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7 10:4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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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当前基础教育领域如火如荼的各项改革中,以课程与教学问题为核心,形成了如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教师专业化发展、教育均衡化、信息技术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等一个又一个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问题。这些倾向有的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选择,有的则显得不够冷静理性,表现出浮躁和盲目。
关键词: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教师专业化;均衡化;信息化
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校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教育中存在的弊端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揭示,各种新的理念不断涌现。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1999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两个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实施,基础教育更是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从观念到行动,从课程到教学,从教师到学生,从管理者到实施者,从学校到社会,中小学校的改革实践可谓如火如荼。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研究一道,形成了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又一个亮点。本文拟对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几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做一总结评析,以期对教育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热衷“研究性”
在时下的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中小学教育实践工作者中,如果还有谁对“研究性学习”、“研究型课程”感到陌生,必定会使人认为不可思议。可见这一名词或由这一名词所代表着的理念的影响力之深广。
笔者曾仔细查阅权威人士关于“研究性学习”的着述,也曾虔心倾听有关领域专家对这一命题的阐释。根据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信息,关于研究性学习,人们的认识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所谓研究性学习,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确立课题,搜集资料,提出假设,自己进行研究。第二,研究性学习是和以往的接受性学习相对立的一种学习方式。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在“灌输——接受”方面的特点太过突出,并因此已经招致太多的批评和指责,如培养出来的人才严重缺乏创造性等,研究性学习一经提出,立即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一致肯定。继而又不断受到国外中小学生做研究的成功范例的鼓舞,更加使得“研究性学习”的研究和实施一路凯歌,形成教育研究和改革中的一大热点。
鉴于我国的教育教学中固有的弊端,开展研究性学习,让教师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教学行为,让学生尝试全新的学习方式,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对于一个引进的概念或者理论,在全盘接受之前,很有必要首先明确是否具有共同的适用条件。如果前提条件有差别,就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变通,才能够使引进具有成效。就那些研究性学习已经是学生的基本学习方式的国家来说,学生每天在学校里的时间很少,因此,他们有充裕的课外时间和空间去查阅资料,搜集信息,自己做研究。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的情况却有很大不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的学生不但需要全天在学校里、在课堂中生活,即使放学以后回到家中,还需要完成大量的和课堂学习有关的作业。这就决定了“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己进行课题研究”式的研究性学习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制度下根本就没有开展的时间和空间。当然,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为了进行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学校也必须提前放学,增加学生的课外时间去进行研究性学习。既然我们的学校是以教学为中心工作,以课堂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学生主要是在课堂上学习、发展和成长的,为何不把研究性学习引进到课堂中,实现研究性学习从课外的课题研究到课堂的转换,从而给研究性学习增加一些本土化色彩呢?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在上海已经有把中学的“研究型课程”和小学的“探究型课程”写进学校课程表中的,每周大约两个课时。与这种课程相对应的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当然是“研究性”的了。这种做法的本意正是让研究性学习进入课堂。然而,实践中我们却看到了由这种做法而产生的负面效果:不但“研究型课程”、“探究型课程”成为和学科课程对立的课程类型,研究性学习也成了研究型课程和探究型课程的专有名词。只是在每周两个课时的研究型或探究型课上,需要学生用“研究”的方法进行学习,而在正常的学科教学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却仍然同传统无异,依旧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传授、学生接受。这显然已经背离了研究性学习的本意。
我们认为,研究性学习不应该仅仅是课外的课题研究,也不应该仅仅是研究型课程、探究型课程中的学习方式,它应该真正进入课堂,和每一门学科、每一种课程发生联系,成为学生每一天的基本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说,研究性学习并不是当前多数人所理解的“课题式学习”、“课题研究”等学习内容方面的变化,它的重点应该在于学习方式的转换。通过学习方式的变革,培养学生问题的意识、探究的态度、思考的能力和研究的习惯。
二、崇尚“校本”
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与发展,“校本”课程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由课程领域延伸开去,校本培训、校本管理,“校本”随即成为教育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校本课程是随着课程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凸现的。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课程决策权不应该再由国家或地方独立享有,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分享课程决策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试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课程决策权开始部分下放到了学校。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规定,学校应该“合理设置本学校的任选课和活动课”,这部分课时占总课时的20%—25%。这一规定,从政策上明确肯定了学校和教师在课程开发中的地位和权力。2001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建立国家、地方和学校的课程三级管理模式”,并对学校的课程权力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学校的职责: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阶段的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学校课程管理与
开发指南》,从实际出发,参与本社区学校课程具体实施方案的编制,同时,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批。”这一规定成了我国校本课程实施政策上的保障。
校本课程的理念和政策一经提出,迅速得到了中小学校的积极回应。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寻找自己的传统和优势,都在总结当地社会、经济的具体特点,都想在课程开发中形成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学校的“本位”。然而审视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可以看出,“校本”作为一种理念,在我国基本上还属于一种教育改革的目标或理想,或者说实践的探索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离真正意义上的校本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这可以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我国的课程管理模式总体上仍然是“自上而下”式的,校本课程只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补充,并且在课时比例上只占10%—15%左右,因此学校的课程自主权非常有限。第二,很少学校真正具备参与课程开发的能力。不要说课程管理部门长期以来早已形成了依靠学科专家来设计课程的习惯,对学校自己开发课程缺乏足够的信任,就是学校自身,大多也对课程开发望而生畏,缺乏自信。当然的确也有少数师资力量比较强、优势资源比较集中的学校在探索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这些成功经验,大多是在校外课程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取得的,离开专家们的悉心指导,单靠自身学校教师的力量,基本上还没有具备相应的课程开发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开发出了课程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校本”了。第三,实践中存在着对“校本课程”做简单化理解甚至误解的现象。校本课程的实施无疑对于我国的课程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许多人对于校本课程的本意、目的、相关的教育理念等并没有真正理解。比如,不少人认为,实施校本课程,就是开设活动课程或选修课程,根本没有课程开发的概念;还有人认为,实施校本课程,就是由教师自己编写教材,而编写教材就是搜集材料,根本没有课程创新的意识。总之,从我国实施校本课程开发的实际情况看,很少有学校能够不依赖外部条件,不借鉴已有的课程或教材,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发出体现自己特色和优势的校本课程。
既然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本位,这里的“本位”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它的开发主体是教师。以教师为主体开发课程显然不同于专家编写教材。它是源于实践、基于实践、面向实践的。而既然是校本课程开发,也就不能仅仅是对已有课程的选用和改编,而应该是教师根据学校和自身的现实条件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创作出全新的课程。可见,校本课程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课程管理体制的转变,还需要课程开发的主体——具有课程开发意识和能力的教师的产生,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理念的更新,学校各项工作的配合,等等。只有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了,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本”。
三、强调“专业化”
“校本课程”的实施使得原来属于国家的课程开发开始部分地分权给学校和教师,课程开发不再是学科专家和课程专家的专利,教师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课程开发的主体之一。教师不再只是现成课程的被动的实施者,而成为主体的设计者和开发者,成为拥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善于合作的研究者。教师这一角色的重大转换,再加上教师对于整个教育事业的意义越来越被人们认可和重视,使得原本就很强烈的“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呼声更为高涨,教师“专业化”亦成为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的热点话题之一。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程度究竟有多高一直存在着争议。教师职业的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明确的认识,教师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与荣誉,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在现实社会中还远远没有具备如医生、律师等职业的学术性质与学术地位。当然,这也是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相联系的。与其他职业相比,教师职业所依据的专业知识具有双重的学科基础,即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也就是教师教育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性与师范性”的问题。对于一个教师而言,学科的学术水平与教育的专业素养孰轻孰重,两者中哪一个更直接地决定了优秀教师的诞生?理论是美好的,而在现实中,师范性往往成为强调学术性的附庸。不少人认为,只要掌握学科知识就可以做教师,甚至可以做一个好教师,而教育学科知识是否具备则无关紧要。据说国内某名牌大学的校长曾经公开与某师范大学的校长开玩笑说:“我们学校并不是培养教师的,你们学校是专门培养教师的,可是从我校毕业的学生去做教师,决不会比你的学生差,甚至可能会更好!”这是典型的视学术性高于师范性的一种观点。
导致人们对教师专业性认识不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随着世界范围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的加剧,世界各国都把教育摆到了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在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只有教师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造就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师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世界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使教学工作成为一种专业,才能使教师成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职业。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成为教师专业化的方向和主题。
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师范教育比较注重的是教师对于任教学科和教育专业的知识掌握,对教师的个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够重视。狭隘知识授受式的教师培养模式造就了大量的教书匠。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围绕教师的专业属性问题,学术界和实践界曾经展开过热烈地讨论。关于教师职业究竟是“专业”还是“半专业”,多数人还是倾向于认为,教师职业同别的专门职业比较起来,成熟程度还是一个问题,还处于“半专业”的状态。
从基础教育改革的整体效果而言,无论是研究性学习方式的转换、校本课程的真正落实,所有的改革,所有先进的理念,最终都要经由教师的教学行为去实现。这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素质教育的关键是创新教育,而创新教育的关键是教师。在某种程度上,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制约着教育改革能够达到和实现的程度,教师的高度就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高度。所以,教师职业无论究竟是否是一种成熟的、科学化的专业,强调教师朝向专业化的发展,不断提升教师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品位无疑是顺应基础教育改革潮流的明智之举。说到底,教师的专业化,不仅是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和提升教师社会地位的策略,更是教育改革成果的保障。
至于教师专业化的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称得上是专业的教师,目前仍旧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如何才能培养造就出一支达到专业水平、具有深厚专业素养的教师队伍,则不仅关系到师范教育培养教师的方式,更关 系到教师进入学校所受到的职后训练,包括教师每一天的工作、生活方式,包括以学校为本的培训,包括教师参与到教育科研的程度等等。
四、呼吁“均衡化”
平等与效率、数量同质量的矛盾一直是教育中存在的棘手问题。“如果平等与效率受到同等对待,分不出孰高孰低,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就必须寻求调和。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人们一方面坚持古老而又朴素的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普及化的理想,期盼教育在数量上的发展,追求学校数目和入学率,以及所有人都能够成为同样的受教育者。另一方面又承认,教育必须履行筛选、分层和分流的功能,努力为社会选拔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追求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对于人类和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这两种认识分别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永恒的魅力。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找到两者之间的一个最佳结合点。然而,现实和经验昭示我们,如同鱼和熊掌难以同时兼得一样,追求教育的大众化,谋求数量上的发展,往往不得不部分牺牲教育质量;追求教育的英才化,谋求质量的发展,往往又不得不以牺牲教育平等为代价。现实的教育很难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
在我国,由于一直以来对高层次精英人才的迫切需要,效率一度成为教育的首要价值。“重点校”、“示范校”、“样板校”等曾经作为国家教育政策贯彻落实,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行政指令得以在校际之间进行分配。然而,过度追求效率之后产生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造成了教育领域严重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不仅仅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所产生的差异,更严重的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相同类型的学校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差距最直接的体现是校舍、设备等硬件方面,而隐性的不均衡则体现在依靠行政手段集结了较多优质资源的学校总是能够吸引到更多优秀的教师和更多出色的学生,从而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不均衡态势,最终导致教育中的“马太”现象。
不过,义务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力实施,使得教育均衡化的问题越来越凸现,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上海,就曾经通过义务教育实施初期大规模的校舍新建和改造、90年代依托城市的振兴和崛起而实施的‘薄弱学校更新工程’、跨世纪的‘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等几个体现历史发展阶段的重大工程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工程无一不是教育均衡化政策的杰作,无一不是政府依法为全体青少年提供基本均等教育机会的具体而实在的行动”。在全国,大力推进教育的均衡化,尽快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现实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乐观。由于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地区和校际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再加上社会上多数人心理上早巳形成的习惯和定势,由教育中存在的不均衡现象引发了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另一独特现象:择校。最初的择校主要指向的是高中阶段的重点中学,随着近几年来的发展,择校的重心迅速下移,初中、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竞争的帷幕已经赫然拉启。而且,跨地区的择校也愈演愈烈。尽管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了公办学校免试、就近入学的办法,其意图就在于推进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化,但我们必须正视,只要差异和不均衡存在,择校就不可避免,公平就无以保障。而且,就算政府已经不再使用行政行为去人为扩大差异和不均衡,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仍旧不停地挥舞着,使得昔日的好学校能够用收取高额赞助费的方式再度集聚优质的教育资源。上海十余所寄宿制高中已连续三年招收外省市学生,5万元人民币(当然还有成绩要求)的入校费也许从成本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所有想要接受这一教育的学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义务教育的宗旨是为全体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如果学生由于人为的原因接受的是质量不等的教育,不仅损害的是学生个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损害了义务教育的公平原则。因此,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如通过教育经费分配、校长和师资的安诽等加以保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提高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形成特色,保证所有学生都受到优质的教育。
五、追求“信息化”
2000年,教育部了一个《关于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通知要求,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战略指导思想,适应21世纪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开始,用5—10年的时间,在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及信息技术教育,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的现代化,努力实现我国基础教育跨越式的发展。于是,信息技术课程被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并且明确提出了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的阶段目标:2001年底前,全国普通高级中学和大中城市的初级中学都要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2003年底前,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初级中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2005年前,所有的初级中学以及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小学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并争取尽早在全国90%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信息技术必修课。通知还要求,全面启动中小学“校校通”工程,为中小学普及信息化技术教育、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校校通”工程的目标是:用5—10年时间,使全国90%左右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具体目标是:2005年前,争取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中等以上城市的中小学都能上网;西部地区及中部边远贫困地区的县和县以下的中学及乡镇中心小学与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联通。2010年前,争取使全国90%以上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都能上网。不具备条件的少数中小学校也可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和教育教学资源。
这一通知以后,随着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赢得了前所未有的瞩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制定了当地信息技术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措施;各级科研院所、教研机构、专家学者迅速设立了研究课题,为迅速发展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出谋献策;一大批企业也争先恐后投入信息技术教育的市场。从校校通、校园网,到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网络教育资源库、信息技术课程、教材、教法,以及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整合等等,焦点与热点层出不穷。各学校都在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实现多媒体教学进入每一间教室,努力促进中小学教学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全面提高中小学迎接21世纪挑战的能力。有媒体评论说,2001年,对我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来说,是“火红的一年,不平静的一年”。
从信息技术教育的课程形态来看,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专门的信息技术必修课,但从教学内容来看,由于信息技术发展很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需要随时调整和变化,而实际上很多学校的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信息技术实际的发展水平。而且由于各地师资及设备条件差异较大,开课年级各不相同,各地普遍存在着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教学内容衔接的问题。从教学模式看 ,一些学校的信息技术课采取的是传统学科的“教师讲、学生学、学完考”的模式,注重知识性的教学,没有体现信息技术课程的特点,使原本生动有趣的信息技术课程变得枯燥无味,窒息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出现了“学生喜欢玩电脑,但不喜欢上信息技术课”的现象。
从信息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专家与教学一线人士都认识到,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的重要途径,是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核心和发展重点。但如何实现信息技术教育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又是一个难点。“整合”的概念提出以后,很多地方出现了教师上课不用黑板和粉笔,改用电脑和屏幕的做法。甚至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一条曲线,原本非常简单,也许只需要花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却要花费不少时间搬到电脑中展示在屏幕上。实践中这样的做法不少。因此,如何照顾到学科的特点进行整合,真正实现整合之后效果最优的目的,确实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信息技术教育的最终成效。
学生对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个体差异的影响。学生的一般特征是指影响学生行动的心理和社会特点,包括年龄特征和个性差异。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其认知发展水平也是不同的,进而间接影响着学习内容和方法的选择,如果内容或方法,或者两者的选择都不当,则教学有效性就难以保证。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学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性格、智力、动机和兴趣等方面,因此当一名教师面对全班几十名学生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科学教学。其次是学习策略的影响。学生的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有效的学习规则、方法、技巧及调控方式,是影响学习经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麦克卡(W.J.Mckeachine)按照学习策略所涵盖的成分,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与资源管理策略三部分。这些都从本质上影响学生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高效的学习者。对于一些认知策略如复述策略、精细加工策略和组织策略,我们可能有一些了解,然而对其他的策略却了解得很少,就算有了初步的了解却不重视对它们的运用。因此,教师要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和帮助,让学生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学习策略。第三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凸显与主动意识的培养。学生对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性,是学生参与到学习中的关键,也是教育存在的重要理由。因此,学生应该以一个平等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只有这样学习经验有效性才有可能达到。
教师无论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还是现代的开放式教学,教师都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实之中,教师是影响学生学习经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教师对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教师的文化知识水平。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教师的文化知识水平与学生学习经验有效性有很大关系。这些知识具体包括学科专业知识、一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及丰富的学习经验,教师的这些知识水平直接关乎学生的学业成绩。首先,学科专业知识是一个教师教学的基础,只有在具有深厚学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其他方面的知识才能使教学达到高的境界;其次,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也很重要,这些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只有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原理,按照学习者的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学才能达到有效教学;另外,一个教师光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必不可少。然而,多数调研显示,教师,尤其是西部农村教师,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教育理论知识欠缺;通识知识不足以及教育实践知识缺乏等方面,难以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其次是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为了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而在教学中所进行的规划设计、组织管理、评价与反思及教研和科研等实际的本领和才智。教师的智慧制约教师的教学决策、方法的选择、解决课堂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机制等等。一个好的教师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方法和能力。要想适应千变万化的课堂,教师就应该是充满智慧的并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学能力,能够适当地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运用不同的学习情境,使学习经验最优化。因此,应该大力开发培训项目课程,提升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在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工作方法为主线,以工作任务为中心,以模块为结构,整合教育理论与实践,开发培训课程;在工作任务中,以行动为流程,通过模拟的教学情景,着重培养他们的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应用能力。第三是教师的人格魅力。教师的心理状态,从个性品质上来看,教师广泛的兴趣和爱好、自我控制能力、意志力、民主平等合作精神、期望水平、自我教育能力等对教学有效性都有较大影响。只有性格开朗、乐于奉献、具有亲和力的教师才能营造一种民主、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从而有利于学生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形成。另外,教师还要以孔子“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对学生认真负责,更多地对学生给予情感关怀和人文关爱“。教师的情感和人格魅力,对学生心灵上的影响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教师的信念和个性品质在教育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环境学习经验的定义涉及到学生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教师可以通过营造环境,构建情景来提供教育经验,以激发所期望的那种反应。教学环境包括物化环境和人文环境,前者是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学生倘若长期在阴暗、潮湿、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学习,学习经验的有效性很难保障,并且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发展。人文环境才是影响学生学习经验的决定因素,只有置身于一个民主、平等、互相关爱、理解、包容和体谅的校园环境和教学环境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才能得到极大提高,进而提高其学习经验的有效性。
学习经验有效性视角下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取向.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日益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素质的整体提高。根据泰勒学习经验有效性的理论,结合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应遵循以下取向:
1.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其积极主动性在奥苏泊尔提出的有意义学习发生条件中,要发生有意义学习,学生需要有主动学习的心向,要有学习的积极的态度。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尽量使课堂生动,有意思,让学生始终保持积极的状态。学习经验必须使学生在从事目标所隐含的相关行为时获得满足感,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以及人类的基本满足感有充分的了解。另外学习经验的选择也应该适合学生目前的成就水平、心理倾向等。不同的学习者兴趣不同,但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许多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总是根据学生的平均发展水平确定目标,这样做不仅达不到公平、合理的目标而且忽视了学习者的不同兴趣爱好,长期以往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低下,水平差异不大,势必影响整体的教育发展质量。
2.创造充满 活力的教学情境“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以外的通道和美丽的风景,而不是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路线而没有激情的行程。”基础教育改革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自主互动的教学环境,另外一个良好温馨的教学情境也是影响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因素之一,因此创办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势在必行。
3.创办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师生关系的好坏是影响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基础课程改革以来,师生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传统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引导者。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权威者,而是和学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合作者。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这是教师处理师生关系的最高原则。要创设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就要在人格上尊重学生;学业上师生平等对话;生活上教师关心爱护学生。另外,倾听也很重要,教师与学生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是师生之间的相互倾听和对话。这样才能让学生感受到爱的教育。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指导下,教师要用自己的爱、尊重、理解去呵护学生的成长,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学生,以自己的智慧去激发学生们去创造,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形成。
4.提高教学评估的有效性评估正是一个发现这些已经制定和组织好的学习经验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期望结果的过程,同时评估的过程也包括指出方案的长处和弱点。教学评估有助于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发学生热情,从而促进学生学习经验有效性的全面发展。评估的手段和形式多种多样,应该综合各种评估方式,不拘一格,对学习过程进行有效的分析评估;评估也要注重分析学生的个性差异,保护学生自信心;评估的结果多应采用激励性语言,根据评估所提供的大量信息去指出教学的不当之处,指出改进意见,然后再进行重新规划、重新评估,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经验的有效性。总之,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期,把握信息时代的特点,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坚持个性化、体验式、互动式自主学习必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曲式公共课面临的教与学的现状,从“学非所用”、因“才”施教、课程对接、课件运用四个方面,论述了曲式公共课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 键 词:曲式公共课 教学改革 对接
一名优秀的演奏(唱)者必须充分理解作曲家的基本构思,把握作品的风格、情绪和意境的要求,进一步理解作品所要揭示的音乐内容和音乐发展的逻辑,从而在作曲家界定的框架内进行二度创作。音乐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正是使演奏(唱)者理解作曲家基本意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对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沈阳音乐学院本科公共课的音乐理论课程,都是由作曲系担任的,它包括曲式、复调、和声、乐理和视唱练耳5门课程。因此,作曲系的音乐理论课教学质量的高低,对学院整体教学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所讲授的曲式公共课程,采取了理论讲授——音响感觉——谱例分析的结构形式,在讲授这门公共课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以相同的教学内容与谱例分析应用于不同专业各系的这种形式,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一、“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予改革
目前曲式公共课分析的绝大部分曲目都是以欧洲经典钢琴曲为主的。按照一个课程模式,以同样的要求、相同的谱例、相同的深度来教授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妨碍了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结果在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有学,甚至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例如,钢琴系的学生,接触了许多大型独奏和协奏作品,有许多是协奏性奏鸣曲式结构、边缘曲式结构和大型复杂自由曲式结构,在教学中仅仅要求他们掌握到常规奏鸣曲式,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学声乐的学生来说,分析大量的钢琴音乐作品,也是不合适的,应以分析声乐作品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特别是学习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当针对其“民族”的特点,加大民族声乐曲和民族器乐曲的分析比重。
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和陈述结构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与西欧传统曲式有一定的区别。在民族器乐曲的整体曲式结构方面,并不总是应用所谓的“三段体”形式。特别是对于小型民族器乐曲来说,四部再现曲式或多部再现曲式是十分独特的,这在西方传统音乐中为数不多。我国的散——慢——快的程式方法,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西欧传统曲式结构的传统艺术手法。在曲式部分内部特有的复合呈示手法,以及各种乐思陈述的结构形式等都说明了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创造力。这些优秀的民族艺术手法,都应在民乐系学生的曲式公共课的教学中得到充分运用,而不应没有针对性地,把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硬要按照一个课程模式按部就班地学习,那样不仅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还会因此而牵制课程的进度,妨碍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一个学期跟下来,结业成绩虽然能及格,但在自己的实际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学,即便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二、因“才”施教、学有所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改革应针对不同系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以部分典型的钢琴作品为核心并各有侧重的教学大纲和谱例。讲授及分析的内容应根据各系相应的情况而定。如钢琴系、电子琴系可用相同的大纲和谱例,以西方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和中国现代的钢琴作品为主,旁及印象派之后的作品,以声乐作品为辅,并对于部分复调作品进行分析与讲解。曲式范围可延伸至协奏性奏鸣曲式、边缘曲式以及自由曲式。声乐系的学生,应以分析中外艺术歌曲、歌剧为主,辅之以典型钢琴作品分析。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以分析民族器乐曲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掌握民族器乐曲式及陈述结构特点。只有这样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来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才能做到因“才”施教,针对性强,才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做到学有所用,有利于学生专业课水平的提高,增强学习积极性。
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教授不同专业学生,有如下好处:
1.针对性强,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学有所用。
2.增强了公共课的学术性,能激发教师的进取精神。
3.因“才”施教,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解决了基础差跟不上、基础好不解渴的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与学生的专业联系密切,有利于自己专业课的提高。
三、应加强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对接关系
笔者在教授曲式公共课时,深深体会到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脱节现象,特别是和声课,这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首先,在曲式课的实际分析中,学生不能熟练地分析出和弦功能以及调式调性;其次,曲式课中所涉及到的和声远远不止和声公共课讲授的一级关系转调的范畴;再次,单纯的四部和声写作已很难适应曲式课的需要。 因此衔接好这三门课程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能在有限的课时内把三门课程衔接好,达到最佳效果呢?
首先,这三课应该由一位老师来贯穿讲授,这样教师在讲授一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兼顾其他两门课。如在乐理课的讲授中,对于调式调性的分析,除了单声部旋律外,还应加强由旋律与和声结合而成的主调音乐的分析。同时还可以把曲式课中,涉及到的重复、再现、模进等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在乐理课中讲解、分析。而和声的学习,应以谱面的和声分析为主,并且一定要结合曲式结构分析。
其次,应该把这三门课的课时重新调整分配。目前沈阳音乐学院乐理课、和声课和曲式课这三门课,由以前的2.5学年变为2学年,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三门课融为一个整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把学习效果达到最高。但就目前学时分配,笔者认为不太合适,乐理课36学时、和声课72学时、曲式课36学时,乐理课学时过长,而曲式课学时过短。把乐理课的学时减缩为16学时左右即可。因为在入学前,学生都系统地学习过乐理,有的学生学过若干遍,而入学后再让学生重新学习,学生感到乏味,教师也没有热情。如果一味地加深乐理的难度,可能会出现死钻牛角尖并且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实用,要么就是涉及到了和声、曲式其他学科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用16学时把乐理复习一遍,足矣。
在和声课的72学时中,用36学时学习四部和声写作,范围到一级关系转调的程度,虽然时间比较紧,但还是可以做到。在后36学时的学习中,主要是和声分析的学习,分析的深度可扩大到和弦外音及远关系转调,曲式结构掌握到单三部曲式的程度,并且分析的谱例尽量以完整乐谱为主。这样经过72学时的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小型曲式的结构分析、和声分析、调式调性布局及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等,为大型曲式的掌握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学生在曲式课的学习中,能够适应授课的难度及节奏。由于曲式课涉及的内容多,难度较大,把乐理课剩余的课时,加入到曲式中,使曲式课的学时扩展到60学时左右,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了。通过学时的调整,把乐理、和声、曲式三门课程的讲授真正地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相对独立,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也为研究生入学及读研期间
曲式的学习铺平了道路。
然而,要真正去实施曲式公共课的改革并非易事。改变多年上课的模式,一下子恐怕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还有,新的理论体系的确定、新的教材的编写、教学大纲的制订、谱例的选择、分析的范围都需要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并且对教师的知识也要求提高。
四、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
曲式公共课教学改革,还要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提高学习效率。
在传统的教学中,分析谱例,通常要说在多少小节,是谁的重复、变奏、模进、减缩、倒影等;在多少小节处,第几拍,是什么音,和弦是什么,这样分析起来特别麻烦,而且有些学生经常不能及时地找到谱例位置,久而久之,学生便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及信心。通过课件及展示台把谱例、文字、图形、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教学更方便、生动形象,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对教学内容更容易领会和掌握,提高学习效率。一改大家普遍认为呆板、机械、缺乏启发性、缺乏创新思维与能力的传统教学模式,从而把枯燥乏味、被动学习的习惯变为主动,并且教师利用先进的备课工具进行备课,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而且教案还可以永久保存,方便了教案的再利用和教师之间的交流。
在自制课件时,教师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把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变枯燥为有趣,因此自制课件的过程也是对知识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使教师教学的创新能力得以发挥。如果所制作的课件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样,那实际就失去了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意义。
但在教学中也不能过分依赖课件,即使水平再高的多媒体课件也代替不了整个教学,它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及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情绪的相互感染、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是任何形式的多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就目前而言,多媒体教学只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既然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在运用中就不能过于夸大它的作用,更不能喧宾夺主。
一、广东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发展不均衡困扰广东基础教育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广东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省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城乡、区域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履行领导、发展和管理教育职责不充分,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1]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要求,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创建教育强省,争当教育现代化先进,打造南方教育高地,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教育发展路子。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省情新特征在教育改革发展上的要求。所以当前要统筹全省教育研究资源,建设省内一流教育智库和国内着名教育研究机构,加强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形成体现广东理念、广东特色和广东风格的教育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打造南方先进教育思想理论并形成实践高地。根据省委的要求和广东教育的省情,广东要打造南方教育高地,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教育发展路子还面临一系到的问题与挑战。
1.城乡教育资源的行政配置不均衡,导致区城教育之间发展的不均衡。由于广东珠三角与东西两翼、山区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严重制约各地教育资源的行政配置。2011年,广东珠江三角洲、东翼、西翼、山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77637元、21850元、27485元、22205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为3674.70亿元、191.91亿元、181.10亿元、246.28亿元[2]。由于珠江三角洲、东翼、西翼、山区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必然导致广东省城乡学校在教育经费投入、师资、设备设施等方面的差别悬殊。(1)财政教育投入尚未随财政支出和教育事业发展同步增长,大部分地级以上市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未能实现逐年提高,个别地级以上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预算内公用经费未能逐步增长。2008年、2009年、2010年全省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18.61%、18.53%、17.00%,没有实现逐年增长。根据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向市人大提交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数据,2010年全省各地级以上市教育支出增幅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增幅比较:从全省来看,有14个地级以上市教育支出年增幅低于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年增幅,其中低10个百分点以上的有珠海、广州、深圳、清远、阳江、云浮、揭阳、潮州等8市;从市本级来看,有云浮、清远、广州、珠海、揭阳、湛江、东莞、汕尾等8个市的市本级低10个百分点以上。2010年全省各地级以上市教育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有14个市教育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低于上年,其中,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的有揭阳、清远、阳江、广州、潮州、云浮等6个市;从市本级来看,云浮、揭阳、潮州、汕尾、汕头、广州、珠海、东莞等8个市的市本级比重低于10%。部分地级以上市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未能逐步增长。茂名市辖各县(市、区)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的地方配套资金一直未落实[3]。(2)欠发达地区个别市未按时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部分地市“有编不补”情况严重,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中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紧缺,欠发达地区教师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据统计,全省教师编制753488人,在编教师736659人,空编16829人。教师空编、缺编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大量的代课教师。2003年统计全省的中小学代课教师49118人,其中小学39010名,初中10108名,尤其是粤东、粤西地区,学校聘用代课教师情况严重[4]36。到2010年底,汕头仍有3937名代课教师,汕尾有1556名代课教师。2009年、2010年,19个市核定中小学编制分别为783697个和785080个,实际在编人数716978人和736720人,空编数66719个和48360个,空编率分别为8.51%和6.16%。2010年欠发达地区空编情况较为突出,空编率超过10%的市有:汕头(20.53%)、汕尾(18.23%)、湛江(13.25%)。大量空编是产生代课教师的主要原因,如果空编问题不解决,代课教师将再次出现。中小学教师学科、专业结构不合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缺乏英语、体育、美术、音乐、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中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紧缺,2010年我省中等职业教育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仅有38%,欠发达地区“双师型”教师比例更低。具备教师资格的学前教育教师比例不到一半。欠发达地区部分县区未理顺公务员津补贴的发放,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两相当”工作未能实现;少数地区教师工资待遇偏低,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教师向湘、桂、赣等地回流的现象[3]。(3)区域间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大班额情况严重。欠发达地区义 务教育资源短缺,部分地区义务教育大班额情况依然严重。2010年,全省初中87679个班,66人以上大班额19683个,占22.45%。66人以上大班额全部在欠发达地区,其比例40%以上的有5个市:汕尾(69.04%)、湛江(51.67%)、汕头(49.53%)、茂名(48.74%)、揭阳(44.42%),其大班额班数量达15040个,占全省大班额总数的76.41%。惠来、陆丰、潮阳、遂溪、濠江、潮南、高州、电白、化州、廉江、陆河、雷州等12个县(市、区)大班额比例在60%以上,其大班额数量共11204个,占全省大班额总数的56.9%。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覆盖率低,仅达26.25%;其中河源、茂名、汕尾等3市覆盖率低于15%[3]。
2.区(县)域内城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仍然是我省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广东省区(县)域内城乡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优质教育资源只向少数学校倾斜,结果造成区域内学校之间师队伍结构不合理、素质偏低,学校设施设备达标比例低,教育信息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2010年,全省城镇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3.48%,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为9.44%;而农村小学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9.88%,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却高达26%。2010年,50个山区县所管辖的县镇小学体育运动场地面积、体育器材、实验仪器达标率分别为51.09%、44.29%、44.57%;建立校园网学校比例为36.73%,计算机生机比20?1,生均仪器设备总值为472元,而山区农村小学体育运动场地面积、体育器材、实验仪器达标率分别只有17.46%、11.34%、11.58%,建立校园网学校比例只有3.8%,计算机生机比47:1,生均仪器设备总值仅235元[3]。结果是校际之间办学水平的差异导致择校风愈演愈烈,许多农村学生无奈之下选择到城里就读,相对薄弱学校的生源每况愈下,生存发展受到严重挑战,同一地区不同学校间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加重。
3.群体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仍有待解决。首先是外来流动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2010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有外来流动人员子女313.88万人,占全省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23.27%。与2009年相比,全省外来流动人员子女增加35.35万人,增长12.69%。省外户籍在粤外来流动人员子女159.57万人,占外来流动人员子女总数50.84%;本省籍外来流动人员子女154.31万人,占外来流动人员子女总数的49.16%。外来流动人员子女主要集中在珠三角9市,占81.59%。目前,外来流动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还未得到充分保障。珠三角地区部分市县仍未出台外来流动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具体办法。其二是学前教育资源短缺,整体水平不高,部分地区“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2010年,全省学前教育入园率为82.57%。学前教育公共教育资源相对紧缺,公办幼儿园比例偏低。全省幼儿园11161间,其中属教育和其他部门办1149间,集体办1364间,民办的8648间;民办幼儿园占77.48%。全省1183个乡镇中,有398个乡镇没有建成乡镇中心幼儿园,占乡镇总数33.64%,大多数行政村没有幼儿园,农村幼儿入园难。在岗幼儿教师不具备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比例过大,全省幼儿园园长、专任教师高中和高中以下学历占51%,没有职称的占75.1%。其三是特殊教育发展滞后。按照国家要求,每个地级以上市及30万人以上的县(市、区)必须有一所综合性的特殊教育学校,但目前,仍有汕尾、河源、揭阳、潮州等地级市未建立特殊教育学校。30万人以上的县(市、区)有60个未按要求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我省的特殊教育学校和学位数量仍远远不能满足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需要[3]。
二、广东基础教育特色促均衡促发展的对策
广东围绕“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思路,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重点,大力促进基础教育的特色均衡发展,具体策略是外延内涵齐发展、特色均衡促公平。
(一)外延发展是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基础
实现教育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是促进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外延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管理体制,推行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一体化;制定规划、调整布局,构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推行以“结对帮扶”为主体的管理体制改革,加速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的步伐等等,都有利地促进了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广东全省由珠江三角洲地区、东翼、西翼、山区四大片组成,不仅区域之间、而且区域内教育差别都很大,学校发展不够协调。缩小区域之间、区域内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彰显教育公平是广东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与理想追求。而当前“广东省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解决的重点,一是农村学校,二是薄弱学校,三是弱势群体。因此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既要抓区域的均衡,同时也要针对农村的薄弱学校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弱势群体,有更多的政策照顾和倾斜。”[4]37为此着眼于打破城乡教育“二元”分割的格局,制订规划、创新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学校运行机制,探索城乡义务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实施模式,构建义务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评估机制与有效策略就成为广东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重要使命。
一是各级政府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筹制订城乡义务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规划。政府要组织专家学者认真调查研究教育均衡问题,“全盘考虑教育的均衡发展,做好全局性、系统性的策划。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立足当前、资源优化、均衡发展的原则,做好教育布局调整,同时推进学校的标准化建设。”按照统筹发展合理规划特色发展的路径规划发展区域和学校的特色教育。区域和学校要认真调研、摸清家底,寻找自身潜在的优势,即挖掘特色,寻找突破口,这是特色学校建设的起始点。珠海市金湾区按照“抓好规划,选定试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加快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进程,先后进行了三期的学校布局调整,实现全区中小学无薄弱学校,中小学班额均少于48人,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学校布局的多次调整,市、区、镇共投入资金近3.5亿元,其中市政府投入近1亿元用于建设新校,区、镇政府投入2.5亿元用于征地、填土、完善教学设备设施[5]。
二是改革管理体制,建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当前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实现四个统一,即统一规划基础教育的发展,统一发放教师工资,统一管理教师队伍,统一安排学校公用经费,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就是要为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建立保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财政体制。“确定不同层政府承担基础教育的责任,制定省、市、县、乡镇分担教育的比例;确定地税分担基础教育的比例;建立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资金,用于统筹农村教育的发展。”[4]39建立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内涵发展是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关键
然而单纯地依靠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的外延发展,显而易见的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只是“吃财政饭”,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实现“外延式”的教育优质均衡存在很大的困难;二是调整学校布局后 ,学校离家路途远,学生的交通食宿增加了家长新的经济负担,新的辍学问题又出现了;三是“结对帮扶”的形式对学校的发展只能产生短期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问题。因此,一个学校的发展靠的是长期办学实践中积累的独特、优质、稳定的办学风格与优秀的办学成果,这样学校才有生命力,才会得到社会、家长、学生和政府的认可。内涵的均衡是教育最大的均衡,坚持走内涵均衡发展之路,打造区域教育特色促均衡发展的品牌。一方面引进先进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经验,有效地移植到薄弱学校;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宏观调配,推进教育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以内涵均衡发展提升学校办学质量和效益,建立起区域教育特色促均衡的品牌,向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目标奋力迈进。珠海市金湾区通过打造区域教育特色成为全国均衡发展的品牌就是最好的典范。金湾区以特色教育为突破口,以培养合格+特长的学生为宗旨,在全区开展争创特色品牌学校的活动,一批特色学校、绿色学校、文明学校诞生,全区呈现体育、艺术、传统教育、科研、课改等五大特色。总之,遵照党的教育方针,依据当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校的育人目标、优化学校教育内容、优化学校教学方法、优化学校组织系统,从而实现学校全局优化,形成学校特色,打造目标特色优化型、内容特色优化型、方法特色优化型和系统特色优化型等特色学校与品牌学校,是特色学校的建设目标,也是塑造校园文化精神、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特色教育的理想追求。
三、广东基础教育特色促均衡促发展的思考
广东遵循“研行一体、区域统筹、整体提升、城乡共进”的原则,整合、统筹区域所有力量,深化“捆绑式”发展,高质量普及十二年基础教育,促进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均衡、优质、可持续发展,探索出区域内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初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方法,形成具有较大推广价值的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模式。
(一)发展是推进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关键只有始终确立教育优先发展观、教育均衡发展观、教育协调发展观,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普及化的需求;才能通过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保护他们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从而体现教育公平;才能建设与区域经济、文化相匹配的现代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协调健康发展。
(二)经济是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教育经济学认为要发展一个地区的经济,就需筹措足够的资本,正如美国着名的经济增长理论学家刘易斯认为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直接原因(制度、知识为第一、二个直接原因);而资本的形成与配置与教育又密切相关。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需要有一定量的资本来支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家、该地区资本投入的多少,即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应当同资本形成的大小数量相适应,如果教育发展水平超出经济发展水平,过分超前,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反之,如果教育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就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教育经济学有一条规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国民生产值(GDP)及地方生产总值(地方财政税收)为量度,即资本量度,而资本量度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即经济决定教育的规模、速度、层次、类型。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以评估作引领,集中区域智慧促进教育特色均衡发展是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按照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发展的方针,以课题研究的途径科学选择推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途径、方法。区域政府牵头应成立创建"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示范区"领导小组,统筹教育、财政、人事、建设等相关政府部门,按照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全面推进特色区的创建工作。同时成立工作小组,严格按照“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示范区”的各项评估指标体系的评估要求办学,以确保创建目标顺利达成。
(四)以“结对帮扶”和品牌战略为突破促进内涵提升,以教育自主发展促均衡以“结对帮扶”和品牌战略为突破促进内涵提升,以教育自主发展促均衡。一是进一步深化“结对帮扶”发展;二是通过实施学校品牌策划工程,迁移品牌学校的建设经验,强化文化引领,激励发展学校特色,以特色求均衡;三是通过实施教育教学指导制度、联系结对制度、学区论坛、学区片区联组教研、城乡学生互动交流等众多举措,进一步加大全方位的资源共享力度,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教学质量差距;四是通过完善现有的督导评估体系,实施“基础+发展”的评估模式,构建激发学校自主发展内驱力的新平台。
(五)以多元努力覆盖弱势群体,集中社会力量促特色均衡以多元努力覆盖弱势群体,集中社会力量促特色均衡。一是大力改善接收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硬件条件,以学校现代化改造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二是联合团委、关工委、镇人民政府等部门,构建区域教育无隙补偿平台,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确保贫困家庭子女入学、确保教育覆盖社区。三是对区内所有户籍居民实施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同时出台低保户家庭学生和贫困伤残生的补助办法,实行均等的教育机会。
(六)以“人本关怀、关注生命”为主题的学校内涵均衡发展是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落脚点和重要成果以“人本关怀、关注生命”为主题的学校内涵均衡发展是区域教育特色均衡发展的落脚点和重要成果。一是彰显教育公平的原则。力求实现教育机会公平、教育内容公平、教育方法公平、教育效果公平。二是力推教育内涵均衡发展的原则。教育认知均衡、教育方式均衡、教育个体均衡。聚焦课堂,提高教学管理效能,完善教学评价机制,扎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开展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着力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积极探索自主、高效、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大力开展有效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有效性,积极构建“以校为本”的教研、科研和课程机制;加强教育科研管理和指导,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学校发展、校本教研、课程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全面促进全区各学校内涵均衡发展。总之,通过构建全方位的教育均衡发展模式的建立和有效策略的构建,实现“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好学”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彰显教育公平。
四、结语
当前,广东教育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但缩小区域内城乡基础教育之间的差距,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服务,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发展模式,是促进社会和谐、彰显教育公平最具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本研究价值而言,广东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发展是各类学校应对社会变革、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战略选择;是实现学校互动发展,共同向更高层次、更新目标迈进的有效途径。当前推进广东城乡基础教育特色均衡发展既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最好体现, 也是广东基础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各国开始着手从全球大背景出发来整体设计课程体系，组织和分配知识结构，建构具有世界水平的课程(world ClaSS curriculum)。对中国来说，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需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课程目标要体现全球精神。目标是课程的灵魂，它体现着对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虽然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的课程策略并不一定是开设具体的、特定的全球化科目，但却无一例外地都规定了全球化的课程目标。以荷兰为例，培养公民的“国际素质”已成为荷兰义务教育重要的课程目标，要求公民必须掌握适应国际化倾向、多元文化社会和全球经济以及与劳动市场相关的知识技能，在未来的社会里，能够适应国际化生活环境，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公民。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到中学，至少在学习荷兰语和英语之外，再选2—3门外语，大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律用英文撰写，籍此扩大荷兰的影响，努力确立 “荷兰是世界知识中心”的国际形象。
由于我国课程目标的全球化取向不清晰，所以在课程内容的体现上就比较散漫、随意，全凭教师对原有内容的阐释和新的可用于全球教育资源的开发，如果对教师的上述行为再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那么所谓的“全球化课程”就会流于形式甚至落空。在全球化时代，不加强全球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素质，使我国现有的素质教育向新素质教育扩展，中国就会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我国全球开放战略的落实。所以，在我国课程的培养目标中，应明确提出对学生的国际素质要求。学生的国际素质可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全球意识，诸如相互依赖意识、世界一体意识、和平发展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国际正义意识等；二是全球知识，诸如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国际时事、国际语言、国际经贸等；三是全球技能，诸如国际理解、国际交往、批判创新、信息处理、对话合作、终身学习等；四是全球价值观，诸如关心地球、维护人权、尊重生命、公正和睦等；五是全球行为，诸如参与一切有利于全球正义事业的行动等。以上目标虽然要明确地提出，但却可以与传统的社会目标相结合，以期达到由近及远、由地方到全球的有序延伸。
同时，要合理摆正课程的全球目标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了让学生学会对地球负责、获得全球竞争能力，课程目标中必须要有全球取向；另一方面，为了让学生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形成社会主义精神，课程目标中也少不了国家取向。尽管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的单一标准去审视全球教育背后所蕴含的西方价值观念，但也不能丢掉意识形态维度，毕竟任何知识都在受“权力之手”的操纵。中国并不只是全球课程的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我们还是全球课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参与和创造的过程本身必然要体现民族和国家的意志。实际上，全球目标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就像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我们应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寻求两者之间的整合，同时也要警惕过分的商业主义倾向对全球目标的侵害。
其次，课程结构要保证均衡发展。全球性知识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课程负担的加重，如何在保证全球性知识的获得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中国课程改革的一个难题。在我国，课程负担过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延性的课程负担过重，即学生课业门数过多，容量过大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它是线性思维的结果，即在课程改革上只有加法而无减法，把社会需求与课程设置一一对应起来，觉得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可少。另一种是内涵性的课程负担过重，即前后知识之间跨度太大、坡度太陡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它是“学术中心”的结果，即在课程改革上只注重知识的逻辑顺序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顺序，没有把知识的序列与心理的水平统筹起来，造成课程太深、太抽象，学生缺少直接经验的支持，难于理解。全球性知识的引入，可能会加重这两种课程负担过重的现象，解决的出路之一就是从“结构”人手，对课程内容进行有效的统筹。
一方面要调整外延性课程负担，使学生健康发展。其策略有三：一是纵向调整，即从终身教育理念出发，把学生目前的课程内容按功能和性质进行分拣，对于那些具有“学会学习”性质和适合学生心智能力的部分，留作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把其他课程内容延伸到学生的整个人生，其指导思想是“分散”，即把堆积于当前的内容分散到人的整个一生，从而减轻课程负担对学生的当前压力。二是横向调整，即从统整教育的理念出发，把学生目前要学习的多学科内容按性质和主题加以归类，对于那些性质相近、主题相关的学科按新的原则加以重新组织或统整，从而达到减少课程门数、增加学科之间横向联系、减轻学生课程负担的目的，其指导思想是 “综合”，即通过对不同学科相关知识的综合来减少因“学科割据”所造成的知识重复和线性联系，打通知识壁垒，从而减轻课程负担对学生的压力。三是深度调整，即以全球化观念为依据，在不改变原有课程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本身进行更新，对于那些不适应新社会观念的内容要删掉，对于符合社会新观念的内容要补上，这一减一加，正负抵销，进而达到增加新内容而不增加学生课程负担的目的，其指导思想是“替换”，即用“新”内容替代“旧”内容。
另一方面要调整内涵性课程负担，使学生均衡发展。其策略亦有
三：一是“文本与生活”结构调整。学科文本是课程，生活经验也是课程，使两者协调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是课程的一种结构化行为，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均会影响学生的国际素质发展。二是“动脑与动手”结构调整。动脑侧重于训练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动手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活动能力、应用能力、实践能力、设计能力、行为能力。全球社会需要人在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全球观念与全球参与之间的统一和协调。三是“科学与人文”结构。科学与人文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在个性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科学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也可以是人，但不管怎样，只要是科学对象，就都被当成“可控物”；人文的对象不仅仅是人，也可以是自然，只要是人文对象，就都被当作“生命体”。全球化要求地球人既要有全球智慧，又要有全球美德。
再次，课程管理要张扬权力分享。当代的课程管理体制出现了一种中央、地方和学校权力分散化的趋势。长期以来，学校自主管理课程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领域，因为自古以来，大学就一直保持着学术自治的传统，大学教师常常被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代表着知识的权威性和先进性，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或者比他更知道如何开发一个更专业化的课程。在基础教育领域，学校自主的课程管理倾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学科结构运动”失败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人们认识到，那种由专家决定的下派给教师的课程，实际是人为地割裂了课程决策与课程实施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无法清楚地了解新课程的意图和课程目标中每一个细微的革新因素。学校自主课程管理的另一大背景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教育民主化和教师专业化运动。教育民主化潮流确立了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最了解学生、最能作出正确的课程决策；教师专业化潮流则使教师获得了与大学教师类似的专业地位，虽然他们不被称为专家，不一定代表着该学科知识的权威性和先进性，但是教师也是研究者，他们懂得教育规律，因而也完全有能力开发一个更有效的课程。特别是学校民主化的课程开发机制，可以吸引原来的课程专家、教育行政人员以及社区代表共同参与课程决策与开发，并在共同合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更能确保学校自主课程管理体制的先进性。
课程管理体制的最终落脚点在学校，所以考察学校内部的课程管理，比较容易看清问题。从学校课程管理的实践形态上看，主要有四种类型的课程管理模式。
第一种是复制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常常把学校以上的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制订的整套课程系统当作绝对的命令严格执行，以期达到复制或“不走样”的目的。复制模式不仅认为课程目标是不可变动的，就连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也都视为圣经，追求标准、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师均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所谓的课程管理沦为了课程执行。但实际上，这种管理是否真的达到了复制的目的，还受许多因素制约，还要具体分析。
第二种是考试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虽然中央与地方颁布了学校的总体课程计划，但学校为了在社区或学区赢得良好的生源市场或社会声望，常常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把校外举行的各种重大筛选性考试作为指挥棒，调整学校的课程计划、教学用书和课程实施策略，以期达到提高升学率的目的。与复制模式相比，考试模式开始摆脱完全被动应付的地位，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但由于一切课程管理均围绕考试转，结果仍然逃脱不了追求标准、统一的牢笼。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管理变成了市场经营，“考试科目和试题”成了学校课程管理最灵敏的市场信号，升学率几乎就成了学校的“利润率”，学校课程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常常以学校的升学率来衡量。
第三种是目标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分权式的学校课程管理，中央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只负责确立基础教育的课程计划和课程目标，对于其它的课程管理环节，诸如教材开发与选择、教学方式与渠道等均由学校自主决策，教师具有较大的课程管理自主权。这种模式类似于企业的目标管理，它或者由上级单独制定或者上下级共同商定成果目标，由下级自主决定达成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以不必拘泥于统一的模式，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组织课程，体现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但是它常常会因学生最终的学业目标游离于上定的课程目标之外而处于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管理常常被沦为量化的指标管理，由于学生的素质发展有许多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在学校课程实践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的问题上经常发生争执，从而影响了学校管理课程的积极性。
第四种是发展导向的课程管理模式。这是一种完全自主式的课程管理模式，从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标准的制定到教学用书的开发选择、课程评定的组织实施均由学校和教师群体自主完成。学校组织、实施课程的全部出发点都放在学生的个性发展上，因此其课程几乎都是个性化的课程，没有统一、固定的目标模式。这种管理对学校成员尤其是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要充分地体现学校及教师的主体性和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在许多情况下，发展导向的课程管理仅仅占学校课程的一定比例而不是全部，其管理基本上是一种过程管理。
我国的课程管理要真正实现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权力的分享，不仅要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复制型与考试型的课程管理向目标型和发展型转变，还要建立一种机制，使教师超出“围着课本转”的怪圈，以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全球问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形成教师接受变革、勇于变革的精神，这不仅对全球化课程的开发有利，也对任何新课程变革的推动有利。
在设计学科的素描基础教育中,始终要提醒学习者要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既关系到设计专业的学习态度,又关系到他们作业的质量。优秀成绩的取得应该是从量化阶段到手的熟练、质的飞跃,直到思想和智慧的体现阶段,也就是艺术的升华阶段。而作为成人教育有成人教育的特点,因为他们的学习有时间性,从年龄的特点来看,成年人具有极强的独立人格的自尊概念,对接受新知识、获得新技能有强烈的追求欲望,明晰的求知意向,并且又有较丰富的人格化了的生活和学业经验,他们希望学而即用。这些成熟的学习动机和动力是未成年人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成年人艺术教育的基础优势所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抓住这些优势特点,制定一系列特殊形式的适合成人艺术教育个性化的教学方法,使素描基础教育更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在这一教学过程中,为达到成人艺术设计学科素描基础教育的目标,尽快提高学习者的素描造型的应用能力,要在传统素描的基础上加以取舍,融入设计意识,以着重诱发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提高。根据全面、系统、循序渐进和科学训练的教学原则,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静到动、由具象到意象、抽象,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展开。在进行素描基础教学的训练中,作为设计学科的素描基础教学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基本要素的练习
即针对线条、明暗、质感、色调、形体、空间等因素分别来学习,协调观察与表现的一致性,并了解以往绘画大师如何理解上述问题,使学习者能够把上述因素灵活地运用到视觉艺术设计之中。在教学中,针对成人教学知识结构差异的特点,学习者基础普遍比较差,有的甚至是零起点的。因此,在进行基本要素的练习过程中,要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因人而异。比如,对于绘画基础比较差的学习者着重先培养兴趣,然后再进行素描基本技法的训练,从一开始对这类学习者多鼓励,引导正确的学习方法,通过循序渐进,让他们逐步认识线条、明暗、质感等基本要素训练对素描学习的重要性。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着重放在提高素描的表现技法和对造型的理解,注意把握造型思维一定量的练习,正确引导学习者,并且把素描技法的训练和设计应用结合起来,为今后设计专业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审美分析的提升
在素描基本要素理解的基础上,分别对结构、比例、透视、运动、平衡、节奏、对比等因素进行研究,使学习者能够对构成基础素描的视觉因素有较深的了解。通过这部分训练,使手和眼都能专注于形体结构的透视比例和空间秩序的准确表达,在理解的基础上表达物象诸因素的明确性和完整性,从而增强敏锐的视觉观察力。借助各种素描的写生训练,能在自然中发现美的法则和美的规律,并能有效地运用这些规律进行设计实践。为提高学习者的审美表现能力,具体的可以讲解分析一些大师和一部分高校优秀的作品,分析他们如何运用这些审美的规律进行创作。另外,在这部分的教学中,同样要有针对性,要由浅入深,教师注意引导和设计相关学科的交叉学习,进行一些带有视觉演化装饰性的、创意性的素描尝试训练,多方位、多角度地处理视觉信息,从而培养学习者多向的视觉审美思维。
三、材料技法的掌握
以往的传统绘画对材料的使用非常单一,而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扩展了素描及各种绘画形式的表现语言和与之相关的材料工具,体现形式多样化的表现技法,丰富了绘画语言的表达能力,并为素描的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素描的材质语言形式不再局限于再现客观物象,而是在绘画视觉领域里体现更多的人文思想和个性化表现。如传统绘画中的铅笔、钢笔、墨、木炭笔、炭精条等,现代技术的喷绘、拼贴、电脑等,这些不同的素描材质为视觉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绘画语言。只有充分认识材质媒介的物理特性和审美价值,通过不同材质在触觉、视觉上的感受探寻,才能有创造性地发现、选择、运用不同的材质媒介去表现视觉信息。因此,学习者对素描绘画的创作不再拘泥于一种表现形式,要让学习者广泛地掌握多种材料,从而提高他们素描的综合表现能力。
四、设计素描的创新
在完成了基础训练之后就进入专业性的设计素描阶段。此时,学习者已学完相关的基础学科,能够在一个较深的层次学习素描,这时的素描不妨在思想意识及材料的组织多从设计创作的角度出发,提倡从自然中来,把设计创作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培养学习者有个性的创造设计。而作为教师也应多组织学习者进行设计素描的创作,打破传统教学固有的教学模式,由具象到意象、抽象,开发设计素描创作性构思的应用,拓展设计素描材料的综合实践,培养学生的探索兴趣,增加研究视觉经验抽象转化的形式规律,学习运用多种造型因素进行更广阔的造型设计,调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潜影默化地开拓学习者的内在素质和创造潜能,以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总而言之,素描是一门造型艺术的基础学科。训练思维、发展能力,这已成为素描教学的核心思想。现行的素描教学,在主体性和创造性地发挥上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成人艺术教育中,要针对成人艺术教育的现状,探寻最优化的素描教学方案,科学合理地安排好素描基础教育,使其符合成人教育的教学规律,逐步形成成人艺术设计学科的素描教育体系。在今后的素描教学中殷切地期待独具特色的成人艺术教育逐步地走向成熟,成为一颗璀璨的奇葩。
一、建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及评估标准的重要性
(一)国家复兴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2]
(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人才的竞争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标志,如何培养一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已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培养一名具有基础科学知识、有创造力、有社会融合力的人才就必须把素质教育真真切切地放到教育的重要地位上来,完成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型。因此,教育的理念、方法、监测以及评估等均需要改革。“当前,我国教育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上好学的问题成为突出矛盾;数量和规模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质量和结构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3]如何办好学,怎样教好学,怎么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面临的重要难题。制定出不但能与中考、高考为标志的传统评估标准相异,且能满足社会意志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标准已迫在眉睫。
(三)与世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及评估标准融合的需要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已经逐渐由原有的科学性评价体系转向为科学性与以人为本相结合的趋势,一些发达国家还专门建立起自己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机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2003年组建了由教育部原评估与预测司司长克劳德德洛为主席的“学校未来全国讨论委员会”。国际上也组建了评估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评估标准。为更好地融入世界范围内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标准,我国应建立自己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标准。
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从系统监测理论的层面上看,所谓监测是监测主体以一定的标准为依据,对受测客体发出指令引导并纠正其把错误的状态转回到正常状态的活动。由此可见,监测的首要目的是纠正错误的状态,它的根本目的是达到系统目标。
(一)明确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进行基础教育监测要以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为依据,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加强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方面的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在此指导下开展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还应坚持以下原则:其一,监测要有法可依。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要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改革标准作为依据。其二,监测要具有科学性。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在制订监测标准、开发测量工具、抽取适当样本、收集数据等过程中要始终秉承科学性的原则。其三,监测要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要将监测与社会热点问题有机地融合,推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人才观念和教育质量观念,为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
(二)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在教育督导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督导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有效的教育督导制度是衡量一个地区教育管理水平好坏的重要指标。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能将教育督导的针对性有效提高,从而为教育改革服务。通过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能让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理解和掌控基础教育的发展情况,方可为教育监督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指引其督导方向,更好地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
(三)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主要因素
首先,监测主体。基础教育是每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必须参与的教育,是培养人才、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奠基性”教育,因此,政府是基础教育质量的主要负责人。我国实行由中央到地方的逐层管理、负责的教育管理体制,政府自然成为了基础教育质量的责任主体,同时也是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主体。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行政管理是由决策、实施、监测三个部分组成。而监测由专有的监测机构执行,由此可见,地方的监测机构是监测过程的根本主体。其次,监测客体。质量是相对于产品而产生的,产品不存在何谈质量,质量不存在就不会产生质量监测。所以,有人认为“对于基础教育而言,产品就是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但其却忘记了最本质的问题,相对于企业(采购—制造—销售)的模式可联想到基础教育(招生—教育—升学)的模式,可是两者在第一个部分就有所差异,企业在采购的过程中要付出原料费用,相对而言,学校招生却需要政府支付教育经费。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教育经费和学生支付的学杂费,他们所支付的是基础教育服务的费用,因此,政府和学生共同购买的基础教育服务是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的客体。最后,监测内容。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要考查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状况,以及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学生成长方面,应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学习成绩两方面进行监测;在教师成熟方面,应从教师综合素质、应尽义务以及教学成绩三方面进行监测;在学校发展方面,应从学校行政管理、课堂教学、校本研究以及质量监管等方面进行监测;在标准制定方面,应从监测指标体系是否合理、具有科学性等方 面进行监测。
三、基础教育质量评估
(一)我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存有弊端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评估自教程改革以来取得了显着成果,基本达到了质量监测的标准要求,为我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作用,但基础教育质量评估仍存有一些弊端。对待评估的认识有待加深,不能充分理解教育质量评估的目的、意义;对构建基础教育质量评估仍有怀疑、观望、迟疑的思想;评估的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存在仅由职能部门进行统筹、评估、协调,许多负责基础教育的学校没有专门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机构;评估内容单调不均衡,小学的质量评估主要在语文、数学等科目上,初高中也仅停留在中、高考等考试科目上,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评估方法仍不具有科学性,并且以分数、升学率作为评估依据的现象仍普遍存在;评估方式没有创新,仍沿用经验的调研监测对特定学校、特定教师、具体学生的评估。
(二)制定科学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
制定科学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制定过程中要树立科学的质量评估理念,进一步提升认识,科学的质量理念造就科学的质量评估,基础教育质量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学生的自身发展的全面性。基础教育质量评估要吸收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进步教育理念,不断丰富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在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完善的同时,各级政府要提升对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标准的认识,可将其作为深化教育体质改革、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营造多元化的评估主体,学生、教师、学校、社会力量作为基础教育评估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元素在评估过程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效果。重视学生自身学习与发展的自我评估,学生是自我评估的主体,也是教育评估的对象;发挥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作为施教者以及评估主体的作用;提升学校对教育质量的评估;倡导社会对基础教育质量进行评估,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全面素质并满足社会的需要。教育评估应聆听社会的声音,采纳其中积极意见,让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多元素评估方法,基础教育评估方法不仅要遵循传统的定量方法,也要将定性方法融合于评估方法中。在评估过程中不要只看学生、教师、学校的量化,更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质化,将量化与质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评估,制定综合性的优化方案,方可建成具有综合性的评估体系。投放专门经费,建立自助的质量评估机构。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是一项持续发展、科学性强、技术专门的工作。因此,需要政府投放专门的经费,建立质量评估机构来保障基础教育质量评估工作的顺利进行。“从性质上看,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保障机构应当是非政府组织,其组织形式不同于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其组织运作也不按照行政指令机制,是一种独立运作的自治组织。”[4]基础教育质量评估机构的自立,有利其在评估工作中不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更好地完成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工作的目的,完善教育管理和教学过程中的弊端,为基础教育工作发挥其独有的作用。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里的改革似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客观地讲,每次改革都是十分必要的,正像本次改革的某些倡导者所言:“(改革之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显有过,但足见改革之紧迫。从效果上看,每次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次。本次改革,针对基础教育领域里的种种问题,依据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精神①,首先推出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然后又在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中提出了“三维目标”,并特别强调:1、教育教学的过程应该是学生“自主、合作、探究、体验”的过程;2、教育应重视对学习“兴趣、习惯、策略和自信心”的培养;3、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应该成为“学会学习、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实在地讲,改革触及到了教育的理念与方法、课程与课堂、教师与学生、考试与评价、课上与课下等。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区域的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改革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只有少数对改革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说:“改革好是好,只是难以实施。”
之所以这次改革能够得到如此众多的人的认可,主要原因是改革基本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而至今还“难以实施”的地方,自然是认识上距“本质”尚远。可以想象,他们“难以实施”的何止是“改革”,恐怕就连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也难以真正落实!
这里所说的“教育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使学生原本具备的成才因素得以长(zhang)扬,使不利于成才的因素得以纠正。所谓“原本具备的成才因素”,主要是指一个人出生就具备的一些素质。诸如:好奇与兴趣、探究与体验、观察与模仿、展示与表达、自主与合作、交流与守纪、尊重与相处、质疑与创新等。实际上,婴幼儿一出生就“饱含”成才的素质。例如:婴儿从两周开始就对周围的声音和外界刺激感兴趣,两三个月开始,就对移动物体或彩色物品很好奇;六七个月刚会坐的婴儿就对视野中的蚂蚁、小虫、树叶等充满兴趣和好奇,并设法拿到并反复观察或送入嘴里“啃嚼”(探究和体验);婴幼儿就能够根据大人们(主要是父母和老师)的表情来判定自己该不该做什么,有时为了能够实现一种难以满足的愿望(如不该要的饮料或冰糕),他们会采取巧妙的变通策略说“我渴!”或“我热!”;孩子们从婴儿到十二三岁,至少有两次“自主期”,此时的他们总愿意独立地去摆弄一些东西,而不愿别人搀和;几个素不相识的儿童,见面后很短时间即可融洽相处并顺畅交流,同时他们在各种游戏中的“合作”和“守规”远比成年人严肃认真;2岁左右的儿童常常模仿和表演生活或动画片中人物的行为;婴幼儿常有质疑不完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专为他们而写。另外,孩子们婴幼儿时期表现出的音乐、绘画、记忆等能力和发散思维、创新实践以及对父母和老师的信赖与尊敬等等,都是他们最终成为高素质人才所需要的基本素质②。所谓“不利于成才的因素”,则主要是指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因不良影响(诱惑和刺激等)所形成的观念和行为上的偏失或习气,比如自私、畏缩、依赖、懒惰、攻击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营造氛围、提供机会、给予关爱,使孩子们的一切“成才因素”得以维护和长扬、使所有“不利因素”得以纠正和转变,从而使其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顺利地去学习知识、了解自然、认识社会、把握人生,成为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各类有用甚至高等人才。其实,这不就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长善救失③”吗?当然,这里的“善”,不是“善恶”的“善”,而是更深更广意义上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善”。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并没有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基本上不允许孩子们过多地去观察、思考、质疑、探究、自主、合作……不允许他们对老师所“教”内容之外的东西感兴趣,只是一味地要求他们“听话”、“别动”、“守纪”、“好好听”、“认真记”、“反复练”、“多做题”、“找标准答案”……他们原本具备的成才素质被一任接一任的老师(从家长到中学老师)一点点地压抑、削弱,直至抹煞殆尽。加之不良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到中学毕业时,原本活泼爱动、勤学好问、勇于质疑、乐于探究的孩子们,竟成了一个个温顺听话、对“窗外事”熟视无睹、麻木不忍的知识容器、做题机器,有一些甚至成为远离“本性本善”的无用之人,多么可悲!
面对基础教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少“教育专家”根本不考虑从“本质”入手来研究解决,而是完全否定“传统”,执着于“向外求法”,热衷于移植、照搬国外的“模式”,这是很可怕的。教育是一个涉及社会形态、文化意识、思想观念、生存目标、认知习惯等方面的大事业,哪敢丝毫不考虑自己的过去和自身的实际而一味地照抄别人呢?别人的东西再好,它有其自身形成的背景,我们至多可以参考或借鉴。笔者倒十分赞同另一些专家所提出的“继承、借鉴、发展”。继承谁的?依笔者之见,近者叶圣陶和陶行知,远者孔夫子。原因是他们的教育思想更系统,原本就比临时讨来的“月亮”更亮。比如,叶圣陶和陶行知主张的“教育就是培养习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以及孔老夫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学而实习、学以致用、学思结合、举一反三、温故知新、知行一致……以及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身教言教、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④等,都非常符合新课改所倡导的做法,同时,这些做法就是教育自身的本质和规律,是正统的儒家教育思想(笔者称其为“前儒家教育思想”)。而被不少人否定的“传统”教育思想,则是经人修改过的、受科举制度扭曲变形了的教育思想(笔者称其为“后儒家教育思想”),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教育是一个系列工程,就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配合,我们的“长善救失”才能做好。如果家教失误了,幼教的“救失”任务就重一些,如果家教和幼教都失误了,小学低年级的“救失”就难一些,如果家教、幼教和小学低年级都失误了,则小学高年级甚至初中的“救失”任务更重。这可能就是当前教育做不好和改革“难以实施”的真正原因。
基础教育要想真正搞好,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需要澄清,那就是对“基础”二字的理解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基础教育的任务是打好“双基”,而“双基”就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这是极其不全面的。这种认识引偏了我们的教育行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真
正意义上的“基础”,除了“国富民强的基础、民族未来的基础、社会繁荣的基础、科技发展的基础、人生幸福的基础等”之外,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师、校长、业务指导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打好兴趣(好奇心)的基础、习惯(观察的习惯、思维的习惯、质疑的习惯、探究的习惯等)的基础、方法(观察方法、思维方法、探究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的基础、意识(问题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等)的基础、观念(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等)和人格(积极向上、乐观自信、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等)的基础以及素养和能力(科学素养、人文素养、表达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的基础等。而这些正好就是“长善救失”的主要内容。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获得,有以上各种素质做保证,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无论是目前的课程改革,还是常规的教育工作,抓住了“本质”,明确了任务,我们才能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辱使命,才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百姓,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人本主义视野中的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摘要] 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我国从此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克服原先的课程体系受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所造成的弊端，新课程改革明显地受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了新课程改革受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及其历史背景，并指出新课程改革是在科学主义教育思潮和人本主义教育思潮之间进行决择与整合的结果 [关键词] 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 人本主义教育 科学主义教育
2001年6月8日，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我国从此开始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家重新制定了各科课程标准，编写审定了各科实验教材。新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新课程改革主要是针对目前我国中小学课程的某些弊端以及社会发展对课程提出的新的需要而进行的，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纪之交开展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为规划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一种广泛的参照背景。本文试图探讨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对我国新课程改革的影响。
一、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
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是与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相对立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深受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已经受到多方面的责难与批评。发达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大量投入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相反，功利化、理智化和机械化的教育实践却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学生厌学、青少年犯罪、道德水准下降、学生运动等，以致于人们把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称之为“多事之秋”。从学校内部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学科结构运动过分强调了知识的逻辑结构，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结构；过分艰深、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低落，学业水准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些问题使人们对学校教育产生不满和愤懑，以人本主义为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标准的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对科学主义教育思潮进行批判，提出“学校人性化”的口号，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各国的教育改革。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和改革主张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 教育观。教育是以人为对象的活动，其实施者也是人，因而，以人为中心是教育的应有之义，教育应该定位到人的发展上来。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教育过程，都应该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反对把学生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培养。
第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人性，完善人，促进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和自我实现，促进完满人性（指积极内容的充实）和完整人格（指知、情、意的全域发展，是一种整体人性观）的形成。教育应该教学生如何做人，教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如何去发挥生命的价值，帮助每个人聪明地、愉快地活着。
第三、教学的目标不仅是获得认知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三个领域的协调前进，即健康与安全领域??指导学生遵守健康与安全的规则，因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学习领域??帮助学生挖掘自己的潜力，学会思考和推论；成长和成熟领域??帮助学生适应社会生活，与他人正确交往，并获得良好的自我意识。
第四、课程的中心应该从知识、学问转到人生、人性，即人性中心课程。教育内容已不限于人文学科，而扩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方面（人际关系、生活情境、校园活动等），涉及到宗教教育、艺术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等许多领域。
第五、强调以情意为基础开发学生的潜能。与传统教育注重学生认知发展不同，人本主义教育特别提出了情意的教育。它认为情感和意志既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精神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如此，就是认知目标的达成，也有赖于学生情感和意志的高度发展。
二、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人本主义教育的价值意蕴
本文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基础分析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对新课程改革的影响。
（一） 培养目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学校教育深受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学校教育以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为目标，专注于人的理性的发展，把教育目的定位于为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服务、为个人的谋生找工作做准备，而忘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人格完善。它并没有把学生当作人来培养，而是当作“工具”、当作“人力”来“生产”。与此相联系，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的同时，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由于缺乏一种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教育理念，由于对人作了片面的理解，导致人文精神在教育中被荒废，导致教育人文意义与价值的失落。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科学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从培养目标可以看出，教育不但关注人的文化素养，而且关注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考虑到了人的各方面的需要，培养完整的人格。由此反映出新课程背后的教育理念是把教育定位在人的发展上，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发扬人性，完善人。这正是现代人本主义教育的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健壮的体魄属于健康领域，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属于成长和成熟领域，这两个领域与学习领域协调前进，这是人本主义教学的目标。
(二)综合实践活动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现行的分科主义课程体系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它追求“工具理性”，
把人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割裂开来，倡导对世界的有效控制；它把学科文化强化为“精英文化”，并将之与“大众文化”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强化了少数人的利益，尽管它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出现；但它最终导致学生人格的“片断化”，因为它使各学科彼此隔绝地向学生的心灵“浇铸”。 具体到我国的现行课程体系来说，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它基于原子论、机械论的视野认识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忽视了世界的整体性，也把原本内在统一的科学、艺术和道德割裂开来；第二，它以谙熟学科知识和训练技能为宗旨，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第三，它过多倚重了接受学习方式，忽视发现、探究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第四、它把学习理解为在封闭的书本上和禁锢在屋子里的过程，忽视了人的社会经验的获得和实践能力的形成。
当时代要求人与其生活的世界和谐共生的时候，当时代要求学科文化向生活世界回归并与“大众文化”融合的时候，当时代要求人格整体发展的时候，课程的综合化就成为必然。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课程形态??综合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这使得儿童的生活世界进入课程领域成为可能，长期以来学生一直在学校学习“知识世界的回顾”和“成人社会的适应”的局面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基于学生直接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课程形态、其主旨在于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经验和真切的体验，形成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整体认识与责任感、形成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以及养成合作、分享、进取等个性品质。
综合实践活动课要改变“知识世界回顾”的局面，让学生密切联系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获得真切的体验。这正是对学问中心课程的批判。因为这种以布鲁纳理论为基础的“学问中心课程”使学生非人性化，妨碍了“完整人格”的实现。而教师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不仅传授知识、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学生的生活世界进入课程领域，让学生走向社会生活，为学生人格成长提供帮助。这正是从知识、学问为中心转到以人生、人性为中心的人性中心课程观固有的教学目标。
(三)课程内容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的繁琐、艰深适用于专家型人才的培养，但却不适应于普通人才的培养。这种课程内容是定位于为社会经济发展而培养专家型人才而不是定位于为人的完善、发展，为弘扬人性服务的。必须改变这种功利性的定位目标，而把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必须降低课程的难度，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开展其他有益于身心发展的活动，使人性得到提升。内容陈旧的课程脱离学生的实际，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教材的编写应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有利于为学生人格的解放与发展提供经验。这也是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四)教学过程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生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使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科学主义教育思潮认为教学过程是一种认知活动过程，包括知识授受、科学研究和问题发现，认定这一过程有客观和稳定的程序、方法和规则。而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所注重的人格培养、情意完善以及陶冶原则都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新课程改革纲要认为教学过程不但是一个“知”发展的过程，更强调也是一个“情、意”发展的过程，它认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生命活动的过程，更是开启智慧与觉悟的过程，蕴涵了丰富的人文意义。它把教学过程看作主要是一种情意发展的过程，不强调知识体系的传播，而注意情感充实、情意加深和兴趣的培养，强调直觉、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和心理状态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新课程改革方案中的“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课的开设正是上述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现。“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走出教室，参与社区和社会实践活动，以获得直接经验、发展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为主旨的学习领域。这一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帮助他人、贡献社会的体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且是一个自己完全能达到的活生生的过程，可以使学生在与那些由于他们的帮助而从中获益的人的接触中，使他们懂得正在从事的是有价值的活动，并从中获得深远意义的体验、感受和满足。这些认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人生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可见这一学习领域最具转折性意义的追求和理念之一，就是明确反对传统的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将学生情感、体验的获得与态度价值观的养成特别是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到课程改革的最高目标层面。
（五）学生的学习方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传统的学习方式把学习建立在人的客体性、受动性和依赖性的基础之上，忽略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立性。这种单一、被动和陈旧的学习方式，已经成为影响素质教育在课堂中推进的一个障碍。实际上，一部分学生通过了考试，甚至成绩优良，但并没有完全具备我国教育目的所要求的和21世纪公民所需要的素质。在一些学生中间，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盛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下，创新意识不足。他们很少对现实情境提出自己的问题。在教育过程中出现一种课程的表面达成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学生虽然通过了考试，甚至成绩良好，但并>文秘站:
“研究性学习”课程正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端而设置的。它正是要改变陈旧的学习方式，改变“以课程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和以课本为中心”的现状，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使学生能够成为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美好社会的建设者，能够不唯书、不唯上，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自我，幸福而美好地生活着。“研究性学习”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和具体生活，为每一个学生的充分发展创造空间。因此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六）课程评价
从某种程度上说，课程评价的指导思想是“创造适合儿童的教育”，而考试的指导思想则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儿童”。尽管我们许多人都会说“评价”二字，但是，看看我们中小学的一些做法，背后所支撑的理念还是“考试”，重甄别与选拔，重结果轻过程，“评价”主体和方法单一，严重制约了素质教育的推进，影响着亿万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发端于20世纪初的现代课程评价，是以整个世纪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为背景的，因此从其产生之日起，它就以科学所崇尚的客观、量化为标志。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使人觉得量化就是客观、科学、严格的代名词。以标准化为特征的测验在传统评价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其思想背景同样是20世纪初的提高工业效率运动以及作为时代精神的科技理性。在这种理念下，课程与教学要求教师按图索骥地
把预先选定的知识教给学生，其效果如何要由测验来确定。而测验由于受科技理性的支配，追求的是试题的客观性与成绩的量化。这种测验完全脱离了知识应用的具体情境，师生的主体性、创造性由此被湮灭。对教育而言，量化的评价是把复杂的教育现象加以简化或只评价简单的教育现象，它不仅无法从本质上保证对客观性的承诺，而且往往丢失了教育中最有意义、最根本的内容。这样，学生生动活泼的个性被抽象成一组组僵硬的数字。 而且传统的教学评价有一个基本假说，即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学习优秀，而大多数学生都属于中常。为此，评价就要把优异的成绩给予极少数学生，其余的只能获得较低成绩。这样，评价无形之中变为一种甄别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少数学生能够获得鼓励，体验成功的快乐，大多数学生成了失败者，成了上述假设的殉葬品。
鉴于课程评价体系的上述弊端，新课程改革纲要明确指出：“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发展性评价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关注学生多方面的需求和潜能，特别强调教学互动中主体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影响，评价内容实现多元化，关注学生“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人教育。可见，发展性课程评价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着力建构个体的发展。它关注个体的处境和需要，尊重和体现个体的差异，激发个体的主体精神，以促进每个个体最大可能地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三、新课程改革受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历史背景
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改造和重建了教育，经过40多年的发展变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和品性。其特征之一，是它所体现的强烈的功利主义价值，以及科学主义的取向。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科技为目标，新中国的教育被纳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对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强调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开发对经济振兴所具有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无疑是必要与合理的。然而，在发展功利主义的科学教育的同时，未注重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未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以及人格养成、个性发展、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等非功利性的教育价值，导致了教育的失衡和异化。科学教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在教育系统中获得了至尊地位。中国教育界出现了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基础教育的学科和课程结构中有明显的表现。一项调查显示，各国小学的教学计划中，理科课程约占1/3。我国目前的五年制小学的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占总学时的31%；初、高中理科课程占总学时的37.5%，均超过这一比例较高的东欧国家的上限。在教学过程中，与之相应的是主要从数理化等理科教学中形成的传统的教育方法，它被称为“理性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偏重于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义，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而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而较忽视个性的充分发挥；通过严格而激烈的竞争保持较高的学习质量。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在炽烈的应试教育的氛围中，出于追求升学率、增加竞争、提高考试难度的需要，在基础教育阶段采取了一些有违教育规律、十分有害的做法。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加剧了青少年在知识结构和人格养成上的片面失衡。“唯理性教学模式”现在已渗透到中学的语文教学中??加重语法、逻辑、修辞等“理性”的内容，对起承转合、前后呼应等写作法“技术”的训练，使语文课也日渐成为一种抽象思维和技巧的训练，而它是以磨灭学生的真情实感和语文课的人文性为代价的。我国中小学教材的难度偏深，高于发达国家一、两个年级，已经众所周知，但近些年来，我们仍在不断加深教材难度。调查显示，由于中小学教育的教学要求偏高、偏难、偏深，致使部分学生丧失信心而失学，被认为是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调查，约有80%的中学生学习理科教材有困难，中学厌学的比例达30%，有的地区高达60%。至于一些重点学校为争取优秀生源而一手制造的“奥校热”更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失衡。
近几年来，我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教育、社会文明、道德风尚等方面都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技术主义、短期行为的盛行，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在教育上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缺乏人文内涵的教育，致使许多受教育者“只有技术，没有文化”，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知识结构片面狭窄，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重视。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加速到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更为伟大、更为艰巨的任务，迫切需要基础教育加快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步伐，努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优势；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的质量、推进素质教育的进展和成效同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作为此次基础教育改革核心内容的课程改革集中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课程改革的目标是围绕着人的培养目标来设计和确定的。为了克服传统教育受科学主义教育思潮影响所带来的严重弊端，这次新课程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的极大影响。
四、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在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和科学主义教育思潮之间进行决择与整合的结果教育既有经济价值，也有非经济价值；既有科学价值，也有人文价值；既有长远价值，也有短期价值。每种价值都只是教育满足社会及个人不同教育需求的属性。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是人类世界的两种基本的价值尺度，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两极，两者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所以与其问我国教育改革应采取科学主义价值取向还是采取人文主义价值取向，毋宁问如何在教育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进行决择与整合。而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即两个方面都缺一不可。然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人类在解决这类矛盾时往往显得顾此失彼。
科学主义教育的兴起满足了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它的理论是建立在科学推动生产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科学主义教育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本性的，它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时代的需要。然而，科学主义教育的片面性、极端化也造成了许多不容乐观的遗憾，它过度强调认识自然、征服自然、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等问题；对科学力量的盲目崇拜，单一追求科学知识与技能，追求教育教学方法甚至教育研究方法纯粹科学化，认识不到人的复杂性不能仅靠量化指标把握，忽略人的精神需要等做法，则造成了人的精神家园的失落、道德滑坡、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等问题。导致现代社会出现了科学进步与人文失落同时并存的不和谐局面。种种问题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的飞跃，经济的发展固然是必需的，然而，这并不应该以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代价，更不应该以牺牲的人们意志、情感、价值追求为代价。人们的理想是自然、社会、人各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的共同发展。这正是新课程改革中人文主义倾向更加突出的原因，即为了矫正科学主义对教育所带来的严重弊端。
人本主义教育对人的培养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其内容偏于追求内在修养的“善”，缺乏追求客
观世界真相的“真”。因此，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是很微薄的。正是这一弱点给人文主义教育带来了危机。中国近代史表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阻止不了西方列强的入侵，科技落户就要被动挨打。今天，在和平发展的气氛里，经济任务仍然是各国的主要任务，它关系到各国在即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而且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发展，科技在生产中的含量越来越大，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科技水平才能参与生产。因此，人本主义教育的缺乏科技内容的片面性是不适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另外，人本主义教育在批判科学主义教育的时候，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教育目标上，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个人功能，忽视了教育本身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在教育内容上，由反对科技至上走到轻视系统学习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这对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的整合是由于双方本身的局限性和彼此的互补性决定的，也是现代教育培养知、情、意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而且也是由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过程所决定的。我们既要追求科技的长足发展，又要注重善善教化、人格陶冶的重要意义。这一点在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进行整合，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科学教育要定向于人；二是在课程上，开设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有关课程。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开始兴起的关于“技术、社会与价值”、“信息、价值与社会”、“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综合研究与教育，实际上就是这种结合的有效尝试。这对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问题驱动教学策略
问题驱动的前提是对问题的精心设计,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驱动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建构。例如,在讲授操作系统WindowsXP部分之后,提出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如何复制、删除、移动文件和文件夹?发送命令和复制命令有什么区别?制作过渡动画的基本方法是什么?以问题形式驱动学生学习和上机实践。
网络教学策略
网络教学就是把学生放在网络空间里进行人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式学习。让学生带着学习任务上网,有目的地进行网上在线学习,可以更好地达成教学设计的目标。教师在网络教学中不是仅凭学生自己搜索选取相关资料,直接告诉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预先筛选下载网络上的精品资源,向学生提供自建的教学资源库和解决问题的有关线索,引导学生搜索选取相关资料和利用相关信息资源,对某些复杂问题鼓励学生与同伴合作探究或与指导教师交流,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
认知工具教学策略
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些工具软件,让学生学会利用认知工具了解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以更好地丰富原有的认知结构。作为通讯工具有E-mail、QQ、博客、电子公告板等;作为建构工具有文字处理软件、表格处理软件、多媒体制作工具等。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他们的意义世界,在教学中使用各种支持性的认知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利用教学软件组织教学,可以首先在制作教学软件程序中设计学生的合作过程、反思过程和表述过程,然后运用操作与练习、模拟、咨询及问题求解等形式,让学生按照软件设定的教学任务来逐步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从中学习掌握各种认知工具。
情感激励教学策略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当学生产生疑惑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要给予其及时的帮助和鼓励,利用好情感激励的有利时机,注意对学生情感需要的激发、调动和满足,把握好情感激励的性质和尺度。善于处理教学中的动与静、冷与热、宽与严的关系,对于学生中出现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要有原则性的宽容和忍让,因为宽容常常会化作一种力量,可以激励学生自省、自律、自强。还要对学生寄予希望,根据学生实际提出恰当的学习要求,用情感架设师生之间的心灵桥梁,设法最大程度发挥教师期望的激励效应。
案例教学策略
案例教学是基于情境学习论与认知弹性论,以学生为学习主体,凭借具有潜在价值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进入科学探索和反思的学习过程。它是通过对案例的判定、分析和研究,帮助学生了解掌握所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是一种常用策略,以精选案例为前提,通过对知识点的简要介绍,随堂案例演示知识点,专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流程,着眼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培养。案例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把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思想,又是一种引导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需要以若干案例为载体,形成一个种类多样的案例群,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设计布局。在引导学生完成每一个案例的制作后,还要通过相关的综合性练习,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作者:程楠楠、王若宾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计算机和网络管理中心)
基础教育研究与教育教学实际相脱离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顽疾,相关部门也为此做出过很多的努力。比如,为实现课程功能的转变,课改倡导学生进行自主性、探究性的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倡导基础教育“坚持能力为重”,也是要求“把学生放到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师生平等对话,推崇学生的探究性学习。[6]国务院总理也曾作出批示,强调儿童的自我教育,强调儿童的学习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儿童应该根据自身和本校情况,进行教育研究来指导自己的学习实践。总的说来,儿童作为学习的主体、教育教学的直接对象和教育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者,应该更能直接有效地参与教育研究中来,以弥补基础教育研究脱离了实际的不足,更好地促进儿童的良好发展。
一、基础教育研究中儿童参与的可行性
1、儿童研究意识的发展使其主观有意愿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随着基础教育阶段儿童在教育教学中主体地位的确定,儿童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本校的教师,甚至整个教育界越来越形成一种应然的看法。最常见的是对本校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比如学校应该进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减少对校规校纪的过分强调,增加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或者是某门课程教师题海战术应要弱化等等。这就是当今儿童基础教育问题研究意识的强烈体现。另外,儿童还期望自己的想法得以表达,并得到实施,期望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以一种更贴合实际的方式进行。而现代社会知识信息的高度共享化给儿童提供了各种诉求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渠道。因而,儿童教育研究意识指儿童研究主体对自己所能涉及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现象及其相关问题形成应然看法,并有将此种看法付诸实践,经过不断观察、体验、分析、总结,使所研究问题得以解决的欲望和决心。在儿童的教育研究意识已经萌发的条件下,对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进行提倡和宣传,不仅能满足儿童参与教育教学研究的诉求,更好地激发儿童参与的兴趣,也能引起学校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为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提供给更多的渠道,为儿童开展研究提供更多的条件和帮助。
2、儿童研究能力的发展使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具有现实操作性。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能力包括儿童主体在基础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心理素质。首先,基础教育研究所需能力应与研究的方向和性质相一致。儿童所参与的基础教育研究是没有特定范式的,具有与“反思型学习”类似的反思性特点,所以不像正统的教育研究那么严格和系统化。儿童教育研究的这些特点决定其所需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要求不高。其次,具备教育研究兴趣并主动参与教育研究的儿童,一般来说,是有较为出色的理解能力和心理抗压能力,只要接受相关的培训,就能掌握研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最后,儿童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应得到校方和其团队的协助。因此,不管是从事研究,应对研究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还是面对研究的最终结果,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都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
(一)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概念界定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指儿童作为基础教育研究主体之一,在一定的团队支持下,融汇先进教育理念并立足于自己的学习,通过对本校教育教学现象或学校管理现象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以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和促进儿童良好发展的研究活动。值得指出的是,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并不是训练儿童成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掌握全方位的教育科学研究理论,使其研究活动成为强制性任务和毕生目标;而是在不影响儿童正统学习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有一定教育研究能力和兴趣的儿童参与到本校研究甚至整个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来。比如针对学习生活中碰到的困惑、问题和所关注到的一些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开展自我研究或校本研究。当然,限于儿童的知识水平、研究能力和心理成熟程度,学校或相关部门应当为这些儿童研究者适当地开展教育研究培训,普及教育研究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甚至让感兴趣的教师、学校管理者或专业教育研究者也参与其中,适时适当地给予指导,以便儿童教育研究的有效开展。
(二)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内涵解说首先,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本校内进行,是在不影响儿童扮演学生角色的前提下从事的研究。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本职是学习,其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是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在处理教育研究和学习的关系上,必须做到以学习为本,为了学习而研究,在研究中始终贯穿学习。这样才能使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达到促进儿童学习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其次,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这一特殊研究主体的视角和教育观。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具有双重特殊身份,学习者和研究者。由此决定了儿童这一研究主体的视角是特殊的,既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又会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自己从事的研究。而且,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观,是教育专家、学者对教育教学现象高屋建瓴的概括,难免有脱离实际或失之偏颇之嫌。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必须综合儿童的视角和教育观,研究儿童的学习,研究课程教学,研究教职工怎样服务于教学,探究教学过程的最优化等等。另外,在研究过程中,除了要融汇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基础支点,儿童还要有独立的思考空间,注意不断扩大思考的广度、深度和关联程度,[2]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使自己的思想、人格和愿望渗透到研究过程中去。最后,儿童进行基础教育研究的方式,是要进行持续不断地观察、体验、分析和总结。不管是儿童群体的学习生活,还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甚至其他教育教学相关的现象,儿童研究者都是身处其中。这是儿童教育研究者的优势所在--很好地具备了质性研究1的条件。
三、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
能解决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问题的特性分析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儿童参与教 育教学的程度决定了其对知识的量和质的获取程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儿童不是外界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教学各要素中起主导作用。[7]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能解决传统教育研究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
(一)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决定其把握所研究问题的全面性有研究发现,儿童只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际,[8]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和全面性。而儿童作为研究主体参与到基础教育研究中来,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因为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中度过,对教育教学现象和学校管理现象都非常了解。比如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应用问题,很多学校相继编排了各色各样的本校教材,但是广大师生家长却很担忧本校教材的质量。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更是自始至终都身处其中,耳闻目见各方面的言论。因此,可以将此作为所研究问题。而且对于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从哪些渠道可获得相关信息等,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在研究过程中,也知道如何应对所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另外,儿童在校生活的长期性也为其及时地跟进所研究问题提供了便利,从而更为全面地控制教育研究沿着正确方向进行。
(二)儿童参与学校生活的深入性决定其研究的深刻性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管理活动等,都是围绕儿童的学习和发展而展开,因而,儿童参与和感受的程度是其他基础教育研究主体所不能及的。显而易见,如果能挖掘到儿童内心对于教学方式方法的需求,学校或教师在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的努力上更易于成功。而且儿童作为基础教育研究主体,是在田野式状态下进行的研究,极易获取第一手资料和最真实的信息。[9]相对于一般调研员找受众学生谈话或观察受众学生的反应等方式获得的信息反馈,儿童更易于从周围同学的言行举止得到相关反馈,而且获得的反馈信息也更为全面深刻。因此,儿童参与教育教学研究,是极具深刻性和针对性的。另外,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更容易扩大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
(三)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双重角色决定其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天职是学习,社会赋予的特定身份是学生。而当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时,其特殊身份就是教育研究者,一名深入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员。这双重角色有利于儿童将教育研究和教育教学实际联系起来,使教育研究成果能应用于实际,使学习和研究共生互补、相互促进。其次,参与基础教育研究中的儿童,既是教育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客体。这种双重角色有利于儿童全面考虑研究主体和客体双方面的立场和需要,使教育研究沿合情合理的轨道有效开展。因此,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不仅让教育研究活动容易开展,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儿童研究教育的科学性。另外,参照卢因的行动研究理论,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者是一种应用型研究,是把特定的教育问题作为研究侧重点。例如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应用,儿童一方面作为校本教材的主要使用者,他心中有“消费者”对校本教材的理想构图,希望校本教材包含现有教材所不具备的内容,或者删除了现有教材里被儿童视为“老、大、难”问题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作为研究员,以一种理性的思维角度对待校本教材内容,最终在两者之间做出妥善的协调。
所以,儿童参与基础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的是“应该怎样”和“如何做”等事实判断和价值取向的实际问题。[9]这种研究的实际性和目的性使得儿童研究教育过程中必然采取目标管理的方式层层递进进行,所以极具科学性。
一、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指标体系及绩效评价
第一,基础教育起点均等化。李晓嘉、刘鹏(2009)运用1997—2007 年数据,通过绝对指标测算,看出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他们还采用泰尔指数对区域经济差异程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认为 2006 年之后城乡之间差距相对缩小。此外,汪旭(2011)、樊明成(2008)认为,直到 2006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例还为 3.01%,低于同期其他国家,投入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入学率也是基础教育均等化的重要指标。卓晴君(2009)指出,建国 60 年来,从儿童入学率 20%到实现覆盖全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我国现已成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小学初中教育体系,所以,我们在基础教育入学率上已经达到了均等化的目标。
第二,基础教育过程均等。郭宏宝(2007)运用功效系数法衡量出我国教育综合均等化系数为 62、98,远低于 100,表明以师生比衡量的教育均等化程度存在差异。游河、刘小干(2007)用 SPSS 进行数据处理,发现城镇和农村学生对所在学校教学质量、基础设施存在差异,反映出在城乡基础教育存在失衡问题,我们有必要建立“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管理”。
第三,基础教育结果均等。刘德吉(2010)运用升学率这个可以体现基础教育产出及效果的指标总体趋势仍下降,基础教育投入和产出需要进一步优化。郭存芝(2008)对 1985年与 2005 年相关数据对比,虽然入学率达标,但是农村和城镇的生源却严重失调。许多学生被正轨重点中学拒之门外,择校现象普遍存在。我们可通过扩大名校办学规模,增加招生人数。综上所述,我们对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了总结。在经济发展中,基础教育也在不断现代化,逐步和世界接轨。但是,之中还是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解决。
二、城乡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论述
一方面,基础教育供给城乡有别。郭士国(2011)认为,有必要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整体比例并向农村倾斜,需要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确定基本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何磊、王艳(2011)、王元京(2010)认为,城乡基础教育应从非均等化着手分析,建立惠及城乡供给体制的措施,在户籍管理上建立城乡统一的身份证管理制度。通过测算 1993—2007年城乡义务教育综合发展指标,希望 2020 年全面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另一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庞旭瑞(2009)、王德文认为,我国的城乡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差距,严重成为教育实现公平的“瓶颈”。同时,夏仁栩、冉飞、李景国(2009)认为,要重视优秀教师资源的重要性,加强鼓励优秀教师到艰苦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激励机制。聂江(2006)、王德文(2003)通过计算教育基尼系数衡量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得出农村教育基尼系数最大,城乡之间差距仍困扰着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张艳、庞笑萌(2010)认为,应该促进城乡基础教育的制度创新,将“以乡为主”变为“以县为主”,县级自己结合自身教育发展情况制订适合自己的发展方案,制定之后省级才可以审核听证。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历史制度的影响,基础教育均等化的问题还是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城乡之间差距逐渐拉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体制与政策上最大限度保障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路径
(一)不断完善创新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俞贺楠、陈雷(2012)认为,我国公共资源的投入还不能完全做到费随事转和费随人转,影响了资源服务于人的效率。因此,应该调整财政制度,减少地区间、区内负担不均的程度,比如可让流出地政府合理分担部分费用,并加大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任素芳(2012)就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以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来促进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调整学校布局结构,有利于促进学校资源配置的总体均衡。
(二)构建多元化的基础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叶雪文(2012)、李晓嘉、刘鹏(2010)指出,教育均等化建设的瓶颈就在财政投入,光靠政府是远远不足的,应该让多元化主体投资教育建设。政府在其中应承担起基础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但是要兼顾民间资本的进入。孙靖(2010)指出,特别在义务教育领域,可以解决教育经费尤其是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让市场力量参与教育资源的分配,有利于提高义务教育提供的质量和水平。
(三)构建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崔惠玉、刘国辉(2010)通过实证分析辽宁教育经费总量或基本教育转移支付总量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基本教育不均等化程度。因此提出,一是规范转移支付形式;二是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三是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苗薇(2010)对当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的研究得出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则需要建立更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的模型,比如要确定激励系数与成本差异系数等。
(四)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雷晓康、曲婧(2011)、罗宁(2011)提出,各级政府对于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社会公众必不可少的监督。一是政务公开以利于公民的监督;二是拓宽公民发表言论渠道;三是建立合理的回馈机制以促进教育均等化的发展。夏扉(2011)、李锐(2009)认为,真正实现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构建完善监督体系就必须要建章立制,教育立法是促进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制度保障。综上所述,近年来由于长期的省际区域差异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基础教育服务非均等化有不断扩大趋势。推进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以上途径不断探索,实现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切实提高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
四、简要述评首先,教育财政体制
从文献回顾中认识到阻碍我国基础教育均等化的首要因素可以归结为教育财政体制。目前,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来源是多元的,但是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却表现出单一的特点,政府公共财政是基础教育绝对财源。这样基本实现基础教育投资社会性,保障不同收入家庭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笔者认为,强调政府公共支出是更好推进基础教育均等化的首要前提。接着我们就要考虑此处的政府,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世界上的教育水平高的国家大致采用基础教育政府投资主体上移的模式,这样可以保证落后地区、经济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充足。基于当前我国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存在差距,采取高层政府负主要责任的形式,可以保证教育与经济的良性互动。投资主体上移固然好,但是由地方转移至中央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我们有必要 提出一个中间衔接的机制。中央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专门管理,同时减少资金下拨层次,减少“粘蝇纸”效应。其次,教育经费融资渠道的扩展。韩国在教育资源均等化上的政策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其首先将有限的公共资金用在收益水平高的基础教育上,然后又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采取优惠的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政策。高等教育主要依靠私人资金投入,因为基础教育是准公共产品,但是高等教育又被认为是私人投资行为,理应由个人来支付,并由市场供求来调配资源。我们认为,韩国由于其人口资源比较少,完全由政府来支付基础教育经费具有可行性,但是我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且差距较大,完全由政府单独提供教育经费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对于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适当引入融资,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可以选择西部地区省份且该地区有一定规模的私营经济的地区进行试点,然后根据实际的效果看是否能在全国推广。
最后,基础教育的运行机制。西部地区财力薄弱省份,教育基础落后,可以参照英国做法,建立“教育优先区”,包括校舍修建、教学硬件设施的配备制定一套完整的特殊政策,其内容可以更加重视实践操作能力,可以使知识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另外,部分教师不会选择到偏远山区工作,使得基础教育在师资力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工作基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大鼓励广大教师到边远山区支教,一方面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教师在本区域内定期轮岗制,教师资源由县以上政府统管。这样,就会使得东中西部、城乡之间基础教育在硬件和软件上逐步一体化得到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