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05 23:40: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宪法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传统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
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险制度与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是相适应的，是在社会成员不同分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由劳动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部分组成，制度层面初步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与之相应，劳动医疗保险制度确立的法律依据是1951年颁布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劳动保险条例》，公费医疗制度在政务院1952年颁布的《公费医疗预防措施的指示》中得到体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于1978年在《宪法》中以最高法的形式在法律层面获得认可，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建设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础。
1.2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探索阶段
1979—1992年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革开放的开始，传统医疗保险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成功实践的影响下，我国开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控制医药费用为核心的改革和社会医疗保险模式的探索。与此同时，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也进入了探索阶段，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试行职工大病统筹的意见》等部门规章，为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的探索提供法律依据。
1.3“统账结合”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
1993—1997年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保险制度为指导，我国开始探索建立“统账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1994年国务院批准下发的《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明确了逐步建立覆盖城镇所有劳动者的“统账结合”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目标，加快建立由政府、用人单位和员工三方共同负担的筹集机制、运行机制，指明了我国制定医疗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向，进而推动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改革与发展。
1.4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形成阶段
1998—2009年这一阶段初步形成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支柱”体系，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组成。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实施，标志着“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正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7年，《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逐渐开展。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相继出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内容。
1.5医疗保险制度法制化新阶段
2010年至今2010年，我国颁布了社会保险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社会保险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地位，在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既是对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不断探索改革所取得成果的肯定，也开启了我国医疗保险法制化建设的新纪元。综上所述，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其具体过程及已取得成就如表1所示。
2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我国在完善医疗保险法律体系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和完善，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就自身内容、满足发展需求等方面而言，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主要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2.1立法方面
2.1.1我国医疗保险法律立法滞后、层次较低当前，我国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是以国家有关政策为支撑的，相关法律立法滞后、层次较低，严重制约了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发展。医疗保险立法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已经制定医疗保险单项法律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目前，在《社会保险法》第三章基本医疗保险中，对医疗保险相关的参保人员、待遇享受条件、支付范围和经办机构职责等内容进行了原则上的规定，并未具体细化。虽然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医疗保险地位，但并未针对医疗保险制定单项法律。二是医疗保险法律制度体系的制定仍然滞后于我国医疗保险的发展需求和实践。现阶段，受地域差异大、统筹难度大等因素影响，我国医疗保险立法层次较低，主要表现在立法主体和形式两方面，我国现行医疗保险立法多是以国家法律指导下的地方行政立法为主，立法主体以省、市级的地方政府为主，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医疗保险立法工作，内容大多集中在结合地方实际的医疗保险实施方面，专项立法相对较少，只有上海出台了关于医疗保险监督管理的专项规定《上海基本医疗保险监督管理办法(草案)》。而形式多以暂行规定、试行办法、意见和条例等为主，法律范围和影响力有限，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2.1.2我国医疗保险法律尚不完善和健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主要由基金筹集、基金运营管理和待遇支付等环节组成，整个过程中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用人单位、参保人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完善提出了要求。然而，就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建设而言，系统性和整体性欠缺。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和异地医疗保险制度之间存在无法衔接现象。具体到进城务工人员来讲，进城务工前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进城务工后参加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两种医疗保险制度在衔接问题上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由于务工人员存在较强流动性，变换工作地点前后所参加的两种医疗保险制度之间也存在无法衔接问题。此外，目前依然缺乏保障各环节有序运转的专项法律规范，在医疗保险基金转移接续和使用监管、医疗机构监管等核心问题上缺乏法律条文的支持。
2.2执法方面
与时俱进的立法进程、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是执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对于广大医疗保险参保者来讲，法律的如实贯彻实施更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医疗保险问题的逐渐暴露，相关部门也在不断提高对严格执法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执法合法性和改善执法行为。然而，受执法体系不够健全、执法人员认识不到位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在实际执行医疗保险相关法律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2.2.1医疗保险执法主体之间协调性欠缺医疗保险执法是一项通过众多执法主体互相合作、相互协调共同推动医疗保险法律贯彻落实的系统性活动。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为核心的执法主体队伍，但是，在既有利益关系的束缚下，执法主体之间缺乏协调性，多部门管理相互掣肘。如面对医患合谋骗保、“倒药”等违法行为，医保基金管理中心、卫生部门和药品监管部门未能够统一响应、相互合作、建立联动机制予以制约。2.2.2医疗保险执法程序规范化程度较低在我国医疗保险领域执法的具体实践中，受执法人员个人主观意志和客观因素影响，执法程序规范化程度较低。这集中体现在是否遵守法定程序和法定时间两方面:一方面经常出现简化、更改医保费用报销程序等自行修改法定程序的行为;另一方面往往存在拖延参保人员依法按时享受医保基金待遇的现象。如在关于天津市糖尿病按人头付费制度实施效果评估的调研中，患者普遍反映医疗保险报销时间长短不一、整体较慢，一般需要花费3～4个月时间。医疗保险执法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将会影响参保人员公平享受公正待遇，会使医疗保险相关法律的权威性受到质疑。2.2.3医疗保险基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医疗保险基金监管是保障医疗保险依法落实的必要途径，对医保基金的监管力度大小及有效性直接影响医保基金功能发挥。当前，医保基金缺乏有效监管是医疗保险基金管理领域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医保基金欺诈行为频频发生，如患者骗保、医患合谋骗保等行为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①。医保基金监管缺失将造成大量基金的浪费，同时也会损害参保人的利益。
2.3司法方面
近年来，随着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等热点问题逐渐凸显，司法机关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保障受害者利益受到了公众密切关注。然而，在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实践中，司法救济难以使得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险权益得到充分维护，针对医疗保险执法行为的行政救济程序不能完全达到解决医疗保险相关纠纷的目的。在我国医疗保险领域的现有司法救济中，行政救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行政救济的核心在于审查医疗保险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反而忽视了对参保人员医疗保险权益的关注，即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并未成为我国现有司法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偏离了医疗保险司法救济的初衷。
3完善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对策建议
3.1增强医疗保险制度作用对象的自我约束
参保患者和医护人员作为医疗保险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医疗保险依法行政的对象，其自身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对于我国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对于参保患者，应该建立宣传机制，加强医疗保险制度及其相关法律的讲解和宣传，引导参保患者正确理解制度内容并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提高参保患者的法律意识，使其自觉避免骗保等行为。对于医护人员，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使其主动杜绝违规行为发生。
3.2加快推进医疗保险立法工作
从医疗保险法律体系构成内容上来讲，要加快推进单项法、相关专项法的立法工作。《社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其中关于医疗保险的规定赋予了执法者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对医疗保险法律制度具体实践的指导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要推进立法细化工作，丰富、完善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在《社会保险法》的指导下，加快推进医疗保险领域各单项法、专项法的立法进程，尽快建立确定医疗保险法律地位的《医疗保险法》，建立用以规范医疗保险各个环节的专项法律，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法》、《医疗保险监管法》等。同时，就城乡统筹、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续接和医疗费用异地结算等医疗保险的核心关键问题，要在《医疗保险法》的指导下，制定与其相适应的配套实施制度。
3.3严格医疗保险执法工作
3.3.1整合部门资源，建立协同合作的执法体系由于医疗保险的执法活动是一个众多环节组成的综合性过程，必然会涉及到医药卫生、财政审计等其他执法部门。因此，要以医疗保险基金为核心建立执法部门协同合作体系。首先，要合理划分职责、界定权力边界，形成权力清单，各地方要以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为核心，整合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卫生监督局和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建成协同执法队伍。其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卫生计生委作为医疗保险的主管机构，主要负责部署、协调和监管其他部门依法开展工作，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作为医保基金的直接管理者，主要负责医疗保险的报销审核和待遇支付，卫生监督局主要负责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财政局则负责医保基金收支的监管工作。其次，要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搭建医疗保险运行信息共享平台，在执法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实时动态传输，为多部门协同合作提供前提。最后，建立执法协作制度，在执法部门之间建立长期有效的协同关系。3.3.2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针对上述医保基金监管方面的问题，转变依法监管理念，由制止性措施主导的事后监管向预防性策略为主的事前监管转型，通过相关制度建设与完善等措施，促使参保患者、医护人员等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约束转变。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依托，建立参保患者个人信用体系，并将其纳入到医保基金监管中，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实时监控系统，探索建立与个人信用相挂钩的医保基金分配使用机制，加强对参保患者的行为约束，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为规范医护人员行医行为，与卫生部门通力合作，探索建立部门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开发或融合医保基金管理与医护人员管理的综合系统，将医保基金分配使用与医护人员执业资格、个人职业发展相挂钩。同时，相应建立配套惩处制度，加大对违规医护人员的惩罚、处理力度。
3.4明确并公开医疗保险司法工作
“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
随着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我国刑法学界就“风险社会”的刑法规制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我国己经进入“风险社会”：由于“风险社会”的到来，刑法应当扩大处罚范围(如增加过失危险犯等1；违法性的根据不是结果无价值，而是行为无价值(反规范性)；不能恪守责任主义，而应当采取严格责任。笔者认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内在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本文由收集整理技术的、社会制度的风险，仅此还难以评价为违法，因此，“风险社会”并不一定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不应将“风险社会”当作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由于人类必须在风险中权衡利弊。权衡的结果是，社会中存在大量被允许的危险，而且就许多风险或者危险而言，采取其他措施预防可能比单纯的法律禁止更为有效，强调以刑法控制风险的做法，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风险。因此，不应当过分强调刑罚的预防作用，不能盲目增加抽象危险犯，更不能设立过失危险犯。即使当今社会存在大量风险。需要以刑法规制，也是因为风险是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刑法规制的目的依然是为了保护法益，在“风险社会”更应当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在刑事责任之根据问题上。既不能采取严格责任，也不能主张责任的客观化，而应当恪守责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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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以县域经济为抓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保定作为一个农业大市，以什么样的战略途径和根本举措，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与发展？今年以来，保定市委、市政府在广泛调研、认真思考和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实施“强县兴市”的战略，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关键。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保定是农业大市，也是人口大市，目前县域占据了全市近九成的人口、3/4强的经济总量和1/2的财政收入。近年来，保定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把县域经济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市县域经济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民营经济、特色经济、劳务经济得到发展，地方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5%，全部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县域经济总量增幅超过了全市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增长与全市保持了同步。但同先进地区相比，我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由于市大县多，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制约了全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三农”方面，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因此只有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先，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有效破解“三农”难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经济才能繁荣，农村社会才能稳定。没有殷实的财力，就没有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没有农民的增收，就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只有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强县富民，积累财力，新农村建设才能有坚实基础。
其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长期落后，将会导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才能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变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向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转变。同时，只有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其迸发的经济活力、外在张力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才能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县域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第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农村稳定才能实现全社会的稳定，只有农村和谐才能构建全社会的和谐。目前我市大部分县（市）经济规模小，属于吃饭财政，给农民办实事、让农民得实惠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乡财政实力越强，就越能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就越能更好地扶持帮助困难群众，农村社会就越和谐，基层政权就越巩固。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在农村形成安定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才能拥有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可靠保障。
二、牢牢把握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发展县域经济应当紧紧把握“立足现状、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强化特色”的原则。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加速时期，区域间体制性和政策性差异缩小，“南资北移”、“南企北扩”趋势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都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保定实际，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强特色。重点要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第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要用现代工业的管理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农业，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饲料农业、原料农业和能源农业等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牧养殖业和名特优林果业，努力打造面向京津的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基地。重点加快“工”字型高效农业产业带、畜牧业“一带六区”和果品业“六大基地”23个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机制，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重点扶持一批经济实力强、有产业优势、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力争到“十一五”末，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25家。
第二，以工业化为主导。先进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无工不富”，工业化上不去，经济总量就大不了，财富总量也上不来。因此，必须树牢工业强县的观念，把加快工业经济提速、增效，提高工业比重作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优先目标。一是抓好产业集群发展。“十一五”期间，围绕汽车、新能源、纺织服装等10大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优势产业链条经济，构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重点抓好白沟箱包、安国药业、高阳纺织、容城服装、雄县革塑包、蠡县纺织和皮毛皮革、徐水制酒等一批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增强竞争力。二是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引导农村工业集聚发展，努力实现县域经济集约化、集群化发展。重点抓好高阳三利纺织工业园、徐水巨力索具产业园、容城大河服装工业园、中国农大涿州农业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三是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品牌就是市场、效益和财富。我市现有中国驰名商标8个，排全省第1；省级著名商标89个、省名牌产品47项，均排全省第2，但都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要逐步把品牌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大力推进品牌兴企、品牌兴县，确立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品牌，叫响“保定制造”。
第三，以城镇化为支撑。工业创造财富，城市增值财富。城镇化可以得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益。对县域来说，城镇建设首先是县城建设。一是要抓改革，理顺规划、建设、管理的机构和体制，加强综合执法。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户籍登记、市场就业、城市公共资源居民共享等制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城镇转移。二是要抓规划。按照适度超前、体现特色、彰显文化的要求，做好县城和重点中心镇的总体规划及修编，同时搞好村庄建设规划，做到城乡规划全覆盖。三是要抓统筹。要把城市资源统筹起来，强化“经营城镇”理念，引导各种力量参与城镇建设，通过经营来增值，通过市场来融资，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四是要抓管理。着力体现以人为本，在科学化、人性化上下功夫。
第四，以民营经济为着眼点。当前我市县域经济中活力最强、比重最大的，当属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必须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实施“催生、助长、扶强”战略，废除一切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要加快建立以民营企业为重点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创业辅导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整体拓展。要针对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经营理念陈旧、管理水平低等问题，从转变企业家观念入手，帮助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在观念上由创业型向创新型转变，在产权上由家族型向多元型转变，在管理上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
第五，着力培育打造发展亮点。一是要建设一批“四梁八柱”大项目。紧紧抓住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机遇，加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力度，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重点抓牵动力强的大项目；各种类型项目一起上，重点抓工业和财源项目。特别是千方百计谋划和建设一批立得住、放得大、有优势的立县大项目。二是培育做强特色产业。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有特色才能赢得市场，基业常青。我市经过多年的培育，形成了类型十三大产业，即资源依托型、旅游带动型、中小企业集群型、大型企业集团型、外资拉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型、市场引导型和城市服务型，成为全市县域经济的主体。今后要从抓专业市场、基地建设和品牌推广宣传入手，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寻求突破，活跃全局，把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中，工资性收占到40%以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重点抓好劳务转出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劳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择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实现输出人员由体力型向智能型的转变，打造保定劳务经济品牌。
三、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努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思路决定出路。制约县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金，不是资源，不是基础，而是思想。今年以来，保定市委、市政府就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派出十个调研组分赴各县（市、区）开展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全市领导干部县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班，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出台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总体规划，为全市县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014公务员考试申论
同志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讲话时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一是要提高全民族素质。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竞争。要充分发挥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性作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的力度，加大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使每一个适龄青少年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的学习培训，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
二是要培养大批优秀人才。国家兴盛，人才为本。要全面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完善工作措施，重点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着力提高人的创新能力，努力造就大批优秀人才。要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的环境，不拘一格选人才，建立健全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体制机制，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开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人才辈出的局面。
三是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1.宪法是法
宪法和普通法律一样具有法律规范的基本属性：
(1)宪法与法律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其性质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物质文化形态;
(2)宪法与法律都是由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
(3)宪法和法律都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义务来确认和保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4)宪法和法律一样具有制裁性。
2.宪法是更高的法
论文关键词：发展权；宪法人权；宪法规范
发展权作为一项由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 经济 、社会、文化和 政治 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人权形式，随着近几年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在整个世界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使得更多国家的宪法对其做出积极反映。我们研究发展权与当代宪法发展的关系，对丰富当代宪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和更好地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 法律 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 ，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 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和最高法，集中表达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对发展权具有宣示、规范和保障之功能。1．宣示功能。发展权入宪，意味着宪法在制度上对发展权的确认 ，这种确认是国家向国内、国际社会明确认可发展权的态度的宣示。就国内而言，因为宪法只是纲领法或原则法，其相关规定往往通过专门法进行细化，所以，宪法对发展权的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发展权保护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发展权入宪也是向司法机关和政府单位表明了发展权受法律保护的态度。就国际而言， 现代 社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权人宪是向国际社会传达本国政治集团关于发展权态度的重要渠道 ，也是决心要承担保护发展权义务的表示。
2．规范功能。任何一种道德权利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关键性的跳跃式环节就是必须经过宪法，只有宪法进行了规范，才能使之落实为具体法律上的权利，最终成为一项实有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少的发展
3．保障功能。将新的人权形式纳入保护之列是当代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宪法对 发展 权的保障主要是从国家、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角度，对其应当或必须采取的保证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措施和手段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保障体制。(1)控制公共权力，并对它与发展权利关系给予宪法定位 。(2)制定旨在增进发展 自由与发展 机会 的发展规划或发展计划 ，实施保障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3)对非法侵害提供救济。(4)制定发展权保障制度，成立发展权保障机构。
三、发展权的宪法规范
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 ，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 ，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 法律 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人权法律规范模式，不同的国家主要取决于该国人权理论与 历史 传统。在探寻发展权宪法规范的合理方式时，一方面要考虑各国宪法规范人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法律体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现有的宪法规范的经验， 总结 带有共通性、合理性的内容。
关键词:经济法;宪法;协调发展
经济法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保障，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繁荣昌盛，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我国综合GDP领先世界其它很多国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经济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等会产生一定的经济纠纷，在纠纷处理的过程中，严重需要用法律来解决，经济法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依据，必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经济法，但经济法制定过程中必须依靠宪法，但经济法的发展促进了宪法的发展与完善，共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保驾护航。
一、经济法发展的宪法基础
宪法是根本大法，经济法的发展需要依靠宪法。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注重经济法的完善，经济法的完善需要依据宪法为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基础，经济法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宪法规定了经济法的规范要求，实现法律的整体功能。经济法是解决经济问题法律，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结合宪法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让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法在经济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要针对问题，以我国宪法为基础，进行科学的进行经济法完善，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法要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其宪法基础，从中汲取营养并获得支撑。同时，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也必须重视经济法的发展，因为宪法的许多原则规定，都需经济法来加以落实;如果经济法的发展不充分，就会影响宪法目标的实现。事实上，经济法的发展，既是宪法规定的要求，又是宪法发展的要求，它对宪法的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经济法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也对宪法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宪法是根本大法，但也不是不变的，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也是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为其它法律提供基础保障。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一)经济法的发展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宪法的内容，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
法律是一种约束，也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现在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经济纠纷是一种常态，必须要用经济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经济法必须发展与完善，用来适应经济问题的出现，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法律保护。经济法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修改，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跟宪法出现不一致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宪法修改，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知名度，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为宪法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显现
我国宪法简单明了，只是一个总则，对其它法律约束较少，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对宪法影响不大，宪法改动很少。但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条文很明确，比如在美国，经济法的改变，必须修改宪法，要就违背宪法的条例，经济法的改变对宪法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促进了宪法的发展。
三、经济法与宪法在发展中的协调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两者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
宪法与经济法都涉及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条文，这是二者的共性。随着宪法中经济性规范与日俱增，宪法的“经济性”日益凸显。经济宪法的不断丰富，体现了时代需要和发展要求，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宪法可能仍会与日俱增。要落实和体现这些经济宪法，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法的发展。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法不能得到实质的发展，则不仅其宪法的规定不能落实，而且还可能在实质上损害其经济发展。事实上，各主要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努力构建较为完备、发达的经济法制度，这对于推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其它领域发展，宪法是各个领域的基本大法，提供法律支持。
(二)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规范性”，为两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
经济法制定是依据宪法的法律条文，其“规范性”是一致的，这是二者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也就是其形式是一样的，经济法在修改过程中，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反之，经济法的修改与完善需要遵循宪法，就是二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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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宪法基本权利私法化权利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
(一)政府的传统宪法观念
从历史上看，“宪法并不能适用于私法领域”是有着世界范围内的深远渊源的。
传统的大陆法系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作为公法之首，应当首先成为公私法划分的约束对象。宪法本身主要规定了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而对私人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无意调整和干涉。宪法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也是基于对公权力侵犯的防卫。“国家之权利行使，须与节制，而人民的(自由)基本权利，原则上是无所限制的”，“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而非针对人民性质”。
英美法系不存在公私法之划分，同样认为宪法的功能是限制政府权力。根据美国的宪法理念，宪法是公民与政府的契约，是公民用来约束政府权力的武器。美国成立之初的制宪者认为，只有政府权力的危险性才能达到以宪法对其加以约束的程度。
由此可见，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产生于国家和公民二元化对峙的假设之上。宪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是防止政府的不法侵害。对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在司法领域的纠纷，以及公民之间关于基本权利的纠纷，很难通过宪法途径直接得以解决。
(二)困境的产生
现代社会的如下逐渐而重大的变化使传统的宪法观念面临困境：
第一，意思自治、平等自由的纯私法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中夹杂了非平等和类权力因素：第二，国家权力本身向市民社会日益渗透，政府对公民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日渐加深，公民对人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第三，宪法的基本权利由消极权利向积极权利转化，由传统的三大权利延伸到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等。上述事实使两大法系法系都不得不承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不确定性，而将宪法中基本权利的保护限定在公共领域之中。
二、基本权利私法化
通过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对基本权利效力的保护一般有两个途径，或者说有两种纠纷解决的机制：
(一)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与司法审查结合
一般情况下，当公权力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之时，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来保护其基本权利。美国司法审查制度非常发达，正是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美国发展了“国家行为”理论来解决司法领域中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
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机关为规避宪法的适用，往往采取私法的形式调整公法关系，以此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最高法院通过扩大对“国家行为”理论的解释，将符合一定标准的私人纠纷纳入了宪法调整的范围。对国家行为的理解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关从事的行为，其他从事具有公共职能、并受国家多方面管制与监督的行为都被视为国家行为。
美国人以扩大“国家行为”理论解释的方式将私人行为看作是国家行为，从而通过成熟而发达的司法审查制度为私人之问基本权利的纠纷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既保持了宪法只规范国家行为的立宪传统，又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
(二)德国的“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直接将宪法私法化
“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效力”理论就是指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在私法上的适用。对于基本法能否介入私法领域问题，德国学界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在以何种方式介入的问题上，则存在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
直接适用说的代表人物尼伯代肯定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法律关系中具有直接效力，他主张宪法的基本权利是最高层次的规范，如果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不能直接在私人间具有拘束力的话，则宪法基本权利条文将沦为仅具有“绝对的宣示性质”。。虽然这～理论受到了不少的批评，但目前德国劳工法院在保障人类尊严和人格尊严条款(基本法第l条)、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条款(第5条)等方面仍采纳直接效力说。
间接适用说的基本内容是：基本权利是首要规范，应该在法律的所有领域内获得实现。此首要规范是其他次级规范的基础，而且该次级规范是由首要规范衍生的。因此在私法领域内，基本权利的适用就可以借助一定的私法条款(尤其是所谓的“概括条款”，如公序良俗等)来发挥效力。。根据这种理论，宪法基本权利成为法官对民法基本原则等概括性条款的解释前提，从而宪法基本权利效力“辐射”而非直接作用到私法领域。最终联邦采纳了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间接效力理论，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学说。
这两种理论在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领域的范围，对私人关系的效力程度，基本权利发生效力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重要差异。
(三)对各种理论的评价
1．直接适用说
正如德国学者沙兹卫伯所说：“宪法也并未要求每个国民都过着理智及道德的生活。”所以，硬要将国家力量注入私人生活，造成私人间关系的平等，无疑侵害了自由权利。鉴于国家和公民二元对峙的模式以及公私法分离自治的法律设计，宪法基本权利不能直接在私法领域发挥效力，因此直接适用说不可取。
2．间接适用说
间接适用说作为经德国通过判例确认后成现代的通说。它具有极缜密的逻辑，既与德国《基本法》第l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是直接有效的法律”相契合，尊重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秩序的统一性，又尊重私法秩序的独立性与固有准则，避免了直接运用宪法基本权利可能对“私法自治”造成威胁，在两者协调中寻求和谐，因而成为通说但是问题在于内容更为具体之基本权利条款却要通过原则、抽象的民法概括条款等媒介来实现，其内容显然难以充分落实，利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来解释民法基本原则等概括性条款，本身也就具有宪法基本权利适用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将宪法基本权利直接用于私法领域。宪法基本权利要通过私法的媒介发生效力，如果没有私法上的媒介可以借助，此时，宪法基本权利如何发挥间接效力?这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3．准国家行为说
准国家行为说的优点在于：第一，相比直接适用说，它固守了公私法界限，避免了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深入私法领域的弊端；第二，比德国间接适用说的调节效果好。比如“国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公权行使的情形，因此，美国准国家行为对国家的规制相比德国要有效的多。第三，如果坚持宪法基本权利只调节公权行为的做法，那么国家可能通过向社会转移职能来逃避宪法责任，而社会组织则由于传统理论的缺陷而得不到直接调整，因此是不利于人权保障和发展的。美国的“准国家行为”考虑了这种可能性，有利于宪法基本权利在最广的公法意义上发挥直接效力。
准国家行为说的缺点在于其认定的可操作性不强。纷繁的标准与界限不仅没有将准国家行为厘清，标准与标准之间的冲突、个案与个案之间的不一致、法院立场的摇摆不定都使得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成为了所谓‘理论上的灾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进行司法审查中，将大量的精力都用于分辨什么是“国家行为”以确定宪法诉讼的范围。可见，美国法院及法官的高水平、高权威是该理论得以适用的独特条件。同时，美国的“准国家行为”虽可能无处不在，但也未必处处都在。当美国法院不能在私法纠纷中适用“准国家行为”时，对此纠纷宪法基本权利就没有效力。因此，对它的借鉴最好和其他相关理论补充来用。
三、中国的选择
(一)我国的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社会经济生活状态的急剧转变以及贫富分化的加剧，强势对弱势的侵犯与欺压屡见不鲜，这种侵犯在很多时候是隐性的，因而也是无法用私法法律规范来调整的。这是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也是各国宪法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宪法是用来调整国家与公民关系，中国的立宪思想与西方的“主流思想”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不仅公民的基本义务在宪法中设专章加以规定，即使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也可以看到对公民义务的要求，如宪法第36条对自由的保护，第40条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第49条对婚姻家庭的保护等都直接或间接的规定了个人的义务结合我国宪法的现实状况，不论从宪法具体规定上讲，还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单纯的照搬美国模式或德国模式并不可取。
(二)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私法化的设计
德国宪法基本权利对私法领域的直接效力说不应为我国所用，否则可能导致“个人与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的稀释化，有悖立宪主义的精神。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应当借鉴德国的“问接适用说”并以“准国家行为理论”作为补充。
首先，在国家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宪法基本权利应该在公法上具有直接效力。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公权纠纷，可以通过宪法基本权利发挥直接作用。当嗣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如果符合宪法诉讼的条件，则公民可以相应提起宪法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特定法院也可以通过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适用来进行违宪审查。
其次，在纯私法领域，即纯粹私法上两个主体之间彼此对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所发生的矛盾和权利侵犯问题，宪法基本权利不宜直接发挥其效力，它们可以通过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间接适用来规范。所谓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不能理解为私人间接地成为基本权相对人，此不涉及基本权之接受者问题，而是涉及作用方式、基本权作用。基本法对法官拘束而非对私人拘束。这即说明法官必须基于宪法要求来审查个案中适用私法规定有无抵触基本权利的问题，否则应承担责任。再次，私法适用的例外情况，即将强势私法主体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直接规范下，以“准国家行为”来规制。我国建国以来以及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影响私法自治的强大群体，它们拥有强大的政治或经济优势，因此要维护私法领域的相对秩序，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特别规制，即采用美国的“准国家行为”理论用宪法基本权利直接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