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26 21:38:1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保险监管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从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涉市场主要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外部性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而干涉结果是希望能使社会福利增加。同其他行业一样，最早的保险费率监管也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应该讲，监管的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却鲜有人问津。
截至2007年，中国市场上共有保险公司102家，多主体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的2007年全年保费的份额来看，中国人寿占寿险市场39.73%，平安保险占16.00%，太平洋保险占10.24%，泰康人寿占6.92%，四家合计达到72.89%；财产保险收入中中国人保占42.46%，太平洋保险占11.23%，平安保险占10.28%，中华保险占8.78%，四家合计达到72.75%。可见虽然保险公司的数量在增加，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仍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中，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从变化趋势来看，集中度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1)。财产险市场的CR4指标从90年代的接近100%下降到2006年的76.79%和2007年的72.75%；寿险市场的CR4指标也同样从1996年的98.92%下降到2007年的72.89%。
应该注意的是，与其他某产业内的高集中度不同，中国保险市场这种高集中度的形成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在1986年以前，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占，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原先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一般而言，凡是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其市场份额也就相对较大，但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平均化。虽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因为时间太短，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目前各保险产品的差异性并不大，难以在短期内对老公司构成威胁。但无论如何，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保险公司并不是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而形成的，并不是以保险公司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和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为边界的，且资本实力仍然较弱，因而，随着保险业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保险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平均，表1中四家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阶段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从而价格竞争是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实施费率监管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国保监会下发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规定保险公司使用的费率应报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可见，目前我国对保险费率仍然实施较严格的监管，采取事先批准和先备案后实施的方法。
本文希望能结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费率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从理论上阐述费率市场化的原因。
二、费率监管与效应分析
(一)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提升效应分析
1.价格提高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我们一般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衡量费率监管政策的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在竞争性市场中，市场均衡价格严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保险费率能随时根据需求和供给的情况进行调整，达到市场均衡。
如果政府对保险费率进行监管，要求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格严，比如说限定在P1，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下，保险的供给数量为Q2，但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下降为Q1。这时如果生产者以销定产，市场产出水平为Q1，消费者剩余减少P1P*EC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增加P1P*BC的面积，但减少BEF的面积，净社会福利损失为ECF的面积。
事实上，在政府制订最低价格时，由于此时价格水平较高，保险的意愿供给数量远远高于Q1，如果保险公司按Q2的量供给，其无谓损失将大大超过面积ECF。
2.价格监管(限价)下的生产者行为分析
假设在一个竞争的、同质投保人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完全的价格弹性。保险公司的长期总成本由期望索赔成本和生产成本构成。生产成本包含了营销和服务费用，期望索赔成本等于纯保费，因为投保人是同质的，所以纯保费是所出售保单的线性函数，边际纯保费和平均纯保费是常数。如图2所示，APP代表平均纯保费，APC是生产成本，ATC等于APP+APC，MR是边际收入，MC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边际纯保费。在价格不受监管的市场下，MR=Pc=MC，均衡点为(Pc，Qc)，保险公司在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
假设此时政府规定一个限制价格，PR(PR>Pc)，如果保险公司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规则PR=MC组织生产，最佳供给量应该是QR。但随着费率的提升，需求量会下降。这时，一家保险公司为了让他的实际供给量能维持在QR位置上，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抢占其他公司的市场份额，另外是扩大市场总需求。目前我国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险种在保障范围和责任内容上大致相同，要抢占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需求，首先想到的是低价策略。在政府直接定价的约束条件下，保险市场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以手续费竞争为主要手段，于是出现了目前市场上各保险公司不计后果的降价行为，如提高人手续费比例；违规违法支付现金手续费和现金无赔款优待；不顾承保风险直接降低保险费率或扩大保险责任，变相降低费率争抢市场或以其他各种名目向大客户返款来变相降低费率等。这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给保险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导致保险业的风险累积加剧，使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果严重失真，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当然，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扩大销售量，即通常所讲的非价格竞争，但这样会使APC和MC增加，再加上由于费率上升所引起的初始利润的增加会吸引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来瓜分市场份额，最终使保险公司缩小供给量到比如QR′的位置上。在该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并不是在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事实上，即使保险公司能供应产品的数量为QR，该点也同样不是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造成企业资源浪费；而且，此时市场上也存在着一些由于费率上升而不再参保的个人，他们的风险损失得不到保障，使得社会福利下降。
总之，政府对保险市场的费率监管——提高费率，不仅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而且在保险公司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同时，市场又存在着得不到保险保障的个人，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
(二)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僵化效应分析
2004年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规定，保险公司对已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进行变更的，应当重新申报审批或备案，说明保险公司在变更费率时，同样受到严格监管
保险费率由两个部分构成：纯保费和附加保费，其中纯保费由保险标的的期望损失成本所决定。我们用P代表一个类别的风险单位的总保费，L为该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额，一般根据保险公司以往的数据统计而得，k为保费附加率，则有
P=L+kP(1)
或者
我们再以Lt代表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Pt为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应收总保费，Pt-1为第t-1时期的总保费，则(2)可写为：
在(3)式两边同时除以Pt-1，整理可得，
该式意味着，如果第.t时期的预期损失额超过上期的保费，那么第t时期的应收保费也应该相应增加，反之则需要减少，这也是保险费率制定的充足性和公平性所要求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价格的调整不会那么及时和完全，(4)式的左右两边，即实际费率调整和所需的调整之间会存在一个比例系数α(0≤α≤1)，使得
成立。如果α=0，意味着实际上费率没有进行调整；如果α=1，则费率的实际调整是完全的。
在费率被监管的情况下，价格调整的幅度一般会小于费率未被监管时，即αreg<αnoreg，其原因是，当外部因素发生某些变动导致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增加，或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上调费率时，基于政治压力，调整的幅度一般不大或不进行调整；同样，当需要进行费率下调时，为维护保险经营的安全性，除非进行调整的需要非常明显或迫切，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严格的费率监管，保险公司在变动费率时要审批或备案后才能实施，使得保险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性，不能充分及时地反映当时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往往是当保监会批准价格调整并开始实施时，引起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造成调整后要实施的新的保险费率偏高或偏低，又不能反映真正的保险产品成本及供求状况。
关于保险费率偏高，上文已经做过分析；关于监管造成的保险费率偏低，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如图3，竞争市场均衡价格P*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而监管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P*，比如说为P1，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有的保险公司会退出市场或减少供应数量，市场总供给量为Q1，虽然此时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为Q2。这时消费者剩余增加P1P*BF的面积，但因为产品供应不足，减少BCE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减少P1P*EF的面积。与价格偏高的情况一样，存在大小为ECF的面积的净社会福利损失。
(三)监管带来产品价格下降的效应分析——以商业车险为例
以前，对于商业车险，保监会实行严格的价格监管，统一条款、统一费率，希望能保护消费者利益，但由于被管制的保险公司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作为自利的各个公司事实上处于“囚徒困境”：只要一家公司不按监管要求进行降价，其他公司必然跟进。虽然费率高度统一不能变更，但各公司在手续费上做文章，最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于是，从2003年元旦开始我国对车险费率放松监管，各公司在车险费率结构中引入了风险调节系数，最大优惠幅度可达到50%，希望能使费率水平更加公平合理，与客户实际风险状况更加匹配。这种监管方式确实使商业车险费率降低，但是否真的有利于消费者，使社会福利上升，却值得讨论。
1.保险公司方面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各家公司车险产品和服务同质性很强，难以形成差异化经营与竞争模式的情况下，风险调节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各公司严格按规定使用，也没有发挥细分市场与区别客户风险的真正作用，反而和50%的优惠幅度一起成为参与价格竞争的手段与合规途径。低折扣带来的是违规承保，最终要么使得客户出险时遭到拒赔，有违保险的最终目的，同时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要么使赔付率大幅度上升，保险公司面临着经营风险。
2.消费者方面
消费者对保险认识不足，消费需求简单，存在着侥幸和投机心理，投保时对车险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注重的不仅是车险保费的最终水平，还有保险公司给予的折扣幅度，由于对价格折扣有了明确预期，价格敏感度增强，在客观上更加刺激了保险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这种对保险的低层次消费需求难以刺激保险公司进行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同时，失去理性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影响了安全运营，服务质量下降，使原本在车险“大战”中应该属于最终受益者的消费者反而成了最终的受损害者。
鉴于这种情况，2006年3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通过无赔款优待、随人因素、随车因素等方式给予投保人的所有优惠总和不得超过车险产品基准费率的30%，将车险最高优惠幅度从50%降低到了30%。限折令的推出也反映了前段时间对车险费率的监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说明在价格监管的过程中，并不一定是产品实际价格下降就能让消费者得到最大收益，而是应该引导市场走向规范。
三、主要结论与启示
对于竞争保险市场，费率监管，不管是限价还是实行最低价格，都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逐步放宽费率监管，实现无事先批准要求的宽松监管模式，实现费率市场化，其原因为：
首先，保险市场上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一家保险公司独占市场份额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也在不断丰富，保险企业运用价格策略进行竞争只是暂时的。
[关键词]有效保险监管，监管理念，监管实践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机制，是解决保险市场失灵的手段，它既体现了法制化和程序化的监管理念，又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的监管实践活动，随着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和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和演进。
一、有效保险监管理念
(一)有效的保险监管是动态监管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关键词：保险监管创新开放
加入WTO后，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其后再保险、产险和寿险业分别全部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趋利避害，主动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创新保险监管，不断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创新保险监管工作
实现保险监管工作创新,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照WTO基本规则的要求，尽量减少制约公司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确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法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思路。保监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把适应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思想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加入WTO给保险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WTO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量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对此，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进一步转变监管思路，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由市场去管，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考虑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断加强经营管理，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逐步建立公司内控、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保险监督体系。
要依法行政，减少监管随意性。依法监管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监会成立以来，一直对《保险法》中与保险业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一些条款的修订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同时，在清理已有法规和规章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与《保险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还不完善。
要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是保险机构一切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按国际通行做法，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的核心。保监会成立之初，根据当时保险市场较为混乱的状况，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针。目前要在继续抓紧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加大偿付能力监管的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包括健全法制、完善内控、建立信用体系、改善监管手段等，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方式上来。当前，要在偿付能力监管试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风险预警系统。
开创我国保险业新局面
要认真学习外资公司风险控制、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自1992年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已有34家外资保险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市场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有111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85个代表处。实践证明，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和业务的发展。仅以寿险营销方式变革为例，个人人营销模式给我国寿险业的销售带来巨大变化。如今这种营销模式已被国内各寿险公司普遍采用，促进了我国寿险业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变挑战为机遇，缩短与外资公司间的差距。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外资公司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各有所长，中资公司具有先入优势、地缘文化优势、短期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只要冷静思考，沉着迎战，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借助外力促进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好即将结束的过渡期，加快体制改革、机制转换步伐，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建立合理客户群体定位，开拓具有潜力的市场，占领有利的细分领域；进行品牌宣传，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公司知名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广纳人才，做好人才储备，稳定职工队伍。
要利用好过渡期，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过渡期结束，我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将全方位参与竞争。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又利用这些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既严格履行承诺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又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国家金融安全有步骤分层次地扩大开放步伐。我国保险业面对保险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挑战，这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国保险业只有积极探索实现保险监管创新，努力学习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先进经验，才能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日趋完善，这就需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有效可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使社会保险基金能够健康稳定的运行，促进社会稳定，带来更大的收益。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其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保障性、福利性和社会性，是社会的“安全网”，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社保基金的监管就成为了重要的环节，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7年，为了改变基金管理的混乱状况，国务院决定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1998年，国务院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时，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计划经过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自上而下建立起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专门监督、内部控制、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机配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各部门配合共同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据国家审计署的对29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审计结果。审计的3项保险基金2006年收入3128.46亿元、支出2203.14亿元，分别占全国当年基金收支总额的50.7%、46.5%。截至2006年底，3项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918亿元。审计结果表明，3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良好，但部分资金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风险；一些地方未能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审计共发现违规资金71亿元，包括扩大3项保险基金开支范围用于弥补“补充医保基金”及借给企业等；用于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对外投资；用于购建办公房及弥补行政经费等。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逐步完善管理制度。但是，牵动大量人力、付出高昂行政成本组织了这些检查和审计，可一些严重违规和犯罪问题仍然屡禁不止。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比较研究
（一）典型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简介
1、美国。美国实施的是审慎性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在美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广泛，参保是强制的。最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是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同时有雇员补偿、失业保险、暂时伤残保险、铁路雇员退休计划等。美国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向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适当的经济保障。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美国政府强调“事前监管”以杜绝资金被挪用的危险。美国联邦社保基金的各个账户开设在财政部内并由财政部专项管理，征缴的款项相应存入各个基金。
2、德国。德国堪称高度发达的福利型国家，它的社会保障系统基本以保险形式体现，几乎涵盖了所有德国公民。德国社会保险共有5大分支：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的3大支柱。德国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实行法律上的独立自我管理，并且由保险金的缴纳者，即投保人和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养老保险是德国最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德国养老金不用于投资，而是由专门德国养老金保险机构来管理，全民参与监督。
3、智利。智利模式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将个人工资的10%存入个人账户并进行积累，交由私营机构进行投资管理，最终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储蓄及增值收益作为个人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保险费完全由个人承担，雇主不承担缴费义务。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完全由个人缴费，实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参保职工根据自己的原则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建立法定的资本积累账户。智利模式中政府实行间接式的监管，通过法律法规对公司进入和退出市场、投资项目和所占比例等方面进行监控，以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4、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福利的国家，他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意义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其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账户为基础，强制储蓄，集中管理，养老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的中央公积金局直接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管制。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工资一定的比例缴费。国家通过中央公积金局依法对基金实施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既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日常支付，又负责实施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
（二）四国社会保险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
1、从法制体系上看，各国社会保险模式都有严密的法律体系。例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立法的国家，现今已在社会保险的5个方面分别制定了完整的法律和条例。美国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有关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由联邦政府制定，州政府在不违背联邦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本州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条例。
2、从资金筹集方面看，都是多渠道筹资，筹资形式主要有税收和缴费两种。目前世界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社保基金的来源都是多渠道，有劳动者个人、企业雇主、基金营运增值、社会捐赠、政府预算补贴等等。其中约有60%的国家采取社会保障税的筹资形式。开征社会保障税使资金筹集从形式上更具法律强制性，同时社会保障收支成为政府预算的直接组成部分。
3、在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方面，有由政府行政机关运作、事业单位运作和面向市场运作3种不同的方式。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和失业保险税全部记入财政信托基金账户。除失业保险由联邦劳工局管理外，德国的社会保险都是划分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以及险种分别独立管理的。智利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单一资金来源的、私人管理的退休金制度。政府对私人养老金市场的各项活动，通过各种法律、法令和退休养老基金管理局，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新加坡的公积金运作，全部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内部设有会员服务部、雇主服务部、人事部、内部审计部等。公积金局由劳工部管辖，内设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重要的政策制定。比较重大的计划制定，要经劳工部。
三、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政府的作用
政府参与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主要是基金筹集的监管，基金营运的监管和基金给付的监管。由于社会保险金市场上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就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安全营运、基金保值增值等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就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府应当承担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和监管模式，避免决策上的失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口众多，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还很窄，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高，国民的参保意识不强，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使得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又不会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次，政府应当要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具体计划和措施，计划和措施应当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运用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基金社会的正常发展提供稳定机制。
再次，政府应当制定各种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严格规范社会保险的建立、运行和监管。
最后，政府应当尽可能的为社会保险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和制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便于社会保险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构架
社会保险基金整个监督体系可分为基金日常管理监督子系统、基金营运监督子系统和基金监督法制体系3个部分。基金管理监督系统社会保险基金日常管理是经常的、大量的，是社会保险制度整体运作的基本链条，是社保基金监督体系中最基本、最宽广的组成部分。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的目的是要保障基金的效益性，通过实现效益性而达到保值、增值之目的。对基金营运进行监督就是为确保这一目的实现而采取的手段。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是基金管理监督与营运监督得以顺利实行的法律保证，是基金监督体系的法律基础。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监督法制体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这3个系统侧重点不同，基金管理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其目的是确保社会保险基金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和按时足额支付。基金营运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各环节进行监督，依照低风险原则、适度高回报原则、流动性原则、最优投资组合原则，审慎投资营运，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通过实现效益回报而达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监督法制体系为前2者得以落实的依据，是其操作的法律准绳。
（三）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社会保险的目标模式应该逐步走向全民保障，其服务形式应走社会化服务的道路，在管理上追求体制的高效、合理、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因此就要做到不能政出多门；保障类别和水准合理，费用支出在国家、单位、个人的承受能力以内；尽可能降低行政机构、经济波动和少数人的个人行为对社会保险体系正常运行的影响；社会保险体制不仅不能拉经济发展的后腿，不能影响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而且还要通过积累和资金的有效管理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一直分不开，不仅使有限的基金积累无法获得很好的收益和投资回报，而且由于缺乏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善的问题经常发生。因此，应该将监督和经营分开，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有效的手段，全面提高投资效益。
但是，仅仅将行政管理与基金经营机构分开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地被有效使用，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基金运营和监督制度。
首先，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体系依据。管理机构不但要依法行政，其自身也要依法接受监督。还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将分散的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统一到一个专门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依法行使各种管理只能、监督及指导职能，并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保障及保险进行协调。
其次，管理机构不参与各种形式基金的经营活动，为了使得监管体系本身具有更强的制约机制，还应该考虑建立和发展其他的监督机构。
最后，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监管重点应该集中于金融和财务方面。为了防止营私舞弊的行为，应该将财务公开化，并且进行绩效评估和严格的处罚制度。
总之，要坚强社保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就要加强基础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和挥霍浪费。使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广大人民收益，更好地保证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
2、李连友.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论[M].西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日趋完善，这就需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有效可行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使社会保险基金能够健康稳定的运行，促进社会稳定，带来更大的收益。
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其社会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保障性、福利性和社会性，是社会的“安全网”，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因此，社保基金的监管就成为了重要的环节，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7年，为了改变基金管理的混乱状况，国务院决定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1998年，国务院在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时，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计划经过各级政府机构改革，自上而下建立起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管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劳动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专门监督、内部控制、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监督有机配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各部门配合共同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据国家审计署的对29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审计结果。审计的3项保险基金2006年收入3128.46亿元、支出2203.14亿元，分别占全国当年基金收支总额的50.7%、46.5%。截至2006年底，3项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918亿元。审计结果表明，3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良好，但部分资金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风险；一些地方未能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审计共发现违规资金71亿元，包括扩大3项保险基金开支范围用于弥补“补充医保基金”及借给企业等；用于委托金融机构贷款、对外投资；用于购建办公房及弥补行政经费等。近些年来，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逐步完善管理制度。但是，牵动大量人力、付出高昂行政成本组织了这些检查和审计，可一些严重违规和犯罪问题仍然屡禁不止。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国际比较研究
（一）典型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简介
1、美国。美国实施的是审慎性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在美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比较广泛，参保是强制的。最主要的社会保险项目是老年、遗属和伤残保险，同时有雇员补偿、失业保险、暂时伤残保险、铁路雇员退休计划等。美国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是向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适当的经济保障。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美国政府强调“事前监管”以杜绝资金被挪用的危险。美国联邦社保基金的各个账户开设在财政部内并由财政部专项管理，征缴的款项相应存入各个基金。
2、德国。德国堪称高度发达的福利型国家，它的社会保障系统基本以保险形式体现，几乎涵盖了所有德国公民。德国社会保险共有5大分支：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被称为社会保障体系的3大支柱。德国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险机构实行法律上的独立自我管理，并且由保险金的缴纳者，即投保人和雇主共同参与决策。养老保险是德国最大的社会保障系统。德国养老金不用于投资，而是由专门德国养老金保险机构来管理，全民参与监督。
3、智利。智利模式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将个人工资的10%存入个人账户并进行积累，交由私营机构进行投资管理，最终个人账户中积累的储蓄及增值收益作为个人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保险费完全由个人承担，雇主不承担缴费义务。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完全由个人缴费，实行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参保职工根据自己的原则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建立法定的资本积累账户。智利模式中政府实行间接式的监管，通过法律法规对公司进入和退出市场、投资项目和所占比例等方面进行监控，以确保其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4、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福利的国家，他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意义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其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账户为基础，强制储蓄，集中管理，养老保险费用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是中央公积金制度。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的中央公积金局直接进行全面的管理和管制。雇员和雇主每月按雇员工资一定的比例缴费。国家通过中央公积金局依法对基金实施管理，中央公积金局既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日常支付，又负责实施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
（二）四国社会保险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
1、从法制体系上看，各国社会保险模式都有严密的法律体系。例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险立法的国家，现今已在社会保险的5个方面分别制定了完整的法律和条例。美国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有关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由联邦政府制定，州政府在不违背联邦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本州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和条例。
2、从资金筹集方面看，都是多渠道筹资，筹资形式主要有税收和缴费两种。目前世界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社保基金的来源都是多渠道，有劳动者个人、企业雇主、基金营运增值、社会捐赠、政府预算补贴等等。其中约有60%的国家采取社会保障税的筹资形式。开征社会保障税使资金筹集从形式上更具法律强制性，同时社会保障收支成为政府预算的直接组成部分。
3、在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方面，有由政府行政机关运作、事业单位运作和面向市场运作3种不同的方式。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和失业保险税全部记入财政信托基金账户。除失业保险由联邦劳工局管理外，德国的社会保险都是划分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以及险种分别独立管理的。智利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单一资金来源的、私人管理的退休金制度。政府对私人养老金市场的各项活动，通过各种法律、法令和退休养老基金管理局，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新加坡的公积金运作，全部由中央公积金局负责。内部设有会员服务部、雇主服务部、人事部、内部审计部等。公积金局由劳工部管辖，内设董事会，为最高管理机构，负责重要的政策制定。比较重大的计划制定，要经劳工部。
三、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政府的作用
政府参与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主要是基金筹集的监管，基金营运的监管和基金给付的监管。由于社会保险金市场上存在着市场失灵，政府就必须要发挥重要作用，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缴、安全营运、基金保值增值等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正常稳定的运行。因此，政府积极作用的发挥，就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政府应当承担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和监管模式，避免决策上的失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人口众多，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还很窄，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高，国民的参保意识不强，这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使得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而又不会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次，政府应当要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具体计划和措施，计划和措施应当体现政府的社会责任，运用各种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基金社会的正常发展提供稳定机制。
再次，政府应当制定各种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完善基本社会保险制度架构，严格规范社会保险的建立、运行和监管。
最后，政府应当尽可能的为社会保险的长期稳定运行提供和制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以便于社会保险能够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构架
社会保险基金整个监督体系可分为基金日常管理监督子系统、基金营运监督子系统和基金监督法制体系3个部分。基金管理监督系统社会保险基金日常管理是经常的、大量的，是社会保险制度整体运作的基本链条，是社保基金监督体系中最基本、最宽广的组成部分。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的目的是要保障基金的效益性，通过实现效益性而达到保值、增值之目的。对基金营运进行监督就是为确保这一目的实现而采取的手段。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基金监督的法制体系是基金管理监督与营运监督得以顺利实行的法律保证，是基金监督体系的法律基础。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系统、基金营运监督系统、基金监督法制体系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这3个系统侧重点不同，基金管理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其目的是确保社会保险基金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和按时足额支付。基金营运监督系统侧重于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营运的各环节进行监督，依照低风险原则、适度高回报原则、流动性原则、最优投资组合原则，审慎投资营运，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通过实现效益回报而达到基金保值增值的目的。基金监督法制体系为前2者得以落实的依据，是其操作的法律准绳。
（三）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社会保险的目标模式应该逐步走向全民保障，其服务形式应走社会化服务的道路，在管理上追求体制的高效、合理、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因此就要做到不能政出多门；保障类别和水准合理，费用支出在国家、单位、个人的承受能力以内；尽可能降低行政机构、经济波动和少数人的个人行为对社会保险体系正常运行的影响；社会保险体制不仅不能拉经济发展的后腿，不能影响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而且还要通过积累和资金的有效管理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一直分不开，不仅使有限的基金积累无法获得很好的收益和投资回报，而且由于缺乏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善的问题经常发生。因此，应该将监督和经营分开，在此基础上，通过更有效的手段，全面提高投资效益。
但是，仅仅将行政管理与基金经营机构分开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地被有效使用，必须建立更有效的基金运营和监督制度。
首先，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体系依据。管理机构不但要依法行政，其自身也要依法接受监督。还要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将分散的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统一到一个专门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依法行使各种管理只能、监督及指导职能，并对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保障及保险进行协调。
其次，管理机构不参与各种形式基金的经营活动，为了使得监管体系本身具有更强的制约机制，还应该考虑建立和发展其他的监督机构。
最后，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的监管重点应该集中于金融和财务方面。为了防止营私舞弊的行为，应该将财务公开化，并且进行绩效评估和严格的处罚制度。
总之，要坚强社保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就要加强基础管理和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严禁挤占和挥霍浪费。使社会保险基金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广大人民收益，更好地保证和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
2、李连友.社会保险基金运行论[M].西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在美国，跨州的商业活动一般由联邦政府管理，但保险业却是个例外。保险业在美国传统上一直由各州自行管理，保险公司的经营许可证也由州政府颁发。早在1850年以前，由于购买保险者较少，保险市场很小，故各州的保险管理法规很少，如对保险公司并无需要缴纳保证金，以便保证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而且对保险公司的投资也不作任何约束。这种松散的管理方式对保险公司的发展不利，对保险的消费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更不利。随着美国保险业的发展，公众要求保险业加强管理的呼声日益高涨。1850年，新罕布什尔州首先设立了第一个保险委员会，对该州保险业进行监管，这可认为是美国最早的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随后，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康乃狄克州和纽约州等纷纷效仿。到1871年，几乎所有州均建立了保险监管机构。而联邦政府仅监管具有全国性、不易由各州自我管辖的险种，如洪水保险、农作物保险、犯罪保险和变额人寿保险等险种。
一、州保险业监管的模式
美国各州对其州内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一般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方监管模式。
（一）立法监督管理
美国各州立法机关均制定保险法规，以规范保险公司、保险中介人等的保险经营活动，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持保险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这些法律一般都对保险公司的注册和领取营业执照，业务范围，解散、清算和破产以其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准备金，费率的制定标准，资金的运用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如著名的纽约州保险法（NewYorkStateConsolidatedLaws）共99条，约200万字以上，内容主要以保险业法为主，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均有详细的规定，对其他州保险法的制定影响较大。而加利福尼亚等少数州的保险法主要以保险合同法为主，侧重于调整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保证双方行为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
（二）司法监督管理
通过州法院在保险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后进行判定得以实现。主要体现在法院具有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权。另外，州法院被赋予其他一些权力，如审定州保险法规的合宪性和检查州保险监管部门行为的合法性等。
（三）行政监督管理
州保险的行政最高监督权由州保险监督官（thesuperintendentOfinsurance）执行。其中有的监
督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的则由州长直接任命并由州立法机构批准通过。另外，各州往往另设保险监督副官若干名，以协肋监督官执行工作。保险监督官的权力主要集中于核发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监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用状况，管制保险险种的费率，给予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人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方面。当然，以各州保险监督官为成员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在各州保险监督官执行监管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保险业监管的组织体系
1871年，全美各州保险监督官组成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Commissioners—NAIC），其主要任务是向各州保险监督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定期相互交流保险监管的信息与观点，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同时，由于NAIC拥有大量的财务和市场数据，因此它还制定保险教育和培训计划，起草规范的财务报表，出版保险刊物，以协助各州保险监督官之间分享保险监管的经验和技术。虽然NAIC制定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确实对各州保险监管的有效实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NAIC拥有一个全美范围内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数据库，各州保险监管部门以及其他的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从中获取信息。由于NAIC要求保险公司有统一的财务报表及会计准则，并且有可以压缩90％文件的计算机磁盘存储技术，从而它的数据库信息包括了近5000家保险公司最近10年内的年度财务信息以及最近两年的季度财务信息，并且某些年度信息数据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期。NAIC的财务数据库在帮助各州进行保险业监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控和实现其他金融分析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保险业监管的手段
（一）保证金制度和清算制度
各州保险监管部门一般均规定，保险公司设立时，应按资本金或基金（相互保险公司为基金）的一定比例向保险监管部门指定的银行缴纳保证金，以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非经批准不得动用。较早建立该保证金制度的分别为纽约州（1947），新泽西州（1952），马里兰州（1965）。1989年，NAIC制订了保证金法案，提供了一些各州可共同使用的方案。至1991年，保证金在全美累积已达到42亿美元。当保险公司的盈余账户达到某一不可接受的水平或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被保险人利益时，州保险监管部门便会介入该保险公司的经营。如果这种介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监管部门便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如涉及的是小保险公司，州监管部门便会让大公司兼并该小公司，或动用保证金对该公司清算。如涉及的是大中型保险公司，就采取包括没收财产、令其停业整顿、清理债务和宣布解散等措施。当然这些都须事先经法院批准。
事实上，无论大小保险公司的经营失败都会使被保险人失去原来保险合同中的某些权利。如果是人寿保险公司破产，保单持有人将不能得到保险合同中许诺的投资回报。各州对受损的被保险人将给予一定的补偿，但必须视各自的条件而定出不同的补偿标准。如一些州补偿个人被保险人时明显优于公司被保险人。
（二）法定责任准备金提留制度
各州保险法均规定，保险公司在业务经营中，必须依法提留各种准备金，即保险人必须为承担未到期责任和处理未决赔偿而从保险费收入中提存资金准备。准备金包括：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保险准备金不是保险企业的营业收入，而是保险企业的负债，保险企业必须有与保险准备金等值的资产为后盾，才能确保公司的偿付能力。各州监管部门正是通过监管保险公司及时、足额提取准备金，合理地使用好准备金，来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保证保险公司安全经营。
1992年以前，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仅要求保险公司拥有单一的准备金，即强制的证券价值准备金（MSVR）。自1992年起，要求保险公司拥有两种不同的准备金，即资产价值准备金（AVR）和利息保持准备金（1MR），以保护被保险人由于保险公司投资失败而带来的损失。AVR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由于保险公司资产在销售时低于资金成本所作的储备，这主要是考虑到普通股和优先股、抵押贷款、房地产等的投资风险。公司必须在NAIC提出的指导比例下，根据自己的资产情况，在AVR账户下存有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例如，普通股和优先股的指导比例是1％，抵押贷款的指导比例是3.5％至10.5％。IMR则是为了由于政府债券利息的变化引起保险公司损失而作的资金准备。
（三）常规审计制度和清偿能力测试制度
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和NAIC都要求保险公司按时递交年度报告。这种报告采用NAIC拟定的基本格式，包括保费收入、费用开支、投资项目、准备金的提取等一系列财务统计资料。各州保险监管部门每三年对这些报告进行审计，并邀请其他州监管部门派代表参加。而NAIC的审计则是把全国分为6个区域，各区域有一名代表参加。
为了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前，对保险人的清偿能力即已了解，NAIC通过电脑对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早期警戒系统（1RIS）。IRIS主要分析以下比率：（1）资本金和盈余率；（2）总收入和净收入；（3）佣金与费用和保险费与最低资本金；（4）投资收益率；（5）保费变化；（6）准备金变化。如果IRIS对某保险公司的分析结果超出预期正常结果，州保险监管部门会对该公司密切注意，追查原因和规定其限期改正，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1992年，NAIC又制定出一套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新的资金要求系统（RBC），以防范新的风险。后来又将之扩展到财产保险公司。RBC的标准和原来IRIS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对于财产保险公司而言，RBC要求的资本金数额由下列风险因素决定：保险公司的财产风险、信誉风险、承保风险和巨灾风险等。对于人寿保险公司而言，由下列风险因素决定：保险公司的财产风险、承保风险、利率风险和商业风险等。第二，RBC考虑了保险人在承保险种和投资方向上的不同。如两个保险人在规模方面虽然类似，但一个保险公司经营保守，而另一个较为大胆创新。在以前的规定下，两个保险人要求有相同的最低资金额，但在RBC下，后者将被要求更高的资金额。采纳RBC的目的是保障由于保险人的经营失误所带来的风险。
很显然，RBC比以前的最低资本金和盈余金的要求更适合当今美国的保险市场。如果现在保险人不能满足RBC的要求，当它达到严重程度时，保险监管当局将会采取相应的对策。虽然NAIC禁止RBC公开使用，以作为评价保险公司等级的工具。但这种系统却很容易被公众所了解，而许多保险公司的管理部门也开始想方设法改进RBC测试的结果。这种情况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能会引起保险公司过会注重投资和承保的决定，而反过来会影响保险公司今后的盈利。
（四）保险价格的管理制度
保险市场上不能使用开放而无限制的价格竞争，因为保险价格在最终成本出来以前早已制定。价格过低，虽然若干年后才会发现，但仍会导致保险人最终破产。而过高的不必要的高价，又会导致被保险人利益的损失。因此，在保险市场上，保险价格的管理，即保险费率的管理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各州保险价格管理的近期目标是：保险费率公平、足够和无歧视。公平意味着费率对于被保险人存在的风险来说并不太高；足够意味着在精算的基础上，费率又不太低；无歧视意味着相似的风险应有接近的价格。各州保险价格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保险人的清偿能力，避免被保险人因为保险公司的管理漏洞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相对于商业公司的被保险人而言，个人保险中的被保险人由于保险知识的匮乏，更容易由于保险人管理的缺陷而遭受损失，因此，美国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对个人保险险种的费率管理更加严格。而对于保险人在制定商业财产保险和再保险费率时，由于被保险人往往是企业，所以，保险公司往往有很大的自由度。
现在美国各州一般主要有三种价格管理方式：（1）事先批准式。要求保险公司在使用某险种费率前应得到州监管部门的批准。例如，纽约州规定，劳工赔偿保险、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拥有权保险和机动车辆保险等的费率，必须事先向州监管部门申报，经同意后，保险公司方可按其申报的费率承保业务。其费率只能在2％幅度内上下浮动。（2）开放费率式。允许保险公司使用自己选择的费率，但使用后必须将费率在州监管部门归档，并允许监管部门随时提出废除任何正在使用的费率。各州监管部门一般对个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等费率，均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既保留了保险公司享有的自由使用费率的权利，又保留了州监管部门的监管权利。（3）统一费率式。在某些险种中，如汽车责任保险和火灾保险，各保险公司往往都使用美国财产保险费率制定局（ISO）、美国保险服务协会（AAIS）和全美劳工险联合会（NCCI）等费率组织提供的统一费率。但这种方式违反了联邦反托拉斯法，有联合制定价格之嫌。而且，由于大公司统计数据齐全，明显在竞争中占有优势。因此，1989年，ISO首先宣布不再向其成员保公司提供费率，以后只是提供损失成本的趋势，成员保险公司可以免费使用这些损失数据，然后结合自己的费用来制定自己的费率。从1990年开始，其他费率组织也相继采取了这种措施。
（五）投资活动的范围限制
保险公司并不可随意投资，因为拙劣的投资可以导致保险人破产，最终也危及到被保险人的利益。所以，各州监管部门都制定了严格的投资范围、保险资金运用的结构和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投资种类等。
一般地，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允许保险公司投资的对象为：美国政府债券、州或市政府债券、加拿大债券、抵押贷款、高质量的公司债券、限额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等。同时，规定通过各种形式运用的资金占其总资产的比重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例如，纽约州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债券（政府债券除外）不得超过其被州监管部门承认的总资产的10％。
另外，由于人寿保险公司持有大量投保人的储蓄金，而且人寿保险合同持续时间较长，所以监管部门都严格限制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资领域，特别是严格规定执有普通股票的比例。比如在纽约州，这比例应是保险人可被承认的财产的10％。而且，如果人寿保险公司提供以投资为基础的新险种（如变额人寿保险和万能人寿保险），还必须遵守其特殊的规定。相反，财产保险公司在投资范围方面往往有较大的自由度。
（六）对保险公司资本金和盈余金的规定
保险公司在开办前都必须符合各州保险监管部门的许多规定。最为重要的是最低数目的资本金和盈余金要求。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资本金要求，不同类型的保险人的资本金和盈余金要求也会不同。例如在佐治亚州，规定保险公司必须维持的最低资本金和盈余金为300万美元。而有的州标准很低，如科罗拉多州，对于人寿保险公司仅需60万美元的最低资本金。如果外州保险公司到其他州去营业，还必须拥有该州的营业执照，即也必须符合该州对保险公司资本金和盈余金的规定。这种要求便于管理和控制外州保险公司在该州的经营。
总之，美国保险业监管制度的最终目标是：（1）促进保险人的清偿能力，保持社会公众对保险制度体系和机构体系的信任。（2）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和打击保险行业的犯罪，维护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3）确保保险公司有健全的管理和财务状况，并对保险投资人提供一个公平及自由竞争的保险市场。
四、美国保险业监管制度的借鉴
随着中国保险业的高速发展，中国保险业监管的方法、手段、水平、力度也在逐步提高。但我们也看到，加强保险监管、规范保险市场秩序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保险市场上存在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保险业监管系统应借鉴美国先进的监管经验，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建立保险监管责任制，逐步改进和完善保险监管手段。
1.尽快完善我国保险业监管法律法规体系WTO的加入，意味着今后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使我国保险市场向规范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虽然自1995年《保险法》颁布以来，我国在保险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方面已取得很大进步，先后制定了包括《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保险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在内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但相关的规范保险市场主体行为的法规和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尚未形成规范保险市场所必须的法律环境。因此，我们现在要依据保险市场开放的现状、加入WTO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和经营情况、国际保险监管趋势的变化状况，参照国际惯例，全面清理与WTO基本原则和对外承诺不相符的内容，尽快修改和完善保险法，出台一系列与保险法相配套的各种法律法规，以便充分发挥保险法律的引导和保障作用。同时要加大保险执法监督力度，坚持依法行政，努力提高保险业的执法水平，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
2.建立我国自己的保险业早期警戒系统指标体系监管体系的内容具体表现在许多方面，但突出监管偿付能力的核心地位，建立一套完整的控制指标体系，无疑是加强保险监管、改善保险监管的首要任务。我们应参照美国IRIS比率指标体系，建立自己的保险监管指标监控系统，如建立最低资本充足率制度，把对保险公司资本的监管方式，从静态监管变为动态监管，把偿付能力监管由一年一次的年终监管转变为以信息制度为基础的经常性监管，指导和督促保险公司适时监测自身的经营管理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以保证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水平。另外，应逐步做到将监管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以加强社会监督。
3.加强保险监管报表报送制度的建设财务报表是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管的首要工具，切实提高报表的分析质量，充分地利用设计科学的报表和指标对保险业进行全面的、及时的风险监测及监管，是对保险业实施非现场监管的前提。为了达到利用报表进行监管的目的，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险监管部门应配备专业的分析人才，适时、有效地评估报表。第二，充分利用IT技术，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第三，开发财务报告评估系统，及时分析财务报表，将风险抑制在萌芽状态。第四，条件成熟时将监管部门评估系统与保险公司联网，以便早日发现问题。第五，保险监管人员在审核时，不仅要看该保险公司最近年度的情况，还要研究数年来的模式和趋势，以便提高分析的质量和监管水平。
一、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发展
现代中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开始于80年代初，最早是日本三井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安田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等于1981年在北京正式设立代表处。[2]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后，大批的境外保险机构蜂拥而至。到1995年10月底，已经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77家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在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大连等地共设立了119家代表处。[3]到1999年底，这一数字又有大的发展，中国已经批准了4家中外合资报保险公司，11家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另有4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家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正在筹建；[4]已经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13家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14个城市设立了196家代表处。[5]截至1999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在华总资产达44亿元，保费收入18亿元。[6]
外资保险机构为什么对进入中国如此地热衷呢？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外资保险机构的本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比较成熟，保险市场同样不例外。激烈竞争的结果，已经使很多的发达国家保险市场渐趋饱和，进入微利期，要想在这样的市场上取得比较大的发展是很困难的。这样，资本的本性使其竭力寻找哪怕只高一点点的利润，发达国家的很多保险机构便纷纷寻求由国内转向全球，特别是试图在还有很大开发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占有一席之地。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从保险深度的实际比较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大之上在4%左右。依此为标准，我国1996年度68593.8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应该有2743.8元的保险总需求。然而，1996年我国实际保费收入仅756亿元，还有约1969亿元的保险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可见市场之广阔。以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计算，2000年的保险总需求将达3732.8亿元。这就使得国外各著名保险机构纷纷垂涎中国市场，想在市场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7]
下面以一些具体的例子介绍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的发展经营情况。
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是第一家在中国开展经营性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分公司。199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根据《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营以下三项业务：（1）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和与其有关的责任保险；（2）外国人和境内个人缴费的人身保险业务；（3）上述两项业务的再保险业务。[8]我国首先选择这家保险公司在上海营业是有原因的。美国友邦（AIA）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成员之一，该集团拥有资产总值近1150亿美元，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400多家分支机构，业务网络遍及世界主要地区，在香港和东南亚，该公司也是最大的人身及产物承保公司，牢固地确立了“第一流的寿险公司”的地位。到1995年，上海友邦共有员工300多热，同时组织了一支由4000多名营业员组成的寿险营销队伍，运用AIA的工作原则和方式，把国际做法引进上海市场，在上海保险业刮起了强劲的“友邦旋风”，带动中国本土的保险企业纷纷进行了行销方式的重大变革。[9]上海友邦的经营业绩也是很显著的。被批准的第一年，1992—1993会计年度，报废总收入1928万元，到1995年，全年保费收入就达4.15亿元。1995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AIG有在广州分设了经营寿险的美国友邦保险（广州）有限公司和经营财险的美亚保险公司。[10]
英国塞奇维克咨询公司是英国最大的保险经纪人，劳埃得承保人，是欧洲最大、世界第二的保险经纪公司。早在1981年7月，该集团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1993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在北京设立“塞奇维克保险与风险管理咨询（中国）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在中国营业的外资经纪公司，也是前几年唯一有资格进行保险经纪活动的外资公司。[11]
二、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
外资保险机构的发展中也有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数字表明，1998年境外保险机构驻华代表处、未获准入的境外保险公司、境外经纪公司及其它保险咨询顾问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保险经纪业务手续费收入月4.2亿元人民币（据称，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12]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1.有关当局已经采取的监管举措
1999年12月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前，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一部分，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管机构统一进行监管的。由于整个保险业的起步较晚，对人行来说，保险监管相对于银行监管居于次要的地位，保险监管职能客观上有被弱化的倾向。监管工作中重审批、轻管理，主要的工作是忙于审批新设企业和机构的资格与经营范围限制。而对具体的市场情形，如保险条款、非律规定是否符合保险原则和奉献水平，监管人员很少进行科学的测算与核实，致使一些保险企业自行开发的险种或者报来即批，或者根本不报批。[13]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成立后，专门负责对保险业进行监督管理。有了专门机构，有了专门人员，对保险业的监管就有所加强。保监会首先从混乱的保险中介市场的清理整顿入手。1999年3月10日、11日保监会召集在华营业的各保险公司和在华合资保险代表处负责人，召开“清理整顿保险中介市场动员会议”。1999年3月30日，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公告，严禁境外保险机构非法从事保险及其中介活动。5月10日，保监会责令英国塞奇威克保险与风险管理咨询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停业整顿三个月。保监会指出塞奇维克存在以下问题：超范围经营，违规像集团公司上交管理费；资本金不足，高级管理人员未经有关监管部门进行资格认定，违规核销应收帐款等。9月9日，保监会通告，宣布撤销英国怡和保险顾问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取消其首席代表的任职资格。[14]保监会的以上举措，有力地整顿了保险中介市场的混乱情况，有助于整个保险业健康地发展。2000年4月，保监会有严肃处理了北京安邦保险公司等两家保险公司；[15]2000年6月12日，保监会又宣布对三家严重违反有关保险法规的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处予以撤销。[16]
2.现有的监管法规
依法监管，是法制的一个基本要求。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更应该如此。这方面的依据首先是《保险法》关于监管的规定。不过，保险法的规定比较原则，而且适用于整个保险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和后来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作为监管机构，曾了不少的具体监管规定。1992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1999年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在听取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了《外资保险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2000年3月了《保险公司管理办法》，这三个文件是目前对外资保险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主要法规。另外《境外保险机构财务管理办法》的制定工作也已经完成，[17]并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已报国务院批准。[18]
3.监管的具体方面
（1）准入监管
一般来讲，有与保险也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各国政府对进入保险市场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以避免由于进入者资本实力、管理经验不足而引起的保险机构的停业，导致社会的波动。从一个国家来讲，保险市场得准入应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大众的需要。具体操作上，我们国家的《保险法》维保险业的市场准入规定了最低标准，在坚持产寿分业经营的前提下，在全国范围内经营的保险公司实收货币资本金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在特定区域内开办业务的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对外资保险机构的选择，标准一般会更高一些，要求进入本国经营的外国保险机构本身在国外的经营业绩良好，有着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外在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需经中国主管部门逐案审批，从最初批准的没够友邦等公司的情况来看，管理部门为了让进入本国的保险公司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他们适用的标准还是很严格的。[19]但是，在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需要给与外国众多的保险公司以市场准入，适用什么样的标准还是一个尚不明确的问题。
（2）财务监管
对外资保险机构财务监管的目的在于保证该保险机构具有财务偿付能力。虽然经过审批准入的外资保险机构大都实力雄厚，但仍不能排除其经营中丧失偿付能力的可能，对其进行财务监管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为此专门制定了《境外保险机构财务管理办法》，不过该办法尚未，作者也未能得其详，下面仅从一般财务监管的角度稍加分析。第一，偿付能力的标准。《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保险企业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偿付能力，保险企业的实际资产减去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传统上，如果一家保险公司想保证足够的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其资产总额必须超过其负债总额。这一观念1946年首先在英国推行，并坚持产线公司的资产总额必须超过其负债总额达保费收入20%多，这一标准被很多国家所接受。[20]中国具体掌握的标准上不得而知，但是保险法的之一规定在其它法律法规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是应该适用于外资保险机构的。第二，准备金。保险公司必须有足够的准备近来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制定合理的准备金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制定准备金的标准应该考虑保单的种类和期限等，使保险人在保证有足够偿付能力的前提下还可以进行健康的、充满活力的竞争。制定出的准备金标准应该同时适用于内资和外资保险机构。第三，资金运用。投资管制是保证偿付能力和维持保险公司准备金的一个有力武器。限制某些不正当的投资风险，并相应确定保险基金投资范围与投资比例要求是很必要的。1999年末，中国保监会对保险业的投资范围特别是向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做出了规定。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其他金融部门的投资应该受到特别的注意。
（3）产品监管
由于一般人可能无法了解保险产品的实质，可能会有保险人在单方面制定条款时隐含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等，对保险产品的监管就是必要的。而且，外资保险公司往往借助外国的经营经验，涉及出一些中国公众所不熟悉的新产品，对这类保险产品根据保险原则和有关的法律规定进行监管就显得更为重要。第一，保险条款申报审查。在很多国家，监管机构都要求保险人必须将构成与保户之间合同关系基础的文件呈报审核，如保单、保险条款、投保书等各种保险合同要件。我国保监会也要求各保险机构包括外资保险机构将这些文件报审。第二，费率制定。有监管机构来管制费率的做法是一种消费者最终保护措施。一般来说，把费率定在最高限制内好让基本的风险有足够的保险并使保险公司有起码的利润，以确保费率足够单不过量，并不存在不合理的歧视性，而是消费者“买得其、买得到、并受公平待遇”。[21]
（4）业务监管
业务监管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公众免受保险人的不合法或不到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合理待遇，并保护公平竞争。第一，分业经营。与当今世界银行、证券、保险日益走向混业经营的趋势不同，我国不但强调各金融行业分业经营，在保险业内部也强调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分业经营。《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外资保险机构。1995年，AIG在广州设立分公司的时候，就分设了经营寿险的美国友邦保险（广州）有限公司和经营财险的美亚保险公司。[22]第二，合同的定理和旅行。保险业开展业务活动可能存在三个渠道：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和直销业务员。对保险业务秩序的监管就是通过对经纪人、人、与业务员的执照管理和业务活动监管达到的。我国《保险法》第二章对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坐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于1996年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修订为《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1998年2月又了《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对这些主体的任职资格、业务活动等做出了法律规定。但是，中国保险业最混乱的地方就是保险中介市场，特别是经纪人市场。外资保险机构由于缺乏本地资源，就招募了大批业务员、保险经纪人，但对这些人管理上往往跟不上，造成了中介市场混乱。一些未获批准进入市场的外资保险机构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中来。从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整治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监管是多么必要了。
三、完善对外资保险机构监管的建议
1.关于统一监管
统一监管是指保险监督委员会对国内和外资保险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在监管上不再去分内自与外资，都适用一样的法律，实施同样的标准。这是许多外资保险机构的愿望，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监管要求。一家外资保险机构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指出：作为外国保险公司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对外资保险机构不应设置特殊的法规和规定。获准在中国营业的外国保险公司应该和中国国内的保险公司一样遵守相同的法律和规定，如果特殊规定太多，整个法律体系就会变得透明度不高。[23]在这样的市场也不利于开展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国保险业也就不能够尽快走向成熟、走向世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和原则，仍然将内资外资保险机构明确地区别开来实施不同的法律和监管标准，也将是不被允许的。在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谈判金融服务自由化协议的时候，给与国外、国内公司相同的待遇就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24]1997年12月达成的《金融服务协议》在市场准入和平等待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保险行业。[25]市场开放的结果必将是统一的监管，统一的监管将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中国已经在某些方面实施了内资外资的统一监管，整体的统一监管计划似乎也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的加快而变得很有希望。2000年3月颁行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就没有区别内外资企业而同样适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呈递已近一年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至今尚未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似乎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26]
2.关于放松监管
在国际上，减少对保险业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所有新兴市场的监管者都意识到了改进其监管制度的必要性”。[27]特别是欧盟的“欧洲1992”计划实施后给欧盟各国保险市场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成功，更使全球出现了放松对保险业监管的呼声。1994年7月1日起，欧盟建立统一大市场的第三代决议开始实施，这些决议关于保险行业的三个核心部分是统一欧洲共同体的营业执照、实施本国监管原则、取消对保险业的高度监管。欧盟各国开始把对保险公司的监管限制在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上，保险任何被保险人可以自由协商保险价格和保险条款，过去通常实施的获得事先批准的要求已经不复存在。减少监管思想的逐步实施使欧洲保险市场进一步一体化，许多国家尚不发达的保险市场得到了迅速开发。[28]那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需不需要跟随这股国际潮流呢？在中国的外资保险机构也有些人提出了适当放松监管的要求，前面提到的那位外资保险机构北京代表处的负责人就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应该自主决定经营多少保险产品”。[29]本文作者认为，由于中国保险市场的真正形成实践还很短，在改革前，中国的保险公司更像是一种官办的事业，而不是市场主体。在目前中国保险各个方面都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不宜放松监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监管，市场刚刚形成，还很混乱。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清理之后，形成了比较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在某些方面如保险产品的设计等上面，可以适当放松监管，更多地让市场的力量说话。但是，在目前阶段，我们应该研究欧美国家保险监管的经验和教训，以便日后为我所用。
3.关于行业自律
保险行业监管是保险监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是依靠各保险组织共同达成的自律协议，相互监督、按规经营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它对维护保险经营秩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英国，就主要依靠行为自律管理，维系了保险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安全。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行业自发组织的自律，如1997年上半年，北京、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纷纷成立保险同业自律组织，制定公约，防止不正当竞争；1997年9月，全国13家中资保险公司的负责人汇集北京，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保险行业公约。[30]本文作者也认为，组织全国性的保险机构自律组织并将外资保险机构纳入其内，让这种更具弹性和活力机制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承担某些监管和风险防范职能，是可行的，也是符合统一监管的发展方向和要求的。至于让外资保险机构自性组织自律阻止则是不可取的，这样无异于加剧本来就不够统一的保险市场。
[关键词]条款费率，监管，公众利益，产品创新，偿付能力，信息披露
保险条款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关于保险权利义务的约定，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定式合同，一般而言，条款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且内容复杂，专业性强。保险费率是特定保险险种中每个危险单位的保险价格。为避免投保人接受不公平的条件，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为减少保险公司因竞争压力对投保人作出不合理的承诺和防止保险费率上的恶性竞争，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部分国家(地区)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严格监管，也有的国家(地区)对保险条款费率放松监管。
一、从监管理论分析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动因
(一)公众利益理论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的资源误配，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人们购买保险是为了通过交纳固定的保费获得未来的保险保障，保险条款费率是否合理科学，直接影响到保险客户的利益。保险客户交费在先，保险公司赔款或给付保险金在后，保险公司能否依据条款履行合同承诺，关系到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保险经营主体能自由进入和退出，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所有的卖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同质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和价值不偏离。在这种市场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保险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趋于边际费用，达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实际是不存在的，市场并非万能，市场失灵问题难以避免。如不合理条款费率对消费者利益可能造成侵害，还容易产生外部效应，一种产品的问题可能造成消费者对其它产品的不信任，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连带效应或集中挤兑。市场中还存在“免费搭车”问题，在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客户从众心理严重，对保险条款费率不加以研究，对自身的利益漠不关心等。市场失灵也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破产和偿付能力不足，损害广大被保险人利益。为了保护公众利益，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政府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买者和卖者才可能拥有与交易有关的充分信息，但这种条件是不存在的。况且，保险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一般而言，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制订，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积累的信息、数据，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设计条款费率时更多考虑自身的利益，客户只有买与不买或买何种保险产品的选择。为确保保险合同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保险条款往往复杂难懂，保险费率的精算更不是一般社会公众所能做到的。客户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资信状况也往往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对保险标的风险情况的掌握远不如保险客户，很大程度上依靠客户“如实告知”，现实中存在较多的客户有意无意地隐瞒保险标的的真实状况，逆选择问题突出，有的甚至恶意骗赔。为防止保险公司以信息资源优势侵害客户利益，必须有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管机构对保险业进行监管。为减少和控制保险客户利用对保险标的的信息优势欺诈保险公司，也必须由监管机构加强对保险产品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及产品销售环节的内控进行监管。
(三)破坏性竞争理论
破坏性竞争理论认为，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往往存在破坏性竞争行为。破坏性竞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过度竞争和价格不适当。保险业的过度竞争会使成本不合理攀升，产品价格与承担的风险责任严重不匹配，产生经营亏损，削弱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侵害公众利益；价格不适当，不论是价格太高或太低，都会对公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从保护公众利益和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出发，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进行监管。
二、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一)国际上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主要模式
由于各国(地区)的市场条件和监管理念差异，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不同的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保险费率及条款监管制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模式：以市场自律为主导的松散型模式、以政府监管机构为主导的严格型模式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模式。松散型模式指国家一般只规定保险公司有一定的接受检查义务和资料公开义务，而对其经营不直接进行干涉，松散型模式以英国及我国香港地区为代表。严格型模式指国家颁布了完善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保险监管机构也有较强的权威，对保险公司的整个经营过程和全部经营活动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监管(如统一保险市场的条款和费率)，严格型模式以改革之前的日本、德国为典型。混合型模式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保险业的准入条件，规定保险公司从业遵守的准则，对某些重大事项进行直接监管，混合型模式以美国、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英国：采取松散型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重点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避免保险公司经营失败、破产，损害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定，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英国的保险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其监管机构注重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促进竞争，强调市场效率。主张承保条件、承保费率自由竞争。
日本：采取严格型模式。以前日本的保险法对保险条款费率有严格的规定。日本的保险公司作为保险费率算定会的会员，有义务遵守算定会厘定并经大藏大臣认可的费率。随着日本新《保险业法》的颁布，从1998年7月1日起，废除了保险公司必须遵守算定会费率标准的规定。算定会只提供纯费率，保险公司在纯费率的基础上，依据公司的经验数据和管理水平拟订附加费率。纯费率加上附加费率构成产品费率，保险商品仍须送交金融厅审核后才能开始销售。金融厅对保险商品条款和费率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对于商业保险领域的商品则采取核备制。由于算定会提供的纯费率是在全国保险数据的基础上精算出来的，如果保险公司不使用，应向监管部门说明理由。说明日本保险监管机构对费率依然实行监管和调控，并非放任自流。
美国：采取混合型模式。美国的保险监管是通过州监管当局来实施的，各州制定保险监管法律，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统一各州保险监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州保险法内容上已无多大差别，对条款费率的监管采取审批制和备案制。保险公司的条款费率必须报监管机构审批或事前备案，也有产品采取边呈报边使用的事后备案制。如纽约州的车险条款费率实行审批制，监管机构不仅对公司提出的费率进行审核，还要对条款的可读性进行审查。
(二)国际保险条款费率监管模式的启示
1.对保险条款费率采取何种监管模式，取决于市场条件。在接近完全竞争的较成熟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完善，保险经营主体、消费者理性成熟，偿付能力监管到位。保险产品将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极为丰富，信息透明，消费者可以获得且有能力去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同质保险标的的平均损失率对保险费率驱动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放松乃至放开条款费率监管都具有可行性。如英国，首先是有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崇尚自由竞争；其次是有发达的经纪人制度，英国9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由经纪人介绍成交的，能够通过经纪人在纷繁复杂的保险条款费率组合中选择最经济的一种；再者，在监管手段上有完善的数据搜集系统、偿付能力监控系统和法定会计制度，监管机构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状况，对偿付能力不足的公司及时予以处理。
2.从全球监管来看，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条款费率的监管呈放松监管的趋势，逐步走向市场化，由事前监管为主向事后监管、由合同条款和价格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为主转变。但在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仍实行适度的政府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市场化不等于完全自由化，不等于放任自流。
3.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发育成熟，公司治理逐步完善，内控逐步健全，保险公司能够真正以“经济人”理性经营；保险信息披露增强，保险客户日益成熟，能够理性选择公司和产品；保险中介市场不断发展，保险中介能够真正帮助保险客户做出正确投保选择；偿付能力监管逐步到位，能够及时预防和处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出现的问题。我国未来保险监管的发展方向应是逐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增强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但目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参与各方不成熟，市场失灵情况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保险公司非理性经营行为仍较普遍存在，中介市场不发达，投保人对条款费率缺乏足够的了解，偿付能力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如果放松条款费率监管，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也难以保证条款费率的公平性，被保险人的利益难以保障，保险公司也可能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甚至破产，所以，尽管条款费率的监管费时费力，监管成本高，从长期来看，监管也难以左右费率的走势，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必要对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和执行进行必要和足够的引导和干预。
三、我国保险条款费率制订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03年之前，我国主要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监管机构制订，其他险种的条款费率由保险公司制订，报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从2003年1月1日起执行的新《保险法》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批，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监管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管机构备案。恢复国内保险业务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为满足社会对保险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不断研制开发保险新产品，保险产品体系初步形成。但部分公司保险条款费率的制定和执行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产品雷同多
由于保险产品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新产品一经面世，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造成有的公司对产品开发重视不够，投入开发成本少，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照搬照抄，或对保险责任和费率简单微调，市场上产品雷同现象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上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险保障需求，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保险产品严重不足，因产品“拿来”容易，抑制了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也挫伤了创新产品的公司的积极性，不利于保险市场的繁荣，也不利于保险公司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二)相当部分产品适销性差
产品设计方面存在市场营销理念不足的问题，往往“以我为中心”，片面强调风险控制，条款中责任范围窄，罗列众多除外责任，造成产品不能适销对路，在一些责任险产品中表现得尤其突出。由于产品设计的职能主要集中在总公司，保险分支机构对产品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市场需求信息不能及时完整地反馈到总公司，产品开发方面存在市场调查和可行性论证不足和上下脱节、供需脱节的问题，虽然各公司向监管机构备案的产品数目众多，如产险公司报备的产品有1000多个，但真正适销对路的产品少，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三)有的产品条款通俗性不够
条款内容复杂，专业术语多，晦涩难懂，投保人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保险展业人员对条款进行解释说明，如果展业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或因利益趋动不尽职履行说明义务，则容易造成误导，埋下日后纠纷的隐患。特别是面向“三农”的产品与在城市销售的产品未加以区分，通俗性不够，农民看不懂，难以激发市场需求。
(四)有的产品定价不合理
一是有的产品定价高，多年的赔付率处在低水平，而且属小额分散险种，经营效益稳定，不会产生巨额风险，而有的险种连年亏损，产生不同险种的客户保费的交叉补贴，造成不公平。对于高赔付的险种，有的公司进行严格限制，有的干脆“一刀切”，不经营该项业务，制约了业务的均衡发展。二是有的相同险种在不同公司之间的条款差异化不明显，但价格差异悬殊，且价格高低与公司服务质量没有明显相关性。这些情况容易引发违规经营，对价格虚高效益好的险种进行返还或支付高手续费，相同险种不同公司之间费率差异太大，费率高的公司的产品销售困难，也容易导致费率上的违规打折。
(五)有的条款费率执行随意
有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人员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不强，在执行经总公司精算制订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产品方面存在较大随意性，依照核保人员主观判断任意扩展责任和调整费率，有的总公司内控不严，在内控方面为违规行为留下操作空间，造成市场的无序和过度竞争，导致市场资源浪费，使保险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杠杆和信息功能受到干扰而扭曲，使行业发展出现高增长和低效率并存的状况。
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错综复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产品同质化严重，价格竞争占主导地位，引发一系列违规问题、内控问题、效益问题。造成保险产品创新不足既有企业内在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在制度设计上对产品创新的激励和引导功能不足，缺乏对产品创新的保护机制。二是偿付能力监管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目前保险市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司经营中盲目扩展责任、随意降低费率和从其他渠道套取资金支付高手续费、高返还等问题屡禁不止，监管机构花费大量的监管资源去查处，但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这些恶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会从财务数据中反映出来，通过加强对公司财务真实性的监管和偿付能力变动情况的监测，对偿付能力恶化的公司及时采取惩罚性措施，可以引导公司更加理性经营。三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市场约束与市场监控在产品管理中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市场约束机制下，信息披露加强，产品同时接受众多潜在监控主体的监控，主体包括：投保人、同业公司、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评级机构等。目前我国保险市场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还发挥不充分。
四、加强我国保险条款费率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从制度上鼓励产品创新，增强保险产品创新动力
一是对于新开发的产品规定适当保护期，保护创新公司的创新利益，避免同业不投入创新成本照搬照抄，挫伤公司产品创新的积极性，改变一家公司承担创新成本，整个市场分享创新利益的不公平局面；二是经过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新产品，规定其保障范围和保险费率应作为同类保险产品的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费率，各保险公司开发的与新产品保障功能类似的产品，应统一使用该基础保障范围和基础保险费率，也可根据市场需求适当扩展保险保障范围并同时合理提高保险费率，但不得缩小保障范围或降低费率，也不得以增加特约条款等方式变相降低费率或采取其他规避管理的方式；三是通过向各保险公司收取一定的费用，在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产品开发奖励基金，协会组织专家组对公司新开发或修订的保险产品每年进行评审，对于突破现行保险领域、有利于促进保险业做大做强的新产品给予奖励，弥补公司产品创新的成本，在整个行业营造鼓励产品创新的环境。
(二)加大偿付能力的监管力度，抑制非理性价格竞争
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核心，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严格的偿付能力监管，促进公司更加审慎经营，确保在任何时点上满足最低偿付能力要求、符合保费总规模和承担单一危险单位的保险责任的限制要求，从而避免片面追求规模，防止总公司的错误导向造成基层公司及员工不惜成本、不顾效益甚至不负责任地以违规扩展保险责任、降低费率和高手续费、高贴费的方式掠夺市场资源，跑马占荒，从源头上扼制非理性价格竞争问题。当然，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内控机制不健全，保险从业队伍参差不齐，仅靠偿付能力监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还需从市场行为的层面上加强对各公司条款费率执行、费用支付等方面监管，对不严格执行经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费率，无精算依据和未履行规定的程序，随意扩大或缩小保险责任，随意提高或降低保险费率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维护市场秩序。
(三)加强保险行业协会建设，提高对公司产品设计的支持力度
加强保险行业协会数据基础建设，由保险行业协会搜集各主要险种损失数据，建立数据库，供整个行业共享，为公司特别是新公司厘定产品纯费率提供更多数据支持，同时为监管机构在审批和受理备案保险产品过程中提供数据依据。对一些重点领域、重点险种，加大行业协会制订指导性条款费率力度，对于责任范围相近，但费率与行业指导性费率差异悬殊的，监管机构在审批或备案保险产品时应重点审查。避免同质产品费率差异太大，价格与价值偏离。
(四)加强对保险附加费率的监管控制，扼制高手续费、高贴费
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以高费用进行市场竞争的问题，特别是“限折令”出台、条款费率监管加强后，部分公司转向以高费用冲击市场，对业务员采取费用包干方式。有的总公司下达分支机构高营业费用率，加上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保险保障基金等近40%，另加上总公司本级的费用、公司预期利润率，产品的附加费率要达到40%才能满足上述要求。这一方面方面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投保人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保险分支机构可以从宽松的营业费用中套取资金用于争抢市场，使市场无序竞争加剧，保险业的成本和社会成本增加。所以，通过对保险产品附加费率的控制来抑制高营业费用是必要的。通过控制附加费率，在产品中降低预定费用率，执行中对超出预定费用率的予以查处，促进保险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