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8 05: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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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回顾中国公司法颁布和实施以来的情况。肯定立法的改革精神和进步性，指出其存在 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提出了公司法修订意见。分析了妨碍法的实施和影响公司规范 运作的各种因素，包括体制、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法治意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国家 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必将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中国公司法的改革精神和进步性
中国公司法自1993年12月29日颁布、1994年7月1日实施以来，事实证明这是一部较好 的法律。它所设计的法律制度较为规范，同国际通行做法基本接轨，实施情况总的来说 是良好的，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 用。
公司法从酝酿到正式出台，其背景特点主要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先是国企改革，后 来进而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主要是国企改革。80 年代初期是让利放权，其后提出两条思路：一是搞股份制；二是搞承包制。当时人们对 股份制疑虑重重，怕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8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推行承包经营。承 包制有许多固有的局限性，事实证明效果不佳。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契机，国家 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明确指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企改 革力度加大，推行股份制终于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5月由国务 院有关部委了由15个文件组成的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全套政策法规。特别 是其中两个“规范意见”，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可以 称得上是后来出台的我国公司法的雏形。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规范意见”才 1年多时间，公司法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反映了国家和民众对于推行公司制 和加快改革的急迫心情。
公司制（即中国过去所谓的股份制）不仅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了最佳法律途径和组织形 态，而且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企业形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企业形态是按 其财产所有制形式划分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当时被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企业。 要实行市场经济，一则国有企业比重不能太大，在经营方式上政府不能管得过宽、过死 ，要改革、改制，否则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二则各种企业要能在市场上 公平竞争，政策对待及法律上的权利和地位要平等，要使之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赛，不 能因所有制不同而异。国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企业的法律形态都主要是按照投 资结构、组合方式和责任形式等划分的，基本形态为公司—合伙企业—独资企业，而公 司是现代各国企业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形态。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 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 有益探索”。此决定后，全国掀起了“公司化”热潮。它推动了公司法的立法和实 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公司法所被赋予的基本任务和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 改革，即为企业改革（主要是国企改革）设定法律途径和组织形态，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 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育。这一点在公司法第1条中有明确的规定，在许多具体公司制度 设计上也有所表现。
中国公司法的出台，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想酝酿和试点实践。它是国家改革开放进程 不断深化，人们思想逐步解放，传统保守观念不断被克服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使中国大陆（首先是沿海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 商投资、中外合资的企业，它们主要采取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这是中国大陆自50年代社 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20多年来首批出现的较为规范的公司形式。此前中国也有许多称 为“公司”的企业，但实际上都是国有（独资）企业或集体企业。在80年代中期，国家开 始对部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试点，把它们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 人一方面以担心公司究竟“姓资”还是“姓社”、是否会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由，进 行抵触；另一方面又接过“公司”名号，将国有独资企业、甚至将一些国家行政机关原 封不动地改挂“公司”招牌，并理直气壮地声称这是“中国特色”的公司。由于“行政 性公司”大量涌现，它们截留国家决定下放给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并造成其他许多不利 后果，政府多次指示要“清理整顿”公司。由于当时未制定公司法，清理整顿无标准可 循。1985年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通知》和《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中对公司概念的界定，也只是强调公司是“经济实体”。它划分了行政机关与企业的界 限，但并不能区分国有企业与公司的差异。1992年5月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两个《公 司规范意见》对公司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公司应有“2个以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或 “3个以上发起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它一些必备特征。这终于把公司同其它企业作 了区分。后来颁布的公司法在《规范意见》的基础上，从公司定义到各种具体制度进一 步揭示了公司的特征及其同其它形态企业的区别。这些规定同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规定也 基本一致，是比较规范、合理的。它对于此后公司的设立和运作，以及对于此前存在的 各种不规范或冒牌公司的清理整顿，确立了法律标准，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公司法的过渡性和时代局限性
中国公司法在立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客 观条件和时代背景决定的，也同当时我国法学研究现状和立法者素质相关。公司法制定 时，国企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刚刚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反映到公司立法上，难免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性和所谓的“中国特色”。例如，公司法中 有许多关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特 别规定了由国家授权投资的 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作为“单一投资主体”设立或改建“国有独资公司”；赋予行 政机关较大权力，保留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等等。
公司法的一般任务和立法精神本在于塑造公司法律人格，调整公司内、外部社会关系 .诚然，根据我国国情，有大量国有企业要改建为公司，或者反过来说，公司法颁行之 初，我国新设立的公司实际上绝大多数由国企改组而成，公司立法不可能完全回避这一 点。但是，这毕竟是有时间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后，民间（非国有）投资者设立公司将逐 步增多；另外，国企改革（包括改建为公司）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需要另行制定相关法 律作出规定，在公司法中难以囊括。正因为如此，对于国有企业改建公司的许多问题， 公司法也只能表示“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将“国有独资公司”放在公司法中加以规定，也不甚妥当。这种“公司”其实就是国 有独资企业，它同原来国有企业所不同的，主要是在内部组织机构上仿照公司实行董事 会制，其它事项适用公司法条款的极少。公司法之所以对这种公司作专节规定，实际上 还是传统观念作用的结果，是前面提到的对国企改革（国企改建公司应否进行实质性改 组）争论意见的一种折衷。就这一点说，公司法相对一年多前公布的两个“规范意见” ，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
公司法在其它一些公司具体制度设计上，同当时各国通行的做法比，也有较为保守的 地方。例如，公司资本一律实行法定资本制；董事义务只规定了忠实义务，而在其注意 义务等方面有所欠缺；职工参与公司管理及其它权益强调不够；对小股东权益保护欠周 到；股东的诉权规定不具体、不完整；公司关联交易无规定等等，都是我国公司法进步 性上的一些瑕疵。
公司法的局限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时代和社会的新发展引起许多新问题，公司立 法必须适应新时代要求进行更新。
人类社会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中国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也在发生着各种变革 .其中重要的有4个方面：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治国方略由人治 向法治转变；在国际关系上由封闭到对外开放，再到加入WTO和全球化；在科技和生产 力水平上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这些已经并在继续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 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公司制度和公司立法。例如：较之公司法开始颁行时 ，我国市场经济已迅速发育，而公司法仍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色彩和许多不必要的行政 管理措施。这不利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公司法颁行之初，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是4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后来国家决定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法治的要求更高了。例如，不仅 要“有法”，还应当区分“良法”和“恶法”。法不能仅看做是“统治工具”和“管理 法”，它应当首先和主要是“维权（利）法”和“控权（力）法”。公司法立法旨意也应在 此。应当控制公共权力对公司设立和运行的不必要干预，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经营自主 权，维护投资者、管理者、职工和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大股东特 别是对国有股权代表者权利行使方式加以必要限制，切实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要加强董事义务的规定。
加入WTO和面对全球化，我国的公司法需要剔除许多同WTO规则和国际通例相冲突的规 定。WTO要求贯彻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和公开性原则。而我国法 律原来规定了过多的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的限制，在外商投资公司的设立条件和程 序、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外汇管理等方面的一些特别规定，许多已不符合时代要求。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及其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法律需要鼓励高科 技、高风险投资。公司出资形式及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需作调整。这类公司股份的发行和 上市需作出新的规定。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宜有所放宽，法律为投资者进入市场所设 定的“门槛”宜适当降低。
三、对公司法修改的具体意见
公司法颁行以后，只在1999年12月作了一次小的修订。其内容仅涉及两条：一是公司 法第67条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的规定；二是第229条关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的规定。这次修订是重要的：前条修订有利于确保国有资产不受侵犯和扩大职工参与 公司民主管理的权力；后条修订的直接原因是国家决定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准 备在条件成熟时在证券交易所增设高新技术创业板块①（注：详见1999年8月党中央、国 务院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至于本文前面 提到的公司法的其它缺陷和问题均未涉及。因此，公司法还需要作出较大修订。
今后公司法的修订，主要应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减少立法的过渡性，而应具有 前瞻性，使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对公司和公司法的要求，更加同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二 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新发展，使之更具时代精神。修订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一）关于公司设立制度
法律对于公司设立制度的设计，应讲求效率、安全原则。既要方便投资者，又要防止 公司设立中各种欺诈行为，为成立后的公司规范运作奠定基础。针对现行公司法，需要 修订的主要包括：①适当降低设立条件中关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不仅高新技术公司的 注册资本额要降低，其它一般公司也应有所降低。②公司设立应实行准则制，改变现行 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 规定（公司法第77条）。③在出资构成上，对属于高新技术的公司应明确规定放宽无形资 产作价出资的金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
（二）关于公司资本制度和股份发行、上市
公司资本的发行与认缴，应改变现行法定资本制做法（公司法第23条、25条、78条、82 条），实行授权资本制或折衷资本制，允许在公司设立时股东认购的资本额不必足额实 缴，可以在以后公司业务需要时由董事会通知各股东补足未缴的资本额。甚至可以在公 司设立时其登记的注册资本不必一次全部足额认购，而授权公司董事会采取分次发行方 式，即在设立发行（第一次发行）完成、公司成立之后，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再作第二次 及第二次以后的发行。按照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该类公司实行授权资本制。公司 法对资本制的修改，可使内、外资公司一致。
在股份发行和上市的条件上，需要适当降低“门槛”。1999年公司法修订时在“附则 ”第229条，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出资比例、发行新股及申请上市的条件， 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在今后公司法修订时，对此也宜放在前面的有关章节作出更为明 确的规定。此外，在股份发行和上市程序上，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因素的作用。
（三）关于公司治理结构
现行公司对小股东权益保护尚欠周到，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性，不易操作。公司法规定 股东会完全实行“资本决”原则，一股一票（公司法第41条、第106条），对于大股东的 表决权无任何限制。这难以避免少数大股东操纵公司事务和侵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公 司法修订需要借鉴国外流行的诸如对大股东表决权作某些限制、实行累积投票等做法。 此外，公司法对股东诉权的规定也很不周全。
在董事义务方面，公司法所规定的限于忠实义务（公司法第59～63条），而注意义务欠 规定。当前国外已经重视公司董事、 经理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他们由于违法或违反 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他们给社会公众造成损害，也应承 担相应责任。我国公司立法应当跟上国际社会立法的发展趋势。
此外，当前我国许多公司正在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公司法修订时可考虑做相应规定。 公司监察制度还应加强，公司职工对公司的监督和参与管理及其它权利应受到进一步重 视。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宜进一步简化，它们是否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可以 由公司章程自定。1992年的《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规定该种公司可以不设股东会，而由 董事会代行本属于股东会的职权，有可取之处。
（四）关于关联公司
公司法对于母子公司、关联公司或企业集团均无规定。鉴于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公司 普遍存在，关联交易、母公司对子公司非法操纵而损害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等情况时有发 生，公司法修订时应增加相应条款予以规制。应借鉴国外关于“揭开公司面纱”或“法 人人格否定”的做法，建立相应法律制度。
（五）关于公司法的可诉性
公司法可诉性不强，是现行立法的明显缺陷之一，也是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 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应由谁 和怎样去追究责任，或者当他们拒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可否和由谁、按怎样的方式提起 诉讼，法无明确规定。公司法第54条和126条规定，监事会或监事对于董事和经理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可要求他们予以纠正。如他们不纠正，可否和如何提起诉讼，同样法 无规定。
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诉权的惟一规定是第111条。该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 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 法行为和侵犯行为的诉讼”。该条有如下明显缺陷：①只限于“决议”违法，如果不是 决议违法，例如当时根本未通过什么决议，而某些大股东、董事违法，可否提起诉讼？ ②如果违反公司章程而实施侵害，可否起诉？③股东应如何提起诉讼？由哪些股东和多少 比例的股权代表提起？是以股东个人、部分还是以全体的名义提起诉讼？④诉讼请求只限 于停止违法和侵害行为？可否请求损害赔偿？这些内容如不解决，股东诉权会受到很大局 限，股东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六）关于公司法中国企改革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中有大量关于国企改革的条款，内容涉及国企改建公司的途径和程序。由 国企改建而成的公司在设立、股份发行和转让、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债券发行、公司破 产等方面，公司法都作了许多特别规定。还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 这一特殊公司类型。
此乃中国公司法的一大特色。这是由于国企改革是公司法制定的直接起因。但国企改 革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掺在一部公司法中难以说清。我国目前的公司许多均由国企改 建而成，对这类公司的特殊规定太多，不仅妨害公司法作为商事法性质的纯正和体系的 完整性，实践中还会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如果说公司法出台之初上述情况难以回避， 那么如今国企改建公司（起码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今后主要是这些类型的公司同其它 公司一样进一步规范运作的问题了。公司法修订时应减少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规定，而 把这些问题由有关国企改革的立法另加规定。
国有独资公司同公司法所规定的其它公司明显不同，属于另一类型的公司，例如它并 非典型的商事公司，而属于一种国有企业。它所从事的应主要是“生产特殊产品”或“ 特定行业”（公司法第64条）。“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机构 、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公司法第67条）。其董事会成员“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 国家授权的部门……委派或者更换”（公司法第68条）。这类公司的资产转让，由国家授 权的机构或部门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公司法第71条）。有些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可 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力（公司法第72条）。同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不同，国 有独资公司（还有“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它两上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如同股份有限公司一样发行公司债券（公司法第159条）。除上述这 些特别规定外，国有独资公司适用公司法其它条款甚少。将它放在公司法中甚为勉强， 颇有不协调之感。
我国公司法是否应包含大量国企改革条款，今后修订时是删去还是保留，人们对此颇 有争议。所谓公司法是“大改”还是“小改”，症结主要在此。下一次修订不管结果如 何，从理论上说和从长远看，还是应当使之同公司法分离，另由国企改革立法予以规定 ，使公司法成为单一的商事公司法。
（七）关于公司法第4条
现行公司法第4条中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这一规定在理论上 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会产生不良后果。各出资人在组成公司之前对其出资可以拥有所 有权，但出资组成公司之后，出资人成为公司股东，只享有股权。股权是公司法人所有 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而非独立的所有权[1].各股东的出资在组成公司后溶为一体 ，成为统一的公司财产，是一个有机整体。国有资产出资也如此。如果说“公司中的国 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其它股东的出资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属于各股东。这样 一来，公司的财产便不是一个有机整体了，公司便无统一（单一）法人财产所有权可言。 如果任何一位股东都可以对公司中“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主张行使占有、支配、使用 、收益权，公司统一法人人格便不复存在。这无疑从根本上影响到公司决策和经营管理 的统一性。同时该条的第1款对公司股东权的一般规定是：“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 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本款如删去 “所有者的”4字，其余尚无可非议。而该条第3款却声称“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 于国家”。显然两款中对国有股东同对一般股东有厚此薄彼的法律对待。实践中这难免 导致鼓励国有股东优位、不平等对待其它非国有股东，忽视后者正当权益的不良后果。 早在公司法颁布之初，笔者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历数该条规定的不妥之处[2].其后，人 们对这一条的批评意见也不绝于耳。希望公司法下一次修订再不要留下这样的立法败笔 .
现行公司法还有其它一些地方需要修改，这里不一一赘述。
四、中国公司规范运作问题
中国公司法的实施情况如同立法一样，虽然成绩是主要的，但存在不少问题。这表现 在公司法生效以后，有许多公司在其设立、治理结构及其它活动方面仍未能严格依照公 司法规范运作。虽然有些问题同立法的不完善或可操作性不强相关，但即使法有明确规 定，人们也不能很好遵行，甚至故意违反。分析其原因颇多，有体制方面原因，也有传 统观念、习惯势力和法治意识等方面原因。
首先，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和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许多方面仍发 挥着重要作用和影响。政府对经济管理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不重视也不善于按市场规 律办事。当国家提倡公司制时，一些地方和部门便像过去搞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那样， 掀起公司化热潮。公司设立以后，政府热衷于行政干预。由于实际上公司的许多事务仅 凭市场机制无法解决，他们也只好依赖政府。公司对于明知属于自己的经济自主权，在 受到政府干预时也不敢抵制，因为许多公司负责人同时保留着“国家干部”身份。这种 情况在由国有企业改组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中尤其严重。
国企改革是个较长的过程，虽然许多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改组而改名为公司，但实质性 变化不大。这些公司由国家或国有单位绝对控股，其他股东持股比重很小，在公司决策 和经营管理事务上常受到忽视，而国 有大股东则大权独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此 二职常由一人兼任，他们多为改组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习惯于从前国有企业的管理模 式和工作方法，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的治理原则。
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实行人治，人们法的意识较为淡薄，法无应有权威，权大于法的观 念还根深蒂固。有些党政机关领导人习惯于凭借党和政府文件、上级领导人指示办事， 不重视法律。有些地方在推行公司制时甚至提出“先大办，再规范”的口号，限期完成 公司化指标。大量的公司设立未严格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公司设立时即 很不规范，公司运作时更难规范，实际上人们也并未去严加规范。所谓“再规范”只是 一句敷衍他人的空话。许多主管公司设立的登记机关和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的机 构，提供虚假报告和证明文件，对明知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设立条件的准予设立。 这些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本身法治观念不强外，一些强令性指示和非法干预，也是促使他 们违法的一个因素。当然，从主体上看，法治意识淡薄，不依法办事的，除了某些领导 人和公司有关事务主管机关工作人员外，还包括许多公司设立发起人、股东、公司管理 人员等；从环节上看，不仅表现在公司设立过程，还包括公司成立后的各项活动中。这 样就造成公司法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出现许多不规范的公司和公司行为。
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和实施，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它同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 革、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同人们法治意识和国家法治进程密切相关。随着国家 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和法治进程不断推进，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必然不断完善和发展。
摘 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近些年来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公司法》从立法上确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本文试图对这一模式形成的根因予以分析。
关键词：公司法人治理 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法哲学 产权基础
一、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1]，也是法学界、经济学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所谓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称之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经营者和监督者之间透过公司权力机关（股东大会），经营决策与执行机关（董事会、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而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协调运转和科学决策的联系，并依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2]；通俗地讲，就是公司的领导和组织体制机构，通过治理结构形成公司内部的三个机构之间的权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为人权责明确，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保证公司交易安全，运行平稳、健康，使股东利益及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与合法保护。
我国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公司法分别设立股东大会（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第一百一十二条），监事会（第一百二十四条）来分别行使决策权（第一百零三条），经营权（第一百一十二条），监督权（第一百二十六条）；即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并由其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权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权并聘请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与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由其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3]，这样从立法上形成了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二、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根因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该模式的形成是由现阶段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产权基础所决定，在借鉴西方 “三权分立”学说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确立的。
1、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价值目标是什么？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它是进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哲学上，价值论就是研究客体有用性的理论，即客体有用于或满足主体需要的理论，它揭示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社会效率，社会秩序，一定行为自由，一定正义理念，进而实现人们主观上所期望的价值。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利益各方协作，实现利益各方的激励相容，以达到维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利益和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满足主体人需要的属性，在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义、效率将成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决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证，公司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实现；没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难发生，公司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它也是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取向永久存续的前提。
（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标。公司治理就是要协调各种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股东与董事的关系，董事与经理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的关系，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之高效运转，来实现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经营目标及社会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实现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为满足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3）公平与正义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内容。公平、正义作为法律价值是人类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护股东权平等原则，遵循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正义观念。公司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上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产出原则下实现社会正义。
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的确立是通过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形成相互协调，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最终是使公司能正常运转，交易安全；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交易安全、公平正义、效率也就成为“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哲学基础。
2、股权、经营权、监督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的产权现状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公司是投资者的工具[5]。投资者（股东）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公司这个工具为其实现利益，因其投资行为而产生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责任。出资人将其财产投资公司后，即丧失了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作为丧失对其原财产所有权的对价，公司给予其股权，实现了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伴而生，又相互分离[6]，这一产权关系的重大变革是公司权力机关分立的前提和基础[7]。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经营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公司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的结构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股东不再参与经营而选举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司，由董事会管理公司并由其聘任经理具体经营，管理层形成，实现了法人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再次分离。现代公司运行是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相互结合而实现各自主体利益的过程。在公司发展中，内部分散的各要素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终形成股东、管理层、员工三大“利益集团”。管理层职业化后，其实际经营公司甚至完成控制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8]”，原本最大权利者的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与监督一步步开始弱化，最后只剩下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了，相比管理层而处于弱势地位；同样，公司的运转情况与大量员工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员工没有决策权
、经营权，只能投入自身的劳动，其利益一直处于股东、管理层控制之中，也处于劣势。股东、管理层也同样明白，没有员工的劳动，公司这台机器就永远无法运转；要想让公司这台机器运转良好，还必须努力关注和满足员工的利益；员工也处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主动参与公司的运转；只有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生产要素三者很好的结合，公司运转才能正常。实现盈利最初的体现是法人财产的增加，此时，股东尽管相比管理层而处劣势，但仍改变不了他是公司最终所有人的地位，为保证其股息请求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而与同样处于劣势的员工站在一起，共同行使对管理层从法人财产权而派生出来的监督权。这就形成了在法人财产权基础之上的股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的分离。为了平衡利益，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享有最终决定权——即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享有经营管理权，并由其聘任经理主管经营事务，股东与员工共同组成监事会行使监督权，这样就形成了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股权、经营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离产权状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确立并行使决策权、经营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配制及约束结构，这是法律平衡股东及其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果，形成适应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三权分离的产权结构模式.因此，以公司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三权分离的产权关系是我国现代公司治理“三权分立—— 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经济基础。
3、“三权分立”学说的引入是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权力构造机制，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它来源于“三权分立”学说。所谓“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的制度。这一原则以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学说为基础。他们当时提出这一学说，是为了反对君主专制，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取的政权后，把它订入宪法，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一般是议会行使立法权，内阁或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9]。三权分立，是国家机关的分权形式，经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实践，说明它适应了资产阶级国家生存、发展的需要，有其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公司作为独立主体的商事组织，也存在内部权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权问题，“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所说的，公司法面临一个宪法问题：将某种宪法意义的形式加于公司经济之上的问题”[10]；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思想、制度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成为必要。我国《公司法》吸收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创设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机关，分别行使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形成“三权分立——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
4、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形成的实践基础。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发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对我国立法极具借鉴意义。由于各国法哲学、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及其他条件的不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而各不相同，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1）日本模式:该模式下公司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察人组成。股东大会决定董事、监察人的人选。特点是经营阶层（董事会、经理）决策的独立性强，基本不受股东直接影响，但易致内部人控制，因此，设监察人制度以抗衡。
（2）美国模式:
该模式的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高层经营人员（首席执行官）组成的执行机构、公共会计师三部分组成。董事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机关和最高决策机关[11]。董事会主席不是法定代表人。特点是股权十分分散，一般股东与公司关系比较淡化；经理层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仍要受到股东强有力的制约。公共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对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行为进行审核、监督，是对管理层控制权的监督。
（3）德国模式:
该模式下公司运营时，股东、董事会阶层和职工共同决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标和战略；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有任免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投资方案等，监事会作用大；员工参与性强。特点是关注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
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三者都体现了决策权、经营控制权、监督权三种权力配置，只不过是权力配置的方式，分权的组织形式、侧重点及权力行使方式不同而已。三种治理模式体现其保护的股东利益也不尽相同，在德国模式中对员工利益的保护比日本、美国模式更为强列。尽管我国公司治理起步晚，但起点高。上述三种模式为我国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利益相关者（董事、经理、监事、员工、债权人）的利益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公司法》在借鉴上述三种模式经验基础上，也确立了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行使决策权，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及其聘任的经理行使经营控制权，为了抗衡管理层的控制权，为关注股东及职工利益，由股东、职工共同组成监事会共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的监督权。三种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形成我国独特的现代公司治理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模式。
论文摘要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债权人直接负责的一种法律制度。本文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内涵出发,分析其法理基础,并探究这一该制度的具体适用情形。目前我国公司法对这一制度规定的仍不明确,因此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仍然应当这一制度。
论文关键词 公司人格 公司人格否认 适用范围
我国《公司法》第20条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这一规定虽对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公司法对于人格否认的适用还不够明确,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的人格否认理论作进一步探讨。
一、公司人格的内涵
(一)公司人格的的含义从逻辑上来说,若要探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内涵,就必须先探讨公司人格的定义。这是因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已合法取得法人资格。然而何谓公司人格?法律上所确认的权利主体“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之所以享有人格,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能够拥有民法上的主体资格和权利能力,因此公司所享有的是与自然人人格相对应的团体人格,是一种法律拟制的组织体之人格。
(二)公司人格的法律特征第一,公司人格具有法定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作用对象是依法设立的公司法人,而公司要享有公司人格,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依法设立,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并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换言之,只有公司合法有效的成立,才能取得独立的法人资格,而股东才有可能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因特定事由被否认公司法人人格。
第二,公司人格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公司人格最本质的特征。首先,公司名义独立。公司依据一定事实并经法律认可之后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独立于公司成员,以公司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其次,公司财产独立。公司是企业法人则必须要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因为公司人格独立需建立在公司财产独立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再次,公司应当拥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第四,公司责任独立。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为限承担责任。
第三,公司人格具有平等性。公司人格平等主要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在具体资格上与其他法律主体是平等的,其内涵包括公司与其他法人之间人格平等,也包括公司与自然人之间人格平等以及公司与其他具有独立人格的其他非法人团体之间的人格平等。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涵义
公司人格的否认有两层具体的含义:第一,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彻底否认其法人主体资格,意味着公司主体资格与公司人格同时终结和消亡。第二则是将公司人格否认理解为公司法领域的一项法律制度而并非指公司人格的彻底消亡。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指防止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根据一定的法律事实,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股东对债权人直接负责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公司人格否认以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为前提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逻辑前提之一便是公司业已取得合法的法人资格。这是因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成立的企业法人,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才享有公司的独立人格,只有具备了公司独立人格,其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性。
(二)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公司人格否认是一种对公司人格的个案否定,而并非永久性的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其针对的是特定法律关系之中的特定事实,而并不及于公司和其他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之评价。因此这一制度的效力仅限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无限制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则很有可能会因盲目剥夺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波及无辜股东。因此即使公司的独立人格在某方面被否认,并不影响公司仍具有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地位。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追偿股东的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赋予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但股东如果无视公司的行为规范,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便会导致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而公司人格否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追究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的责任,责令其对债权人负责。这一通过追究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之股东者的责任,从而实现股东和公司之间的责任再分配。
可以说,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也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补救。
三、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基础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建立在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之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应有之义和本质内涵。日本、美国等过家均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为适用法人格否认的一般法理依据,并把该法理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事后的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事先的预设。德国和日本也同样强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该应建立在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等一般条款之上,并力图将公司法人格否定法理的适用类型化。
公司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导致的不公平事实进行事后规制的手段,就是在实现一般正义的基础上实现个别正义,切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一种救济手段。因公司法人格否认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二)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不得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使权利加害于他人的原则。任何权利的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一旦超过正常界限,则构成权利的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实质就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权利的一种事后救济,而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是从根本上而言正是滥用股东权利的一种情况。
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目的之一是防止股东滥用其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因此,当投资人滥用法律所赋予权利,公司便已成为行为人规避法律的一种工具并失去独立的意思能力和责任能力,即丧失独立的人格。因此,引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正是防止行为人滥用权利的需要。所以公司人格否认以权力滥用之禁止为其核心。
四、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形众多,但公司法对此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具体规定其适用情形。因此下文将对公司人格否认的具体适用情形作一探讨。
(一)公司资本显着不足公司资本在公司存在及营运的整个过程中扮演 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公司而言,它是公司获取独立人格的必备要件,也是公司得以营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股东而言,它是股东出资和享有相应权益的体现,也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物质基础;对债权人而言,它是公司债务的总担保,也是债权人实现其债权的重要保障。由此公司资本与债权人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资本显着不足往往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司注册资本除了法律规定之外,还应以公司的营业状况、交易的性质为标准,另外股东的出资必须符合公司经营事业、规模或经营风险的最低要求为考量。所以公司资本显着不足的情况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既股东的出资明显最低注册资本;二是股东的出资虽高于最低注册资本,但显着低于该公司从事的行业性质、经营规模和负债规模所要求的股权资本的情况。当公司资本与其经营规模相比明显不足时或债权人因股东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失时,便可以适用该制度。
(二)利用公司人格规避义务利用公司法人资格规避义务又分为法律规定的义务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从而否定公司独立人格,这种情况具体而言又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当事人为逃避契约终止的特定不作为义务而设立新公司从事相关活动如竞业禁止,商业保密义务等情形。第二是股东通过建立新公司来逃避债务。指股东为逃避原公司债务而抽逃出资或者干脆宣告公司破产之后,再以原设备、场所、人员及相同经营目的设立另一公司的行为。此时就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让先前成立的公司对债券热承担连带责任。第三是当事人利用公司名义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而利用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规避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例如避税,洗钱,逃避对劳动者应尽的责任义务等。在这种情形下适用人格否认制度可以给予债权人有力保护。
(三)公司与股东混同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资产混同。
第一,财产混同。财产混同主要是指股东将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混合,使承担债务的财产形式减少,避免该财产被直接执行。财产混同是对分离原则的背离,极易导致公司财产被隐匿、非法转移或者被股东私吞、挪作他用。同事也表现在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一体化上,即公司与股东的收益之间没有区别,公司的收益可以随意转化为股东的个人财产,或转化为另一个公司的财产,而因此产生的债务则为公司的债务,股东从中受益。
第二,业务混同。业务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之间的经营业务、经营行为、交易方式、价格确定等持续混同。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从事同一业务活动,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分不清究竟是与公司本身还是与股东发生交易。公司成为被股东利用的一个工具。这时,股东可以凭借特权任意干预公司的具体活动,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公司的意志,使公司失却了经营自主权和独立人格。此时便需要对公司独立人格进行否认。
第三,组织机构混同。机构组织混同是指公司的组织机构即公司人员的混同,表现在公司的股东,懂事,经理与其他公司的同类人员的相互兼任。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其意志是通过公司股东、懂事及经理等高管人员表达出来的,若这些人员发生混同,则很难保证公司能够独立产生自己的意志。因此一旦承担独立责任的基础则不复存在,便需要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当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并不局限于此,在适用这一制度的过程当中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虽然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规定,但这一制度目前仍然极具模糊性和争议性,并且在该制度的具体适用问题上也并没有权威性的规定。如果无限制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则很有可能波及到其余无辜的股东。所以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一制度的适用仍然应当审慎对待,并在日后的司法实践之中逐步积累经验,尽快完善这一制度。
[内容摘要]：目前世界各国纷纷修改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给予承认。而反观我国公司立法，除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外，禁止自然人和公司法人设立一人公司，并且对存续的一人公司缺乏规定。这种立法现状给我国司法实践和守法者诚实经营带来不小难题。本文即通过对一人公司性质、特征、历史沿革、各国立法态度、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原因、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主张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予以肯定性评价；同时在此基础上构思我国的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
[关键词]：公司，一人公司，法人格，唯一股东，有限责任
引言
去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会长任文燕提出要求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引起法律界和工商界的关注。我国现行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两种一人公司，禁止设立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这种立法现状不但导致内资和外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不平等，而且势必出现规避法律以逃避义务的现象，并导致立法与实践的混乱。由此任文燕委员提出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就已有学者开始探讨一人公司现象，呼吁完善公司立法。这次立法议案的提出，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一、 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 .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 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3.法国 法国立法思想始终将公司设立行为视为股东间的一种契约行为，并在其民法第1832条作出明文规定，因而设立一人公司自然不被允许。对于设立后的一人公司，法国判例和学说均采取较严厉态度，认为当然应依法解散，而且其1867年的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东减少而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当股东减少为7人以下 时，依该法第38条规定，公司并不当然解散，须待一年后由法院判决解散。但当股东减至一人时，则要依民法第1832条规定当然解散，不适用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直到1966年，法国公司法才做出较大修改，于第9条中对公司全部股份和出资集中于一人时的场合，也给予了一年的时间补正，如果一年内，一人股东的状况还未改变，利害关系人方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这给法国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1985年7月11日，法国颁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修改法案，明确规定可设立一人公司并承认一人公司的存续。自此，法国民法典1832条也放弃了设立公司必须是契约行为的做法，即承认公司设立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契约设立，适用于两人以上的设立公司行为；其二为依一人意思设立。而1985年法国公司法修改中最具特色的是，为了防止个人企业通过对个人财产无限细分，减少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财产，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于该法第36条第2款明文规定，“同一自然人仅得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持股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以另一仅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唯一持股人”。即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也禁止一人公司再行设立另一一人公司，但该法没有禁止法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而且法国至今尚未就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予以承认。
4.英国 1897年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一直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承认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但英国理论与实务界往往顾虑，一人公司将会令极小企业法人化，可能会发生有限责任恶用之危险[6].因而，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英国始终未得到承认，明确规定全部公司需由两名以上股东设立，仍坚持公司法人社团性的初衷。
5.欧盟及其成员国 欧盟之前身欧共体为提高各成员国之企业素质，充分利用公司的有利形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顺应世界普遍承认一人公司的潮流，于1989年12月21日专就一人公司第12号指令[7].依该指令第2条规定：
第一， 公司设立时，可只有唯一一人；公司设立后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也同（一人公司）
第二， 各成员国于进行其国内有关团体的法规的协调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作出特别规定或处罚：
-同一自然人为数个一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一人公司或其他法人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不过该第12号指令并非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所有的商事公司，该指令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成员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是爱尔兰和英国的有限保证公司。欧共体颁布上述指令的原因在于已有部分成员国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一人公司在成员国已广泛存在。继德国和法国之后，荷兰、比利时也先后以立法形式准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而丹麦更是走在德国前面，于1973年6月13日颁布的有限责任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只需一名创立人，其结果可以只有一名成员。同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既不会导致单个成员的个人责任，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解散。[8]
6.美国 美国公司法向来以注重实务为特色，虽也认为公司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行为，但从不固守公司的社团性或契约观念。不拘泥于传统公司法的限制。早在19世纪末，美国法院已有判例承认了一人公司这种形式。1936年，爱阿华州开始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此后，由于个人企业法人化的愿望日益迫切，强行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只能导致以挂名股东的形式来规避公司法最低法定人数的规定，实际上使一人公司处于一种禁而不止的地步，不如正式立法予以承认。所以随着1962年《美国标准公司法》只要求有一人在公司章程上署名即可设立公司的修订，美国各州陆续采纳，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有27个州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设立。[9]
7.日本 1938年以前，日本公司不允许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存在。1938年，日本商法典在修改中将股东未满7人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解散事由的规定删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被承认。但是有限责任公司仍不允许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1990年6月29日，日本商法典和有限责任公司法作出较大修改，并都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和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
8.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我国澳门地区的公司法规范也明确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的合法地位，“任何自然人得以其构成单一股的资本设立一有限公司，且在公司设立时为唯一权利人”。这是澳门公司法规范追随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的积极态度而作出的反映。同时，澳门地区公司法规范还规定，一人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其商业名称应在有限公司（Limitada）的缩写“Lda”之前冠以“一人公司”（Sociedade Unipessoal）或“一人”（Unipessoal）的字样，以起到公示作用。而且，“一自然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公司全部资本的权利人，并应以其全部财产自动承担后来设立或全部股为其取得之公司的债务，而不论这些债务是在该公司的一人性质（Unipessoalidade da sociedade）确立之前或之后约定”。[10]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除英国外，都已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换言之，一人公司在上述各国和地区已取得同普通公司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将有助于各种类型的公司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减少了个人和组织为谋求不法利益而规避法律的行为，这将有利于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的实现。
而反观我国的公司立法现状，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又是怎样呢？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把国有独资公司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加以区分，视“两个以上股东”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法定条件之一，但没有禁止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根据私法“没有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应当认为我国公司法允许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表明，法律允许设立一人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而禁止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人设立。公司法第75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5人以上为发起人。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这说明，法律不允许一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总之，我国法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并非完全一样，它因公司的不同类别而有所差异。并且，设立时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仅允许在个别公司类别（外商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存在；设立后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则在较广的范围内缺乏法律的规范。这种立法现状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在于：首先，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体现了立法对内资与外资、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区别对待，即国家法律重视外资和国有资本，而歧视内资和非国有资本；因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两种资本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很难展开公平的较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公司法禁止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的设立，必定会导致规避法律行为的大量出现。因为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为其基石，一旦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股东的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营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同样也不例外。个人企业主为避免因一次经营失败而导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营业外的个人财产遭受不利之影响，强烈要求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 使个人财产与投入经营的财产相互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同时，公司法人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膨胀，也非常希望设立一个或多个全资子公司，以多种形式分散经营风险，谋取更大利润。但是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须为复数，那么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了实现有限责任对自己的保护，必定会去寻找一名或几名挂名股东来组建公司，这样就规避了法律，使得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保护诚实守法者权益的本来目的大打折扣，而成为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谋取不法利益、规避法律风险的工具，或者个人企业主干脆不再费力去找挂名股东。而直接挂靠某一个公司。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大量存在。从本质上说，挂靠是一种违法行为，一旦个人企业主挂靠上某一个公司，执法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很难知晓其真正形式，而且市场上的经营者也无法弄清该企业的性质到底是个人独资企业还是公司法人。这不但给国家税收带来难题，也给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提供了隐患和土壤。再次，公司法人以默认的形式允许存续的一人公司存在，而无明确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对此予以规制，又是一个大的漏洞。现代公司实行的是“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原则，而存续的一人公司在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制的情况下，公司的唯一股东难免会采取“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模式，而经营不善以至破产时，公司唯一股东又会搬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来对抗债权人，规避个人风险，这就造成大量滥用公司法人格现象的发生。此外，虽然立法禁止自然人和公司法人设立一人公司，但事实是社会上一人公司的设立行为已大量存在。根据对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一项网上抽样调查，我国一半以上的股份公司实际上拥有全资子公司，其中深圳的深保安拥有2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60.6%；上海的津百股份公司拥有1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90.9%.[11]如果公司法继续对设立一人公司给予否定性评价，势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混乱。因此，笔者主张修改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一人公司予以规制，防止其滥用公司法人格，侵害社会和债权人利益。
二、 我国公司法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理由
上述对各国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分析表明，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立法与主要发达国家（美、法、德、日）存在着差距。那么我国一人公司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差距呢？换言之，我过公司法为什么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和笔者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无非有如下原因：
（一）一人公司欠缺社团性。受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我过公司法依然难以摆脱公司是社团法人的束缚，即认为公司本质上属于社团法人，社团法人是人合之主体，至少应由2人以上股东组合才能显现其社团性，才能取得法人资格。如果公司股东只有一人，则公司何谈什么社团性？而若承认一人公司，则将使公司社团性之人合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二）承认一人公司将使传统公司法面临较大冲突。公司的法人性是以公司组织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为表征的，传统的公司组织机构以公司股东多元化为基础来设立，其基本结构是“股东会-董事会-监视会”三会并立的体系，这一结构系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奉行资本平等、同股同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权力清晰、相互制衡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12]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公司机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使得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既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经营管理运作，以适应现代经济快捷、迅速，商事交易安全可靠之要求，又有利于确保公平，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协调和实现。然而一人公司的出现，完全背离了公司成员为复数的基础、其股东一元化的状况，使传统公司法关于内部组织机构的规定难以实施。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各项议事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都将因一人股东而失去意义，公司的意志也不再是多数人的共同意志，而是唯一股东的意思表示。这将置传统公司法关于组织机构的条款于不伦不类的境地。
（三）承认一人公司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利。一人公司使原本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技能丧失，复数股东之共同意思形成公司意思的机能也形同虚设。既然唯一股东之意思就是公司之意思，很容易造成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唯一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差使用，公司营业场所与唯一股东之居所的合二为一等。由此使公司之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也无法保证公司之财产的完整性，最终导致公司债权人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
（四）一人公司极易滥用公司法人格。因为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这就使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其他财产分类难以考察。而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公司内部机构的制约机制大都形同虚设，唯一股东可任意支配公司，侵蚀公司财产。如一人公司股东可随时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公司名义与自己订立合同。总之，公司唯一股东可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财产流失于公司之外，使公司空壳运转，而一旦承担责任时，唯一股东却又可以借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责任使自己逃避债务和责任，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众承担极不公平的风险。据美国法学家Robert W. Hamilton统计，在美国各法院审理的滥用公司法人格的1600多例案件中，全部都属于封闭性公司（Close Corporation）或公司集团（Corporate Groups），而无公众持股公司（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封闭性公司中，股东人数最多的不超过9人，且大多数属于“一人公司”。[13]
（五）中国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国内各类公司的信用状况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公司在从事商贸活动时很难取得对方的信任，诈欺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能够保证自身信用质量的也为数不多，何况资本规模较小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既然很难取得相对人的信任感，若允许其大量存在，不仅使一人公司自身经营步履微艰，而且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其他公司的信用状况，扰乱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持谨慎态度并非没有原因，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一人公司自身的弊害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实际情况都使人们对一人公司心存疑虑。所以只允许资信状况良好的国有资本设立一人公司，并从政策考虑，为便于吸引外资，承认外商独资公司的合法地位。而对其他主体设立的一人公司，一概予以禁止。
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承认一人公司合法地位的妨碍因素与其他国家当初承认一人公司时的障碍具有相似性。但其他国家所经历的从坚决否定到开始犹豫再到修改法律予以承认的历程，则体现了一人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强大生命力。
三、 一人公司妥当性分析-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的必然性
正如各种事物的产生都有其诱因一样，一人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存在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它的客观需求，而且，虽然一人公司从其产生之始就倍受争议，但无论如何，社会、立法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性的评价的趋势不可避免。
（一）一人公司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肯定，现实生活中一人公司的大量产生和存在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客观需要，也是源于人们对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原则扩大适用的刻意追求。[14]
首先，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一投资主体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17世纪初，有限责任原则伴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而出现，它使投资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从而摆脱了从个人企业到无限公司所实行的投资者负无限责任的困扰，大大调动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股份有限公司通常仅适用于大企业，这把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不仅需要大企业，也需要中小企业的补充，将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还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所以，人们产生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需求。在此形式下，德国于1892年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法》，此后，有限责任公司为众多国家商法典或单独立法所规定，解决了中小企业不能适用有限责任原则的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要求。但由于有限责任公司须由两个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才能设立，这就使一人投资建立的小企业仍被排除在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之外，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从事经营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个人企业主迫切希望能跟其他投资主体一样，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使个人财产与投入公司的财产相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而要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则有赖于立法承认一人公司。可见，一人公司的产生首先是源于个人企业主对有限责任原则的偏好。
其次，大量涌现的拥有巨额投资能力的经济实体也需要通过举办一人公司的方式，实现其多种经营谋取各行业利润并分散投资经营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之一是利用公司的资合性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因为当时单个资本家实际拥有的资本数额较小，无法满足机器大工业的需要。公司制度实现了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进行大规模经营的需要。时至今日，公司制度造就了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具备了独立出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这些公司集团通过采用独资方式举办一个或数个全资子公司或下属企业将资本分散经营于多种行业，既分散了经营风险，又能利用各行业赢利来实现资本最佳组合，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公司集团都是由享有有限责任的股东所投资组建，其责任财产以股东投入的资本为限，对外承担独立责任。如果法律仍以传统做法来禁止他们投资举办全资子公司，不仅使其与其自身责任财产状况相矛盾，而且与其分散经营风险、谋取利润最大化之意图相违背，同时也会平添许多麻烦，因为这些大公司、集团本身已有能力举办全资子公司，而仍要依法律规定再去寻找一个或数个股东共同组建子公司，造成人的资源的浪费，故而一人公司对这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再次，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行业迅速兴起，投资主体能否在这些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关键不是在于资本规模的大小 ，而是在于对市场走向和机会的把握。即体现的是人的优势，[15]而非资本的优势。一人公司的资本规模，一般都较小，公司机构的内部设置上相对简单，公司唯一股东对市场信息能有全面把握，并且没有大公司集团人才吸纳的等级森严制度，因此它运做起来比股东人数较多的公司效率更高，更适合在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领域发展，如果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上述行业肯定会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第四，虽然法律可以不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但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却无法禁止。一方面，这种状况可因股份的自由移转引起，即使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但公司设立后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行为却不可避免，势必造成公司当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发生，使得最大股东在实际上操纵公司，而其余中小股东成为一种摆设，公司的社团性有名无实。另一方面，投资者可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这些挂名股东往往是投资者的配偶、父母或子女，而且仅拥有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份数额，公司的财产与经营完全由一名股东控制，股东会表决程序以至所有公司机关均徒有虚名。[16]这种状况实际上已使公司社团性之初衷大打折扣。此外，挂名股东也是公司的股东，当涉及自身利益时，难免会滋生与实质股东不必要之纠纷，引起诸多无谓之诉，加重法院的诉累。而且，这种法律上不承认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而又无法禁止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存在，不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矛盾，而且会使社会上各类投资者怨声载道，损害法律的权威。
以上分析表明，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而社会经济发展又为一人公司的合理存在提高了客观基础，它的产生和存在决非偶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二）一人公司在公司法理念上的妥当性分析。当一人公司出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法学界，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的法学界，对一人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展开的讨论。最初，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复数人员组成的团体才能独立地从事营业交易，享有法人资格，团体以外的个人不能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法人必须是人的联合体，是社团法人。当公司股东只有一人时，社团法人消灭。与之相对的意见认为，法人制度不过是为了赋予企业组织独立的人格，而在法律上拟制的产物，个人也可以享有这种法律上的人格而经营公司业务。公司的法人资格不应受成员人数左右，所以一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对一人公司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成为通说，并在法学理论依据上出现了三种主要学说：（1）股份社团说。认为股份公司的构造并非基于股东的复数，而是基于股份的复数。由于股份总数是复数，因而一人公司不失社团法人性质；（2）潜在社团说。认为一人公司的股份或者出资虽集中到一个股东手中，但可以通过转让使其再回复到复数股东的可能性，由此一人公司存在着潜在的社团法人性；（3）特别财产论说。认为法人资格是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单纯化、明确化的一种手段。公司是由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它是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该学说进而认为，所谓一人公司之实体，乃指公司之特别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即指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17]
上述诸种学说可谓见仁见智，精彩纷呈，但是又都招致了批评者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第一、第二种观点仍囿于公司的社团性框架内，希图通过证明一人公司具有社团性而承认其具有法人格的合理性，但事实是社团法人的社团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司是建立在股东之复数基础上应属确定无疑，且潜在社团说也无法说明许多一人公司实际上是由唯一股东有意设立并维持之，无回复为复数股东之意思。批评者们还认为，特别财产说撇开公司社团性的困扰，试图换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人公司之合理性，但它无法说明一人公司的财产为何具有特别性，为何可以使一人股东享受有限责任，而无限公司的财产就无此作用？[18]
批评者们的意见实在是一针见血。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公司法理论有必要摒弃公司的社团性。因为上述表明，在传统公司法理念下探讨一人公司之法律性质，是无法得到一个周延的说明的，尤其是在社团性理论下讨论一人公司的地位，更加难以获得突破。而且，社团性也不应当是公司的绝对特征。从公司发展史来看，任何类型的公司的产生首先都是源于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法律就是在对各种类型的公司进行不断地调整中而适应经济生活的需求。在公司产生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对法人制度的集资功能之要求强烈，以及法技术条件的限制，股份公司作为典型的法人组织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居于主角地位。所以各国公司立法都注重公司的社团性。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分工的细化，企业规模过大未必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相反，小型化的企业无论在管理的有效性还是 经营的灵活性上，都颇具优势。为了使众多中小企业享受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优惠，德国首创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为小规模公司确立了合法地位。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决非首先考虑的是集资功能，而是将有限责任制度的优惠提供给中小企业，为其发展提供制度基础。然而，伴随着有限公司的产生，大量的家族企业或大企业集团的单独投资夹杂其中，使一人公司（主要是实质意义上的）事实上已经在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合法地存在着。由此又导致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公司法的再度修改，承认一人公司，使公司社团性人合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应当说，这既是唯一股东投资能力增强的结果，也是法技术条件完备的产物。
另外，虽然否定者指责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但即使是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也往往使公司的社团性流于形式。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构造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独立于出资人（股东）的人（董事）构成公司的经营机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不过是因为独立于股东的董事主管公司的经营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19]然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会人数较少时，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和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干预力所难及，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既然公司是否具有社团性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已无关紧要，那么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特征又何偿不可？
还有，虽然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作了限制，但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强调法人（公司）的社团性。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法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表明，我国民法通则不把社团性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承认一人公司留下立法空间。所以，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一味地以社团性来困扰一人公司实在没有意义。显然，一人公司有独立支配的财产，且这一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能独立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而应对其法人资格予以肯定。
总之，笔者认为，一人公司的产生与存在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存在的客观价值。即使是在公司法的理念上，一人公司也应有其合理意义。时至今日，如果还用“例外现象”来解释一人公司的存在，已显牵强附会，而顺应世界潮流，在立法上承认一人公司的法人性，才是明智选择。
四。对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构想
正如上文分析所言，一人公司于今日之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已成事实，否定之或者禁止之都难属明智之举，而且有悖于法律本身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然而，一人公司的确对传统公司法人格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传统公司法的一些规定难以适应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许多国家都对公司法予以修改和完善，加强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而针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规制意见：
（一）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允许自然人和公司法人出资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为了防止其滥设一人公司，可效仿法国公司法禁止一个自然人设立多个一人公司，禁止一人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再设立一人有限公司。[20]鉴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性、开放性、规模的无限膨胀性和集资功能，可对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予以禁止，同时对存续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须在一定期限内（如1年）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通过事后规制对一人公司之滥用进行矫正。由于一人公司之股东可以在无合作伙伴的情况下组建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将唯一股东之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该股东在享受有限责任的前提下，便利地实施商业行为，即使经营失败，也不会危及股东在公司之外的财产。但一人公司之最大缺点就在于唯一股东可以实际上控制公司，有可能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有可能以公司名义为自己目的借贷和担保；有可能有计划地独占公司财产；有可能诈欺债权人，回避契约义务等，一言以蔽之，即一人公司很容易滥用有限责任原则，前述Robert W. Hamilton的统计数字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通过公司立法的加强，上述现象仍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特定的个案中，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否认该公司拥有独立人格，把本应作为相互独立的公司极其背后的股东视为同一主体，正如美国法官塞波恩（Sanborn）在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的判决书中说的那样：“一般说来，公司应被认为法人并具有独立的人格。然而，公司作为法人的特征，如果被利用为工具，以图挫折公共便利，使非法行为正当化，或者意图维护欺诈，作为犯罪的抗辩，法律上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机体。”[21]在英美法系中，司法实践中采取的做法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即允许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在大陆法系中，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这样处理，而且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如《联邦德国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在滥用权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强迫单个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2]这种规定和措施在德国被称为”直索“（Durchgriff）责任。无论是”揭开公司面纱“还是”直索“责任，目的都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有借鉴意义。
（三）关于一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少有涉及；国外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同普通公司一样有正常的董事会、监事会（如日本），但没有对防止一人公司滥用法人格而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作出特殊规制。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时首先应当明确绝不能允许一人公司股东采用“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独资企业式的运作模式，而必须严格贯彻“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原则，因此就有必要对一人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作出特别规定。对于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而仅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唯一股东来担任，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对其权力加以限制，如规定其不具有对公司经营的全权决定权，不得兼任经理等等。另外，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应当设立监事会，以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进行监督，监事可以在公司职工中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在公司外部人员中聘任。还有，经理人员、监事不得由与唯一股东有特殊关系的人员担任，等等。
而对于公司法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即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这类公司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公司那样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因为在传统的普通公司中，出资者虽然将投入公司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了董事及经理，但股东们仍可通过股东会对公司行使投票权以进行必要的监督，而公司的董事、经理的主要职责是以增加公司本身的利益为目标，对公司及股东负责。但在母子公司结构的公司集团中，却常发生这样的情景：（1）身为一独立公司（子公司）之经营负责人，实际上对公司的具体经营事项无法做主，而要听从于在组织形态上毫不 相干的另一公司（母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的指挥；（2）公司（子公司）资产本应独立运行，但却常常为整个公司集团的利益而被调来调去；（3）公司（子公司）的竞争行为本应以实现公司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却不得不接受对其最不利价格，由此而导致另一公司（另一子公司或母公司）的利润大增，竞争力大大加强。这样，对于全资子公司而言，由于母公司的控制或支配，便产生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从法律角度讲，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人格，应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独立地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从经济角度看，子公司虽然应是一个拥有完全独立自主权的经济实体，应有其自身的利益，可母公司组建子公司，是从公司集团的整体利益目标出发，子公司不过是母公司用来营利的工具而已。[23]显然，子公司之独立法人格具有不完整性之特征。而且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分离的，母公司虽然控制和支配着子公司，把子公司当作实现其经营战略和商业政策的工具，并置子公司及子公司债权人之利益于不顾，却因有有限责任的庇护，而不必对由此造成的子公司自身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给予任何赔偿。无疑，这将有损于法律之公平、正义的精神。
为减少甚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除在特定情况下适用前述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做出特别规定，对子公司的独立人格进行特别保护，例如将母公司在全资子公司的股份规定为限制表决权股，使唯一股东在不利于全资子公司及其债权人和社会利益的事项上不享有表决权或不享有完全的表决权，而将此权利赋予董事会。同时对于全资子公司内部设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其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s）的人数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监事在全资子公司职工内部民主选举产生，对子公司事务予以监督，等等。
（四）在资本制度方面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目前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出资实行的仍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不过有向折衷资本制转移的趋势，笔者主张将来在修改公司法时，除对普通公司适用折衷资本制外，对一人公司仍适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规定一人股东出资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公司注册资本记载于公司章程。同时规定一人公司注册资本在公司登记成立时必须缴足，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防止一人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进行保护。
其次，强化资本充实义务和资本维持制度。对一人公司而言，只规定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对债权人之财产担保可一劳永逸。相反，还必须如实地贯彻资本维持原则或曰资本充实原则，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予以强化，因为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故公司设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于公司资本之现实财产，以保护交易大众、投资股东，并维护公司信用。 虽然资本维持原则并非一人公司之特有规定，但此点对一人公司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在规定一人股东的出资种类必须以具有客观经济价值之资产为限，不得以劳务、信用等非客观物质出资的同时，应彻底查清股东出资的来源，防止股东出资的虚假，同时要求股东到规定的办理缴纳事务的金融银行或信托公司具体缴纳股款事项，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增加一人公司资本的透明度和方便对其资产的复查。另外为防止一人公司股东规避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应禁止一人公司以提供资金、贷款及提供担保方式而使第三人取得公司唯一股东部分或全部出资的行为，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资本变相减少，增加损害一人公司债权人的风险。
再次，严格贯彻资本不变原则，这主要涉及到公司的增资、减资方面，我国公司法对资本不变原则的规定同样应适用一人公司。另外，笔者建议在公司法中增加规定：一人公司在经营绩效不佳或亏损的情况下，不得增资，以防止一人公司通过套取资本信用而实施欺诈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
（五）坚持登记、公示及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为使公司债权人在与一人公司进行交易时，充分了解一人公司之状态，应规定一人公司在设立时应公开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以备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关人查阅；若于公司设立之后而成为一人公司的（存续的一人公司），也应就该事实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且在公司自己保管可公示于社会公众的登记簿上，进行商事登记信息披露，防止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因不知晓对方为设立后的一人公司而承担过高的经营风险，以达公示、公开、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目的。另外，一人公司也应以书面形式记载其运营状况，单一股东的决议，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同时，由他自己和由他代表的公司签定的交易合同，也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
（六）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建立一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是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和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基础，而一人公司因为股东只有一人，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都由唯一股东决定，唯一股东权力过大，财务会计人员只能对其“言听计从”，因此做假账的行为在所难免。对于减少做假账的探索我国已有了一定成果，那就是上海市率先实行的会计人员统一管理制度，即凡是要进入上海市各企事业单位做会计的人员，都要由上海市统一招聘，然后由各单位录用，一旦该会计有做假账行为，将被列入不称职会计人员黑名单，逐出上海市，永远不得在上海市从事会计职业。这项制度有力打击了做假账之风，维护了国家和债权人的利益。[24] 但是这项制度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尤其是能否在一人公司中有效使用，笔者存有疑虑，因为一人公司股东决定公司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会计人员如果不服从唯一股东做假账的决定，将面临被解聘的危险；而如果听从唯一股东的决定做了假账，则又会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制裁。无论做不做假账，会计人员都会因之丢掉饭碗，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实质上处于两难境地。笔者认为，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应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财务会计人员隶属于会计公司，而不再隶属于一人公司，同时一人公司的财务会计职位必须由会计公司的会计人员担任，这样不但使一人公司股东对会计人员构不成利害威胁，而且还能使会计人员较好的遵守法律，有效地监督一人公司的财务状况，减少甚至避免做假账行为的发生。
（七）建立一人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公示制度。为了防止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一人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叉使用，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致唯一股东侵蚀公司财产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使唯一股东定期向公司登记机关或社会公众公示其个人财产状况，以促进唯一股东个人财产与一人公司财产截然分开，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过建立该制度可能难度较大，因为整个中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体制都尚未真正建立，个人信用度较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义务人很难按要求将其财产真正做到公开、透明，个人储蓄实名制的效果难尽如人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是“一口饭吃不成胖子”。任何制度都是通过克服制约因素的重重阻碍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也应如此。
[摘 要]公司法改革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全球经济竞争体制下，中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其改革的主题是竞争与发展，其着重点是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减少公司经营风险。其采用的理念应着眼于公司的私主体性质，注意较多采用任意性规范。
[关键词]竞争 发展 公司法改革
一、引言
公司法的发展有其自有的规律，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是紧密联系的。但是，当代公司法的发展必须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已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竞争力不仅是投资者和经营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公司法的立法者关心的问题。因此，公司法改革与全球竞争联系起来了。
这里，我们没有使用“公司法修改”、“公司法完善”，而是使用了“公司法改革”。为什么？这需要从深层次寻找原因。毫无疑问，“公司法改革”包括“公司法修改”和“公司法完善”。这里之所以提出“公司法改革”，当然应该赋予它新的涵义。
首先，我们在审视公司法时，应有一个改革的态度，即从关注一国范围的适应性转向关注对全球竞争的适应性。因为，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其存续、经营和发展都必须面向全球竞争，只不过有主动与被动之别而已。如果仍仅仅以国内的适应性为标准审视一国的公司法，其公司法就只能落后于形势。
其次，修改与完善公司法，必须有改革的精神。迄今为止，修改与完善公司法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修补式，即针对个别条文，修修补补；二是结构式，即考虑到整个公司法的不适应，进行大幅度修改。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模式？不可一概而论。换言之，这两种模式都有其适用的领域与情形。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范围内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冲击，使人们已感到现有公司法律制度的脆弱，不能只采用修补的方式而应采用改革的精神完善公司法。
再次，公司法改革重在制度改革。无疑，公司制度改革应具有全面性、结构性和深刻性。迄今的公司制度理念比较注意逻辑结构和应然性，对于实践偏离法律的考察也大多注意违法性的判断而忽视经济结构、经济条件对公司法的影响和对公司法实效性的考察。如今讨论公司法改革，应多强调一些实然性，多关注公司法制度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即注意经济结构对公司法改革提出的要求和公司法对改善经济结构的引导、促进作用，而不是就事论事。当然，结构性的公司制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将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与实现阶段性成果的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阶段性改革的目标也应与关键性的具体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只拘泥于个别条文的考量。
显然，将公司法改革与全球竞争体制结合起来，并非相信公司法的万能，似乎只要有了一部完善的公司法，公司就会自然有了竞争力。相反，在同样的公司制度条件下，有些公司很有竞争力，而有些公司则毫无竞争力。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指全球竞争给公司法的改革提出了课题，公司法改革应给一个国家公司参与全球竞争提供必要性条件，易言之，公司法改革应能提高一国公司竞争的整体水平。
二、公司法改革的需求源于公司法自身
现行的中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颁布，次年7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已8年有余。其间，仅修改过一次，即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了关于公司法修改的决定。根据该决定，仅对公司法修改了两条：一是在第67条中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设监事会以及监事会的组成、职权等内容；二是在第229条增加了第二款，即：“属于高新技术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公司发行新股、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毫无疑问，这次修改公司法的主要目的是支持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市场直接融资，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此，主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提高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比例。依据公司法第80条第二款的规定，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20%.而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许多是拥有高科技的专家，如果将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限于20%之内，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不可能成立。因此，提高上述比例是必要的。
第二，降低公司发行新股的条件。依公司法第137条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1年以上。而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在证券市场上进行较多的融资，甚至公司在实践中认为有必要突破“间隔1年”的限制。所以，需要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制定新的规则。
第三，降低股票上市的条件。依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申请股票上市的公司，股本总额不得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之初，大多是较小的公司，很难达到5000万元股本总额，因而需要通过制定新规范降低股票上市条件。
应该指出的是，公司法经上述修改之后，国务院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并且，中国证监会虽在着手制定创业企业股票发行、上市的规定，但仍处于征求意见过程之中。因此，公司法第229条第二款关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规定并未在实践中实施。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股票上市，仍在执行公司法原有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原有规章。
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及其1999年12月25日的修订，对我国恢复商事公司制度，推进国有企业走公司制之路，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颁布公司法时，我国刚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许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实践对公司法的规则需求不及今日，因而公司法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缺陷。伴随社会投资和公司实践的迅速发展，人们也提出了许多应由公司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注意，也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关注。所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曾将修改公司法列入立法
规划。并且曾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做好商事立法工作，重点抓好对公司法的修改与补充。[1]但是，至今还没有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值得注意的是，主管证券市场的管理机关中国证监会了一系列规范上市公司的规则。诸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这些规则，对公司法的股份公司部分，尤其是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部分，进行了许多实质性的补充。然而，这些规则由于其位阶低，不足以起到变革公司法的作用。因此，公司法改革的任务一直是存在的。
三、全球竞争为公司法改革带来了什么？
（一）全球竞争开阔了人们观察公司法的视野
全球竞争带来了什么？显然，全球竞争不会给公司法直接带来什么。但毋庸置疑，全球竞争改变了公司法作用的条件。
1.资本流动范围的扩大
全球经济竞争带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运作的高度选择性。换言之，资本“总是趋于只投入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营活动中，其目的是让资本‘生出利润’。为了使资本‘生出利润’，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营活动从根本上说（不过这并非重言）是有‘选择性’的”。[2]
由于资本流动的选择性不受地域限制，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但流向也是有规律性的。一是流向门槛低的国家或地区，即注册资本低的国家或地区；二是流向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或地区；三是流向综合投资环境好的国家和地区。
2.信息获得难度加大，风险增加
公司和公司法的实践都表明，无论是保护投资者利益，还是有效的公司治理，都需要公司信息的公开。并且，需要信息的充分性。无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要获得那些跨国经营的公司（不只是跨国公司）信息，显然要比获得仅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的信息难得多。正因为如此，公司和公司的投资者的风险加大了。
3.规则趋同性要求与解决冲突的需求增多
由于公司经营范围越出了一国的国界，虽然公司法是国内法，但规则的趋同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经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法律冲突，虽然这主要依靠国际私法解决，但公司法对其关注也是不可缺少的。
（二）公司法改革面临的主题：竞争与发展
面对全球竞争提出的问题，公司法改革的主题是什么？
1.公司法改革必须注意公司竞争的需求。公司法的制度规则应有利于为所有出资人建立公司进入市场提供均等的机会。公司法的实践表明，对公司的设立政府介入的越多越深，投资者设立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就越多。实践也表明，公司法设定的投资门槛越高，越不利于造就在资本流动中的优势环境。所以，公司法在满足公司竞争需求时，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2.公司法改革必须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公司是社会经济的微观组织，它的健全程度和活力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因此，公司法改革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实际上也是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无疑，公司发展需要解决许多技术情节的问题。这里，我们只能在制度规则上考量。其中，关键是公司治理问题。
应该说，公司治理问题从公司一问世就存在。特别是那些典型的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大型股份有限公司，它们一开始就存在如何构建一种治理机制的问题。之所以现在人们如此重视公司治理问题，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来公司治理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公司治理的着眼点很多，但核心是效率与监督的问题。公司运营没有效率不可能有效地发展，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司也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公司治理应成为解决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公司法改革应寻求什么样的理念？
公司法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司塑造为具有法律人格的商事主体，并以此为基础调整公司、股东、董事、经理和公司与员工等利害相关者的关系。但是，公司法自诞生至今，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这一理念也在发展，并成为促进公司法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虽然恢复商事公司法律制度时间不长，但它的恢复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公司法理念的碰撞，在中国公司法改革中是不能回避的。
（一）公司是扩大了的个人，还是缩小了的社会？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命题。美国学者约翰·戴维斯和英国学者伊凡·亚历山大都曾对此进行深入研究。[3]按照他们的分析：个人的权利是“自然法”内在固有的要求，在这个假设基础上，通过“法律虚拟”的方式，公司才可能被看成是一种扩展了的个人，作为“扩大了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而同样被赋予了个人权利。虽然公司是以“假想人”（想像中的人、法律上的人、人造人、司法上的人或假想的人）的身份被创造出来的，但它们毕竟是人：因此它们是法律统治下的居民或公民。[4]他们还认为，“公司是一个重要的接合点：作为商业实体被设计出来，此外它还变成了社会学实体。1897年，约翰·戴维斯写到，公司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问题，正是在其次它才是一个社会功能的问题’。现在公司的第二个功能已和第一个功能同样重要了。”[5]伊凡·亚历山大在分析了公司与管理层、股东、风险基金持有者、社会的关系之后认为，“公司已经从追求私人盈利的边缘工具成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复杂部门”。[6]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将公司同时作为“社会部门”时，实际上是视“公司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公民和邻居。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将社会道德观变成了公司政策。”[7]进而言之，实际上是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无疑，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作为整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讨论的。有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的基本责任是在遵守社会契约的前提下行使权力”。[8]但是，作为一种概念，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并且，它的内涵一直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而已成为一个历史范畴。
企业的社会责任，最早为经济学家所重视。传统理论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认为，企业如果尽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
销售它们，企业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经营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实现了其主要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仍然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稳立的基石。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企业社会责任多表现在企业的社会捐款。就美国而言，由于法律在管理者如何使用公司资金上有明确规定，并且，法官们一致认为，企业没有权力去做其特许业务范围以外的事。否则，就是过度活跃。基于此，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没有积极行动。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企业有了新的发展，企业家队伍更新了，他们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下降；公司普遍建立了在法律关系上独立于公司的基金，公司财产用于社会行动比较自由了，企业寻求并发现了可避免“过度活跃”指控的一些方法和依据，法院判例不再坚持“过度活跃”条款。[9]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企业管理者出现了有利于扩大企业社会责任的相互联系的三个观念，即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注：指企业管理者作为股东、顾客、雇员、社会的受托者，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人，并通过公司的运营服务于社会，造福、服务于公众。）并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企业领导者所接受。此间，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仍是缓慢地向前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现念的发展，是由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在不断改变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来源于企业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所以，有人主张，“一个企业的责任包括整个企业每天是如何运行的。必须以高于最低限度的程度来考虑企业行动对股东和社会大部分人所产生的影响，这应是一种考虑周密的制度。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具有社会意义，就像企业的社会行为必须具有经济意义一样。”[10]虽然，找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是很困难的，但人们为了操作的方便，还是努力划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或创造其指导原则。有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在以下五方面考虑：第一，不能设想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模式；第二，必须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利润动机的经济组织，而不能期望企业可以在没有财务刺激的条件下，去完成非经济的目标。应该鼓励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寻找赚钱的机会，但企业的表现主要以经济标准来衡量，社会责任可以补充但不能替代利润目标；第三，企业有责任纠正那些由它们引起的不良的社会影响。企业不应该无视外部成本来使利润“最大化”，而应当想办法使这些成本最小化；第四，社会责任因企业特点的不同而不同。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很大差别，遇到的社会问题不同，他们的社会责任也不相同；第五，企业的经理们应该通过研究公共政策的总体框架来决定其社会责任。[11]无疑，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的发展是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不仅理念在不同国家有了不同的发展，而且，“有一种世界潮流鼓励企业自愿承担责任，现在这种潮流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国家，但正在向全世界扩展。”[12]并且，美国等国的立法与判例已经在制度规则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予以确认。
上述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发展，[13]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向人们揭示公司的社会性，或者是在向人们表示公司的社会组织体的一面。但是，人们对应否扩大企业社会责任一直存在争议。
赞成企业承担扩大的社会责任的人认为，“企业的基本目的就是积极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达到社会的满意”。（注：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New York：CED，1971，P.11.（参见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张志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32.））主张雇员、顾客、债权人、供应商和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所在的社区对于法人企业都有一种利害关系，并且，有权使其利益在公司决策中受到考虑。（注：1986年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公开信《所有人的经济正义：关于天主教社会教义与美国经济的公开信》（参见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45.）。）他们的理由是：（1）企业是社会的产物，它们应当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反应；（2）企业的长期自我利益是通过充满活力的社会责任来实现的；（3）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减少或避免公众批评的方法。[14]
反对者主张，企业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使用它的资源，按照游戏的规则，从事增加利润的活动，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如此。并且认为，管理者只是企业所有者的一个雇员，他要直接对所有者负责，因为股东想尽可能多地创造利润，管理者的唯一目标就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持此观点的人还试图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扮演了经济角色外还承担了政治功能。这种混和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由企业管理者来控制是很危险的。这两种力量应当分开。[15]
也有人综合了上述见解的合理成分提出了折衷的主张，认为，“仰赖传统的营利最大化的理论，并不能导致对于当今公司责任的提法的否定。在经营判断原则的框架之内，存在着许多可以将资金用于有价值的公共福利措施的机会。唯一的限制是公司政策必须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有着合理的联系。”[16]
上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的发展和关于扩大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表明：
1.所谓公司社会责任，不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是指的社会义务，是道德上的义务，不是法律义务。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应履行的义务是不需要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即公司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还是除了生产单位外，它也是一个道德单位？例如，法国就认为公司拥有道德人格。由于公司在如此地改变社会，因此它也对社会负有义务。”[17]
2.公司社会责任即公司社会义务，主要涉及公司的利害关系者，如股东以外的雇员、顾客、债权人、供应商和公司所在的社区等。公司的行为应“有益于职员的，也有益于社区；有益于社区的，也有益于子孙后代；有益于公司所需要的洁净空气的，也有益于使世界人口保持健康的洁净空气。”[18]
3.人们要求公司履行社会义务，就是要求公司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对利害关系者的利益予以考虑，以解决营利与公共政策之间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决策和行动的采取，至少部分地要考虑企业直接的经济和技术利益以外的原因。”[19]
显然，以上各点并非都是公司法的问题，但作为公司法的理念，以下几点是有意义的。
第一，公司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改变公司的基本性质。如所述，公司应承担社会义务，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讨论这个问题，无疑首先是将公司作为私法上的主体，唯恐其追逐私益而忽视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回到起始提出的问题，“公司是扩大了的个人，还是缩小了的社会？”回答是肯定的，公司是扩大的个人，而不是缩小了的社会。只是在特定意义上，公司才被作为社会实体。“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公司才被证明是一个社会学的实体：它成为被社会所关注的事物，以及由此往上，被世界所关注的事物。公司仅仅制造有用的物品和提供方便的服务已经不够了，同样重要的是它怎样去干这些事”。[20]强调公司是扩大了的个人，并非是将它作为一般的人，而是作为商人。因此，必须强调其营利性的一面，注意它与其他组织的差别。在中国，强调公司的营利性，有着更特殊的意义。1979年经济改革初期，许多外国专家称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其理由一是中国企业普遍“政企不分”；二是中国企业没有自己的营利目标。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而且企业的任务也被描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显然，在当时，企业只有公益目标，没有私益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改革一直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商事主体。如果我们基于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目的，而否定公司在私法上的地位和公司的营利性，岂不违反了改革的初衷吗？再者，公司追求营利并非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相矛盾。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的，“为什么利润却是公司最不可让予的好东西呢？答案是简单而引人注目的：现在的利润是未来开支的一种抵消物。这样考虑的话，积累一定合理数量的利润乃是一种必要的职责。”[21]如果没有公司营利目标的实现，恐怕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第二，公司法中的公司应致力于实现所有股东的权益，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并不伤害利害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上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之所以有不同的见解，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司的定位问题。前已述及，公司不可能逃脱作为社会实体的地位，强调其社会道德义务也主要基于此。就法律意义而言，公司在不同法律关系中有其不同地位，这是不容忽视的。就公司和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关系，应涉及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公司与债权人（包括银行）的关系、公司与顾客的关系、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公司与社区的关系。无疑，公司与一般债权人、顾客的关系适用民法，地位平等，其利益均应受到保护；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应适用劳动法，依法保护员工合法权益；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方虽属平等主体，但基于消费者是弱者，消费者权益应处于优先保护的地位；公司与社区之间的关系，除主要依社会实体对待外，应依法保护相关利益，如公司的经营行为造成了社区的环境污染，基于对社区环境和居民利益的保护，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即公司与股东、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公司法律关系的范畴。由于股东是公司所有者的观点，至今还没有被颠覆，因此，在现有公司法的框架里，公司的第一位责任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而作为第二位责任才承认对债权人、员工、顾客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22]但是，当股权的实现与债权的实现发生矛盾时，基于风险承担的原则，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应处于优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问题。用共同的习惯语言来说，社会公共利益就是指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23]显然，社会公共利益与前述的社会责任关系密切。在一定意义上说，履行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是上述主体利益之和，相反，它是独立于公司利益和上述主体利益的一种利益。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在法益结构上除忽视公民、法人的独立利益外，还混淆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而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与国家、个人是相互区别的，即“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24]经过改革，不仅公民、法人的利益被通过立法肯定下来，而且，社会公共利益也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被肯定下来了。如1982年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表明，社会公共利益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
在一些法学著作中，有时也可以发现“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同提法。但是，这是相互联系又意义不同的概念，不可等同视之。民法学家史尚宽在谈到“公益”时曾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盖以公益易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为强调社会性之意义，改用‘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25]这表明，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当然，国家利益有时也包括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但这多是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之时。应该说，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区别而存在是普遍的，而国家利益包含社会公共利益是特殊情形，不能因特殊情形而否定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分别存在的普遍性的价值。
公司法和经济法都承担着要公司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但是，公司法和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不同。作为宗旨性条款的公司法第1条明确地将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放在最前列。同时，作为对公司的要求，它同样必须遵守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表明，我国公司法与整个商法的宗旨一样。它虽然既保护商事主体的个别利益（个别主体的利益），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商事主体利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作为防止权利滥用的前提。同时，作为确认和规范政府适度干预经济之法的经济法，其宗旨是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由于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往往不是某个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它是通过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侵害市场经济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个体利益的。经济法为实现其宗旨，不能不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保护目标。经济法的法益结构并非忽视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进而实现对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这表明，公司法与经济法虽然要求公司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两者的法益结构不同。经济法凸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公司法则凸现了对私益的保护。前者，要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主动型的；后者，仅要求“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被动型的。
（二）公司法宜多采任意性规范，还是多采强制性规范？
公司法采用何种规范结构，这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但是，在讨论公司法改革之时重提此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1.公司法规范的静态结构
考察公司法的静态规范结构有两个层次：
一是在根本层次上，即是公法还是私法？学术界无争议，它作为商法的一部分，显然是私法。作为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应是“渗透着公法因素的私法领域”。[26]
二是具体层次的规范结构。对此，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之别。所谓二分法，即认为公司法由任意性规范和和强制性规范构成。前者，“仅为
补充或解释当事人之意思，得由当事人之意思自由变更或拒绝适用者”；后者，“凡法律规定之内容，不许当事人之意思变更适用者”。[27]但作为与任意性规范相对称的规范的表述有所不同，有的直接表述为“强制性”规范或“强制性”规定；[28]有的表述为“强行性”规范或“强行性”规定；[29]有的则同时采用“强行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表述。[30]可见，强制性规范（规定）和强行法是作为同一用语使用的。并且，无论是任意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它们都是支撑私法自治的。即使是强制性规范，它“并不‘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毋宁是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仍不抵触私法自治的理念。[31]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作为识别其私法与公法的根据，也不宜将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一概视为公法化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在基本坚持上述“两分法”的表述下提出了“强行性规范”，认为这种规范是“以改变人民行为为目的”的，且源于刑法和各种行政法。[32]显然，只是这种规范才可视为“公法”或公法化的表现。虽然，这一判断是针对民法的，但对于其特别法-包括公司法在内的商法也是适用的。
所谓三分法，是以“促进了还是限制了私人秩序为基础”，将公司法分为三部分规范，最为典型者是分为许可适用规范、推定适用规范和强制适用规范。这种规范结构主张者认为，许可适用规范“只有在那些可能受其影响的人选择适用它们时才起到管辖的作用”：“推定适用措施的适用不需要受其影响的人们采取确认步骤，不要求进行选择。但是，虽然推定适用规范自动适用于它们所管辖的行为，公司参与者在决定这种规范运作程度上享有相当的选择权”；强制适用规范对其管辖的行为自动适用，“但是受强制规范管辖的各方没有可以不适用这种规范的选择。”[33]在上述规范中，仅“强制适用规范”不得依当事人意思变更适用，属于“二分法”的强制性规范之列，而许可适用规范和推定适用规范则均属任意性规范之列。
2.公司法采行规范结构的总体趋势
无疑，公司法的上述静态规范结构并非今天才有的，但是，当今讨论公司法采用何种具体的法律结构是有意义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与管制的协调一直是人们不容忽视的课题。实际上，始于1979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就是不断地放松管制（或曰“规制缓和”、“政府适度干预”），扩大营业自由。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是分别适应管制与自由的要求的。其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结构，就是管制与自由协调的反映。可以说，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所采用的具体的规范结构，反映的是当时经济体制中管制与自由协调的水平。而当时，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9个月。如今，公司法已经颁布9年多了，放松管制、扩大营业自由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以企业决定商品、服务价格为例，通过实施价格法，90%以上的商品和服务已实行市场调节价。1999年底，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价已分别降为1.5%、1.9%、6.4%.显然，现行公司法的规范结构，即现行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比例状况，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放松管制、扩大营业自由的情况。换言之，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较1993年更加放松了，而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的比例并未降低。同样，公司的营业自由扩大了，但反映营业自由本质的任意性规范并未提高其比例。中国已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论是引进外资，还是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都需要进一步扩大营业自由、放松管制。但是，自由与管制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简单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与此相适应，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该进一步减少，任意性规范应该进一步增加，这是一个不能避免的趋势。
3.公司法规范布局的选择
当然，不能将“强制性规范越少越好，任意性规范越多越好”的论断简单化。判断公司法规范结构的合理性，应以公司法规范布局的适当为标准。换言之，应首先确定公司法的内容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分别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什么性质的规范，而不是笼统地确定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比例。
毋庸置疑，公司法的基本内容是组织法与交易法，[34]它们各有不同特征，对其规范的要求也各异，但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从历史角度看，有关企业活动法部分，因属行为法，主要在规范企业活动中特定人相互间行为，本应尊重当事人意思，并以自由与迅速为依归，故大都采任意性规定；至于有关企业组织法部分，因属组织法，而企业组织健全与否，直接、间接影响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安全，应以严格与确实为必要，故多采强行规定。”[35]这表明，公司法的规范构成是具有规律性的。一般而言，采用何种性质的规范，是与公司法所调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所规范的具体行为有着密切关系的。交易行为所发生的利害关系仅及于行为当事人，应尊重当事人自治，受个人法原理支配，其采用的规范应依当事人意思选择，故而宜基本采用任意性规范。公司组织及其运营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涉及公司治理是否健全，不仅及于当事人，还直接、间接地及于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甚至影响社会公众利益，受团体法原理支配，故而多采用强制性规范。进而言之，公司机关的构成、股东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成立、公司消灭等，尤其是其程序性事项，宜采用强制性规范。但是，也不应绝对化。公司组织法中属于“意思自治”决定的事项，特别是当事人之间可以自行协调的事项，应采用任意性规范。至于公司法对其他行为的规定，则应基本上采用任意性规范，以实现交易的便捷、安全。
五、公司法改革的关注点之一：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结合中国公司法的实践，降低公司运营成本，这既是公司竞争的需要，也是公司发展的需要。目前，应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降低公司设立过多物质投入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由于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实行国民待遇，因而目前实际存在的企业法多元化的状态，必将被企业法一元化的体制所代替。在此情况下，如仍实行“高门槛”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将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应该降低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现行公司法根据经营方式不同，分别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模式，改为一元化的模式。并且，将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调整到适当的程度。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不仅存在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过高的问题，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应该增加公司筹措资本的自由度，兼顾债权人利益、公司运营效率、公司运营安全的要求，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同时，有限责任公司的实缴资本制也应总结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分期缴纳的经验，相应地改为认缴资本制。譬如，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确定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出资额，公司股东首次出资完成即可设立，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在规定的期限内缴足。这种做法不同于现行公司法的法定资本制，也不同于授权资本制。因为，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而不是股东会授权。
第二，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
现行公司法不仅存在过多物质投入增加
公司成本的问题，而且存在制度规则增加公司成本的问题。因此，通过“松绑”而减少公司运营成本，是非常必要的。
1.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设立公司的手续，公司法修改中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规制公司设立的强制性规范，而且可以增加公司设立的透明度。当然，公司设立采用准则主义，并不是废弃政府的一切审查。它所废除的仅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为保证公司的成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公司登记机关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其形式审查仍是必要的。从公司设立的特许主义到公司设立的行政许可主义，再从公司设立的行政许可主义到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每一次过渡，都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竞争中向前迈出一步。而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应是在市场准入上反对限制竞争的一大飞跃。因为，它将给所有投资设立公司的主体以自由和均等的机会，而不给任何一个投资者以设立公司的特权。同时，由于设立公司的准则是载入法律的，最容易使社会公众知晓。因此，设立公司的准则主义极大地提高了公司设立的透明度，降低了不必要的成本。
公司设立采准则主义的同时，也应彻底改革公司法对公司“经营范围”的规则。现行公司法关于“经营范围”的规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法的总则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可以变更经营范围”。二是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均要求将“公司经营范围”作为必须记载事项。因此，其关于“经营范围”的规定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我国台湾公司法也同样强调“经营范围”的意义，但只是将其称为“所营事业”而已。对此，学界的注意点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的目的性在于“保护股东之利益，以免公司负责人任意变更。”[36]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章程规定目的条款“系在决定公司之固有营业，一方面使公司之股东知悉自己之投资究应何种事业之风险；另一方面，使与公司为交易之第三人，不必怀疑其交易是否在公司之目的范围内。前者，以保护交易之静的安全（即保护股东之投资利益）为目的；后者以保护交易之动的安全（即与公司为交易之第三人之权益）为目的。”[37]还有的学者认为，该规定的意义在于“公司为此事业目的而设立，社员预想能完成目的项下的事业而出资，其目的事业的社会价值被登记机关认定而赋予法人格。”[38]以上表明，人们的关注点或保护股东利益，或保护债权人利益，或作为赋予公司法人格依据，或兼而有之。实际上，这主要是从应然的角度观察问题。毋庸忽视，章程是股东们依法定程序制定或通过的，如他们不愿意规定“经营范围”，其实并不妨碍保护股东的利益。同时，公司交易之第三人与公司之间交易的成立，应是基于对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在不守信用的情况下，规定经营范围也难以保护第三人利益。而在守信用的情况下，不规定经营范围，也可以保护债权人利益。何况，依靠第三人去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交易安全、快捷的要求是相悖的。再者，公司依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其登记机关依据的是民法规定的条件和商法（含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并非依据所登记的经营范围。因此，将“经营范围”作为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法定登记事项，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意义。就立法与司法实践而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先后废除越权原则，目的条款对这些国家早已没有什么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法不设依目的的限制规定；欧盟公司指令规定，即使公司机关的行为不属于公司目的范围内，公司也应受其约束；日本、韩国虽然规定章程的目的条款，但法院一直持扩大解释权利能力的立场；（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厂长（经理）拥有生产经营管理权、除由政府掌握的决策权之外的决策权和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我国学术界和审判实践以往一般认为，超越公司经营范围的行为应属于无效行为，但统一的合同法颁布以来，为了促进和保护交易，一般都采取从宽态度，即虽然公司超范围经营，但没有违反有关禁止经营领域的法律、法规，仍认定为有效。由此看来，公司经营范围不宜再继续作为公司章程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公司设立登记中的必须登记事项，可考虑作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可选择登记的事项。这样，可以将经营范围从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制的领域变为任意性规范规定的领域，将从政府关心公司经营与交易风险变为公司及其有关当事人关心公司经营与交易风险。当然，这不意味着政府对于公司经营范围完全不管，更不是消灭了政府对所有经营项目的审批，相反，法律规定特别需要审批的少数经营项目，仍可依法经过审批。但这种审批与公司设立的行政许可主义不同，它只具有营业许可的性质。
2.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出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没有表现出有限责任公司是较股份有限公司简化的一种公司形式。譬如，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虽然实行了大小公司区别立法，但仍显得较复杂，其机构的构成、运作和每种机构的职权与股份有限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对此，公司法应进行重大的改革。
六、公司法改革的关注点之二：改善公司治理，降低经营风险
如何使公司法改革满足降低经营风险的要求？当前的一个重点是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应强调：
一是有效性。现行立法已注意了组织机构形式，改革的重点应更强调其有效运作，实现其设立公司组织机构的目的。必须使公司的运营确实能实现公司利益，进而实现所有股东的利益，但同时不得侵害利害相关者的利益。
二是严格的监督。国内外的实践表明，监督不仅依赖于健全的组织和应有的权力，更依赖于实现权力的手段的设定。
三是高效率。公司组织的运营应能对市场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的风险。
基于上述三点，公司治理必须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实现以下转变：
第一，要实现从主要注重公司治理组织到注重治理机制的转变。中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治理的组织给以了较多的重视，对公司的最高意思决定机关、经营意思机关、法定代表机关和经营管理机关，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其如何实现其机制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公司治理必须通过制度规则建立经营运营的效率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并相应地在董事、经理、监事的权利、义务中体现出来。
经营运营效率机制的核心是完善董事会，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功能。实践中，董事会的无机能化状态是很严重的：其一，董事会背离其业务执行与经营决策机关的性质，忽视其工作的日常性，仅仅注意其会议形式。其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董事会构成不合理。董事本应由懂经营、有经验，且有时间、精力的人担任，但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过程中有相当一些不
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进入了董事会，“董事不懂经营”、董事远离公司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有些董事把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形式简单等同，以为都是仅以会议的形式存在，使董事会偏离了日常业务执行与经营决策机关的定位，董事会的作用没有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其二，董事会对执行董事、经理的监督乏力，其监督职能未能很好实现。在公司的实践中，人们常批评“股东大会形式化”的倾向。但如果股东会形式化司空见惯，董事会再形式化，那岂不是回到了厂长（经理）负责制？（注：民法通则第38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显然这有悖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其三，董事之间的监督尚未建立起来。部分董事未尽其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或者不尊重全体股东的利益，甚至为其己利而牺牲公司利益，却得不到其他董事的有效监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必须使董事会真正成为常设机构。首先，应增加董事会会议的法定次数，确保实现经营决策的功能。其次，应使不便操作的规则更加便于操作。现行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这一规定，无疑是为了维护董事长的董事会会议召集权和董事会会议主席权。但在实践中，一些公司的董事长滥用董事会会议召集权和董事会会议主席权，本人不履行其职务，也不指定副董事长和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妨害了公司的正常运营。为了提高董事会的效率，防止董事长滥用职权，公司法应以必要的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在上述情况出现时，由副董事长或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再次，改革公司代表制度。现行公司法的规则是采用法定代表人的制度，其特点是公司代表人具有唯一性，可以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负责人的范围是法定的。显然，这种制度不是公司法的创造，而是来源于民法通则。（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2002年1月9日）第49条。）但是，公司法将其极端化了，它将由法律或章程规定法定代表人变为仅仅由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这种做法，注意了向公司之外表示意思的一致性，但忽视了公司经营的复杂性和表示意思的适时性。实践中，现代公司的经营大多是多元的，而经营所涉及的环节也是繁多的，公司所有对外的事务都由一个人代表，即使是一个贤人也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将现行公司法上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即董事长为唯一法定代表人的作法改为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代表的制度，即不限于一人代表公司而根据公司经营规模分别确定公司代表人人数，是适应现代公司经营要求的。
监督机制的重心是强化监督手段。其中，首先是使监事会能够实现其职权。包括赋予监事会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以使对董事、经理的财务监督成为可能。二是赋予监事会在特定情况下的诉权。现行公司法对监事会的规定，不仅没有规定监事会用尽公司内部监督资源的内涵，更没有规定一旦用尽公司内部监督资源，应如何有效实施监督。换言之，没有规定监事会何时可以请求司法介入，以实现监事会监督的宗旨。于此，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司法空白是，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监事会对其纠正而不能奏效怎么办？公司法实施的实践表明，当董事特别是董事长的利益和公司发生冲突，并因此而酿成诉讼时，董事长无法代表公司，也不可能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其他董事代表公司，只宜由监事会代表公司，以保护公司的利益。三是在强调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监督的同时，应健全董事之间履行相互之间监视义务的规则，譬如非执行业务的董事可对执行业务董事的监督，执行业务的董事有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的义务等。“监视”的实现，可以避免或减少董事会决策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的行为。
激励机制的重点应是董事、经理报酬的区别性和董事、经理报酬与承担公司风险的关联性。前者，应使股东大会决定董事报酬和董事会决定经理报酬的规则不形同虚设，即根据董事、经理对公司业绩形成的不同贡献决定其不同报酬。这种区别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公司内部公平的表现。而平均主义地决定董事、经理的报酬，是不公平的。后者，应注意使董事、经理的报酬与承担的风险挂钩，报酬越高意味着承担的经营风险越大。
约束机制的核心是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责任。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改革，应将重点放在对董事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的概括性规定上，强调董事、经理必须遵循诚信原则，真诚地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执行职务，谨慎、认真、勤勉地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董事、经理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拒不赔偿的，股东、监事会可以以公司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建立代表董事（现行法为董事长）因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制度，以使董事长为自己的过错与公司共同承担损害他人利益的责任，也避免董事长滥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
第二，要实现从重在引进国外公司治理制度到重在制度实效的转变
进入21世纪以来，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规则，相继引进了一系列制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独立董事制度。现在，应进一步探讨如何使它产生实效。
（一）为什么引进独立董事制度？似乎这是一个迟到的问题。然而，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使独立董事制度产生实效是有意义的。同时，略去相关国际因素不论，这个问题只有在独立董事制度和传统的公司机关并列体制的监事会制度比较中才能得出结论。原有的监事会有两个久而未解决的问题：一是监事会成员的构成与实际产生程序有严重缺陷。公司法虽然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但许多监事的素质不能适应行使法定职权的要求；同时，监事的实际产生程序，先天地使监事难于履行监督职责，譬如日本以往监事会的成员，是由社长提名的，并且，大多是没有被提名董事的人，甚至是当不上董事的人。如此产生监事会成员的人选，他们怎么可能对董事进行监督呢？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的实践，也与日本大体相同或类似。二是监事会不过问公司的人事与报酬，无法在必要的监督中制约董事们。面对监事会的缺陷，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改革监事会，使监事会成员的素质和实质产生程序适应监事会履行职责的需求；二是另起炉灶，解决监事会长期没有解决的上述问题。无疑，引进独立董事的作法就是选择了后者。但是，独立董事制度引进之后如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则该制度不能产生实效。
（二）独立董事必须独立。独立性是独立董事的生命。独立董事的独立，应主要体现在其独立地位上，强调其“独立于所受聘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独立董事不得在上市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务”；[39]对特定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而不受他人左右。为此，必须认真对待以下问题。
1.独立董事如何提名？这是保证独立性的一个关键环节。董事会中已有独立董事并设置提名委员会的公司，无疑将由有独立董事参加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但初次实行独立董事的公司如何提名独立董事，这不仅对本次独立董事的选任有影响，也将对以后独立董事的选任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一旦初次独立董事的提名有问题，由他参加的提名委员会就很难公正地做好以后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提名。基于此，有人提出应由中立性的组织提名，不应由具有支配地位的大股东提名，也不宜由董事会提名。譬如，由股东代表组成的初次提名委员会，按照“头数主义”原则投票，而不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定”原则提出。然后，交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无疑，这种方案是有参考价值的。
2.独立董事的报酬。这也是影响独立性的重要问题。显然，独立董事的报酬不宜与执行业务的董事等同对待。他们的报酬不宜过高，尤其不宜与公司业绩挂钩。因为，这样容易变得与公司有重大利益关系，影响其独立地位。当然，没有报酬或者过少，缺少必要的激励，无法使其真正负起责任。此外，报酬的发放也宜有利于中立性，譬如，有人建议上市公司应将发给独立董事的报酬交给中介机构，再由其发给独立董事本人。这种建议具有可行性。
3.独立意见的发表形式。《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
2001年8月16日）规定，独立董事行使职权应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显然，这里的行使职权包括发表独立意见。这种做法，注意了董事会接受独立意见的方便，但忽视了独立董事的“合议”会使独立意见的独立性淡化，这无疑是和“独立意见”发表制度的本意相违背的。为保证独立董事意见的独立性，应该强调独立董事采个别发表意见的形式，不能将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变成集体意见。
（三）独立董事的法律基础。公司治理引入独立董事需有其法律基础，包括独立董事进入的基础和独立董事发生作用的基础，没有这种法律基础，独立董事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国公司法没有关于董事资格股份的规定，换言之，董事不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影响其成为公司的董事。这种开放式的立法态度，使独立董事进入公司董事会不发生法律上的障碍。但是，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如何发挥作用，尤其是如何发挥对其他董事的监督，还需要公司法提供其必要的规则。如上所述，应借鉴国外公司法经验，明确规定董事之间有相互监视的义务，作为董事之间相互监督的依据。同时，也使独立董事发挥对其他董事的监督作用，具有必要的法律基础。否则，即使引入独立董事，他们也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独立董事应有恰当的定位。公司治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复杂课题。不是单靠独立董事制度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因此，对独立董事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应该给予其恰当的地位，发挥其恰当的、能够发挥的作用。国外的经验表明，独立董事的作用有二，一是顾问作用，二是监督作用。[40]就公司治理而言，应更强调其第二种作用，即主要是对执行业务的董事和经理的监督。
有人认为，独立董事是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就公司制度规则而言，还是就公司理念而言，董事应是公司的董事，是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而不应代表部分股东的利益。实践中，由于大股东的支配，导致部分董事仅反映大股东的利益，这是对公司理念的违反，属于应矫正之列。但是，矫正仅能通过对其他董事的监督，使董事会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实现对大股东的制衡，而不是“矫枉过正”。即使制约大股东，也不是单纯依靠独立董事制度，还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实现，比如有的国家采用累积投票制、限制表决权制等。
需要注意的是，有着独立董事制度传统的美国，其公司治理也并非完全靠独立董事。除了独立董事制度以外，美国还靠其它多种因素，如发达的证券市场。股东一旦发现执行董事、经理不追求股东利益实现，不代表公司利益，就可以选择“用脚投票”。因此，美国盛行公司收购。由于公司收购的成功，董事、经理就会被淘汰，而且，有多次这样“记录”的人，将在业内失去信任。因此，欲想使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还需要发展两大市场，即证券市场和经理人（实际上，还应包括执行董事）市场。
（五）处理好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关系
上市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是在现有公司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它不同于美国的公司组织机构，也不同于日本公司治理中的选择制。其根本点在于，公司仍设有监事会。依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具有监督董事、经理的职能，这是法定的、不可剥夺的。因此，如上述，在健全监督机制中应立足于使其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强调监督所有的董事和经理。而独立董事的监督只是在董事会的层面上，不能代替监事会的监督。在两者并存的体制下，独立董事应更侧重于决策过程的监督，如在经营决策中对关联交易等重大问题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更侧重于事后监督。当然，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具有绝对意义。
第三，要实现从注意治理的实态资源到既注意实态资源又注意信息资源的转变“信息是现代经营活动的核心资源，是对经营行为进行充分评价的重要依据。”[41]在完善公司治理的讨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资源是信息。然而，这一重要资源却被人们只重视（以组织机构为表现形式的）实态资源的倾向掩盖了。公司的信息属于公司，这是不容怀疑的。良好的信息传导机制，应该使公司的不同机关都能得到必要的公司信息。但是，公司的信息却被最容易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独占了。公司的实践表明，公司义务的执行和经营决策需要公司信息，处于监督者地位的人或组织更需要信息。没有信息，经营决策与业务执行无法进行。同样，没有必要的信息，监督就无从谈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显得如此重要，市场机制因信息不对称而失灵，政府监督因信息不对称而失灵，公司的监督机制也一样因信息不对称而失灵。就传统体制下的监事会而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其监督不力并不只因为其组成人员不合理，监督手段不充分，还在于缺乏监督所必要的信息。当董事会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提交监事会表决时，监事们往往赞成不能，反对也不能。如此尴尬，其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严重的不对称。
如何在公司治理中重视信息资源的功能与作用？这里的关键，是尊重股东、董事和监事的知情权。为了使公司法上的监督机制真正发生作用，“股东有权获得任何他们希望了解的信息”，[42]董事有权从经理那里获得其希望了解的信息，监事有权从董事、经理那里获得其监督所必要的信息。就监事会监督的实效性而言，必须注意监事的知情权在行使监督权中的地位。美国学者曾按照美国法律背景和公司实践作过这样的分析，“作为公司董事，他们需要维护公司的利益、评价公司经营行为与管理绩效，因此他们有权以独立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信息。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只是通过董事会成员加以行使的，这种权利不受由公司经营作出的任何决议或政策的限制。”[43]这里告诉我们，在没有监事会的美国公司组织里，董事的知情权是以独立获取所需信息为保障的，并且，股东的知情权是通过董事会成员行使的。显然，这里的董事会不仅是作为经营决策机关，更作为公司对经营者的监督机关。而在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框架内，股东实现其知情权有赖于通过监事会成员行使。换言之，监事会成员的知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延伸，而这种知情权则是行使监督权的基础，并且是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监督权的应有之意。为此，必须保证监事能独立获取监督所必要之信息。除董事会定期向监事会提交财务会计报告外，还应在必要时，要求董事会就其公司经营的重大问题或突发性问题向监事会报告。
引进独立董事后，要使独立董事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同样应该吸取监事会监督信息缺失的教训。否则独立董事也难以避免“花瓶”的结果。所以，独立董事的信息获得，应有制度上的安排。执行董事、经理有义务为其提供必要的信息。
七、结语
公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的分析、讨论只是管中窥豹。从总体而言，以下问题仍是值得注意的。
（一）公司法改革宜采取开放的思路。开放的思路应强调公司法改革的深度、广度，并广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公司法必须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要求，这是公司法改革最基本的标准。面对这一标准，公司法的改革应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和公司竞争力的提高，但不限于上述的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交易风险。譬如资本制度，公司法的理念上一直坚持“资本三原则”。其实，这种理念如原封不动，已经很难指导公司法的改革。就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定资本制（或称资本确定制）早已为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所代替，中国公司法面临如何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经验，告别法定资本制。资本不变原则，被一般人理解为公司资本不得任意减少，确实需要减少资本时应依严格程序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依此理解，资本不变实际上是资本依严格程序变更。资本维持原则似乎是现在唯一原样存在的一个原则，然而也质疑甚多。就上市公司而言，资本维持的信用早已在实践上通过强制信息披露由其公司净资产所显示的信用代替了。因此，需要对资本维持原则的功能价值作重新评估。即使是上述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也需要从不同结构上探讨。就公司自身而言，还有许多减低风险的法律措施值得研究，如公司重大资产的转让等。就公司和其他主体而言，减低经营风险不能变成非法地规避风险，尤其不能让控制股东等以公司为工具规避自己的风险，甚至欺诈债权人。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问题应纳入公司法改革的视野。
（二）公司法改革应注意总结实践中公司法的经验教训。从发生作用的规范而言，中国公司适用的制度规则，除了1993年12月29日颁布并经1999年12月25日修改过的公司法外，实际上还存在着实践的公司法。譬如中国证监会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有的具有政府部门规章的性质，有的尚不具有政府部门规章的性质。虽然，其中有一些规则被人质疑是否有权制定。但是，它确实是发生作用的规则。此外，一些公司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原则下，在章程中作出了一些有利于全球竞争的突破性的规定。这些，都可以经过总结，纳
入公司法的制定法规则，成为公司法的规范之源。
（三）公司法改革贵在“神”，但也应注意“形”。无疑，公司法改革是制度规则的改革，因而必须注意支撑公司法的精神，此即为贵在“神”。但同样不可否认，好的公司法精神需要以良好的形式加以表现，包括采用好的“公司法结构”和使用妥当的“语言表达结构”，此即应注意“形”。否则，即使好的公司法精神，也难以让人理解。譬如公司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精神是，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仅限于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采取。但条文的表述却是：“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应当采用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由于这里使用了“应当”，谁还会理解为生产其他产品的公司或者特定行业以外的公司不能采用国有独资公司形式呢？显然不会。此外，公司法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不易从文字表述中分辨出来。至少是，同一种规范的语言表达结构尚存在差异。这些，虽属形式问题，但也应列入公司法改革的范围。
摘要：公司资本被认为是公司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虽然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此种规定不符合现代公司法的发展潮流。废除资本确定主义原则，确立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我国公司法未来发展的方向。因为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可以起到便利公司经营、加强公司董事会的核心法律地位以及促进商事经济繁荣的作用。
关键词：公司资本； 资本授权主义原则； 资本确定主义原则
一、公司资本的界定
公司法律制度归根结底就是公司的资本制度，公司法的基本目的就是为此种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上的构架［1］（p.232）。正是由于公司资本制度在现代公司法中的重要地位，现代公司法对公司资本制度极其关注并创设了一系列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规则。
在介绍这些重要规则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公司资本作出界定。资本（capital）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caput”，其本意为首（head）、首要的（principal）。在中世纪之前，一直是指与利息相对应或相区分的本金，仅适用于金钱借贷关系。进入16世纪，随着工商企业的发展，“资本”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股本开始逐渐成为“资本”的核心内容。［2］（p.8）在现代社会，资本这一词语虽然在各种场合被人们频繁使用，但是，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人们并无统一的说法。Gower教授指出：“资本一词含义众多，一种含义不同于另一种含义，即便在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法律、经济和会计领域，人们也没有就其确切含义有一致的意见，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资本来表达不同的概念，虽然其使用者并非总能承认此种事实。”［2］（p.214）在公司法领域，人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公司资本这一词语：其一，认为公司资本是指公司的股份资本，是指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所取得的资金。大多数学者是在此种意义上使用公司资本的。一本权威的著作对公司资本作了这样的说明：“公司最初所从事的活动就是筹措资本，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交换已发行的股份的方式聚集资金的过程。这样聚集的资金即为资本……由于公司被其股东所拥有，因此，公司的资本实际上是指公司股东冒险投入公司企业的那些金钱。”［3］（p.256）其二，认为公司资本是指公司的股份资本和借贷资本，而不仅仅是指公司的股份资本。此种理论认为，公司资本除了包括公司股东的出资以外，还包括公司向其债权人借贷而来的那部分金钱，它们共同构成公司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Cheeseman先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公司需要为其经营活动筹措资本。公司最通常的方法是出售股票和债券。”［4］（p.622）其三，认为公司资本除了股份资本，借贷资本以外还包括公司的收益。这是一种最广义的资本理论。在上述三种理论中，第一种理论为大多数学者所主张，他们仅仅将公司资本理解为是股份资本，而将借贷资本排除在公司资本之外。此种理论的优点在于它使公司资本同资本在法律上的含义协调起来，因为，在法律上讲，所谓资本实际上是指某一商事组织的财产价值超过该商事组织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那一部分金钱。它实际上就是公司所有的具有流动性的价值。然而，此种理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它将公司股东的出资看作是公司资本的惟一来源，排除了公司债权人在公司资本中的地位，违反了公司资本制度旨在保护债权人的宗旨。本文认为，公司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和借贷资本，虽然公司资本主要是由股份资本所组成。限于文章的篇幅，本文仅仅对公司的股份资本中的资本主义原则进行探讨。
二、现代资本主义原则的立法模式
在现代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股份资本制度有两种立法例即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和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前一种立法例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采取，后一种立法例则为现代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采取。
（一）资本确定主义原则
所谓资本确定主义原则，也称为法定资本制度，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其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作出明确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5］（p.21）。在资本确定主义原则下，公司资本是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确定数额的资本，该种资本在公司设立时必须全部由股东所认购和缴付，公司在设立之后要增加资本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修改公司章程。资本确定主义原则最初为法国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创设，我国台湾地区旧的“公司法”也采取此种原则［6］（p.227）。在现代社会，由于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具有保证公司资本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以及有效地保障债权和交易安全等优点，此种制度至今仍然为某些大陆法系国家，如丹麦、比利时等所采取［5］（p.8）。
（二）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
所谓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指公司章程所授权公司发行的资本总额无须一次性全部发行，公司可以仅仅发行其中的一部分股份资本，其余部分的股份资本何时发行，取决于公司对资本的需求程度，由公司董事会自由决定。在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之下，公司的授权资本不同于公司的已发行资本，公司股东在认购公司的已发行的资本之后，也可以仅仅缴付其中的部分款项，而不必像资本确定主义原则那样一次性缴付所认购的全部股款。因此，公司的已发行资本又不同于股东所缴付的资本。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现代英美公司法所采取的原则。在此种原则之下，公司“资本”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它或者指授权资本，或者指已发行资本，或者指已缴付的资本。
1.公司的授权资本
公司的授权资本也称公司的名义资本，是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公司授权发行的股份资本的总额。根据英美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设立之际，必须在其章程中载明公司已授权发行的股份数以及每一股份的票面价值，并将它加以注册登记。原则上讲，公司不得超出其授权资本的范围而发行股份，如果公司这样做，其股份发行无效，公司认购此种股份的人有权要求公司将其认购的股款返还给自己。［7］（p.139）
2.已发行资本
公司已发行的资本是指公司授权资本中已被公司股东所认购的那一部分股份资本。根据英美公司法，公司的授权资本无须全部被其股东所认购，公司只要对其股东发行一部分授权资本，公司即可成立。［8］（p.207）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未发行的股份，在公司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发行。
3.已缴付资本
公司已缴付资本是指公司的股东已实际缴付的股份资本，它是公司已发行股份资本的一部分。根据英美公司法，公司股东认购了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以后，无须一次性缴纳全部股款，他可以仅仅缴付部分股款，其余未缴付的股款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对股东提出缴付股款要求时始予以缴付。根据英国1980年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公共持股公司在发行股份时，至少要求其股东缴付其股份面值 的1/4，如果是溢价发行的股份，其超过股票面值的部分（溢价）必须全部缴付。
（三）折衷资本授权主义原则
在历史上，资本确定主义原则曾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实行，而在现代社会，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则放弃了或有条件地放弃了公司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并采取了英美公司法所实行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根据日本商法第166条的规定，公司设立之时，公司股东仅需认购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4，其余未认购的股份根据实际情况由公司加以发行。根据法国商事公司法第75（2）条的规定，公司在发行股份时，如果股东是以货币方式认购股份，则他们在认购公司股份时至少要缴付股份面值的1/4，其余股款根据董事会的决定，在公司注册登记之日起的5年之内一次或分次缴付。欧共体部长委员会在1977年所颁发的有关欧共体的公司法指令要求欧共体的成员国在其公司法中规定资本授权主义原则，认为，如果公司是公共持股公司，则公司的已授权资本总额不得少于25 000的各成员国现行货币单位，那些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的人首次所缴付的股款不得少于所认购的股份面值的25%.参见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for 1979. No. L. 2611.
同英美公司法所实行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相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采取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不完全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或者说是折衷意义上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它同英美公司法所实行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的区别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根据英美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公司的授权资本无须全部发行，公司可以仅发行其中的部分股份资本，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些国家的公司法要求公司设立之际，必须全部发行其授权资本，不允许公司分次发行其股份资本。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75（1）条规定，公司资本必须被全部认购。这样，在大陆法系国家，授权资本同已发行资本并没有什么区别。其二，根据英美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公司股东认购了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之后，在理论上他可以仅缴付一定的股款，未缴付的股款可以根据公司董事会的决议而缴付，法律并没有对此规定年限限制；而根据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股东未缴付的股款必须在公司设立以后的一定年限内缴付。
三、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的优越性
同资本确定主义原则相比，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有其优越性，表现在：
（一）公司资本授权主义符合公司实际，满足了商人的客观要求
公司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经济组织，虽然离不开公司的资本，但是，公司实际所从事的商事活动有时同公司的资本没有必然的关系。公司只要维持与其经济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本即可满足公司的正常需要。公司资本如果多于其经营规模的需要，虽然对公司债权人保护有利，但却是对有限的资本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股东希望仅缴付部分股份资本即可从事商事活动。公司法考虑到商人的此种实际情况，允许分批发行或认购股份以满足商人的要求。而如果采取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因公司法要求公司在设立时即全部认缴已发行股份的股款，公司的资本可能没有全部用于公司事业的经营，从而造成资本的浪费。在资本紧缺的时代，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可以确保资本的有效运用。
（二）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更便利公司的经营活动
根据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公司的授权资本已经记载在公司章程中，当公司因为经营活动而需要获得资本时，公司即可将授权资本中未发行的股份加以发行，从而取得所发行的股份价值，公司无须经过繁复的程序修改公司章程，之后再去发行股份。而如果实行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则当公司需要新的资本时，公司必须首先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方式去修改公司资本条款之后，才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本。而公司章程的修改程序复杂，需要遵行各种严格的程序。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规定了哪些程序，取决于各个国家法律的规定。我国学者在论及公司章程的修改时，仅仅论及公司股东会对公司章程修改行为的决议，而很少论及公司董事会对此种决议的通过以及公司法对持异议股东的法律保护。在现代两大法系国家，公司章程的修改必须经历4个程序即董事会的决议、股东会的决议、小股东的法律保护以及公司修改章程的登记。因此同公司资本确定主义原则相比，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更能确保公司组织快捷、方便和灵活地开展商事经营活动。
（三）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加强了公司董事会的核心地位
现代公司法区别于传统公司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公司董事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在传统公司法中，公司董事仅仅处于附属地位，是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消极执行机关；现代公司法改变了此种理论，确立了公司董事的核心法律地位。此种核心法律地位的表现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公司董事一般性管理权的享有、公司董事权的不受限制性、公司董事的自我持续的管理以及公司董事法律责任免除途径的增加等［9］。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将公司未发行股份的发行权和未缴付股份的股款的催缴权授予公司董事会，使此类权力成为公司董事所享有的一般性管理权的重要部分，公司董事可以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权衡公司的各种利害关系，自由行使此种权力。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使公司董事会的权力大大加强，确保了公司董事会的核心法律地位，符合现代公司法的发展潮流。
（四）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便利了公司股东的投资，促进了商事经济的繁荣
公司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刺激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并因此而促成商事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是公司法此种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根据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公司股东在认购了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之后，仅需现实地缴付部分股款，其余股款可以根据董事会的要求加以缴付。如果公司经营没有实质性地发生改变，公司股东在很长时期内可以持有他没有缴付的股款，并将它们投资到其他公司。而如果采取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则公司股东所认购的全部股份的股款均需一次性足额缴付，公司股东面临的风险极大，其投资多样化得不到保障，影响了股东投资积极性和商事社会的繁荣。可见，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刺激了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分散了股东的投资风险，对于商事经济之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
（五）公司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可以有效地预防公司被收购的危险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时常面临被收购的危险，公司采取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对于此种危险的消解有重要影响。根据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当公司敌意收购要约人通过收购公司大股东的股份而要将公司吞并之时，公司董事会如果认为公司收购不利于公司的最佳利益，他们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而发行未发行的股份，并因此而改变公司股东之间的地位，使原有大股东成为小股东，使某一小股东成为公司大股东，并因此而使收购者的收购行为失败。而如果实行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公司被敌意收购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当公司面临被收购的危险时，董事会无法通过及时、快捷发行股份的方式改变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无法采取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下董事会经常采取的防止公司被收购的措施。
（六）实行授权资本制可以为公司更方便地筹措资本提供便利
根据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公司的名义资本已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当公司在经济危机期间需要资本时，公司董事会可以不经过股东会的批准，修改公司章程以及登记公司章程等繁琐的程序而直接决定发行股份以取得所需资本。而实行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公司在急需资本时则必须经过这些繁琐的程序，否则，它很难及时地、快捷地解决所面临的资本问题。
四、我国公司法所应规定的资本主义原则
（一）我国公司法所采取的资本确定主义原则
我国公司法采取何种资本主义原则？我国公司法第23条和第7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或实收股本总 额。同时，依据我国公司法第35条、第27条、第82条、第91条和第94条，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和股东，均应在缴足出资或股款并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才能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设立登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采取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公司的注册资本既等于发行资本也等于已缴付资本［5］（p.25）。公司法不允许公司在设立时仅仅认购部分股份或者仅仅缴付部分出资，只有外商投资企业有例外。
（二）我国学者所主张采取的资本主义原则
在我国，学者对公司法所应当采取的资本主义原则并无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有人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坚持严格意义上的法定资本主义原则，因为此种原则使公司资本确定、真实，对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是强而有力的；有人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废除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确定主义原则而采取英美公司法的授权资本主义原则，因为，此种原则使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刺激公司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还有人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采取折衷资本授权主义原则，认为此种资本主义原则吸收了资本法定主义原则和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的优点，克服了两种资本主义原则的缺点，代表着公司资本制度发展的方向，因此，“从长远来看，折衷资本制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所应考虑和借鉴的一种立法模式”。［2］（p.25）本文赞同此种观点，认为我国公司法应当废除资本确定主义原则而采取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因为，同资本确定主义原则相比，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具有上述众多的优越性。
（三）我国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的立法模式
在我国，问题不在于我国公司法是否应当废除资本确定主义原则和确定资本授权主义原则，而在于我国公司法应当采取什么形式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有英美法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和大陆法的折衷式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我国公司法应当采取哪一种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本文认为，我们既不应采取大陆式的授权主义原则，也不应采取完全英美式的授权主义原则，而应吸收两者的长处，形成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资本授权主义制度，此种资本授权主义原则既要满足公司的实际需要，又能兼顾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所谓能满足公司的实际需要，主要是指此种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不应像我国现行公司法那样将公司的已发行资本等同于已缴付的资本，不承认授权资本，而应当允许公司在其章程中载明公司希望发行的资本总额即授权资本，之后允许公司实际发行一部分股份，并根据公司的目前规模和事业性质而要求公司股东缴付部分认购款项。这样，在我国公司法中，公司的股份资本也应当包括不同类型的资本：授权资本、已发行资本和已缴付资本。这一点同英美资本授权主义原则相同而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
所谓能兼顾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是指此种资本授权主义原则不应完全无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应当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作为自己的基础，因为，公司资本是公司债权实现的一般担保，公司资本不充足，则公司债权实现的一般担保即受到影响、发生动摇甚至完全崩溃。基于公司债权实现的一般担保的需要，我国公司法可以考虑三种必要的制度：
其一，公司股东虽然在公司设立之时有权仅仅缴付所认购的股份的部分股款，但此种已缴付的股份资本必须占股东所认购股份资本的一定百分比，此种百分比是公司法所强制规定的，公司章程不得加以修改，公司董事会不得行使自由决定权加以变更。根据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公司的有关规定，公司股东第一次缴付的股份资本，以不得少于其所认购的已发行股份的1/4为宜。
其二，最低资本的需要。公司全体股东所缴付的已发行股份的资本总额不得少于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资本的要求。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参考两大法系国家的最低资本制度的要求，我国公司法所要求的此种最低资本可以分两种情况加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此种最低资本为5万元，股份公司的此种最低资本为50万元。必须指出，本文此处所谓的最低资本不同于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根据我国公司法第23条和第78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的全体股东实缴的股份资本，其最低注册资本根据所设立的公司性质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是有限公司，其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为10万、30万、50万元。如果是股份公司，其最低注册资本为1 000万元。由于我国公司法没有实行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因此，上述资本制度实际上将最低注册资本等同于已发行的资本和已缴付的资本。而本文所论及的最低资本并非是公司的注册资本，而是指公司股东第一次所缴付的股份资本总额所应达到的要求，它以公司股份资本分成授权股份、已发行股份资本和已缴付股份资本三种类型作为前提，实际上，此种意义上的最低资本是指已缴付的股份资本。
其三，未缴付的股份资本的缴付。英美公司法所践行的资本授权主义原则并没有对股东未缴付的股份资本的具体缴付时间作出规定，认为此种未缴付的股份资本何时缴付取决于公司董事会的自由裁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则对董事会的自由裁量权作了限制，认为董事会有义务要求股东在一定期限如5年之内缴付未缴付的股份资本。本文认为，英美法的立法例不利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因为，如果将未缴付股份资本的催缴权完全不加限制地授予给公司董事会，则公司在经营不善而破产时，公司要求股东缴付其未缴付的资本时，公司股东也许无力再缴付股份资本。
内容摘要：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是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课题，它在产生根源上与美国传统的言论分层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最高法院未对商业言论进行严密的定义，如同耐克案所显示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出现的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得到合理的调整，从而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包含了商业言论与政治言论划分的合理性、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调整等诸多问题，有待学者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关键词：言论分层理论，公司法人言论，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
导言
众所周知，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言论自由的案件时存在着依其内容的不同将言论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并对不同类别的言论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做法。其中政治言论被认为是高价值言论而受到了最高的保护，商业言论则被认为是低价值言论，一度甚至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分层理论”。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这种言论类型的划分标准却并不是言论的内容，而是作出言论的主体。这种挑战传统言论分类标准的言论类型一俟出现就引起了研究第一条修正案的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最近更是凭借Nike v. Kasky一案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为其贡献其学术智慧。这就是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 speech）。公司法人言论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本文的任务就是对这一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的新课题作一系统介绍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
一、美国言论自由分层理论
言论自由自 6、70年代以来在美国一直得到了极高程度的保护。根据最高法院历经多年的探索所总结出的一套审判第一条修正案案件的原则，其对言论自由一般仅允许“内容中立”的限制，除非根据利益平衡的检验原则政府能够证明它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促进了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并且这一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对言论自由所实施的附带限制与促进政府利益相比不那么重要。 据此，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体系中居于基本权利的地位，甚至是憎恨言论（hate speech）也能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实际上，美国学者米克尔约翰就曾明确提出过应对言论自由给予绝对的保护。那么言论自由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程度的保护呢？这与言论自由在美国学者眼中所具有的价值具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 Tushnet等学者的统计，美国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形成的有关言论自由哲学基础的学说主要有三种：追求真理说（著名的“思想市场”理论即属于此类）、自治说和自我实现说。追求真理说以霍尔姆斯和布兰代斯为代表，主张“吾人所欲求的至高之善唯有经由思想的自由交换，才比较容易获得，——亦即要想测试某种思想是否为真理的最佳方法，就是将之置于思想竞争的市场上，看它有无能力获得认可”，因此不到最后关头，政府绝对不应插手这一进程。自治说的主要代表则是绝对主义者米克尔约翰。米克尔约翰主张，言论自由实际上所保障的是人们参与自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自由讨论是保证投票者获取足够的智识以及情报（information）以便在投票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选举权不应受到限制一样，言论自由也不应受到限制。自我实现说则以Emerson、Redish等人为代表。其中，埃默森教授认为言论自由通过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交换信念及观点来发展个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Martin Redish则认为言论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它培育了民主政治所追求的价值——个人对影响生活的决定的控制及个人的“人的才能”的发展。其中很难说哪一种在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以说这三种学说共同对美国法院关于第一条修正案的判决发挥着指导性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具体说来，自治说在早期影响较大，自我实现说在较为晚近的时候则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学说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强调的都是对言者（the speaker）利益的保护。
那么根据上述理论，是否所有的言论都应该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的保护呢？首先，根据米克尔约翰的自治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否定的。由于米克尔约翰论证言论自由价值的立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因此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只有与公共事务有关的“公言论”（public speech）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除此之外的其他言论都不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只能受到第五条修正案的保护。而根据追求真理说和自我实现说，也只有对获致真理和实现自我价值，特别是与实现民主相关的价值有促进作用的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据此，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言论的内容将言论划分为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或公共言论）和低价值言论——商业言论。只有能够促进言论自由价值实现的高价值言论——政治言论才能够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美国宪法学界可以说对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目的即使不是完全的也是绝大部分的是为了保护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总结出了言论自由分层理论，即：言论应根据其内容划分为政治言论（或称非商业言论、公共言论）与商业言论，政治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对商业言论则采取与政治言论完全不同的保护原则。
至于对商业言论具体采用什么样保护原则，不同的时代做法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可以以1976年的Virginia Board of Pharmacy v. 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 Inc.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来认识商业言论的保护原则。1976年以前，商业言论基本上被排除在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外，其中最高法院更是在1942 年的Valentine v. Chrestensen一案中明确宣布联邦宪法没有限制政府调整纯粹的商业广告，从而以判例的形式将商业言论从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排除出去。而在 1976年的Virginia Board of Pharmacy案中，最高法院宣称，即使商业广告注重的是纯粹的经济利益，也不排除其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从而第一次将商业言论纳入了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而最高法院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在于：就具体消费者而言，他从商业信息自由流通中所获得的利益即使不大于，至少也不少于他在日常的最迫切的政治讨论中所获得的利益。此外，就整个社会而言，商业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由此，最高法院就将商业
言论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联系起来了。而1980年的Central Hudson Gas Electric Corp.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New York案则标志着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新的保护原则的成型。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形成了四步分析法来审判商业言论案件：第一，必须确定表达是否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而商业言论要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至少必须涉及合法活动，并且不能误导公众；第二，所主张的政府利益是否重大；如果以上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第三，确定调整是否直接促进了政府主张的利益；最后，确定政府这一调整是否大于促进这一利益之必需。由此，商业言论被正式纳入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但是相比于政治言论，商业言论仍然被认为是仅仅具有“低价值”的言论，它只能得到法院较低程度的保护，一旦商业言论被证明是虚假的、误导的或者是鼓励非法活动的，法院仍将准许政府对其进行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明确了商业言论的“次等”地位的分层理论中存在着一个较为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最高法院至今未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司法实践中仅仅形成了一个对商业言论的模糊的认识，那就是所谓商业言论是“纯粹意在商业事务”的言论。正是由于缺乏对商业言论的准确定义，因此虽然最高法院并未将商业言论定义为公司法人作出的言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将商业言论等同于公司法人所作出的言论的倾向。 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公司法人实际上在言论自由领域中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主体。
二、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
近年来，由于公司法人不仅仅在推销产品上发表自己的言论，还在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甚至是竞选事务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言论（corporate speech）。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主要与三个案例有关：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lotti，Pacific Gas Electric Co. v.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California以及Nike， Inc. v. Kasky案。在Bellotti案中，法院指出在民主社会中言论对为公众提供情报的作用并不因其来源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Pacific Gas案中法院则指出，公司法人所作出的与选举无关的政治言论不得仅仅因其公司法人的主体性质而受到限制，并且主张公司法人也应该与公民一样拥有“说与不说”的自由。也就是说，从这两个案件开始，法院开始在裁决言论自由案件时对公司法人这一主体性质进行考虑，公司法人言论由此开始进入法院的视野。当然，仅凭这两个案件还不能说最高法院已经形成了对待公司法人言论的成熟的原则。正如后面将要指出的，近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上日趋严厉，这与Bellotti案和Pacific Gas案的思路很难说是相一致的。而公司法人言论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可以说还是始自于2003年的Nike， Inc. v. Kasky案。
耐克案虽然发生于2003年，但案由却可以一直追溯至1996年。在1996－1997年间，多种媒体广泛报道了耐克公司在东南亚的分公司虐待劳工的新闻。作为回应，耐克公司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上述报道进行了反驳。1998年，Marc Kasky向旧金山高等法院对耐克公司及其5名管理人员提起了诉讼，指其上述行为违反了该州消费者保护法有关禁止虚假广告和不正当竞争的规定。针对 Kasky的指控，耐克以言论自由为由提出了抗辩。基于言论分层理论，本案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耐克有关言论的性质判断上。如果法院判断其为政治言论，则耐克的言论将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Kasky的指控也就将被驳回；相反，如果法院判断其为商业言论，那么根据虚假的商业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原则，耐克就将在本案中败诉。法院在第一审和上诉审中都作出了对耐克公司有利的判决，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院明确裁定耐克的言论为“非商业言论”。但是，在案件被Kasky提交到州最高法院之后，加州的最高法院却以4－3的比例推翻了前面的判决，裁定耐克的言论为商业言论。在这种情况下，耐克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这就是引发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问题争论的Nike， Inc. V. Kasky案。
几乎自最高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之日起，耐克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该案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关注，其原因主要就在于本案所涉及的耐克言论性质模糊不清，如何定性非常困难。通常在认定商业言论时的依据有三：出于经济动机；以广告的形式；针对某一产品。耐克公司的言论却不同于以往的商业言论而具有某种对公共事务进行讨论的外表——耐克在媒体上所宣传的或表达的是耐克公司在海外的劳工政策，而这一言论的内容可以说是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的。因此，耐克案可以说是为最高法院解决精确划分商业言论与非商业言论以及形成一个针对公司法人言论的初步原则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最高法院在耐克案上也就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却是令人失望的：它不仅回避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问题，而且回避了对商业言论进行定义的问题。最高法院以本案所涉及的新问题尚不成熟为由，拒绝对耐克言论的性质作出判断，从而在事实上支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最高法院维持了加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最高法院在声明由于这一新问题尚未成熟而拒绝对其作出判断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正是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由商业言论、非商业言论和与公共问题有关的言论组成的混合言论，这也就相当于承认了耐克案中涉及的言论在性质上与传统商业言论案件是存在差别的。
那么，公司法人言论何以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商业言论定义不明确以及混合言论的出现。正如上文中所论及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法人（大资本）日益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来，其表现形态就是公司法人日益倾向于在社会事务乃至政治事务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其主体因素又决定了这样的言论通常混合着商业言论（广告）的因素，从而最终导致了混合言论的出现。实际上，早在Valentine v. Chrestensen案中就已经出现了混合言论，只是这种简单形式的混合言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未引起法院和学者的重视。耐克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混合言论在当代社会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如何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了法院和学者无可回避的问题。
仔细考究之下，公司法人的言论可以分为三种：商业言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普通的政治言论。其中，商业言论实际上是一种与言论主体性质无关的言论类型，但实际上通常与公司法人这一主体相联系。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保护原则，并且在近年来表现出了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势。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和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则与言论主体的性质具有直接联系，其中法院对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采取了严厉的限制原则，而对其他政治言论在原则上则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由于上面提到的混合言论就是因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
之间界限不明而产生的，因此，实际上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也难以真正得到和其他主体相同的保护。由此可以说，公司法人的言论在整体上都是受到“歧视” 的。这就使得公司法人的言论具有了特殊性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类别。
如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传统理论中只存在根据言论内容对言论进行的分类，而公司法人言论却是依据言论主体的性质进行的分类，因此这一新的言论类型的出现与传统理论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公司法人言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对言论自由研究提出了许多问题。
三、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
总结美国学者研究公司法人言论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研究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将言论划分为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是否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公司法人是否同个人一样享有言论自由？最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类别？或者说，公司法人言论在性质上与个人的言论相比是否存在特殊之处？
如同上文中所分析的，导致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的言论类型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就是最高法院没有对商业言论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致使法院对于公司法人的混合言论难以进行合理的调整。针对这一症结，有学者呼吁最高法院应以耐克案为契机明确商业言论的含义。然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最高法院对言论进行分层、对商业言论和政治言论给予不同保护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实际上，从美国近年来的判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对于商业言论的态度越来越趋向于缓和，商业言论在最高法院得到了越来越高的保护。近年来商业言论案件在最高法院保持着令人惊奇的胜诉率：在24件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仅仅对其中的5件作出了允许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限制的裁决。我们知道，美国法院调整商业言论的原则成型于Central Hudson案，然而在最近的判例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抛弃Central Hudson原则的倾向。在1993年的City of Cincinnati v. Discovery Network Inc. 案中，最高法院就首次正式拒绝了商业言论只具有低价值的说法 ；而在1996年的44 Liquormart， Inc. v. Rhode Island案中，法院更是拒绝了政府对商业言论所作的“家长式”的监控，肯定了商业言论对于听者的价值，并且特别强调真实的和非误导的商业言论应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充分的保护。 44 Liquormart案之后就有学者指出商业言论从此再没有理由被当作另类的言论看待，而应该和政治言论一样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全面保护。
商业言论之所以受到法院越来越高的保护与学理上对言论自由和商业言论认识的变化有关。首先，法院改变了商业广告对于公共利益毫无价值的看法，认为在当今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资源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经济决策决定的，因此这些决策是否明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根据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这样，商品信息的自由流通也就对于言论自由具有了独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其次，最高法院之所以在允许政府限制商业言论上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也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法院担心如果给予商业言论以充分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和政府两者的利益，因为消费者将无法摆脱不实、误导或欺骗性的商业广告，而政府也将无法惩治这些商业欺诈。然而，近年来，法官和学者都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有意见指出，即使是对商业信息也应该同其他信息一样相信消费者甄别对错的能力，而不应该允许政府对商业言论进行“家长式”的管制。最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保护也与由保护消费者利益转向保护言者的利益的动向有关。由于因商业言论而受到限制的主体多为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在经济上又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法院认为公司法人因言论受到限制而可能遭受的不利影响较小。这样，在商业言论案件中，法院往往强调作为弱势的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公司法人作为言者的利益。进入90年代之后，法院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商业言论的言者的权利保护上，从而提高了对商业言论的保护力度。
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自然对法院的言论分层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主张既然商业言论对促进言论自由的价值同样发挥着作用，商业言论同样事关公共利益，那么最高法院就应该对商业言论给予同政治言论相同的保护。
而与最高法院提高对商业言论的保护相对应的，是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日趋严厉的态度。根据1978年的Bellotti案，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是：不得因其言论主体性质的特殊性而对其予以限制。但是自80年代末开始，法院出于防治政治腐败的原因转向允许政府对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一限制的范围被最高法院限定为含有明显的鼓吹内容的言论。进入21世纪之后，最高法院更是在2003年的 McConnell v. FEC案中支持了一个全面禁止公司法人运用公司财产对竞选发表观点（实际上就是竞选广告）的法令，这一法令与传统限制不同的是，它并不考虑被限制的言论是否意影响竞选，只要提到了候选人的名字，言论即可被禁止，这样就使得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受到了政府高度的限制。
法院之所以允许政府对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进行高度限制，其主要理由就在于：公司法人在竞选中运用巨额的公司财产的行为并不是对公司法人有关公共事务的观点的表达；对其进行限制之后，公司法人还可以通过专门的组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防治腐败这一重大的政府利益同样也构成了法院允许政府对这一言论进行限制的理由。
针对最高法院近年来的这一变化，学者们同样也提出了质疑。根据Consolidated Edison Co. v.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案和Pacific Gas Electric Co. v.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案所形成的原则，法院对公司法人除与竞选有关外的普通政治言论给予了同个人同样的保护。那么防治竞选腐败的政府利益同样存在于公司法人的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最高法院为什么没有对这一类言论也进行高度的限制呢？同样地，认为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不是公司法人观点的表达这一理由也可能存在于公司法人普通政治言论案件中。至于公司法人在言论遭受禁止后还可以通过PAC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也是将责任推到了PAC身上。
虽然最高法院针对商业言论和公司法人与竞选有关的政治言论的态度截然相反，学者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却可以说是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赋予公司法人以与个人同样的言论自由。然而，针对这一问题又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质疑：言论自由是一项“人”权，公司法人有资格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吗？
反对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言论自由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维护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不论是采取上述三种言论自由哲学基础学说中的哪一种，最后都可以归结至这两点上。显然，公司法人既然不是“人”，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人格尊严和个人自主的维护与实现了。其次，我们之所以保护言论自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保障在社会中占少数地位的观点不受多数观点的压制。由于公司法人，特别是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公司法人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仅仅不存在表达意见的障碍，相反，它的意见还常常是影响性的。从这一点来说，也不应给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保护。第三，从历史上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来看，言论自由与个人声誉的保护和侮辱、诽谤案件是密切相关的。而公司法人，就如同其不具有人格尊严一样，也很难说具有主张保护基于人格尊严的声誉的立场。
支持公司法人具有言论自由主体资格的学者则从反对“基于言者身份的歧视”（Speaker-Based Discriminatio）的传统立场出发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认为，虽然公司法人发表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的动机受到了质疑而被认为是受到利益驱动的，也就是与产品的推销具有隐蔽的联系的，但是从言论的内容来看却与个人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么对于相同的言论，仅仅是因为公司法人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就予以限制，这是否公平合理？以耐克案为例，如果耐克的言论是由普通公众作出的，那么法院会要求政府证明言者具有明显的恶意；而对于耐克则不必要求证明其具有恶意，只要是虚假的或误导的言论政府就可以对其进行限制，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无论学者讨论
的最终结果如何，在社会实践中公司法人的确越来越多的对社会事务甚至是政治事务发表看法，这已经超出了传统言论自由理论所能调整的范围，拒绝赋予公司法人以言论自由的立场更是与这一事实相违背的。公司法人成为了言论自由的一个特殊主体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与其否认公司法人作为言论自由主体的资格，还不如探究如何调整这一特殊主体的言论自由。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是应该将公司法人的言论作为一类独立的言论给予特殊的调整，还是应该给予同个人言论相同的保护？
迄今为止，有关公司法人言论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乎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应该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言者的性质或者说身份上还是应该放在言论的内容上。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非盈利的法人和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得到了第一条修正案的完全保护。实际上，第一条修正案的许多核心言论的主体都是非盈利法人和团体，如政党、公众利益团体、学校等。那么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构成了公司法人主体特殊性的原因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言论自由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利益并不构成排除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理由。此外，个人也同样广告，如一人公司及律师。实际上，商业言论保护的发展历史与律师广告的密切联系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言论却并没有被法院“另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若因其主体的特殊性而进行特殊的限制，其合理性也就值得商榷了。
四、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以上谈到了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领域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也介绍了美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思考。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由于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问题产生不久，相关的研究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其中有些问题的探讨尚欠深入，而对于公司法人的言论如何保护就更难说是已经达成了共识或者形成了成熟的意见。但是可以看出，学者们比较倾向于加强对公司法人言论的保护力度。针对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以及上述这种倾向，笔者进行了些许宪法学思考，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
从涉及的具体问题来看，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问题的产生从表面上看起来主要是在于商业言论问题，一是商业言论如何定义的问题，二是提高商业言论保护的问题。因此，对商业言论进行严格而明确的定义是解决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问题的前提。此外，虽然现在最高法院表现出了加强对商业言论保护的趋势，但是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对商业言论给予同非商业言论同样的保护。而以言论自由的宏观视野来考察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公司法人言论是否应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论类型，公司法人能否成为言论自由的主体，如果能，那么它在享有言论自由的程度和范围上与个人是否存在区别。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传统的对言论进行分类的方法所依据的标准都是言论的内容而不是言论的主体性质，如果允许政府仅仅以言论主体性质为由对某一言论进行限制，我们认为是存在不妥之处的。因为，正如最高法院在Bellotti案中所指出的，某一言论所蕴涵的价值并不会因其来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么需要解决的就是，公司法人言论在言论的性质上是否与其他言论存在区别。
而当我们站在宪法学的高度来审视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公司法人言论这一新型言论的出现及至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的探讨以及最高法院日益提高对公司法人言论自由保护的倾向（通过商业言论案件），实际上都反映了公司法人对社会事务参与程度的加深和对于共同体事务影响的扩大。回到言论自由的哲学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对于言论自由的性质如何认识，它对于共同体成员表达自己对于共同体治理的意见的价值，也就是言论自由所蕴涵的“自治”和促进民主的价值，始终构成了言论自由诸多价值中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的内容。这也是最高法院在关乎言论自由的判例中始终重视审查言论是否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是否关涉公共利益的理由。这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前设：言论自由的主体构成了共同体的组成分子，或者说是主权者的组成分子。由此反观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公司法人由最初的商业广告、推销产品这样一种“表达”性质较低的商业行为发展至通过商业广告表达自己对经济方面问题的意见，再到就劳工政策等公共事务以及竞选等政治事务发表观点，这一过程正反映了公司法人意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参与到共同体治理中的倾向。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公司法人是否能构成治理共同体的独立主体？纵观公司法人言论自由在美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资本对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虽然目前就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最高法院对公司法人言论案件也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检验原则，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加强对社会公共领域渗透的趋势却是确定的。因此，可以预见，公司法人的言论受到保护的程度在长期内应该是得到提高而不是相反。那么，公司法人是否最终会被赋予同个人相同的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呢？如果是，那是否最后将会造成资本，特别是大资本控制公共事务决定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一旦形成，作为公民的个人的意见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届时宪政的基础是否依然存在呢？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虽然公司法人的言论自由问题目前在我国尚没有萌发的迹象，但是基于这一问题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的正相关性，我们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这一问题也很可能在我国出现。因此关注美国言论自由研究中的这一新的课题对于将来公司法人言论自由问题在我国的解决必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内容摘要]：目前世界各国纷纷修改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给予承认。而反观我国公司立法，除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外，禁止自然人和公司法人设立一人公司，并且对存续的一人公司缺乏规定。这种立法现状给我国司法实践和守法者诚实经营带来不小难题。本文即通过对一人公司性质、特征、历史沿革、各国立法态度、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原因、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主张在立法上对一人公司予以肯定性评价；同时在此基础上构思我国的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
[关键词]：公司，一人公司，法人格，唯一股东，有限责任
引言
去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会长任文燕提出要求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引起法律界和工商界的关注。我国现行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两种一人公司，禁止设立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这种立法现状不但导致内资和外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不平等，而且势必出现规避法律以逃避义务的现象，并导致立法与实践的混乱。由此任文燕委员提出允许设立一人公司的议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国就已有学者开始探讨一人公司现象，呼吁完善公司立法。这次立法议案的提出，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罢了。
一、 一人公司的由来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从学理上划分，一人公司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为了满足法律上对公司最低人数的要求，或是为了“真正股东”的利益而在名义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而已[2] .此种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本质上是“真正的股东”为自己谋取利益而规避法律。
一人公司获得承认肇始于英国1897年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萨洛蒙是一个多年从事皮靴业务的商人，1892年他决定将他拥有的靴店卖给由他本人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靴店转让价格为39000英镑。作为对价，公司发行了每股1英镑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个孩子各拥有1股外，萨洛蒙本人拥有20001股（目的是达到当时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东人数）。此外，公司还以其所有资产为担保向萨洛蒙发行了10000英镑的债券，其余差额用现金支付。一年后公司因亏损而进行清算，萨洛蒙提出了优先于其他公司债权人获得清偿的要求。法庭终审判决：公司是一个独立于其成员的法人，因此萨洛蒙持有的10000英镑担保公司债应予以优先受清偿[3].
这一判决为公司法学及商业界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显示了个体经营者组建公司与大公司一样有实际价值，而且还揭示出个体经营者既可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认购公司债券从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经营风险。而从萨洛蒙案所确立的规则来看，公司与其成员在人格上完全分离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在以后的一些实践中，立法者或法院偶尔也允许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为了维护公司人格的独立性，通常是不会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法人格与其成员或者说股东的人格相区别，充分体现了法技术的绝妙之处，即“法人格本身乃是为了使法律关系单纯化而由法律所认许的一项法技术”[4]，由此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社会进步意义。
自此以后，一人公司迅速发展，各国也开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从各国的公司立法史来考察，传统的公司立法并不承认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态度仅是就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仅公司设立必须具有法定的股东人数，而且公司设立后也不得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如果公司股东低于法定最低股东人数，将导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开始于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继而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对各国和地区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士登 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11月5日制定并于1926年1月20日实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开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该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设立，并可以一个股东维持公司的存续。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并且这些董事都必须由公司的股东担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股东的人数降至一人，亦不会导致公司的自动解散。并且，公司的单一股东对公司的债务不承担个人责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国 德国因1892年首立《有限责任公司法》而著称，但当时也要求至少应有两个出资人。至于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后，出资在转让或赠予、继承中集中于一人，仍承认存续的合法，而不导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法》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按本法规定，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数人设立。”从而使一人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德国1884年颁布的《股份法》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至少须要5人，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 988年才开始承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的1994年，认可了由唯一股东设立的股份公司。
3.法国 法国立法思想始终将公司设立行为视为股东间的一种契约行为，并在其民法第1832条作出明文规定，因而设立一人公司自然不被允许。对于设立后的一人公司，法国判例和学说均采取较严厉态度，认为当然应依法解散，而且其1867年的公司法将股份有限公司因股东减少而区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当股东减少为7人以下时，依该法第38条规定，公司并不当然解散，须待一年后由法院判决解散。但当股东减至一人时，则要依民法第1832条规定当然解散，不适用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直到1966年，法国公司法才做出较大修改，于第9条中对公司全部股份和出资集中于一人时的场合，也给予了一年的时间补正，如果一年内，一人股东的状况还未改变，利害关系人方可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这给法国承认设立后的一人公司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1985年7月11日，法国颁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修改法案，明确规定可设立一人公司并承认一人公司的存续。自此，法国民法典1832条也放弃了设立公司必须是契约行为的做法，即承认公司设立有两种形式，其一为契约设立，适用于两人以上的设立公司行为；其二为依一人意思设立。而1985年法国公司法修改中最具特色的是，为了防止个人企业通过对个人财产无限细分，减少对公司债权人的担保财产，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于该法第36条第2款明文规定，“同一自然人仅得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持股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以另一仅由一人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唯一持股人”。即禁止自然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也禁止一人公司再行设立另一一人公司，但该法没有禁止法人设立复数的一人公司。而且法国至今尚未就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予以承认。
4.英国 1897年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一直被公认为英国历史上承认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的典型案例。但英国理论与实务界往往顾虑，一人公司将会令极小企业法人化，可能会发生有限责任恶用之危险[6].因而，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在英国始终未得到承认，明确规定全部公司需由两名以上股东设立，仍坚持公司法人社团性的初衷。
5.欧盟及其成员国 欧盟之前身欧共体为提高各成员国之企业素质，充分利用公司的有利形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顺应世界普遍承认一人公司的潮流，于1989年12月21日专就一人公司第12号指令[7].依该指令第2条规定：
第一， 公司设立时，可只有唯一一人；公司设立后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也同（一人公司）
第二， 各成员国于进行其国内有关团体的法规的协调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作出特别规定或处罚：
-同一自然人为数个一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一人公司或其他法人为公司的唯一一人者。
不过该第12号指令并非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所有的商事公司，该指令的适用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成员国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是爱尔兰和英国的有限保证公司。欧共体颁布上述指令的原因在于已有部分成员国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一人公司在成员国已广泛存在。继德国和法国之后，荷兰、比利时也先后以立法形式准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而丹麦更是走在德国前面，于1973年6月13日颁布的有限责任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只需一名创立人，其结果可以只有一名成员。同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既不会导致单个成员的个人责任，也不会导致公司的解散。[8]
6.美国 美国公司法向来以注重实务为特色，虽也认为公司是当事人之间的契约行为，但从不固守公司的社团性或契约观念。不拘泥于传统公司法的限制。早在19世纪末，美国法院已有判例承认了一人公司这种形式。1936年，爱阿华州开始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此后，由于个人企业法人化的愿望日益迫切，强行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只能导致以挂名股东的形式来规避公司法最低法定人数的规定，实际上使一人公司处于一种禁而不止的地步，不如正式立法予以承认。所以随着1962年《美国标准公司法》只要求有一人在公司章程上署名即可设立公司的修订，美国各州陆续采纳，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有27个州的公司法承认了一人公司的设立。[9]
7.日本 1938年以前，日本公司不允许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存在。1938年，日本商法典在修改中将股东未满7人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解散事由的规定删除，设立后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被承认。但是有限责任公司仍不允许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1990年6月29日，日本商法典和有限责任公司法作出较大修改，并都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和设立后的一人公司存在。
8.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我国澳门地区的公司法规范也明确规定了一人有限公司的合法地位，“任何自然人得以其构成单一股的资本设立一有限公司，且在公司设立时为唯一权利人”。这是澳门公司法规范追随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的积极态度而作出的反映。同时，澳门地区公司法规范还规定，一人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其商业名称应在有限公司（Limitada）的缩写“Lda”之前冠以“一人公司”（Sociedade Unipessoal）或“一人”（Unipessoal）的字样，以起到公示作用。而且，“一自然人不得成为一个以上公司全部资本的权利人，并应以其全部财产自动承担后来设立或全部股为其取得之公司的债务，而不论这些债务是在该公司的一人性质（Unipessoalidade da sociedade）确立之前或之后约定”。[10]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除英国外，都已允许设立一人公司，换言之，一人公司在上述各国和地区已取得同普通公司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将有助于各种类型的公司在市场上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减少了个人和组织为谋求不法利益而规避法律的行为，这将有利于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的实现。
而反观我国的公司立法现状，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又是怎样呢？1993年12月29日颁布的公司法把国有独资公司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加以区分，视“两个以上股东”为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法定条件之一，但没有禁止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根据私法“没有禁止即为允许”的原则，应当认为我国公司法允许存续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这表明，法律允许设立一人性质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外商独资公司；而禁止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由一人设立。公司法第75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5人以上为发起人。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5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这说明，法律不允许一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总之，我国法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并非完全一样，它因公司的不同类别而有所差异。并且，设立时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仅允许在个别公司类别（外商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存在；设立后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则在较广的范围内缺乏法律的规范。这种立法现状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在于：首先，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体现了立法对内资与 外资、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区别对待，即国家法律重视外资和国有资本，而歧视内资和非国有资本；因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两种资本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很难展开公平的较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公司法禁止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的设立，必定会导致规避法律行为的大量出现。因为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为其基石，一旦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股东的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营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同样也不例外。个人企业主为避免因一次经营失败而导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营业外的个人财产遭受不利之影响，强烈要求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使个人财产与投入经营的财产相互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同时，公司法人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膨胀，也非常希望设立一个或多个全资子公司，以多种形式分散经营风险，谋取更大利润。但是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设立时股东须为复数，那么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了实现有限责任对自己的保护，必定会去寻找一名或几名挂名股东来组建公司，这样就规避了法律，使得公司及其股东的行为、保护诚实守法者权益的本来目的大打折扣，而成为个人企业主和公司法人为谋取不法利益、规避法律风险的工具，或者个人企业主干脆不再费力去找挂名股东。而直接挂靠某一个公司。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大量存在。从本质上说，挂靠是一种违法行为，一旦个人企业主挂靠上某一个公司，执法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很难知晓其真正形式，而且市场上的经营者也无法弄清该企业的性质到底是个人独资企业还是公司法人。这不但给国家税收带来难题，也给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提供了隐患和土壤。再次，公司法人以默认的形式允许存续的一人公司存在，而无明确和完善的法律法规对此予以规制，又是一个大的漏洞。现代公司实行的是“所有与经营相分离”的原则，而存续的一人公司在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制的情况下，公司的唯一股东难免会采取“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模式，而经营不善以至破产时，公司唯一股东又会搬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来对抗债权人，规避个人风险，这就造成大量滥用公司法人格现象的发生。此外，虽然立法禁止自然人和公司法人设立一人公司，但事实是社会上一人公司的设立行为已大量存在。根据对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的一项网上抽样调查，我国一半以上的股份公司实际上拥有全资子公司，其中深圳的深保安拥有2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60.6%；上海的津百股份公司拥有10家全资子公司，占其下属控股企业的90.9%.[11]如果公司法继续对设立一人公司给予否定性评价，势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混乱。因此，笔者主张修改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同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一人公司予以规制，防止其滥用公司法人格，侵害社会和债权人利益。
二、 我国公司法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理由
上述对各国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分析表明，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立法与主要发达国家（美、法、德、日）存在着差距。那么我国一人公司立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差距呢？换言之，我过公司法为什么不广泛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结合学者们的观点和笔者自己的理解，笔者认为无非有如下原因：
（一）一人公司欠缺社团性。受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我过公司法依然难以摆脱公司是社团法人的束缚，即认为公司本质上属于社团法人，社团法人是人合之主体，至少应由2人以上股东组合才能显现其社团性，才能取得法人资格。如果公司股东只有一人，则公司何谈什么社团性？而若承认一人公司，则将使公司社团性之人合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二）承认一人公司将使传统公司法面临较大冲突。公司的法人性是以公司组织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为表征的，传统的公司组织机构以公司股东多元化为基础来设立，其基本结构是“股东会-董事会-监视会”三会并立的体系，这一结构系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奉行资本平等、同股同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权力清晰、相互制衡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12]这种分权与制衡的公司机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使得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既可以实现高效率的经营管理运作，以适应现代经济快捷、迅速，商事交易安全可靠之要求，又有利于确保公平，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协调和实现。然而一人公司的出现，完全背离了公司成员为复数的基础、其股东一元化的状况，使传统公司法关于内部组织机构的规定难以实施。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各项议事的资本多数决定原则，都将因一人股东而失去意义，公司的意志也不再是多数人的共同意志，而是唯一股东的意思表示。这将置传统公司法关于组织机构的条款于不伦不类的境地。
（三）承认一人公司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利。一人公司使原本复数股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技能丧失，复数股东之共同意思形成公司意思的机能也形同虚设。既然唯一股东之意思就是公司之意思，很容易造成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唯一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差使用，公司营业场所与唯一股东之居所的合二为一等。由此使公司之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也无法保证公司之财产的完整性，最终导致公司债权人承担较大的经营风险。
（四）一人公司极易滥用公司法人格。因为一人公司只有一名股东，这就使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投入公司的财产是否与股东其他财产分类难以考察。而且一人公司通常都是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公司内部机构的制约机制大都形同虚设，唯一股东可任意支配公司，侵蚀公司财产。如一人公司股东可随时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公司名义与自己订立合同。总之，公司唯一股东可通过各种渠道将公司财产流失于公司之外，使公司空壳运转，而一旦承担责任时，唯一股东却又可以借公司法人格和有限责任使自己逃避债务和责任，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众承担极不公平的风险。据美国法学家Robert W. Hamilton统计，在美国各法院审理的滥用公司法人格的1600多例案件中，全部都属于封闭性公司（Close Corporation）或公司集团（Corporate Groups），而无公众持股公司（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封闭性公司中，股东人数最多的不超过9人，且大多数属于“一人公司”。[13]
（五）中国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国内各类公司的信用状况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公司在从事商贸活动时很难取得对方的信任，诈欺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是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能够保证自身信用质量的也为数不多，何况资本规模较小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时既然很难取得相对人的信任感，若允许其大量存在，不仅使一人公司自身经营步履微艰，而且有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其他公司的信用状况，扰乱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持谨慎态度并非没有原因，传统公司法理念的影响，一人公司自身的弊害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实际情况都使人们对一人公司心存疑虑。所以只允许资信状况良好的国有资本设立一人公司，并从政策考虑，为便于 吸引外资，承认外商独资公司的合法地位。而对其他主体设立的一人公司，一概予以禁止。
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承认一人公司合法地位的妨碍因素与其他国家当初承认一人公司时的障碍具有相似性。但其他国家所经历的从坚决否定到开始犹豫再到修改法律予以承认的历程，则体现了一人公司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强大生命力。
三、 一人公司妥当性分析-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的必然性
正如各种事物的产生都有其诱因一样，一人公司的产生和大量存在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它的客观需求，而且，虽然一人公司从其产生之始就倍受争议，但无论如何，社会、立法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性的评价的趋势不可避免。
（一）一人公司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必须肯定，现实生活中一人公司的大量产生和存在是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客观需要，也是源于人们对公司制度中有限责任原则扩大适用的刻意追求。[14]
首先，有限责任原则作为公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一投资主体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17世纪初，有限责任原则伴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生而出现，它使投资者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从而摆脱了从个人企业到无限公司所实行的投资者负无限责任的困扰，大大调动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一大进步。但股份有限公司通常仅适用于大企业，这把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不仅需要大企业，也需要中小企业的补充，将中小企业排除在有限责任适用范围之外，不仅有违公平原则，还打击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所以，人们产生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需求。在此形式下，德国于1892年颁布《有限责任公司法》，此后，有限责任公司为众多国家商法典或单独立法所规定，解决了中小企业不能适用有限责任原则的难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扩大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要求。但由于有限责任公司须由两个以上的股东共同出资才能设立，这就使一人投资建立的小企业仍被排除在有限责任原则适用范围之外，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从事经营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个人企业主迫切希望能跟其他投资主体一样，披上公司法人的外衣，以便使个人财产与投入公司的财产相分离，划定责任财产的范围，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而要享受有限责任原则的保护，则有赖于立法承认一人公司。可见，一人公司的产生首先是源于个人企业主对有限责任原则的偏好。
其次，大量涌现的拥有巨额投资能力的经济实体也需要通过举办一人公司的方式，实现其多种经营谋取各行业利润并分散投资经营风险的目的。公司制度设计的最初目的之一是利用公司的资合性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因为当时单个资本家实际拥有的资本数额较小，无法满足机器大工业的需要。公司制度实现了迅速集中分散的社会资本，进行大规模经营的需要。时至今日，公司制度造就了不计其数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这些“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具备了独立出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这些公司集团通过采用独资方式举办一个或数个全资子公司或下属企业将资本分散经营于多种行业，既分散了经营风险，又能利用各行业赢利来实现资本最佳组合，谋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这些公司集团都是由享有有限责任的股东所投资组建，其责任财产以股东投入的资本为限，对外承担独立责任。如果法律仍以传统做法来禁止他们投资举办全资子公司，不仅使其与其自身责任财产状况相矛盾，而且与其分散经营风险、谋取利润最大化之意图相违背，同时也会平添许多麻烦，因为这些大公司、集团本身已有能力举办全资子公司，而仍要依法律规定再去寻找一个或数个股东共同组建子公司，造成人的资源的浪费，故而一人公司对这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再次，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行业迅速兴起，投资主体能否在这些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关键不是在于资本规模的大小 ，而是在于对市场走向和机会的把握。即体现的是人的优势，[15]而非资本的优势。一人公司的资本规模，一般都较小，公司机构的内部设置上相对简单，公司唯一股东对市场信息能有全面把握，并且没有大公司集团人才吸纳的等级森严制度，因此它运做起来比股东人数较多的公司效率更高，更适合在通讯、网络、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领域发展，如果公司法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上述行业肯定会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
第四，虽然法律可以不规定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但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却无法禁止。一方面，这种状况可因股份的自由移转引起，即使公司设立时股东人数符合法律规定，但公司设立后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行为却不可避免，势必造成公司当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发生，使得最大股东在实际上操纵公司，而其余中小股东成为一种摆设，公司的社团性有名无实。另一方面，投资者可采用挂名股东的方式来规避法律，这些挂名股东往往是投资者的配偶、父母或子女，而且仅拥有法律规定的最低股份数额，公司的财产与经营完全由一名股东控制，股东会表决程序以至所有公司机关均徒有虚名。[16]这种状况实际上已使公司社团性之初衷大打折扣。此外，挂名股东也是公司的股东，当涉及自身利益时，难免会滋生与实质股东不必要之纠纷，引起诸多无谓之诉，加重法院的诉累。而且，这种法律上不承认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而又无法禁止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的存在，不仅造成立法与实践的矛盾，而且会使社会上各类投资者怨声载道，损害法律的权威。
以上分析表明，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而社会经济发展又为一人公司的合理存在提高了客观基础，它的产生和存在决非偶然，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
（二）一人公司在公司法理念上的妥当性分析。当一人公司出现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法学界，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的法学界，对一人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展开的讨论。最初，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复数人员组成的团体才能独立地从事营业交易，享有法人资格，团体以外的个人不能享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法人必须是人的联合体，是社团法人。当公司股东只有一人时，社团法人消灭。与之相对的意见认为，法人制度不过是为了赋予企业组织独立的人格，而在法律上拟制的产物，个人也可以享有这种法律上的人格而经营公司业务。公司的法人资格不应受成员人数左右，所以一人公司也具有法人资格。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对一人公司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成为通说，并在法学理论依据上出现了三种主要学说：（1）股份社团说。认为股份公司的构造并非基于股东的复数，而是基于股份的复数。由于股份总数是复数，因而一人公司不失社团法人性质；（2）潜在社团说。认为一人公司的股份或者出资虽集中到一个股东手中，但可以通过转让使其再回复到复数股东的可能性，由此一人公司存在着潜在的社团法人性；（3）特别财产论说。认为法人资格是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单纯化、明确化的一种手段。公司是由从一般财产（股东个人财产）分离出来的特定营业财产所构成，它是不受其成员人数多少左右，在法律上独立承担责任的单位，该学说进而认为，所谓一人公司之实体，乃指公司之特别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即指一人公司具有法人性。[17]
上述诸种学说可谓见仁见智，精彩纷呈，但是又都招致了批评者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第一、第二种观点仍囿于公司的社团性框架内，希图通过证明一人公司具有社团性而承认其具有法人格的合理性，但事实是社团法人的社团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司是建立在股东之复数基础上应属确定无疑，且潜在社团说也无法说明许多一人公司实际上是由唯一股东有意设立并维持之，无回复为复数股东之意思。批评者们还认为，特别财产说撇开公司社团性的困扰，试图换一个视角来探讨一人公司之合理性，但它无法说明一人公司的财产为何具有特别性，为何可以使一人股东享受有限责任，而无限公司的财产就无此作用？[18]
批评者们的意见实在是一针见血。据此，笔者认为，现代公司法理论有必要摒弃公司的社团性。因为上述表明，在传统公司法理念下探讨一人公司之法律性质，是无法得到一个周延的说明的，尤其是在社团性理论下讨论一人公司的地位，更加难以获得突破。而且，社团性也不应当是公司的绝对特征。从公司发展史来看，任何类型的公司的产生首 先都是源于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法律就是在对各种类型的公司进行不断地调整中而适应经济生活的需求。在公司产生之初，由于经济发展对法人制度的集资功能之要求强烈，以及法技术条件的限制，股份公司作为典型的法人组织在公司法人制度中居于主角地位。所以各国公司立法都注重公司的社团性。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分工的细化，企业规模过大未必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相反，小型化的企业无论在管理的有效性还是经营的灵活性上，都颇具优势。为了使众多中小企业享受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之优惠，德国首创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为小规模公司确立了合法地位。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决非首先考虑的是集资功能，而是将有限责任制度的优惠提供给中小企业，为其发展提供制度基础。然而，伴随着有限公司的产生，大量的家族企业或大企业集团的单独投资夹杂其中，使一人公司（主要是实质意义上的）事实上已经在有限公司的范围内合法地存在着。由此又导致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公司法的再度修改，承认一人公司，使公司社团性人合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应当说，这既是唯一股东投资能力增强的结果，也是法技术条件完备的产物。
另外，虽然否定者指责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但即使是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也往往使公司的社团性流于形式。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构造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独立于出资人（股东）的人（董事）构成公司的经营机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不过是因为独立于股东的董事主管公司的经营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19]然而，在公司的实际运行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会人数较少时，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和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的干预力所难及，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既然公司是否具有社团性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已无关紧要，那么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特征又何偿不可？
还有，虽然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人数作了限制，但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强调法人（公司）的社团性。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法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表明，我国民法通则不把社团性作为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承认一人公司留下立法空间。所以，综合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一味地以社团性来困扰一人公司实在没有意义。显然，一人公司有独立支配的财产，且这一财产与股东财产相分离，能独立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因而应对其法人资格予以肯定。
总之，笔者认为，一人公司的产生与存在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有其存在的客观价值。即使是在公司法的理念上，一人公司也应有其合理意义。时至今日，如果还用“例外现象”来解释一人公司的存在，已显牵强附会，而顺应世界潮流，在立法上承认一人公司的法人性，才是明智选择。
四。对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构想
正如上文分析所言，一人公司于今日之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已成事实，否定之或者禁止之都难属明智之举，而且有悖于法律本身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目标。然而，一人公司的确对传统公司法人格制度提出了挑战，使得传统公司法的一些规定难以适应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许多国家都对公司法予以修改和完善，加强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而针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规制意见：
（一）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允许自然人和公司法人出资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为了防止其滥设一人公司，可效仿法国公司法禁止一个自然人设立多个一人公司，禁止一人公司作为唯一股东再设立一人有限公司。[20]鉴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性、开放性、规模的无限膨胀性和集资功能，可对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予以禁止，同时对存续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须在一定期限内（如1年）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二）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通过事后规制对一人公司之滥用进行矫正。由于一人公司之股东可以在无合作伙伴的情况下组建公司，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将唯一股东之财产与公司财产相分离，该股东在享受有限责任的前提下，便利地实施商业行为，即使经营失败，也不会危及股东在公司之外的财产。但一人公司之最大缺点就在于唯一股东可以实际上控制公司，有可能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充作私用；有可能以公司名义为自己目的借贷和担保；有可能有计划地独占公司财产；有可能诈欺债权人，回避契约义务等，一言以蔽之，即一人公司很容易滥用有限责任原则，前述Robert W. Hamilton的统计数字已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通过公司立法的加强，上述现象仍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在特定的个案中，针对特定的法律关系，否认该公司拥有独立人格，把本应作为相互独立的公司极其背后的股东视为同一主体，正如美国法官塞波恩（Sanborn）在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案的判决书中说的那样：“一般说来，公司应被认为法人并具有独立的人格。然而，公司作为法人的特征，如果被利用为工具，以图挫折公共便利，使非法行为正当化，或者意图维护欺诈，作为犯罪的抗辩，法律上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机体。”[21]在英美法系中，司法实践中采取的做法被称为“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即允许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而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直接追究股东的责任。在大陆法系中，不仅在司法实践中这样处理，而且在立法上有明确规定，如《联邦德国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在滥用权利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强迫单个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2]这种规定和措施在德国被称为”直索“（Durchgriff）责任。无论是”揭开公司面纱“还是”直索“责任，目的都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对我国一人公司立法有借鉴意义。
（三）关于一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在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上，国内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少有涉及；国外公司法允许一人公司同普通公司一样有正常的董事会、监事会（如日本），但没有对防止一人公司滥用法人格而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作出特殊规制。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时首先应当明确绝不能允许一人公司股东采用“自己所有、自己经营、自己收益”的独资企业式的运作模式，而必须严格贯彻“所有与经营分离”的原则，因此就有必要对一人公司的内部组织机构作出特别规定。对于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而仅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唯一股东来担任，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对其权力加以限制，如规定其不具有对公司经营的全权决定权，不得兼任经理等等。另外，自然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应当设立监事会，以对公司的经营运作进行监督，监事可以在公司职工中民主选举产生，也可以在公司外部人员中聘任。还有，经理人员、监事不得由与唯一股东有特殊关系的人员担任，等等。
而对于公司法人为唯一股东的一人公司，即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这类公司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公司那样拥有自己独立 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志决定自己的行为。因为在传统的普通公司中，出资者虽然将投入公司资产的经营权交给了董事及经理，但股东们仍可通过股东会对公司行使投票权以进行必要的监督，而公司的董事、经理的主要职责是以增加公司本身的利益为目标，对公司及股东负责。但在母子公司结构的公司集团中，却常发生这样的情景：（1）身为一独立公司（子公司）之经营负责人，实际上对公司的具体经营事项无法做主，而要听从于在组织形态上毫不相干的另一公司（母公司）的经营负责人的指挥；（2）公司（子公司）资产本应独立运行，但却常常为整个公司集团的利益而被调来调去；（3）公司（子公司）的竞争行为本应以实现公司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却不得不接受对其最不利价格，由此而导致另一公司（另一子公司或母公司）的利润大增，竞争力大大加强。这样，对于全资子公司而言，由于母公司的控制或支配，便产生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从法律角度讲，子公司拥有独立法人人格，应能够以自己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独立地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从经济角度看，子公司虽然应是一个拥有完全独立自主权的经济实体，应有其自身的利益，可母公司组建子公司，是从公司集团的整体利益目标出发，子公司不过是母公司用来营利的工具而已。[23]显然，子公司之独立法人格具有不完整性之特征。而且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分离的，母公司虽然控制和支配着子公司，把子公司当作实现其经营战略和商业政策的工具，并置子公司及子公司债权人之利益于不顾，却因有有限责任的庇护，而不必对由此造成的子公司自身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给予任何赔偿。无疑，这将有损于法律之公平、正义的精神。
为减少甚至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除在特定情况下适用前述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在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做出特别规定，对子公司的独立人格进行特别保护，例如将母公司在全资子公司的股份规定为限制表决权股，使唯一股东在不利于全资子公司及其债权人和社会利益的事项上不享有表决权或不享有完全的表决权，而将此权利赋予董事会。同时对于全资子公司内部设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其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s）的人数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监事在全资子公司职工内部民主选举产生，对子公司事务予以监督，等等。
（四）在资本制度方面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目前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出资实行的仍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不过有向折衷资本制转移的趋势，笔者主张将来在修改公司法时，除对普通公司适用折衷资本制外，对一人公司仍适用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规定一人股东出资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公司注册资本记载于公司章程。同时规定一人公司注册资本在公司登记成立时必须缴足，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防止一人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进行保护。
其次，强化资本充实义务和资本维持制度。对一人公司而言，只规定最低限额并不意味着公司对债权人之财产担保可一劳永逸。相反，还必须如实地贯彻资本维持原则或曰资本充实原则，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予以强化，因为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故公司设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于公司资本之现实财产，以保护交易大众、投资股东，并维护公司信用。 虽然资本维持原则并非一人公司之特有规定，但此点对一人公司尤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在规定一人股东的出资种类必须以具有客观经济价值之资产为限，不得以劳务、信用等非客观物质出资的同时，应彻底查清股东出资的来源，防止股东出资的虚假，同时要求股东到规定的办理缴纳事务的金融银行或信托公司具体缴纳股款事项，否则不予注册登记和颁发营业执照，以增加一人公司资本的透明度和方便对其资产的复查。另外为防止一人公司股东规避公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应禁止一人公司以提供资金、贷款及提供担保方式而使第三人取得公司唯一股东部分或全部出资的行为，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资本变相减少，增加损害一人公司债权人的风险。
再次，严格贯彻资本不变原则，这主要涉及到公司的增资、减资方面，我国公司法对资本不变原则的规定同样应适用一人公司。另外，笔者建议在公司法中增加规定：一人公司在经营绩效不佳或亏损的情况下，不得增资，以防止一人公司通过套取资本信用而实施欺诈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
（五）坚持登记、公示及必要的书面记载制度。为使公司债权人在与一人公司进行交易时，充分了解一人公司之状态，应规定一人公司在设立时应公开登记，并记载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簿上，以备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关人查阅；若于公司设立之后而成为一人公司的（存续的一人公司），也应就该事实向公司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且在公司自己保管可公示于社会公众的登记簿上，进行商事登记信息披露，防止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因不知晓对方为设立后的一人公司而承担过高的经营风险，以达公示、公开、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目的。另外，一人公司也应以书面形式记载其运营状况，单一股东的决议，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同时，由他自己和由他代表的公司签定的交易合同，也应以书面形式记录入档。
（六）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建立一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是一个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和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基础，而一人公司因为股东只有一人，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都由唯一股东决定，唯一股东权力过大，财务会计人员只能对其“言听计从”，因此做假账的行为在所难免。对于减少做假账的探索我国已有了一定成果，那就是上海市率先实行的会计人员统一管理制度，即凡是要进入上海市各企事业单位做会计的人员，都要由上海市统一招聘，然后由各单位录用，一旦该会计有做假账行为，将被列入不称职会计人员黑名单，逐出上海市，永远不得在上海市从事会计职业。这项制度有力打击了做假账之风，维护了国家和债权人的利益。[24] 但是这项制度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尤其是能否在一人公司中有效使用，笔者存有疑虑，因为一人公司股东决定公司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免，会计人员如果不服从唯一股东做假账的决定，将面临被解聘的危险；而如果听从唯一股东的决定做了假账，则又会因违反法律而受到制裁。无论做不做假账，会计人员都会因之丢掉饭碗，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实质上处于两难境地。笔者认为，设立专门的会计公司应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财务会计人员隶属于会计公司，而不再隶属于一人公司，同时一人公司的财务会计职位必须由会计公司的会计人员担任，这样不但使一人公司股东对会计人员构不成利害威胁，而且还能使会计人员较好的遵守法律，有效地监督一人公司的财务状况，减少甚至避免做假账行为的发生。
（七）建立一人公司股东的个人财产公示制度。为了防止一人公司之事业与唯一股东之事业多方面的混同，诸如经营业务的完全一致，公司资本与一人股东生活费用的交叉使用，将公司之流通资产贷于自己或挪作他用以致唯一股东侵蚀公司财产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使唯一股东定期向公司登记机关或社会公众公示其个人财产状况，以促进唯一股东个人财产与一人公司财产截然分开，保护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过建立该制度可能难度较大，因为整个中国范围内的个人信用体制都尚未真正建立，个人信用度较低，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义务人很难按要求将其财产真正做到公开、透明，个人储蓄实名制的效果难尽如人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是“一口饭吃不成胖子”。任何制度都是通过克服制约因素的重重阻碍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唯一股东个人财产的公示制度也应如此。
摘要:我国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应切实完善资本制度,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构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限制一人公司的自我交易行为。
关键词:一人公司 法律规割 完善 措施
一、一人公司的法律特征
股东的唯一性。不论是一人发起设立的一人公司,还是股份公司或有限公司的股份全部归一人持有的一人公司,在其成立或存续期间,公司股东仅为一人,或者虽然形式上或名义上为两人以上,但实质上,公司的真实股东仅为一人。
股东责任的有限性。一人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唯一股东的人格与公司的人格相互分离,一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债务独立承担责任。
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由于一人公司只有唯一的股东,传统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能机械地加以运用,需要在机构设置、运作程序等方面重新设计,以使其在内部治理上能如同传统公司一样显现出公正性、科学性、合理性,并体现出一人公司的简单性、灵活性。
二、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不足
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首次明确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了规制交易风险的制度,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规定了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规定了一人公司的财务监督制度,禁止设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可谓是《公司法》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
但是,与世界先进立法相比,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制度的规定及其立法技术方面尚有诸多不足,不利于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新《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为1O万且须一次缴足,比普通有限责任公司最低资本金为3万的规定更为苛刻;其二,没有针对一人公司特征规定特殊的内部治理结构;其三,在对一人公司运营的规制方面,规定的过于原则;其四,在对一人公司责任的规制方面,规定一人股东在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时要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这一规定并不能解决一人公司股东在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所有问题。
三、完善我国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切实完善资本制度
强化资本充实义务。我国新《公司法》已规定了最低资本金制度。此外,为了使最低注册资本额具有实际意义,还应重视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充实,强化资本充实义务,要求股东完全或适当履行出资义务,防止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日本在l990年全面确认一人公司设立和存续之后,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其修改后的商法、有限责任公司法中,特别加强了发起人、原始股东、董事等对出资承担担保责任和价格填补、责任的规定等。再如,根据德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一个公司在申请商事登记时,股东仅付清资本额的四分之一(但最低不少于25000马克)即可。当该公司为一人公司时,则单一股东应担保其余出资。若单一股东不能提供担保,则商事登记机关可以拒绝该公司登记。对此,我国也应适当借鉴,严格资本充实制度可以保证最低资本金在实际中真正发挥作用。
严格资本维持制度。公司资本是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和获取信用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人公司,公司的资本极易流失,使公司成为空壳,所以自公司成立后至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公司资本的现实资产。公司对外责任能力直接取决于公司资本的多少,一人公司资本的多少,对于保证债权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当要求保证公司资本金与其经营规模相吻合。为了贯彻资本维持制度,通常需要确定的法律规则主要有:公司的股票不得低于其面值发行;单一股东在一人公司存续期间,不得抽逃出资,不得侵占、非法处置公司财产;在公司无盈利或上一年度亏损未弥补之前不能分配红利或对外无偿捐赠;公司不得借款给股东或为股东及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适时建立储备金制度。一人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最典型做法是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后让公司出现资不抵债而破产,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对公司来说,其生命在于资产,只要有资产存在就不能使公司人格归于死亡,因此,除在设立时严把验资关外,还可以规定在公司的运作过程中,若账上的资金减少到某一下限时授权银行对该款项予以冻结,当公司出现了非支付不可的债务,等到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进行全面审查,证明确实没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后,方可解冻基本储备金,付款后公司仍未破产,在以后的业务进款中重新建立基本储备金。这样不会让公司轻易破产,加上严格的财务检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阻止股东滥用公司人格。
(二)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
加强独立会计制度。我们不能在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一味地否认公司人格,而应该在事前就尽量明确责任。加强财务会计制度就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人公司的会计必须由公司所在地的会计事务所选任,会计的报酬按统一标准由一人公司支付,无正当理巾不得减少或拒付;赋予会计充分的权利参与公司的绛营,一人公司的业务执行者不得无故隐瞒或妨碍;会计有不正当的行为,损害一人公司的利益的,一人股东可要求更换,但要陈述理由。会计事务所拒绝更换的,一人股东可诉请有关部门或法院强令其更换。这样可保证会计一定的独立性并运用专业知识来使股东账户与公司账户分立,将公司发生的每一笔业务登记在册。
加强独立审计制度。审计机构即注册会计事务所必须参加一人公司的年检,提交审计 报告,而且在破产、歇业、停业程序中,也要有审计机构的参与,未经审计不得破产、歇业、停业。审计机构在执行职务时,有权对公司重要财务状况进行审查,审查公司账簿、账户、凭单及其他一切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资料,当公司财务出现疑点时,审计人有权要求公司上层对此做出解释。一人公司应与审计人员密切配合,不得对审计人员的工作设置种种障碍,否则应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一经发现一人公司有脱离正常价格的交易、无限制支付给股东巨额报酬、隐匿资产等行为,审计机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可根据情况勒令受益者退回不正当所得,同时按比例对公司课以罚款,以保证公司支付行为合法。
(三)构建一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
在一人公司中,单一股东享受着传统公司中股东会的全部权力,甚至还控制着董事会与监事会,出现严重的权力倾斜,因此必须对一人公司的组成与运行规则做出调整与修正,建立起一套对单一股东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维护有限责任制度,并借此加强对一人公司的风险防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可考虑借鉴国外立法,规定一人公司不设股东会,而由单一股东行使股东会的权限,但单一股东不得将该权限委托给他人行使,任何股东会决议都必须以书面形式记人公司记录簿。
一人公司可以由单一股东、职工代表和外部人士共同组成董事会,也可以不设董事会,而由单一股东或外部人员担任执行董事,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可以聘任单一股东或职业经理人担任公司经理。由于外聘经理是公司的特殊雇员,参与了公司的重大决策和业务执行,我国法律可确立外聘经理与单一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制度,让经理承担一定的监督义务与赔偿责任,从而更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充分发挥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作用。作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可以充分运用其本身具有的专业知识,来确定一人公司的合理负债指标。银行可以运用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财务指标来评价公司负债情况,揭示公司负债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负债过高,说明公司的利息支付高,财务风险加大。反之,负债过低,表明公司没有发挥适度负债对公司经营的调节作用。在大量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使一人公司决策层有针对性地做出借贷决策,适时注入资金,以增量促转化,增加公司的造血功能,改善自身状况,合理搭配长期、中期和短期债务结构,防止还债高峰的过早到来,切实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如果经过论证和科学分析,认为该一人公司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银行就应及早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还债,防止债权人的损失继续扩大。
(四)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明确“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与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关系。独立法人人格是公司的基本制度,这是不可动摇的;而“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平与正义而采用的例外原则,这一关系必须明确,否则可能会导致“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滥用,从而背离了采用这一原则的初衷。
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规定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的情况,并严格按照这些具体情况援用这一原则,不得类推适用。一方面,在立法的重要性上,“揭开公司面纱”原则不能和独立法人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揭开公司面纱”的内容非常繁杂,结合本国的公司特点,总结规律需要长时间的积累。
严格规定这一原则只能适用于审判程序,而不得适用于执行程序和仲裁程序。这是为了确保这一原则不被滥用,从而危及到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五)限制一人公司的自我交易行为
在一人公司中,由于机构设置简单,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很容易与公司进行种种不正当的交易:如公司向股东低价格转让特定标的物,或者公司从股东处高价受让各种货物与服务。在股东的操纵下,也可能发生间接的自我交易:如公司与公司外的第三人进行各种使公司利益受损的交易,然后第三人将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转让给股东。现行《公司法》在一人公司的特别规定中,没有关于股东的自我交易条文,仅在总则第21条中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一人公司而言,股东自我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前已述及,一人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效率极其有限,自我交易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由谁来判断?是否赔偿由谁来监督?这些都存在着立法真空。笔者认为,可以借助外部监督机制来规范一人公司股东自我交易行为,即借鉴“欧盟第12号指令”的做法,把一人公司股东的自我交易内容,列入公示范围。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其实施的七年多时间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其部分条文设计的先天不足及指导思想的偏差，使得它与时代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本文从公司的设立条件、独资公司的取舍与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如何在公司法中加强诉讼保护等方面，对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司制度的成熟和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公司，公司法独资公司，公司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从1994年7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七年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中，《公司法》的条文虽有一些变化，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公司法》还有待重大修改，而且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我们认为，现今的《公司法》存在两个突出的缺陷：一是当初在制定《公司法》时注重国企改制的规划，故《公司法》的许多条文仍存在着国企改制的痕迹，许多规定与国际惯例不够一致；二是《公司法》受民事立法中“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对股东、公司如何通过诉讼程序保护自身权益规定得不多，而且仅有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在《公司法》的修改已成定局的今天，本文试图就下列问题加以研讨，以供相关人士与部门参考。
一、关于公司的设立条件问题
公司的设立条件包括实质条件与程序条件。因此，我们的探讨也相应地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我们应如何规定公司设立的实质条件？这主要牵涉到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资本形态。对此，《公司法》规定了五种形式，即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现在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扩大。如采矿权现已允许转让，能否作为出资？再如知识产权中的其他财产比如商誉（goodwill）可否作为出资？还有，普通债权、生产技能与管理经验以及信用等，可否作为出资？我们的观点是：鉴于股东出资之后，该出资转归公司所有，并作为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财产基础，因此，出资的财产既要具有可转移性，同时又可依法强制执行。依此标准，劳务与信用应排除在出资形式之外。
第二，关于注册:请记住我站域名资本的最低限额。在这一问题上，两大法系的态度不大相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没有硬性规定，美国早在1968年的模范公司法中就废除了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规定，但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仍然就此做出了明确规定。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建议应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以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为启动民间资本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公司法》在修改时应否保留现有规定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择其要者有：1、市场经济的模式-究竟是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还是国家有所控制的市场经济？若为前者，则无需规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一切问题均由市场解决；若为后者，则做法恰恰相反。2、国人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与思维范式中，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往往被认为是比普通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形式，公司的实力大小也更多地体现在其注册资本的多少之上。因此，在试图取消《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之要求时，也不得不考虑到人们对公司注册资本含义及作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3、与其他制度的配套《公司法》的许多制度绝非孤立存在的，所渭“牵一发而动全身”虽可能言之过重，但仍有一定道理。如果取消了对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要求，有时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为避免此类弊端，必须辅之以其他制度，如“揭破公司面纱”制度，限制恶意逃债者再设立公司资格的制度等等。
第三，关于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选择问题。现今《公司法》受大陆法系国家“资本三原则” （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及“严把市场准人关”思想的影响，不仅要求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最低限额，而且还要求上述资本必须在公司成立时认缴并缴足。这种规定虽有保障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诈欺与投机、保障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功效，但也存在明显弊病，如影响公司成立的效率、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易造成资本使用上的浪费等等。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将“资本三原则”视为圭臬的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均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授权资本制。如法国公司法第75条规定，股份公司成立时，实收资本达到记载于章程的股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即可，未缴付的认股款可于公司成立后的五年内缴付，日本商法典第165条 （2）亦有类似规定。①可见，授权资本制与法定资仁制相比，不仅更加灵活，而且也更适应时展需要。此外，《公司法》实行的虽是法定资本制，但外商投资企业法实行的却是授权资本制，加入WTO后，两者应否统一，统一于其中哪一种，是我们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WTO实行的是国民待遇。
其次，在符合实质条件后，公司还应履行何种程序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自由化，实行准则主义。《公司法》虽然也规定了准则主义，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仍适用审批主义，这使得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非常困难。同时，审批主义的适用亦滋生出许多弊端。从发展趋势来看，以采准则主义为宜，但该准则主义应为严格准则主义，登记机关必须对拟设立的公司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进行严格审查，以防公司泛滥现象再度出现。二、关于独资公司的取舍与规范
对于独资公司，《公司法》的态度是只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股东仅限于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但不允许单独的一个自然人设立公司。至于法人是否有此资格，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初《公司法》在起草时，曾设计了“法人独资公司”一节，但后来被删掉，因此可以说，《公司法》的本意是不允许设立法人独资公司的。而事实上，我国长期实践允许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再单独兴办一家公司，如全资子公司，因此，大量的法人独资公司是实际存在的。若法律不承认，势必造成法院审案的混乱，所以，理性且现实的选择应是允许法人单独设立独资公司，同时辅之以“揭破公司面纱”原则，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另外，如何处理国有独资公司的立法安排，也是修改《公司法》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依通常理论，企业的形态分为三种：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与公司，公司在我国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上述分类的标准是出资人对所投资的企业的责任形式及资本是否分为等额股份，而不是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公司法》之所以将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之一种（也有人认为国有独资公司是与有限责任 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相并列的第三种公司形态，如梁定邦先生，见其为汤欣所著《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收购》一书所作的序）单列一节加以规定，是考虑到我国的公司大多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有些企业改制后仍需维持原来的所有制性质，故《公司法》在专列一节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同时，还规定了一些专门适用于国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条文，体现了立法者在当初制订《公司法》时，既想与国际惯例接轨，又欲体现改革政策的心态。这种做法的直接结果就是对国有独资公司，既要适用《公司法》，也要适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同时，允许设立国有独资公司而不允许自然人、法人设立二人公司，也有违平等原则，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法》作为一部不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划分公司类别的法律，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至于国企如何改制，应单独立法或规定在政策之中。
三、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
这一问题近些年来始终是公司法中的一个热点与难点。目前，我国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许多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仍由政府直接控制，“一股独大”，股权过度集中，使公司多元持股的优越性得不到发挥；国有股东虚位，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不利，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作为监督机构的监事会也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履行职能的程序不明确、难以保持独立性以致形同等诸多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坚持国有股减持工作，增加法人股东，以解决国有股比例偏高而导致的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过多和国有股股东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当然，对国有股减持的定价，可以继续探讨，但不能因此否认国有股减持的必要性。
2.对董事会制度进行补充、完善，明确董事长原则上不得兼任总经理，同时对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与议事程序进行完善，在保留现有的“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召开”的规定之外，应补充规定经全体董事同意可随时召集；不能通过正常程序召集时，持股达一定比例的股东可提议召集或者向法院起诉。此外，为避免董事的选任完全由控股股东操纵，应引入累积投票制，以产生可以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
3.增加规定董事、经理的最低技能标准和积极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现行的《公司法》只规定了董事、经理的六种消极任职资格，但没有任何一个条文涉及到其积极任职资格及义务，这不仅导致“不懂事的董事”比比皆是的现象，影响了董事会的决策水平，而且也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存在差距。在大陆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属民法上的委任关系，在普通法系国家，董事与公司的关系属于信托关系，上述规定虽然有些许差别，但也存在突出的共同之处，即均强调董事对公司负有善良管理人的义务，董事应以符合公司最高利益的方式，以一个谨慎之人的类似的处境下应有的谨慎去履行其作为董事职责。反观我国《公司法》，虽然也有一些条文规定了董事不得进行的行为，但却缺乏对董事积极义务的规定。同时，在其董事不得为行为的规定中，有些也未尽科学。如《公司法》对董事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但对为上述主体之外的人提供担保是否也在禁止之列，法律的态度不够明确。因此，在实践中，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随意为他人担保，或者在大股东的操纵下为大股东的控股企业提供担保，可以说屡见不鲜。其中的典型有ST棱光（据200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ST棱光对外担保金额总计人民币50127万元和美元159.8万元。其中，涉及其原大股东恒通集团的担保达48124.16万元，起诉涉及金额43102.16万元②），万家乐（其为原大股东广东新力集团公司担保500万美元和人民币6600万元的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公司部分资产被冻结③）和兴业房产 （其2001年中期担保总金额87804万元，其中有 39855.06万元是为原大股东及关联企业提供的④）以及中科健（截止2001年6月30日，该公司12个月内累计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24笔，折合人民币 63913万元， 占公司2000年经审汁的净资产的 300.35％⑤）。上述行为或者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如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或者是在打“擦边球”，如为公司股东的控股企业提供担保，当然，也有个别担保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为他人担保会给公司财务带采极大风险，且很可能成为吞噬公司资产的黑洞。有鉴于此，证监会于2000年6月《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若该规定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对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主要是中小股东，无疑是一个福音。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上述规定毕竟只是由证监会这样一个无最高立法权的机构的，且适用范围仅限于上市公司，故《公司法》在修改时，有必要将此规定吸收进来。在增加规定董事、经理应负诚信、勤勉义务的同时，还必须规定违反义务时对公司、股东应承担的责任，因为没有责任的义务是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义务的。
4.修改现有的关于监事会的设置规定。依现行《公司法》的规定，经营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应设成员不少于三人的监事会，而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而不设监事会，但“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标准是什么，在《公司法》的条文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所以，本文建议《公司法》在修改时，应明确设立监事会的标准，即注册资本或者职工达到-定数量，必须设立监事会，同时，针对公司规模大小的不同，应规定设立成员数目不等的监事会。此外，还应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监事的专业素养，使其能够胜任监督工作。
谈到公司治理问题，就不得不涉及目前广受关注的两项制度，一是独立董事制度，二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在证监会于2001年8月16日《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前后，一些上市公司陆续聘任了外部人士担任独立董事。但该项制度能否发挥应有的职能，却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依目前的制度安排，独立董事侯选人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提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订预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董事会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并往往由大股东所控制、监事会往往徒具形式的现状之下，要使独立董事保持其独立性是十分困难的。与此同时，在《公司法》现有的治理结构中，董事会是被定位于执行机构与日常经营决策结构，对董事及经理的监督职能是由监事会来担当的，由此观之，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兼容，因为董事的主要职能并非监督，而在独立董事制度大行其道的美国，其所以受到推崇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单轨制，公司内部不设专门的监督机构，故需由 独立董事行使监督职能。从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看，也并不理想，因为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具体运作情况往往不甚了解，其一身两任甚至数任也使得其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公司工作，而且不少独立董事均将能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作为一种荣誉，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忽视了应有作用的发挥。凡此种种，都使得独立董事有沦为“花瓶”、“道具”的可能，而无法实现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提高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水平，代表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对该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及其在实施中遭遇的困境，我们认为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将担任独立董事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聘任独立性强、社会声誉好的职业独立董事出任公司独立的董事；二是索性取消该制度，在强化监事会功能上做文章。针对现在的监事会成员通常在公司任职并往往就是董事的下属从而导致的监督不力的现象，可考虑在公司外部聘任社会专业人士担任独立监事，并提高独立监事在监事会中所占的比例，以真正发挥监事会应有的监督职能。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另一议题是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有专家指出，公司治理有两个互为表里的关键性安排，一个是公司控制构架，一个是激励制度。⑥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显然属于后者。对该项制度推行之必要性及其所需各种条件的研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我们想要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公司法》第149条明确规定，除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之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由此可见，公司为推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而回购股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被实务界视为该制度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与国际惯例接轨，满足实际需要，应对上述条文进行修改，允许公司在为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的情况下回购本公司股份。
四、如何在公司法中加强诉讼保护？
现行的《公司法》虽然用了大量条文规定了股东、董事、经理等应承担的义务及违反此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上述规定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重行政、刑事责任，轻民事责任，二是可诉性不强，缺乏可操作性。《公司法》在修改时，必须针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
本文的建议是：
1.规定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民事责任。
现行《公司法》第208条、209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应承担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但这两条均未涉及民事责任的承担。考虑到上述两种行为极易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故有必要规定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2.确立并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
所谓股东直接诉讼（directaction）是指股东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基于其股份所有人的地位向公司或者他人（包括公司的大股东、董事、监事和职员）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提起的依据是股东的权利受到侵害，而股东权又是一项综合性权利，既包括资产受益权、剩余资产分配权等自益权，也包括股东会议出席权、表决权、委托投票、知情权、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权等共益权。从理论上讲，只要股东的上述权利遭到公司或他人侵害，如控股股东违反诚信原则，滥用多数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或者公司管理层滥用权力损害股东权益，或者上市公司虚假信息，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作为受害者的股东均有权直接提起诉讼。应当说，我国现有法律对此项制度的规定是不够明确的，如《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与侵害行为的诉讼”，但该条并未明确指出股东应以谁作为被告，提出何种性质的诉讼，使该条规定很难操作。再如依《证券法》第63条规定，如果上市公司的公告、年报、中报等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而，该条规定同样过于原则，对诸如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的分配、损失额的确定等问题的规定是一片空白，从而使一些证券民事侵权纠纷起诉到法院后，法院要么裁定不予受理，要么暂不予以受理和审理⑦。因此，时至今日，我国尚无一起此类案件。这与现实生活中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反差。由此可见，确立并完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已迫在眉睫。
3.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所谓股东代表诉讼（derivative action）又称派生诉讼、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民事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的诉讼。率先创设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是英国和美国，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菲律宾、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规定有此项制度⑧。如《日本商法》第267条规定：连续持有股份达6个月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若公司不提起诉讼，前述股东可以为公司提起诉讼。《台湾公司法》第213条、214条亦规定：连续一年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之股东，得请求监察人为公司对董事提起诉讼，股东会亦可另选代表公司为诉讼之人。若监察人不提起诉讼，前项之股东，得为公司提起诉讼。我国《公司法》对此项制度虽无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木乏这方面的实例。《公司法》修改时，实有必要引入此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规定：若股东董事、雇员及第三人对公司实施侵害行为为公司又怠于行使其权利时，持有公司股份达一定比例的股东可以请求监事会提起诉讼。若监事会在一定期间内未提出，上述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代公司提起诉讼。
4.关于公司终止后的民事责任问题
依据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先清理后方可申请注销。但在实践中申请注销在先、清算在后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这极易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未按法律规定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的，行为人应对该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同时，建议将来《公司法》修改时将现有的有关司法解释吸收进来，不妨规定在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时，应认定该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在公司终止时由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公司资本虽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但未达到其申报的注册资本时，由股东对注册资本与实际出资之间的差额承担责任；在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应令抽逃出资者在所抽逃的资金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论文摘要]面对公司法基础理论欠发达,公司法学术思考过于孤立和研究疲软的现状;面对我国法学界对营利性法人理论还缺乏反思性、宽视野讨论的学术现实。为了夯实民商法理论基础,提升公司法基础理论对公司团体制度及经营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文章选择公司规范与公司本质这个法人理论中具有典型性,且难度较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意在深入考察并突破单一公司主体性研究之局限,发现并总结公司生成和运作的本质规律和生活道理,为重新认识并完善公司规范体系,丰富私法基础理论略尽绵薄之力。
[论文关键词]公司人格 公司规范 公司本质
一、公司人格之下隐藏的构造与利益
公司属于法人的一种,关于法人本质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对法人本质的认识一般有三种主张,包括拟制说,否定说以及实在说。其中拟制说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初创于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学,完善于近代。这三种学说在十九世纪德国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现在学者们仍然在探讨。同样作为法人之一种的公司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争论。
从以上三种学说来看,主要是从主体角度进行论争的,即公司本身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中赞同的观点是为主流观点,其中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说明了法人的组织特征以及法人与其机关以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该说不仅为大陆法系民法学者所接受,而且也为二十世纪以来民商立法所采纳。然而在公司法领域有学者对公司本质问题的探讨跳出了原有的视野。应当说各种关于本质的认识都有它一定的角度、层次和意义,而本质问题本身并非只有确定的唯一答案,公司还蕴含着其他的重要属性。蔡立东先生对三种学说逐一梳理,指出拟制说弘扬了人文主义法律观,为确立法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强调了法人成为权利主体的技术因素;法人实在说具有较大的优势,它揭示了法人成为权利主体的事实基础,为法人成为权利主体提供了最有利的辩护;法人否认说以社会实证的法社会学方法研究法人本质,揭示了法人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关系,丰富了人们对法人的认识,尤其对于人们认识法人内部的利益冲突,进而设计调和这些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即各种学说都有它的优势和意义,除此之外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不足之处。单一的一种本质解释难以应对所有的问题。正是这样,蔡立东先生认为应该提倡多重本质观。
除了以上三种关于公司本质的认识,还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本质观,蔡立东先生即在上文所提到的文章中主张合同网络说。这种观点认为从公司外部看,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在公司内部则有很多的利益相关人员,股东、董事、雇员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等等,他们都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公司即是这些人通过合同组织起来的一个框架,它旨在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保护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另有学者与上述观点相似,认为公司的法人性只是公司外在的特征,而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则是公司最为基础的本质。以上两种不同角度的解读虽有各自的含义,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二者都看到了公司人格背后的利益交织,揭示了公司运作的最终目的,突出了投资人的地位。
综上,我们可以对公司本质进行两个层次的思考。一种是法律技术意义上的主体,作为一个与自然人相并列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签订合同和取得财产,以自己的名义来起诉和应诉,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社会活动,而完全不需要把一连串股东的名字写到每一个需要签字或者注明的地方。这样操作在法律上设计出了一个法律关系的连接点,是公司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沟通者,它是一道重要的屏障。另一种是经济实际意义上的工具。从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来看,它归根到底是以投资人的逐利动机为起点而选择的工具。单个人或者多个人也可以从事交易和贸易,他们为何要创造出企业呢?这关系到成本的考虑。在市场上个人之间本来可以通过合同来相互约束,对于投资人来说也就是,他可以与一些具有管理才能的人签订合同由他来为投资人提供某种服务,还可以和工人签订合同由其提供劳务。可是这样不利于成本的最小化,于是投资人组织了企业,投资人、管理人和员工都成了企业的构成要素,成了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的利益追求仍然没有变。投资人仍然要获得最终的投资回报,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说企业就是一个合同的网络也是合理的。它可以包括投资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雇员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合同等。
我国学者对于前一种理论即主体理论多有论述。而后者的探讨相对薄弱。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从经济意义和利益体系上它同样具有合理性,我们也同样应该从这一角度做出研究探讨,循此审查公司法的规范在这个层面上是否与公司的本质相适应。本文论述即限制在这一范围。
二、公司法规范设置对其工具本质的回应
前面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公司的投资工具本质并揭示了公司人格之下的构造。公司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了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在投资方式选择的过程中,投资人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公司法规范对这种要求的回应。
第一,投资人的救济权。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公司法主
要是规定公司组织结构及其地位的法律,因此其注重点在于公司人格本身,公司如何成立,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公司的内部机关设置及其相应的权限。这样规定有利于是公司本身明晰化。与此同时应注意虽然在技术意义上公司的确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把它的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作为它的部分,它的组成要素,但是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公司作为股东的财产和投资工具的要求,即在以公司作为着眼点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忽视公司内部人的独立人格和利益追求,并非一旦投资人把财产投入公司就只能有公司代表他来做所有事情。公司虽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和意志,但是它本身事实上是法律拟制的一种产物,它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体现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即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实现公司的意志。现代的公司投票机制大都采用资本多数决体制,即以持有公司一般多数或者特殊多数股份股东的共同意见作为公司的意志,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这种制度充分考虑了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因为公司大多是多个股东的,甚至是成千上万的股东。如果一项决策需要采取全体一致的投票方式将会耗费极大的成本,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效率方面的挑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之间就有了分化,就有了所谓的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之分。多数股东的意见代表公司的意志,做出的决议少数反对股东同样也要服从,这样就出现了股东和公司意志的矛盾。于是在社会现实中就出现了公司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但法律规范若只规定了公司的主体资格,却没有规定少数股东如何行使权利保护自己,公司这一投资工具将异化为掠夺投资者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况是公司法规范对公司的本质体认不深造成的,把关注点全都放在公司人格之上,而投资者人格被公司所吸收。
另外在有关在董事侵犯公司利益进而侵害股东利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公司的机关结构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在公司中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权力。而股东会却并非一个常设机构,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出现董事侵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则股东只能请求董事自己去追究和起诉董事自身,这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如果董事不去追究和起诉,股东又该怎么样呢?
前述情况是我国的旧公司法中存在问题的体现,关键点就在于公司规范没有穿透公司这层“面纱”,深入其内部,对公司和“面纱”之后的主体协调规范。公司规范应该向投资人回归,给予他们保护的阳光。
第二,管制与自治。公司法规范从类型上一般可以划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将公司法的规范划分为三种类型:强制适用规范、许可适用规范以及推定适用规范。严格地说,后两种都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的意志可以起到决定作用,若需要该规范则选择,若不需要该规范则排除。只是对于推定适用规范,当事人若不进行排除,则该规范则当然地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如前所述,公司是投资人的投资工具,它是投资人选择的结果,公司内部存在一种基于利益追求考虑的合同网络。追逐经济利益是一种市场行为,公司法规范应该给予公司人格之下的各主体多大的自由度。
在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人身信赖性较强,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严格的公司机关,就属于一种自由度的判断,即到底给予投资人多大的决定权适应市场。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公司法》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在这里公司法规范就考虑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性,规定了许可适用规范,给了股东较大的自由度,投资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做出合理的选择。
推定适用规范虽然也赋予了当事人相应的选择权,但是它却具有与许可适用规范不同的意义。从经济成本上考虑,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种许可使用的规范,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成本,需要审慎的考虑,必要的时候要请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咨询,同时付出了一定的时间,这是许可适用规范所需要的代价。但是如果一种规范具有较高的适用确定性,只有个别公司会排除适用,这时候把该规范设立为推定适用规范而不是许可适用规范,这种规范类型的转换对于当事人来说,节省了相当的成本。
这两种规范类型都使得投资人在适用公司法过程中减少了支出,同时也使得投资人在经营中可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做出更恰当的决策。
至于强制适用规范,则是市场秩序的保障,在投资人可以对自身利益合理选择的情况下,不需要设置强制适用规范,只有在涉及他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才可以。但是这种规范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论证,因为投资行为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法律只有在必要之处才可行使强制力。
第三,新公司法的变化。我国1993年公司法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订的法律,当时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法律的理解都远不如现在深刻。“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把公司法当作治乱的法,用公司法来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混乱。也曾把公司法当作行政管理的法,一些法规性文件充斥着许多管理性的规范或者说行政化的色彩。还曾把公司法当作国企改革的法,对公司法的认识和重视往往是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出发的,同时对公司法的认识又受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我们对公司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2005年新公司法相比旧公司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学者对新公司法的进步总结为“八大进步”:对企业管制的极大放松,加强了对公司股东的保护,加强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公司的社会责任,强化了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的可诉性,制度设计更为科学。当然这是很概括的评述,在每个方面都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值得提出的是公司法中规定的多种股东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突出了股东的独立利益。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当股东要求了解公司事务遭到拒绝,股东可以提起诉讼;有限责任公司中对股东会特种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决议通过后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董事高级管理人违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规范都体现了股东的投资人地位,给予他们对自己利益保护和控制的权力。这是公司法在关注点的重大进步。
在法律规范类型上,如前面学者所述,在对企业管制的极大放松方面,公司的溢价发行,债券发行,法定公益金的提取等多个方面公司都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更符合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公司法的另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在此次修改中,大量适用了推定性规范,
三、结语
公司本身有多方面的特性,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应当是 多维度的。投资工具是对公司一个层面上的定位,公司法律规范的设置、类型都应充分考虑公司作为投资工具的这种本质,注重多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管制与自治,才能充分发挥公司本身的作用,为公司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相比旧公司法,2005年新公司法在此有了明显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