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01 18:34:1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现代法治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DSS；智能化；知识获取
一、引言
随着Internet和多媒体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制造业也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柔性化的方向发展，并由此涌现了各种先进制造概念与模式，如敏捷制造、虚拟制造、绿色制造、虚拟样机、动态联盟、企业重组等等。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其整个过程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不仅与设计制造技术有关，也与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经营管理与决策系统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相融合，是新兴的多学科交叉领域。
因此，必须采用跨越式发展的方式，融合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制造技术，从系统管理、产品开发设计方法/技术与技术装备等诸方面采取综合措施，为了支持现代制造业的整个组织管理决策过程，迫切需要研究和开发新一代的DSS。
本文就是在介绍当前DSS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制造模式的特点，研究了面向现代制造领域的DSS应具备的功能、结构、协调机制、系统层次与实现方式，最后展望了其发展方向。
二、DSS发展现状
DSS从其产生以来，其发展已从最初仅通过交互技术辅助管理者对半结构化问题进行管理一直到运算学、决策学及各种AI技术渗透到其中的各种实用DSS出现，其应用涉及到多个领域，并成为信息系统领域内的热点之一。但是传统DSS投入应用的成功实例并不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基于传统DBMS的DSS只能提供辅助决策过程中的数据级支持，而现实决策所需的数据却往往是分布、异构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中大多DSS的应用对决策者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专业领域知识也要有较高的DSS构模知识；因此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提出了多种类型的DSS，有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组织决策支持系统、自适应决策支持系统、战略决策支持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提出与实现，各自适用于不同的场合，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新的决策形势的需求。以下将对当前最主要的几种DSS发展加以概括论述。
2.1分布与群体决策支持系统
分布决策支持系统(DistributedDecisionSupportSystem，DDSS)与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roupDecisionSupportSystem，GDSS）均是八十年代来DSS研究与应用的热门方向，满足在制造业发展虚拟企业、网络化制造的需求。其中DDSS是对传统集中式DSS的扩展，是分布决策、分布系统、分布支持三位一体的结晶。GDSS则是面向群体活动的，它为群体活动提供沟通支持、模型支持及机器诱导的沟通模式3个层次的支持。GDSS与DDSS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对个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扩展，后者则是相对于集中式DSS而言的，两者研究的重点和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GDSS对群体决策的支持既可是集中式决策，又可是分布式决策。但通常情况下，群体决策是在分布环境下实施的，这就决定了GDSS与DDSS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GDSS大多采用分布式和分散式结构，系统支持“水平方向”分布式处理，即支持对数据对象的远距离操作；系统还支持“垂直方向”的分散式处理，即通过在用户和各应用层之间的接口，来实现各个应用领域的功能。
DDSS与GDSS的这种特性使其在企业动态联盟、网络化制造、CSCW、医疗等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有学者就针对企业动态联盟开发了一个决策支持系统，该群体决策支持系统采用开放式体系结构，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AVE组织建立辅助工具联合使用。整个系统可根据具体AVE问题建立不同类型的决策模型与决策知识，并通过决策支持系统通用开发工具定义各类决策功能对象，从而添加进系统，形成针对某类制造企业的部分通用AVE组织管理群体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而且系统的决策模型、知识与参考模型库亦将随着时间的增加不断扩充，适合基于Internet的计算机协同工作环境进行群体决策，为建立动态联盟的动态组织管理全过程提供问题求解与决策支持。
2.2组织决策支持系统ODSS
组织决策支持系统(OrganizationalDecisionSupportSystem，ODSS)是针对目前的多人规模管理决策活动已不可能或不便于用集中方式进行而产生的，它要求在更高的决策层和更复杂的决策环境下得到计算机的支持。对ODSS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但可通过其规模与其它类型的DSS区别开来，并且在要求上也与其它形式的DSS不同，它支持一个组织中多个不同功能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决策任务，而非关注于针对一个决策问题的单个决策者或一个决策组。ODSS主要是在分布式环境中，用户可以通过系统从不同区域独立、并行对其他用户进行访问、交流。
一般说来，ODSS应具有如下特征：1同时涉及公共数据和私有数据，同时涉及公共模型和私有模型；2一个ODSS可以跨越多个组织部门；3注重对决策者的内容支持（即提供分析工具帮助决策者进行问题分析），也注重对决策者的过程支持（即创建决策分析环境，支持决策者完成其决策过程中的各种活动）；4打破功能领域；5打破递阶层次；6有一组支持信息/过程任务的工具包，依赖计算机技术。
ODSS的上述特征使其在制造领域及CSCW领域中的得到了重视与应用。目前面向机械制造领域的ODSS的研究重点在于，根据当前网络协同设计特性，将Agent技术的分布式智能控制方法与ODSS的分布特性结合起来，利用多智能体系统适于求解功能或地理上分布的复杂问题和问题求解及推理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特点，来完成异地协同设计与制造的协作策略、知识共享和冲突消解等问题，提高整个ODSS的智能化程度，以适应于当前网络化、分布式的计算环境。如通过采用Agent封装、改造和扩展原有决策支持系统的问题部件、数据部件和模型部件，使整个系统具有更高的柔性。
2.3自适应决策支持系统
自适应决策支持系统（AdaptiveDecisionSupportSystem，ADSS）是针对信息时代多变、动态的决策环境而产生的，它将传统面向静态、线性和渐变市场环境的DSS扩展为面向动态、非线性和突变的决策环境的支持系统，用户可根据动态环境的变化按自己的需求自动或半自动地调整系统的结构、功能或接口。对ADSS研究主要从自适应用户接口设计、自适应模型或领域知识库的设计、在线帮助系统与DSS的自适应设计四个方面进行，其中问题领域知识库的建立是ADSS成功与否的关键，它使整个系统具有了自学习功能，可以自动获取或提练决策所需的知识。对此，必须给问题处理模块配备一种学习方法或在现有DSS模型上再增加一个自学习构件。归纳学习策略是其中最有希望的一种学习方法，可以通过它从大量实例、模拟结果或历史事例中归纳得到所需知识。此外，神经网络、基于事例的推理等多种知识获取方法的采用也将使系统更具适应性。
市场环境变化及产品开发过程是混沌的，因此有学者提出一种支持先进制造模式的基于自组织的决策模式及决策支持系统，系统以协同论和分形理论等自组织理论为基础，具有自学习、自适应、自身动态重组、适应混沌环境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在湍流、混沌的复杂非平衡环境下，适时、快速地设计新产品、重构制造系统，再造经营过程。
2.4基于数据仓库的DSS
在制造领域中，产品开发需要全面的、大量的信息，包括需求信息、竞争情报、管理信息、产品数据等等，并且很多信息要从分布、异构的海量数据中挖掘而得，传统的DBMS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基于数据仓库（DataWarehouse，DW）的DSS应运而生。数据仓库系统作为面向主题的、集成的、在一定周期内保持稳定的、随时间变化的，用以支持企业或组织决策分析的数据的集合，可将来自各个数据库的信息进行集成，从事物的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组织和存储数据，供用户进行数据分析，并辅助决策支持，为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决策支持信息与知识。数据仓库技术不是一种单一的技术或软件，它融合了数据库理论、统计学、数据可视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多项研究领域，在大量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知识，用于决策支持和预测未来。因此基于这一技术的决策支持系统为决策支持系统提供了可取的数据组织方式、为决策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工具，能有力地推动决策的现代化进程。
基于数据仓库理论与技术的DSS的研究与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其主要研究课题包括：①DW技术在DSS系统建立中的应用以及基于DW的DSS的结构框架；②采用何种数据挖掘技术或知识发现方法来增强DSS的知识源；③DSS中的DW的数据组织与设计及DW管理系统的设计。总的说来，基于DW的DSS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利用DW及相关技术来发现知识以及如何向用户解释和表达知识，为决策支持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持，有效地克服传统DSS数据管理难与忽视历史数据等问题。
2.5其它类型的DSS
DSS还有多种其它的形式，但它们均是从某个方面或某个过程出发对传统DSS进行改进而得到的，较出名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IntelligentDecisionSupportSystem，IDSS），另外还有支持高层决策的战略决策支持系统（SDSS）、决策支持中心（DSC）、执行信息系统（ExecutiveInformationSystem，EIS）、强调激发决策者灵感与创造力的积极型决策支持系统（ActiveDSS）等等；而从技术方面则注重引入Agent技术或群件、组件技术将各种形式的决策支持系统扩展为面向Intranet/Internet的DSS。
三、进一步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DSS研究走过二十几年的历程，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结合现代制造业与当前DSS的发展概况，笔者认为DSS及其相关领域将结合计算机网络、AI等领域的新发展，向着以下方向发展：
1）在Inter/Intranet环境下，体系结构朝着分布、分层、并行的三层结构方向发展。为了满足虚拟企业敏捷度要求并符合合作企业高度自治的特点，系统应具有较强的模型重组能力，并且各个决策单元可以独立工作，也可在求解过程中动态组合。系统的知识子系统可对整个系统进行协调、管理、控制和冲突消解，整个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可修改性。
2）随着决策环境的越趋复杂，一方面需进一步提高DSS本身的智能，另一方面人机合作和人人交流将是进行系统开发的重点；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重点应将DSS的基于逻辑和符号处理的理性决策能力与人类的直觉决策能力相融合，充分发挥人机各自优势来解决复杂决策问题；
3）鉴于充足的数据源是DSS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各地分布、异构知识源的获取、表达、管理与应用将成为研究重点。整个系统应支持多种知识表达方法和推理方法，支持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共存，将目前基于模型和数据库的DSS从过去仅将“数据”视为数值转移到支持建立基本文档的DSS。需要集成DW、DM与OLAP及其它KDD知识获取方法，将各类分布、异构的知识源集成起来，为决策者提供各种类型的、有效的数据分析，起到决策支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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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是传统的农业大市，耕地面积居全省第二位，是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验区、福建主要商品粮基地和农作物主产区，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较好的产业基础。当前，三明市正处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分散的小农生产向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加快转变。2013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9.44亿元，增长4.8%；现代农业产业总产值865亿元，增长17.9%；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532元，增长12.3%。在三明市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资金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在产业经营和金融需求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农业集约化经营逐步推进，规模化金融需求明显增多。2013年末，三明市土地流转面积达69.9万亩，占承包耕地面积的30%，其中流转给170家农业企业7万亩、6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9.7万亩、1071家庭农场5.7万亩。相比常规农业，现代农业资金需求大成为集约型农业的基本特点，特别是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资金和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
（二）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全方位金融需求增多。目前三明市已形成水稻制种、食用菌、茶叶、莲子等20条特色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链条前、中、后各环节结合更加紧密。在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涉农金融机构通过积极整合农业产业链，使原来分散的信贷主体相互合作、制约，农业产业链金融应运而生。
（三）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特色化金融需求增多。表现在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特色金融需求不断增多。截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56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505家、家庭农场1945个。
（四）农业功能向纵深演变，创新型金融需求增多。近年来，三明市农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加速融合，逐步形成了有机农业、循环农业、生物能源农业、休闲农业和文化创意农业等多种新型业态，创新型金融需求逐渐增多。
（五）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金融需求增多。农业科技项目及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都需要金融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与普及也亟需金融支持。目前全市有农机专业合作社157家，农机作业服务面积98万亩，总收入达5500万元，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一）涉农贷款稳步增长
“十二五”以来，三明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支农方式，拓宽金融支农渠道，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一是涉农贷款实现年均两位数增长。2011～2013年全市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420.74亿元、506.24亿元、585.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11%、20.32%、15.6%。二是涉农贷款占比逐年提高。2013年末全市涉农贷款占比为52.16%，比2011年末提高1.64个百分点。三是涉农贷款增幅高于各项贷款的平均增幅。2012年、2013年涉农贷款增幅分别高于同年各项贷款增幅1.28个百分点和2.43个百分点。
（二）金融支农体系初步形成
近年来，三明市农村金融取得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以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主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补充，各类金融机构并存、相互竞争的支农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服务面不断扩大，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高。1.正规金融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三明市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其中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截至2013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197.72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33.79%；辖内农行、工行、建行、中行等四家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分别为94.55亿元、70.75亿元、70.23亿元和38.9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重分别为16.16%、12.09%、12%和6.65%；农发行涉农贷款余额48.26亿元，占全辖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8.25%。此外，兴业银行、邮储银行、村镇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支农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小额贷款公司在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补充作用。小额贷款公司一般将客户定位于“三农”及小微企业，通过细分农村金融市场和提供差异化的“三农”金融服务来实现对农村金融需求的满足。2009年三明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全面启动，至2013年末共成立19家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小额贷款公司全辖各县（市、区）全覆盖，注册资本金共计33.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42.31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3.77%。3.保险业服务现代农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末，人保财险三明市分公司先后开展了水稻种植保险、能繁母猪保险、森林火灾保及蔬菜种植和烟叶保险等农业保险试点。目前，三明市“三农”保险的业务覆盖面和承保率居全省前列。其中，水稻承保218.64万亩，承保率达到99%；森林承保2421.46万亩，承保率达100％；农险综合赔付率50.73％，实现了经营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4.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一定进展。至2013年末，全市共有6家企业在沪深股票交易所上市，其中永安林业、青山纸业、福建三农、福建金森等4家企业为涉农企业，上市融资合计10.94亿元。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探索
1.着力支持农业集约化发展。一是不断深化和拓展林权抵押贷款，盘活“林”资源。至2013年12月末，全市累计发放林权证抵押等各类贷款75.73亿元，贷款余额31.78亿元，累计支持林业开发约1180.76万亩，占林地总面积的49%。二是推出土地经营权流转贷款，盘活“地”资源。截至2013年12月末，辖内明溪县、将乐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达到586万元，沙县累计发放土地流转项目贷款1.51亿元，土地流转贷款贴息795.6万元。
2.着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截至2013年12月末，三明市金融机构对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贷款余额达22.96亿元，增长49.07%。其中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贷款余额分别为22.35亿元、5353万元、820万元，分别增长47.31%、174.37%、107.59%。
3.着力支持农业产业链发展。三明市金融机构陆续推出订单农业贷款、果树所有权质押贷款等多种模式，为农业前、中、后产业链条各环节提供金融服务。截至2013年末，全辖农产品加工贷款余额38.18亿元，同比增长9.78%；农副产品流通贷款余额8.91亿元，同比增长61.1%。
4.着力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3年末，辖内国家级和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民创业园等产业园区建设贷款余额1.2亿元，增长20%，农田基本建设贷款余额2.3亿元，增长29%。
5.着力支持农业农机化。三明市金融机构推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收益权质押贷款，对凡享受补贴购置农机具的农户给予优先信贷支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末全辖农机抵押类贷款近3亿元，增长25%。
三、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流动性不足，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乏力
当前三明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林业改革不断深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巨大。但另一方面，2013年末，三明市各项贷款余额1121.87亿元，居全省第8位，各项存款余额1197.47亿元，居全省第7位，金融机构贷存比高达94%，流动性明显不足，无法充分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需求，导致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较之全市金融机构贷存比普遍高企，邮政储蓄银行三明分行贷存比仅24%，其农村资金“抽水机”的角色仍未改变。在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将资金投放于见效快、回报高的项目，从而弱化了对风险相对较高的现代农业的金融支持。
（二）组织体系不全，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合力不强
一是银行体系不够完善，竞争性、多元化的银行体系尚未形成。目前辖区银行业机构不多，农发行、兴业、中行等尚未实现各县（市）全覆盖，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也有待加快。二是农业风险分担机制缺失，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2013年末全市保险密度为1276元/人，保险深度为2.16％，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茶业、花卉、水果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种还未开发。三是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全市仅4家涉农企业成功上市。
（三）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金融对接现代农业发展能力较弱
1.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三明市较早推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及农村住宅抵押贷款，但因《物权法》《担保法》有关限制性规定，这类贷款模式在实践中推广难度较大。由于有效抵押担保物不足，涉农企业、农业大户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银行贷款支持。
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其他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存在运作不规范、财务不健全等问题，客观上导致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的脱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
3.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方面：由于农业产业链信用风险管理难度大，辖区金融机构推出的信贷产品往往停留在小范围试点和个别品种的推行上，并以支持单个项目或服务某一领域为主，可复制推广的信贷产品较少。
4.农业基础设施金融需求对接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耗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商业银行普遍不愿意介入，而政策性银行受限于资金规模，支持能力有限。二是金融机构信贷方式创新受农村基础设施管理不到位制约。如辖内宁化县集体持有91%以上的农田水利设施所有权，造成承贷主体无法落实。
5.农业农机化金融需求对接方面：农机具抵押率不高，一般不超过50%。同时，部分农机专业合作社因自身实力不强、产权不清晰或运营管理方式落后，难以符合银行信贷发放标准。
四、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及政策扶持体系，以顶层设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1.加快法律制度建设，消除农村融资担保法律障碍。一是积极推动《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真正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二是完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健全农村土地产权登记、流转制度，建立配套的抵押资产处置机制，促进土地抵押市场及土地金融的发展。三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土地金融制度及监管体系，明确由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业务，保障土地抵押业务的规范性及农民生存权益。
2.重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建立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财政杠杆效应。通过财政奖补、贷款贴息、担保补助、风险补偿、保险补助等方式，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金融支农长效机制。二是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建议允许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性大额贷款利息收入适用营业税免征政策，给予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农村信用社同等税收待遇。
（二）有效增加信贷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后劲
一是金融机构要大力组织存款和挖掘内部资金潜力，通过新增存款或向上级行争取信贷规模及授权授信等信贷政策，不断拓展资金来源。二是当地人民银行要积极向上级行争取支农再贷款规模、再贴现额度，运用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辖内金融机构给予适当政策倾斜。三是争取在沙县农村金改区放宽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限制，加大当地贷款投放力度。四是地方政府要加强与域外银行合作，如通过银团贷款、协议贷款等战略合作方式，引进域外资金参与现代农业发展重点项目。五是加强涉农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工作，强化对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监测考核。
（三）加快培育各类金融载体，完善多元化金融支农体系
1.做大增量与盘活存量，构建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匹配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1）做大增量，加快引进和增设各类金融机构。一是积极引进区外银行，吸引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来三明设立分支机构。二是加快完善县域银行机构网点建设，鼓励和引导中行、兴业银行、农发行尽快到网点空白县设立营业性机构，支持农商银行跨区域经营发展。三是尽快实现村镇银行辖区各县（市）全覆盖。四是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农村合作基金，推进“互助资金”模式的村级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
（2）盘活存量，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改革。一是支持农发行深化改革。以粮棉油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为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扩大辖区农行“三农”事业部改革试点范围，鼓励邮储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逐步扩大涉农业务范围。三是加快辖区农村信用社改制步伐。四是拓宽民间资本向正规金融转化的渠道，支持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深化沙县农村金融改革，加快形成“可持续、能复制、易推广”的现代普惠制农村金融制度示范样本。
2.拓展农业保险功能，强化现代农业风险保障一是创新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品种。不断提高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和覆盖区域，试点开办茶叶、毛竹、花卉、水果等具有当地特色支柱性产业的特色农业保险。二是完善保险补贴机制。加大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的财政补贴分担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三是探索开办涉农金融领域的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等业务。四是引导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五是积极推动中央和省政府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3.积极借力资本市场，拓宽现代农业投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农业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融资，拓展现代农业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步由高度依赖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举的方式转变。一是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到主板、创业板发行上市，引导暂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高成长性、创新型农业企业到场外市场公开挂牌与转让。二是鼓励农业企业利用债券市场进行融资，拓宽农业企业融资渠道。三是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以中央、省级、市级财政资金为主，引导社会闲散资金，通过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直接投资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而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四）提升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对接成效，有效满足现代农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
1.提升金融与农业集约化金融需求对接成效。地方政府要加快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推动各县成立土地信托公司，建立土地、宅基地抵押登记、评估、流转平台，确保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工作顺利进行，着力解决农业集约化经营贷款需求。
2.提升金融与新型农业经营组织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产业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以及产业特色鲜明、运行机制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二要创新推动订单、存货、仓单质押等权益类贷款种类，加大信贷产品创新和推广力度。三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当增加贷款额度，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并提供一定利率优惠，满足其差异化资金需求。
3.提升金融与农业产业链金融需求对接成效。一要大力推广农业供应链融资产品，加大对特色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支持。二要探索推动大额农贷发放和管理办法，重点满足特色优势农业重点产区、重点加工区和商贸流通区的信贷需求。
4.提升金融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接成效。一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商品基地建设等基础设施加大中长期信贷资金投入，支持农业配套设施建设。二要积极探索以项目未来经营收益权、土地使用权、大型水利设备等作为抵（质）押物，创新农田水利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执法理念是执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是对法的精神的认识和理解，是对司法活动的指导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统一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要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按照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目标，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际，树立现代检察执法理念，以新的理念来统领检察工作。笔者认为，现代检察执法理念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严格执法——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是必须树立法治观。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基本原则，切实转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以人治国、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和做法。要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建立与现代法制文明相适应、符合现代法治基本要求的正确法治观。二是必须树立司法公正观。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活动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必须以保障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标，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确保法律的严格统一实施，维护司法公正。三是必须树立平等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存在任何僭越法律的特权，这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也是执法者应恪守的准则。检察机关要在执法中强化平等保护的意识，平等地保护每一个利益主体，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在检察执法中得到体现。
由于受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当前检察机关在执法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问题；重实体，轻程序问题；重打击，轻预防问题；重公正，轻效率问题；重数量，轻质量问题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检察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因此，树立“严格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基本前提，也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保证。
必须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惩治犯罪，轻人权保护”的思想。检察机关在履行惩治犯罪职责时，一方面要对犯罪分子坚决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也要保证依法定程序进行，对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要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忽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陈旧观念，坚决摒弃漠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等与现代民主法制要求相悖的错误做法，自觉地把人权保护贯穿于检察执法活动的全过程，通过文明执法保护公民的人权。
必须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在检察实务中，有的案件存在质量问题，有的证据不被采用，这些都是不严格执行程序法造成的结果。程序法是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规程和规范，是制约司法人员的执法行为，防止司法腐败，保证案件质量的有效手段。因此，检察机关要严格遵守程序法，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实体法得到正确实施，使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必须树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要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方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通过查办具体案件，深入分析研究犯罪的原因、特点和规律，针对发案单位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的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整章建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要结合典型案例，积极开展个案预防，达到“查办一个案，教育一条线，治理一大片”的效果。要不断探索预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状态的转变，从初级形式的预防到系统全面预防的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到全社会预防的转变。
必须树立公正与效率并重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公正，轻效率”的思想。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目标。但在检察执法中，有时会因片面追求公正而忽视效率，如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事实清楚而使案件久拖不决，案件层层把关拉长了办案周期等；有时也会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如“严打”中过分强调快捕快诉而影响了案件质量等等。无论是偏重哪一方，都会产生弊端，都难以取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确立“效率也是一种正义”的观点，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检察职能，降低执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益。必须树立质量第一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数量是质量的载体，质量是数量的灵魂。没有质量，数量只能为零。只追求办案数量，不讲案件质量，必将损害群众的利益，损害法律的尊严。检察机关必须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以质量为本，把案件质量作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在办案中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宗案件都办成铁案。
二、文明执法——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
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意识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少数执法人员存在特权思想，不尊重当事人，作风粗暴、、刑讯逼供、违法办案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因此，树立“文明执法”的现代执法理念，既是检察执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弘扬先进文化的具体表现。
检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切实转变“只讲执法，不讲感情”的思想。要避免简单理解严格执法，把执法活动变成冷冰冰的机械式的例行公事。在办案中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如推行“告知犯罪嫌疑人制度”，搜查时避免未成年人、老人及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在场，搜查时对工资存折和维持家庭正常开销的费用一般不予扣押，采取强制措施时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尊严和人格等。要通过关心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达到以情感化。
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深层次地把握现代法制的精髓，坚持以人为本，作到法情相融，体现出对人的价值和存在的充分尊重，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将法的严明公正与符合情理的人文关怀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检察工作朝更加文明、公正的方向健康发展。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落到实处，首先得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检察队伍。
检察机关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从严治检，抓好队伍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并结合“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强化执法教育，实现执法为民”和纪律教育月等教育活动，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培养“会办案、会电脑、会外语、会驾驶、会调研”的高素质检察人才，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
三、为民执法——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
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为民执法的问题，这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执法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为民执法，决定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必须切实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检察干警是人民的公仆，是为民掌权，为民执法，为民服务的。二是要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检察执法中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地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检察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严打”整治、“两打一扫”、“打黑除恶”等专项斗争，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依法快捕快诉，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查办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社会影响恶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保护国家人民财产，鼓舞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信心。通过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切实纠正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违法犯罪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信任。三是要认真处理好群体性上访和公民的控告申诉工作。要继续实行首办责任制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对群众反映的情况绝不推诿和敷衍，将问题解决在首办环节和基层。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继续保持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的形象，热情受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四是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将“检察长接待日”制度、检务公开制度、执法监督员制度、定点挂钩联系等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发挥其作用。此外，要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制定检察院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工作制度，更好地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五是要加大服务力度，切实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站”，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检察机关要在执法过程中落实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的“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的指示，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赞不赞成作为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为民执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为民执法，是检察执法的本质特征，解决的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严格执法、文明执法解决的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为民执法”这个根本问题，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才能解决好如何执法的问题。只有树立起现代检察执法理念，我们才能在检察工作中减少执法的随意性，避免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
成本是企业素质的集中表现，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企业每一名员工的素质以及某项管理决策等，都对成本的形成及水平造成影响，因此必须从成本控制体系、控制制度和控制方法等方面不断地完善与加强。
成本控制不仅从建厂、设计开始而且在生产过程、销售过程均要实行成本控制。在产品销售时要利用期货市场交易，控制材料、能源进货成本，同时注意规避价格风险，不能使产品价值实现功亏一篑，以实现企业的正常利润，实现价值耗费与补偿的统一。
1.建立完善成本控制系统
由于成本控制对象不同，其控制可区分为产品成本控制、作业成本控制、责任成本控制、质量成本控制、资本成本控制、环境成本控制等。建立和完善成本控制体系，首先要依据不同行业、不同管理要求，不同的生产组织体系，确定成本控制对象。然后按照成本控制对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成本控制体系。
在产品制造业，一般将产品成本、作业成本、责任成本、质量成本等作为主要的控制对象，并按照不同的控制对象建立成本控制体系和子系统，从而保证成本控制系统实行多元化的管理目标。
在商品流通企业，一般将商品成本作为控制对象，并建立商品采购进价、采购运输成本、商品持有成本、商品销售费用、信息处理成本等控制子系统等。商品流通企业也需要从全面落实成本控制目标和责任，并利用现代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实施有效的即时控制。
在服务行业，一般将服务成本作为控制对象，并建立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服务成本的管理机制。服务成本控制系统，一方面要有效地避免损失浪费发生；另一方面也要避免以降低服务质量为前提的减少服务成本。
2.强化成本预算约束
企业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预算是根据销售预算、生产预算及利润目标经综合平衡后而形成的。为了使预算编制的先进合理，确保预算完成，需要建立各项成本费用的预算标准，并落实到相关部门及责任者。同时还能够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内部变化适时作出修订。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应当尽可能建立弹性成本预算，并对费用预算实施定期的零基预算调整，确保成本预算发挥应有的作用。
3.推行质量成本控制
质量成本是为了保证必要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而发生的成本费用。通常包括：（1）内部损失成本。是指因生产出不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所发生的成本费用，以及这部分产品在出厂前所发生的修理、再加工、再检验等费用；无法利用而被废弃的弃置费用、失败原因调查费用等。（2）外部损失成本。是指将有缺陷产品转移给顾客后而发生的费用。如对不合格产品的维修、回收、交换费用、补偿不合格品给顾客带来损害的费用，处理损害赔偿相关人员的费用等。（3）外部质量保证成本。是指为顾客提供特殊的和附加的质量保证措施程序和数据所发生的费用。质量成本还包括预防成本和鉴定成本等。
质量控制理念不是单纯地降低成本和片面地追求企业暂时的利益，而是以企业长远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视角，将成本控制与保证必要的产品质量联系起来，保证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4.实行成本定额管理
定额管理是成本控制中最普遍而又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它是利用定额(材料消耗定额、劳动定额、定员、费用定额等)控制成本的各项消耗，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实施成本定额控制可以和职责、考核、奖惩结合起来，从而使成本管理真正落实到全体员工和产品形成的全过程中。与此相配套的还有“配套发料制”。它是装配式企业在产品投产前，按产品投产批量及其消耗定额，由仓库全部配齐后一次全部发给生产单位。如生产过程中发生丢失、损坏等情况，需要另写申请单，报有关部门批准后处理。这样可有效控制浪费和丢失。
5.实行全员和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企业在全员管理的活动中，需要按照员工的岗位责任和职责，设计出相应的成本目标。在实施全员成本控制过程中，首先要划分成本控制实体，应根据企业生产工艺的特点和职能部门、各类人员的职权范围，将企业内部划分为若干不同层次的责任实体，形成一个纵横相交的控制体系。
在落实控制责任时，首先根据费用的性质及责任实体职责。将成本费用划分为可控费用和不可控费用。可控与不可控是相对而言。从这一责任实体看某项费用是不可控的；而对另一责任实体而言就可能是可控的。就某一企业来看，其内部的各项费用都应该是可控的。就某一个责任实体而言，负责控制的成本费用，只能是自身发生的可控费用，否则他难以负责控制。
【关键词】公民教育 法治意识 培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识也是一种外在的价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国家的法治理论研究和社会法制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可谓成果丰硕，然则法治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法治理论研究和制度机制建设的相关成果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换句话说，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双重推进并未实现国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标诉求。缘何？国家法治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而法的运行和实现必须以“人”作为主体展开，因此，转变研究视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识培育为基本出发点，进而着眼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运行规律，在理性选择诸如文化引领、道德维护、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路径基础上，最终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脚步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1.对公民法治意识生长的条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谓法治移植论不能忽视一定的条件，要顾及移植体和被移植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从根本上避免中国的法治发展发生致命的病变；所谓法治自发论，过于强调条件，忽视了条件的可变性，特别是忽视了培养条件和创造条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种对法治道路的偏离。同时，法治意识对一国的法律创制、法律运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成为法治的关键。所谓纯粹的制度设计论，因为忽视了主体的意识，可能导致恶法亦法、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司法腐败的并发症。
2.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方法
在中国，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生成与扩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对权力观、法治观的弘扬和推动。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自发形成的时候再去着手建设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对法律和法律观念的普及和灌输，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识的生长。同时，公民自身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反过来又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因此，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径是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进“培养教育”和“观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国社会法治精神。
3.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途径
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路径应当考虑将“政府主导推动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国家培养型”模式与“社会自发演进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自发启蒙型”模式相结合，在双向互动的资源模式下寻求中国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路径。在具体的体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教育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调控机制。本文在问题阐述中更多的想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会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
发挥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教育机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适切的公民法治意识教育。这一问题可以有众多的讨论角度和分析视野。事实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公民，这种公民身份的性质和内在的人格特质决定了公民法治意识教育的方向。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并使之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对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应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层面斫灿Ω檬且恢帧霸炀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识培育应该是一种“对公民的教育”。所谓“对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贯通性和长期性。培育的范围要设定在法治主体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如果出现断层，则延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识也无从谈起；如果与社会实践相脱节，法治意识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层面，则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预设目标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谈无意。
（2）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宣传机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应当明确，法治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活动是法治主体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场信息交换和观念的活动，其基本的过程可如图示中标注的那样，法治意识生成的基础条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与主体性身份的介入，当两者结合之后便意味着意识产生的开始，这是一种生产认知的活动，是对外在客观信息的知识形成与内在主观认同的知识接受的互动形态，法治意识的生成本质上讲是主体性活动的结果。作为具有客观特质的观点形态的公民法治意识，其不会主动的发生作用，而是要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达到作用对象的，这便是要进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传、教育。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则产生与前述过程互动的反向动态，即：法治意识主体在形成的法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为价值和规范，抑或是法律观念，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和具体的实践行为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成长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议题。论文的完成并不代表问题的结束，论文的思绪仍在沿着某个方向渐行渐远，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识得到成长，除了实践之维，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层关联如何得到更好的逻辑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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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注.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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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本土资源 法治 法律移植 现代化法治国家
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内容及评析
利用本土资源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第一，从哪儿去寻找本土的资源？第二，这些本土的资源能否能与我们的目标模式和现代法治兼容？如果不能，我们又何以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化”？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苏力在书中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这样就将本土资源的范围大大扩展，所谓取其精华祛其糟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部分，排除不适合的部分，同时，要关注流动着的本土资源，诸如同一地域区间的人们多年流传下来的习惯和规矩，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民间法，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感。
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中，苏力又抛出问题：当我们看到一种据说是更为现代、更加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开始影响中国农村时，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现代的”的法治在他们那儿能否运行，其代价是什么？看到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落后终究要被先进的东西所取代，就比如有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在解放时一跃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一下子跨越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三个阶段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去看他们的生活，虽然不能跟发达的大城市相比，但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他们依然怡然自得的生活着，发展现代化法治国家，是否必须要向不发达农村里那些惯例和习惯妥协？妥协的限度是什么？究竟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去宣传现代的法治思想呢？
我并不赞同纯粹的法律移植，社会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才能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也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发展和沿革，因此，法律理所当然也要如此。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要进行法律移植，依然同上举例，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在有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必要的法律移植。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总是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这样，本国或他国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资源。然而，本土资源中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是与现代化法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代化法制追求的是法治、民主，而传统法制主张的是人治、维护专制；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形成，是有其历史的社会根源的，它是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的产物，而现代化法制所赖以产生的土壤却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性格。而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因此法律移植或借鉴，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是必要的。所谓法律移植并不是照搬，是以被移植的国外法律和接受移植的本国法律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即受同一规律支配，互不排斥，可以互相吸纳为前提的，但这种移植必须是以本国法律文化能够吸纳为前提的。苏力在书中也做了这方面的描述：在今日之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可能或有必要完全依靠本国传统来发展建立现代法治，因此法律移植不可避免。
所谓实践出真知，法治制度的建设也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摸索试验才能成形，对此我十分赞同苏力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我着重标注出了“行动”二字，这确实是苏力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因此，在这一角度上，我十分赞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即在本国寻找适合现代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将其与国家制定法进行糅合和改进。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更应该这样。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制文明，都应该与该社会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本土资源中转化而来的制度，相比较外来的制度而言，更能与本社会的条件相兼容。因此，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本土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古老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制度、思想和文化。这些凝聚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的东西，必定能为我们当今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当然，这是建立在传统的法律文化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制度资源的前提下，并且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因此，我们应对中国社会的传统与现实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于适应并有利于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实现的因素则予以保留、发扬，否则就予以摈弃。
二、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案例的思考
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村里发生的案件。在文章中，苏力分析认为，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受害人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甚至是相当理性的：一方面，一个性犯罪的受害者有时很难找到令她满意的男子同自己结婚，她的不幸经历有可能因其他原因被了解她的不幸经历的人们用来指责她。因此，如果她请求严格执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或者准备承受许多“成本”，她不能不认真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她接受私了，她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她的名声，较少承担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的风险，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加上她对违法者的复杂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她的选择是非常理性和合乎情理的，尽管是违法的。
我并不赞同苏力的这一分析，我不否认妇女的是中国人所十分注重和强调的，尤其是农村，但是，由此就做出否定女青年乙一生幸福的论断是否太过武断？“很难找到”并不是绝对的找不到，“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究竟是失去了哪些利益？而承受的“成本”又指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我觉得这些抽象的利益也仅仅只是作者的凭空想象罢了。还有，提起刑事诉讼是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文中所写如果她接受私了，“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同时强调，“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试问，为了区区5000块钱，就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甚至以身相许，而不顾自己身体所受的侵害和名誉的损失，“理性”何在？又在哪里体现出“合乎情理”了？而嫁给侵犯了自己人身的人，我甚至看不到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所在。
当我看到《再论法律规避》一文时，联想到了此前苏力对于这一案件的分析，在以上疑问和不解的基础上疑惑更加强烈，我将节选原文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下：
“国家制定法保持一种灵活性、一种可能吸收民间法的空间；即在司法和执法上，依据案件境况而允许一些纠纷私了、规避正式法律，例如前文所分析的案件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案件，而不是一味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或者是选择：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国家制定法仅仅介入一些必须介入的领域，例如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影响广泛的经济纠纷和社区纠纷。”
苏力此处所说的不“一味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提供一种选择：即“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试问，它的界限在哪里？究竟哪些属于“无伤大雅”？哪些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影响广泛的经济纠纷和社区纠纷”？在前一章的阐述中，苏力对于这一起案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其最终所推崇的就是私了，那案算不算“严重的刑事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其他五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此不难看出，案属于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那这样一个案件都可以通过“私了”进行解决，又视法律的严肃性于何地呢？放任一个犯逍遥法外，谁又能保证他不再犯案呢？
同样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们所惯以借助的民间法更多是传统的，尽管这种状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必定会发生冲突。作为一种在短期内已无法消除的现实，这两者都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如果我们假定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可欲的，那么它们也必定同时存在并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扮演角色。如同被强迫生活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它们无法拉开距离、‘互不干涉内政’。这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也存在一种‘多次博弈’的现实可能性，而不会是一次性的交往。在这样的限制下，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天下之公器’，还是从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
依然以这一起案为例进行我的观点的阐释，在这一段中作者明确指出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而他所倡导的是两者之间的“妥协、合作”，更多的是国家法向民间法倾斜。我认为，妥协与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只是一味的妥协、合作，而应该视具体案情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因为人们惯以借助传统的民间法，就无视法律的存在，而借以私了的手段解决如此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毕竟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应该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民间法只能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但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否则，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影响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