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7 10: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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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战略管理方法和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为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战略分析模式与管理机制建构路径。质量是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契合点。质量利益协调机制、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和质量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
关键词:继续教育；利益相关者；质量管理； 机制
一、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与股东至上理论相对的企业治理理论，是为解决企业管理领域诸多矛盾而提供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从现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看，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企业并非仅仅依赖于股东，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为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就必须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产权权益。因此该理论反对企业运营的目的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认为公司决策由各利益相关者的合力参与，共同决定。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实现股东资本的增值，同时要保护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要实现雇员人力资本的增值，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或服务等等。利益相关者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种方法和经营策略，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在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原则框架和组织模式。
继续教育要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利益相关者模式已经成为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模式。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发生联系，会因为质量管理而获得或者失去资源与利益的个人和团体。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就是要求继续教育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权利，继续教育的一切质量管理行为都应以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和权利。作为切己的活动，继续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利也有必要参与到质量管理中去，只有经由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才能提高质量管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认同与支持，培育出和谐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促进继续教育质量的良性保障与持续提高。
继续教育的管理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此关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高校管理层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即各利益相关者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或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亦即继续教育质量管理运行机制问题。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质量管理运行机制
(一)质量管理利益协调机制
约翰·普兰德认为，利益相关是一个平衡问题。继续教育质量观价值取向摇摆，利益主体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质量管理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如何才能达到平衡？“在大学里，决定的质量是通过自觉防止利益冲突而得到改善的。”因此，必须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虽然高校是利益相关者组织，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继续教育的利益相关程度不同、参与大学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尽相同。组织不可能履行对每一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事实上高校很可能只对部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履行相对责任，随后在条件满足之后再从不同程度上去履行对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同的关系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结合体，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过程，也正是整合各类关系资源的过程。
在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权配置中，应该给予那些与继续教育有更为密切利益关系，有强烈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意愿与能力的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管理权限；而给予那些相对来说与继续教育质量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的利益相关者较少的管理权限。也就是说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管理权限的配置是一种非均衡的分散配置。这种非均衡的管理权限的配置过程实际上是继续教育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过程。期望通过管理权限的非均衡分散，使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平衡。所谓利益要求的平衡，不是要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都同等对待，而是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相关分析后，对那些核心的、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给予更多重视，使其利益要求得到满足；对重要性相对低的利益相关者适当降低其利益要求的实现程度，以实现继续教育发展成果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
“要使管理的等级运转良好，就需要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和责任制度。”质量管理责任是多层次的责任体系。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质量自律和部分自治，调动全体成员的质量自觉，推动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又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质量创新。
1.政府的元管理。立法机关通过专门立法或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为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活动提供法律层面的合法性，确立政府、社会组织，高校自身三大主要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互相牵制的质量管理权力格局，保留继续教育质量立法权、拨款权、惩戒权和元评估权（对中介机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的再评估）。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宏观管理，颁布基本质量准则、评价程序与规制，依法被赋予对高校、社会机构等评价主体进行元评估的权力，即对继续教育质量评估或监控本身的合法性、科学性等进行评估或监控等管理行为，而不是直接介入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但是政府颁布的质量标准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教育层次质量与结构质量布局要合理，监督程序要合理合法。政府依法履行质量责任，对政府失职、越职行为造成的损失要依法追究和索赔。政府不进行直接管理，“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权力的缩小，更不是意味着政府政权维系能力的下降，而只是为了让大学更好地提供公共利益”。
2.高校的特色管理。高校有义务向政府和社会证明其办学质量，定期对继续教育质量进行自评，自评结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并作为政府拨款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家质量标准，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质量标准，特色质量是对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表达，是高校拥有的特色质量资源与各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有机结合，特色质量是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最有效武器。因此，继续教育管理者在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中应该注重培育特色、形成特色、营销特色。
3.教师的自由管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制度根基，教师期待质量管理能够维持高校的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学术研究氛围，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教师对学术质量的利益诉求是最强烈的，由此，教师对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责任应该是维护高等教育的学科性、探索性、自由性和创新性。同时，教师还期待继续教育能拓展他们的研究视界，为他们提供与市场、社会等近距离接触的契机。
4.学生的参与性管理。学生的质量责任在于履行学习和研究承诺，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质量标准。当学生不能完成质量责任时，学校有权依法进行惩戒，直至取消学习资格。“参与不是在管理活动中被动地卷入，而是主动地分享管理权。参与指的是个体卷入群体活动的一种状态，既指个体在群体活动中是否‘在场’、是否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等外显行为，也包括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卷入和影响群体活动的状态和程度。”继续教育管理者应改变学生管理的理念，转变学生管理模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确保教育信息的开放，建立起学生参与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和科学民主的质量管理决策机制。
5.社会的监督性管理。社会评价机构的责任在于拥有足够的权威且能够公正实施评价的专家，拥有先进的评价技术和评价方法。当评价机构不能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将受到经济制裁、行政制裁或法律制裁。社会公众和舆论媒体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质量责任在于依法公正、诚实地履行监督义务，舆论的声音推动各质量主体履行质量责任，预防、控制和纠正质量目标的偏离。
(三)质量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
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注重结果的测评，而且评价的组织方式与高校组织机构的职能观是同构的，即纵向的评价机制，上级机构评价下级机构，领导评价下属，官员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这种线性的质量评价范式完全无视继续教育质量是个复杂性系统的现实，导致质量信息的单向传达而无法实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加之质量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无法及时发现质量风险，反而必须时刻准备应对随时降临的风险，加大质量成本的投入，高校的声誉和生源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此，高校的质量信息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1.重构质量信息收集与整合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是依靠数据与信息来支撑质量的评价、管理与改进。建立横向的或跨部门协作的质量信息交流共享机制，高校继续质量信息的获取对任何利益相关者是畅通的，任何利益相关者都被允许以合法手段去收集继续教育的任何质量信息；建立继续教育质量信息定期制度，高校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质量说明责任，实现质量承诺。
2.建立质量监测机构
包括高校内部的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质量监测机构，更重要的是建立独立于政府与高校的第三方监测评价机构，这种监测机构是非营利性的，是权威性的，它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组成，他们不带有任何利益诉求，秉持公正与客观的精神，对高校的继续教育质量信息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把最终研究报告公之于众，对质量不尽人意者予以特别分析，提出改进对策供参考，以示警醒。
3.坚持质量监测与预警的过程导向
旨在实现某种结果的一系列活动便称为过程。继续教育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质量政策的执行过程与质量管理行为，因此，质量管理实质上是一种过程管理，它高度强调质量的预防与持续改进，坚信在管理过程中预防质量问题所需的成本远远低于在高校管理周期结束后纠正问题的成本，因为质量管理必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同时，过程管理具备柔性化特征，能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适时调整质量政策，提升质量价值观，改善质量评价模式，优化质量管理过程。虽然质量管理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管理权力博弈的过程，但也是利益共同体构筑的过程，它强化了利益相关者各方的质量责任意识，达成了共建优质质量的共识。
【摘要】 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回归模型，并结合eviews软件与广西25所高校2004—2008年数据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旨在为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定、高校信贷风险与高等教育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构建路径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等教育发展；高校信贷风险；相关性；面板数据
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与银行信贷快速增加，高等教育信贷风险凸显。吉林大学卖地偿还银行贷款事件，南昌大学、郑州大学高校高额信贷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据调查，我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 000亿元到2 500亿元。高校信贷风险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高校信贷风险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理论界与政府部门的热门话题。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高校发展融资研究的实证模式较多，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澳大利亚模式等，并且研究的重点在于高校发展资金筹措方面，而对于高校信贷风险控制则考虑甚少。
国内学者对于高校信贷风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高校信贷风险进行分类，并提出防控对策。此类研究认为高校贷款存在政策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结算风险、经营风险等八大风险（朱永琴、王诚，2003），或是利率风险、法规风险、发展风险、管理风险、规模风险等五大风险（黄学峰，2005）。二是对高校信贷适度规模的研究。闫琳（2005）设计了“教育机构风险评价体系”，以评价结果作为是否发放贷款以及金额、期限、担保方式的重要依据；于志刚（2005）建议从高校现实支付能力、潜在支付能力、自有资金动用程度、资产增长率、收入增长率、支出增长率、生均事业支出增长率、现金净流量等指标来衡量高校贷款规模是否适度。三是对高校信贷风险成因的研究。刘艳春（2009）将高校信贷风险形成归因于管理层风险意识缺乏、大规模扩招、缺乏财务预警系统三个方面；许振珊（2006）认为高校指导思想及项目管理责任的缺失是引发偿债风险的直接原因，贷款项目专业化、科学化管理的缺失是引发偿债风险的内在因素；而高等院校办学经济效益的变动则是引发偿债风险的根本原因。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较为丰富。thackwray， bob（1997）不仅建议采用学校规模、学生规模、图书馆规模和学校股东等指标测度高校发展规模，而且还以英国高校为例，运用经济学的指标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和速度进行评估；john p. murray也从规模因素、效率因素评估了高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效益问题。国内学者杨栋辉、刘慧峰（2008）从高等院校数量、高等院校学生数量、教职工情况、高等院校规模、经费投入五个方面，选取了每百万人口学校数、每十万人口毕业生数等11项指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詹正茂（2004）选用了规模、效率和速度指标作为考虑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评价等等。
因此，尽管在实践方面高等教育发展及其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国内对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的研究尚处于“割裂”状态，缺乏对于两者之间互动机制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效率的提升和速度的加快三个方面，国内许多文献将高校信贷风险的形成归因于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但究竟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并没有进行深入理论与实证探讨，从而也无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信贷风险的防范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高等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指标体系建立原则，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重点从规模、效率、速度因素来评价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水平（如表1所示）。
1.规模因素，反映教育整体的发展状况与水平。主要从学生、教师、资产等方面来进行说明。具体指标包括校舍面积、在校生总人数、固定资产总值、教育经费拨款、自筹经费、银行贷款额等。
2.效率因素，反映教育发展资源利用情况与投入产出情况。具体指标包括生师比、高级职称占专职教师比重、教学与科研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等。
3.速度因素，反映高等教育在现有的规模和效率的情况下发展和扩展的速度。主要从学生、教师、经费等指标的增长速度来进行说明。具体指标包括在校生年增长率、专任教师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等。
（二）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重点从高校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与自筹资能力三个维度建立高校贷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1.偿债能力因素，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和偿债保障率等。
2.运营能力因素，主要反映高校对其现有资源的经营能力。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支出比、贷款依存度和贷款负担率等。
3.自筹资能力因素，反映高校利用自身资源筹集资金能力的强弱。高校自筹经费主要包括学费收入、教育服务收入、科研服务收入、投资收入等，即除财政收拨款以外的所有收入。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教学活动收入比重、财政拨款比重两项指标。其中财政拨款占比越大，说明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越强，自筹资金的能力越弱。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之相关性研究：基于广西2004—2008年高等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
（一）编制二级指数
本文运用2004—2008年25所高校6个二级指数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实际中不能直接获得规模（gm）、效率（xl）、速度（sd）、偿债能力（czh）、运营能力（yy）、筹资能力（cz）的数值。因而，必须编制基于三级指标的二级指数。本文结合spa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为三级指标赋权（如表3和表4所示），再加权编制成为二级指数。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调用eviews6.0，先分别以czh、yy、cz作为因变量，以gm、xl、sd为自变量建立三个回归模型，分别采用似然比(likelihood，lr)检验与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检验与随机效应检验，再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恰当的模型。eviews6.0输出的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效应检验结果，czh与 gm、xl、 sd的回归应接受随机效应模型，yy与gm、xl、sd、cz与gm、xl、sd的回归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效应检验的结果分析，所采用的回归模型的变量系数及检验如表6所示。
从表5可看出，在模型ⅰ中gm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ⅱ中gm与x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ⅲ中gm与sd的系数分别在1%、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样本的范围之内，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高校的偿债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规模增加1个单位，高校偿债能力下降0.261个单位；
2.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的规模与高校的运营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规模增加1个单位，高校的运营能力下降0.559个单位；
3.在样本的范围之内，1%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高校的筹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的规模增加1个单位，广西高校筹资能力增加0.435个单位；
4.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与高校运营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提高1个单位，高校运营能力增加0.285个单位；
5.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与高校筹资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增加1个单位，高校筹资能力下降0.155个单位。
结论表明，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规模因素对广西高校信贷风险有着全面性的影响，规模扩大既拓宽了高校筹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的筹资能力，但盲目扩张同样导致了高校财务运营能力与偿债能力的下降。其中，运营能力下降说明广西高校正面临着规模扩张与经营能力不协调的矛盾。以单纯追求高校规模扩大为目的的高校财务运营往往会掩盖许多运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致使高校在发展与管理过程中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规模与偿债能力呈负相关关系，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效率与财务运营能力正相关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提高可增强高校的财务运营能力，降低高校的信贷风险，也预示高等教育管理者更应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另外，过快的广西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也对高校的筹资能力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快速发展以牺牲教育质量为前提，最终也会导致高校自筹资能力的下降，进而增大高校的信贷风险。
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初级中学课程体系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然而，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在教育理念、思想观念与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以及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成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1问题
1.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
经济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经济收入的有限必然导致教育投入的缩水。尽管国家特别关注教育问题，并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了修订，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但是，对于有些农村学生家长来说，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经济收入一直呈低水平，对其子女上初中、高中、大学的经济支持度就低。
1.2“读书无用”思想泛滥
近年来，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了过去上了大学就包分配、吃国库粮的格局，大中专毕业生不再统一包分配，而是实行“双向选择”，机关事业单位招录都是“逢进必考”。也就是说，举全家之力供养孩子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找得到好的工作，这种现实严重挫伤了农村家长希望孩子读书成才的积极性，使他们滋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
1.3 思想政治课中考分值比重小
随着中考体制的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初中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无论是在教师眼中还是在家长和学生眼中，思想政治教育课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科，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视程度降低。例如，2011 年临沂市中考，总成绩860分，思想政治课50 分，还不到总成绩的6%，分值比重很小。
1.4 思想政治课教师力不从心
由于思想政治课在中考中所占分值有限的缘故，平时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时间安排相对不足。不论是自习时间还是辅导时间，见到的往往是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教师的身影。
同时，有些教师也给学生灌输学习思想政治无用的思想，致使思想政治课学习时间被占用现象时有发生。
1.5 学生歧视思想政治课现象严重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思想政治课程受到学生的严重歧视，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中。即使是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学生做数学题或者学习其他科目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思想政治课学习量很难保证。
2对策
2.1 多种措施提高农村经济收入
2.1.1 强化政府职能，加大对农村农民经济扶持和帮助力度，为农村子女上学提供可靠经济基础和保障，缩小城乡差距。
2.1.2 农村农民积极进取，抓住国家的一切惠民政策，如种粮补贴、生猪养殖贴息贷款等好政策，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努力发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业等，为家庭增产创收。
2.1.3 积极响应国家的好政策，主动争取国家的各种贴息贷款，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从而使他们各自的家庭收入逐年增加。
2.2 强化教育，杜绝“读书无用”思想
读书是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举措。即使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实行统一分配，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不管在哪行哪业的人都要有较全面的知识。成才不在于学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2.3 转变教师思想政治课教育观念和学生思想政治课学习观念
2.3.1 转变教师思想政治课教育观念。尽管思想政治课在中考中占有比较小的比重，但是思想政治课教育工作一样重要。一方面，利用校内的资源，如图书室、多媒体教室等来扩大自己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争取和利用校外现有的资源，如去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法庭、工商等部门，看看他们是如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维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从而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知识；把课堂知识用来指导社会实践，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教师讲课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为学生排忧、解惑，才会使学生感到政治课的实际用途。
2.3.2 转变学生思想政治课学习观念。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生成才不仅需要数学、英语、语文等科目的分数支撑，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同样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课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和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要克服农村初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中暴露出的在教育理念、思想观念与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的许多问题，确保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不滑坡，只有采取提高农村经济收入、转变部分农村家长培养其子女的观念问题、强化教育、转变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师观念、转变农村初中学生的学习观念等举措，政府、学校、家长、教师和学生齐心协力，才能保证农村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质量出现一个崭的局面。
[论文关键词] 修养 情感 心理健康 创新
[论文摘要] 《音乐欣赏》课程作为中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如何发挥其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教学的对象、环节、目地三方面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论述。
《音乐欣赏》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是针对中学生开展的一门艺术课程，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次重要改革。音乐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它以音响为表现手段,触动人的情感,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作用于人的心灵,给人以多方面的影响与熏陶,促进人的进步与发展。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认识音乐教育的基本功能。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欢愉,从而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和教益。营造一个有利于素质教育的环境，对于实施素质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全面、切实地实施素质教育则是很困难的。素质教育的环境是多方面的。
一、 一个人的思想品质的修养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提高
我国古代就有以乐制国的国君，其目的就在于治理国家,是治国的一种方法。以乐治国,可以使民心向善,其行为表现就会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他们都强调音乐在培养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精神品质的重要作用。单就素质教育本身而言，通过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社会培养多种多样的、多种类型的、各种规格的、多种层次的人才，同时，也输送少部分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通过深造为社会培养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素质教育的这两种结果，对于国家来说，是满足社会对各种各类人才的需要，对于学生（或家长）来说，提高全面素质，更有利于自己（或孩子）未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为社会服务并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岗位。
二、 对于学生的情感培养
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关于尊师、同学之间的关爱对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的宣传，这不能不说明在平时的感情培养过程起到关键作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感情变化是潜移默化的。音乐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焉”,“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中国民间也有“情之所至,音之所生”、“因感而歌,由情而发”的说法。音乐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情感不仅是因感而发的,同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给欣赏者以极大的心灵触动和感奋,进而产生感动人、教化人的作用。任何一部好的音乐作品都是艺术家们的美好情感的自然流露,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们总是用音乐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歌唱伟大的祖国、美丽的家乡、真挚的情感、伟大的人格、崇高的精神,而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则是听众与艺术家们的心灵沟通,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和强化欣赏者同样的美好的感情。所以说,音乐教育是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多欣赏好的音乐作品,能培养人们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情感。
三、 促进人的心理健康
当代学生都注重自我，以我为中心的心理性格。遇到事情不能认真、积极、冷静的去面对，在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不能很好的进行，音乐教育则能在矫正人的这种心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习音乐和学习其他学科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学习声乐,还是学习器乐,都是一种技术性很强劳动,这首先就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磨练,久之必然能锻炼出坚强的毅力和信心,同时它要求精确度比较高,要想较好地完成学业,必须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持久的耐心和极度的细心。 音乐在培养人的团结协作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大合唱过程中，要求同学们在不同的高中低部分步调一致充分合作。音乐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最根本的功
能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心灵的沟通,实现的是人的心灵上的和谐。
四、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浓厚的创新意识是创造发明的前提，只有创新意识强的人, 才可能对每件事物进行思考，并设法改进它。只有不断改进，才可能有创造发明。 因此，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有了问题学生才会去思考，有了问题学生才会去多思考。同时在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懂得创造，因为艺术就是创造，艺术美的主要特征是独创新颖，不可重复。通过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生可随机应变，思维开阔，不局限于某种形式，不受消极定势的桎梏，以新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如在音乐创作教学活动中，如在音乐创作课程中，给学生一个音节，让学生开拓思维，在思考、分析、比较、判断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编出不同的旋律，以增强学生的变通性和灵活性，进而使学生勤于思考敢于思考来达到创新意识的目的。
传统教育是以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学生的“接受、模仿、继承”为基本模式。现代教育则认为，学生才是教学的真正主题，教师的教必须服务于学生的学，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教师的作用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主动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再到“我会学”的飞跃，从而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品质和个性。
艺术就要不断创新，就要张扬个性，有时候就要突破权威。这就是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美术课上，我不以师者自居，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变“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为“教学相长”的朋友关系，时时为学生创造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美术课上让学生畅所欲言，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绘画示范时，我从不让学生跟着老师一笔一画的画，不要求学生作品非与示范作品一模一样，学生有创新的地方，我会及时的表扬、鼓励，展示他们的作品，这样学生处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心情较好、情绪愉快、观察灵敏、思维活跃，能通过作品较完全的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利于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
摘要：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需要来源于评价主体的利益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在评价时必须注重多元评价主体的参与，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或被影响”的定义，运用米切尔评分法分析了高等教育评价的利益相关者，并提出了有效发挥考评主体作用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
高等教育；评价；主体
一、引言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诊断功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公共部门在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只有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正确、平等地表达其利益诉求，才能使该项管理达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果。而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中外部利益相关者基本被排斥在外，考核主体一般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然而其服务对象是面向社会的，会使其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并不能令服务对象满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纳入评价体系。[1]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根据弗里曼在他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一定义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但是这一定义太过笼统，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界定出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克拉克森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受风险。”这一定义是以产权契约理论为依据的，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可以依据定义中所述的具体影响方式来界定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综合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企业的目标，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米切尔平分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米切尔平分法从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这三个属性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权威型利益相关者三类。其中权利性是指能在企业经济或管理决策中对企业起到重大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合法性是在法律、经济或是社会上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紧迫性是指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企业的回应。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分析
第一，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拥有紧迫性、合法性和权力性三种属性中的一种，根据其具有属性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蛰伏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和要求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具有权力性，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影响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些利益相关者通常与高等学校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或业务往来联系，如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但是他们往往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它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就等于拥有了合法性，这时他们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都是独立的机构，他们与被评价的高校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其评价意见更加科学合理。这些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对于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强调工作方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学术机构就是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典型代表，或有利益相关者不具有权利性和紧迫性，他们在评价时侧重的是政策完成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不会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因此他们的评价结果在整个评价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太大。要求利益相关者具有紧迫性，典型的代表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他们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利性，但是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向高等学校施压，迫使高等学校考虑他们的意见，提高服务质量和完善管理方式[1]。第二，预期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利性和紧迫性中的两个属性，按照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分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从属利益相关者和危险利益相关者。关键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并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如政府，它具有法律赋予的合法地位，是评价时不能缺少的主体，同时法律也赋予了其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它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对被考核者施加压力，影响其评价。在评价中他们的意见往往成为关键，因为他们往往掌握了被评价高校的大量信息，对被评价高校有一定的主观基础定论。从属利益相关者最具紧迫性，同时也有合法性，家长这一利益群体就属于从属利益相关者，他们迫切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投入的回报，同时广大公众的利益是高等教育的终极追求目标，从这一点来看，隐性的契约关系是家长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但是家长这一利益群里缺乏有效的权力性，其影响力对高等教育影响力有限，必须借助跟他们有一致利益诉求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需要被借助的这一利益相关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引起被考核者的快速关注。现实中家长常常借助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媒体进而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帮助自己表达利益诉求，最终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危险利益相关具有紧迫性，他们的存在使被考核者具有一定的危机感，如其他教育机构这一利益相关主体。但是他们缺乏合法性，没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合理的途径去影响被评价高校的行为，因此他们往往通过从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借用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扩大影响力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2]。第三，权威型利益相关者。权威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紧迫性和权力性，他的需求必须得到首要关注并及时得到回应。在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是最具权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拥有合法的对被评价高校的干预途径，拥有权威性，一旦其要求变得迫切，便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直接左右评价的结果，因此在评价中应分配适宜的比例，权重不能过高，否则会影响考核的公正性。
四、最佳评价主体的判定
根据上文分析人们可以看出各评价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他们的评价侧重点和评价视角也是不同的，如何判定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对他们权重的赋值。这可以根据客观性、效用性和成本高低三个原则来判断。首先是客观性，客观性是对考核评价主体最基本的要求，它是指评价者的评价结果能否真实反映被考核者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否对被考核者的工作能力进行了正确的判断等。那如何判定一个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又可以根据三个要素判断：考核评价主体是否具有独立性、给出的评价结果是否准确，评价的内容是否全面，如果满足了这三个要素，那么人们就可以说该考核主体的考核评价结果是客观的。独立性是指该评价主体作出判断的依据是自身具有的专业素养和独立思考的过程而不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第三方评价机构、专业认可机构、学术机构是最佳的评价主体，他们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跟被评价高校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出的评价都是最为客观的。准确性是指观测值或估计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多用于定量评估，但也可利用特殊分析工具将定性的指标加以量化，使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在这一点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结果最为准确，他们制定了评价的指标用于衡量被评价者，力求将被评价高校的真实水平都反映出来。全面性是指评价应该尽量完整，才能避免对被评价者形成偏差。对某一组织的评价应该是基于所有评价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且该评价主体评价的角度应该尽可能全面。第二是效用性，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因此评价并不是管理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评价工具，以期利用评价这一工具找出目前工作中的不足进而明确改进的方法。评价主体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被考核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最佳的评价主体应该在评价时对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对可能产生的利益和损失做出反应。最后是评价成本的高低，评价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要不要将相关利益者纳入评价体系中。评价成本不仅包括消耗的物资和财力，还包括该评价主体占用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在这一点上，家长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因为家长具有分布广、专业素质低等特点，要使评价具有参考价值，不仅需要考核部门组织人力去甄选能参与评价的家长，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相关专业培训，让他们熟悉评价的流程和明确自身需要评价的具体内容。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个评价主体都不可能做到三大原则同时具有最优值，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往往需要人为地确定一个主维度原则，在保证主原则最优的情况下，力求其他两个原则达到最优[3]。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明确了利益者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方法，以及如何判定最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列出了与高等教育有利益关系的评价主体，并且对其客观性、效用性和评价成本的高低进行了分析。
五、有效发挥高等教育评价主体作用的措施
第一，积极制定相关法律以确保评价主体多元化。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主体多元结构。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以民间机构为主，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承认社会评价主体的法律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相关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出台与高等教育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参与评价提供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二，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长期由政府占绝对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通过把控高校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对高校培养质量实行控制，但是这种集权控制模式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使高校失去主动改革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打破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尝试多元评价主体参与的管理评价模式。第三，完善评价监督机制。完善的制度还需要有效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对制度的有效执行还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证。对高等教育评价监督机制的完善，必须引进更为全面的管理体系，形成对监督工作的监督，即不仅仅注重对评价结果的监督，还需要对评价的过程进行监督，对监督部门、监督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每项工作的操作程序进行标准化规定，实行文件化管理，推进监督工作的有效执行，从而提高评价工作的实效性、公平性、公正性。
作者：汤燕 单位：河海大学
一、高等学校管理类学科实践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力作为资源禀赋，必须要进入市场进行检验，才最终能够被市场认可。因此，未来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教育和精神沐浴，而须要从承担社会分工的角度，为人力资源市场培养精密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实践性复合人才。管理类学科主要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管理类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校期间虽然具体专业背景不同，但都是通过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以掌握现有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对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力的。目前高校学科设置中，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5个一级学科，其下辖15个二级学科。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未来毕业生的工作去向主要是在企事业单位担任管理工作岗位。从管理类专业的性质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就要求突出实践教学。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理论传授为主，使学生掌握管理类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理论分析和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方法，许多学生对管理类实践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以致在就业之初就出现所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管理类专业背景学生的工作经验与能力也是制约校企有效对接，高校人才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其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岗位就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个组织的内部核心部门，其对于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理论知识不再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指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一名刚刚初出茅庐的大学新人是很难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岗位，这也造成了学生在就业时的茫然与困惑。
二、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实践教育不仅是高校课程设置的必要环节，也是验证学生理论掌握情况及其实现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的教育不再是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发展个体，教育主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主体，它具备与汽车、旅游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发展特征，其中教育产业链的形成，要求学校从价值链的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安排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其培养诉求更要求高等学校与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谋求实现最大目标。在高等学校教育产业链的发展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而在三者之间，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诸多方面也都关注并影响着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实习实践的效果及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设置和改革。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708年的《牛津词典》，其本意是指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a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后来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被经济学者运用于企业与战略管理等相关领域。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此后弗里曼等管理学家相继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被归结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伴随其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国内外研究日益丰满，诸多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学家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学校成长的关键是必要的内外部合作，高校须转变以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学校教育推动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更多的用人需求。
三、管理类专业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政府与学校的联系与协调，围绕学生与学校组织存在的教师、家庭、企业、公共部门、传媒、社区等个人与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了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中。尤其是高校的实践教育中更离不开与组织内外相关者的联系与沟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从3个属性方面利用多维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层次分析，按照其合法性、权利性和紧急性由高到低进行赋值评分，分值最高的利益相关者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属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也称重要相关者；最后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也称边缘相关者。按照此分法在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中，其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相关者，包括学校管理部门、实习指导老师、学生、企业（用人单位）；预期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行业组织、政府部门；潜在相关者，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媒体等。
四、结论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高等学校教育中，学生实践环节已经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实践教育如何顺利开展，尤其是对管理类学生特殊的专业背景，就业现象成为此类高等学校关注的热点和急须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与就业实践对接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学校和学生不再是教育的孤岛，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会帮助我们理清各方诉求，最终实现高校实践教育的有效性。
作者：赵欣 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一、大学教学现状
走进这些学校，学生上课睡觉、说话嬉闹，随处可见。课后不做作业；自习时间，上网聊天。若正常考试，大部分人难以及格。而这些学校的教学主管部门无视学生的实际状况，强行要求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不能超过10%—20%。否则，授课教师不得阅卷，美其名曰“考教分离”。即便如此，补考时只要学生交了补考费就能及格；毕业时只要交了学费，就能拿到毕业证。原本“考教分离”是为了规范考试，统一考察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水平，防止授课教师弄虚作假。而在这些学校，“考教分离”成了教学管理人员弄虚作假的托词。
甚至，个别民办院校没有校舍，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没有与专业课相适应的实习实训设备和场所，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安排教学时，能请到什么教师，就开什么课；实习实训时，临时找一个校外机构而代之，或者不分专业送到工厂顶岗劳动，或者由学生自找门路自行实习。有的还把学生交给中介公司，成批送往工厂劳动，自己一方面获取数目不菲的中介费，另一方面再从学生的工资中扣取管理费。分析原因，一是国家每年扩招，使大量高考中的低端学生涌入大学，为学校组织教学和教师施教造成困难；二是一些学校的校长、私立院校的老板，试图保持较高的及格率和毕业率，以彰显自己的办学水平，以利于来年招生；三是一些授课教师为了彰显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及格率，以利于来年再聘；四是组织教学时，不能因材施教，授课内容脱离学生的实际水平，学生不爱学，或者学后难以理解和记忆；五是一些私立院校的老板为了节约开支，不愿投资购置教学设备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六是用人单位不切实际，对应聘人员学历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七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不力或者不作为，对一些非法行径听之任之。这些融合到一起，导致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
二、提升大学生教学质量措施
2011年7月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这无疑要求各高校的校长、院长及广大教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采取措施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下面，结合作者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谈一些体会和设想。要搞好教育，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有一个觉悟高、作风正、忠诚教育事业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素质高水平高的教师队伍；其次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科学合理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常言道，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教育方针、政策和路线是国家制定的，但是是否执行，就由学校的领导说了算。好的领导，可以聘请好的教师，制定好的规章制度，保障整个教学环节正常运行。否则，见利忘义，把学生当劳力出卖，自己赚钱，甚至“倒卖”文凭“，倒卖”学校，非法集资，从中牟利。好的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会认真备课上课，认真管理，会积极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保证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正常运转；否则，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职业道德抛之九霄云外。至于规章制度，是学校法律。有了健全的规章制度，所有的事务有章可循。这样，就会对一些非常规的操作起到制约作用。至于科学人才培养方案，它决定办学的层次和模式，决定整个教学环节的运行过程。因此，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专业，结合学生的层次和基础，制定出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起责任，加强巡查和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尤其要依法治理那些内外勾结倒卖文凭、以实习为幌子把学生作为劳力出卖以及非法集资或者倒卖学校的行径。作为教师，要以国家教育方针为准则，本着对党对国家对学生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自觉维护国家有关教育的法令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好表率，做好本职工作，坚决抵制一切有损于教育教学的人和事，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三、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思考
众所周知，高职和三本院校是在一本和二本招生录取之后才能录取，留下的无疑是高考中的低端生。其中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爱学习，调皮捣蛋。这些人参加高考，有的是为家长所迫，有的是为混一张文凭毕业后找一份工作，有的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也有的是因为年龄小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等等。共同点，高考分数低，基础差。然而这类学生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因此，也必须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这除了正面说教之外，还应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还应根据专业特点、学生水平和心理状况，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合理分配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除了正面的“思想品德”课之外，可增设音乐、文艺、美术、古典文学、诗词鉴赏或者诗歌创作类课程。由于总学时的限制，在具体实施上，有些纳入教学计划，有些可作为课外选修课，有些可采用讲座方式，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开展。使人文社科类的课程贯穿于学生三年或四年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和校园气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情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多种素质修养的技能型人才。
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它可以使学生抒发情感，驱散忧郁，解除烦恼，鼓起勇气；美术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领悟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给学生一种美的追求和向往。古典文学，尤其是我国的古典文学和诗词，包含丰富的人文思想和哲理。它传承几千年，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组织学生学习，可向学生传授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使学生学习怎样为人处世，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树立起健康向上的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与高等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机械电子类的课程相比，该类课程相对容易学习，容易被学生接受和掌握，也就有助于消除学生对学习恐惧和厌倦的思想，弥补这类学生在中学时期学习上的不足。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规范教学管理的组织保障；制订切合实际、合理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针对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特点加强心理和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好专业课的愿望、信心和勇气。学生学习好了，素质提高了，各种舞弊现象和行为就会销声匿迹。
作者：陈建铎 陈宏 李梅 单位：西安欧亚学院
1“共情”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
在教学中，教师要理解学生的情感，充分尊重学生，只有与学生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信任，实现有效的教学。在教学时，为了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就感的体验，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比如，在课堂提问时，教师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难度不同的问题，让成绩较好的同学回答一些思维性的、创造性的问题；让成绩欠佳的同学回答一些识记类的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积极采用启发式教学，让他们感到成功的喜悦。
2民主、和谐、合理利用实例资源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
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师就要以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态度，如：尊重、信赖、接纳等去营造民主的课堂环境，通过生动形象的情景设计，使学生在感悟、体验中完成人格的培养。“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尊重是双向的，当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的尊重、欣赏和信任时，他就会对教师有更多的信任和尊重，同时在学业和思维方面也会有更大潜能的突破。
比如，在“播种道德，收获幸福”这一部分的学习中，先让学生探讨人类一直苦苦追寻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有个学生提出“有钱就是幸福”。我没有因为他的观点与自己甚至是课本上的观点有出入就马上否定他，而是先肯定了这个观点中合理的部分，并对他敢于把自己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的勇气给予及时的表扬和肯定，然后鼓励他进一步深入思考，找出现实的依据，在进一步理智考虑，钱是否就是幸福的全部。
在讨论中，笔者给出一个典型的实际案例：某家庭富有的独生女，像小公主一样被大家宠着，但不快乐，在得到一位智者的指点后，每天做一些帮助父母、帮助同学、老师，甚至帮助陌生人的事情之后，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并且在父母欣喜的神态、老师欣慰的笑容、同学赞赏的目光、陌生人感激的话语中，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被人需要的、是有价值的，这种幸福感一直温暖着她的心。对此，学生深有感触，于是，在这种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讨论中，学生得出了“幸福是善的主观体验”“善的实现即幸福的实现”等观点。
3深挖教材，帮助学生塑造健康心理
在讲授哲学原理的时候就可以深层次挖掘哲学原理及方法论对于我们生活、学习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比如，在讲到“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我就及时教育学生要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处理好主观的“我”与客观的“我”之间的矛盾。通过系列活动：画“树”、二十个我是谁、“照镜子”等探究活动让学生逐渐认识、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正视自己身上的矛盾点。这样的系列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唤起学生追求真理的欲望，还能切实把所学原理运用到实际中来，让学生觉得原本难懂的哲学课、枯燥的政治课原来都可以与我们如此贴近、如此有趣，也激发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知识的动机和兴趣。
再如，讲授“发展观”和“事物发展的道路”这部分内容时，特别强调“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然后及时教育学生培养自觉、果断、自制、坚韧的意志品质，并运用某小伙子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很多人都失去了递上求职资料的勇气，而他却凭着耐性、冷静和拼搏最终获得成功的事例，进一步让学生感悟到，真正的高手无论面对怎样困难的局面，都能保持高昂的斗志，有着绝不轻言失败的意志力。
4总结
总而言之，在中职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不仅是政治教学本身的需要，更是值得现代教育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作者：周蜜 单位：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
一、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知识
根据中学生形象思维长于抽象思维的特征，直观手段易使学生形成概念。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这一手段。如对于单质、化合物、酸、碱、盐等，教师可让学生直接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形成明确的概念。有关物质的结构、性质及其变化的概念，教师应在学生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归纳，形成正确概念。对于初中生首先要接触的“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这两个概念，教师可结合“镁带燃烧”“碱式碳酸铜加热分解”“水的沸腾”和“胆矾的研碎”这四个演示的分析后形成。实践证明，在教学初始阶段，许多化学概念如果不通过演示实验表达，单纯依赖书本或抽象思维是难以理解的。实验提供的感性材料，有利于思维，有效地促进学生掌握概念。化学实验中有声、光、色、态、味等多种的现象。学生通过观察，在大脑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经过认真的加工就能比较牢固地掌握知识。例如，学生通过观察色态、闻气味、燃烧、水溶性、水溶液的pH值、通过亚硫酸等一系列变化，就能巩固硫化氢气体的有关知识。
二、培养和发展多种能力
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观察、分析和推理等方面，而观察是基础。学生学习的好坏，能力的高低，往往和他们对客观事物反应的敏锐度和对科学知识探索的细密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社会实践和教学中经培养和锻炼才能形成，而化学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化学实验中常有溶解和沉淀生成，气体产生，颜色变化，发光、发热、发声、气味的变化等。教师引导学生细致地观察这些现象，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动脑思维，多问些为什么。教师对实验的目的、意义要十分清楚，必须紧紧围绕目的开展教学活动，做到概念清晰，引导有序，表达严密，要充分应用心理学上注意的规律，把学生的观察活动引上正确的轨道，指导学生观察什么、怎样观察，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要观察的主要方面。如对于“镁的燃烧”，在初中绪论课中实验主要是让学生建立化学变化的概念，而高中实验则是认识镁的性质。实验目的不同，观察的重点就有所不同。在解释现象、分析结果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清晰阐明实验数据、实验现象与所解决问题的关系，获得结论，发现规律。实验出现失败或误差在所难免，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产生失败或误差的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发现症结，找出解决办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推理的能力。
三、帮助学生掌握常用的化学实验技能技巧
实验技能的训练必须借助于化学实验，这是任何教学方式和方法不能代替的。学生学习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实验技能，要经历模仿练习、独立操作到熟练操作这几个阶段。教师在操作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勤于思考，不仅要掌握仪器的名称、形状、用途、操作方法、步骤，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制氧气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横放的试管底部为什么要略高于管口？为什么要先预热后才固定加热？为什么用排水集气法？实验结束时为什么先把导气管拿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学生手脑并用，思维贯穿于整个实验过程，从而可以熟练掌握该知识点的技能技巧。
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教师在培养学生实验能力时还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学会制定周密的计划，严格按计划操作，规范操作方法步骤，学会在观察中做好记录，科学地分析实验结果和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实验中，教师应言传身教起好榜样示范作用。教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会感染学生，促使他们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化学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培养是全面的，既有实验知识的传授，又有操作技能技巧的训练；既有逻辑思维的启发，又有良好行为习惯和科学方法的培养。教师充分重视实验教学的功能，就是在提高学生的素质。对此，我们化学教师应有足够的认识。
本文作者：刘永利 单位：河北省滦平县第一中学
一、在家、校教育结合上，家长应明确几点要求
进一步明确教育子女是家长的神圣社会职责，极大的爱心与热情关心热爱孩子，培养教育子女，充分认识到子女不仅是自己的后代，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后代，因此，教育子女既是自己的职责，更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认真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按照教育科学的规律办事。家庭处在教育子女的第一线，必须了解教育是科学，家庭教育也是一门科学，只有教育好子女的愿望和责任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每个家长除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外，还必须学习教育科学，明确教育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等，从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经常了解子女们所在园、校情况和子女在园、校的表现。家长应多抽时间到校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了解教师怎样教，孩子怎样学，全面掌握子女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的表现。
注意总结和交流家、校教育相结合的经验。我国家庭教育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可以说建国以来的家庭教育实践是现实的家、校教育结合经验的主要部分，是千千万万家长心血的结晶，是千千万万的家长为建设四化，在家校教育的结合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广大家长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总结和交流家庭教育如何配合学校教育的经验，进一步促进家长们在家、校教育的结合上继续作出共同的努力。
二、“家访”“校访”“师访”是家、校教育结合的基本途径
1．“家访”
这通常是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对孩子家长分别进行的访问，通过这样的访问，了解学生的家庭条件和他在家里的表现，与家长交换教育学生的意见，与家长一起分析学生犯错误的原因，研究教育方法，叮嘱家长不能采用不正确的教育方法，通过家访，教师和家长共同做工作，使得学生感到教师和父母都是爱护他的，因而易于接受教育。教师家访是，家长要细心倾听教师的询问和对学生优缺点的介绍、分析，对孩子在家中的表现，也要如实告诉老师。家长对教师的来访，要热情接待，无论职务大小、地位多高都要抽出时间，热情接待教师来访。
2．“校访”“师访”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要主动进行“校访”“师访”，即家长访问学校，访问老师，主动配合学校共同教育孩子，下面向家长提供几种常用的方法:书信往来，定期不定期的由孩子带给老师，让孩子体会到这是正常现象，是对他的关心和信任;直接和教师面谈、交换具体意见时，可以适当让孩子参加，这样，不仅有助于孩子家长和学校教育配合，同时也益于孩子的社交成熟;有准备地参加家长会;特殊联系，家长针对特殊的具体问题和老师直接取得联系，以期谋求妥善解决的办法，达到共同教育孩子的目的。如孩子在家里有异常表现、发生不轨行为、学习不努力、好习惯被破坏、成绩下降等，家长要处处留意，抓住孩子在事态变化中的思想、情感波动及时和老师联系，才有助于做好孩子的工作，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召集家长会议是家、校教育结合的基本方式
家长会通常是在学期的开始或期中、期末进行，主要是向家长汇报学校教育教学的一般情况，介绍学校在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上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以及听取家长对办学的意见。家长会开得好，可以促进广大家长关心学校协助学校教育孩子，可以使整个社会重视教育。
在三方面结合的教育中，要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为根本，全面搞好社会教育。运用社会力量进行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大，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教育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建国以来，社会教育在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此，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教育好子女是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面面相关的，只有全面结合，全面教育，全面用心，才能培养出新世纪的合格人才。
本文作者：刘福娟 单位：葫芦岛市青少年宫
一、“新市民”的界定及社会融合的概念
本文所指的“新市民”主要是指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城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购房或者个人投资经营等方式把户口迁移到城市，并且以其具有的较高的学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使其具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在城市中稳定的生活，其子女一般出生在城市、落户于城市、生长在城市。对于社会融合的概念问题，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最普遍的理解是把社会融合看成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移民适应、同化移入地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城市居民发挥主体性，接纳和接受移民，达到两者和谐的过程。“新市民”作为进城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凭借个人的努力，利用开放的人口政策跻身于城市居民行列，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当然这些人口政策也决定了“新市民”的社会层次。“新市民”拥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之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等特点，使“新市民”社会融合的程度较高。但与本地市民相比，他们仍然身处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关于家庭育儿更是处于生育期的“新市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自身具有的这些经历以及社会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为了考察这些落户城市的“新市民”家庭教育情况，分别选取了哈尔滨市、北京市、郑州市五个此种类型的家庭，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访谈、电话、网络聊天、电子邮件等形式，与“新市民”家庭进行深入地沟通，发现“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新市民”子女的社会融合。现总结如下，以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市民”家庭教育的新特点及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通过对考察结果的总体分析，“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如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和亲密化、家庭教育文化的多元化及家庭活动集体化等，对儿童的社会融合均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教育观念其实就是父母或家长的教育观念，是指父母或家长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对子女发展以及子女如何发展所持有的基本、整体的观点，而且家庭教育观念是一个深受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实，“新市民”本身的发展就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他们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从农村走向城市，随之在城市落户，逐渐与城市生活、城市发展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教育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受城市文化教育的耳染目睹，“新市民”家庭教育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庭教育观念日益受城市教育风尚和各种教育传播媒介的影响，出现潮流化倾向。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受“社会性感染”的影响，出现的这种追随潮流的趋向，使他们逐渐抛却或调整自己原有的教育理念。在优生优育方面，认同“只生一个孩子好”，在儿童观、儿童教养方面等迅速的与最新流行的教育理念相适应，基本保持和城市家庭教育新理念同步。在教育行为的选择上更趋向于合理、科学，更趋向于城市认同的方式、方法，因此，这一点在促进“新市民”子女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的和谐共生上具有较大的意义。当然，潮流化也隐含着从众化的意味。在受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的驱使下，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城市孩子水平，是“新市民”的普遍心态，并由此背负更大的压力，也失去了原本朴素、简单的农村特色。“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倾向在子女教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市民”用于子女教育投资的消费大大增加。通过对五个家庭的访谈得知，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音乐艺术方面有所了解，一方面出于让孩子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弥补自己从未受到这方面教育的缺憾。因此，“新市民”家庭大多为孩子购买各种乐器，送孩子上美术班、音乐舞蹈班，甚至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专门对孩子进行辅导。较大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来自于年轻的“新市民”“超越自己、超越农村”，“不再过苦日子”的普遍心态，希冀通过各种各样专门的培训教育提升孩子未来在城市生活的竞争力，不再像自己一样历经打拼的艰辛和磨难。这种对教育的过高期望，导致新市民不惜代价对孩子施以“英才教育”。这种倾向，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过多占用了孩子游戏娱乐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占据了孩子们在其它形式中进行社会融合教育的时间，从而丧失了和城市孩子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
(二)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亲密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与幼小子女的关系包括抚养、管教及培育等。据调查，农村家庭亲子关系有如下特点:亲子间的亲密度低，亲子依恋不强，亲子交往的频率低;农村父母对子女有偏爱现象，更加偏爱男孩和排行靠前的孩子;农村儿童对母亲更加信任、依恋和亲近。［3］“新市民”已在城市生活数年，其生育观、家庭观已然发生改变，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女的独生化，使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照料、陪伴、管理和培养，使亲子关系也日趋平等并更加紧密。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使“新市民”家庭逐渐形成新的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家庭教育模式。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亲子教育的基础，只有在关系和谐的状态下，孩子才会尊重父母，接受父母的教育，父母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智慧顺利地传递给孩子。这种家庭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儿童活泼的天性、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可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一些“新市民”家长利用有限的空闲时间带领孩子郊游、参观博物馆等，有的“新市民”家长陪伴孩子利用废旧物品进行手工制作等，以开启孩子的智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同时，“新市民”由于过往生活的艰辛，出于代偿心理，在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放弃应有原则，对子女的非分要求也言听计从，一味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子女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心理和行为方式，在家里唯我独尊，缺乏对他人、他物的认同感和协作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的教育方法，是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三)家庭教育文化多元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通过学习与生活活动所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家庭教育文化主要包括家庭教育价值观、家庭教育主体观、学习至上价值观等，它是家庭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新市民”均来自于不同省份的农村，年幼时受到农村传统教育文化氛围的浸染与熏陶，虽然在城市已生活多年，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农村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以家庭为本位，中国农村家庭教育也具有这种鲜明的价值追求，“鱼跃龙门”、“光宗耀祖”是其共同的心理诉求。“新市民”虽然已取得真正的城市身份，但在城市家庭育儿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来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尤其是农村家长制“家风”的影响。同时，“新市民”子女多由农村老家的祖辈带养，因此，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对孩子的影响不言而喻。“学习至上”、“教育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落实在孩子教育上，就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与智力发展，而忽视甚至漠视了孩子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同时，“新市民”身居城市数年，其家庭教育理念和行为必然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共同交织构成“新市民”特殊的、多元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的多元，使这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的“新市民”不断整合各方文化优势，也提升了家庭教育的文化厚度。“新市民”子女从小感知不同的风俗习惯，聆听不同的方言与乡音，领略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情，对其个性成长及社会性发展都将有所裨益。但“新市民”家庭文化的厚度与其自身文化素质等有很大关系，如果对多元文化整合的能力不够，地域文化、城乡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家庭教育中，不易形成教育的合力，孩子就会无所适从，失去应有的判断力，使其处在一种“我该听谁的”的忧虑之中，影响其健康成长。
(四)家庭活动集体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儿童快速认识社会、融入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新市民”远离农村家乡，在城市落户生活，与农村家族式的大家庭相反，“三口之家”是其家庭生活的写照，家庭中的闲暇娱乐时间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度过的。而且由于“新市民”自身教育观念的提升，比较注重和子女的交流和沟通，比较关注孩子的内心需要。在有关家庭活动内容、形式的选择上，更注重听取孩子的建议，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共同商量、共同活动，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仅仅是父子(女)关系，更多的是同伴关系。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由于城市社会关系的缺少，使“新市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新市民”家庭在购物、出外游玩等的家庭娱乐与闲暇活动中，整个家庭共同参与的集体化特征尤为明显。新市民家庭这种家庭活动集体化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平等、和谐，使子女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接受教化和熏陶。同时，新市民也有意识地带领孩子在闲暇时间出游、参加社会交往活动，以拓展孩子的视野，增加他们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家庭活动的集体化是一种被动的集体化，是在缺少其他社会关系之下的无奈选择。由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缺乏，“新市民”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对象，而对孩子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由于这种集体化特征，使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必然限制和影响孩子在儿童社会的交往，尤其是和其他城市孩子的交往，也必然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程度。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多年的城市生活打拼，十分明了工作对其在城市生活的重要，因此，在“新市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集体娱乐、度过闲暇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这使得电视、电脑成为儿童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伙伴，逐渐成为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电视、电脑以直观的方式引起儿童的兴趣，增加了儿童的语言认知，对“新市民”子女的语言认知，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有较大帮助，也开阔了儿童的视野，提供儿童更多的知识信息。另一方面，电视、电脑媒体资源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内容多与儿童的生活不相适应，过多的与电视为伴，势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几点思考
通过与“新市民”家庭的深入沟通，发现随着农民工社会身份和社会层次的变迁，对其子女的社会融合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创建和谐、共融的社会气氛，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及加速“新市民”自身素质的提升，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全方位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及自身素质
在新市民家庭中，年轻的“新市民”父母是家庭教育最直接、最经常、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自身的融合程度及融合经历，必然影响孩子对城市社会及城市生活的认同，因此，要促进孩子的社会融合，必然要首先全面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为此，第一，政府和社会其他相关部门要继续深化针对“新市民”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使他们顺利地在城市安身且安心地工作与生活;第二，努力营造友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帮助“新市民”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父母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家庭教育的水平和能力，要提高“新市民”的素质，尤其是作为父母的教育素质，关键在于使“新市民”的教育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使其教育行为发生根本的改变。为此，首先“新市民”要从自身做起，阅读有关教育理论的书籍，借鉴适合于自身的教育方法，同时树立健全的人才观、儿童发展观和教子观。其次，构建社区服务“新市民”家庭教育的体系，为“新市民”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包括身体养育、心理方面的咨询、亲子互动等，以进一步解决“新市民”在家庭育儿中遇到的困惑，提高其家庭教育指导力。
(二)倡导社会融合理念，培育多元、共生文化氛围
社会融合的主旨在于构建良性和谐的社会，其手段在于强调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互相认同。“新市民”与城市文化生活的融合不仅包括自身对城市的认同，而且也包含城市社会对其的包容和接纳。因此，必须调动多方力量加强宣传，倡导社会融合理念，促进“新市民”及其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共融。首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我国各个地域的文化习俗，开阔人们的视野，了解并认同文化差异，学会相互尊重和理解。其次，发动社区开展交谊活动、张贴宣传图画，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让城市本地居民以和“新市民”家庭结对子、互相串门等方式交流双方家乡风俗习惯，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通过共同努力，为“新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及其子女教育提供良性发展的平台，创建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氛围。
(三)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进社会融合
“新市民”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政府、社区、家庭无不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着“新市民”的社会融合，而“新市民”自身的融合经历与城市生活经验对其子女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教育又直接影响其子女的社会融合进程。所以，政府提供有关农民工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的大环境，社区相关措施推进的中观环境，幼儿园及其他幼教机构创建的平等和谐的主阵地，以及来自“新市民”家庭的支持，共同形成教育的合力，构造社会支持网络化体系，才是最终推进“新市民”子女社会融合最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新市民”属于进城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他们毕竟是外来者，而且他们也坦言，在与城市本地居民及城市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融不进去”的感觉，但对城市优质教育的渴求使他们又不得不正视现实，这种经历或者心路历程必然会影响到子女的社会融合教育，因此，全社会共同努力，营建和谐共融的社会气氛、打破城乡差异已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本文作者：乔金霞 单位：黑河学院教育系
1“背离”：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在教育实践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看似笼罩一切，起着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又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难以真正对专业教育产生实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动方始终有国家力量和执政党意志的身影，而通识教育一般只在民间的大学层面中被提及，少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因此一个是官方的意志，是官学的范畴；一个是民间的意志，是私学的范畴。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还有以下差别。
一是求善的两面。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提倡，其深意在于重拾大学“求善”之功用，补正大学囿于“求真”之困。通识教育提倡的“善”是理想的“善”，是自由的“善”，是纯粹的“善”，是几乎只存在于个体本身的，具备典型的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求善”，但这种“善”是现实的“善”（切合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是规范的“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功利的“善”（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为终极追求目标），它带有典型的外在性。
二是主体性的两种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着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观念，为一般的教育所回避和掩盖；德育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的入世情怀及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保持相应的自约束机制；通识教育反映的是人这一主体性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的完备和心智的健全，具备典型的个人性特征。这也是通识教育何以在提倡个人主义的西方出现的根源之一。通识教育讲究的是一般性的心性的养成，在于防畸；中国古代尽管也不分学科地培养人才，讲究的却是最高的品质：至善。
三是知识取向与精神取向。通识教育的源动力是“无知（知识）之患”，初始目的是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专业教育，以在专业训练的职业化需求之外，寻求一条知识互通的方式，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完善起来，进而作用到人才培养当中，以培养博通的高层次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动力是“无支（精神支柱）之患”，目的却是在知识之外构建起一条精神的篱笆，以让凭借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潮流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在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既定的政治性哲学体系的规范之内，依靠思想和精神的指引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也能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培养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完人培养目标背后的个体完善性与人的社会化。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指向都是“完人”。但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指向是知识博通、学科融汇的“完人”，也就是知识意义上的“通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人”，更注重德的优先性培养，着力于推进人的社会化，是政治意义上的“全人”。
2“契机”：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2.1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语境中的“开门之难”
2.1.1科学主义的阻滞与功利主义的遮蔽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被提出，首先出于对当时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对抗。被科学主义笼罩的大学，知识分门别类，被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学科，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联通，通过这种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基础扎实、专业知识深厚，但却缺少常识和基本的素养，缺乏对人类浩瀚知识的整体认知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于是“各种课程的共同部分”的通识教育理念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带来的唯科学是从的局面，也掩盖了人文教育的效用。大工业化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职业性和实用性的需求，不仅让很多只限于书斋当中的纯知识探求趣味的学科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密切联系市场需求的实用专业，在就业压力之下的大学教育也逐步转变为培养“职业人”的场所。高等教育不再带有闲暇的浪漫色彩和知识探求的神圣目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沦为“职业培训所”。学生有着职业化的专业训练，但却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和自由探究精神，缺乏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视野和广阔的胸襟。为了将这种职业培养的倾向扭转，通识教育作为借力的工具被大学广泛应用。于是，讲求博通和人文视野的通识教育作为对科学主义的补充而出现在正式的课程体系当中。可以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中被重提，就是为了对抗当代教育的功利性，希冀对科学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通识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那部分教育,它的内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一方面是理想的吁求，一方面是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和对抗。当通识教育进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受科学主义的阻滞，通识教育尚难被按专业和学科培养人才的课程体系所吸纳，只能更多地以讲座或选修课的性质出现，只被当作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一种休闲式的补充。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的遮蔽，在以职业训练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中，难以产生直接就业力的通识教育自然也难以被重视。甘阳在谈到通识教育的推行不力时说到：“通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一般的教育，就其本性而言，它是一个非就业倾向性的教育。而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大学必然要产生就业，而且学生的就业倾向是越来越强。这里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在实质层面，通识教育并没有被现在大学教育体制所吸纳，没有在人才培养中真正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的培养方案。
2.1.2思政教育课程挤占空间
通识教育即使在形式层面被大学接受，当其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计划时发现，这些增加的通识课程无处安身。因为名目繁杂而学分充足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和选修性质的课程挤压得没有应有的空间。强行纳入多门通识课程，只能让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地纳入通识课程，却无法实现通识教育的系统性目标，让其有名无实。因此，即使通识教育理念普遍被今天的大学接受，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通识教育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踏进大学课程体系的门。
2.2思想政治教育的“闭门之困”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大学正式课程体系当中也显然顺理成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从来没有碰到如通识教育一样的“开门之难”。但是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面临困境———实效性危机，其虽无“开门之难”，却有“闭门之困”。
2.2.1说教与灌输
说教是思想政治教育惯常采取的教育方式。这种说教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吁求，现代教育主张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而说教却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以大道理大理论来实施控制性影响，力图以其天然正确性来强制性地影响学生的认知。说教方式招致的反感显然易见，被贴上说教标签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遭遇着重大的信任危机。如万斌提到：“反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这些教育常常被学生视为说教。2001年浙江大学学生会搞的一次民意调查曾深深地刺痛过我们的心。这次调查的一项统计结果是，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高校德育课应该取消！”此种情形可以说是在中国各所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哲学引发深思。思想政治教育本来背后倚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由于说教方式的普遍存在，反而让其偏离了真正的哲学，走向了庸俗化。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试图让思想政治教育重回哲学的轨道。如万斌在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一书中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出发，糅合现在流行的西方哲学中的主流方法论，试图让其从说教的层面重新进入哲学层次，如将理想论与理想主义教育的结合、将自由论与正确自由观的教育结合、将社会规律论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的结合、将人的本质论与集体主义原则的教育结合、将人性论和反对利己主义人生观的教育结合、将德性论与美德的教育结合、将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结合、将社会动力论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教育的结合。灌输原则也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如徐志远将灌输原则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认为“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不过，灌输原则被认为与现代教育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如现代教育注重自由讨论、启发式教学，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同时，灌输原则在实践应用中被认为带有强制、压服的色彩而招致反感，这一点尽管在灌输原则实施的时候就努力避开双方的冲突，如沈壮海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确立灌输原理之初，就明确地将灌输与强制性的压服作过区分”。不过，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使用灌输方式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受教育者也会先入为主地将灌输与强制服从两者混淆起来。进一步来说，不论是说教还是灌输，都与当前的阅读语境下的新青年的接受方式背道而驰。当前的阅读语境被称为“后现代阅读”，它是继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后的新兴阅读方式。传统的阅读内容借助于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移动阅读、检索性阅读、点播性阅读和消遣性阅读，实现了向大众“悦”读的转变，逐步满足了阅读者对阅读的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后现代阅读”是网络化语境下的新型阅读方式，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并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大学生基本是1980或1990年后出生的全新一代，该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在“后现代阅读”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已经有着较大变化的教育对象，必须探索新的教育途径和教学方式。
2.2.2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模块化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已经占据了牢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宣讲、公民道德教育等几大模块已经完整地固定，成为大学课程的必修课，占据了大量的学时和学分。然而专业模块化的结果却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大学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不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学生本身，其地位类同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自然其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也大打折扣，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反感。在屡次思想政治课程调研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评价几乎都是消极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内容也并非具备“被抵触”的本质，其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当以固化的课程形式出现时，其本质从思想培养、价值观影响、国家荣誉感培育等软性层面走向了知识传授的硬性层面，而长期采用的僵化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更是“火上浇油”。
2.3发展的通识教育理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可能
通识教育本是针对专业教育、科学教育的泛化而被重提，重在人文素养和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影响并非是其重点，但随着世界大学不可避免地从“象牙塔”迈入“动力站”，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一切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都在随着大学职能的转变而在修正、发展本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图景。在西方，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似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等，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此类教育的任务已经逐渐被通识教育吸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长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教育形式。鉴于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起来，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基础共识，也即将成为教育实践不可阻挡的趋势。
3“合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谋而合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和实施中的背离种种，无不暗含相应的交融的基础；而两者在实施中面临的困境的解除，同样需要其互为包容、互为提携方能真正脱困。
3.1基础：学科与内容的视角
3.1.1学科(研究领域)泛化的倾向
旧学科的新生与新学科的立足无一例外都有将原有的学科边界扩大的倾向，仿佛一个不知足的地主，永远觊觎其边缘的土地。如后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堂而皇之地将先生的德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进去，通识教育的研究边界也从来不忘将德育的目标当成己任。可见，至少在德育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范畴界定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两者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原属法学门类，被纳入政治学一级学科内，因其本身的交叉属性，同时能在教育学学科插一脚，其边缘的模糊性也助长了它边界扩张的欲望，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的身影，从其课程开设角度来看，它既可以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被政治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分割）的传播者，又可以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当前政策的解读者和宣讲者，在学理上几乎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应用；从其实践形态来看，学生事务管理、学生行为规范、学生思想引导等等作为学生第二课堂中非学习性的功能全部囊括进去了，因此在中国你几乎看不到独立的学生事务管理，因为学生事务管理全部被放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当中。而通识教育的扩张性欲求显得尤为强烈，如想与自由教育划清界限，又想将之纳入怀中，如某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即将自由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并列起来，互为注释；如将人格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甚至文化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也纳入其中，当然也不忘将已明确定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客气地纳入己方阵营。其实，通识教育最先被提出的时候，就是针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这一问题提出来的”，而“今天的‘公共课’、‘基础课’就属于这一‘共同的部分’”。可见，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通识教育，他们在学科泛化的过程中都将对方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泛化”进去了，这也就为两者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基础。
3.1.2方法和内容的交融与重叠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而“五要素说”中的德育的内容也同样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都包括了进去，如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第一大类就是思政类。只需简单地对比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和通识教育三者的内容，可能看到更多的不是区别而是重叠和密切的关联。顾海良曾经提出以文化素质教育来统摄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以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同以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主的“通识教育”，都是素质教育的内涵，也都是以实现素质教育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讲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于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也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科交叉几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共同的总方法。通识教育寻求科学与人文的交汇，交汇的前提是对单线条的补充，以文补理，或以理育文，进而诱发学科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的生成，为其提供知识基础和交叉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是交叉性的课程，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如其所涉既有本源意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原理）、亦有哲学史不可避免的历史情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必然要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现实）、还有经典作家们对经济的阐释，而作为思政课程最为现实关照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简直就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有政治专题、经济专题、国际关系专题、军事专题、科技专题和环境专题，此种学科非有通识教育理念不可，否则课则不通、讲则难动。
3.1.3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首先，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指向培养“全人”或者“完人”，尽管两者的具体指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其次，教育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种，这两种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身上都有一定的重叠性。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的“个体价值”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几个方面”。而在中国的人才培养语境中，通识教育“更强调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健康价值观及能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这一个体性目标几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翻版。通识教育在与专业教育的对比中，认为“通识教育是‘育人’，而专业教育是‘制器’”，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与目标也从来不是“制器”的，而同样是“育人”，是非就业型的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是指“具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健康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管理价值几个方面”。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之外的溢出价值中自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价值。
3.2共同的吁求：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脱困”的必要
其一，通识教育中国化的必要。通识教育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中难以得到大力的推行和真正的落实，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其问题就是通识教育的“纯洁”形象，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求人才培养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维，一直被认为是与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通识教育要真想在中国的大学中谋求一定的地位，敞开怀抱接受和融合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必要的妥协方式。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形式主义的必要。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要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的大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而要摆脱其形式主义的身份，需要借助其他教育方式来实现。在德育研究范畴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德育、通识教育三大概念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减弱，但其本质内涵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其统一的教育目标都是指向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正因通识教育在意识形式色彩上的淡化，使之披上了“鲜艳的外衣”，更能被受众所接受。因此，通过通识教育这一更为宽袤、平和的教育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暗融”入通识教育当中，可以借此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困境。
4“桥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载体
学科与内容的交融和重叠，以及双方在摆脱困境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方向的一致性为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隐性课程和学生社区建设的改革实践则为两者的合流提供了现实的载体。
4.1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无法排斥思想政治课程的存在，而被迫将之吸纳进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确属“共同的知识”，仍是通识教育课程理念中提倡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在今天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当中，都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中，并且将之当做必修部分确立起来，作为通识教育的模块之一。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无不将思政类课程放在首位。
4.2隐性课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模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课程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完整性和科学性，但在专业课程开设的同时，仍需寻找新的影响途径，而隐性课程即为一条有力途径。隐性课程被视为常规的、正式的课程计划外的“非计划学习活动”，是“学生在学校情景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它能通过“课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心理反应发生作用”。隐性课程是对以专业化、正规化身份出现的“显性课程”的重要补充。隐性课程是一个看不见的教育领域，也是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力图争取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途径。教育研究者通常将通识教育同时定义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和“一种人才培养理念”，理念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诸多的载体，而课堂之外的课余生活和这种生活所依赖的场所及其生活的群体通常被认为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影响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被区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两个方面，而后者即是典型的隐性教育的影响方式，因为它并未出现在正规的课程当中，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移入学生的课余活动当中，试图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进行全程渗透。
4.3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出于借鉴国外通识教育实施经验中的住宿学院制考虑，国内的通识教育实践都注重校园环境和生活社区的建设，如北大“元培计划”的各学科学生的混住，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将书院视为“学生社区的‘新形式’，是本科生教育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离开父母后来到的一个新的‘大家庭’。”并且“将学生专业学习与素质培养、通识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从管理机制上分开，前者由专业学院承担，后者由书院承担”。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面临尴尬地位的过程中寻求的改革途径里，也在学生社区建设中融入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如现在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公寓、党建进公寓、辅导员入住公寓等做法，都是通识教育主张的住宿导师制的浅层尝试，其理想前景即是在学生社区全面实现通识教育意义上的改革。
本文作者：陈荣荣 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当前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由于教育资源和其他相关因素的限制，只有部分基层部队能接触到教育讲师团和领导干部宣讲的授课，教育形式也相对单一。有些基层单位开展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上几堂法制课，照本宣科，内容空洞枯燥，导致官兵们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单位不注重区分教育对象，没做到因人施教；还有的单位把法制教育定位于“以刑为主，一讲众听”，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预防官兵犯罪，教育就成功了，忽视了官兵整体法制观念的增强和法律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很多单位在法制教育上仍然实行一位教师、一块黑板、一本书的传统授课教学模式上，未能与时俱进，也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三）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差一些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官兵思想实际贴得不紧，不能对症下药的问题。“少数人得病，多数人吃药”，“不论患什么病，都吃一样的药”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单位对法制教育认识不到位，思想有偏差，随意性较大，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能区别对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少交流。教育者只顾传授法律知识，忽视受众的接受和理解，导致“我讲你听，我说你通”、“想不通慢慢想”等现象普遍；被教育者则盲目接受，没有深入体会。对法制教育认识不足，还导致很多边防单位在做法上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使得部队的管理工作法制化进程出现阻滞，尽管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但仍有部分干部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官兵权益问题上，也常遇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维护官兵权益的口号喊得很响，真正遇到涉法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或解决得不是很理想，往往存在处理形式简单的问题。如果法制教育始终处于空谈文本的真空状态，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官兵避免违法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部队法制教育终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改进边防法制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法制教育是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搞好边防部队法制教育，使干部战士能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实际涉法问题，对提高边防官兵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公安边防部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部队，既是战斗部队又是武装执法力量，只有掌握了法律武器，广大官兵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搞好针对性的专题教育，使边防法制教育落到实处，是提高广大边防官兵法律素质的重要手段，具体应抓好以下几点：（1）结合边防工作实际，开展岗位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学习；（2）依据基层单位掌握的情况，进行针对性法制教育；（3）把握时机，根据官兵实际遇到的种种涉法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4）在教育方法上，应由“书面抽象”向“日常实践”转变。法制教育应能“请进来”，并且能“走出去”。“请进来”就是加强部队与军地司法机关、院校的联系，邀请军内外专家做专题报告或系列讲座。“走出去”则是部队官兵走出军营，到社会去体验民主法治的进步，通过切身感受提高法律素质。
真正服务于基层边防官兵法制教育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行为教育，因此把学法和用法统一起来，能学以致用才是关键。利用普法知识讲座、法律知识比武、法律知识辩论会、模拟执法现场、典型案例分析、遵纪守法典型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对干部战士进行学用结合的教育，多在“怎么学法、怎么用法”上做文章，进而突出法制教育的实践性、应用性。学用结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边防干部的法律素质以提高部队依法管理的能力。学习法律知识并非只为学而学，更重要的是用来养成守法的习惯，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进而使法律意识在守法执法实践过程中被重新认知和不断强化。现在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在实践条令条例的过程中，干部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身素养，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当今社会信息交流渠道多、方便快捷，很多战士在入伍前受到西方某些思潮影响，法纪观念淡漠、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干部必须充分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依法带兵、处事有礼有节有据才能做好管理工作。第二是运用法律武器帮助边防官兵依法解决个人的涉法问题。近年来，官兵家庭遇到的涉法问题大量增加，主要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债务纠纷、军人合法权益保护、转业和优抚安置政策问题等。面对此类涉法问题，很多官兵由于不懂法律束手无策，或者对法律一知半解不能很好保护自己权益。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应加强对这类问题针对性的讲解，使官兵们能受益于法制教育，促使其主动地去认识法律，并自觉运用法律，只有通过帮助官兵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遇到的涉法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制教育的效果。第三是普及相关军事法律知识及刑法知识，防患于未然。边防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预防执法犯罪。在预防执法犯罪工作中，除应大力提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外，搞好官兵法制教育更为重要。法制教育要做到三勤，即：脑勤、嘴勤、手勤。所谓脑勤，就是针对问题和隐患勤于思考分析研判，争取在问题出现之前做好预案，想好应对措施，问题一旦发生，又要善于琢磨如何应对；所谓嘴勤，就是勤于查找法制教育中发现的问题，警钟常鸣，重点易发的问题反复提醒；手勤，就是对上级需要贯彻的指示精神、近年部队发生的典型案例及法制宣传教育内容要勤于记录下来，便于平时学习及在遇到问题时查看。
法制教育在注重“义务”的同时，还应当强调“权利教育”，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这样才能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守法实质上包括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长期以来，有些人把守法仅仅理解为对义务的承担，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军人，在履行了义务的同时，还享有很多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我国《婚姻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现役军人的婚姻受法律保护，就是军人享有特殊权利的典型，所以当边防官兵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边防官兵及其家庭权利方面的涉法问题有逐渐增加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三多”：一是婚姻家庭不稳固所导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二是财产继承和债务纠纷所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三是军人合法权益受损久拖不决的涉法问题较多。面对上述涉法问题，一些官兵仅仅知道法律条文，但却不知如何运用，导致在涉法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拓宽法制教育内容，强化权利意识教育，使法制教育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基层边防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是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点内容。
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目的是保证边防官兵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及较强的法律意识，从而保障各项边防工作顺利开展。为此，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把国家的法律法规、部队的条令条例等讲清，也要把一些和战士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明白，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努力改进教育方式方法，采用多种教育形式以增强教学效果。边防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各地区现有的信息资源和力量，进行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重视基层配备媒介的作用，如让边防官兵通过收听法制节目、播放法律案例视频、阅读法制报纸等办法，增加法制学习的渠道和方式。在边防部队中还可以采用组织学习小组的方式，让边防官兵互相交流研究遇到的案例和问题，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授课模式，让官兵们在互动中学习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这些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学习形式和方法既能规范边防官兵的自身行为，又能对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活学活用，进而形成法制教育良性循环的局面。总之，法制教育是边防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抓出实效。针对当前公安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特点，只有积极研究法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改革创新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调动广大官兵参与法制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官兵学法、用法、守法，从而保证公安边防部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本文作者：孟宇 单位：辽宁省公安边防总队）
本文作者：程翔 孙德智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学内容的设置
目前，各个学校编写了不少环境微生物学的教材。其中，周群英和王士芬编著的《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三版）》为广大高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所采用，它基本可以满足一般工科类院校的教学要求。但是，在使用的同时，各学校还应根据自身的专业特色，对其中各章节的内容进行取舍，并针对各自的专业适当增加内容，比如土壤微生物、海洋微生物等，以体现学科的优势研究领域。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把握好基础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在污染控制中的作用两部分的关系十分重要。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工程应用，重点则是环境工程实践中的微生物学原理。如果对微生物的结构、营养、代谢等内容介绍过多，课程容易演变为细胞生物学、微生物生理学或生物化学等；而对污染控制的具体工艺过程涉及过多，又容易重复污染控制工程的课程内容。因此，在课程教学时，应合理安排这两部分的比例。
另一方面，“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还应处理好与其他相关课程的相互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开设的“植物学”“环境生物学”等课程与“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3门课程在如细胞结构、生理代谢、遗传变异等知识内容上均有一定的论述，但课程核心和重点内容各不相同。在讲解“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时，应注重强调微生物细胞、生理、遗传方面的独特性，并对这些特性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应用展开详细介绍。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知识单元的逻辑衔接，注重课程体系的统一性，要明确课程的侧重点，避免重复。基于当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飞速发展，“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课程教学还应紧密结合当前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相关领域的新进展，而不能只停留在传统污染处理工艺的微生物学原理上。教师通过对最新污染控制工程理论和技术的微生物学原理进行解析，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专业的热情，树立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的志向，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会随之提高。例如，在废水生物处理的微生物学原理部分，笔者介绍了这几年比较受关注的利用好氧颗粒污泥处理高负荷、强毒性有机废水的新工艺，解析了活性污泥微生物胞外聚合物在好氧颗粒污泥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生物处理系统由于污泥浓度大幅增加而带来的高效性，来强调通过利用微生物的生理生化特性进行废水处理技术的革新。学生对这些新内容的反馈很活跃，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快速信息化，传统的、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难以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也无法满足当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大学课堂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应借助多媒体、网络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成功的工程实例，来丰富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2］。根据实验心理学的原理，对于同样的信息，图像比文字容易被信息接受者所记忆，这就是所谓的“图象优势定律”［3］。在传授以叙述性为主的知识内容时，合理使用形象思维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记忆力；而信息的几何形状、色彩、字符对形象思维的建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在教学中通过展现大量生动形象的微生物照片，可以使学生容易认识和区分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印象深刻，易于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比较G＋和G－细菌的结构时，通过对细胞图片的详细讲解可以清楚地说明二者的区别：G－细胞由胞外到胞内依次为外膜、细胞壁、周质空间及原生质膜，而G＋则为细胞壁、原生质膜；同时，G－细菌的细胞壁上仅有一层很薄的肽聚糖，但脂肪层较厚，相反G＋细菌的细胞壁含有多层肽聚糖，而脂肪却相对较少。这样，学生对G＋和G－细菌细胞壁差别的认识就会十分深刻，为此后顺利开展革兰氏染色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介绍微生物代谢、遗传等较为抽象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合理采用示意图、动画等形式来进行讲解，将有效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水平。例如，在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一章中，笔者采用Flash动画演示了微生物遗传的经典转化实验即肺炎链双球菌感染小白鼠实验，使原本抽象难懂的概念和理论变为生动的画面，教学效果明显改善。事实上，国内外一些著名高校、环境微生物实验室的网站上和国外优秀原版微生物教材中有许多高质量的微生物图片、教学课件和研究成果，教师可以将其作为本课程的教学素材来加以使用，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
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正日益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要求“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要注重结合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不断地加入新的科研成果和工程实例来说明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同时教师也不能脱离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而单纯地搞教学工作。只有长期参加科研实践的教师，才能使自已的教学内容更加具有前沿性、独创性和启发性，在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的同时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只有将教学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了微生物燃料电池研究中最新发现的细菌鞭毛充当“纳米导线”的现象作为背景材料，展开讨论，分析了细胞鞭毛的电子传递功能在物质转化和能量代谢中发挥的作用。这个例子在介绍微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很好地诠释了如何恰当地利用微生物的特性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如，通过介绍实际工程项目———煤气废水生物处理系统中活性污泥的驯化过程，说明了微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特性对于有毒有害工业废水处理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大学教学中，课时的有限性与知识的增长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尤为如此。所以，教师在授课时，应更加注重所介绍内容的质和量，将多而杂的信息进行疏理与归纳，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模式上进行变革，改变以往单一的注入式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方法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从而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研究表明，提问、引入和讨论等启发式教学方法比起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更为吸引人，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启发式教学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启发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将书本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思考和分析等综合能力。总体来讲，一些基础性知识的教学，可以以教师讲解为主，但讲解的内容要少而精，留一部分内容让学生自己去消化吸收。对于理解性的知识内容，教师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有些问题要引而不发，导而不讲，让学生自己通过分析和总结来深化认识。此外，还应注意到高年级本科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对于一些比较浅显的、多门环境类课程反复涉及的章节内容或非核心知识单元，完全可以安排由学生自学来完成。例如，在讲解微生物在氮素循环中的作用时，笔者详细介绍了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等生化反应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所以在讲解废水微生物的脱氮原理时，采取了“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组织讨论和总结”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既节省了课时，同时又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以后的科研创新打下基础。
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的挑选和设置
如果说理论教学的课堂容易出现“教师—学生”信息单向流动的现象，那么实验课则毫无疑问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的教学和认识活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其实验部分的内容对整个课程教学的效果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从2011年开始将本门课程的实验部分从10学时提高至16学时（每学时100min），并单独设课，称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课是加深学生对该门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微生物实验技能以及提高学生运用微生物学知识理论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学者将这些实验项目分为验证性、综合性、研究性和生产实践性等4种类型，笔者认为此分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验证性实验是实验课程的基础，是理解和掌握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知识内容的基本保证，其实验的主要内容相对固定，比如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开设的“光学显微镜的操作及细菌、放线菌、霉菌的形态观察”“活性污泥微生物的显微镜观察”“革兰氏染色技术”“培养基配制及灭菌技术”“细菌纯种分离、培养和接种技术”等实验项目。其他3类实验是在不同深度和广度上对所学内容的拓展和综合运用，起着开发学生研究热情和创新欲望的作用，其具体内容的选择往往有很大差异。
对于这部分内容，目前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开设及计划开设的有“水中总大肠菌群的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测定”“土壤微生物的类型、数量及分布分析”等实验项目。这些实验项目的内容相对完整，学生需要对实验的过程进行总体设计，通过对身边的实际样品（如宿舍区污水、道路空气和校园土壤等）进行检测和分析来确定自己周边环境的质量水平，这些实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总体上，该部分的实验内容仍在不断完善中。4种不同类别的实验对于课程的教学都十分重要，不可彼此替代，不可顾此失彼，其优化组合则可以实现“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实用性、趣味性、创新性的统一。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合理设置实验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比例，从而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本文作者：孙娟 赵东风 赵朝成 李石 刘芳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如何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增加与学生互动的环节，采用启发式教学，利用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提出问题，并灵活运用语言、情景、图片、类比等方法来激励学生，启发学生积极进行思考、阅读和交流。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交流当中来，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小型报告会等形式实践课堂所学的内容。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考核以结课考试形式为主，考试成绩受基础英语水平的影响较大，部分学生对于专业英语学习的理解也存在误区，认为专业英语就是基础英语加专业词汇［3］。为充分发挥学生日常学习的能动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强调课堂的学习内容是和课程考核紧密联系的，这样就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比如，考试内容如果侧重于阅读和翻译，那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就要增加阅读和翻译的比重;如果考试内容有口语部分，那在平时课堂的训练过程中也要增加口语的环节。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时候更有目的性，自然也就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另外，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提问、平时测验和作业，通过适当增加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增加平时测验的次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应局限于对文献阅读和翻译技巧的传授，而应注意专业知识的传授，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环境工程领域一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的英语表述，并将国际最新的研究热点贯穿其中。对于教材的选用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要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注重与同期开展的专业课做好结合。通过与相关专业课老师进行沟通合作，一方面将所学专业课知识融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中，例如将重要专业课内容编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讲义里，通过专业英语的方式复习专业课内容，使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学习专业英语，就便于专业词汇和相关逻辑语句的记忆和掌握;另一方面请专业课老师协助学生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加强专业英语的实践，例如对于专业英语课程里已经学过的专业词汇，在专业课的授课过程里不再以中文出现，通过专业课的学习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这样就使得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大三一学期的英语教学，而是持续得到英语的培训，这样就使英语扎根于专业知识当中，使专业课的学习和专业英语的学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学生学有所用［4］。
如何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对于我们专业英语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学生在大四毕业设计环节外文文献的查阅和阅读，以及就业后和研究生阶段利用专业英语进行专业领域内信息的查找以及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就成为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增加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但是，目前环境工程专业英语大多数学校仅设置32学时［5］，在这样紧张的课时安排下，要增加学生课堂阅读和写作的练习，就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突出重点的安排。在专业文章阅读方面，要鼓励学生做好课前预习，通过加强学生的阅读训练，提高他们的阅读速度和质量。在翻译训练方面，要给学生多布置一些汉译英和英译汉的翻译作业，还可给学生布置课外专业文献检索任务，或安排学生从外文期刊中查找指定的环境专业相关文章并按要求翻译英文摘要。在课堂讲解方面，注意要点突出，教会学生快读和翻译的技巧，例如，翻译的时候要联系上下文，考虑特殊的语境;遇到长句先找句子的主干也就是主语、谓语和宾语，然后将修饰性的部分最后加入，等等。通过综合利用课前预习、课余作业和课堂ppt讲解来合理利用课时，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在写作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动画等形式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鼓励学生利用外文期刊数据库等资源，收集、整理、翻译英文文献，尝试撰写英语论文和实验报告等。对学生的英语论文及时进行修改和点评，形成“学生起草———老师讲评———学生修改———老师再讲评”的学习机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进一步推进考试方式方法改革，例如:笔试试卷适当减少词汇的考试分值比重，重点考核学生英语文献的读写能力。期末考试可采用开卷与闭卷、客观题和主观题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平时强调的重要知识点、重点词汇和表达方式采用闭卷方式;对于阅读量大、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资料以及写作等则采用开卷形式，综合考核学生各方面的专业英语水平。
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
目前由于对外交流的加强，需要学生提高利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学生基础英语就讲不好，讲专业英语就更难了。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也成为我们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难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对于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局限于对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运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首先，尽可能地采用英文原版视频，不仅训练学生的英语听力，更使学生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其次，对于不容易找到原版音像材料的章节，要坚持在课堂上运用英语对学生进行学习要点提问，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考虑到不同学生专业英语基础的差异，所以在提问的同时应结合ppt投影，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尤其是专业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这样不仅使学生熟悉了课堂内容，锻炼了学生的听力，更使学生真正学会专业英语口语的表述和交流。通过丰富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授课形式，例如通过观看国际学术会议视频、分组讨论国际环境领域热点问题等形式，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自己体会专业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在课堂的参与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结论
以上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在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英语科技论文阅读和写作、运用专业英语查找信息以及熟练进行科技交流的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教学工作当中，将进一步总结教学经验、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从而实现专业英语在环境学科国、内外接轨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