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3 11: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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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体育运动发展过程中，孳生各种体育社会问题是一种必然现象。体育社会学在创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体育社会问题，也只有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建立其理论。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理论；教学；和谐发展
一、体育社会学理论概述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美国《社会学拜客认为》：“体育社会学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制度，研究他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和其他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二、当前体育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体育社会现象出现了集注化、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体育社会现象的集中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种现象开始不再依附于其他社会现象(如教育、文化等)，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现象。全球的“体育人”以及和体育有关的人在增加，体育的社会组织的扩张，各国政府对体育的关注度在提升，体育占用社会的总时间在不断增加，因此体育中形成了一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球迷与俱乐部、球员与业主、社区居民与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等，这些新社会关系的出现吸引着社会的注意力，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军事、宗教、民族等的变迁与发展，要想解释、理解和管理这些社会现象进一步求得体育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们诉诸于体育社会学这门学科。
中国体育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体育人口性别结构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形成较大反差。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和产业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的调整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体育人口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具有组织形式基层化，参与主体老年为主，组织管理居民自治与行政主导相结合。
三、体育教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体育作为一项独立的运行行业和事业出现以来，它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处理好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使体育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同时，让体育事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实施体育战略发展目标必不可缺的基本因素。我国学者周西宽等指出：“体育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体育的历史表明体育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的，并在同各种社会的相互影响中体现其规律。从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对体育的影响是同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这种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同时，体育也通过自己的特殊作用积极为～定的社会及政治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
四、体育社会学与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
体育教学直接影响着体育活动，对体育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无论是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还是体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都影响着体育运动的前进方向。
体育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设，体育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繁荣起来，它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社会成员的自信心和归属感。体育推动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体育建筑的造型、色彩、功能，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着社会心理：大型的全国运动会、洲际运动会、奥运会等，已经成了主办城市推动市政建设、公共事业发展的动力。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唠动技能，培育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体育和教育都存在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体育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对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推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首先，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体育系统为了适应科学系统的要求，必然要使体育系统自身的功能与结构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使其有能力接收和消化科学系统的影响。而要有成效地实现科学影响对体育系统的渗入，就必须要由体育系统制定出一系列既能反映科学系统的要求，又能符合体育系统自身行为特点的具体政策。其次，当科学作用于体育的时候，政治系统即国家与政府作为媒介加入了科学与体育社会互动的行列。
五、体育社会学与和谐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体育的功能，营造良好的体育意识氛围；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发挥复退军人和学生的骨干作用；发挥乡村干部的带头作用：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组织参加“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和“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评选；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体育活动计划即形成一个能够不断为全体公民供给和改善体育健身环境和条件，基本满足全体公民多样化的体育健身需求，使全体国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的服务和保障系统。用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以此来带动人们消费结构的调整，用消费结构的调整来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用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是把体育工作融合到社会，融合到政治、经济各方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最能体现“三个代表”，“以人为本”能够直接体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已经确定了全面的科学发展观，把身体素质加入进去，所以，体育在这里起到一个先导的作用，可以走在前面。最后调整的社会结构就是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一中一台”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一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费孝通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再次，要对经济学家的科学惯习作出反思。布迪厄把惯习看作是一种明确地建构和理解具有特定逻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一种实践操作的能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合理的惯习既是某种适当的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又是特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一方面，由于受实证主义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往往认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和所有知识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建构出来的，只要消极被动地复制，不需要积极地创造。也就是说，不必提出一些既现实又易于处理的理论假说，也不必进行必要的思想实验和逻辑实证，从理论上再现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运动过程。一些对历史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就企图说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作法，一些就事论事的对策研究，就是其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由于受唯智主义唯心论的影响，一些人把知识份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看作是一种唯理智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实践建构活动，特别是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学究式思维定式的支配，一些人把实践建构活动看作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产物，对个案研究和案例教学的忽视，对各种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随心所欲的使用，不能说与此无关。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由于对利益关系的重视，使之往往对人们的人性特征和道德关怀注意不够。在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相互交往和学术讨论中，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彼此容忍的精神，不是你好我好，互相捧场，就是借以压倒和“超过”对方，致使很多学术探讨毫无结果。其实，学术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是你非，你高他低，也许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创造，各有各的片面，构成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保持必要的警醒。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不是某个经济学家的反思，而是全体经济学家的共同责任。让我们在反思中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行动”的研究做综述，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意在说明社会学理论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动态发展，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在解释某一现象时不同理论会有不同的视角。
行动理性选择布尔迪厄
一、韦伯：社会行动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认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社会学应该在两个层面上理解社会，即行动者自身的意图和行动者的集体行动。（乔纳森特纳&邱泽奇，2001）作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行为都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应。社会学认为，人们的行动具有社会性，这表现为人们的行动是有目的，指向他人，并以他人符合自己预想的反应为目的。所以，社会行动必须具有以下两个因素：第一，行动者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有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主观意识到自己的行动与他人的联系。
韦伯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类：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行动和传统行动。
目的理性行动，以目的作为行动的主要目标，通过认真的计算，利用何种手段可以顺利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这种行动的核心。价值理性行动，为了追求某种价值，比如伦理上的、宗教上的而采取的行动。情感行动指的是，这类行动是基于情绪或者情感而采取的行动；传统行动指的是，由传统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而决定的行动。以上所述的四类行动类型都属于韦伯的理想类型，事实上，我们日常的行动很少是这类行动中的某一类。
二、帕森斯：行动理论
帕森斯（talcottparsons）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理论框架源自他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这一点他继承了韦伯的观点，但在分析社会行动的时候，他摒弃了韦伯的分类方式，提出其单位行动理论。单位行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在不同的版本分析中，要素的种类也不同，本研究将其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是行动者，行动者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之前会思考，并能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行动结果。第二，是目标，即行动所想到达的未来状态。第三，是情境，在行为理论中有“人在情境中”的说法，这里的情境指的是行动发生的场所，有两个要素：行动者不能控制的事情以及可以控制的事情。第四，是规范与价值观，行动者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方法达成目标。
帕森斯的关于行动的理论是建立在唯意志论的基础上，此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主观决策行动的过程。但是帕森斯认为这个过程的决策包含规范和情境，受到这两者的制约。所以帕森斯进一步发展其行动系统的理论，提出了“agil”：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维模（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四个基本生存问题。这四种功能要求在个人行动系统中存在，而帕森斯提出这以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将个人行动系统扩大社会系统中，从而创立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但这一体系带有明显的结构决定论的态度。而社会学的发展中，往往一些非主流的理论会给主流理论带来补充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就是其中一种。
三、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james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理性选择理论推到社会学理论为前沿，成为近代社会学的“热门”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效益论或功利主义和博弈理论发展而来。虽然它奠基于各种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其框架模式的（瑞泽尔，2005）。
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者，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行动者的基本状况及行动发生的必要因素。行动者、资源与利益是构成行动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都是具有一定利益偏好的理性人，并且科尔曼及费雷洛特别批评将价值、偏好或目标作为个体选择过程的外在因素的研究范式，认为有目的行动模式必须考虑人们的价值来源及其对个体偏好和选择的影响（j.coleman，t.sj.fairer，1992）；资源的种类很多，具体可以分为私人物品、事件或某些专长；利益“在客体自我层面是指对特定事件后果或控制资源的满意度，在行动自我层面表示获取对控制事件所必须的资源数量，这是行动的驱力”（j.coleman，t.sj.fairer，1992）。而权利是科尔曼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权利的分割和交换使行动成为可能，因此权利是行动的条件之一，具体而言是指具有法定权利采取某些行动，使用处置物品或者资源以及控制事件后果，而当拥有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时，可以对妨碍权力行使的人进行惩处”（j.coleman，t.sj.fairer，1992）。而“信任”是另一个促使行动发生的主要条件，信任结构使行动者间产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着资源让渡关系。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的起点是行动者的目标或意图，在选择过程中，资源的稀少性与社会制度都是需要考虑的。行动者有不同的资源，对于其他资源也有不同的取得管道。对于那些拥有许多资源的人，达成目的相对简单，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资源或只有极少资源的人而言，要达成目的就很困难或完全不可能。而社会制度在客观方面规定着行动者行动过程与结果。这些制度的限制同时提供了鼓励某些行动及抑止其他行动的正向认可和负向制裁。
科尔曼对理性行动理论有信心，但是他也不认为这一观点能提供所有的答案，在实际的世界中，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总是理性的，往往有些行为不可以或者不能完全被理性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继承了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思想，开拓了行动研究的思路，将资源与社会制度纳入到其中，但是其研究仍有局限性。后现论的出现，打破了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大统思维，作为后现论家之一的布尔迪厄对行动的在对原有研究的继承与批判上提出了属于他的理论。
四、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作为法国社会学的代表，其社会实践理论贯彻其一生。布尔迪厄将行动作为社会实践来看待，布尔迪厄本人对他的实践理论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独白，他说：“我之所以要提出一套时间理论，把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实践感的产物，实在社会中建构‘游戏感’的产物，就是要说明实践的实实在在的逻辑（theactuallogicofpractice）——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逆喻表达法，因为所谓实践的标志就是‘合乎逻辑’，它具有某种自身的逻辑却不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当做自己的准则。”（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当然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不仅仅就是社会实践理论，只是本研究主要关注其这一理论。布尔迪尔的社会实践是围绕着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展开，也就是说行动者行动的场所，行动的策略，行动的工具是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所要研究的内容。相对于以前学者对行动关注的本身来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将行动作为分析的中心，将与行动有关的其他的因素纳入到分析中。
1.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用布尔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尔迪厄、康华德，1998）场域是人的活动相互作用结成的关系网络，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存在。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哲学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是一定的场域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地位等。场域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争夺的空间”，“任何场域，都是一个力量之场，一个为保存和改变这种力量的较量之场”。在布尔迪厄看来，有多少种场域，就有多少种利益（符号利益和物质利益）。利益既是场域运作的条件，也是场域运作方式的产物。利益推动人们参与到特定场域的游戏之中，相互争夺。（bourdieu，1992）由此可以看出，布尔迪厄认为任何的行动的产生都必然发生在一个场域中，那么分析某一行动的发生发展也必然需要将此行动回归到场域中分析。所以场域成为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的最基础的一部分。
2.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布尔迪厄的将资本指做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这种工具是行动者积累起来的“劳动”，可以是物质化的，也可以是身体化的，也可以是符号化的。所以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资本不仅仅是包括物质化的经济资本，还包括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将行动者的实践工具从经济场域扩展到了符号和非物质的场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的概念。
如果将资本单独分析，比如对行动资本的量化分析，那么资本将失去其工具的实践性。资本是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和能量，在上文分析中，行动者的行动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的，而场域的形成是处在一定位置的行动者的力量关系构成的。所以，资本和场域是相互共存的，资本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处的场域，行动者使用资本的策略也决定于行动者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作为社会实践工具的资本，必须要在其场域中才具有价值，资本的相对价值随着场域的不同而不同。一种特定的资本总是在给定的场域中才会有效，必须与其场域有关，不然它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起作用。场域的形成正是因为各种资本的相结合而产生，而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也是根据资本的总量以及总资本中各个资本的相对比重分配的。所以，场域给各个资本的竞争，比较和转化提供了场所，反之，场域的运作和存在也是靠各种资本的反复交换及竞争才能维持的。
3.社会实践的策略：惯习
实践的场所和实践的工具已经找到，那么实践的策略是什么呢？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策略。惯习是“由持久的、可以转化的性情倾向构成的系统。它表示出了一种组织化行动的结果，带有近似结构之类的意思；它还指明了一种方式，一种习惯性状态，特别是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谢立中，2007）或许用“游戏感”或者“实践感”来理解惯习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布尔迪厄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游戏”的概念，他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就是在做一场“游戏”，这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游戏场”内，通过“游戏者”的不断尝试从而习得“游戏规则”并将其内化到“游戏者”的行动体系中，从而形成“游戏感”。“游戏者”的游戏并不仅仅是一次，而是多次的游戏。“游戏感”就成“游戏者”下次游戏的指导思路，再外显出来。当然每次游戏的过程都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内化外化的过程。所以惯习可以理解为，一种通过后天努力习得的具有动态性的体系，它能够根据特定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调节，而且是这些惯习产生了与那些环境而非其他环境相一致的所有思想、所有观念以及所有行动。
场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系统，而在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因此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在这一点上，场域和惯习是不可分割的。每个场域是具有惯习的，每个惯习只能在场域中存在，并且每个惯习和产生它的场域是对应的关系。此场域的惯习和彼场域的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吻合”现象。由于场域是分为不同类型或不同形式的，惯习也不例外；因此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惯习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中去必然会造成不合拍的现象。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实践理论要同时考虑外在性的内在化和内在性的外在化的双重过程”。在惯习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工具的资本不断地被运用。
场域、资本、惯习成为布尔迪厄的社会行动理论的主要线索，惯习回答的是行动者如何使用资本，而场域回答的是资本力量的作用范围。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是建立在对以往行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加入自己特有的思想，是对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再回到开头布尔迪厄对于自己实践理论的那段话，个人行动不是个人理性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实践的产物，而这个过程是二重性的，不断地往复发生。
对于“行动”的研究还有很多，笔者仅将其中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梳理，综上所述，行动理论经历了最初的简单分类的时期，再到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初次尝试，再到个人理性选择的分离阶段，最后经历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时代。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希望在韦伯的行动分类的基础上，将行动纳入到社会结构中；科尔曼作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中的代表者，希望可以通过从行动者的行动本身出发，将其他社会因素放在行动过程中考虑，这样可以将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中的行动部分进一步细化深化；布尔迪厄笔下的行动者，表征出来的是对社会世界的一种信念态、一种实践感、一种心神投入、一种对游戏赌注的倾注和向往。这是对理性选择行为的批判，理性选择理论下的行为者是理性的主体，他的自由决定成为实践的唯一根据。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行动”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成为诸多理论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鲜的事物不断的出现，而社会学理论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中，每一项理论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是建立在对过往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行动”的社会学研究也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大统理论的“碎片化”现象。不同的学派流派都可以对“行动”做出属于本学派的解释，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社会学理论的具有很积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论 理论建设 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
论文摘要：对于如何加强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郑杭生认为，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的变革，社会在要求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界应当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刘少杰分析了经验描述社会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及局限性，肯定了费孝通所创建的重视经验考察，同时又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认为应当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升到理论思维的层面上。谢立中从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分析了五个具有明显理论自觉的研究范式或框架式理论雏形，认为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学“重经验、轻理论”的实用型面貌。
中国社会学兴起于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其学术发展和自身建设遭到了各种无法回避的冲击，于是，急于使中国社会摆脱困境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来不及对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便被卷入新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之中；引用或借鉴国外现成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常常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方便形式与快捷途径。特别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美国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研究轻视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经验化倾向。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学自其发端之日起，不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热切地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深刻的学术思考去建构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譬如，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以及、李达和等人阐述的历史发展理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等等，都是对世人产生强烈震撼、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的研究与建构方面都有重要的创新性贡献。正是这些社会学家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汲取古今中外的社会学理论成果，创造了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之林中争得了立足之地，并启发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去深入思考。
如今，中国社会学重建已经二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开展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经验研究，翻泽了许多国外社会学新近学术成果，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分化、社会运行和社会转型等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理论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日渐明显的不足。
第一，对中国古代、近现代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挖掘和总结不够。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思考，先秦以来卷帙浩繁的中华经典文献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深入研究这些思想理论，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传统衍化的历史，而且对于了解蕴涵在今天现实中的很多深层因素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仅没有编写出一部充分反映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或社会理论的著作，而且对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的总结整理工作也开展得很有限。
第二，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评介和研究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我们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社会学的理论视野，限制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范围内，而把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欧陆社会学理论称为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排斥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之外，把某些引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不加分析地应用于我们的经验研究中，导致某些经验研究成为国外社会理论观点的简单证明。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也限制了对不断创新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理解。
第三，把社会学简单地解释为经验学科，以为只要开展经验观察和事实描述就是在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或忽视理论概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生的社会学理解。而某些学术杂志却以此来决定稿件的取舍，在论文的评审中以此来决定分数的高低，导致了中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及其表达的严重失衡。这种观念和行为导致中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很多表层化、平庸化现象。例如，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人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那种仅仅进行经验研究而不上升为理论概括的研究，不能被视为规范的深人的社会学研究，这一观点早已为中外经典社会学家所充分论述。
第四，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历史的深人研究。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展开的理论视野、思想内容和方法原则，毫不逊色于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等其他社会学传统。然面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丰富内容至今尚未得到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就连社会学的业内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也缺乏一定了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对社会学的狭隘理解。相当多的学者仅仅从实证主义原则理解社会学，似乎社会学只能是实证主义的一统天下，超越了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就不再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僵化理解。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的社会学思想和理论，仅仅被理解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附带阐释，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更有甚者，社会学还常常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学说或伪科学。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消极影响，在我国则还要加上“”的消极影响，产生了“低潮综合征”。这一病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偏见和片面理解。例如，似乎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学，要有那也仅仅是革命斗争型的，等等。综上所述，为了克服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局限，大力推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我们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第一，牢记费孝通先生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多次发出的呼吁：要突破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应当像费孝通谆谆告诫的那样，中国社会学既要重视科学精神，也要发扬人文关怀；既要开展客观性的经验研究，也要开展张扬主观性的价值评价；既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实际，开展参与性、对策性的现实问题研究，也要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思想精华，开展历史性、思想性的意义阐释；既要依据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要利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会意”、“将心比心”的理解和交流方法，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释中国社会学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费孝通晚年向中国社会学界的呼吁，是他以深厚的学术修养、宽阔的理论胸怀，积七十余年社会学研究的深刻体会，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争取更大发展留下的重要嘱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中国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像费孝通主张的那样突破保守而片面的传统社会学观念，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开拓社会学发展的新空间。
第二，根据当代国外社会学在思想理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积极突破社会学传统观念，在崭新的思想境界中开展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一批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美国社会学界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今天的欧美社会学已经展现了一个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为此，我们不能再用时过境迁的陈旧社会学观念看待国外社会学，特别是不能把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了解或引入的一些实证社会学的枝节观念，当成是国外社会学的全部，用实证社会学的旧观念、旧原则限制我们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应当像布迪厄和吉登斯等人论述的那样，既坚持社会学的理论观念和理论视野，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用能够真实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新思想、新理论指导对现实生活的新研究。
第三，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对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的各种丰富社会现象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提出有解释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对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所需要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回答。我曾在1989年指出：“社会学之引人中国，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取消27年后又不得不重建，归根到底也是适应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这个转型过程，回答转型过程面临的种种课题，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任务，而且也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可以说，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认识得越深入、越全面，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也就越扎实、越迅速，而成长了的社会学又转过来推动转型过程比较顺利、比较健康地前进。”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仍然是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如何创造性地实践中国社会学百年历史所走过的道路，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总之，时代在呼唤社会学观念变革，社会在呼唤社会学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应当肩负起光荣的历史使命，以宽容的理论胸怀、广阔的理论视野、崭新的理论观念、深邃的理论思维，创造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回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理论。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 拓展训练 应用
论文摘要: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社会学领域理论是拓展训练中的团队学习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拓展训练操作技巧的理论指导,对于认识拓展训练中的现象和规律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拓展训练强调团队学习的氛围,整个过程就是帮助团队和每个成员不断发现团队和自己存在的问题,不断向好的方向改善的过程。拓展训练的各个环节都能体验到团队精神。在场地项目和情景项目中,目标的完成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在高空项目中,个人的成功挑战也离不开团队成员之间的鼓励。
拓展训练课程中会形成以团队为单位的“场”,学员也会在这个“场”中体验项目,并在体验中促进个体的感悟的形成。虽然群体动力源于个体动力,但是群体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动力。由于每位学员在生活学识、经历等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所以他们对拓展训练的理解角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就导致学员在参加拓展训练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但当团队这个“场”形成之后,以团队的整体性来引导和影响学员行为,会使整个团队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团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即使有个别学员存在消极的情绪,但受到积极氛围的感染,也会产生从众现象,融入到团队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场”的氛围是消极的,哪怕有积极的学员,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不利于团队目标达成的消极因素。
三、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符号互动理论的认知
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theory,又称象征互动理论),是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传播学基础理论之一,也是重要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米德(g.mead),其核心的三个概念是“符号”、“自我”、“互动”。虽然“符号互动论”是布鲁姆提出的名词,但符号互动理论是米德独一无二的思想,在其著作《心智、自我与社会》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和呈现。这个具有开创性的社会学观点理论对社会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受到其他许多学者的影响,尤其继承了c·h·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
米德认为象征符号乃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他综合了新达尔文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将人类心智、社会自我、社会结构贯穿于社会互动之中[3]。他认为,人们具有独特的心智过程,他们通过“体味而理解他人的角色”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行动者可以更准确地估计他们对他人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并进而增加与他人合作性互动的可能。
符号互动理论在后期的发展中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由布鲁默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继承了米德的研究成果;另一派是以科学取向为特征的衣阿华学派,代表人物有m·库恩、卡奇等。两派的基本区别在于方法论,衣阿华学派采取量化的取向。
(二)符号互动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的课程,对拓展训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号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它是对事物的表征,也是语言、动作、表情等的代码形式。而互动则是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彼此发生积极的改变的过程。符号互动论强调人们在感受并理解他人角色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在不断地成熟,使学生获得“镜中我”的感觉,视他人态度和意向而行动的能力也会不断地增强。
在拓展训练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师要创设情境,通过精心设置的项目,利用模拟的环境,引导学员变换角色去体验他人的想法,理解他人的观点、价值观等。运用“成功导向”和“关系导向”的引导方式,适时加以鼓励并引导其以成功为目标,提高个体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那么在此过程中就存在着两大角色,即培训师与学员,那么也就存在着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则是通过项目导入及规则介绍得以体现。也就是互动情境“文本”的解读过程,师生通过对互动符号的理解与解释而达到互识和共识。生生关系则主要表现在学员之间为了完成团队目标,而进行的符号互动。
符号交互作用理论把社会相互作用解释为符号交换、直接沟通,人们能想象他人或群体怎样看待自己[4],即个体自己能扮演他人或群体的角色,相应地解释情境,并决定自己如何行动。符号交互作用理论现在拓展训练中得到广泛地应用。使用的较多的是莫利诺在1960年所创建的“角色扮演技术”。拓展训练过程中,主要采用角色扮演技术,让学员在一种特定的或创设的情境中扮演某一角色,使其认清角色的理想模型,了解项目对角色的期望和自己应尽的角色义务,从而有助于他们去控制或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以达到改善人际关系和提高工作或学习效率的目的。
四、结语
拓展训练打破了单一的说教与灌输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一种先行而后知的体验式学习方式倍受推崇。伴随着拓展训练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得以充实。团队学习贯穿于整个拓展训练课程,将学员放到一个团队的环境中去,在团队中与他人互动合作学习,共同成长。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互赖理论、群体动力学和符号互动理论都是拓展训练进行团队学习的理论依据。
［摘要］早期在哲学界里对时间本质的理解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与神秘。因而时间问题在哲学理论范畴中仍是未解之谜。自从孔德以来社会学家在自然科学方法论范式影响下构建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对时间的理解经历了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而只有到20世纪后半叶，时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辨的讨论和物理语境下的去社会化，人们更加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事实，构成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
［关键词］时间本质;绝对时间;社会时间;理论转向
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连接、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
伴随着空间时代的到来，时间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如期而至。1937年，美国学者索罗金和默顿首先开启了社会学视域下赋予时间以社会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时间的方法论的和功能的分析。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勃兴，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建构及对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受到社会学家们普遍的追捧，促使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赋予行动者的社会意义。如何理解时间?早期社会科学对时间知识的理解只集中在哲学的理论范畴中，追求时间本质问题的探索，沉迷于本体论的哲学演绎逻辑中。20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科学对时间的理解已超越了哲学思维的讨论，人们更加关注时间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在关联性，时间成为理解社会实践问题的符码，即时间就是一种生活事实。
一、时间:哲学语境中的未解之谜
早期对时间知识的理解，遍布于哲学文献之中，自文明思想的开端以来，时间就一直折磨着、困扰着哲学家们。他们认为时间之谜，就是生活之谜。没有时间，也就没有生活。因为生活就生活在时间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两个生活在同一时刻的人。而真正生活在相同时间里的任意两个人，他们的观念、记忆、理想抱负的内容也都各不相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时间的介入赋予生活以极大的丰富性。那些构成生活，又使生活不同于物理过程的东西，要求在对他们的描述中包含一种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既有对未来的期待和愿望，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生活的时间绵延不断，积淀着对过去的感情，又内蕴着对未来的期望，这些是任何物质客体都不可能体验到的。要使我们对生命体的描述是活生生的———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过程———所需要的并不是使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的那种横切面的空间抽象，而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纵向的时间抽象。
因此，在哲学语境中理解时间的本质、时间的形态，理解生活的过程在时间中展开时所采取的形式成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的。因为，理解时间的本质就是提高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生活自身的理解。然而，理解时间的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吗?一个会流向另一个吗?未来会成为现在，再成为过去吗?这些问题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由圣．奥古斯丁提出，后来由爱略特、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以非常相似的措辞提出来。所有这些人都试图在他们的写作中反思时间本质，圣．奥古斯丁说出了这个谜题，而他这番话多少世纪以来仍然在不断回响着。“对于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话语中会说一些比时间更熟悉和更明白的东西吗?当我们说到它的时候，我们理解;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它的时候，我们也能领会”。他还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时间?没人问我，我是知道的;如果我想向问起这个问题的人做解释，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大胆地说我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流逝，时间过去就不存在;如果没有什么即将来临，那么，要即将来临的时间也不存在;如果什么都不存在，那么，时间现在同样也不存在。”他认识到这一难题、这个谜，为寻找时间之谜的答案成为他终其一生的追求。
不仅在时间本质上，对时间形态问题的论述也一直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是非连续的，是由固定不变的存在于虚空中的实体构成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世界是一个流动的连续的世界。在这一争论中西方思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思想和赫拉克里特的“生成”。巴门尼德认为，世界以物存在;存在是存在的并将一直存在;一切都是可知的、确定的。存在永远不会导致生成，时间没有任何独立的实在性。而对于赫拉克里特则认为，一切都是流动、变化而非静止的，对立生成对立，唯一的实在就是生成自身的实在。一切实在都在时间中流动。之所以会造成这种争论，究其原因可以归因于时间它面对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它不像客观物质那样能够直接进行观察和测量，而时间是难以把握的，它的本质就是它根本不会保持静止。我们不可能控制时间，让它在一定范围内保持静止以供观察、计算和操纵。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变得难以描述。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词谋杀时间”。因为时间是动态的，而词是静态的。用词来描述时间，词就使物保持静止。一旦把时间固定下来，词就毁了时间，所以时间问题在哲学的语境下仍是未解之谜。
二、时间:物理学主义语境中的迷思与崛起
20世纪自然科学受到时代的召唤，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学科方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的转向。社会学家秉承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式来构建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转变都伴随着自然科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界定。其中社会科学家对时间概念和本质的理解就与物理学中有关自然时间的理论阐释直接相关。因而随着在物理学主义语境中时间概念的转变，人们对社会时间的理解也经历着从迷思到崛起的转变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对时间的描述离不开物质的运动。时间不是因自身而被研究的，它只是被当成一个不变的、可以无限分割的单位，成为界定其他物理量的尺度，牛顿把它定义为绝对时间。牛顿认为，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时间本身，就其性质而言，与任何外部事物无关，它均匀地流逝，所有运动都可以加速或减速，但绝对时间的流逝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无需时间情景或无需参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时间数量。
存在变化，但变化是外在，不因时间而发生。因此，运动和变化是在非时间性的时间中进行的。社会学家把它理解为时间是可逆性的、非时间性的，而且可逆性时间是假定一切都不变，一切又必然回到初始阶段。时间没有过去和将来，而只真实地存在于现在之中。社会科学家接受了绝对时间概念，即时钟时间。这种时钟是量的延续、一去不复返的，被去除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作为尺度的时间，还有测量时间。对于时间而言，社会科学家相对于自然时间来描述社会时间时，认识到了总体性区别，而当他们把时间当做客观的数量及抽象的、标准化的尺度来使用时，却又将其忽略了。所以在社会学家视野中不假思索地把时间作为外在变量，行动的环境，并把时间进行去社会化。他们总是想应用自然界的“规律”来揭示社会的实在性，却恰恰忽视了社会时空的复杂性，这是时间迷思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家的研究，彻底变革了时间和空间的物理观念。时间开始趋于一种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当代社会理论开始出现一种尝试性的能量和时间的融合，引发了物理学主义中时间理论的崛起。爱因斯坦的研究集中在相对时间、弯曲空间———时间和有限光速三个方面。他把时间操作性地用作一个尺度，确定时间是相对于观察者及其参照系的，是局部的、专有的或因系统而异的时间，即相对时间。
基于相对论原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对社会时间和时间的社会性开始产生新的理解，人们开始关注自然时间的相对性和情境性与社会时间会以何种方式共存或相异，并把结论纳入其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中。吉登斯接受爱因斯坦的时空融合成弯曲的空间———时间观，并以此广泛地研究时空概念，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时段、长时段、此在概念的理解分析中实现了从二元论向二重性的转变，并展开了它们的相互包容性，在变化与结构之间、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之间建立起联系，实现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的融合。然而，量子物理学家发现，构成经验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因果关系，在亚原子层次上不再具有意义了。他们体验到一种非局部联系和非因果性，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的模式化的、无法抽象也不能测序的整体。量子世界的时间观认为因果关系本身就是时间现象，它包含能量和时间的行动单位，这些量子不是坚不可摧的实体，而是被视为四维空间———时间的实体，视为动态的活动模式。行动和模式概念根本上都是时间性的。社会学家把量子物理的时间观理解为时间性、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维度的重要性。社会理论家卢曼寻求接受量子物理学的时间观，强调沟通与变化，强调作为根本单位的行动，一旦行动以这种方式情景化后，都更有意义，也就会实现了行动、能量与时间的融合，观察者与观察对象的相互蕴含。正是在回顾物理学中自然时间的定义变化，才推动了社会学家对时间社会理论具有意义的深刻见解。这是一个时间崛起的时代。
三、时间:社会学视域下的生活实践
(一)社会时间:一种生活事实
在哲学理论视域中对时间的思考多集中在时间本质和时间形态的问题，却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实践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中绝对时间概念的提出，更多的社会学者都只把时间当作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外在变量，而对时间的社会性研究却缺乏相关的理论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就缺乏普遍的方法论范式，从而也缺乏整合人们在日常生产实践活动中的种种经验现象的研究。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自然科学中相对时间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继承物理学主义和社会学理论中“时间与社会”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以时间为社会生活实践的“时间———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文科学即管理学、组织学等学科知识的丰富与发展，其理论及方法体系更显视域宽泛。时间俨然成为一种生活经验事实的表征，从而时间已然成为构成聚集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索罗金和默顿引领学界探索时间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从而开创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先河。索罗金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生活总是带有一定的理想和目标，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时间竞争来实现的。默顿对时间的理解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并将社会性和意义引入其中。认为社会时间是以某种社会现象为参照点来表达其他社会现象的发展与变化。社会时间不仅仅是量的，更多的是质的，体现人们所赋予的社会意义。这些性质又都来自于他们赖以依靠的组织中共享的习惯和信仰。默顿认为日历上的时间，当它被转变为社会时间时就具有意义了。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时常会使用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来标示时间。如“下班后我去看你”“一顿饭的时间”等，这些都是我们平日里经常发生的事情，而不同于日历上所标识的时间，目的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去做或需要多长时间”。这些事件的时点总是能与我们生活实践之间有着一种极具意义的关联。
莫顿为了证实不同地区人们时间的区分是根据人们平日里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来决定的，他们以科希人为例，因为科希人每8天才组织一次集市，所以1周就被确定为8天的计时体制，而且日期的名称几乎普遍采用集市举办地的名称来命名。同时，莫顿引证的其他地区也如同科希人一样星期计时制，多数都是由集市活动的时间长度来标识的……所有这些说明日期的周期性都与月亮等自然时间无关，而是与当地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相关联的。因此星期的标识方法大都是依赖于组织中人们活动这一社会事实来确定的。不仅如此，他还从典礼、宗教仪式、狩猎等方面，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用日常的实践活动来标识时间的，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除此之外，刘易斯和韦加特也对时间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指出时间的概念出自于人类实践活动中，并对个人的生活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社会学中，这些时间概念的界定他们认为比用天文学观察的时间界定更能表达其社会意义。他把人们的“日常实践”活动导入社会结构研究中的三个层次，并以类型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在个体的、群体的、制度的三个层次中每一个层面上的时间形态: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群体层面，是“互动时间”，而在制度层面上则是“循环时间”，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的真实写照。他们还以相关的社会时间理论为出发点，将时间的嵌入、分层和同步性的概念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并融入这一理论中，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建构性的社会时间类型学，推动了时间社会理论的发展。
(二)社会时间视角:经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
自从索罗金和莫顿引领社会学家们探索时间的社会性和富有意义的理论研究以来，便为时间社会学研究展开一种理论研究视角，从此也开启了社会学家们对时间经验性研究颇为深入的探索。许多有丰富理论视野的社会学家们开始展开一些跨学科的实践性转向的理论思考与研究，西方学者芭芭拉•亚当、奈杰尔•思里夫特等所作出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时间向日常生活实践渗透并开展经验性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启迪，并直接促成了时间社会性研究的学术转向。在研究中，理论家们都从历史的丰富性及社会的多样性理解时间，以及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把握时间，去探寻时钟时间、社会时间和时间意识间的关联性，探寻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的关联性，探寻时间作为资源、秩序原则和可能性生成间的关联性。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把握时间的复杂性及社会性，从而建构社会秩序的研究模式，因此实现了社会时间向一种以“生活事实”为真实写照的实践性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们把以前给予空间和历史的知识反应，转移到依赖于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时间性”上，开启了学界的“时间转向”。开始关注时间是如何形塑人们的观念，关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在时间中的意义，关注习俗、制度又是怎样控制和分配人们的时间的。思里夫特在《资本主义时间意识的形成》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商人充分展现理性及经济资本计算基础上的新型时间意识是怎样形成并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这一过程是由“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化的过程，也是充分见证和体现封建主义制度灭亡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时间不再是任务定向而是随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时间由此变成一种可以被讨价还价的商品，即“时间就是金钱”。它不是被度过的，而是如同商品一样被花费掉的。伴随科技革命的来临，人们对时间的计算与管理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时间已经由拥有者划分为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时间形态即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时间明显被分割，日渐被异化。这些基于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理论阐述充分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重新形塑自己时间观念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秩序建构的过程。芭芭拉•亚当在《时间设计与管理》一文中，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现代性有关的时间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已由传统的自然观察的天文时间、滴滴答答的时钟时间向人类赖以依靠的组织化社会时间转变，从事物发展与演变过程的时间向非情境化的时间转变。而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设定的时间规训使人们摒除了自然时间的局限而实现了非情感化的行为目的。人们在行动中不得不积极做出努力的行为来保持时间规训得以实现，从而避免任何的“浪费时间”以追求最大的速度和效率。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集中做到时间意识抽象化，非情境化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西方社会把理性化、抽象化、实质化的时间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教育的战略。时间也就如同商人眼中的稀缺资源，成为人们竞相控制和管理的核心。
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视域里，时间已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并且是存在之根本。对时间的多样性表达和理解已超越了天文时间和时钟时间，开始融入价值和控制、规则，同时也不断注入社会权力关系。从此人类已超越其因物种而异的生物时间，延伸了时间的社会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在人们日常实践活动的时间中全都隐含着秩序、组织、控制、权力及资源。以上这些时间理论的研究成就更深化了人们对时间社会性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当代学界对时间理论的研究兴趣，并不断拓展社会科学中“制度”“时间”“秩序”等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
总之，在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既发现了时间在物理学主义的语境中人们不假思索地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超时代的过程，把时间当作行动的外在条件，并把时间作为一种自然常态、一种外生变量。从而这是一个缺失时间性的时代。但随着自然科学物理复杂学的出现及社会时间理论的发展，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了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对象的社会时间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时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叙事，一种新的视域，一种新的理论转向。
作者：吕铁林徐红曼
本文作者：陈宸方来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社会学理论层面的思想
1.社会学的方法论
所阐述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法则。1919年《新青年》六卷五、六号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不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研究社会现象。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于社会学上的进步，就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②因此，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指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法则———“社会学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使研究斯学的人有所依据傅得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这是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全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③。所阐释的社会学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方法的，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的这一系列的观点与总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社会学指明了方向。
2.对西方学者的社会学思想的梳理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立与发展的核心理念与指导思想，唯物史观也固然为其指导方法，但是在此过程中，不能忽略对西方社会学家的思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对圣西门、韦柯、孔德等社会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与梳理。在《韦柯及其历史思想》中直接指出，韦柯是在意大利社会学先驱中，与孔德地位并驾齐驱的，他的研究方法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意思。同时，还阐述了韦柯的社会学理论有着很大的缺陷。他的研究方法即为经验的归纳法,其锐利的观察力虽然往往带有唯物的倾向,但“他把自然的环境及于个人及国民的影响,看得过大”④；通过学习，发现孔德继承了圣西门的知识历史观,即以为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同时韦柯的社会学思想对孔德起到了启发的作用，“足以唤起孔德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理的三段时期说”⑤；还对圣西门（原文中用桑西门）的社会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圣西门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而寻的，历史也是前进发展的，这便是他的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指出，圣西门是社会学先驱的又一人，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的目标，是创造社会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初露端倪的五四时期，就将西方学者的一些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虽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的研究无法做到全面与透彻，但是在当时，足以体现他思想的先进性。
3.社会与历史、政治的思想融合
在比较与融合各类科学中发展与研究社会学，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强调“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⑦他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时,就做到了不断地去发现与比较社会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关系。（1）社会与历史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他认为“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⑧。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迁，便是历史”⑨。社会与历史是同质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⑩。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具有同质性的论点，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但尽管如此，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可认作全为同物”。社会学与历史学“其间有相异的性质”。“历史学的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是就人及人群的生活经历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社会学是就人群的共同生存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理论的研究，以寻其理法者。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輯訛輥的《史观》、《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等文章，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索中国社会史的，沿着社会学是由历史哲学逐渐发展而来的理念与思路，探索社会学理论的渊源，以此来探索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和社会学规律的演变，这一点，也对后人研究社会学起到了启发作用。（2）社会与政治认为，社会与政治的关系是，并不是单项的因果关系，“须知社会与政治，是互为因果的，不可偏重一面的。”輰訛輥同时，他对社会问题的概念也进行的阐述，凡是能引起社会不安，并且社会立志于寻求解决的方法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与政治》中，以妇女参政问题与童工问题为例，详尽的阐述了社会问题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互为因果关系，并为从政治上入手如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做出了要想改良社会，就必须从政治入手，依靠政治的力量的结论。这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关于社会学实践方面的思想
1.劳动者问题
的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回答人们对社会学的种种偏见与误解，阐明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内容。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理念对当时中国工人、儿童、农民的劳动、生活、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劳动教育问题》、《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上海的童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应运而生。这些文章是同志做了周密的实地调查之后，用详实的资料写出来的，集中地关注了城市市民的劳动、教育、生活等问题。
（1）工人问题
在深度访问了唐山煤场的朋友之后，先生写下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直接揭示了“工人不如骡马”的事实；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指出资本家从根本上剥夺了工人学习、教育的权利，“那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并呼吁现代社会改善教育不昌、国民知识贫弱的现状。同志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工人劳动者问题的祸源是工银制度、资本制度、工厂制度以及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同时他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工人被剥削问题的根本原因。同志还分外关注一个特殊的工人群体———童工。在他教授杜会学课程的时候，就对儿童问题非常热心。1924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顺便亲自调查了革命后苏联儿童的生活情况。当他亲眼目睹到苏联儿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幸福的生活、成长、接受教育时候，不禁为中国儿童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报刊资料，并写下了《上海的童工问题》，寄回国内，以引起国内有关人士的注意。《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阐明中国社会童工问题的严重性。他怀着万分怜悯的心情写道:“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以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輲訛輥指出，童工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军阀政府，不能依靠外国人的执政机关，因为他们不会实施一些保护童工利益的政策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可；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不可。”輳訛輥文中他用详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童工制度的罪恶和上海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并呼吁广大人民关注、关心童工问题。在当时，能系统地揭露、研究童工问题的人实为罕见。
（2）农民问题
除了关注市民、工人的生活、劳动及教育等问题外，同志也同样关注着农民的生活劳动等问题。他不仅在北方指导了一系列的农民运动，而且写文章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农民困苦的生活现状，指导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阐述了历史上平均地权的活动，并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便是自耕农与佃农。同时，他也论述了农民、特别是贫农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号召革命同志到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浩大的农民样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輴訛輥同志曾把此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同志高兴地指出，红枪会的出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在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輵訛輥。他在文中总结了红枪会的特点，还弘扬了这种农民大运动的可贵精神，表现出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极大关心和热情，呼吁农民朋友了解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清楚的认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由于农民的狭隘、落后的思想意识，他们往往会受到军阀们的利诱与剥杀。因此，他倡导农村工作者及进步青年一定要帮助农民，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是的杜会学思想在农民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上的成功运用，为后人用杜会学的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农村问题作出了贡献。
2.人口问题
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人口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学者就针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支持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问题可以通过战争来解决，实质上，就是为战争者发动战争找到最佳的借口和理由。同志是我国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驱。他写的《战争与人口》一文，对上述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从古今人口发展史等角度，证明战争不仅不能解决人口问题，反而会带来一来列其他问题。“夫人口过庶，固当求解决之道，而以战争以解决之，乃无异于堕胎自杀也。观于近日交战国之面包问题日益危迫，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輶訛輥”接着，他又从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方面再次论证马氏学说的非科学性。该文对当时关于战争与人口的反动观点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使人们认识到战争的本质及人口问题的根源。在文章的最后，同志又指出了马氏学说的部分合理性。“余虽时于马说有所非难，然并不抹杀其说于经济学上之价值，悬其说以为警戒，使人益知奋进，以谋文明之发展。輷訛輥”同志关于人口问题的阐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来分析、解决人口问题的范例，具有典型性与可借鉴性。在这篇文章中，同志的某些观点未必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但是这是社会发展导致的。同志能够将社会学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与刻苦的钻研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者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3.妇女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以来都致力于研究妇女问题。当社会学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熟时，妇女问题就作为一个较为鲜明的社会问题而为我国的社会学家所瞩目。同志于1920年7月，在女子高等师范、朝阳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他有不少篇章著述了他对妇女生活现状的观感,表达了他对妇婴幸福生活的展望。在苏联，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理论和设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苏联妇女、儿童的幸福生活，让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仰，成为他继续推动中国妇女解放前进的强大动力，使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更具世界性。1920年前后，他教学期间，写下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现代的女权运动》等直接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充分肯定了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力主妇女参政议政，揭露封建的娼妓制度对于妇女身心健康的侵害。同志指出，中国由于过去受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压制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指出，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参政议政，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对于战后世界妇女的状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相应的研究。同志针对战后妇女过剩、女工与男工的关系以及劳动阶级的母亲问题三个方面分别作出了分析，并指出，由于妇女相对过剩，就会出现女工与男工争夺劳动机会的问题。在此，他指出“男女工人间有了结合，定能于阶级斗争添一层力量。輮訛輦”他希望我们中国的妇女们能够行动起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地位与解放。同志从社会学视野中观察到，在当时的社会，关注妇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并且当时的中国人心理，大多都不认为妇女有人格。所以，在《废娼问题》文章里，同志从人权及法律的角度，指出坚决废除娼妓制度的五大理由。“第一，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第二，为尊重恋爱生活不可不废娼；第三，为尊重公共卫生不可不废娼；第四，为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不可不废娼；第五，为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不可不废娼。輯訛輦”此外，他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娼妓问题的办法。纵观各国的女权运动历史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针对女权运动的现状从教育、劳动、生活、法律等方面加以分析，指出“妇女们要达到伊们完全解放的目的，非组织一个世界的大联合不可。”妇女的解放运动，是与女权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輱訛輦”他以世界的女权运动为重点，剖析其特点，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要从中借鉴宝贵经验。他还指出了妇女运动的最根本不足在于自身的素质。自身素质未提高，女权运动（或妇女运动）是难以取得胜利的。从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视角妇女问题，在中国是较早的一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指导中国的妇女运动，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这种方法影响了之后中国的社会学家研究妇女问题。
4.自杀问题
对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一直予以十分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早在1913年，就写有《原杀(暗杀与自杀)》一文，他认为暗杀和自杀是因不良政治和社会诸多因素造成的，是社会堕落的极端体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加注意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于1919年11月、1919年12月、1922年1月分别发表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论述自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源于社会的缺陷，根本上是源于黑暗的社会制度。的1.3万多字的《论自杀》一文，分十个部分对自杀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论自杀》分析了诸多影响自杀的因素，并梳理了大量有关自杀的统计数据、各教派的自杀观，以及中外学者关于自杀的一些论述，是五四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杀问题少有的具有分量的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论文。《论自杀》在中国社会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同志的诸多著作从多方面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志本人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努力及所形成的社会学的传统，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同志以一个革命家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社会学者所具有的敏锐，时刻关注着当时的社会种种现象和问题，不失时机地深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亟待解决并影响深远的，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丰富与发展了社会学理论内容，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与西方现代性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勾联，是一种与现代性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对现代性进行智性反思的现代知识形态。正如特纳(J.H.Turner)所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觉的学科得以创立，是用以解释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封建土地体制的衰退以及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的这一进程。”因此，由现代性社会转型而奠基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问题意识及理论解释框架。“现代社会学的形成��独特研究领域的界定、研究主题的形成和适用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给予秩序、为社会生活管理提供有关社会技术和对社会发展进行理性控制为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经典社会学与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勾联，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作过深入的分析。他强调，“社会学的概念和发现，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在《社会学》一书中，他甚至把社会学界定为“对现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来，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以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诊断，都倾向于以单一的变化动力来解释现代性的特征。例如马克思认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动力是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现代性的永不静止的、流动的特征被解释成投资��利润��投资这样循环的结果。而涂尔干则主要从工业主义的影响来探索现代制度的特征，认为工业社会中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竞争这一边缘的、暂时的特征，而是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有力的刺激，现代社会的特征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化的秩序。而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不仅包括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机制和雇佣劳动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内容是指在技术和人类活动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合理化”。其次，在经典社会学话语中，“社会”这一概念占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经典社会学将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这一概念。社会学家尤其是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都试图把社会概念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将与现代性相勾联的“社会”概念视为社会学的内涵，从而把社会学被视为一门与现代社会有内在勾联，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概念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被界定为具有自身内部统一性的体系，而对这一体系展开的某些理论解释，正是以对社会的这种理解为基础的。例如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的观点，社会学最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秩序问题”，因为秩序问题是解释现代社会系统界限的关键。第三，吉登斯强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社会学在知识形态上与现代性特征也密切相关。经典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看成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通性知识，并且如同自然科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信息一样，社会学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的信息，人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预测、控制和干预社会生活。
毫无疑问，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针对现代性问题所构建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分析架构与研究方法，能够比较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征。然而，由于社会本身的变迁，在今天，经典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建构一种贴切当今社会生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已经成为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例如，近年来德国社会学界在对“社会学在今日何为（WozuheutenochSoziologie）”问题的讨论与反思中，对经典社会学理解当今社会生活及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出了颇多质疑。在《失去根基的学科：我们还需要社会学吗？》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会由于个人化��即个人从社会条件如阶级与阶层、性别角色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跨国家组织的扩张、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等因素对传统社会生存界限的颠覆，已导致社会逐渐丧失了影响个人生活方法与形式的决定力量。德特林强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传统上所定义的社会，只剩下单独的个人，而他们早已不再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活动。”既然社会学已失去其研究的对象��社会，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社会学吗？有许多德国社会学家认为，今天先进的西欧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发生的上述重大改变，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经典社会学研究中通往对社会结构分析的阶级、阶层与社会流动三项内容，在面对当今社会生活时，其解释力已十分有限，仅仅通过对这三项内容的研究，已无法清楚地描绘当今社会的结构，掌握其文化特征，说明其权力斗争。正如贝克（UlrichBeck）所说，如同19世纪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在20世纪，现代化使人类再一次从工业社会的生活形态中挣脱出来，建立起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闲）时间、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频繁的社会流动。对当今社会而言，已经不是阶级冲突，而是上述生活选项逐渐成为社会冲突的第一导火线。换言之，由于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与个人化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经典社会学已面临一种强烈的挑战。经典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阶级、阶层已无法完全解释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新社会形态、现象与问题，其社会分析架构对现代社会多变与异质的特征已失去充分掌握与解释的能力。例如，经典社会学中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及韦伯对科层组织等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探讨当时社会结构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的存在状态。在今日社会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与个人化的趋势下，经典社会学的这一理论分析架构是否仍有掌握现代社会生活脉络的解释力，已经变成一个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对经典社会学范式构成基本挑战的社会事实中，由于互联网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会经验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互联网的勃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最具经济技术影响与科学文化意义的社会事件。互联网不仅为当今人们提供了交往与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交往与活动的平台，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整体性转型与重构。互联网在目前已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冲击还将继续存在与扩展。具体地说，互联网对社会的冲击集中体现了上述德特林所说的当今社会的个人化与全球化趋向。一方面，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个人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对被动变得更为主动。在以前，人们的社会生活历程基本上是由社会及家庭给定的，而在网络世界中，“人类以往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连续性都将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这一时代人类生活的主题”。个人有可能从既定的社会条件如阶级、阶层、性别角色等中解放出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所有行为将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主动选择。另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平台，不仅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今社会的全球化趋势，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变数，从而使不同区域的人们有可能摆脱可口可乐式的全球化进程。所有这些，对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验。换言之，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工业时代积累起来的社会经验，因此，相对于经典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概念。对于互联网的这种革命性意义，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被不少西方学者所关注，并开展了学理上的探索。例如贝尔（DanielBell）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等理论概念，都试图揭示当今社会转型的实质与意义。进入8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互联网的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些理论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总之，由于当代社会在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发生的巨大改变，例如价值态度的变迁、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全球化与互联网的扩展等，经典社会学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正面临重大的挑战。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有不少社会学家尝试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传统的社会学概念和思考方向，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这一社会学范式转变的努力与尝试正方兴未艾。二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与普及，都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重构，而互联网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技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远为深刻，终我们的一生，互联网都将是崭新的东西。
互联网在社会层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与其独特的技术特性密切相关。因此，把握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对于在社会学层面上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极为重要的。对于互联网的技术定义，“联合网络委员会”（FNC）在其1995年通过的一项关于“互联网定义”的决议中说：
联合委员会认为，下述语言反映了我们对“互联网”这个词的定义。“互联网”指的是全球性的信息系统��（1）通过全球性的唯一的地址逻辑地链接在一起，这个地址是建立在“网络间协议”（IP）或今后其他协议的基础之上的。（2）可以通过“传输控制协议”和“网络间协议”（TCP/IP），或者今后其他接替的协议或与“网络间协议”（IP）兼容的协议来进行通信。（3）可以让公共用户或者私人用户使用高水平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关的基础设施之上的。
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的技术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是全球性的，而且这种全球性是有技术保证的。作为分布式网络，互联网在技术层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问题。其次，互联网的每一台主机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确定主机在全球性网络中的联结点。再次，这些主机必须按照共同的规则（协议）联结在一起。正是互联网的这些技术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一次崭新的技术革命。
首先，互联网技术革命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互联网最大的优势是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打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无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就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文字、声音、图像把自己与他人相联结，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而互联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完全依赖于其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所谓数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各种复杂多变的信息，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字、数据，再为这些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模型，最后转变为一系列计算机可以识别的二进制代码。与现实世界不同，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规律的数字0和1来代表的，互联网上的所有信息，归根到底都是“数字信息”。数字化对于互联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凭借数字化技术，互联网拓展了信息贮存和传播的空间，从而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媒体。而网络化就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通信技术，集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为一体，供网上用户进行资源共享、信息交换。网络化所形成的信息高速公路，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将距离和时间缩小到零。
其次，互联网技术革命亦推进了个人化进程。互联网上的信息是无限的，作为互联网的使用者，其选择也将是无限的、主动的和个性化的，而这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基本趋向，将是不断走向以用户为中心，以个人主页为中心。“通过个人主页构成网络，在连成一体的网络世界中，每个拥有个人主页的个体将成为自己所拥有文化的解读者，都向全球输出他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他对制度体系的认识、他所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达到这个层面时，……个体间的交互式对话将真正取而代之。……人与人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共容将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可以成为其中有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从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别人了解的机会，也有更多的帮助别人的机会，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长的机会，更多的与别人合作的机会，更多的自我发展的机会。
互联网的上述技术特征，表明互联网是另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因此它也会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如电的发明，印刷、电话的普及一样，改变和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上的结构变革与转型。因此从本质上说，互联网作为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必然表现为一场社会革命，“是一场复杂的社会与技术的互动过程。技术革命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经历一场知识革命。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知识革命引发的范式转移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娱乐和从事许多其他活动的方式。要准确地解读信息革命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无疑它已构成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即时的或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们的价值系统，甚至是我们的家庭体系，我们的所有物，我们的工作。”互联网的这种社会后果，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将会不断地增强。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互联网将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以及信息传播模式，都会因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改变，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现存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与重塑。这种改变与重塑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网络虚拟空间的凸现对人类生存方式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
互联网作为计算机信息和通讯资源的综合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或者一个特定的计算机资源，而是一种将计算机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联网并不是一个物质的或有形的实体，而是一个无形的虚拟空间，一个无中心的全球信息媒介，它能将全世界的人、组织、机构、政府、企业等联结在一起，使用户通过远程登陆，查询和共享数字化信息，并进行网上讨论，电子出版，信息，发送电子邮件等。这意味着互联网最基本的意义在于链接。在互联网这一借助链接而建构的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ies）或虚拟社会（VirtualSociety）中，人们确立各种虚拟身份，建立各种与现实社区中的关系不同的虚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互动的自由空间。这些网络虚拟空间，包括像BBS或Newsgroup这样允许人们随时访问并给予反馈的虚拟空间，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这样的允许人们像在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进行虚拟空间中同步交流的虚拟空间，甚至像真实社区那样的虚拟社区��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免费的电子空间建立自己的个人主页，结果像在真实社区中那样，有着相同兴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间强烈的认同感而住在一起，进行相互交流与互动。因此，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并不意味着虚幻和容易破灭。网络虚拟空间虽然是由纯粹的数字、数据、图表或各种表征现实世界的信息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质实体和有生命的个人，但由于它同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又都是真实的，是一种虚拟的真实。
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络使用者，通常都以ID账号或匿名出现，个人可以隐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实世界中的身份。多媒体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面具，网民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甚至几个作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个人因此丝毫不用担心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和生活会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不同，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那些在现实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天赋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别、外貌等，在互联网世界中却可以被轻易改变。互联网的这种匿名特征，使人们在网上有一种摆脱压抑、无拘无束的感觉。网民可以一方面始终处在隐密的私人空间之中，而另一方面，却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塑造出一个有别于其在真实世界中的人格认同，扮演各种角色与身份，在虚拟社区这一公共领域中与他人进行互动，以展示一个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展示的自我。这时，网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与真实世界不同的虚拟世界之中，
自由和开放是互联网的精髓所在，“互联网的关键概念在于，它不是为某一种需求设计的，而是一种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总的基础结构。”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从在BBS、IRC或Newsgroup上发帖子，到申请自己的讨论区，再到建设自己的网页、网站，这一过程很少受权威意识形态的钳制，在这里，除了技术层面的规范之外，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同时，网络的管理模式是一种松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信息可能来自任何节点，只有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进行管理，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规范与控制网络，亦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三
我们认为，网络社会学作为一种回应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上述社会结构整体转型与重构的新知识形态，应该有其有别于经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在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该在如何理解与解释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因为迄今为止，社会学家对于网络虚拟空间所做的社会学思考，基本上没有摆脱破碎片断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统整体的研究，因此，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心，放在针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独特本性，建构一套有深厚理论思考作支撑的概念命题系统上，以克服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支离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这一突破的社会学后果，可能是一种全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确立。
具体地说，这种基于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新理论范式，其研究范围和问题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题：（1）对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领域？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网民与生活在传统社区中的人们有什么区别？网络空间的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等等。（2）对网络空间所特有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例如网络空间中的信用与风险问题、网络中的青少年保护问题、网络安全与控制问题、网络综合症问题、网恋问题、网络病毒问题、网络色情问题、网络黑客问题、网络中的知识与权力问题等。（3）网络虚拟社会生活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在21世纪，网络将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社会生活空间，但是，无论网络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网络作为一个人造的虚拟世界，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代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所以，网络社会学研究也应该考察人们在网上的社会生活将会对现实社会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与现实社会空间相比，网络空间的独特本性及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网络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网络社会学研究所必须首先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网络空间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Benedikt）认为，“全球网络化，由计算机支持、由计算机进入和由计算机产生，是多维度的、人造的或‘虚拟’的真实。它是真实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是一个窗口；它是虚拟的，所看到的或听到的，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物质的表现，相反它们都是由纯粹的数据或信息组成的。”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拟空间。而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网络空间的这一虚拟特性所造成和决定的。与传统的社会空间不同，网络空间是一种没有时空边界、没有身份、没有家庭和阶层等社会背景的虚拟社区。在这一虚拟社区中，社会成员没有身份（阶层、组织、群体）的差别和限制，经典社会学用以划分阶层的财富、学历、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对于这一新崛起的网络社会的性质，曼纽尔·卡斯特尔（M.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塑着今日社会的基本结构。互联网作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引导着社会的再结构化，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卡斯特尔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历史时代，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网络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结构与形态。在互联网世界中，所有的节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今日西方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节点通过网络联接而成的网络社会。这种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而这种网络化逻辑的不断扩散，必然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以及人们在网络中的在场和缺席，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的凸现，意味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
我们以为，由互联网所营造的这种新社会空间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验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随互联网兴起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特殊社会群体��网民身上。如果说农业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工业社会的基础是市民，那么，网民就是网络社会的基础。网民并不是简单的电脑使用者，而是电脑使用者通过链接而形成的一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员在网络社区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传递信息。与人们在传统社区中的交往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联结和组织起来的，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工业社会从中央核心向边缘的信息传播模式与人际互动模式。在互联网中，即使处于最边缘、最底层的人，也可以同网络中其他人一样，有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时，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同，网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地区、某一国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网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群体，他们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从而使麦克卢汉（M.McLuhan）所说的“地球村（GloblVillage）”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社会学来说，网民这一全新社会群体出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互联网在连接计算机的同时，也连接了使用计算机的人，而一旦通过计算机网络将使用计算机的人连接起来，计算机网络就变成了社会网络。与传统的社会网络相比，在这种因计算机联网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中，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网络虚拟空间的一个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互联网对人际沟通模式的改变。互联网的兴起，对于人际交往来说，是一场科技结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把自己的家建设成为人际交往的天堂，从而使人际沟通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一个新的层面。例如，互联网给人们的沟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进行生产和消费等日常活动，足不出户就能办公、购物、交往等等。茧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OfficeHomeOffice）、电子隐士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生动表现。同时，由于网络人际沟通完全依靠互联网络传达，因而在真实世界面对面交往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些关键因素，如表情、语调、身体语言等，在网络人际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对于日常的人际沟通，网络人际沟通显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创意，而且相对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网络人际交往显得更为平等，更少群体压力。但与此同时，网络人际沟通也可能导致人们对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使人变得更为退缩，甚至造成网络幽闭症的出现，进而发展出网络人际交往中的攻击行为。因此，互联网在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并有可能因此损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面对面的交往，使个人从真实世界中彻底隐退。
互联网的兴起，还重塑了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模式。由于互联网是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因此网民在网络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方式进行，从而建构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组织模式。在这种没有中心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模式中，信息传播与人际互动完全是开放和发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差别而平等地获得信息，可以超越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等等的差别而平等地交往。因此，这种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压制，超越了因权力分配而导致的信息、地位差距，从而有可能使人们在平等交往的基础上重塑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个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信息与权力，并由此导致一种新型、高效和有高应变能力的组织产生。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必然会向积极的一面发展，实际上，这种新的组织方式也为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从而使得某些有组织的集体或突发事件的出现更难控制和预防。
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网络本身的社会问题，也包括网络对现实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互联网使网络的关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隐藏在可执行程序或数据文件中的具有自我复制和传播能力的计算机病毒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便是一例。计算机病毒从开始传播到导致整个网络被感染，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它对网络社会的破坏性，显然具有与现实社会极不相同的特点。据统计，在已经上网的用户中，有大约80%的用户受到过来自互联网上的病毒攻击。自从1988年11月第1例计算机病毒��莫里斯蠕虫在有6000台计算机联网的ARPA网被发现以来，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也越来越广，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计算机病毒大约有25500余种之多，可以说，计算机病毒已经成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又如，随互联网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网络犯罪，与发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征。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匿名性，使个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间就可以进行或参与在真实世界中限于各种条件而不易进行的犯罪活动。目前，比较典型的网络犯罪如网络盗窃、网络诈骗、破坏网络数据、网络洗钱等等，都已经对社会公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网络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动性、高隐蔽性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在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传播几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个人通过互联网接触色情信息也极为方便和安全，这无形之中消除了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接触色情信息所必然会受到的各种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来自权威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道德感等），从而促进色情信息的传播与扩散。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色情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表现在色情信息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更在于网民追逐和迷恋这些色情信息的狂热程度。
知识鸿沟的扩大也极有可能是我们在网络时代所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Tichenor）、多诺霍（G.Donohue）和奥里恩（C.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按照这一假设，互联网的扩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互联网是当今技术含量最高的信息媒体，它在知识传播上集多种传统传媒的优势于一身，具备可以处理海量信息、快速检索、双向交互、多媒体合一等优点。然而，昂贵的设施、价格不菲的上网费、不易理解并掌握的计算机知识，好像一座分水岭把社会大众一分为二：一方是媒介技术专家及高学历群体，而另一方则是普通大众。虽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万用户，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目前中国，上网仍然是一种远离百姓的“贵族化”活动。例如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1年1月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人数已达2250万。其中高中(中专)23.45%、大专28.97%、本科38.82%、硕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户地域分布处于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广东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苏5.43%。可见，目前中国的主流网民的基本特征是：文化程度较高、个人收入大多处于中高水平、生活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这一数据表明，起码在目前，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知识沟”，相反，互联网有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知识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互联网崛起所引发的新社会问题，显然远不止上述这些。它还有可能造成文化冲突、人际关系疏离、信息焦虑、网络沉溺、网络孤独、网络谣言扩散等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调查，也应该是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面对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经验，调整和改变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当务之急。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所说：“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网络社会学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向社会发问的方式。这意味着，网络社会学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网络社会学的研究极有可能将社会学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从而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崭新的范式。网络社会学范式的新，与经典社会学研究范式相比，首先体现在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基点的社会学。经典社会学总是有一个关注的基点，以此作为社会学思考及理论建构的立足点。例如经典社会学的叙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为其叙事的基点，以社会作为其知识架构的立足点。与此不同，网络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基本事实是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与多元性，由于网络社会学把其理论架构建立在对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的认识之上，因此在网络社会学理论架构中，不可能有像经典社会学那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网络社会学是一种没有中心权威和中心话语的社会学，即一种后现代的社会学。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寻求真理，并译介西方社会学著作的同时，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平与救国救民思想的介绍和讨论也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1899年，《万国公报》4月号发表了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节译的蔡尔康的《大同学》一文，提到近世学派中“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如德国之马客思”。这里的“马客思”即是Marx在我国的最早译名。[1]随后，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社会学说的介绍陆续出现在报章杂志和各类书刊。但这段时期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还是零碎的。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瞿秋白、李达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以孔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理论缺陷进行批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第一代领导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准确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创造性运用的重大成果。在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系统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性质、特点、矛盾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建设奠定基础。邓小平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核心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设形态方面，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论述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补课”论，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铺平了道路，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全面的思考,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在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带领社会学学者开始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工作，从而把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推向新高潮。他主要从小城镇研究、家庭社会学研究、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等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进程。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展望
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全球政治格局进入了空前变动时期，现代世界体系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在当前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的时期，理解并跟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当展。当前世界和中国具有这样一些社会趋势：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更易形成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传统上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这些趋势表明，我们时代的社会实践结构正在或已经超越古典现代时期。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工程正是在这种极为特殊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的。[2]
这一时代性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量。这类重大现象几乎都聚焦到一个问题上，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质和当代形式。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视为许多复杂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基本分野。但是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与统一、冲突与整合的辩证思想，至今仍然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立与协调、冲突与整合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从对立和冲突之中寻求协调和整合，在协调和整合之中洞察对立和冲突；研究对立和冲突是为了促进协调和整合，反过来，探讨协调和整合是为了解决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方法论对于把握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有着根本性意义，这本身也说明了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形态和形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新型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阶段，理念和思想是最为强大的利器。真正理解维护建设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形态甚至是其本来意义，意味着把握了理解历史性转换的一个思维构架，使远大志向在实践向度上深入拓展。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按照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助于指导我们去“观世界”,并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世界图景”。理论具有三种特质:一是历史的兼容性,强调理论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提炼和升华;二是时代的容涵性,强调理论是“思想中的时代”,即理论来源于现实;三是巨大的逻辑展开性,强调理论具有一种逻辑之美[1]。英克尔斯曾谈到社会学研究的三条途径,即历史的途径(创始人说了些什么)、经验的途径(当下的社会学家说了些什么)和分析的途径(理性指示的是什么)。无论是哲学对理论特质的概括还是英克尔斯对社会学研究途径的概括,都强调了历史、当下和逻辑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说明了建构社会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历史代表了“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重要性,当下代表了面向现实、思考现实的重要性,逻辑强调了理性思辨的重要性。
按照历史、当下和逻辑三方面来建构的理论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JefferyC.Alexander)给理论的定义是“理论就是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①;结构功能主义除帕森斯之外的另一个大师级人物默顿(RobertK.Merton)指出“社会学理论是逻辑上相关联并能推导出实验一致性的一组命题”[2];科技哲学家罗纳德(Rich2ardRudner)曾经把理论定义为:“一套系统地相互联系的、包括一些类似规律的概化的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陈述”②;社会学家纽曼(W.LawrenceNeuman)也给出了对“社会理论”的定义:“社会理论是将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浓缩和组织起来的由相互关联的抽象概念所构成的体系。理论是思考社会世界的简单方法。人们经常创立关于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新理论”[3]。风笑天从社会调查研究的角度指出,“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4]。从以上对理论的定义中,我们看到了理论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及由概念组成的命题,理论的特点是可以用经验事实来验证。我们也看到了理论形成的两种过程,一种是理论建构,另一种是理论检验。对照华莱士的“科学环”,以归纳法为特征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科学环”的左半圆,其过程是:观察(具体的个别的资料)经验概括(共性归纳)理论;而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检验过程是“科学环”的右半圆,其过程是:理论提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假设检验证实或证伪假设理论。在这两种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过程在以田野调查为特征的实地研究中使用较多,理论检验则在社会统计调查中使用较多。社会学理论是直面经验事实的,这是社会学这门脱胎于哲学的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所在。
以上我们界定了什么是理论及理论的形成过程,那么理论对社会学研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构成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素是概念,所以理论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套概念系统,在专业学习的意义上我们把它称作“专业术语”。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自然会引导社会学的研究人员用社会学概念来展开分析。这就是理论的第一个作用,理论有助于把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视野中来,也就是有助于形成社会学的特定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
第二,社会学理论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身份的标识,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社会学理论前提是该研究是不是“社会学研究”的标志。很多学者都在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重要性。社会调查如果放弃了理论前提,这样的调查就只能停留在日常观察的水平上,和民意测验、市场调查没有任何分别,从而陷入“通俗化”的境地。
第三,过往的理论会启发研究者去思考,构成研究者思想的火花。研究者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的时候,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往往会感到无从下手,这时候就需要一些“启发”。过往的理论与社会现实撞击出了研究者思想的火花。
第四,理论可以提供研究的解释。理论除了把研究者引入了社会学的视野中并指导其研究的方向,还为研究提供了解释的视角。笔者在2004年对滇东农村的“过密化③”现象进行了研究,关注滇东农村呈现出和人口大量外流的主流人口流动形式不同的人口流动现状,即“过密化”。在相关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笔者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推拉理论”引出的第三股力量———以“乡土性”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吸附力“规范”着农民的行为方式。传统推拉理论对滇东人口流动形式缺乏解释力,因为从当地人地关系紧张、生活水平低下的现状来看,如果依据“推拉理论”来进行解释的话,宏图村的人口流动应该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极富活力,这样才合乎逻辑。所以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宏图村的人口流动状况之所以和主流的人口流动状况不同,“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显然被另外一股力量所“中和”。这股力量显然要大于至少是等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所必需的“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合力。这股力量正是以乡土性④和乡村传统为特征的一股强大“吸附力”。二是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认为“过密化”是农民的生存理性选择。像宏图村一样的传统农村,农民在考虑是选择在家种地还是外出打工时,他们遵循的并不是“经济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安全第一,风险最小”(代价最小化)。而实际上,无论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还是“代价最小化”,这其中包含着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基于生活压力下做出的理性选择被称为“生存理性选择”。三是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农民大量外流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的形成,先前外出的农民工以个体或集合体为单位形成一个又一个网络接点,为后来想出去务工的农民提供了信息的支持。宏图村外出打工的很少,即社会支持网还未形成,或者说,只是处于雏形阶段,接点太少使个人获得信息的关系支持只是简单的直线型的,还未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往往会造成农民流动速度过慢甚至是停滞[5]。
总之,就像哲学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观世界”的世界观一样,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社会学观”,用这种“社会学观”去“观社会”,形成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图景”。
二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
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以为只要进行经验观察和描述事实就是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一些研究中排斥理论思考和忽视理论概括。郑杭生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性或狭隘实证性的社会学理解,这种社会学被限定在强调科学精神和经验原则的英美实证社会学的范围之内。造成中国社会学现象的现状是:课题立项多,理论成果少;经验事实描述多,深入分析少;热点问题多,学术积累少[6]。
社会调查领域,对理论的忽视更为明显,由于社会调查要直面经验的社会事实,似乎对看到的经验事实进行描述就是社会调查的全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东西。刘少杰考察了1988～1998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31篇社会调查报告,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29%,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社会调查报告占56%,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大陆社会调查对理论前提的忽视程度。刘少杰进一步指出,从这些社会调查报告来看,有无理论前提讨论所显示的水平高低差别很大。具有明确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不仅主题鲜明、概念明确、指标具体、讨论逻辑清晰,而且所得结论也达到较高的理论概括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相反,那些没有理论前提讨论的调查报告,无非是些直观的、简单的现象描述,其意义至多不过是为他人开展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粗浅的材料。这样的研究往往流于表面,触及不到深层的社会问题。最后他指出,《社会学研究》11年发表的社会调查报告反映了中国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和存在状况[7]。应该说,像刘少杰描述的这些情况,在中国社会学界还是相当普遍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时候秉承了实证社会学经验性的特点,而忽略了实证社会学也有理论前提的需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科学贫困”的问题,即中国的很多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在功利性的科研评价机制面前,很多研究人员为了使科研数量达到相关要求,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简单拼凑而成的。为了满足研究人员职称评定的需求,大量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山寨”期刊,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需要缴纳版面费的。很多刊物不管文章如何只要交钱就给发,严重影响了学术的“声誉”,也是对人类探求科学精神的亵渎。论文剽窃现象也屡见不鲜。文军曾借用布迪厄场域的观点,指出中国“社会学学术场域中”存在“失范现象”,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谈论社会问题的人,似乎都成了社会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认识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社会学的学术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8]。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理论前提缺失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有简单的社会现象统计报告的撰写,有“科学贫困”,也有社会学学术场域的失范现象。这些因素成为了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三社会学如何理论自觉?
社会学研究中理论前提的缺失很大程度是由于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社会学实践认识的一种正确态度以及社会学者自我反思的理论品质[9]。实际上包括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反思、理论选择和理论建构不同层次的自觉。
首先是理论学习的自觉,要自觉地学习过往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弄清楚原作者说了些什么,即所谓的“原谓”⑤,这也是我们强调的要面向文本,多看书。对已有社会学文本的学习是我们社会学入门的第一步。
其次是理论研究的自觉,毕竟原作者所说的只是他“思想”的“语言”的表达,如果是看翻译的著作,又经过了别人“语言”的二次表达。所以我们了解了原作者所说的之后,还要分析“原作者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谓”)、“原作者可能说了些什么”(“蕴谓”)以及“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当谓”)。转第三是理论反思的自觉。在哲学那里,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所谓的反思思想;社会学的理论反思相应就是社会学理论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即强调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反思。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对社会学这门学科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创立了“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叫做“反思社会学”。其中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有代表性。因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自己独特的研究特征:从反思的主体看,反思社会学主体既是研究者的个人又是由研究者组成的学科共同体,“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10]。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11]。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是要巩固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反思两个基本效应上,一个是科学方面的,一个是政治方面的。首先,社会学反思自身,有助于增强这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明确自己的学科地位,从而维护社会学的科学性。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理应成为“元”科学,但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其次,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功能。总之,社会学要不断自觉地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并自觉地反思自己的语言符号,才能确立、维护自己的科学地位和政治功能。社会学是一门反思的科学,更应该是一个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
第四是理论选择的自觉。在众多的社会理论中,社会学研究者要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选择合适的理论进行本土社会学研究,所以理论选择的自觉实际上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自觉。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必须立足于本土情景,选择适合即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在寻找理论前提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社会,伦理的温情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强关系”⑥在中国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研究,不仅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特征,还不能忽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性因素。就像刘少杰所说的那样,在思考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时,应该超出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关注到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解论、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论等等社会学理论。因为这些社会学理论从不同视角研究了社会生活的主观因素,分别在思维方式、展开形式和价值原则等方面作出了深入思考,不仅有补于网络结构理论的局限,而且更切近中国社会现实[12]。这实际上是告诉社会学的研究者,不仅要有重视理论的自觉,还要有理论选择的自觉。
最后是理论建构的自觉,把已选择的理论和当下的现实结合起来,建构新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在现实的指导下对原作者的意思进行修正、扬弃和创新(即“实谓”)。中国社会学必须把理论自觉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既面向文本又面向现实,最终建构起真正的中国社会学理论。
在郑杭生看来,相对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层出不穷的崭新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足,如对本国社会思想和社会学理论、国外社会学理论的挖掘、评价和总结做得都不够[13]。因而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命运和发展前景。
中国社会学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形成一种理论品质,并结合本土情境不断反思自身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思自身的语言符号,反思社会学场域中的各种“失范”现象。社会学应当成为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摘要：西方的新社会经济学对经济市场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为了描述经济市场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目前，我国对经济市场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市场的研究成果，其会对我国市场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总结新经济社会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并且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作者:刘婷婷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一、问题学生的形成：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越轨社会学理论倾向于从社会的角度分析解释越轨现象，可是由于研究者视角、关注点等的不同，相关学者对于越轨现象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越轨社会学理论阵营里具有多种理论，如标签理论、文化冲突理论、失范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决定了其解释的立场与角度，对于“问题学生”的成因有着不同的思考。在对“问题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问题学生”的成因所在。
（一）标签理论的基本观点
标签理论是出现于20世纪中期，解释犯罪行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它认为，个体越轨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社会贴标签的结果。为了较好地说明这一观点，标签理论将人的偏差行为分为“初级偏差行为”和“次级偏差行为”两类。对于越轨者而言，初级偏差行为可能是临时的、无意识的行为，而次级偏差行为则是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在初级偏差行为发展到次级偏差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判定（贴标签）是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言之，当社会给个体的初级偏差行为贴上“越轨”的标签时，个体会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期待和行为方式，按照标签的内容重构自己的形象。此时，初级偏差行为转变为次级偏差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有意识的举动。依据标签理论的观点，我们认为，个体成为职业越轨者需要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一是既定标签的存在。即，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种种描述越轨行为的“标签”，如“盗窃”。二是社会中的他人发现或者察觉到越轨者的越轨行为，如个体偶然的盗窃行为被人发现。三是他人（尤其是越轨者的重要他人）为越轨者贴上相应的标签。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个体逐渐认可并内化标签所赋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慢慢地发展成为一名职业越轨者。在这个理论看来，问题学生之所以出现，是别人张贴“标签”的结果。
（二）文化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差异是引起社会越轨的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着类型多样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较为独特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被一个文化群体所接受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群体来说极有可能是越轨行为。电影《刮痧》就明显的体现出这一点。“刮痧”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手法，为我们所认可。但是，当身处美国的中国成年人用这种手法为孩子治病时，其却被界定为一种虐待孩子的行为，触犯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越轨是文化界定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塞林（T.Selin）区分了两种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与横向文化冲突。纵向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时期的文化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是指同一时期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方面，受教育者的一些越轨行为一般是由纵向文化冲突造成的。这是由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对于一些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理解也就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教师处于较为强势的位置，其往往将学生的行为界定为“越轨”，例如，在教师看来，学生染发就是一种越轨行为。此外，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纵向文化冲突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的越轨。如，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会使教师将学生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越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学生”的出现是由文化界定造成的。
（三）失范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学先驱爱弥尔•涂尔干将失范一词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中。他用失范描述这样一种状态：社会规范和价值相互矛盾、冲突或者社会规范与价值相对脆弱，个人与社会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很容易出现越轨行为。这是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价值真空或者价值混乱时期，社会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这个社会中，个体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缺乏有效的价值引导与行为指导。按照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维度，我们可以将社会失范分为纵向失范与横向失范两个类型。所谓纵向失范，指的是社会中既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中缺乏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正如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所谓横向失范，是指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价值体系存在矛盾与冲突，处于这些系统中的个体缺乏一个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作为指导。具体到学生身上而言，就是家庭价值体系、学校价值体系、社会价值体系两两冲突，或者三者都有所差异。在道德教育过程中，5+2≤0现象的出现与此具有莫大的关系。由此看来，不同环境中价值规范的冲突导致了问题学生的出现。
（四）社会控制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控制理论有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个体天生具有利己与反社会的倾向，从人的天性出发，反抗是一种正常现象；二是人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规范是非常清楚的，人们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否发生了越轨行为。基于这两个假设，越轨理论指出，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着越轨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与约束不足。换言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出现越轨行为，是因为我们受到一些关键社会纽带的控制与束缚。而在越轨者那里，这些关键纽带呈软弱状态。一般而言，这些关键社会纽带主要包括“附属”“承诺”“参与”等。“附属”是指个体依附于其他个体，如父母、教师、朋友等；“承诺”则是指个体为一些传统、正规的目标工作，如学生为了考上大学而辛苦的学习；“参与”指的是个体积极的参加社会的常规活动，如学生积极主动的参加学校、班级中的活动。在这些社会纽带强有力的束缚与控制中，个体能够较为有效地抵制越轨诱惑，控制自己的越轨冲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越轨行为的出现。从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学校中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学生”，主要是社会纽带控制不足造成的。
二、问题学生的德育：来自越轨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学生道德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个体。即，学生道德品质如何，主要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比较强调“修身”“内省”等教育方式。而越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则告诉我们：学生道德品质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学生个体，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言之，在培养学生的德性时，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学生自律、自觉，还要考虑学生生活的环境、与学生互动的个体等因素。因此，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我们需要经历一个从学生道德到外部环境的视角转换，这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方法论启示。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努力。
（一）留意学生的道德表现，并及时加以强化
在日常的道德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应该随时留意学生的各种道德表现，并运用适当的标签强化这些已经出现的行为。总的来说，在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过程中，教育者应该有“贴标签”的意识。即，给学生一些临时性、随意性的道德行为贴上道德的标签，促进其道德行为的长久化、固定化。比如，当发现学生帮助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应及时的将“助人为乐”的标签赋予学生。具体而言，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需要准备大量的“标签”。标签的存在是贴标签行为发生的前提，因而教育者应该备有丰富多样的标签。这是由于：标签的内容越是细致、越是具体，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越个性化、越深化。这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德育工作中，我们不仅仅需要准备一些较为概括性的标签，如“好孩子”，还要准备一些较为具体的标签，如“诚实”“勇敢”“自信”等。其次，教育者需要时刻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表现，随时发现学生的道德闪光点。为了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需要关注学生的整体生活。例如，教师不能仅注意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还要留意其在课堂之外甚至学校之外的表现。第三，教育者适时的将标签贴在学生身上。在这里，教育者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贴标签的时机，在发现学生的道德行为之后，教育者应该及时的发出贴标签行为。二是贴标签的主体。在给学生贴标签时，教育者应该尽量寻找学生的“重要他人”，即学生较为信服的人，这样能够形成更好的结果。
（二）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并积极地与受教育者开展对话
文化冲突理论凸显了越轨行为的文化特质，揭示出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文化性。这给我们的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二是与受教育者展开积极的对话。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此举能够有效地增强道德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第一，教育者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对于道德教育而言，教育者了解受教者的文化，主要是了解适合于受教育者文化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一方面，道德观念有所更新。例如，几十年前，男女生交往过密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今天，其却被视为一种正常的交往现象。另一方面，道德行为模式有所变化。何谓尊重教师能够较为明显的体现这一点。数十年前，尊重教师意味着对老师言听计从，甚至是唯唯诺诺。当下，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讨论甚至是争论，对于学生而言，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尊重教师。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学生的行为表现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内心深处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有很大部分与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价值是一致的”。因此，在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时，教育者应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深入了解受教育者的文化。第二，受教育者应该与教育者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开展对话，有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消除可能产生的矛盾与误会。在对话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在交流过程中，交流双方需要尊重对方言说的权利。自己无论是否欢迎、赞成，都要允许对方表达出来。二是对话双方保持一个平等的地位。在对话的过程中，各种观点的价值、意义虽然存在差异，但是其地位却是平等的。因此，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教育者，切不可用自己的话语来裁剪受教育者的话语，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
（三）建设统一的价值体系，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
失范理论强调了价值体系统一对于受教育者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因此，该理论对于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启示就是形成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加以努力。从纵向上讲，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较为统一的价值体系。统一的价值体系就是指整个社会较为认可的，同时能够指导社会成员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如提出核心价值观念，并对这些价值进行阐释等工作，也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社会中的个体需要接受、践行这些价值观念，并对其他社会成员加以督促，从行动上推进统一价值体系的建立。通过这些途径，我们才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有规范、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从横向上讲，我们需要打通受教育者的不同生活场域。一般而言，受教育者生活于家庭、学校与社会三个场域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打通这三个生活场域。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家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家校价值观念的统一。面对社会，家庭与学校既不能孤傲的保持理想主义，也不能完全为社会所制。家长或教师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社会现实，让学生知晓如何道德的处理真实社会事件，提高家校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生活的一致性。
（四）加强正向的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的社会纽带
通过对于社会控制理论的描述可知，按照性质划分，社会纽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正向社会纽带与负向社会纽带。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长，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纽带，教育者可以分门别类的对待。第一，教育者需要加强个体的正向社会纽带。教育者加强受教育正向的社会纽带，就是将学生更多地束缚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与社会规范中，让学生习得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注意。首先，教育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魅力，尽量成为受教育者的“依附者”；其次，教育者应该不断探讨新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树立较为正规的目标；最后，学校或者教育者可以开展具有吸引力的活动，让受教育者不断地参与到正常群体的活动中。第二，教育者应该消解个体的负向社会纽带。消解负向社会纽带，就是将受教育者从社会不认可的价值观念或行为方式中释放出来，避免其对于受教育者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同样可以从“附属”“承诺”“参与”这三个方面予以努力。首先，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少受教育者与越轨者的接触，减轻对于越轨者的依附；其次，通过对于一些消极社会目标的分析，教育者可以促使受教育者放弃一些不为社会认可的目标；最后，教育者需要为受教育者划定一些边界，控制学生对于一些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基本上不可能是万能良药，其仅仅是为我们思考相关事物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同时我们也确信，当用多种理论关照一件事情时，我们也会获得相对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本文阐释了多种越轨社会学理论对于道德教育的启示，以期对读者有所裨益。在这里，笔者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分析越轨现象还是进行道德教育，人们所思考的基本上是：个体的某些思想观念或者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关越轨现象的相关理论有助于教育者思考道德教育工作的改善，因此我们需要对二者的关系予以关注。
作者：孔祥渊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摘要:罗斯科•庞德(RoscoePound，1870－1964)，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的领导者，也是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早期代表人物，是美国法社会学发展历史中不可一世的领军人物，生前曾在内布拉斯加州担任律师，并在植物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后期辗转多处，并于1916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为其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充裕的时间，但是他个人雄厚的知识底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品质基础。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控制;普通法;法律至上;遵循先例
一、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庞德在继承了霍姆斯法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之后，将法律视为一种手段，即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庞德的观点之下，法律是一种工具，其所关注的是在法律制度，律令和准则控制之下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律概念是因目而生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服务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而在庞德的著作中，其将法律的性质定义为其为发达社会中的一种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而此种社会控制形式则是将在司法和行政中适用的权威性律令体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理想的引导下，运用权威性技术进行适用。而后期构建的法律理想始终是与实际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法律理想作为法律秩序将要达到的目的，在实际的法律秩序行程中起引航作用，鉴于此，庞德将已经成熟的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将法律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为唯一目的的阶段定义为原始法阶段。此阶段为法律秩序提供了和平规制社会这一理念，与以维持治安或者和平这一目的相辅相成，引导着原始法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治安中发挥作用。(二)将以法律救济适用中的确定性作为法律秩序所追求的首要目的的阶段视为严格法阶段。此一阶段追求以法律救济作为手段以获得社会安全这一目的。(三)将以强制实施义务来符合伦理行为的善良道德规范为目的的法律阶段称为衡平法与自然法阶段。期间，伦理行为和善良道德规范是目的，而强制实施义务则作为手段，目的引导手段，手段以目的作为引导和航向，共同塑造了这一经由理性而达至善良的法律秩序。(四)在走过了上述(2)和(3)阶段以后，法律秩序在融合了严格法的稳定和衡平法与自然法的灵活之后，顺其自然，一路发展达至法律成熟阶段，即通过维护权利，以确保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安全，至此才彻底构建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五)在后期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无尽的人类需求的时候，为规制无节制的索取、减少浪费以及在度过合理利用资源中的重重阻碍，庞德提出了法律社会化阶段，而此阶段法律秩序的目的也就是用有限资源满足无尽的人类需求，最终实现少浪费，有规律索取的合理化配置。(六)在法律秩序走过以上几个阶段之后，法学家的迫切任务将是调解地方立法与世界普遍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面对正在发生的实践和现实时，法学家的一项急迫而且有重要意义的任务。因此便有了世界法阶段，这一阶段是融合了理性和目的的情况下，追求获得立法手段来制定强制实施规则的政治理念的让步，将理性适用于司法发现这一进步理念扶上舞台。综上所述，以上六个成熟法律发展阶段的划分和进步趋势，都是以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在建构此种阶段的法律理想和预计达到的目的的引领下，为服务于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现实，将法律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社会控制，在此种大背景之下，主张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都应当服务于它们所依从的社会目的。
二、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法社会学倡导者对这一学说精神实质的具体体现，庞德以此来呼吁我们将关注公共利益与关注个人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倡导在法律传统之中注入法律理想，而最为主要的是，法律的变化应该与新的社会情况的变化一脉相承，而不是仅仅侧重于法律或社会的某一个方面，追求社会或者是法律单方面发展的极致程度。除了以上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普通法的精神之外，更为关键的是，《普通法的精神》给我们现在的中国法学者带来一种思考，庞德作为一代宗师，以其非凡的手笔和精巧的思辨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时代社会制度之价值基础的普通法以其传统的精神维系着美国社会的价值秩序，而此种富有活力并坚忍不拔的英美普通法的精神，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法律人才在为我们目前将法律原则变成卷帙浩繁的法律条文而感到骄傲之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距离建立作为社会制度价值基础的法律精神还有多远，我们在面对个案正义和制度正义的时候，是否还是无视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一味的以为朴素道义的摇旗呐喊来淹没维护制度正义的力量，我们的法律精神是什么?
(一)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的精神》中“精神”二字，作为一种人的意识和心理状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庞德在该文中毫不迟疑的将法律精神作为一个时代一切社会制度的价值基础，意味着法律制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地位，是需要人们理性的捍卫遵守经过权威性制定并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的。在法律至上原则之下，没有经过人们的爱国情结、同情心和民族情结冲击之下的制度性例外，人们必须一致地，毫不迟疑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不是我们在现今时代，言论自由泛滥环境之下响彻于社会制度之中的一句完美主义的口号，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之中，代表我们普遍认可的主流意识的精神确认。于是，英国法官们和詹姆士一世在进行激烈论战之时所提出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普通法精神中永不磨灭的原则，它既是民众意识的高度集中和反映，也是打破统治者造法，专制立法的力量源泉。自此，我们以只奉行理性法律而不再屈服于个人专制权力和情感意志为准则的法律至上原则，成为法律本身权威和我们普通个人、法官及法律学者甚至统治者在内对理性法律遵守和捍卫的价值基础。
(二)遵循先例原则
在普通法的精神中，与法律至上原则并驾齐驱的还有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在英美法的传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和着普通法发展的步伐，从最初英国的法院惯例脱身而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法律制度。而遵循先例则将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受到双重影响或约束，即:(1)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法官在已决案件中与此相似或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或规则;(2)已有判决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至此，遵循先例原则中包含着司法经验主义这一精神，这一由法学家或立法者提供资料而创生的司法经验主义将法律从19世纪的故步自封中解救出来，换言之，遵循先例原则崇尚的是理性判决，拒绝以武断的个人意志作为判决基础。但是，遵循先例原则和司法经验主义，并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和司法造法的无情否定，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以审判职能的纯机械性理论去限制司法造法，它都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我们能做的只是最大限度的承认遵循先例原则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可估量性，然后追求在这原则指导下的合理范围内的确定和发展，这也是遵循先例原则在普通法中经得起考验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作为普通法的基本原则，以其身后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在普通法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二者不仅是德国法律理念的代表，也是法律对上帝的正义和真理的探求，普通法的原理作为一种应用于经验的理性原理，体现了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在普通法的精神中，法律并不由国王意志随意武断地创造，而是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经验以及专业技能的法律学者和法学家们在综合过去和现在已有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经验中发现的，这也是法律至上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的理论精髓和成功之处。
三、结语
以上这些理论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将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是庞德法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论调，但是法作为一种工具，要在其实践中大展拳脚则需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和历史考验的法律精神作为支撑。而鉴于法律自身所需要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追求稳中求进，就不得不减少一夜之间调整我们法律体系之妄想而追求循规蹈矩的理性进步，减少因企图随意改变法律而带来的危险，于是，遵循先例原则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作者：魏艳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1经济社会学对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
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对企业的预算管理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学指引企业的发展，企业预算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更是十分的关键，社会经济学当中强调理论和实践应该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其的指引下可以使得企业的预算管理更加的科学合理。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作用下，企业预算管理更加重视的是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充分的考虑到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概预算计划，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社会学可以为企业的概预算提供强大的基础和依据，此外，其也开启了新的预算编制方式。
2基于经济社会学理论下加强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的措施
2.1拓宽企业管理层，促进企业价值联动增长
在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下，财务行为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网络，在实际的工作中也将个人和团体的财务行为都归入到财务工作中，在整个网络内的人员都要监理非常强的大局观和整体观，在实际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和集体的利益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将企业的概预算管理放在三个维度上去执行，将三个维度的管理工作充分的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三者能够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从而也使得企业的概预算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企业价值的联动增长。
2.2重视个体、团体和企业预算管理的博弈
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博弈，但是社会经济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当前更加重视的是团体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将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概预算进行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企业概预算工作在机体权力中的制约和纵向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工作中不远的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将个人成员退出的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计算，这样才能更好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更好的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此外，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企业生产活动所要承担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压力，实际上，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社会会给其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企业运行或者是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将这些无形的资产变得更加有形化和物质化。
2.3改进企业预算管理的控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消费观念的改变，经常会打乱企业的长、短期战略目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否定现有的企业预算管理模式，应将完美实现计划，作为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随机应变，充分发挥预算控制能力作为关键要素，加以执行。
3结论
在经济理论的作用下，在企业发展和运行的过程中，应该将概预算管理由硬性控制，变成软性的控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个人、集体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同时企业还应该在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科学的预算机制，让企业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使得企业可以更好的得以发展。
作者：龚开楠 单位：中共大庆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