然在二十几年里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与发达地区相比甘肃的各产业总量和内部结构都显得非常落后。因此,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结构变动对甘肃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具有十分巨大的潜力。
（3）经济总量增长对甘肃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随着经济增长社会需求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格尔系数趋向下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已由总量矛盾转化为结构矛盾,需要通过结构转换来适应供求结构和供给环境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化在理论上是建立在资源的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之上的。由于我国建立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机制时间不长,还不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主导调节作用,在更大程度上产业结构变动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变动方式往往与实际经济总量的需要是有差距的,容易带来结构变动的失衡。因此甘肃在针对性地制定有效产业政策引导的同时,应加强市场体系建设,通过市场在各产业部门间优化配置资源,使产业结构能依据经济总量的发展水平作及时调整,以适应经济总量增长的需要。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数量与规模一直是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内容。笔者利用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企业数量、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产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呈现时序递增趋势。研究还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企业数量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越是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对产出的弹性越强，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越应当重视企业与产业的培育，而不是片面强调“做大做强”。本研究还为理解地方政府与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在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的冲突提供了区域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工业企业；数量；规模；区域经济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开始，分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劳动力、资本是最重要的投入，通常情况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量和增长速度正相关，而且根据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存在投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较大的企业数量常伴随着较大的经济总量。但企业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平均意义下企业规模的下降，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通常管理学研究企业规模的目的在于探讨不同生命周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对其市场竞争力与经营绩效的影响。经济学中对企业规模与数量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产业经济学。与管理学主要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不同，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产业整体，关注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产业经营绩效与发展阶段(钱德勒，1999)。管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在企业经营决策与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区域层面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企业数量，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对企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后产业集聚的研究得到较多的关注，成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区域经济学很少关注企业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企业与产业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区域层面?举例说，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现有企业“做大做强”更重要呢，还是推动企业数量的增长对区域经济更重要?根据管理学的研究，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数量与规模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投入期与成长期的企业需要重视量的扩张；对进入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深入挖掘其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盈利水平(黄修权、顾银宽，2004)。那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数量与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差异确实存在，是否有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否有相关性、又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区域经济的?以上就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文章结构如下：在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介绍了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数据的来源与处理；第四部分将全国作为一个区域，分析企业数量、规模对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单位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之所以分省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汇总数据可能会损失个体信息；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面板数据的分析可能揭示出企业数量、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摘要：出租车行业竞争性很强，对该行业进行的数量管制必然以社会福利的损失为代价，主要表现在：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的垄断，给社会带来无谓的损失并形成高额的垄断租金；数量管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对管制租金的争夺又导致出租车司机和管制主体之间的冲突；数量管制不能克服城市拥堵问题。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消费者的福利。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视角；出租车；数量管制；社会福利
2008年，我国暴发了多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这说明针对出租车的管制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有的文献对出租车的监管方法和必要性的论述相对较多，但对于出租车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少有论及，出租车管制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考虑到社会的总体福利，出租车管制应该如何进行?本文将利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出租车数量管制应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
公共管制应该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信息的不对称，管制部门往往被管制对象所俘虏，或者管制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管制，从而偏离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对出租车的管制属于典型的公共管制，自然应该以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
出租车行业的管制一般有三种：价格管制，数量管制，标准管制。这三种管制都涉及到消费者和司机的切身利益，对社会福利有直接的影响。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价格越高，消费者的支出也越多；数量管制会影响社会潜在的就业数量和就业机会，也影响消费者的选择权。当出租车数量少，准入条件非常严格的时候，社会的供给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也因此受到剥夺。支持管制的理由之一是缓解大城市的交通拥挤，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大城市的拥挤主要是由出租车引起的。也有论者认为出租车是准公共物品，所以要进行数量管制。大多数支持管制的观点对于管制是否真的能增进社会福利、克服市场失灵都没有详细的考查和分析。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的情况，政府部门通过各种措施“加强管制”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大量的罢运事件，矛盾不但没有被解决，反而越来越尖锐。因此，认识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中被广为接受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判断出租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关键是要考察数量管制之前和数量管制之后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早在1890年，马歇尔就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认为市场总剩余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并用“市场总剩余”来分析衡量社会福利的状况。
从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如图1所示，d为出租车的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价格和出租车数量完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此时的价格为P1，数量为Q1，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实际付出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在图中由三角形AP1E表示；生产者剩余与厂商愿意接受的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由三角形BP1E表示。如图1所示，没有管制时，价格为P1，产量为Q1。消费者获得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厂商获得所有的生产者剩余，社会的福利没有任何损失，此时的社会福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若要改善消费者的福利(降低价格)则厂商(出租车司机)就会亏损，若要改善厂商的福利(提高价格)则消费者的支出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不可能让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没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损失。
当存在政府的数量管制时，市场里的出租车数量必然小于Q1，因为大于Q1的数量管制对市场不会有任何意义。假设政府的管制数量为Qg，相应的管制价格为Pe，这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管制形成垄断，形成供给不足和价格提高的局面，从而损害社会福利。在我国占多数的出租车经营模式都是公司经营，公司经营事实上就是公司垄断出租车的经营权。当市场被垄断之后，就会造成分配性的低效率，体现为在三角形CDE之内的社会福利将损失，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将受损，同时，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福利会因此而改善。CDE通常被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fiangle)。在CDE(阴影部分所示)内的任何一点，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低于管制价格Pc，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Pf，在该区域的交易是司机和消费者者双方都愿意的。但是由于数量管制，这样的交易不能达成，这意味着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了无谓的损失。之所以是无谓的损失是因为在司机和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的同时，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会因此而改善。只要有数量管制，就一定有无谓的损失，数量管制越严格，则无谓的损失就越多。
垄断除了导致无谓的损失之外，还导致福利的转移，表现为原来属于消费者剩余的四边形PcPtPc被生产者占有，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说的塔洛克四边形(FuHock quadrangle)。在出租车行业中，占有消费者剩余的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垄断的出租车公司及各个管制部门。事实上真正的生产者即司机得到的只是Pf的收入，司机愿意接受的价格为Pf，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为Pc，这之间的差距就是管制租金。出租车经营权高额的转让费就是这种管制租金存在的证明。由于管制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收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来瓜分管制租金，而出租车公司则通过份钱押金等形式来参与管制租金的分配，并用以弥补购买垄断经营权所花费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管制者必然要求管制租金的最大化，也就必然要求消费者付出最高价Pc，同时只分配给司机愿意接受的最低值Pf，两者之间的差距由管制者和出租车公司占有。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对管制租金的瓜分实际上就是第三方主体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占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状况由此变得更差。这些管制租金事实上也是管制部门资金的重要来源，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收费和拍卖费。这些被管制部门占有的管制租金，在信息不公开、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最终会被管制部门所耗散。由于租金和管制者的利益正相关，因此可以预见这样的低效率的管制并不会自动消失，而会长期存在。另外，由于管制形成的垄断给出租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垄断利润，为了保持这种利润，出租车公司会采取行动维护其垄断地位，有可能造成寻租腐败，更进一步损害社会的福利。
其次，管制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和行为能力，同时减少了就业岗位。福利经济学家森认为社会福利提高的重要体现就是社会成员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发展，这种自由指的是实质的自由，称为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既不是人们实际获得的效用，也不是物品，而是人们有可能实现的、各种有价值并值得去做的活动，包括初级的需要如营养和安全，也包括社会交往
和自尊等高级的社会需求。考虑到可行能力，人的福利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入，二是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难易程度。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提高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降低了人们的收入，而且，数量的限制也增加了人们将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的困难。人们虽然有足够的收入乘坐出租车，但因为数量管制，乘客需要更多的等待，或者会遭到拒载，就相当于由于年老、生病、残疾等状态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一样，消费者虽然有收入，但并不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无疑是一种福利的巨大损失。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本来应该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相当于本来是要人们节食以提高生活质量，但事实上却导致了人们被迫挨饿。另外，数量的限制必然导致营运者的减少，从而损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改善福利和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人为地制造服务短缺，增加失业率，这也是社会福利损失的重要方面。
再次，管制引发社会冲突，这直接有悖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社会问题的控制程度是影响社会福利的要素之一，社会问题存在于所有的社区和社会，冲突解决得比较好的社会或社区会比其他地区有更低的犯罪与暴力，会更加安全，因而能够将冲突问题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所拥有社会福利就比较高。但是，出租车的数量管制不但没有解决社会存在的冲突，反而激化矛盾，引发罢运事件。管制是引起出租行业罢运的根本原因，管制形成管制租金，但由于缺乏一个分配管制租金的统一规则，各利益集团在对管制租金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使出租车司机处于利益链条的最薄弱环节。管制部门以各种税费和拍卖经营权的形式参与租金的分配，而出租车公司则以份钱和租金的形式来占有管制租金，这些份钱和租金最后都要由出租车司机来承担。司机工作辛苦收入却很少，在管制体系的内部又没有一种办法来平衡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当他们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只能采用罢运这种极端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从而引发社会冲突。不仅如此，管制还可能导致腐败，因为管制对出租车公司而言是有利的，既打击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形成垄断，也维持了较高的价格。因此，出租车公司很有可能为了寻求管制而对管制官员行贿，如1930年美国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就大力鼓吹数量管制，事后人们才知道，沃克市长暗中接受了出租车公司的贿赂，包括两家出租车公司的股份，作为回报，使沃克市长允诺推动建立出租车数量管制。
最后，管制并不能克服机动车的外部性，缓解城市拥堵。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原则，社会福利最优的条件之一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由于机动车具有负的外部性，包括造成交通拥挤、污染空气、造成交通事故等。考虑到这些外在成本，机动车的私人成本要小于社会成本，这就会造成市场的供给数量多于社会最优的供给数量从而形成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对出租车的数量进行管制，试图减少出租车的市场供应数量，减少社会的福利损失，但这一目标并不能实现，因为所有的机动车都具有外部性，出租车只占机动车的一个较小比例。出租车数量管制对机动车的总的外部性的克服效果非常有限；同时，当出租车减少时，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会导致人们购买私人汽车进行替代，从而增加了总的机动车数量，导致更为严重的拥堵。事实上，拥堵都是由于私人汽车的大量增加而导致的，依靠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来限制城市机动车的外部性，是完全无效的。
三、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会增进社会福利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放松对出租车数量管制已经是一个趋势，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都纷纷取消了数量管制。英国人口最为密集的伦敦市是最早对出租马车数量进行管制的城市之一，其管制的目的是治理道路拥挤。1833年后，由于道路设施改善，数量管制被取消，从此，再也没有实施过数量管制，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司机和车辆均可获得牌照，不设定数量上限。爱尔兰自2000年开始放松出租车管制，到2004年底，爱尔兰出租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并没有引发道路拥堵、交通事故率上升，乡村出租车短缺、车况和服务恶化等负面效果。“公众对放松管制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积极评价。”
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福利，原因如下。
首先，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由垄断带给整个社会的低效率，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取消数量管制，必然会使大量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使市场的结构由垄断变为竞争，哈伯格三角形内部的潜在交易将得以实行。在这个三角形内部任何一点的价格和数量上，消费者和司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福利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交易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由于价格下降，塔洛克四边形会自动消失，由其所引起的租金耗散也不复存在。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价格下降，垄断租金自动消失，自然也不会有相关利益主体为争夺管制租金而进行博弈，由出租车利益争夺而形成的社会冲突就不复存在。
其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社会的就业数量，实现机会平等。数量管制政策在事实上只允许有限的经营者从事出租车行业，而剥夺了其他所有可能具有同等能力的人的从业机会，不但不能形成有效的竞争，而且对于潜在的从业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取消数量管制可以促进竞争，增加供给，也使更多的人面临公平的机会。
再次，取消数量管制会增加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行为能力，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数量管制造成人为短缺，降低消费者的行为能力，是对消费者福利的剥夺。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都是以增加人们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选择范围大大的拓宽，从而使个人变得更加自由。而出租车数量管制限制了人们的正常选择，制造人为短缺，使少数利益群体受益，必然损害社会的福利。显然，数量管制与出租车业的公共服务目标相矛盾，取消数量管制可以避免这样的福利损失。
取消数量管制之后，人们可能会担心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这可以通过加强标准和准入条件的管制来避免。这些标准包括汽车的标准和司机标准。汽车的标准如车况和车型，保养与维护等；而司机的标准则主要关注其驾驶水平和经验，并且要对车辆和司机的服务水平定期进行检查。这些工作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干预，可以由出租车司机组成的行业协会来进行监督。因为政府的直接干预极有可能形成新的腐败，而行业协会比政府官员更加关心整个行业的发展，由行业协会进行的监督效果可能更好。根据英国的经验，取消管制的地方消费者对出租车不足的抱怨大量减少，直接的服务和安全标准管制被认为是提高服务和安全水平的更为可靠的办法。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取消数量管制之后，出租车数量增加，会形成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问题。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城市拥堵都跟过多的私家车数量有关系。凡是治理拥堵成功的城市，都必然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而不是限制出租车，相反，在众多的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制的城市中，也存在大量道路拥堵的情况，这本身就说明，出租车的数量管制并不能缓解城市拥堵。新加坡治理拥堵就采用了限制私车和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方法，严格限制私车的拥有数量，同时对出租车采取放松管制的策略。到2006年底，出租车数量增加了20％。相对于私家车而言，出租车的利用率要高得多，出租车增加会使人们减少对私家车的使用。随着出租车数量的增加，其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因为竞争而下降，其数量并不会无限的增加，这也就是像伦敦这种特大型的城市也能完全取消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原因。
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那么价格的管制也就没有必要，竞争的市场会形成买方和卖方都接受的价格，正如在其他的竞争性市场一样。图1所示，为了获得垄断租金，管制的价格必然高于竞争时的价格。放松数量管制之后，价格下降而供给数量增加，这就是放松管制后社会福利改善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