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论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1篇的三农问题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三农问题论文:“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三农问题权力控制产权契约

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但中国的“三农”问题同时又是贫瘠的资源禀赋和中国在建国初期为实现国家赶超战略——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后发工业化进程——而实行“以农辅工”政策的产物。这些因素所导致的“三农问题”在最严重的时期却遇上改革攻关、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新经济等挑战，同时又与意识形态和改革路线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当前中国改革中一个深层次的待解决矛盾。

一、“三农”问题的产生渊源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野下，我们通过分析三个问题来回答渊源问题并引出分析全文的切入点。这三个问题是：建国初期为何要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如何得以顺利实施？如今为何解决“三农”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重点？

首先，建国初期实施针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当然是符合执政党最高层（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制度设计取决于政策收益和成本衡量和比较。在封锁和封闭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吸引外部资金和资源；农民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中一直是受益阶层，这时，“抽肥补瘦”是自然的选择；最重要的，政治家集团是迫切需要通过实施国家赶超战略可能获得的经济、军事安全以及国际环境中的政治威望。因此，歧视性制度安排得以出台。第二，执政党、国家、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所导致的对政治国家权力的控制缺失是这些政策实现的条件。三位一体关系所具有的特征是：党领导国家，党的路线上升为国家战略，党充当国家的核心部分，党无论是在主张抑或是组织方面都渗透到社会和个体中去并为之提供精神价值体系。在这种关系框架下，政治家集团的理念通过自上而下、由执政党组织内部向外延伸的方式得到全社会认同和参与，并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全民动员。这样，在缺乏受损阶层（农民）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牵制条件下，歧视性制度安排被确立并不断强化。对于第三个问题，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同样起到主导的作用：经济上，农业的萎缩、农村经济的困窘和农民收入的微薄使得宏观经济缺乏持久的推动力和协调性；政治和社会因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层的稳定和支持与否是关系国家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些因素要求不能再对已处于建国以来最严重时期的“三农”问题漠然处之。

综上所述，缺乏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是使得中国“三农”危机比一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问题更严重的根源，同时，政治家集团的理性思维在国家、社会、政党三位一体的格局中往往对制度供给具有统摄全局的影响，它对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对“三农”问题的渊源进行剖析，其必然要求我们为之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措施也相应的能够经受住这种分析框架的检验和审视；同时，由于政治家集团和政府的理性思维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必须将其纳入分析框架中并使两者有机结合。

二、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解决“三农”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命题

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社会等级和政治等级高度同一，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⑴“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⑵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逐渐解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对立。这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人性基础——人的利己本性决定了对保障和确立私有产权的需求，它需要人与人之间形成利己的、不受制约的契约关系这一市场交换基本实现机制，并要求其普遍化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全部社会生活都按照它的内在机理和逻辑来构造，包括经济伦理体系、社会法权体系以及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等诸方面的设计和建构。

相应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重性造就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命题——权力控制的重新诠释。这是因为，一方面，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决定了近代国家的性质、功能和结构：“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产物，是市民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利益而构造的政治体”；⑶另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独立及其法制化，对于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首先，市民社会发达、自治和法治化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其次，市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并获得发言权；再次，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独立的知识领域为依托，可以利用“公众舆论”形式对权力运用实施监督和控制。最后，只有成熟、独立的市民社会存在，才能使政治国家领域中的代议制民主具有主体和成为可能。

纵观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其总的逻辑进程是：人的利己本性——产权契约——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尽管，这种关系是适应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成的，但是，在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和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制约、监控作用这两方面具有内在机理的普遍性。当然，我们不能忽视逻辑前提上的不一致所带来的重大差别：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政治国家是推动建立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似乎产生了一个悖论：权力主体推进制衡权力自身的他物发展，或者说，政治国家推动其对立面——一个能够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的现代社会——的确立和成熟。正因为此，这在现实中似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当前在局部领域相当大部分程度上的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化和对立的现状。

原因是：参与变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执政党组织和政府一方，当然是具有其特定的理性，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基于其理性判断而采取或调整。但是，政治家理性是有缺陷和短视的，这种不完全和不充分既可以是知识的有限性这一人类的共同特点所导致的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也可以是由于参杂了对自己或集团利益的考虑而产生的非最优化决策。理性思维关心的是中短期的政策收益与成本的衡量与比较，但改革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改革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改革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而这都是政治家的理性思维所无法准确预知和判断的。也就是说，初始性的改革之后，萌发的新兴力量“会在‘改革了的’制度安排中与这些制度安排继续互动，从而以结构性的力量使得改革范围扩展到原本未设定改革的某些领域；‘改革了’的国家出于各种原因而创设的新制度安排不仅生发出与其创设愿意不尽相同的后果而且不得不考虑新的制度安排，这样，一方面，其社会治理技术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国家自身的改革合乎逻辑的持续下去。”⑷

在明确了西方市民社会逻辑起点和功能，以及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演进过程之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就变为：能否推出一项制度设计，并最终达到权力控制和政治家理性思维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只有符合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即：在中短期内具有较高的政策收益和较小的成本并有助于缓解乃至根除“三农”问题这一危机，这一制度设计才可以通过国家这一强制体获得生命力，其次，最重要的，这一制度设计能为权力控制命题的解决提供终极路径，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并防止类似问题再度出现。这就要求：它必然会引发制度的持续创新，从而可以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个体日渐获得自身的独立与自主，特别是经由各种手段争取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开始有意识的通过结盟等方式与国家开始博弈以进一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从而最终为政治国家的对立面——市民社会的确立和成熟铺设道路。正因为此，它必须是建构“市民社会”的核心要素，且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中具有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能力。

三 、对现有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和制度安排的评价

针对“三农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不可谓不多，有学者归总，从论点和思想的高度出发至少有7种，它们包括：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刘修民、宫希奎、李昌平等人提出的“农民利益保护论”；陈锡文和许经勇等人的“城乡统筹发展论”；陆学艺、郭树清等人的“城乡、产业结构调整论”；吴敬琏、温铁军和樊纲的“就业优先论”；林毅夫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晓亮的“市场化带动论”和王健等人的“城市化推进论”等。⑸这些主张相当大程度上被20__年中央1号文件吸收和采用，并引起学界普遍赞扬和期待。这些政策建议和安排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其不约而同的存在一些缺陷。

（一）相当一部分“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因缺乏“思维关联性”而与政治家理性相悖

“技术层面”的解决思路是指政府通过在财政支出、税收结构和转移支出等方面实施的“多予少取”式的不涉及制度层面的政策作法。这其中，一些政策建议已经得以实施并产生较好的效果，比如说取消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是因为其符合政治家和政府的理性思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并由此得到的政策拥护是远远大于政策成本的，这是因为农业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远远高于其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两相比较，收益成本不言自明。而其他一些政策建议是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呢？以“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带动论”为例。试想：面对占人口总量绝大多数、总体生存状况趋于恶化的农民阶层，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多大的直接效果？即使有，为使这一效果足够大到能相当大程度的缓解“三农”危机，它需要政府不是稍微的、而是相当大的增加针对农村的扩张型财政支出，在现行财政收支状况紧张、财政风险较大的情况下，这是否可行？对政治家和政府来说这一政策的实施成本是否能接受？同样，这一缺陷还体现在针对“就业”、“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是说这些政策对农民毫无作用，而是只有在局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均收入较高；或是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技术水平所导致的产业的比较优势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才有较为明显的效果和较小的政策成本。放在全国范围内，其能否实施或是效果如何令人置疑。因此，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政治家和政府理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中参杂了过多的道德倾向和观念——因对农民阶层的同情而不自觉地将思维角度始终局限在如何维护和增进农民利益上，缺乏政治家和政府理性——农民利益这一关联性的思维方式，导致忽视了对政策本身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的考察。

（二）制度层面的政策和观点因缺乏自我强化和演进功能而无法对解决“三农”问题产生战略性功能

现有的针对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分割、农民利益保护等方面进行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能在社会体系内部产生自我强化和演进机制的制度特征，从而也就无法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战略性和诱致性的功能。他们回避了如何铲除“三农”问题产生机制的问题或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从而对权力控制这一命题也无能为力。举例如下，取消了城市中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用工制度，如何能保证新的、更隐蔽的制度不会被推出？或者，当政治家在“三农”危机缓解后，面临新的利益结构调整要求和社会重组问题时，政治家会不会重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无法保证不会将社会作为其实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也不能保证不会将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对立起来，甚至以抽象的“公共利益”代替甚至否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离开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离开了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控，无法保证国家不会异化。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起点和终极路径

综合以上分析，在当前可以推出的政策安排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明晰化：把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转化为其所有权，享有包括租赁、转让、抵押等在内的完整权利。

在符合政治家理性思维方面，这一制度安排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显著的政策效果从而大大缓解“三农”危机，首先，土地要素市场化后，一方面，农民因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土地从而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源或者说是一个对自身的保障，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种田大户（个体或农业企业）通过租赁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经营成本降低，机械化程度提高、规模效应），出租土地的农民或返聘当农业工人（农民数量减少），或从事加工、销售行业（产业升级、城镇化出现），并且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因此远比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地把上述“现象”当作“手段”和“目标”式的政策推进要合理的多。其次，它可以消除现行两大错误的制度安排：（1）土地产权的明晰实质上废除了现行“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对农民的盘剥，使得本应是农民转让和租赁土地的产权租金变成某些政府部门、房地产商和基层政权领导“权力租金”的现象得以遏制；（2）消除“两不经济”，“两不经济”是指土地行政管制中的低效——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导致的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城镇，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⑹

在建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农民一跃成为“有产者”，对农民塑造自身理性自律、责任和权利意识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个体，推动形成独立成熟的市民社会，乃至最终完成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是否具有内生的启发和诱致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生成的经济基础，同时，没有产权的契约化，农民始终无法外入市场经济的门槛；没有农民的作为个体的参与，市场经济始终是不完整和局部性的。政治民主和市场一样，也必然建立在注重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当个人由市场中的卖者或买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利己本性不会发生变化”，⑺以产权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在私人利益的整合关系中，得以形成以实现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组织，并最终确立个人利益相互协作和制约监控政治国家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结构，这是西方政治学中的经典理论脉络，并且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中具备适用性和参照性。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所形成的持续性制度变迁所最终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形成一个具有自觉权利意识和自主能力的“新农村”。“新农村”是指这样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或领域：农民个体、 农民群体、农业企业家、农业金融信贷机构、农业服务机构、关注农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和独立媒体、农民社团、农业研究和智囊机构以及农民利益集团形成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不受国家非法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他们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和私人目的而活动，按照市场机制与其他个体发生经济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国家承认私人在这一领域中具有独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除了依法加以必要的规制和干预外，不加干涉；这一领域中，私人利益形成多种社会集团和社会组织。它们对于争取和维护私人利益，协调多元利益冲突，排斥政治国家的非法干预具有重要功能；这一领域内部，以及这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结合的纽带和主要机制是产权契约，以产权为依托，在双方的共同同意下，以契约的形式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在履行义务的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保证别人利益要求的实现，其使命是保护所有权和私人的自由；同时，“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得到国家的承认和重视，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这一领域又是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发表政治观点、对政府施加压力，推举自己的政治代表，参政议政的场所和领域”。⑻总之，这个领域指的是包括以上所有个体在内“独立意义上的人”，“按照契约型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

五、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定位——塑造“增量”改革思维

实施产权变革是否一定能够达到“新农村”这一理想状态？理论分析只是廓清产权变革和“新农村”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性。现实中，这一关系能否成立，起重要作用的变量就是政治家和政府。其原因是：

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政治家与政府具有的独特属性，可使得其在产权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变革中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扶持；另一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阻碍和扼杀；其次，农业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发展滞后”和“产业弱质”的一般共性，政府为之承担的责任和努力程度直接关系到其损失大小，这一情景已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因此，认为实施产权变革之后，“三农”问题迎刃而解、“新农村”可以自动生成的观点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各国历史已经证明，土地的大规模产权变革是一把“双刃剑”，解决的好，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解决的不好，不仅不能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震荡。

由此，政治家集团和政府在产权变革过程中，以及产权变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以“增量”改革思维为指导定位自身的功能体系。其含义是：产权变革一方面会导致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阻扰；另一方面，对政治国家而言，产权变革所引致的最终变化——市民社会的诞生和成熟——会导致自身权力的削弱和活动空间的缩小：“革命者最终会革掉自己的命”。这时，执政党组织和政府（包括政治家集团）必须拿出胆识和勇气，坚定继续变革的决心，面对变革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变数，不能怀疑和退缩，相反，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措施予以预防和补救——在持续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中推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政治国家的存在和稳定这一最大的政策收益才会得以实现。借用一句名言对“增量”改革思维进行总结，那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目前来看，政府的功能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组织和实施一个公平和公正的产权变革

陈锡文（20__）以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为例，认为土地私有化之后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⑽陈锡文所提出的观点实质上反映就是由政府组织和实施的产权变革能否做到公平和公正这一问题。试想：有谁能比农民自身还要清楚土地出售的收入是否能保证其一生以及下一代的各项支出？如果农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明确和保障，如果没有遭受到胁迫，农民为何要抛售土地从而出现“拿几万元，没有稳定的收入，钱花完了，产生了社会问题”这一状况？否则，在缺乏其他监督制约措施、农民较低的素质以及弱势地位等情况下，真的可能像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一样，从基层政权、地方政府、氏族势力、“村头势力”乃至房地产等土地相关产业中催生出“土地寡头集团”。

（二）将现有制度安排与产权变革结合起来，以产权变革为主要和先决条件；现有政策安排为辅助和跟进措施

以产权变革为主要和先决条件，是本文分析的主旨和核心，已不需复述。强调把现有的政策安排作为辅助和跟进的制度措施，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政策安排有其合理性，如果在现实中得以较好的实施和执行，将会和产权变革形成制度效应上的共振和呼应，熨平产权变革中可能对社会各阶层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另一方面，没有产权变革在先，这些措施充其量只能起到一些缓解作用或是在现实中的政策效果令人置疑，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仍是一个问号。

六、结束语

即使产权变革得以顺利和公正实施，即使各项配套和跟进制度措施得以很好地执行，解决“三农”问题仍将是一个漫长和充满坎坷的过程。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二元互动和变迁的过程中，农业、农民和农村在现时所体现的初始状况：农民个体较低的文化素质、基本以刀耕火种为主的生产方式、追求高产而不是高效的经营目标，农民对市场经济的陌生和不适应，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贫瘠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多地少和好地少差地多）等等。这些现状的改变都是长期缓慢甚至是根本无法改变。即便如此，那种将目光局限在对“三农”问题仅仅具有减震和缓冲作用的制度设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前瞻性的视野，需要针对其根源进行战略性和全方位的考虑并提出相应措施，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这也正是本文所试图作的工作。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近期文献综述

摘要：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本文根据近期理论界的文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挑战和战略等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 新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县域经济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__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__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

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导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农村开始了以承包制为核心的改革，农村经济因此而飞速发展，解决了整个国家的温饱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的发展却逐步减速，形成了最近若干年“农村落后，农民贫穷，农业危险”的三农问题。李昌平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可以说是21世纪初中国三农问题最形象的描述。

中国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方案也是复杂的，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方案，因此政策选择往往是多样化的。不过，大家的基本共识是，三农问题，在宏观上不可能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关键还是要依靠城市化。很多人认为，城市化，是中国避免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减少农业劳动力，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必然出路。他们的政策建议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1]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农业，农业要发展，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其言外之意就是，要缩小农业人口的规模，让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既然在当前的宏观格局下，三农问题很难依靠农村自身的努力得到解决。三农问题，在宏观意义上只能消失，而消失的方法就是城市化。

中国农业问题官员、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步，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的权利。他认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他建议，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进行歧视性的管理。[2]杜润生的建议实际上也是要让三农问题消失，但其方法是给农民以权利。最近浙江省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把农民改为居民，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可以说在中国开了先河，这势必为解决浙江的三农问题奠定制度基础。[3]

农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仅要靠政府，更重要的是要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包括农会，还包括村民自治、乡镇选举和县政权的民主。杜润生先生认为，农民要建立自己的组织，要像工人有工会那样有农会，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让政府听到其诉求。还要“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4]

徐湘林先生则认为，“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国家业已形成的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农村管理体制。高成本的县—乡管理体制则可以通过可行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如乡镇长选举和自治）得以改善。[5]

这些研究都是非常可贵的，其政策建议也很有实践意义。本文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需要宏观意义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意义上的村民本身的努力。而发展村民自治是其中关键之一，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又是完善村民自治的关键。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三农问题为背景，分析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律逻辑，并结合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村民自治的成功之道，以及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效应。

一、村民自治始于法律

现代法治是一种基于个体自由和平等意义上的法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在私人事务上是自治的，每一个公共单位在自己的公共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每一个经济单位、社会单位和政治单位，在自己的事务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级政府和国家也在自己的范围内是自治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合作，都可以依靠法律得到解决。在法治秩序中，立法是一种政治程序，基于经验产生秩序的规则，解决政治上的冲突，凝聚政治上的力量，形成政治上的和谐；行政是一种执行程序，基于知识制定公共政策，运作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司法是一种理性、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的秩序，着眼于具体利益，利用正当程序，协调并解决各个方面的矛盾。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只有为维护皇权统治而设立的惩罚性的法家之治。在这样的治理体制中，每一寸土地都是皇家的财产，每一个人都是皇家的臣民，任何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是为了皇帝的江山稳定，即使提倡以民为本，也不过是说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需要照顾民生。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乡村自治并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自治，而只有因“山高皇帝远”而产生的“管不着”意义上的“自治”，或者因与皇权有特殊关系而得到的“自治”，如地方的诸侯和王国。建国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仍然不能说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第一次在宪法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原则，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了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法律基础。它使得中国的村作为一个公共管理单位可以与政府平起平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共管理单位，自主提供自己的公共服务，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宪法还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这一规定，有三个内容值得关注：一是村民委员会按照居住地区设立，也就是说，它不按照行政安排设立；二是村委会成员由选举产生，而不由上级政府任命；三是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其与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规定，不过宪法具体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基本内设机构以及基本职能，主要是办理本地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与政府的关系是协助社会治安，并发出基本的声音。

这一宪法规定没有很快进入实践层面。5年以后，也就是1987年11月24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才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局部地区开始试行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1998年11月4日，在试行11年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各地开始全面推广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这一实践引起了各方面的兴趣，国内外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出版了很多文献。本文将探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中国村民自治提供的法律基础，以及在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

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与职能

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经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共30条，仅3100多字。各省人大常委会一般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实施办法，增加内容不多，主要是细化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一般也只增加500~1000字而已。

《组织法》一开始就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组织法》和各省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有如下具体的职能：

村民委员会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如因地制宜地兴办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村民委员会具有准司法职能，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村民委员会具有经济规划职能，编制并组织实施本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村民委员会具有组织管理经济职能，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依法管理财务和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草场、森林及其它财产，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村民委员会具有多方面的教育职能，也就是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从这些规定来看，村民委员会的政治目的是村民自治和民主，即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管理，它同时兼具经济发展和道德提升的目的。《组织法》和相关规定，使得村民委员会不仅具有公共管理意义上的、以民主为基础的强制力，如公共服务融资所需要的强制力，更具有了在经济管理上的强制力和道德上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里，公共权力组织的权威通过民主得到保障，其强制力的危害被民主程序和法治化解；经济组织的强制力表现为内在的组织能力和外在的竞争能力，而其强制力的危害则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国家法治化解；道德组织的强制力，往往通过其非赢利性和成员的自愿性得到化解。村民委员会作为政治、经济和道德三位一体的组织，其职能往往趋于无限：作为经济组织，它不一定面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为道德组织，它又是赢利性的，并且成员未必自愿。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委员会即使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政治约束机制，由于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缺乏规范，也会演变成职能无限的、不受村民约束的组织。

这说明，现行《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性质和职能的规定存在缺陷。它使得村民委员会在法理上相对于村民不仅有天然的行政上的优势，毕竟有组织的人群相对于缺乏组织的村民有组织成本低的便利；还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优势，因为依据法律它具有经济管理职能，兼具道德教育职能。这很可能使得村民委员会有机会滥用村里的经济资源，甚至滥用公共管理权力。而当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关系密切，并能够得到基层政府充分支持的时候，以上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对此，冯兴元等学者提出重建农村经济合作社，合作社自由进入和退出，产权明确到个人，有注册登记，具有经济法人地位，政府对其实行税收优惠。[6]这一做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活力，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对于村民自治来说，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建立则有利于规范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使其专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至于道德教育问题，笔者认为，公共权力机构不适合承担直接道德教育的任务，这一职能应该让位给农村的志愿组织。在台湾，义工很多，服务范围很广，大家都发自内心。大陆很多白血病人的骨髓都来自台湾人的捐献。这一切都得力于社会志愿组织的发达，值得借鉴。

三、村民委员会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不是在组织真空中运作的，与它并存的还有村党支部、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还有所谓的主管部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

《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乡、民族乡、镇等基层政府不得干预村民依法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但是，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可能被突破：

一是《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如果这种指导、支持和帮助是道义上的，或者说是技术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在程序上是应村民委员会要求，而不是基层政府主动，那么基层政府的作用对村民委员会来说就是咨询公司性质。如果这样，这一规定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任何合法组织都可以给其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包括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国际组织，如美国的卡特研究中心等。

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具有强制意义还是咨询意义，主要取决于基层政府，而它如何选择，则取决于它对村民自治的态度。在现实中，基层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强制性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程序上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基层政府往往根据过去的传统，利用现在法治不健全的机会，把村民委员会当作其下级单位，而村民委员会也不得不把基层政府当作上级对待。这时候，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会出 现两种情况：一是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政府的下级政府，村民自治变成了“村民上治”。二是民选的村民委员会有可能仰仗民意对抗基层政府，出现村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的冲突。而一旦上级政府统统收回相关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会遇到难度。

什么是指导，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帮助，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其进一步的解释权和执法权往往掌握在具有行政优势的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害村民自治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解决一些村存在的问题，专门派乡干部分区负责村的公共事务，这些分配到村里的人就成了这些村的实际领导。当这种情况制度化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镇政府与村之间的新一级政府组织，乡公所，凭空增加了农民负担。再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充实自己的财力，以帮助村民委员会为名，集中所有村的财力物力，实施“村财乡管”，这就在财务上剥夺了村民自治。

二是《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种协助，如果是自愿的，基于特定的契约的，那么村民委员会就不是基层人民政府的下级单位。如果这样，实际上这一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因此，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极有可能是强制性的。于是，当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事务的财政、行政方面的关系不明确的时候，这一条款就会让村民委员会在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的下级单位。这时，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上下级关系，一种是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正好是中国农村目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两种典型关系。《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这一规定加了“应当”，显然已经变成了法律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至少相对于有关司法部门来说，已经成为下级机构。

三是《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可能会在两个方面改变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

一方面，村民自治在行政上可能从村民委员会转向党支部。在实际运作中，如果村民自治要实现，就必须要让农村党支部进一步民主化，让村民能够选举党支部，比如党支部书记在党内选举之后经过村民确认，或者村民选举出候选人，再经过党内选举确认。

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农村党支部成为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从非上下级关系转向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时，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就不仅要使农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民主化，而且还需要在职能上进一步调整与乡镇党委之间的关系。否则，村民自治就不是完整的。

根据这些分析，《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条款可以删除，因为它对于村民自治有害无利。

至于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问题，目前更多的做法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这就是承认基层党支部在村的核心领导权，然后在选举程序上做一些变动，让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具有民意基础。这种做法在当前来说，有利于改善村民自治。不过，由于基层党支部与上级党委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这实际上一笔勾销了村民自治，除非上级党委不领导基层党支部。

所以，从长远来说，还需要思考在宪政结构转变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完善，政府治道变革的进行，党的执政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给经济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以自己的运作空间，在政府进行治道变革的同时，党也需要根据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来行事。在乡村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方式不改革，村民自治就没有发展空间，很多不正常的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组织结构来破坏村民自治。如何着眼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来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法律问题。

四、村民自治的保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肯定不会自动进行。所以，《组织法》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条款。

《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这一规定赋予地方人代会和常委会法制监督权。不过，这一规定现在看来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就现有的运作机制来看，在村民、村委会和乡镇政权等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并没有什么适当的介入机制。这些问题，现在一般通过上访机制来解决。在现行体制中，上访是一种行政性的介入机制，在改变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强的行政偏好，解决问题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很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忽略了更多相关问题。对村民自治来说，通过上访来解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很可能在制度上改变村民自治的结构，因为它会使得村民自治经常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法》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这一规定，在制度上显然也有助于强化上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因为它赋予县乡两级行政机关和代议机关权力，调查并依法处理有关不正当选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调查和处置权。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行政性的，具有强权干预特征；代议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议论性的，不具有行动性。这两个权力的性质都不利于处理选举纠纷。要处理选举纠纷，最好还是规定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如向检察院举报，检察官出面调查，然后向法院控告，法院受理等。另外，这一条款规定的措词也具有事先定罪的意思，好像已经发生了确凿的不正当选举，只要告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任何不正当选举行为的举报，都可能是政治性的，都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来确认。让选举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立法程序解决，可以确保依法选举，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提供法治基础。

《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有关政府机关应当负责调查核实，责令公布；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一段的规定，显然是把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或县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下级单位了。一是这一条款为村民委员会指定了自己的主管部门；二是一旦村民有请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必须调查核实并责令村委会如何做。

从这一规定的内在激励结构来看，它是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不鼓励村民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内在的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而是在运作上助长县乡政府对村民委员会进行行政干预。对村务 公开是否满意，实际上可能是个体意见，也可能是集体认同的意见，或者是有分歧的意见。这时候如果没有首先在村治结构内进行民主运作，个别投诉导致上级政府出面干预，显然不利于真正识别什么是合理的村务公开，什么是违法的村务不公开。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最好是完善村治结构的内部冲突解决程序。在此基础上，再有限引入上级行政调解程序，最后打开司法程序。通过村治内在的民主程序，外在的行政辅助程序，还有被动的司法程序，可以比较好地处理村治的内在冲突。至于“经查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则是画蛇添足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不需要在法律条文里到处重申。

最后，上述三个条款之间也存在矛盾：首先，它规定《组织法》的实施保障机关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其次，规定乡人代会和县人大常委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来处理不正当选举问题；第三，规定县乡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有关村务公开不当的问题。这三个规定，在逻辑上显然是混乱的。如果规定只有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人代会才有保障权力，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就没有权力来处理不正当选举和政务公开运作问题。如果有权力，则需要把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也加在里面。

从道理上来说，全国人大是《组织法》的制定机关，自然它也有权保障其实施；各省人代会可以制定实施细则，自然也有权保障《组织法》的实施。所以，简单地规定只有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从法理上来看，公民也有保障其实施的权力，因为该法律很多方面的实施都需要村民积极主动。

从这些低质量的规定可以看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过程，它带有大量的行政偏好和行政性文件的传统。如何去除其中的行政性因素，凸显法治的原则和价值，给村民自治提供良好的法律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村民自治顺利发展的重要挑战。

五、村民委员会的设立与产生

根据《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原则有两个，一是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二是便于群众自治。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这说明，村民委员会的设立过程是行政与民主相结合的过程。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结构是行政主导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实际上往往是行政上的便利考虑优于村民自治的考虑。从实际来看，村民委员会的设置，往往是几个自然村一个，或者一个大村，被分割成两、三个小村。这可能适合管理，但不见得有利于村民自治。因为村民自治主要是公共事务的自治，公共事务有一个自然的范围。如果若干自然居住的村落组成一个村，或者一个自然居住的村落分割成两三个村，都不利于在整体上配置公共资源，而且很可能导致若干村在村务方面的不必要的冲突。所以，在未来，应该考虑主要由村民自主设置，而政府的程序主要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的。

1987年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选举方面的规定比较简单，经过10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选举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详细了。根据这些规定，村委会主任及其成员三年一届，连选连任，而且只能由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产生，主持选举。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而且当场公布，选举还设立秘密写票处。

此外，第十六条还规定了罢免程序，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这一程序，使得村民和村民会议有了自主解决问题的权利，而不必上访到上级政府或者人代会了。不过，其前提条件是，不满村委会成员的村民至少能够组织起来召开村民会议，而且有半数人以上的人不满村委会成员，否则还需要求助于基层政府或人代会。

1998年《组织法》的这部分规定是值得称道的。它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任期，有具体的做法确保村民的权利，而且还可以罢免村民委员会。这都有利于村治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走向自治型。

六、村民委员会运作规则

《组织法》对村委会的运作也作了明确规定。首先，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组织法列举了七个方面的事项：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数及补贴标准；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业的经费筹集方案；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宅基地的使用方案等。而且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决定什么事情与村民利益有关，需要由村民会议来决定。

其次，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及其实施情况；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以及涉及本村村民利益、村民普遍关心的其他事项等。村民委员会应当保证公布内容的真实性，并接受村民的查询。

第三，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说明村委员的运作方式是委员制，而不是首长负责制。此外，还规定，村委会对村民要坚持说服教育，不得强迫命令，不得打击报复。这说明，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以共识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关系。

这些运作规则，有很大的针对性，主要是解决村民自治试行多年来所暴露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在财政关系和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是村的财政来源是村提留，乡财政的来源是乡统筹。村委会负责村提留的收缴及其使用，还负责乡统筹的收缴；二是村委会负责实施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救灾救济款物发放、水电费收缴等。

这说明，村民委员会在财政意义上，是上级政府的收入执行机构；与此同时，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也是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的收费机构。

村民委员会是自治组织，因此在法律上，政府不能把它当作下级执行机构，只能把特定的行政职能依法授权给自治组织，并且在财政上给予支持。而水电等公用事业机构，本来就是有成本核算的，应该自己直接向村民收取水电费，或者通过合同委托给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和个人代收水电费。在这一方面，要确保村民自治，各级政府和公用事业单位需要学会如何直接面向村民，需要有制度安排来直接履行公共职能，如果需要村民委员会协助，则要有财政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结语

总之，作为法律文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在操作意义上规定了村民自治运作的技术规则，二是在集体意义上，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村党支部、包括基层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和人代会等多方面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的运作是否顺利，其组织法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是否完善，两个层次上是否逻辑一致，非常关键。也就是说，当在操作层次上、集体层次上的法律规则都比较完善，而且相互之间逻辑一致的时候，它就能够顺利运转，实现村民自治；如果不完善，不一致，就可能发生种种冲突，危害村民自治。本文在操作和集体两个层次上分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逻辑上存在的缺陷，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个方面的修改思路。文秘站版权所有

应该肯定，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并且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村民自治，尤其是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提供了良好的法律规范。但由于实行村民自治的时间比较短，各级政府还不习惯于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来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公共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过程中的行政主导使得这一法律带有很多行政偏好 ，使得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则在操作层次上和集体层次上，都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弥补，但通过积累实践经验，可以逐步完善。因为中国村民自治本身就是通过逐步演进发展起来的。在未来，中国的村民自治本身也同样需要在逐步累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善。

回到本文的主题，即三农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在宏观上需要整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整个国家取消城乡分治，需要各级政府顺利实现治道变革，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政府行为法治化，同时，村民自治的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微观基础。要发展村民自治，实际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村民自治的法律基础。有了稳固的法律基础，村民自治就有了运作的框架，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在制度上就有了良好的微观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努力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改革，正在与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特别是在城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从广大农村来看，市场经济因素发育还很不成熟，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仍然保留着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特征。如果说，在城市，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发展而后政治改革，属于经济改革的深入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那么，在农村，制约经济发展和融入市场体系的主要因素，则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想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或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要想走出“三农”困境，则必须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带动。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需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取得突破：

一、“三农”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城乡互动，统筹发展，更需要加快形成农村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这一良性机制的核心，就是提高县乡政权机构的运行效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县乡干部为组织核心与推动力的，县乡干部的积极性和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而调动县乡干部积极性，还缺少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现阶段我国县乡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效果，与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突出体现为：县乡机构设置过多、过滥，政权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挚肘、扯皮，人浮于事，不仅运行效率低，而且压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既“以人为本”，即一切以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意志为本，又不能“以人为本”，即不能尊重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干部心气不顺，工作机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再好的资源、再好的政策，都难以发挥最佳效益，从而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体制惰性，形不成县域发展的合力。

二、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确立必须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建立这一体制需要对现有农村政治资源进行整合。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政权和村级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直接面对基层复杂而具体的矛盾。但从政权机构的构成看，现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同时存在，共同参与经济运行与决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实施指导和解决。特别是党委和政府之间，分工不明确，工作相互交叉。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决策、政府实施。涉及到一些具体工作，党委、政府都有分管领导。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结果：一是对同一问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决策不果断，影响效率。二是对难点问题、复杂问题推诿扯皮，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形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三是争功推过，形成矛盾和恩怨，班子不和，矛盾重重，内耗严重，好事抢着管，难事推着干，造成有些事谁管谁都不管，有些事谁都来管的局面，使当事者无所适从。尤其严重的是，县乡政府的一把手都是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是“二把手”，决策时都是书记拍板，有时党委领导代行政府职能，或过多干预政府工作，影响政府领导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在出现问题后，追究责任时又是政府领导受过。如，在十分严肃的防治“非典”、禽流感、安全生产等工作中，都是书记挂帅决定重大事项，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提出的意见并不能实施，但出现问题时都是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受责。如此种种，使县乡政权机构的效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必然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改革这一体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区分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区分县域与城区的不同情况，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对现有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新队伍。

三、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在整合农村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两大障碍。一是思想障碍。主要是在党的领导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要转变观念。传统理论与作法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委管理一切，只有党委的决策才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此相适应形成了现在的机构设置与体制。改革这一体制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与突破，转变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点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上，无论哪一级组织或机构，只要党员领导干部占主体、以党的理论和宗旨为指导、在党的组织监督之下、以“三个代表”为要求开展工作，就能保证党的领导、党的威信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前提，才能大胆地对现有机构进行改革和创新。二是人员障碍。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具体体现为对现有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调整机构必然调整人员。富余人员怎样安置，在岗人员怎样配置，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而且，这部分人员都有很大的“能量”，矛盾错综复杂，解决不好，既影响积极性，又影响社会稳定。只有这一关过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顺利实施。

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党政合一设置、两权分立运行、乡村一体自治、民间组织调节。农村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下，党政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把自已当作农民的救世主，行政运行与村民自治相冲突，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

党政合一设置，就是改变目前党委、政府分立的局面，县以下实行党委、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减少领导职数，党政交叉任职，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在这种机构设置的框架下，县域只有一个“一把手”，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一肩挑”，对农村经济发展负总责。根据各地情况不同，领导职数可以定为6-8人，其中，党委书记兼任行政正职，主持全面工作。专职副书记1人，主 管政法、纪检、党务、群团等党的工作。设行政副职5-7人，分管具体行政业务。

两权分立运行，就是通过党政合一设置，确立党领导下的行政权体系。通过对人大、政协机构的整合，确立议事监督体系。通过对这种整合，将县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合并为两家，分别行使行政权和监督权。

乡村一体自治，就是减少乡镇这个中间环节，撤乡并村，实行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域自治，县级党政部门根椐工作职能，将工作触角直接延伸到村。如：农业局直管村级农业事务，民政局直管村级民政事务等等。村中实行村总支或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工作制度，涉及党的方针、政策等需在农村落实的事项，由村党总支或党支部负责，其他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村级发展的事项，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相冲突的，实行村域自治，由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决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而存在。

民间组织调节，就是培育、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民间组织，如农民协会和各种专业协会，将过去由乡、村承担的民间调节功能，交给民间组织管理，由民间组织承担。如，成立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既可以代表农民维护农民的权益，反映农民的意愿，同时，还可以作为党与政府同农民进行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依靠农民协会这种民间组织，解决依靠法律、政策所无法解决或无法高效解决的民间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农村的稳定。文秘站版权所有

五、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必需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能得到通畅的贯彻实施，实现党的意志；二是党的组织在农村起决定性作用，不同层面的群体都能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体现党的号召力、组织力和领导力。做到上述两点，不一定非按传统方式一切由党委机构决定，使人大、政府、政协等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不利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按照新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加强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健全组织制度来实现。如，党政合一后，一方面，党委会、政府会分设，重大事项由党委会提出、决策，政府会予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党内政内有所区分，使领导班子中占绝对多数的党员干部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发挥党组织的活力，只要党员干部、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就能保证农村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三农中国）

三农问题论文:对统治时期地方三农问题探索

一、农业问题

阎锡山为了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不仅重视工商业、矿业、军事工业、金融业等方面的发展,而且一直都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上。1917年10月1日,阎锡山发表了他的《兴利除弊施政大要》,1918年4月20日发表了《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在这两个大纲中,他把发展农业作为振兴山西经济的首要任务。兴利除弊即兴三利、除三弊。兴利的意思是兴三项即水利、蚕桑、种树三项;除三弊即妇女放足、男人剪辫子、禁吸食鸦片[8]。他之所以提出这三项,是为了给农业发展创造条件。1918年10月9日,阎锡山又提出了三事即造林、植棉、发展畜牧。这三事与前面的兴三利、除三弊构成了“六政三事”[9]。他非常重视他的六政三事,还在省政府专门设立了办理六政三事的机构———六政考核处。从阎锡山的施政大纲看,他认为“山西全靠农业”[10],而发展农业又“以增加生产为主”[11]。为了增加农业生产,阎锡山除了对上面所说的如水利、种树、桑蚕、种棉等提出具体要求外,对诸如肥料、种麻、种耔、防治病虫及牲畜疾病等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由此可以看出阎锡山振兴山西农业经济的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把发展山西的农业作为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来对待的。经历了1920年的旱灾后,阎锡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振兴农业的必要性,到1921年便在全省开始实施第一次兴农政策,其中以兴修水利、种树造林、扩大种棉、种桑养蚕、发展畜牧为主。1925年2月阎锡山召开全省实业会议。不久,为了振兴农业又成立了山西农业专科学校,为农业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还设立了农业实验站,专门从事农业新品种的研究和推广,建立了棉业实验场、林业促进会等。这些措施是从根本上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措施。同时,阎锡山还认识到,发展农业的关键在村级,村级政权是否按他的兴农政策办事是他的兴农计划能否完成的重要环节。1932年,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后,开始重振山西农业,颁布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列出农业、矿业、工业、商业、交通五项内容,再次把农业放在了首位。其中农业的内容非常详细,有农事、水利、林业、畜产、烟叶、植树棉业等方面。阎锡山兴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发展山西农业方面的历史作用,当今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的农业确实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然而,特殊的国际局势又赋予了农业特殊的特征。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而农民则是其主要市场。帝国主义向农村倾销商品的结果是打击了农村的手工业,这样就迫使农村把农产品送到市场去换取货币,以便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客观上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经济作物生产扩大、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对外贸易发展、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是农业经济殖民地性的表现,经济作物的生产排挤了粮食生产造成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民生活更加困苦。

二、农民问题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力量,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农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农民的生活来源一般都依靠耕种土地,务农是农民的主要职业。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局限以及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单靠务农并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下表可以充分表明这种情况:上面两个表很清楚地表明了当时农民人均占有粮食远远不能满足身体需要,甚至要靠吃毫无营养的糠麸、豆渣维持生命。务农不能解决问题,农民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生路。不同地区的农民根据当地不同的地域特征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兼职工作”。为了生计,他们靠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技艺挣取一点农耕以外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只要哪里有谋生的机会,农民就会马上蜂拥而至,或变成运输工人,如脚夫、船夫之类;或卖身为奴仆婢妾;或进入城镇工矿区等。山西独特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农民提供了卖煤的条件,农民们赶着马车去卖煤,兼营简单的运输业是山西农民的特有的收入来源之一。农村手工业也是农民农耕收入以外的收入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自然经济瓦解,加上封建势力土地兼并和天灾战乱的频繁发生,使广大农民陷入了贫困破产的境地,这就引起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而这正是近代农村动荡、变革新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主要有四种方式。首先是向其他村的流动。例如“:在农忙季节,成群结队的农业工人,从一村到另一村,寻求待遇最高的工作”[12];“每于务农时期,则结伙出口,出西俗称‘找工’……赚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每届除草及收获之时来,事毕即去”[13]。当任何谋生之所都找不到的时候,就成为流浪的乞丐和流民。另外,农村租佃关系的改变,使农业经营中的雇佣劳动也随之增加,农民更多的成为自由、半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奔向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雇主。农业雇工队伍扩大。总之,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农村人口的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是向城市的流动。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城市工商业逐步发展起来,创办工矿 企业的高潮兴起,城市、工矿区经济发展起来,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大批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矿区。如:1907年以后各地设立了许多公司、工艺厂。着名的有祁县益晋织布有限公司(1980),灵石振兴有限公司(1910),平遥新智制造公司和振兴制造有限公司(1912)等[14]。这些公司和工艺厂都吸收了附近农村的大批劳动力。当时的工业、矿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19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从事工业、矿业的劳动力分别为405064人、15777人,共计420841人[15]。另外,随着工矿业的发展,运输业、服务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许多农村劳动力大量从事运输业、服务业,或者兼作运输业、服务业。第三是向其他省区的流动。民国时期,“晋俗以商贾为重,皆服贾于京畿、汉口、两湖,东西北三口,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明清时期的晋商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从蒙古高原到长江边上,从呼伦贝尔的草原到西南的贵州,都有山西人的足迹。而此时的农民涌向了省外,主要是蒙古、华北、东北、东南地区,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使农民看到了高额利润,于是纷纷弃农从商。这样一来就加快了农村人口的流动。第四是向新垦区的流动。北洋政府推行放垦政策,招引大批农民进入新垦区。随着边疆地区的放垦、移垦,山西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蒙古、东北、西北各地。总之,阎锡山统治时期,山西省农村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生计,农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职业,从而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流动的总趋势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内地流向边远地区,由人口稠密、已开发地区流向人口稀少、未开发的地区。

三、结语

综上所述,阎锡山统治时期,在“村制”、“村政”的行政体制下,农村的社会秩序较前更为稳定。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六政三事”政策的指导,并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却穷困潦倒、苦不堪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充分说明民国时期山西的“三农”问题未能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农村旧势力的继续存在使行政体制不完善;又如农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发展缓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有些片面。把农民所从事的职业作为切入点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更全面的解释。占农村人口43%的纯粹农耕者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村封建势力的盘剥以及帝国主义侵入山西农村的影响而生活穷困。除了这些外在的原因,农民自身的狭隘性与保守性也是农民收入不能迅速增加的原因。他们总是满足于微薄的收入和旧有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而不能掌握时机,适时的调整经营理念,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才能增加收入。综前文所述,我们把农村、农业、农民三方面综合起来研究或许可以有新的发现,或许可以为解决当前我省的“三农”问题找到一点可以借鉴的经验,至少有教训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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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论文: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的主要表现与解决途径

摘要：本文指出了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各级政府未来的“三农”政策提出了一些诚恳的建议。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目前正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不少经济政策还不能做到成龙配套，互相协调。因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

归纳起来，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近年来，我国农业出现了耕地面积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态势，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推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等生态退耕政策，致使我国一些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其二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新增建设用地占用了大量耕地；其三是，由于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利益十分微薄，影响了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国相对富足地区的一些农民主动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从而造成不少耕地撂荒，减少了农作物种植面积。

2、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农作物的单产会受到土壤条件、肥料优劣、灌溉条件、籽种质量、田间管理、气候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农家肥明显不足，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地大面积板结，土壤条件恶化，不利于农作物生长。

我国时期依靠集体的力量兴修的不少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由于多年来疏于维护管理，其功能已经减弱甚至消失，难以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户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体，是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一家一户的农民缺乏独立兴修规模水利设施的能力。因此，我国一些地区的农业灌溉条件有所恶化，在短期内得不到改善。

在我国相对比较富足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部分农民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不再像原来那样精细，对农作物的单产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技术大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稳定，在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加上新技术推广时会遇到许多障碍，因此短期内农作物的单产依靠农业生产技术难以有大的作为。

由于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效应的影响，我国的灾害性天气近年来有所增加，我国目前松散的一家一户式的农业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农业的防灾救灾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短期内，我国农业农作物的单产难以有大的突破。

3、农产品总产量有逐步降低的趋势。

4、农产品的价格较长时间持续地低迷。

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问题日渐突出。

目前，我国农民使用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农用薄膜、农用机具和灌溉用水用电。近年来，我国农资市场上种子、化肥、农药、柴油和农用机具价格普遍上涨，增加了农产品的直接生产成本。

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及农用机具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劣质和假冒农业生产资料坑农事件屡见不鲜，严重地扰乱了我国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6、农民的税费负担大部分地区偏重。

目前，我国农民应该缴纳的税费种类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和“三提五统”

。“三提”是“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

；“五统”指“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三项税种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并不大，各地征收起来也相对比较规范。但我国目前城乡税制差别很大，农民与工人比起来税收负担就显得比较重，工人的工资性收入超过800元后才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比较高，而农业税种起征点为零，农民除非遇有重大自然灾害，农产品严重歉收，政府才会实施农业税收减免政策，通常情况下，农民必须按税法的规定交税。“三提五统”

的费用比较高，占农民应该缴纳税费总金额的比重比较大，各地实施起来也不规范。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村委会严重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擅自向农民摊派收费，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中央虽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政府加强管理，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难怪一些农民用“头税轻，二税重，摊派是个无底洞”

来形容我国目前农村的税费状况。个别地区过去税费征收很不规范，为了自己征管方便，屠宰税竟按农民家庭中的人头来摊派。笔者家乡有一位农民，因为自身条件比较差，一直没娶上媳妇，孤身一人也要向村委会缴纳计划生育费和教育附加费，听起来觉得很不合理。

7、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有所增加。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8、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近年来，由于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低迷，农产品的总产量有所减少，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税费负担加重，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

9、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对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主要包括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副业收入、渔业收入、储蓄收入及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我国的不少地区发展林业、牧业、副业或渔业生产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气候、资金、技术及营销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短期内在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能会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但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收入本身就很微薄，近年来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所花费的费用很高，农户在银行的存款基数比较小，加上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利息率非常低，尚需缴纳利息税，一般农民家庭的储蓄收入非常低。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有所恶化，一是活儿难找，二是工资低，三是要钱难。农民家庭通过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来大幅度提高家庭收入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而言，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增长。

10、农民的收入偏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11、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受自然条件、资源条件、政府政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资本资金、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商品农业、订单农业、乡镇企业及思想观念的多重影响，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民普遍比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富裕，不同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2、现有农田的分配方式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我国不少地区过去在给农民分配土地时，为了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合理，减少农民的意见，村委会根据耕地的质量、位置将一片片整齐的农田划分成不少条条块块来平均分配，从而造成农户拥有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多，但过于分散，每块农田都很小的局面，既不利于耕作，又不利于田间管理，大型农机的作用也得不到有效发挥。

13、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

目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我国农村推广起来非常艰难，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的农民仍然沿用祖先传授下来的传统方法从事农业生产，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受到习惯势力的影响；其二是我国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化素质比较差，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较弱，从事农业生产时在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等一系列问题上习惯于仿效别人，随大流，难以做到科学决策；其三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农业技术人员奇缺，对农民的日常农业生产活动缺乏必要的技术帮助和指导，对农民缺乏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培训；最后是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农业生产的成果又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任何一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需要的时限都比较长，其好处在短期内难以明显地显现出来，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造成了障碍。

14、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主要有上大学、参军、进城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等四种途径。

能够考上大学或参军留在部队上长期工作的农民子女毕竟是少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起不到多大作用。

对于农民进城打工，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存在有不少歧视性限制，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但短期内农民进城打工的条件难以有比较大的改善。农民进城打工就业难，挣钱难，客观上造成不少农村良家妇女在城市的娱乐业和服务业提供陪侍服务，影响了社会风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不少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不少农民及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我国西部地区和边远不发达地区，受资金、技术或观念的限制，乡镇企业犹如凤毛麟角很不发达，难以安排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非农业就业机会很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大规模有效地转移。

15、个别地区村干部素质比较差，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对村干部的素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但一些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村干部的素质比较低，政策观念非常差，缺乏号召力，缺乏对村民的服务意识，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计划生育和税费征收问题上经常与农民发生冲突，有的甚至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影响了政府在农民中的良好形象。

16、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的严峻挑战。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中的其它非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价格和体制的比较优势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目前，随着我国引进外资规模的逐步扩大，外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遇到了资金规模、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的严峻挑战，一些乡镇企业在原地徘徊，难以做大做好，难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17、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资金，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城市比起来严重滞后，交通、通讯、电力、供水、供暖、广播电视、文化娱乐、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笔者不是农业问题专家，也不是管理农业生产的政府公务员，但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我国一些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农民的甘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笔者通过此文提出如下建议，供我国各级政府和主管“三农”

工作的领导在制定农业政策和解决“三农问题”时参考。

一、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耕地。

1、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会进一步发展。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现行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设计规范进行修改，将如何优化线路设计从而减少对农田的占用特别是对良田的占用的内容纳入设计规范。

2、严格执行城乡工业用地审批制度，原则上城乡工业用地严禁占用农田，必须占用时政府应收取高额的补偿费用。

3、严禁中等以下城市占用农田设立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过去已经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如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造成大批农田长期闲置时，应坚决予以取缔，同时做好所占农田的复垦工作。

4、中等以下城市严禁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广场，对大城市的城市广场建设规模应适当控制。

5、加强城镇房地产开发管理，提倡高层住宅建设，控制低层住宅和平房建设，禁止占用大批农田的别墅区建设。对征用土地后房地产开发应有时间限制，对已经征用但长期得不到开发的土地应坚决收回。

6、农村住宅建设应尽量减少农田的占用，杜绝良田的占用，对农民的住宅面积根据家庭人口多少应适当加以控制。

7、对目前部分地区撂荒的耕地应做好复垦工作。

8、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提倡农民对比较适宜农作物生长的荒地进行开垦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优惠。

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

1、尽量推广机耕和深耕耕作方式，结合“秸秆还田”

增加农家肥施用量，从而改善土壤条件。

2、乡镇政府、村委会应组织村民做好已有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使其在目前的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对农民采用合作、入股等方式兴修水利设施在政策上应予支持，在资金、技术上应予帮助。

3、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优良品种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科研和推广力度，依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家应加强农产品价格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平稳，既要防止“谷贱伤农”

，又要防止通货膨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主要受其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支配。国家可以采取经济和财政手段对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平稳或适度上涨，防止“谷贱伤农”

，同时也要防止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农产品的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会引发与农产品相关的其它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我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商品是与农产品密切相关的，这就容易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引起我国经济的动荡，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四、国家应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近期，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力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政府和各个相关部门的长期密切配合，才能抓紧抓好。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质量的长期控制管理，依法打击不法奸商的投机欺诈行为，从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各级政府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逐步减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总理的郑重承诺引起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有人认为，农业税在农民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政府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举措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少交几十块钱的税，对农民脱贫致富意义并不大。但我认为，对于富裕的城市居民而言，几十块钱仅仅意味着可以买一条普通品牌的香烟，可以听一场中等档次的音乐会，对富足地区的部分富裕农民来说也不算什么，但对于我国的大部分普通农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言，几十块钱意味着可以使一个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校园，可以为整个家庭购买一年的酱醋油盐。更重要的是，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一种态度，意味着农民需要关心、帮助，农业生产需要保护；意味着政府多年重点宣传的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真正取得了实效。我认为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受到社会主要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领导广大农民再次创业，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六、积极发展农村第二和第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农民的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两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受农产品总产量、农产品价格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制约，短期内增加农业收入的空间比较小，不确定因素比较多，难度也比较大。针对这种状况，目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应该主要转移到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上来。

1、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解决现有乡镇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问题，推进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提高乡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现有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2、积极向农民提供有发展前途的适合当地生产的产品生产信息，积极支持农民通过合作、入股、合伙等方式创办新的乡镇企业，创办初期政府在贷款、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一定的支持。

3、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利用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支持农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4、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小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繁荣小城镇商品经济，从而带动周边农村的经济发展。

5、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坚决取缔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宏观环境，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能按时足额发放。

6、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开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构筑农产品营销网络，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在农村、城镇设立农产品营销主体，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支持农产品在当地规模收购，跨地区远距离销售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小议

摘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关键词：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8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目标、新措施。

我国农业和农村正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迈出较大步伐，农村改革稳步推进，“三农”工作的组织领导得到进一步加强，“三农”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在看到“三农”发展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面小康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农业产业还不够强、农村发展仍比较滞后、农村困难人口还比较多等问题，充分认识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丝毫不能松懈。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难题：一是城乡差距大，城市发展快，农村发展滞后；二是农民负担沉重，因病致（返）贫，因教致（返）贫现象还很普遍，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明显差别，且贫困人口过多，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三是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也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劳动个体素质欠缺，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农业是指处于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都可以有所作为，都要从当地实际出发，从最有利于农民、最需要解决、最有条件解决的问题着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又要防止一刀切、搞单一模式；既要科学规划、立足长远，又要防止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确保现代农业建设取得实效，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所谓新型农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定位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这个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农民素质的含义，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农民教育培训上的具体体现。“有文化”,要求农民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要知法守法、崇尚科学、勤劳致富。“懂技术”，要求农民具有较高的科技素质，至少要熟练掌握一至多项从事农业和农村生产的技能和技巧，实现科学种田、养殖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会经营”，要求农民应具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素质，能够合理组织配置家庭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土地等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效益。那么如何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抓住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机遇，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决不产生新的文盲、半文盲。二是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要把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作为一件大事、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果。三是面向城乡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农民素质总体上发生根本改观，从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群众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追求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追求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的愿望更加强烈。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高度，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农村文化工作，使农村的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农村、忘了农民。要切实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推动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逐步向农村倾斜。要广泛开展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要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开拓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途径。

第三，是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三化”带“三农”的能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艰苦创业、返乡创业，大力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逐步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操作简便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农民政策性收入。深入实施“千村万户帮扶”工程，采取“一个扶贫指导员驻村、一个科技特派员挂钩、一个工商企业帮扶、一个发达镇村结对、一个主导产业带动”的措施，帮助经济薄弱村发展和低收入农户增收。

第四，三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力度，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于扩大农业的市场贡献，消化部分工业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释放农业多种功能效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思路有：一是强化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应加大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产业的多领域投入。二是调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国家预算增加的基本建设支出应优先用于农业，重点加强高标准农田和小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三是根据目前部分工业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一方面，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将钢材、水泥等物质材料直接投入到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建设中去，增强城市和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另一方面，调整部分工业行业的产品品种结构，在不增加新投资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技术更新和工艺改造，生产农业和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四是运用补贴、以奖代补等多种形式，调动农民参与兴修农田水利、改田的积极性，建立农民投工投劳的劳动积累机制，激发全社会和广大农民共同关注农业、发展农业的热情。在镇村布局规划完成后，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巩固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成果，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和体育事业，全面提升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强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建立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有关管理制度，努力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和心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做到四个“创新”。即思维和观念创新、体制和机制创新、组织创新以及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同时，一定要注意避免片面追求政绩，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误区；一定要注意避免因传统生产方式及其观念的影响，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误区；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成本高代价高污染的旧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陷入破坏生态、破坏文化、破坏环境的误区。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经营完善探讨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基础发展完善思考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体制管理改革思考

【摘要】：当前农业、农村、农民中存在相当突出的问题，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农业天然生产要素不适合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三农”问题是我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是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管理体制的战略性改革。本文就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和发展农村经济，提出了一些想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破解举措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国民党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主权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三农问题论文:农业农村与农民三农问题探讨

一、农业经营：重点在于确立“双轨并行”的制度：稳定自给性小农，发展商业性大农

（一）我国农业绩效总体很好，农业问题并不严重

农业是一个产业，所以，它只能承担起与其作为一个产业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农业的职能主要地表现在四种贡献上：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和外汇贡献。

这样看来，尽管我国农业发展曾经走过了许多弯路，但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全国城乡的食品供给常年基本有保障、丰年有余，粮食库存充裕；即使在农业份额已下降到仅占GDP总量14．5％的今天，农业仍能为国家赚取一定量的外汇收入（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181．4亿美元，顺差57亿美元）；劳动力和资金仍不断地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农业发展也支撑起了我国已初具规模的化肥、农机、农药、农膜等工业产业。所以，总体看来，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果仅仅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的农业发展应该说是健康的，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很多人把我国目前农业中存在的问题人为地夸大了，把本来比较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弄得复杂化了。这很不利于我们对今后农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也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例如，不少人在谈到农业存在的问题时，会提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显而易见，这不是农业的错。相反，这是农业进步的表现。至于如何为这些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不应该视为农业的问题，而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问题或体制方面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农业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农业的问题多是发展中的问题、进步中的问题，并且都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例如，经过艰难而漫长的谈判后，我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已构成了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农产品可以在比过去更宽松的环境中进入我国市场，我国农产品也可以在比过去更有利的条件下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国际竞争力。客观地讲，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的先天性资源不足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性劣势上。怎么办？出路仍然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追求农业发展的创新之路。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这种创新更为艰难，它必须是一种能超越国际经验的创新。

（二）加入WTO后，我国应选择一条新的“双轨并行”的农业经营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制度创新必须做到同时有效地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综观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农业经营无非就是走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基础上的规模型的大农（场）经济；另一条道路是指主要建立在生物化、技术化、保护型、密集型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农业发展类型属于前者；欧洲不少国家和日本等的情况则属于后一类。

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主要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土地资源相对太少，比欧洲和日本的平均水平还要少得多，属于非常典型的小农经济；二是农业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很低，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主要地是供农民自我消费。这既与农户经营规模小直接相联系，也与我国农村地区交通运输业不发达、市场体系建设的软硬件条件较差有一定关系。

在充分考虑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及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农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应建立和创新一种将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与商业性的大农经济紧密结合、并行发展的新的农业“双轨并行”制度。

(三)保护、完善现行的家庭小农经济

家庭小农经济制度本身在中国具有许多优越性：

1．有利于农村稳定。土地是农民心目中永恒的有价资产，具有不动产性质。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或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由无产者、雇工变成了有产者、自耕农，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秦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2000多年间经常发生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的地主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的自由买卖与不断发生的土地兼并。因此，让农民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严格限制其买卖行为发生，是保持中国农村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2．有利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严重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足，即土地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尽管笔者仍然坚决主张在农村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用农地来保障农民的生老病死，但我们又必须面对现实。在广大农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而言的情况下，土地在这方面的功能是显而易见。非常重要的。

3．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到2002年底的总人口为12．8亿，其中，有7．8亿人口、2．4亿个农户常年居住在农村地区。如果我们能通过土地的家庭经营制度稳定地保障占全国61％的农村人口有充分的粮食供给，那么，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得到了基本保障。

4．有利于抵御外来农产品对中国的入侵。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制度下，即使中国农产品市场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进程更加激烈地冲击中国农业，也很难对农村这一大块粮食市场构成威胁，因为从总体上讲，农民基本上是不会靠买粮食过日子的。

5．有利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在保持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前提下，如果我们又能成功地将大量的农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城镇地区，那么，这一小块土地又会变成加强城乡联系的一种纽带。

(四)小农家庭经济在中国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制度的这些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不是没有条件的。以下三个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总的说来，目前我们对农业的认识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了沉重的地步。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从三个方面“看淡”农业：

（1）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业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基础性部门的作用，而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决定部门。因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

（2）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既要吸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过分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的教训，但也千万不可以在这方面矫枉太过正。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非农化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3）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目前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营结构，而不是简单地提倡把小农经济完全引导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是因为其土地面积多、人口少，它们必须用机械和土地来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因为实行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完全自我消费，会有大量的剩余，所以，这些农产品必须进入市场。而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

在一些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由于政治（选票）与社会公平的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大量补贴，以至于从经济上讲远不如进口农产品更划算。这种农业发展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真正含义了。

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既没有必要走美、加、澳式的大规模的农业市场经济之路，也没有必要走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依靠大量政府补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根本上做不到：因为美国式道路需要其农产品有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欧洲武道路需要有很强的政府财力作后盾。

因此，中国应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小农经济确立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体形式，并把自给自足而不是家庭农业经营的市场化作为其经营的主要目标。当然，这并不排除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交易。我们千万不能照搬欧美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重要的是，即使搬来了，我们也执行不了。

2．调整一些方针政策，其中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政策和一个体制：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

（1）对于国家粮食购销政策而言，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应进一步做彻底改革。如果考虑到以上提出的有关我国农村小农经济模式的设想，长远来看，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

（2）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不论是从国际经验、还是从中国实际来看，对我国现存的十分脆弱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家庭经营制小农征收任何税和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如上所述，在欧美国家，农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大量直接、间接补贴。而我国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产业在国家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期阶段的现在，不仅得不到反哺，还要继续被征收农业税，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原因，政府在设计进一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时，应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第一，在我国加入WTO后，由于“黄箱”政策的应用今后会逐渐地受到一定的制约（尽管目前仍有一定的运作空间），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可以做到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通过“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发展；第二，尽管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只有500亿元左右，但由于我国农村的征税手段落后，收税的成本却很高，如果考虑到由于征管不严而产生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从农民那里收这点税实际上有些得不偿失；第三，被征农业税的对象多为真正的种田人，他们往往是农村中比较贫穷的人，收入很低，确实有些承受不了。

（3）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大刀阔斧地对现行的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其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要逐步地、分阶段地取消乡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行政建制。这样做不仅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可以从总体上改善与提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推进我国民主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乡制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经历过三个主要的阶段，表现过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从秦朝到隋初的700多年间的乡亭制下，尽管乡是作为一级基层行政管理建制而存在的，乡官一般也是由上级官方任命的，但人数一般很少。一个在秦汉时代管辖1万多户的乡，通常只有3—5名乡官（分别管理治安、赋税、劳役、教化等事务）。在从隋开皇十年（公元595年）改乡亭制为乡里制到清朝的保甲制的1000多年间，乡都不是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存在的，而是一个自治组织（乡官都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乡村里的事务都是由县政府直接管理、协调的，乡作为自治组织，只是起着协助县政府工作的职能。民国时期，乡作为一级基层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又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考虑分两步对目前的乡制进行改革：第一步是大量精简乡级行政管理人员；第二步则可以取消乡作为一级政府的建制，通过精干的县政府派出人员协调政府在农村的管理工作。同时，要建立起坚强的村级自治组织。

3．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在于：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以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部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向城镇地区为前提的。这意味农村家庭必须主要地从农业、农村之外创造其收入来源，而不是靠其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以上所阐述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家庭经济是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下，试图通过发展农业而使8亿农民致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最终出路只能是在农业之外。那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流出就成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要途径了，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笔者所主张的家庭小农经济制度在我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五）发展、壮大我国的规模型农业经济

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现在已经是WTO成员国了，必须着力于培植一部分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但另外的40％的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来解决，例如通过进口的办法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来解决。

美国的规模化农产品生产主要是通过科学布局各优势农产品的专业化种植带而实现的。这方面的经验目前已开始逐渐地被我国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所接受。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就是一个明证。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说，由于人口与农业资源拥有量不对称，加上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在国际上不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排除我国少数农产品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品牌闻名、涉及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的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

从专业化、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来看，美国采取的基本上是家庭农场的组织方式。我国在现阶段则有多种方式，例如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专业承包大户以及“公司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方式等。

要抓好专业化的优势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国家必须在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金融等各方面创造条件。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向欧美国家学习。

二、农村发展：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社会转型

（一）劳动力转移是农村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国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则必须实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要实现这种结构变革，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非农部门。这一点已为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所证明。

伴随着国家的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制造业、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农业所占份额越来越小。从而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正是因为这种变化的发生及其持续发展，国家经济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因为整个社会中在低生产率部门（农业等）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在高生产率部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也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农村的发展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最终导致农村本身发生分化与转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二）多种形式推进我国农村社会转型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会逐渐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的历史背景以及我国本身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农村社会急剧转型发生时期的情况有较大的区别，加上我国农民在推进我国农村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相关经验，所以，我国应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努力探索出一条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且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转型之路。

根据笔者过去10年间在全国6个省的6个村所做的长期定点观察，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正主要地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是一个明显例子。1992年时该村只是一个只有1500多人的比较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普通村庄。但后来由于香港、台湾、日本及欧美投资者纷纷投资于此，村子里出现了300多家外资企业，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人在此打工、生活、居住，加上国有银行、政府办事机构（如公安局、海关等）的进入，目前该村已经变成为一座具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相当经济实力的小城市了。只不过由于种种体制方面的制约，从名义上讲，这个村目前仍然属于村庄，属于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其整体转型过程已完成了。这种类型的村子全国还有许多。

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或者成为集团公司的一部分。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名义上讲，华西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湖北省汉川市段夹村的变化更有意思：它被土生土长于本村的乡镇企业：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吞并了，全体村民自然地转化为公司员工，或工作、或退休领取养老金；村庄干部转为公司里的“农村工作部”干部，管理原来村里的农村工作。从统计角度来看，这个村仍然是存在的，村里的村民也仍被统计为农业人口。但实际上，这个村庄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已基本完成了。

3．村庄溶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比比皆是。珠三角的12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禹）以及长三角的15个主要城市（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所辖的农村地区，在不同程度上也都已完成了其社会转型任务了。

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从而导致其原所在村庄逐渐衰落，直至最终消失。山西省原平市的屯瓦村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10年间，越来越多的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移到原平市里了，而且他们的迁移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先是一人进城，后来全家进城，最后他们彻底卖掉村里住、。退掉责任田而永久性地居留在城里。这样的农户目前已有50多户，比10年前的20多户增加了一倍多。

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在杜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其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得十分丰富。我们应视其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从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充分利用多种形式来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走过的老路。

（三）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出与社会的进一步转型

当然，我国农村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展也只是初步的。为了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六个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小规模土地的使用权家庭所有与大幅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土地主要地看成农村家庭经济、家庭经营的主要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有十分矛盾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更多地仅仅看成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那么，这两者之间就不矛盾了：农民在有了以小规模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后，他们必须、也会更加积极地走出这一小块土地而寻找新的经营与致富资源，这正好构成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小规模家庭土地经营绝对不应该是农民致富的手段，它仅仅只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险而已，最多只是谋生的基本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农民流动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业部门而进入非农业部门，以及流出农村地区而进入城镇地区或其他形式的非农村地区（如新型的工业区），是整个农村发展的基础，是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社会转型发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应创造一切条件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动起来，使他们在流动与迁移中寻找创业机遇与致富源泉。

3．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与制度、体制制约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我们认识到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限制大都直接构成对农村发展的制约，而且限制流动的实施成本极其高昂，所以，解除此类制度与体制制约不仅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经迫在眉睫。因此，我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都应尽快地对农民各种形式的流入与流出选择无条件地全面开禁，不得再以任何借口限制农村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迁徙。

4．正确处理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与农民进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然要进城。正如以上所提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农民流动与农村转型并不是通过农民进城实现的，我国农村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模式实现其目的。实践也表明，在北京、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全面放开城乡户籍管制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农民大量涌进城市的现象。

5．正确处理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经验还是我国的实践都已证明：农村发展与城镇发展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任何脱离城镇发展的农村发展计划都是难以成功的。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农村发展进一步推向深入的最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大都市区以及都市连绵带。

6．正确处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总体上讲，这两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久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及向城镇流动具有特别重要的直接影响，因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及城镇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有利于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经营与就业机会。

三、农民问题：核心在于权益保护，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一）农民为何穷

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非常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使其生活状况得以大的改善，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宫国那样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可供发展的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就业的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失殆尽，甚至因此而欠下大笔债务，终身难以还清。

如果再将以上关系弄得简单、明了一些，我们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农业没有优势，政府无力帮助；第二，农民寻找出路，制度有些限制；第三，农业本不赚钱，还得上缴税费；第四，农民生老病死，社保基本没有。

（二）出路在哪里

至此，农民之所以生活状况仍然较差的原因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有许多方面的做法是需要改善的：

第一，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而这又是与政府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紧密联系的。所以，由此引申出的第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坚定地将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事业来抓。而“农民办教育”的思路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承办教育事业。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政策建议是政府要尽一切所能，加上利用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功能，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利用农民工的力量基本上都已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多方帮助。由此引出的第三条政策建议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从政治、经济意义上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全面开放，包括对农民开放。

第三，政府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因此，由此所引出的第四条政策建议就是各级政府不仅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而且也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税”（包括农业税）。

第四，在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来总揽全局的阶段，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看待与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果国家总是与农民争利，农民问题将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国家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因此，国家应自觉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主动地解决这些问题。

（三）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外，农民的政治权利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很难得到保障。比如，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重比其他阶层代表的比重要少得多，4．8亿农村劳动力、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法定代言人。

西方有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农民第一”。它是指导农村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制定政策要充分反映农民的意志、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土地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农村金融政策等方面；二是从农民自身来看，农民积极参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全过程，通常是由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发展政策进行评议、筛选、排序、表决，而决不是仅由政府从政府或国家利益出发单方面做出决定。因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存在许多沟通、协商的“桥梁”性组织，它们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我国却缺乏这样的一些渠道。为此，应尽快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目前不少人将农民问题仅仅归结为一个收入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在收人问题的背后，它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十分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充分的尊重与保护。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研究探析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论文百事通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

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

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

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解体后，原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

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三农问题论文:丘陵区三农问题策略分析

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现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也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契机,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分析,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水土流失状况、提高农民收入、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等角度,因地制宜提出水土保持是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保护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水土保持;“三农”问题;农民创收;解放劳动力;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如何选择最经济、最有效、并且最可行的“三农”问题突破口,专家学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观点。论文百事通(1)农业产业化、农产品深加工、发展乡镇企业的农业发展经济策略;(2)发展县域经济与小城镇建设;(3)确保农民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策略;(4)增加农村投入、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5)以新农村为契机解决“三农”问题。

本研究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城镇化),根据中国现有国情,这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并可能将自始至终伴随着社会安定问题与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以往“三农”问题突破口的研究,要么考虑过远,要么一直在围绕着经济,却极少的考虑生态环境的问题。水土保持将可能成为山地丘陵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突破口,不仅能够发展农业现代化、解放富余劳动力、促进城市化进程,并且保护了山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三农”问题

在生态脆弱的山地丘陵区,“贫穷”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投入长期不足,农业技术停滞,造成了农民教育、技术和经济的“贫穷”,农民剩有的财富只有土地,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农民只有扩大开荒面积,增加劳动力,提高农业产量。然而,由于生产技术难以保障,土地贫瘠,人口压力大,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愈加贫瘠,人民只得再次扩大生产面积,形成“广种薄收”的局面,导致“贫困-人口压力-水土流失-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2水土保持是中国山地丘陵区“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2.1水土保持是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特别是人口的迅速增加,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垦,草原的超载放牧,乱砍滥伐,森林锐减,以及开发建设过程中乱采滥挖,对地貌植被的破坏,人为加剧了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生态功能衰退;泥沙淤积江河,形成小洪水、高水位、多险情的局面,给防洪保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水土流失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头号环境问题。

2.2水土保持提高农民收入

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人口环境容量,使群众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安居乐业有了基本的保障。政府非常重视水土保持工程,将水土保持项目建设成为“富民工程、生态工程、德政工程”。2006年8月,水利部对对2003-2005年农业综合开发水土保持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项目涉及山西、江西、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7省(自治区、直辖市)45个项目区、57个县。3年来,累计投入6亿多元,治理水土流失4783平方公里,治理区年均土壤侵蚀总量减少1227.99万吨,年粮食总产增长41747.4万公斤,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9877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是逐步实现“两改一变”(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改单一农业经营为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变生态系统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一项有效途径。有机结合生物、工程、农耕三大措施,山、水、田、林、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治理,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实现农田增产增收,经济持续发展。2002-2006年实施的黄河水保生态工程乌兰察布市项目,共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7018.8hm??2。项目区累计治理程度达到54.09%,林草覆盖率达到39.58%,减沙效率为47.1%,保水效率为21.6%,水资源利用率40%,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527元。

2.3水土保持解放劳动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市化的过程,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就是农村变城市的过程,亦即农业现代化过程。象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安定人民与酷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战严寒,修梯田,积累了丰富的梯田建设经验。截至2006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梯田10.26万hm2,农村人均0.26hm2,基本农田达到12万hm2,累计总投资约6.3亿元(国家投资1.2亿元,群众投劳折资和自筹资金5.1亿元),投工1.23亿个,移动土石方6亿m3,使昔日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基本上实现了大旱不减产,小旱保丰收。梯田建设促进了马铃薯、畜草、劳务三大产业的发展,农民年人均从马铃薯种植中直接收入1200元,解放劳动力7.8万人,年人均实现劳务收入780元。

退耕还林工程是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中涉及面最广、投资额度最大、政策性最强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力争25°以上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全部退耕还林。对宁夏南部山区退耕还林还草农户家庭调查显示,2002年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比刚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2000年减少了13.7%,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的比重也从原来的80%下降到69%,农业中减少的劳动力主要流向建筑业,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非农行业。1998年以及2003年数据对比,与退耕前相比,全县总人口增加了0.76%,农业人口减少了0.16%,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中的农业劳动力下降了20.67%,这说明退耕还林对人口资源的分布产生了明显影响。

三农问题论文:工业化与三农问题探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结语，对工业化与三农问题探讨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农产品的特性、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具体材料请详见：

近年来，“三农问题”引起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人对“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为“三农问题”所困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为什么“天生”表现为弱质产业、农民“天生”成为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往往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多年来我国主张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强调农业的基础作用，而实际上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和生活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三农问题”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动趋势，以及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等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探讨。

一、探源之一：产生背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以及农村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有其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自从产业革命导致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城市的兴起，就整体而言，农业这一曾经作为农业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就开始逐步被新兴现代制造业所替代，与此同时，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也随之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除非一国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对这一弱势产业和群体加以保护，否则，农业停滞、农村落后，以及农民生活的相对贫困似乎就成为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这是因为，第一，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产物的现代新兴制造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着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它的产生使人类生产活动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生产的巨大转变，使人类得以用较小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多的劳动成果，从而在社会财富的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而成为一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但现代工业对传统农业将产生更为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在工业化初期，传统农业为现代制造业的兴起作出了包括粮食、原料、劳动力和资金，以及市场等方面在内的贡献；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将以其技术和制度方面的明显优势，转而对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更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

第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不仅成为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绝对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而且在其相对份额增长方面占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现代制造业以其较高的产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较高资本积累率或投资率创造出广泛的劳动力需求和就业机会，从而吸引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量转移。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的相对地位(即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相对份额)将呈下降趋势。与此相对照，工业部门则成长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随着农业相对地位的下降，在人们心目中，其绝对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产生了工业化过程中的“唯工业化倾向”，它使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不断强化和加剧之势。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势”农业生产技术、产品和组织

与现代制造业相比传统农业在生产技术、产品以及农民组织等方面处于“先天”劣势。这方面的较早研究可见之于中国留美学者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该书在论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农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深刻揭示了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张培刚在论述农业的“产品贡献”时指出，由于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动，往往对农业和农民不利，即当工业品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时，作为工业品生产原料的农产品价格也将随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却往往超过工业品价格；另一方面，当农产品价格由于欠收或供给不足而上涨时，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且涨幅往往超过农产品价格。由此不难看出，在工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即贸易条件)变动中，农业和农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阐述农业的“市场贡献”时，张培刚认为，农业和农民在向工业化作出市场贡献时，自身作出了巨大牺牲：即当农业和农民作为工业品的购买者，往往面对“卖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由卖方决定，因而被迫支付较高价格；而当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者，又面临“买方垄断”市场，由于价格往往由买方决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较低价格。显然，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农业和农民无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农业和农民的相对劣势地位，可以经由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以说明。

其一是农产品的特性。由于农产品是有机的生物产品，这种特定的自然属性使其容易腐烂、变质，不易储存和运输，因此，生产者往往希望能够尽快出售产品，以减少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浪费，这样，在

出售农产品时，不得不被迫接受低价。

其二是传统农业中农民组织的涣散性。这种组织上的涣散性使众多个体农户，在直接面对市场时(无论作为买者还是作为卖者)，客观上都将使另一方具有某种垄断优势。因为，无组织的个体小农户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竞争、相互对立、互相削弱的内部冲突之势。这样，在面对数量较少的卖方和买方时，农业和农民的失利就成为必然。

由上述因素导致的不利结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以及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建设。如果将现代制造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包括储存、运输和保鲜技术)运用于农业，由农产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诸多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使农业和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这样，市场结构将会随之改变，农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及劣势地位就会根本改善。当然，所有这些条件的最终改善将取决于人的认识和努力。

除了农产品的特性和农民的组织性两方面因素外，农业和农民的不利处境，还可以经由农产品的供求弹性以及来说明。首先看农产品的供给弹性。可以说，迄今为止，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仍然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加上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从而导致农产品的供给呈现较低弹性。这样，当农产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价格上升时，农业生产却不能相应地快速增长，从而使农业难以通过增加供给以获得价格上涨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好处。另一方面从农产品的需求弹性看，由于凯恩斯“基本心理法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和“恩格尔定律”(“食品消费支出在人们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愈来愈小”)的双重作用，加上现代合成材料技术的进步，农产品的需求也呈较低弹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进步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增长和发展从需求方面获得“拉动力”的空间也相对较小。或许人们会说，这种分析排斥了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的确，如果加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的有限的供给弹性将获得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改变，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将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农产品作为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相比，其供给和需求弹性均较低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与制造业产品相比，在农产品价值构成中扣除各项成本之外，新增价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过程又往往被制造业“包揽”和“垄断”，因此，农业虽然为其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空间，自身却囿于比较利益劣势的局面而难以迅速发展。

最后，还由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弹性相对较低，以及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率以及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率也较低，因此，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现代制造业等非农产业的兴起，如果一国政府对农业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护措施，听任经济生活中的比较优势法则和优胜劣规律的作用，那么，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将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国工业化战略中的“重工轻农”倾向及其农业负效应

前面，本文从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三农问题”的起源作了一般意义的探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表现为农业与工业的双双进步与现代化？为什么有的(尽管是少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农问题”的困扰？……显然，问题的答案还需从各国的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选择中去寻找。

众所周知，由于对工业化内涵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我国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战后工业化起步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推行以牺牲农业换取制造业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从其推行的开始，就对发展中国家战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起着强化和加固作用。从另一种意义而言，这种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又必须以强化“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工业化”“城乡分割”与“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累积性因果恶性循环”。因此可以说，不恰当的工业化战略，是我国“三农问题”得以产生、并形成并呈“积重难返”之势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重大战略决策加以反思，为走出“三农困境”寻找出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建国以来，我国“城乡分割”、“工农对立”、“二元结构强化”的倾向集中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个方面，包括收入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从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国自推进工业化以来，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明显拉大。统计资料表明，到目前为止，占我国总人以上的农村居民，其收入在国民收中所占份额还不到，而总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超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从价格政策看，为配合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我国长期实施“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使工农业产品交换条件有利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扩张。改革开放后，尽管多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由于工业品价格提高更快，因此，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年间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农业收入达到亿元。年均流出亿元，是改革前(年均亿元)的倍。“剪刀差”这种“暗税”给农民增加的负担已超过农业税(“明税”)负担(同前注)。。

()从税收政策看，我国城乡居民税赋也呈现明显的“城乡倒挂”现象。依据我国目前税法和现行税制，城乡居民税赋负担严重失衡。从所得税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税起征点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年纯收入不到元，却必须履行纳税义务。从增值税角度看，城镇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为年销售收入元者，然而，尽管一般农户远远达不到该收入水平，却户户必须交纳农业税。另外，现行税制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实行五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年应税收入不到元者，税率为。而在农业方面，对主要农作物征收的每亩实际税收负担率(税金纯收益)则分别为：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均明显高于城镇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率刘书明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财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乡税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据)也存在明显的于农于不利和对农不公现象。从理论上说，税收是基于经济收入的一种派生性收入。而我国农业税普遍采取“税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摊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许多农户在几乎没有纳税基础和能力的情况下也被迫成为纳税对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刚刚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旨在为农减负的“费改税”政策将多年来使农民不堪负重的税外“费”赋减了下来，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城乡居民的税赋差别就更为显著。

()从政府投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样十分明显。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国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业建设倾斜的投资政策，改革开放后，虽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量却呈下降趋势。例如，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即分别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为陶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负担问题探索”《财贸经济》，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对农业投入增加的同时，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则逐年增加，结果两两相抵(不考虑“剪刀差”形式的间接流出)，农业和农村的资源净流出远远超过净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城乡差别也十分明显。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资产投入中，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占，人均达，元，而对农村集体经济投入的人均水平仅为元(同前注)。。最后，从我国农业产值比重与政府支农投入比重两个指标看，也不难发现两者间的失衡。目前，我国农业产值占的，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也相当明显。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显的城乡差别待遇政策。

农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前者包括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大规模土壤改良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虫害、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设施，通讯和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年义务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区域性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如：电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高中及职业技术教育、农村医疗以及文化设施等。

“纯公共物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财政共同提供。另外，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尽管在性质上被界定为“私人产品”，但由于其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作物产品)及其产量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具有明显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于价格、税收、以及投资政策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并增加收入。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提供长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倾斜，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提供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政府财政预算解决，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则主要由农民出资负担。其后果是：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投入不足。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始终难以提高；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建设滞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导致水患频繁、干旱不断，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农村能源交通条件改善缓慢，公共卫生设施和标准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面临严重资金短缺，从而使占人口近的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能迅速提高。

()从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国社保体制“城乡差别待遇”更为明显。城镇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护；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三条社会保障线”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举办的“再就业工程”等措施的关怀和保护；此外，城市居民还不同程度地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处。而在农村，除了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农民的生老病死别无其他保障。农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变得如此简单，那就是为生存着而“活”着。

四、结语

毫无疑问，我国“三农问题”的起因是多方面的，除普遍存在的某些客观原因外，有实际政策操作和处理不当的问题、有政策制定和决策中的失误问题、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偏差问题。本来，作为初衷，本文试图通过一般理论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探讨我国“三农问题”产生和形成的深层原因。然而，结果表明，其结论似乎又十分简单，那就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成败将最终取决于“三农问题”能否真正解决。

三农问题论文:三农问题对策思考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高度重视，提出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我党如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十分复杂的体制、政策和经济问题。过去研究“三农”，没有跳出“农”字，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当前“三农”主要问题

1978年，我国农村率先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这种势头保持了十多年，到90年代后期，农村改革的政策优势逐渐减弱，却不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进入新世纪，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涉及“三农”的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农民增收困难

从*7—*0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四年下降。*6年全国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9.1％，*7年下降到4.8％，*8年下降到4.3％，*9年下降到3.8％，*0年再降至2.1％。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政策措施，*1年农民收入增长恢复到4.2％，*2年增幅达到4.4％，仍低于*7年的增长速度。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2∶1，*5年为2.71∶1，*0年为2.79∶1。*2年农民人均收入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7703元，城乡比约为3：1。这里要特别指出，农民人均收入的大约40％是实物折算来的，不是货币收入。除此以外，在货币收入中农民要留出20%~30％用于购买生产资料，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此计算，城乡人均收入比要大于5：1。农民增收难问题，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例如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用于生产的投入减少，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农村社会矛盾增多等等。

（二）农业效益低下

*5年以后，农产品市场趋于饱和，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卖难问题突出。*9年与*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和粮食类收购价格总指数分别下降了23.1％和24％。有专家计算，*7—*9年，粮食价格下降使农民人均减收40元，使农民纯收入增长减少15％。*7—*1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出售农产品收入下降455.8元。近几年农产品价格仍在低位徘徊，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这种局面不扭转，会给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3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出现上升趋势，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

（三）农业基础薄弱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长期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很少。例如从*8—*1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用于农业（不含水利、林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仅为56亿元，占国债投资的1.1％。专家指出，1950—1978年期间，通过价格差、农业税等形式，全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资金155亿元，1979—*4年，平均每年流出811亿元。农业（特别是种植业）成本收益率呈下降趋势，例如*7年种植业每亩成本纯收益率为34％，*0年下降为19.5％。*7年全国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1267.69元，*1年则仅为1165.17元。

（四）农民负担沉重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减轻农民负担高度重视、三令五申，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从根本上讲，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根源，县乡吃皇粮的人员规模和工资水平如果不能减少，农民负担就会居高不下。在农业效益不高和农民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国家每年从农民身上收取约400亿元的税收，农民还要缴纳占纯收入5％的“三提五统”，这两项合法税费约1000亿元。资料显示，*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5％，城市人口人均税率为0.58％。除此之外，农村子女就学和医疗是农民最大的两笔支出款项，据有人对我国中部某省农村的调查，农户供养一个小学生一年需要1000元，初中学生一年需要1400元，高中学生一年需要3000元，因子女就学致贫的农户不在少数。

二、“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重城轻乡。城乡分治的二元化社会结构，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而且形成一整套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相当坚固。“三农”问题近几年凸现出来，是新形势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

（一）农村劳动力非充分就业，是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更是我国农村的最大矛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根源。1952年我国农村人口4.9亿，1.1亿农户，16亿亩耕地，户均耕地14.5亩，劳均5.7亩。*2年我国农村人口9.3亿，2.4亿农户，20亿亩耕地，户均耕地8.1亩，劳均3.9亩。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约4.8亿，在乡镇企业就业或半就业的约有1亿人，有关部门统计外出务工的有9400万人,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约3亿人。根据农业专家调查，按农村现有生产率水平，农业大体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处于待转移就业状态。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工作极不稳定，随机就业，春去冬回，甚至随农忙季节来回流动，形成“候鸟”式民工潮，这并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向健康方向发展。造成这种局面有国家政策导向的原因，国家对城市居民就业是一种政策，对农村民工务工又是一种政策，加之有户籍、身份制度限制，形成了就业的“一国两策”，农民进城就业自然不会有长远打算和提高技能的内在需求，不能实现稳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根本上说，有计划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其他措施不能代替。

（二）农户分散经营体制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我国农村第一次改革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双层经营的农业经营体制。这种改革的优点是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把家庭承包土地作为基本制度，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相当于城市的社会保障，使农民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以家庭承包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带来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家庭经营土地过于分散，不利于现代科技的应用，高度分散的农户难以对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农业竞争力难以提高。例如：美国、加拿大平均每个农户大约拥有土地*公顷左右，欧盟国家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拥有约20~30公顷土地，我国平均每个农户拥有土地0.5公顷。1987年前后，理论界开展过关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大讨论，有专家提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一个农户经营的最佳规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点，按中等劳动生产率水平，一个劳动力可以经营约20亩耕地。按照生产关系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现阶段应允许农民按照“自愿、规范、依法、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流转。实际上，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有偿流转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农业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投入不足，使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为了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各国政府都在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韩国1970年制定了新农村运动计划，到1980年，政府对农业投资总额达到27571亿韩元。日本*4年制定了一项对农业投资6兆100亿日元的计划，用于应对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2年，美国颁布新农业法，规定今后十年对农业提供1900亿美元的补贴。相比之下，我国是另一种情景，*0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8％左右，比*0年的10％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的12％低4个百分点。按WTO协议计算口径，我国财政支持农业的空间还很大，仅“黄箱”政策就有1740亿元。按照“绿箱”政策，用于农业科技、农民技术培训、扶贫、公益基础建设等的投入，还有更大的空间。我国长期以来对农村和农业的基础投入不够重视，使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由此看来，改革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选择。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

人们习惯认为，农业是一个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国家应把它推向市场去参加竞争和经受考验。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农业还有作为产业之外的另一面，这就是欧洲提出的农业多功能性，其含义是：农村是国土的组成部分，是保持自然平衡的一种生态类型，农民是相对城市的公民阶层，是保持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的载体。因此，农业具有稳定社会格局和充分就业、保持国土景观和生态安全、传承民族传统和乡土文化的诸多功能，国家不能简单把农业作为一种产业对待，要加以保护和善待，对农业的补贴不能看作是旨在扭曲农产品价格补贴。据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农业和农民进行直接财政补贴，原欧盟国家最先实行这种政策，近几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采取了类似政策。这种观点在我国还没有“市场”，应当对农业有一个再认识。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工业化过程要经历以农补工、工农平衡发展和以工补农三个阶段。根据对美、日及我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我国（内地）已具备第一个转折点的指标：一是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5％左右，工业和农业的增加值大约为6∶4,这个指标我国*8年已经具备。二是农业就业占社会就业人数总数不超过55％,我国*4年已基本具备。三是城市人口不低于全国人口的35％,我国目前接近这一指标。四是人均GNP在700美元以上,我国*8年已经达到。根据世界经合和发展组织*0年的研究报告，世界上发达国家对农业的保护率为生产者价格的51％，发展中国家平均在6％，我国为负数。总体来看，我国已具备条件和可能，应及时调整国家财政和基础投资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这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根本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重要的是真正落实中央关于“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多予”要有安排，“少取”要有措施，“放活”要有配套政策保障。有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有些可以很快作出安排。当前可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一)切实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很多，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出发，调整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比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不低于总支出的15％，略高于1980年12％的支出比例。在国家财政每年新增2000多亿元中,应按不低于30%的比例用于农业和农村。国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应不低于国债投放总量的20％，如果每年继续发行1500亿元，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应低于300亿元。

（二）消减有关农业税费

纵观世界各国，对农业征税的国家不多，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几乎都有“以工补农”措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跨过了依靠农业提供原始积累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阶段，应当适时调整政策。首先应当积极考虑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加大国家和省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消减农村教育附加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压缩乡镇“吃皇粮”人数，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消减农业税费应与各地税费改革、撤乡并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结合进行，对我国东、中、西部省区可区别对待并有一个渐进过程。

（三）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的农业经营体制与我国相近，具有较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特点，这些国家都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业专业协会，为农户提供科技应用、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生产资料供应甚至产品加工等服务，并在农户与政府、农户生产与市场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这种代表农民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提高分散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科技水平，应对变化的市场，降低生产的市场风险，是一种成功的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区域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并与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四）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

实现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战略任务。国家应尽快制定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政策，对农民到城市异地就业给以“公平国民待遇”，包括改革现行户籍政策，就业歧视政策，子女就地入学，享受就业城市的公共服务等，使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居民就业完全平等，给他们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这样，有利于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解放出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五）加快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

各国经验证明，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依靠政府支持保护和科技进步。因此，在推进农村各项改革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农业科研工作投入，争取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是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对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和服务的队伍，国家应给以稳定的支持和保护，同时鼓励相关科技企业、大学等按照市场规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有偿技术服务；三是加强农民科技培训，把大量实用技术组装配套成模式技术送到农民手中，提高农业科技应用率和普及率，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