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7 09: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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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