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4 20: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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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出的统计指标通常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副渔业5个方面。吴玉鸣和吴丽萍等在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均采用大农业口径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表示农业总产出。陕西省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2004年之前渔业产值很小，副业没有，水利建设投资除了防洪、发电、水保及生态建设等公共服务外，其余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鉴Lin经典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用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产出水平。对于农业劳动投入的衡量，应采用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劳动时间没有准确数据，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没有详细的统计。为便于计算，本研究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乘以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劳动力人数代替农业劳动投入。对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2个指标衡量，常用耕地指经常进行耕种并能正常收获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临时开发的零星土地；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仅包括种植在耕地上的，还包括种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种面积。张元红和石慧等在其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农业上的水利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选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为合适。农业固定资本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观上数据缺失问题，本研究没有加入畜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资本。水利建设投资数据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设投资完成额来替代水利投资。
2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与水利建设投资大体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对于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容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伪回归”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但具体影响程度和水利投资的实际作用还需要运用实证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3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劳动、土地、固定资本和水利资本及其滞后期变量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陕西省1982—2011年连续2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人数、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水利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资金投入后第3年体现出来，第5年达到最大，第6年开始下降。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见效慢，大型水利投资工程项目建设工期长，所占总投资的比重大，用于见效快的配套和小型水利设施项目投资所占比重较小，以及资金审批程序复杂等原因，使得水利投资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效应。
本文作者：周小琳吴翔工作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序列平稳性检验经济时间序列通常是不平稳的，根据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虽然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但方程并不能够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所以在具体建模前首先要进行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可以直接建模。如果序列不平稳，则需对序列进行差分，直到序列平稳为止。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来实现对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ADF检验值在各个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了原假设，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LnRGDP、LnRCONS和LnRINV在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均是一阶单整过程，可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尽管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都是非平稳的，但通过时间趋势图可以看出三个序列有共同的增长趋势，且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初步判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方法主要包括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由于E-G两步法只适用于对两个变量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元模型的Johansen检验法，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证明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一个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1)协整方程(1)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方程的DW值为1.76，接近于2，说明方程序列相关性不显著；拟合优度为0.99，说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很强，方程拟合效果良好。从长期来看，每提高1单位居民消费水平，能使我省GDP增加0.89个单位；每增加一单位投资，能使我省GDP增加0.25个单位。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究竟是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带来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最优滞后期为1年，LnRGDP和LnRCONS之间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LnRGDP和LnRCONS均是LnRINV的格兰杰原因，而LnRINV不是LnRGDP和LnRCONS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能显著的促使投资规模的扩大，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的带来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经济增长和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吉林省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仅2010年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9621.77亿元，而当年的GDP总额仅为8577.06亿元，投资规模高出GDP12个百分点。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但由于需求率远低于投资率，下游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小于原材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导致下游产业和部门生产经营利润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导致上游产业产品无法转移价格而经营不顺，造成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恶性循环。可见，近年来吉林省有限的GDP大部分都用来进行修桥、铺路、房地产开发等投资，过度的投资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高投资还导致通货膨胀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降低，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使投资和消费回归合理的比例，才能促进吉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率的下降使得吉林省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离了长期均衡的状态，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比率，使得经济重新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约吉林省消费水平提高的首要和主要因素，扩大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健全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速度要赶超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并抑制通货膨胀，以确保工资增幅超过物价增幅。同时，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镇低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水平，普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缩减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完善市场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水平由于吉林省劳动力报酬远远低于资本的报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水平，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剔除过多的非市场性因素，减少这些因素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各种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提高自身盈利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利润来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发展信贷消费目前，大部分居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传统的无债消费、滞后消费转变为适度的负债消费和适当的超前消费，适时完善信贷市场，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对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家电消费等领域的金融扶持力度，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提升消费结构。降低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适度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为直接、有效的力量，然而把当年全部的GDP都用来重新投资，必将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并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无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加剧未来的经济放缓。缩减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已经刻不容缓。政府应该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提高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降低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高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降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提高对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主要有投资管理能力、产业组织效率、产业创新能力及产业政策。整个指标设置中尽可能采用量化指标并力求反映行业竞争力发展趋势，注重结果性指标与过程中指标结合。投资管理能力是反映结果的指标，相对于其他财富管理行业，市场分额是最有价值的衡量指标，直接反映了竞争力的结果，从美国的数据看，证券投资投资基金所占的市场份额最高，在指标中采用了主流的三个指标即股票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基金的市场份额；产业组织效率主要采用衡量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产业利润率反映行业绩效，集中度主要反映产业结构；考虑基金业创新发展的实际与展望，未来创新集中反映在包含各类互联网理财的产品创新与销售渠道的创新，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在产品创新方面主要采用几个大基金公司产品研发人员占比衡量，而渠道创新则采用网上销售基金占比衡量；反映证券基金产业政策未来方向上，参考美国经验主要是401政策推动机构投资者壮大，因此量化角度采用机构投资者投资额/A股总市值占比，其次是基金行业的国际化程度采用海外投资额/A股总市值（QFII）占比。不同指标的量化值上限取值主要参考美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成熟阶段的数据。竞争力本身具有模糊性质，因此评价准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很难完全量化。因此评价准则一般不可能通过解析表达式的形式给出，只能通过模糊语言直接对系统的等级进行评判。评价等级的划分可依据经验和实际情况合理规定。由于竞争力变量的变动范围为[0,1]，如果将竞争力等级划分为n级，则每个区间的长度为1/n,竞争力等级区间为。
2基于层次分析法AHP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各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AHP）是系统工程中对非定量事件一种评价分析方法。它首先将复杂问题层次化。根据问题和要达到的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根据系统的特点和基本原则，对各层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引入1~9比率标度方法构造出判断矩阵，用求解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的方法得到各因索的相对权重。基于AHP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可按以以下步骤进行（:1）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2）两两比较结构要索，构造出所有的权重判断矩阵；（3）解权重判断矩阵，得出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检验每一个矩阵的一致性。若不满足一致性条件，则要修改判断矩阵，直到满足为止。计算出最底层指标的组合权重。
2.1确定综合评估体系按照AHP计算方法的要求建立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层次结构模型。通常该模型由目标层(最高层)、准则层(中间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组成。本文将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分为准则层和指标层两个层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所示。
2.2以A层为例确定其指标体系的权重（1）A层次权重确定对应图评价体系，逐一构造判断矩阵，求出权重系数。下面以A层为例确定其A层因素对最高层O层的权重，其它各层应用同样的原理即可求出相应下层对上一层的权重。
2.3组合权重的计算在计算了各级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重以后，即可从最上一级开始，自上而下的求出各级指标关于评价目标的组合权重。最终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的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各指标权重如表5所示。
3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评价
将2013年数据归一化处理后,根据归一化的上下限及权重综合计算中国基金业竞争力量化处理后的结果为0.63，这表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的总体水平较好，但较好层次中较差的水平，差距主要来自于产业创新与市场开放度不足上。
4结论
从投资存量上看中国在亚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就占据了我国海外投资总额的75%，达到了1855.4亿美元，主要的投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近几年增长迅速，2009年投资存量达305.9亿美元，而如今发展态势更为强烈，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3%。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域相对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对其他各大洲的直接投资所占比例较小，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对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直接投资都在10亿美元以上。
2海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海外直接投资都在稳步增长，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9878.3亿元，而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447.8亿美元，到了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40506.9亿元，增长了1.1倍，海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6亿美元，增长了4.5倍。近几年从国内生产总值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来看两者基本保持一致。虽然我国的GDP与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同步增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总是要高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表明虽然中国海外投资能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2.1技术交流第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便于国外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绕开原有的一些障碍流入我国，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形式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中，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以收购、兼并等现代化企业发展模式的推广，能够使得海外企业组织机构的部分经营交接权掌握在我国手中，而国外企业为了保持自身企业的持续化发展或壮大经营规模同样也会把一部分核心管理技术、生产先进工艺等交由我国企业进行专研与学习；另外，海外企业为了使得自身尽快度过兼并、收购的过渡与交接时期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势必会留有一些其自身企业的原有职工，这样我国企业就能在其中与对方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新的管理技术、管理模式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逐步融合并协调发展。同时，以这种兼并、收购的融合机制实行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国企业也绕过了不少弯路直接流入国内，并被国内市场的诸多企业组织机构所消化，推动市场竞争，促进国家经济进一步作出突破。
2.2优化资源配置随着我国海外投资发展形势在国际范围内的进军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源补给供不应求的被动局面，并优化了资源使用、供给等的结构配置，以此带动了国有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就是说，我国虽然国土资源丰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快速增长，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等付出的代价也有目共睹，更令我国难以消化。一方面，供给与持续开发量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要想获得深层次的能源开发，所付出的人力流、物资流、信息流等也会更大，即难度提升。而随着海外投资发展形势的扩张，在能源结构优化配置方面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辅助作用总体来说有两方面。其一，海外投资，我国投资企业可以利用国外的能源、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开发与利用，从而能够降低能源性商品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对国内市场造成的价格冲刷，并于此能够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现状的市场供应渠道。其二，海外投资在我国能源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较大，能够使得我国能源开发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我国对外投资的贸易结构。
2.3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已经全面贯彻了市场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说，这不仅使得我国走向了国际贸易市场，拓宽国际市场商品贸易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投资企业管理体系结构，加速了部分国内商品出口扩张程度的提升，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能够起到较好的推波助澜的巩固作用。
2.4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海外投资在海外的全面打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就业率与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加速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各项技术水准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建设进程工作的有利开展，从而使得我国国有经济提高能够再次做出突破。也就是说，我国投资企业走向国际后，除了促进了各项管理技术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项产业的生产投资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一方面，随着国内原装材料、生产设备的对外出口程度增加，加速了劳动就业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我国随着近年内需建设力度的大幅度提升，并与国外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等的交流与学习，也大幅度促进了更多的国内投资者把目光对准海外市场，从而加速了自身企业结构的整合与调整。为此，企业就要招兵买马，吸收综合素质型人才，掌握先进技术。而海外投资正好提供了我国不可多得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才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提升，使得我国企业发展在本质上有所提升，最终能够获得质的飞跃。
3结语
内容摘要：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可以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本文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针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走出去”战略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
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同时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如何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利机遇，实现企业自身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是当今许多企业面临的问题。
1企业跨国发展的理论依据
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为显著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直接投资活动规模的日益扩大。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分工是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决定的，各国应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来选择国际分工的定位。核心竞争力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一）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我国企业选择正确的“走出去”的市场、行业和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嘉图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局限性，其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难以在国际间流动。
随着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的减少与降低，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许多假设条件已经改变，经济全球化包括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金融的全球化。一国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本地资源，还包括外来资源，这时一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已不像过去那么突出。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以及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还可以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因此，除了一部分不可替代的资源如石油以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仅以比较优势来确定对外发展战略，虽然能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不能缩短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比较优势并不是最有利的。竞争优势才是国际竞争中的关键因素，重要的是获得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二）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的原义是“核心能力或核心技能”，通常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上明显优于并且不易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能够满足客户价值需要的独特能力。
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具有竞争优势。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存在区别，它们主要表现在：比较优势是静态竞争力，难以改变，竞争优势是动态竞争力，可以改变，拥有了比较优势并不等于拥有了现实竞争力，拥有竞争优势才真正拥有现实竞争力。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是一种低层次竞争力。竞争优势虽与基本生产要素有关，但更多是与机制、政府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要素有关，在更高层次上决定了竞争力。比较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之间产业分工与产业互补，竞争优势主要强调地区产业竞争和产业替代。发挥比较优势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应“扬长避短”，增强竞争优势更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优胜劣汰”，但完全套用比较优势理论可能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不可否认，企业要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去发展，但是在“走出去”发展中仅强调比较优势，而忽略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与培育，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变，就会囿于现有的市场和产业，难以向欧美等技术要求高，附加值也较高的市场发展，难以实现由一般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
以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思路是：首先，定位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分析培育获得该核心竞争力所应具有的比较优势及其他条件。第三，分析现有的比较优势，以及转化为培育核心竞争力所需比较优势需要开展的工作与条件。最后，逐步实现这些工作，获得这些条件。仅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则其思路为：分析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对外合作。两者的区别在于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指导不单纯是现有比较优势的发挥，更重要的是通过企业的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确立企业所需的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2企业跨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把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培育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战略。培育核心技术战略，包括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确定企业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方式一般是指在某个局部环节领先，还是整个过程效果的领先，就目前国际企业和国内企业现状来看，应当建立某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点是产品技术水平高、产品更新换代快，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如果不能发挥核心技术优势，被市场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产品差异化及成本领先战略。产品差异化是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提高自己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预期价值的一种经营战略，产品差异化最明显的方法就是修正产品或服务的客观特性，突出产品特色。在保持现有特色的同时，进一步创新，发展新的有价值的、不同于同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以减少竞争的威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当然，在实施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还必须把成本放在首位，即成本领先战略。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外包战略。外包是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秀的专业化资源，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外包就是把不属于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包出去。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来临，企业不可能只利用自身的资源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敏捷组织、组合式组织和虚拟组织的相继出现都是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因此，外包策略可以弥补企业发展核心能力时的资源不足问题。
政府出台并完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措施。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私人投资增长幅度加大，政府出资项目逐步减少，对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支持可以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竞争，向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以提高自己的劳动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强化协调职能，使企业发挥所长，实现共赢。
加大技术创新鼓励力度并鼓励管理创新。从本质上看，企业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强化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增强核心竞争力。
总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下依托“走出去”发展战略，企业只有凭借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生产出具有高科技、高效用的产品从而占领国际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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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建和.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中国西部科技，2006
3.吴汉篙.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企业经济，2004
经济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华丽转身”。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超级秘书网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第四，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路网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建设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干中学；知识外溢；技术进步
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知识已超越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本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而首先在于“知识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知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是知识外溢、干中学和规模经济等多种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事实的理解与思考，运用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实际测算并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规模地利用外资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三是利用外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四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推动了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符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关键词: 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法律问题,环保标准,绿色壁垒
1 引言
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就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而言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环境指标都正在变成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 （GATT）也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将乌拉圭回合后的下一个回合确定为讨论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绿色回合”。因此 ，有必要对环境与国际投资、贸易的关系及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2 环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2 1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犹如一把“双刃剑”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积极、有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技术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要求取消补贴 ，可以减少那些有害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数量。消极、不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刺激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 ，形成新的环境压力 ；（2）、在现行条件下 ，自由贸易制度同样存在忽视环境损失的“市场失灵”问题。
2 2 环保标准对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
各国生产力发展阶段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重要程度、环保资金和技术水平等的差异 ，决定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参差不齐。而环保标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 ，各国间环保标准的不一致 ，会使那些投资于环境管理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 ，从而使工业迁移到那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甚至出现“生态殖民”。而在发达国家 ，产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对来自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征收“污染倾销税”、“绿色关税”等 ，以消除因环保标准的差异给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不同影响。
2 3 环境标准与非关锐贸易壁垒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边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的情况下 ，具有合法身份的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规定看 ，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 ，传统非关税壁垒的活动余地明显减少 ，“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将被限制使用。因此 ，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名义 ，通过设定种种环境等方面的障碍即“绿色壁垒” ，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 ，形成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3 国际条约和公约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规定
3 1 国际环境条约、公约中的贸易条款
为了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 ，保护候鸟、鱼、海洋动物以及濒危物种 ，控制危险产品和物质的危害 ，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规定了贸易条款 ，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1 ）、规定许可证基础上的进出口。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 ：如果确认为是濒临灭亡物种的贸易 ，应全面禁止 ；对于有可能面临灭亡威胁的物种 ，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 ，应该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许出口 ，同时规定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
（2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物品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不仅要求缔约国限制或禁止与其它缔约国之间的贸易 ，还要求限制或禁止与其它非缔约国间的贸易。
3 2 关贸总协定 （GATT）中的环境条款
GATT第20条允许国家采取“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以及在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 ，采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 ：“任何国家可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 ，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视 ，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上 ，该规定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
4 环境问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4 1 环保标准差异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 ，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这种转嫁污染的行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 ，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 ，而目前在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适当考虑 ，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
4 2 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以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为根据 ，以保护人体健康、环境与资源为表面目的 ，涉及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产品 ，因而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就实施效果而言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对来自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利。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看 ，常见的绿色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下述几种形式 ：（1）单边主义 ，即一国对其内部及外部的商务活动单方面制定法律、标准 ，并加以实施。 （2）境外裁决权 ，即某一项法案 ，它有权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活动加以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事件。 （3）国家环境管制法律法规 ，即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 ，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环境措施。 （4）多边环境措施 ，即有些国家利用国家间缔结的环境条约、公约的某些条款建立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南亚、韩国 ，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口进口标准 ，大都包含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严格的标准 ，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如果这些国家、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贸易与环境紧密挂钩 ，将使我国在产品出口范围、出口速度上遭受打击。在产品结构方面 ，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而初级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这对以初级产口出口为主的我国显然不利。面对这一国际性趋势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 ，由于绿色壁垒的制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 ，制造商、出口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 ，必须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手续及其相关费用 ，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 ，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对策和建议
5 1 完善环境法律和强化环境执法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 ，特别是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专项法规 ，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并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实施力度 ，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嫁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
5 2 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原则 ，抵制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如果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其环保标准对我国产品在当地的销售采取歧视性做法 ，我国一方面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认的相互给予非歧视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和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 ，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辩 ，力争通过磋商、谈判解决此类贸易纠纷 ，同时也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申诉 ；另一方面可依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反报复措施 ，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5 3 尽早推广实施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并从法律上完善有关制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 ，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 ，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 ，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 ，通过立法程序把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 4 加强国际立法合作
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环境与贸易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 ，表明我国在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 曲小如 ，环保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
② 王瑜 ，中国社会标志规划 ，环境 ， 1996（3）。
③ 孙昌华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 ，法学评论 ， 1996（4）。
④ 曲小如 ，论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与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相容性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7）。
⑤ 谈臻 ，国际经贸中的环境壁垒及其法律对策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