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24 09:51:1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色彩艺术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采用主题性设计教学模式
主题性设计教学就是以学生为本，采用启发式教学，教师在讲述基本色彩理论之后给学生设计一个课题，提出问题，让学生开动脑筋进行分析思考，教师只关注学生的思路变化，及时为他们提供素材，启发引导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思考，师生互动学习研究，合作完成作业，不断提高学生的色彩理论水平和技法技巧，不断拓展学生的色彩视野和创作思维。这种主题性设计教学，引入色彩设计观念，以色彩研究为手段，强化了色彩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主题性设计教学，设计主题可以多元化，扩大色彩研究学习范围，使学生学习兴趣具有广泛性，学生专业知识具有全面性，夯实探索色彩表现力、创造性运用色彩的基础。
2.运用电脑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一般都学习了素描与色彩写生课程，基本掌握了色彩的调配、组合、表现、造型知识。色彩教学就是要使学生系统认识色彩理论、掌握色彩形式法则，运用色彩对比、调和、统一关系使画面色彩优化组合。在色彩教学中运用电脑多媒体现代教学手段，引入“电脑辅助设计”思想，把传统手绘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让学生认识电脑在艺术设计中辅助作用，也为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传统手绘与电脑辅助手段各有优劣，不可能以一种替代另一种，要结合使用，优势互补，但电脑辅助设计的优势是强大无比的，恰当运用电脑辅助手段，可以培养学生的色彩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实现教学模式由以教为主向以研究为主方向转化，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3.改革色彩课程教学体系
建立一个适合艺术设计专业的色彩教学体系，提高色彩教学在课程中所占比例，强化色彩基础训练，提高学生的色彩表现能力及创造能力。在色彩课程教学体系中要提高色彩调和练习和色彩对比练习的实践课时比例，锻炼学生的色彩创造能力。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在色彩课程设置中要各有侧重，要区别对待、显示特色。要适当调整色彩课程内容，不断探索出一个科学有效的色彩课程教学体系。高职院校的色彩教学不能与高职院校完全匹配，要以培养学生色彩调和能力、色彩表现能力和色彩创造能力为侧重点。如高职院校的室内设计主要侧重于空间色彩认知和色彩搭配，所以要多安排“色彩调和”内容，使学生受到严谨的色彩构建训练、理解色彩调配的重要作用，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
4.改变色彩课程授课方式
高校艺术专业的色彩课程是一门基础课程，所以在教学中要改革传统的色彩教学方法，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方法，教师要求学生口述物体色相，以及物体之间的色相区别，写生时要严格尊重事实，不能改变物体色相。在中后期写生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把握整体画面的能力，要求学生适当提炼物体的色彩偏向，适当添加主观意向，既要画得“像”，又要把握画面氛围，注重画面效果。在讲解动漫游戏专业学生作业时，要注意结合动画或影视场景，让学生知道专业对色彩应用能力的需求，知道色彩课程对后续课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向专业课程方向发展。高校在大学一年级开设《色彩》课程，加强与专业课程的结合，力求提高学生色彩能力。教师在具体教学中要加大由基础课向专业课的引导力度，加强学生主观色彩表现和色彩应用训练，使色彩教学与艺术设计专业的后续课程紧密结合，增强学生独立的色彩设计能力。
二、结论
1、高校目前艺术设计类专业基础课面临很多问题：课时量锐减，教学信息量大，教学任务多，教学质量要求高等问题。学生进校以前是在应试教育的指导下过渡的艺术生，基础薄弱，基础课教学要针对这一教育现实，通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学生培养成能适应和接受艺术设计类专业要求的学生。
2、传统的教育现象是“讲得多、练得少”或“讲得少、练得多”或“讲得少、导得少”，而且很多基础教师重画技轻理论。有些老师经过一段时间教学之后容易形成固定的教学模式，不会主动反思和怀疑自己的教学中是否存在不合理或需要改进的地方，导致基础课教学发展进展缓慢。
3、过去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传授知识，认为学校教学就是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质量的好与坏，主要看学生自己积累知识的多少，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仍在做怪。
二、加强教师自身修养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责任，老师是知识的传授者，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博学多知，画技精湛，通过经常的研究和学习，开阔自身的视野，具有高效的认识知识层次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观察、分析能力和艺术表现力。教师要主动地学习，苦练基本功，不断提升创新思维能力和教学质量。只有努力专研，了解艺术设计教育专业的发展脉络，才能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
1、具有批判反思的思维意识和创新精神
艺术设计教师必须要主动思考，不断总结，经常回顾教学细节，做好教学反思，才能不断促进美术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艺术设计基础课的教师担负着培养学生能适应和接受艺术设计类专业要求的责任和义务。批判和反思的思维意识是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敢于怀疑。无论是教案反思，教学反思，还是教学细节回顾，这都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要求。当代艺术设计教师应不断进行教学反思。教育家普遍认为，具有批判和反思的思维意识是一种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理论。艺术设计教师不仅仅是储存他人观念的容器，也要对传统教学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对当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反省、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艺术设计教师应努力成为一名研究型的教师，要不断加强现代教育理论学习，要具备批判精神、反思精神、要不断提高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的能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美术教学规律的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
2、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
艺术设计教师不断发现身边的新材料运用于艺术设计教学之中，是通过讲解形式美的基本原理和形式法则进行形象创造。通过教学，打开学生已有的思维模式，开阔学生的知识储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艺术设计教师不但应具备各种画种的专业技能，还要不断的深入实践，向民间艺术去学习，学校应该给艺术设计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技能。专业教师要“一专多能”，无论是现场作画，还是示范教学。另外，艺术设计教师要学习新的技能技法，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能力。
3、艺术设计教师要具有科研能力
作为当代高校艺术设计教师必须是：师德高尚，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美术学习态度，并且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拥有研究精神，具备研究能力，完成各种课题或项目设计、作品的设计与制作的能力。美术教师不只是一名教书者，更是学习的引导者和创新者。艺术设计教学是讲授理论知识和传授专业技能的特殊的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则是进一步探究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以便发现新事物获取新知识的一种活动。加强艺术设计科研活动意义重大，它能提升自身专业素质，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学发展。美术科研主要包括专业技能的方面的参加各项艺术赛事，教学改革和艺术设计学术论文的撰写。当代美术教师应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创造力。美术教师由于专业特点，不能同其他专业一样整日地坐在办公室内备课，他们要到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不走出去创作，不去参加各种美术技能比赛，他们的艺术生命就会慢慢枯竭，美术教学就会滞后。因此，学校应该给美术教师更广阔的学习空间，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水平，以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
三、改变传统色彩教学理念
要对传统色彩教学有新的看法：绘画的色彩，是作品的生命力。现在真实再现物象的色彩，表达物象的质感，已不是艺术表现的最高境界，色彩本身要具有充分的表现力和相对的个性。从早期文艺复兴开始，色彩的表现方法极其丰富，历代艺术家辛勤耕耘，给后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艺术宝库。传统色彩在体现物体固有色方面形成了艺术特殊。在准确的造型基础上，赋以固有色的色彩表现。固有颜色，通过含糊与鲜明、明丽与暗淡的调子，创造出了身临其境的空间。怎样在色彩基础教学中吸取传统绘画的营养，启发学生的色彩感应力，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问题。色彩绘画艺术在它发展的过程中，规则是不断变化的，在设计色彩教学中对色彩基础教训有一个深刻的、全面的认识。在平时课堂写生中，从一开始就要学生重视对色彩的感觉，不要受太多的色彩理论束缚住学生的思维。打破传统的色彩理论依靠色彩的空间关系去表达。现在，要求学生根椐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应，重新组合、安排色彩来构成画面。空间关系应理解为色彩结构上的位置关系，色彩的强与弱应根椐画面的需要来分配。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主观精神，使自己的画面中创作更多的抽象因素。要求学生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运用到色彩画面中，将会创造出更多的具有个性的艺术作品。
四、改革措施向设计方向转移
设计色彩的基本训练包括构图、构形、构色及形式构成。与绘画色彩不同，设计色彩教学在绘画色彩的基础上把重心向设计实践方面转移。教学中不能用绘画色彩的教材和教学模式进行，而是向设计方向转移。
1、着眼点的转移
由绘画创作的自由性向设计创作的受限性转移。在教学中借助设计色彩优秀作品与学生共同欣赏，一起寻找作品中美之所在以及与绘画色彩的异同，使学生加深对设计色彩表现的特点及其倾向性的认识。
2、写生观察，由写实向写意转移
绘画重写实，设计重写意。在教学基本训练中，不要只局限于面对景物写生，应自由想象，让学生的思维天马行空似的驰骋，去寻找美的表现。写生重感悟，想象寓求新，合乎设计基础的重点要求。
3、在技法上向“色的分解”转移
将变化万千的自然色彩概括为几套色的归纳色彩写生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用极简练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自然界中对象的丰富变化，使学生从自然结构中归纳出艺术形象与概括的色彩秩序，强调写生时将自然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的有序步骤与造型特征以及形式美法则的具体运用，从而顺利进入到色彩诸关系对比元素联系的整体系统中去。在形态上重视轮廓影像效果，省略繁琐细节，以形成特征强烈的视觉效果。4、在色彩的选择上和使用上向红、黄、蓝三原色转移将画面各种色彩分解为基本色块红、黄、蓝的组合。间色和复色分解为原色的空间混色，灰色可分解为任意一对互补色块。色味则有色相和色块多少来控制。使画面增加色彩丰富、响亮、闪烁、强烈的艺术性。
5、在表现技法方向，向装饰性画面转移
从静物到风景再到人物，都以色点、色块、色阶来表现。利用点、线、面以及相结合的装饰手法进行画面刻画。采取色相推移、明度推移、纯度推移、冷暖推移、面积分割的色彩装饰手法；也可采用中国画勾线、勾边的装饰手法。
6、把创作思想和实践的重心转移到创新思维、理性认识和象征意义上来
创造性是评判装饰艺术作品的优劣的重要标准。以往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在设计色彩教学中只重视求同思维，而忽视求异思维，只强调逻辑思维，而轻视想象思维的种种弊病，会导致学生创作思维的思路闭塞，想象力贫乏。所以，在设计色彩课中培养创造性思维，课程目标首先是进行命题性色彩创作练习，创作出符合命题题意的设计性突出的作品。着重培养创造性的思维观念，主观表达的能力和综合设计的能力。把握主题、强化装饰造型、构图、色彩和表现手段。然后是进行设计性装饰画创作练习，模拟客观环境、空间进行假设设计、运用象征等手法创作出符合环境空间整体，和谐新颖的设计色彩作品。
五、结语
关键词：自然色彩；艺术
1自然韵律的美为设计开辟新途径
1.1艺术将进入与自然的联盟时代
古代人看来大自然是智慧的源泉，是万物的母亲，所以中国古代便有天人合一的说法。但到了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社会成了一个把世界拆零了的时代，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该是结束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则进入了一个把拆零了的世界重新组装的时代，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盟以及艺术与自然的联盟时代。
美国匹兹堡艺术学院安吉洛·西奥堤教授的作品正是这一时代的体现，他的作品大多追求一种史前的原始风格，他认为这是最接近自然本色的一种艺术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常看到大小参差不一的金字塔般长满植被的土堆，还有原始洞穴般的建筑物。通过他的设计，原先杂乱无章的废墟，变成了别出心裁，具有艺术情调的绿郁葱葱的休息胜地。其目的就是让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追求人类和大自然最初的那种感情。
安吉洛·西奥堤教授说，画家是用笔来绘画，而他是用植被表达自己的艺术思维，达到所追求的艺术效果。这些植被是大自然赋于人类最美最丰富的色彩。他的艺术行为给人类生存的空间环境带来了清洁、带来了美丽、带来了艺术，同时也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艺术创作领域。
1.2自然韵律的美为包装设计开辟了新途径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现代包装设计的观念和理论已日趋完善，但各国的设计家对新形态、新技术是使用材质和处理手法的发展，自然韵律也就是从材质和处理手法上更直接地运用大自然本身的美。
时下，“返璞归真”已成为人们的新追求，时装、饮食都已成为先例，自然韵律的美为包装设计也同样开辟途径。四川美术学院装璜环艺系的一组包装设计就是很好的实例，他们用竹筒包装了调料，用木盒包装了山货，竹皮编成小篓包装了大枣，给人一种亲切的自然美。
2肌理美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肌理，书面语言原指生物体表面，皮肤羽毛纹理而言。飞禽走兽斑斓美丽的皮毛，花草树木的花纹、年轮等天然纹理。
2.1肌理美是大自然的杰作
大自然的美，大自然的纹理美是早在人文之实已被人类发现，并运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及民间艺术出现拍打泥坯成型规整的拍打纹、绳索纹等条状、点状肌理，这种无意的制作，却流露出大自然的美，至于古老丝绸、民间的编织物、玉器、金银器皿等实用品色彩纷呈的人工肌理美，无处不在美化人类生活。到了近代，随着艺术观念更新，石木纹理、刀法凿痕、水印油渍、喷滴熏灸等艺术肌理早已突破了“笔是唯一的绘画工具”的传统，这些形式各异的工艺技法，令人耳目一新。
2.2肌理的包装设计运用的基本规律及其独特意义
肌理美作为一种形式美，运用于包装设计中，如：即产品形象、商品特色、销售地区、消费对象、设计定位为出发点，或选取自然肌理，或设计人工肌理，这都应由设计者对产品研究调查后来决定。
包装肌理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就产生不同的意境、不同的趣味，它的运用正好与千奇百怪的商品相匹配，相得益彰。
(1)肌理美，肌理效果在包装中巧妙运用，是删繁就简、快捷精练地传达信息的促销手段，其中以群体出现的展示商标(或标志或文字)的肌理美，强烈的装饰效果，深刻的记忆力、冲击力，为创名牌创造了条件。如今充满各个大小商店的悬挂pop广告，整体上看重复出现的文字，商标产生一种肌理，使人们增强了对产品的印象，从而促进了产品的销售。
(2)肌理美与肌理效果不是单纯附于造型表面的饰物。明快质朴的肌理有利于突出牌号、名称，肌理本身有耐人寻味的意境，远观、色调和谐统一。对主题：有红花靠绿叶扶持之功；近观，肌理之美溢于言表。使得一件貌似敦朴，简练明快平常的包装产生“有东西，耐端详”的艺术效果。
被誉为日本现代玻璃工艺先驱者的藤田乔平，设计的一个首饰盒《海之彩》正是一件“有东西，耐端详”的艺术品。从一个小小的盒面，让人看到了大海那容纳百川的气势，更感到浮动藻类形成的那种自然肌理的美。
(3)借助于肌理的包装画面上的空间作用，可十分容易地调整形象、主次空间层次、色彩关系，一扫过去盲目地在画面上堆砌形象干扰视觉的弊病。
(4)肌理美与肌理效果本身蕴藏的秩序，匀称、韵律、节奏反映了大自然中普遍存在的和谐与大自然的奇险之美。“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自然界的一切都蕴藏着独特的性格”(罗丹)。人工肌理、设计肌理反映出的音乐美、几何学的比例美有助于包装设计的现代感。诸如亚里斯多德指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与明确”。恰当而巧妙地设计肌理，运用肌理美与肌理效果，会净化包装画面摈除其形象上的堆砌、琐碎与零乱，获得包装物体形象的一次开花。
3自然色彩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
色彩是作为人类的一种共同语言而存在着，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有很多的经验直接影响着人对色彩的感觉，如橙色在自然界的包装代表有橘子，多用于食品类的包装上；紫色在自然界的包装代表是茄子，神秘、高贵的印象使其常用于女性化妆品上；灵感来自于蓝天、大海、蓝色宁静、清爽、冰凉的印象使其都用于药品及冷冻食品上。
4自然韵律的运用
4.1品牌上自然气息的流露
关于饰品的包装，包括头饰、胸饰、钮扣等，取名“氏族”，一来代表其品种多，二来让人感到一种最原始的自然气息。
4.2肌理上自然韵律的运用
通过市场调查，发现饰品多数都被搁置在小塑料袋中，简单的放在一起，与其价值很不相符，于是选用了盒饰，提高了其自身价值。盒子用纯天然木质结构，用其木纹的自然肌理，传达饰品的自然美效果；有采用木盒结构，用人工木纹肌理做其装饰纹样，配以深褐色底盖，再加上银色装饰，使得沉稳、大方。完成后加上精致小巧的标志，恰似万绿丛中一点红，突出了主题。虽然没有过多的文字说明，但那份精巧，会让人对产品产生无尽的联想，你一定挡不住它的诱惑!
4.3色彩上自然韵律的运用
黄色在自然界中包装代表是香蕉。它有一种光感，给人留下光明、辉煌、灿烂、轻快、柔和、纯洁和充满希望的印象。皇室的运用加强了崇高、智慧、神秘、华贵、威严和慈祥的感觉。在设计中为了达到一种朴实、丰厚、自然的效果，也为了配合那种纯天然的木质肌理便采用了黄色做基调，再加上具有高级感的黑色(文字和标志)以及优雅的银色做点缀，增强了其表达效果。:
4.4材质上
时下正流行粗粮细做，受其启发，选用纯天然产物——高粱杆制作了一组中高档装饰品包装。用大针将其固定在镂空的泡沫板上，外表包装自然，内在饰品典雅，体现了自然韵律的独特之美。天然、人工木纹肌理和大自然的产物(色彩、材质)相结合，构成一系列中高档饰品的包装。
1.特殊表达
在艺术作品的设计表达过程中，设计师会通过采用一些夸张和强调的手法，来结合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对色彩的充分运用，来表达出独特的视觉效果。并且在艺术作品中，色彩的选择作为一项艺术符号，往往能体现出艺术作品的本质。艺术作品的设计并不会将设计的核心思想直接表达出来，设计师会通过象征或暗示的手法，进行视觉隐喻，通过色彩来传递到作品上。
2.特殊观念
设计师通常在设计观念方面，考虑到作品应当符合现实生活的形式，来选择大众化的设计。但艺术设计中，设计师通常会在设计观念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理解作品的时代意义，并在创作过程中结合作品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通过对色彩的运用进行体现，强化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和观赏性。
3.色彩运用
艺术设计是一门观赏性艺术，并通过动态或静态的形式，向受众表达作品的主题和思想。艺术作品在传达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对声音的运用外，更多的就是艺术作品中的色彩运用。色彩是人类感知系统获得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并且色彩还能为受众提供更为广泛的视觉审美平台。优秀的艺术设计作品能够通过对色彩的运用，将设计思想融入到作品之中。并且在现代艺术设计的过程中，也往往会重视色彩的运用，以夸张和强调方式为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强化作品的主题思想。色彩的选择也会对人们的情感波动产生影响，艺术作品的色彩能够传达民族、文化和时代等多方面信息，并通过设计师对色彩的选择，来传递出作品的深层次情感。色彩是设计师与受众的沟通桥梁，能够在传达信息的基础上，引导受众的思维变化，从而使受众的思想与作品情感相结合。
二、艺术设计中色彩的内涵
论文关键词：传达，主题，情节人物
张艺谋以执导充满浓烈中国乡情乡味的电影著称，其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为经典，彰显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执导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简称《秋》）、《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简称《一》）、《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简称《我》）等三部影片，将审美的视角投射到当代农村，从不同角度展示农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传达出更为现实更为切近的热点话题，拓展出更为宏大更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在故事的叙述上，既返归传统又突破传统，追求中国审美视野中的融合。从而使得影片平实、简约、质朴中彰显出厚重、秾致、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论文关键词：戏剧翻译，归化，异化，翻译目的
一、归化和异化
归化和异化策略起源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813的著名论文《论翻译的方法》，文中提到，翻译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 另一种是“the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author towards him”（Shuttleworth&Cowie, 1997: 43-44）。1995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为“异化法”，第二种方法为“归化法”。归化和异化是意译和直译理论的延伸。
1.归化策略
归化，即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与读者靠近，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派的代表人物为美国翻译理论家E.A.奈达，他认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Nida,E,A&Taber, C.R., 1969）。他提出了“功能对等”和“读者反映论”的观点，认为判断译本的好坏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点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本的程度。因此归化的特点就是重视读者，采用地道的通顺英语进行翻译。这种翻译方法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怎么写论文。
2.异化策略
异化文学艺术论文，即是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读者所采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摘要体现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功能，译者引导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进一步欣赏源语文化。
3.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关系
归化和异化都是翻译的策略，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围绕翻译是走向归化还是异化之路，学术界却争执不休。归化和异化策略各有有优劣。翻译的目的不同，语境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归化和异化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应该在翻译中得以统一，以促进翻译的发展。
二、王佐良、巴恩斯《雷雨》译本的归化策略
由先生创作的《雷雨》以其交织错综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在戏剧舞台上长演不衰。而人物与情节塑造的成功与其简洁易懂又含蓄深沉的语言有直接关系。关于其语言艺术美，钱谷融先生有如下评价，“我确实太喜欢剧本中的语言了，每次读先生的剧本，总有一种既亲切又新鲜的感觉，他那色彩明丽而又精炼生动的语言，常常很巧妙地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给予我无限的喜悦。” 王佐良和巴恩斯(A.C.Barnes)的英译本《雷雨》不仅再现了原作的戏剧艺术魅力,也再现了原作精炼含蓄的语言特点，使文段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适合舞台表演。关于剧本的翻译技巧，笔者认为，归化策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下例子为证：1. 鲁贵：四凤，别――你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帐？你现在手下方便，随便匀我七块八块好吗？（王佐良&巴恩斯，1958；p21-22）
LU:――don’t be like that, Sifeng. When did Iever borrow money and not pay it back? Now, what about a little loan of sevenor eight dollars, now that you are in the money.
在原文中，中文的货币单位是“块”，鲁贵说，“匀我七块八块”；此处，译者并没有采取异化的策略，例如解释“块”这个货币单位在汉语货币中的地位，或是在英文中找出其对等的货币单位；译者使用了归化的策略，直接将“块”以为“dollars”, 使作品走向读者，从而使读者轻而易举的理解文章文学艺术论文，更加适合舞台表演。
2. 贵：你看你这点骨头！老头说不见就不见，到下房在等一等算什么！我跟你走，这么大院子，你别胡闯乱闯走错了….( 王佐良&巴恩斯，1958；p38)
Lu: 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 If theold man says he won’t see you, then he won't. Now, why not go down and wait abit longer in the servant’s quarters? Come on, I’ll take you along, otherwisein a big house like this you’ll be losing your way and losing your way andblundering into places where you shouldn’t be.
在此文段中，鲁贵说，“你看你这点骨头”。“骨头”，这个词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有其独特的含义。在旧中国迷信的说法中，有一条称为称骨论命，即一个人的骨头越重，说明他的命越好；而骨头轻，说明这个人出身低下，命不好。这里，鲁贵是骂鲁大海的出身低下，不配和周仆园讨价还价。译者同样忽视了“骨头”这个词的文化含义，采取了归化的策略，直接将其译为“Come down off your high horse”。“high horse”是英文的一个典故，它表示的意思是“趾高气扬、自以为很了不起”，相应地，“to come/get(down)off one's horse”意思即为“谦和一点，别摆架子了”。译者使用的是原滋原味的英文，使英语读者在读译本的时候感同身受。
3. 冲：我以为这些人替自己的一群人努力，我们应当同情的怎么写论文。并且我们这样幸福，同他们争饭吃，是不对的。这不是时髦不时髦的事。(王佐良&巴恩斯，1958；p106-107)
CHONG: I thingk we ought to sympathize withthem. After all, they’re only doing their best to help their own people. Besides,it’s not right that people who are as well off as we are should grudge themenough to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fashion,either.
在这句话中，周冲提到“争饭吃”，译者使用了很形象的一个英文成语，“to keep body andsoul together”, 它的意思是“Obtain one’s basic living expenses, to earn engouh money to keeponeself alive.”,意思是“赚到刚够维持生计的钱，不被饿死”。译文非常贴近英文读者，译者又一次使用归化的策略，使译文走向读者。
这只是笔者从文中截取出的三个例子，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窥豹一斑。可以说，王佐良和巴恩斯先生的译本文学艺术论文，译文中广泛应用了英语中的俚语和成语，文笔流畅，可以称得上地地道道的英语。这就是归化的策略，译本完全贴近英语读者。
三、结语
戏剧作品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可以作为剧本来指导舞台表演；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因此戏剧作品的翻译不同与其他题材作品的翻译，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用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果剧本是为舞台表演服务，那么为了使广大外语听众不被文化差异所干扰，更好更快的理解原文，译者可以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使作品走向读者；如果剧本是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译者可以采取异化的策略，向读者传递原语文化，使读者读到原滋原味的原语表达。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归化和异化策略之争，也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就戏剧作品翻译而言，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Nida, E.A. & Taber, C.R.. The Theory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E.J. Brill, 1969
S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Translation Studies ［Z］.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1997.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一词，从柏拉图开始，就被赋予超越性别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指人类最初身兼两性、浑然完整的圣洁状态。柏拉图从神话起源上理解，人类最初就是双性同体，宙斯把人类分成男女不同性别的个体，所以人类渴望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荣格认为，从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即男性的强悍果敢和女性的温柔细致。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先驱、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沿用“双性同体”这一意象，将它发展成为一种文学创作的理论，并将它视作文学创作的理想境界。
一．“双性同体”观的形成和发展
伍尔夫在她的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及：“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1] 伍尔夫认为，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最佳状态文学艺术论文，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因此她推断，莎士比亚就是双性同体的，济慈、斯特恩、考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人人如此。普鲁斯特更是十足的双性同体，没准女性气质稍多一点。相对于单一性别的大脑，双性同体的大脑更易于引发共鸣，它能够不受妨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富于创造力、清晰、不断裂。[1]
在评论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自问世以来便遭到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的反对。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代表专著《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并非一个女性主义的观点，只是一个“无性与不育”的隐喻；是她逃避现实，压抑愤怒，讨好男性的一种手段。[2]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艾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也提出，“双性同体”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设理论，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退却与和解。[3] 尽管争议不断，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超越性别特征的一种创作理论，挑战了男性霸权文化，解构了性别二元对立，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这既是引导女性反抗性别歧视、走出性别困境的一种策略，同时也为女性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二“双性同体”观在《奥兰多》中的体现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在《奥兰多》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的一部最具夸张特色的小说，它集传记、史记、小说为一体，打破了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以性别突变、时空穿越等特征，记录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的男性到20世纪的女性的转变过程。[4] 先男后女的人生经历让奥兰多身兼两性特征，洞悉两性奥秘。奥兰多在三十岁时由男变女，三十岁前的男性奥兰多英俊富有，既有女王宠幸，又不乏名媛追捧。三十岁后的女性奥兰多美丽高贵，俨然淑女典范中国。伍尔夫并未让奥兰多在性别转变之后旋即进入两性和谐的理想状态，而是让奥兰多遵从现实世界的常规，一次次面临彷徨困惑，一步步通过不断磨合逐渐走向双性融合。
初为女性的奥兰多在返回英格兰的海船上，长裙曳地，光彩照人。不仅船长为之倾倒，就连一个水手也险些因为惊艳而跌入海中。奥兰多在体会到身为女性的愉悦甜蜜时，也感受到顺从、贞洁，衣着优雅是女性必须坚守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变为女性后的她再不能拔剑刺穿某人的身体，再不能统领军队，也再不能佩戴象征英勇的勋章。她惟一能做的是给老爷端茶倒水，察言观色。
随着女性体验的增加和女性意识的增强，奥兰多逐渐觉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即使她作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得以与艾迪生、蒲伯、斯威夫特等文化名流交往。这些大名鼎鼎的才子诗人们也送诗过来请她过目，征求她的意见文学艺术论文，但绝不表示他们由衷地尊重她、欣赏她。她很清楚“聪明男人只是陪她们玩玩儿，奉承她们，哄她们开心”。[5] 奥兰多曾经对身为男子非常自豪，可如今的她却看不起所谓的男子气概。她甚至对文人圈子的虚伪倒了胃口，尽管她必须得继续尊重他们的作品。性别的改变不仅让奥兰多在两性间摇摆不定，而且让她官司缠身。根据法律，身为女人，就不应拥有任何财产，这基本上与被宣判死亡是同一回事，因此她曾经享有的头衔、宅邸和财产都将与她分离。法律在不能确定她的性别以前，只允许她隐姓埋名，暂居乡间。可见，女性已经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了，即便是作为文人雅士们的女恩主，奥兰多也概莫能外。《女性简史》的作者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毫不吝惜地告诫女性：“当人们再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再无必要。”女性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回想曾经作为男性所享受的特权，奥兰多百思难解。在她看来，她本身并没有改变，只不过选择了女性的服装，流露出女性的气质。为何曾经由她随意塑造的世界仅仅因为服装、性别的改变使她举步维艰？伍尔夫的一段关于服装功能的言论多少回答了奥兰多的疑问：
衣服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能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即不是我们穿衣服，而是衣服穿我们；我们可以把它们缝制成手臂或胸脯的形状，而它们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语言……男子的手可以自由自在地握剑，而女子的手必须扶住缎子衣衫，免得它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男女若是穿同样的衣服，对世界或许就有同样的看法了。[5]
通过以上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在父权社会中，男子是自信的、僭越的，因为他们是社会的第一性，是社会的中心和决定力量；而女子是谦恭的、顺从的，因为她们是社会的第二性，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依附于男子的“他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不管奥兰多如何努力、挣扎，都不能摆脱身为女性所遭受的的束缚与歧视，就连伍尔夫本人也难逃此宿命。伍尔夫出生于英国一个知识贵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男权意识严重的家长。他给家中的男孩提供良好的教育，让他们上名校，可女儿却只能在家中接受一些零碎的知识。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父亲不是过早去世，她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丰赡的作品。他会扼杀我的生命，不能写作……[6]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文学艺术论文，20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无一例外地被要求成为孝顺的女儿、隐忍的妻子、贤良的母亲。总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性文化霸权无情地剥夺了女性享有平等权利和同等智慧的机会，女性丧失了话语权，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写作。奥兰多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由于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种种困惑，她的长诗《大橡树》的创作也多次被迫中断。熟知两性心理的她轮番发现两性都有可悲的缺陷，仿佛她本人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正当奥兰多陷入两难境地之时，换装成为她自我解脱的新出路。柔美的长裙，阳刚的马裤，或者是分不清男女的中国袍子，奥兰多通过频繁易装获得了只穿一类服装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双重收获，她游刃有余地在双性之间自由转化，轮番享受两性的爱恋。
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从一性向另一性摇摆的情况，往往只是服装显示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而内里的性别则恰恰与外表相反……我们姑且撇开一般，仅仅注意它在奥兰多这个特例中产生的奇特作用。”[5] 借助换装实现双性同体的奥兰多由于汲取了双性营养，兼具双性特质，理智与情感在她的头脑中自由平等地交融。因此柯勒律治说，睿智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1]
拥有双性气质的奥兰多终于完成了饱含其毕生心血的诗作《大橡树》，由于诗中充满了对真理、自然和人性的关注而大获成功。完整的双重人格不仅完善了其创作才能，也使其收获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奥兰多的丈夫谢尔同样也是双性同体，两人初次见面时就彼此吸引中国。由于深谙异性的心理，他们能相互心领神会，交流默契。两种性别特质没有孰优孰劣，而是对立统一地在一个人身上体现。[7]
三“双性同体”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小说《奥兰多》蕴含了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以艺术的形式表现了“双性同体”的优越性，呼唤两性之间的包容性。尽管在父权社会，男女两性地位悬殊，女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很难与男性抗衡，但伍尔夫一直在为女性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她试图通过奥兰多这个双性同体的人物来探索一条重建女性自我、恢复女性社会地位、树立女性坚强自信的道路。[4] 双性同体的奥兰多无疑是伍尔夫创造的一个完美人物，伍尔夫正是通过描述奥兰多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表明自己所期待的两性平等共存、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虽然这种通过淡化性别意识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完美构思，在有缺损的男性中心社会结构中，只能是一种幻想。[8] 但是，“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给男女两性提供了大致相当的经济地位，加上共同的自然界所构成的大体近似的心理和外部环境，必然使男女两性在精神上和品质上日益接近。当今的世界已是男女两性互相沟通、对话的时代了。”[9]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无疑是具有辩证精神和发展眼光的，在当时的父权社会尤其难能可贵。伍尔夫肯定男女两性的差异，但反对夸大差异。在她看来，双性的心灵让人类社会更和谐、更平等。男性和女性作为平等的个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文学艺术论文，女性才能得以实现自身价值，促进自身发展，获得人的自由和尊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不忽视，不排斥，也不抹杀任一性，而是把两性和谐统一视为美好的性别理想。只有两性平等地对待彼此，互相包容，逐渐融合，人类社会才能够真正达到和谐统一。
结语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作为解决两性冲突、促进两性平等的理论依据，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性同体”虽然是一种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带有几分“乌托邦”的色彩。而且，“双性同体”的人物作为社会的“第三性”，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容易导致人物解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但是，伍尔夫通过“双性同体”人物的塑造，不仅颠覆了父权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还规避了女性走向分离主义的立场。虽然伍尔夫运用的是女性的视角，但思考的却是双性的问题，即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没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这个矛盾层次上，而是走向男女二元对立的统一。[10] 因此，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必将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对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 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5、90.
[2]Elaine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63
[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02
[4]何亚惠.“双性同体”――伍尔夫的女性创作意识[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1）：45-50.
[5]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 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3、107、108.
[6]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M]. 戴红珍 宋炳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17.
[7]彭瑶.超越性别：《奥兰多》的女性主义思想[J]. 名作欣赏，2006，（2）: 94-97.
[8]杨玉珍.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J]. 江西社会科学，2002（1）：83-86.
[9]孙少先.女性主义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38.
[10]刘静.《远航》与《奥兰多》：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双性同体理想的实现[J]. 绥化学院学报，2009（2）：90-92.
所谓纤维艺术，从以往的艺术形式上来看，它既不属于绘画，也不属于雕塑，既不用笔，也不用纸。由于所选用的制作材料是棉、毛、麻、丝、塑料、金属及人造化纤等不同性质的纤维，故称为“纤维艺术”，主要分为平面、立体和空间三大类。它是在挖掘和研究传统染织艺术的基础上，在现代艺术发展中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并逐步独立。最早的纤维艺术的雏形，出现于中世纪西欧古堡的墙壁上。它既防潮保暖，又起着美化与装饰环境的作用。后来又受到了19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威廉・莫里斯的工艺美术复兴运动以及包豪斯等革新力量的影响。现代纤维艺术始于1930年。有一位安娜・欧伯丝（Annealbers）夫人，她首先制作了纤维艺术作品，在美国展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纤维艺术盛行于西德、日本、瑞典、美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确有与雕塑艺术并驾齐驱的倾向，从平面到立体，甚至对于时间的追求，一举揭开了纤维艺术的新局面。
现代的染色艺术，是把以往用于纺织品图案的印、染色技术提取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加以利用，它以现代视觉语言，全力追求画面的简洁效果和清新魅力，并努力表现隐藏于画面之中的民族之魂和作者的个性情怀。有资料显示，从人类开始装饰自身的时候起，染色艺术就诞生了。其中有起源于印度的蜡染，也有发源于我国而后又在唐代传入日本的蜡染织物。然而，把染色艺术发展到如此面貌崭新和艺术高度的却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从为海外万国博览会制作壁挂及其它纪念性作品，染色艺术已经和油画、版画、日本画等其它绘画艺术一样，广泛得到政府的支持、专家的认可和广大国民的喜爱，从而确定了它在美术领域的独立地位，成为国民喜闻乐见的新的美术形式。
染色艺术，重在染色。有些作品对厚重古雅的色调有所追求，强调蓝、茶、黄、黑等天然染料朴素之美，有的则有效地运用了化学染料那种明快、鲜亮的色彩魅力，使作品富有强烈的现代感。总之，作者把色彩作为情感的抒发与寄托。造型上虽然也有写实的，但却能跳出传统写实的理念和模式，把简洁的块面运用和理性的画面构造作为叙述语言。有的画面构成气势雄浑，极有震撼力，有的作品造型虽然近乎于刻板，然而涌动着一种激情与风骨。那种显著的色调构成和构图的多样化，对于不同景物和事物的解读力，高度的概括性，造型的装饰性，到位的造型力，具体和抽象的和谐，使染色艺术的风格独树一帜，富有极强的艺术个性和感染力。
我们强烈地感到，在现代化达到相当程度的日本，一方面大量输入西方现代技术，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同时，古老的民间传统工艺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珍爱和强烈需求，成为现代人精神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这并非偶然。由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使日本成了高效率、高收入、高消费的国家。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和生活习惯上的欧化，对美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总是渴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享受。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需求，现代日本染织作家们，立志克服过去手艺人的匠气，而以现代染织造型作家的姿态登场，作品日趋文化性。也顺应时代要求，直面现代艺术，创作了不少具有民族情感和个性强烈的染织作品，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屏风画，在传统器物上表现现代美。还有作为室内装饰的壁画、壁挂或横额，多以表现风俗民情为内容。一些颇具地域色彩的民艺品，也都是运用了蜡染及友禅染、红型染及型染画等手法制作成的艺术欣赏品，风格粗犷、单纯大方，感情热烈、真诚奔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聪慧和对美的独特见解。看了这些作品，使人一目了然而回味无穷。另一方面，还有结合现代建筑，如宾馆、美术馆、博物馆、会议中心等人群集聚的场所，制作的现代纤维作品都极为鲜明地体现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特色，给人以时代感和材质美的享受，与现代人的生活气氛和建筑环境十分协调。
这些艺术品，在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和对外贸易方面已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些获奖作品成为当代日本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被收藏于国立美术馆。有几位染织作家（染色艺术家和纤维艺术家）已被国家指定为“人间国宝”（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这些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掘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艺术性探索，努力开拓着新的创作途径。近年来，配合现代建筑艺术，染色艺术和纤维艺术在室内装饰中，起到了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的作用。因此，艺术研究者把它看作是建筑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实一些传统染色技法，如蜡染、绞染等，据历史考证，几乎都是先后从中国传入日本，而后又有了很大发展。在日本久负盛名的“西阵织”丝织艺术品及其技术，就是随着我们的祖先秦人带到了日本的京都，现代染织作家又将其发展为可以与雕刻艺术相媲美的艺术；还有我国染色中的蓝染，传入日本的冲绳岛以后，被发展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红型染，日后几十年中，被当代日本民艺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已故东京艺术大学教授芹泽圭介先生研究创新为颇具艺术特色的“型染画”，为当代日本染色艺术增添了不可磨灭的光彩。这些本来都属于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但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继承，有些甚至将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呼吁，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造成我们在经济上的，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艺术上的损失。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把这一事业重视起来，就会大大有益于我们挖掘、研究、整理我国传统的民族艺术，包括少数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间工艺美术。这对于传承民族艺术，提高艺术品的文化品质，促进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无疑对开拓我国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繁荣我国美术创作，将历史性地起到奠基作用。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由于日本很早就注意了民俗学这一学科，对民族艺术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从近代日本思想家柳宗悦的民艺运动，到大阪、仓敷等城市的民艺馆以及大阪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大大激发了日本人民珍惜民族遗产和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的欲望。好多艺术家努力成为学者型的艺术家，除广泛学习民族文化外，陶艺家研究多种釉的结合，染织作家研究色的化学反应。艺术与科学的相互渗透，造就了日本一批具有现代特质的艺术家。包括日本画画家和现代雕塑家，他们极为重视材料的选择和制作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作品不论在表现手段与艺术风格上都有相当的创新性，使当代日本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注目。
日本的纤维艺术和染色艺术，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脱颖而出，也得力于独特的创新教育。其特点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极力反对模仿，重视艺术创造，培养重点是，在探索和发展的气氛中发展学生个性和创造力。所以在师资力量的配备上，既有颇具实力的教授讲造型基础，也经常聘请活跃在艺术界的先锋艺术家讲艺术论，以此培养学生全面的艺术素质。
二、艺术与科学结合。学校设有材料学和染色学课程并备有染色实验室，其教学不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和纸上谈兵，除进行必要的绘画学习外，还要掌握材料的选择、染色配方、工具的使用和工艺流程。让学生把自己的设计意图付诸实践，独立完成一件件作品的构思与制作。通过实践制作，启发受教育者不断发现各种纤维材料在造型上的可能性和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