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4 20: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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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出的统计指标通常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副渔业5个方面。吴玉鸣和吴丽萍等在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均采用大农业口径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表示农业总产出。陕西省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2004年之前渔业产值很小,副业没有,水利建设投资除了防洪、发电、水保及生态建设等公共服务外,其余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鉴Lin经典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用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产出水平。对于农业劳动投入的衡量,应采用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劳动时间没有准确数据,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没有详细的统计。为便于计算,本研究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乘以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劳动力人数代替农业劳动投入。对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2个指标衡量,常用耕地指经常进行耕种并能正常收获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临时开发的零星土地;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仅包括种植在耕地上的,还包括种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种面积。张元红和石慧等在其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农业上的水利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选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为合适。农业固定资本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观上数据缺失问题,本研究没有加入畜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资本。水利建设投资数据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设投资完成额来替代水利投资。
2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与水利建设投资大体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对于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容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伪回归”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但具体影响程度和水利投资的实际作用还需要运用实证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3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劳动、土地、固定资本和水利资本及其滞后期变量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陕西省1982—2011年连续2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陕西省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力人数、年末常用耕地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水利建设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2)水利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资金投入后第3年体现出来,第5年达到最大,第6年开始下降。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见效慢,大型水利投资工程项目建设工期长,所占总投资的比重大,用于见效快的配套和小型水利设施项目投资所占比重较小,以及资金审批程序复杂等原因,使得水利投资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效应。
本文作者:周小琳吴翔工作单位:东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序列平稳性检验经济时间序列通常是不平稳的,根据不平稳的时间序列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有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虽然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但方程并不能够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所以在具体建模前首先要进行序列是否平稳的单位根检验。如果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可以直接建模。如果序列不平稳,则需对序列进行差分,直到序列平稳为止。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来实现对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ADF检验值在各个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了原假设,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LnRGDP、LnRCONS和LnRINV在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原假设,说明LnRGDP、LnRCONS和LnRINV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均是一阶单整过程,可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尽管变量序列LnRGDP、LnRCONS和LnRINV都是非平稳的,但通过时间趋势图可以看出三个序列有共同的增长趋势,且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初步判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方法主要包括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法,由于E-G两步法只适用于对两个变量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了基于多元模型的Johansen检验法,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最多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证明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有一个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1)协整方程(1)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方程的DW值为1.76,接近于2,说明方程序列相关性不显著;拟合优度为0.99,说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很强,方程拟合效果良好。从长期来看,每提高1单位居民消费水平,能使我省GDP增加0.89个单位;每增加一单位投资,能使我省GDP增加0.25个单位。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吉林省经济增长与投资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具有协整关系,但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有因果关系,究竟是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带来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了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由表3可知,最优滞后期为1年,LnRGDP和LnRCONS之间互相没有格兰杰因果关系,LnRGDP和LnRCONS均是LnRINV的格兰杰原因,而LnRINV不是LnRGDP和LnRCONS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也没有显著的促进消费水平的提升。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都能显著的促使投资规模的扩大,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的带来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经济增长和投资、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从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吉林省盲目地扩大投资规模,仅2010年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达9621.77亿元,而当年的GDP总额仅为8577.06亿元,投资规模高出GDP12个百分点。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但由于需求率远低于投资率,下游消费品价格增长速度小于原材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这一方面导致下游产业和部门生产经营利润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导致上游产业产品无法转移价格而经营不顺,造成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恶性循环。可见,近年来吉林省有限的GDP大部分都用来进行修桥、铺路、房地产开发等投资,过度的投资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高投资还导致通货膨胀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的降低,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使投资和消费回归合理的比例,才能促进吉林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率的下降使得吉林省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离了长期均衡的状态,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比率,使得经济重新恢复到长期均衡状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可支配收入水平偏低是制约吉林省消费水平提高的首要和主要因素,扩大消费就必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建立健全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速度要赶超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并抑制通货膨胀,以确保工资增幅超过物价增幅。同时,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镇低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水平,普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缩减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完善市场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水平由于吉林省劳动力报酬远远低于资本的报酬,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而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远大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为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水平,应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剔除过多的非市场性因素,减少这些因素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各种成本,使得中小企业在提高自身盈利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利润来为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发展信贷消费目前,大部分居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传统的无债消费、滞后消费转变为适度的负债消费和适当的超前消费,适时完善信贷市场,优化信贷结构,加大信贷对住房消费、汽车消费、家电消费等领域的金融扶持力度,有助于推动消费增长,提升消费结构。降低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适度的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为直接、有效的力量,然而把当年全部的GDP都用来重新投资,必将遭遇巨大的产能过剩,并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无法继续扩大的情况下加剧未来的经济放缓。缩减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已经刻不容缓。政府应该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提高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降低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提高对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领域的投资;降低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提高对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主要有投资管理能力、产业组织效率、产业创新能力及产业政策。整个指标设置中尽可能采用量化指标并力求反映行业竞争力发展趋势,注重结果性指标与过程中指标结合。投资管理能力是反映结果的指标,相对于其他财富管理行业,市场分额是最有价值的衡量指标,直接反映了竞争力的结果,从美国的数据看,证券投资投资基金所占的市场份额最高,在指标中采用了主流的三个指标即股票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基金的市场份额;产业组织效率主要采用衡量产业结构、行为与绩效,产业利润率反映行业绩效,集中度主要反映产业结构;考虑基金业创新发展的实际与展望,未来创新集中反映在包含各类互联网理财的产品创新与销售渠道的创新,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在产品创新方面主要采用几个大基金公司产品研发人员占比衡量,而渠道创新则采用网上销售基金占比衡量;反映证券基金产业政策未来方向上,参考美国经验主要是401政策推动机构投资者壮大,因此量化角度采用机构投资者投资额/A股总市值占比,其次是基金行业的国际化程度采用海外投资额/A股总市值(QFII)占比。不同指标的量化值上限取值主要参考美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成熟阶段的数据。竞争力本身具有模糊性质,因此评价准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很难完全量化。因此评价准则一般不可能通过解析表达式的形式给出,只能通过模糊语言直接对系统的等级进行评判。评价等级的划分可依据经验和实际情况合理规定。由于竞争力变量的变动范围为[0,1],如果将竞争力等级划分为n级,则每个区间的长度为1/n,竞争力等级区间为。
2基于层次分析法AHP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各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AHP)是系统工程中对非定量事件一种评价分析方法。它首先将复杂问题层次化。根据问题和要达到的目标,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根据系统的特点和基本原则,对各层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引入1~9比率标度方法构造出判断矩阵,用求解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及其特征向量的方法得到各因索的相对权重。基于AHP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可按以以下步骤进行(:1)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2)两两比较结构要索,构造出所有的权重判断矩阵;(3)解权重判断矩阵,得出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检验每一个矩阵的一致性。若不满足一致性条件,则要修改判断矩阵,直到满足为止。计算出最底层指标的组合权重。
2.1确定综合评估体系按照AHP计算方法的要求建立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即层次结构模型。通常该模型由目标层(最高层)、准则层(中间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组成。本文将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分为准则层和指标层两个层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所示。
2.2以A层为例确定其指标体系的权重(1)A层次权重确定对应图评价体系,逐一构造判断矩阵,求出权重系数。下面以A层为例确定其A层因素对最高层O层的权重,其它各层应用同样的原理即可求出相应下层对上一层的权重。
2.3组合权重的计算在计算了各级指标对上一级指标的权重以后,即可从最上一级开始,自上而下的求出各级指标关于评价目标的组合权重。最终经过总体一致性检验的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各指标权重如表5所示。
3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评价
将2013年数据归一化处理后,根据归一化的上下限及权重综合计算中国基金业竞争力量化处理后的结果为0.63,这表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竞争力的总体水平较好,但较好层次中较差的水平,差距主要来自于产业创新与市场开放度不足上。
4结论
分业经营建立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在业务上和资金上的分离,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的供给者,其资金通过银行存贷款业务与社会经济实体之间实现流转,规避金融风险。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性质不同,弱化了两者的竞争,同时也便于有关部门进行监管。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混业经营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规模效益,促进社会总效益。在经济全球化和快节奏生活的今天,混业经营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两者的具体优缺点对比见表1:
二、美国投资银行发展的经验借鉴
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000年前的“商人银行”到20世纪30年代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公布,可以称为综合经营性模式;从20世纪3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公布到20世纪90年代,为分业经营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营模式则为混业经营模式。两次经营模式的转变都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使美国进入了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的分离。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美国几大投行相继破产。贝尔斯登、美林证券放弃了独立投资银行的模式,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一部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成为美国第四大银行的控股公司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投资银行的发展与经营管理模式要与一国的实体经济相适应,但其性质决定获取利润是投资银行的经营目标,投资银行的本质角色是金融中介结构,但受到利益的驱逐,其总是希望能够偏离此角色。因而这就需要政府的监管。恰当的监管体制是投资银行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同,监管方式也有差异。不过正如郭田勇教授所讲,监管也要适度,过分的监管可能会抑制金融创新。投资银行的业务分为三类,即传统业务、创新业务和引申业务。创新业务包括企业并购、企业重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项目融资等。投资银行的引申业务包括金融衍生品交易和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的模式选择也要有利于金融的创新,充分发挥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同时,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也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影响。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既受经济、社会、监管环境和本身金融创新需求度影响,又受商业银行、企业、政府等其它社会组织影响。各级政府对待商业银行的政策法规,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策都会对投资银行产生影响。
三、中国投资银行的发展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投资银行业务。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88年允许国债流通,再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经过一系列探索试点,终于产生了中国的证券市场,投资银行也随之应运而生。目前,我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此外还有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这些金融机构与现资银行还有些差距。我国投资银行在起步阶段为混业经营模式。证券市场过热促使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进入了证券市场,扰乱了金融秩序。1995年,国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格局。其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构筑了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法律基础。2003年,成立了银行监督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代替中央银行统一监督管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至今,我国投资银行一直保持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
四、中国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及利弊
我国投资银行现在存在着资金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业务范围单一、专业人才匮乏及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弱化了我国本土投资银行创新能力的不足,投资银行应有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难以引导资金的正确流向。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也应该顺应发展趋势,逐步发展为混业经营的模式。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各有利弊,顺应当今发展,混业经营的利大于弊。
1.分业经营制约发展动力。
混业经营的模式能够顺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客观要求。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在加入WTO之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在银行和证券市场之间保持过于样的管制与分割,将使我国投行的业务服务、融资便利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都受到制约,制约我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各自的竞争力和发展动力。而混业经营的模式能够建立资金之间的互动机制。
2.混业经营打破业务限制。
混业经营能够打破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经营上的限制,加强金融经营机构之间的竞争,提高它们的金融创新能力。混业经营的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营与风险防范的积极性。
3.混业经营满足金融服务多样化要求。
混业经营模式也能够满足客户对投资品及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投资者对投资品种的多样性和服务便利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混业经营模式能够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降低投资成本,为金融交易结算带来便利。因而混业经营模式能够提高社会总效用。
4.混业经营需加强监管。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安徽
安徽工业化发展现状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转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安徽省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安徽省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安徽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安徽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安徽省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安徽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安徽省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1.胡亭亭.欠发达地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与创新—以安徽省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07(5)
经济转型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华丽转身”。
首先,整体经济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发展模式;其次,产业的优化与升级成为迫在眉睫的议题。传统的过剩产能需要调整,传统的产业需要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培育,节能减排、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都可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再者,区域的协调发展再度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相继出台的区域振兴规划反映了宏观政策的这一取向。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我们看到的则是区域板块、战略性新兴产业板块的相继登场和估值中枢的不断抬升。
经济转型带给资本市场的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话题。目前,代表传统周期性行业的大盘股和代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盘股的估值差异达到历史高点。随着A股市场的调整,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这条投资主线呢?经济转型之年更应着眼长远,把目光转向3—5年后的中国。那时,我国将经历怎样的剧变?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要素价格,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并传导到市场估值?超级秘书网
首先,老龄化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左右消失。这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抬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加工产业将走向衰退.而医疗保健、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动化/半自动化产业将逐步兴起。
其次,节能减排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项挑战。为实现我国2020年单位GDP能耗下降45%的目标,发展节能照明、智能电网、建筑新材料、废弃物处理等产业,将是今后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资源瓶颈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对资源瓶颈,发展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在内的新能源,推动煤电一体化建设,改变我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实施资源税改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能源政策。
第四,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路网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建设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干中学;知识外溢;技术进步
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知识已超越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本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而首先在于“知识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知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是知识外溢、干中学和规模经济等多种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事实的理解与思考,运用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实际测算并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
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甚至阻碍经济增长。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即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建立的模型是按照传统方式包含劳动力、国内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以两种身份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作为国内资本总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产生内生技术进步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和新技术纳入生产函数,在此抓住了与外商直接投资有关的外部性、干中学和外溢效果。将生产函数写成:
Y=f(K,A(FDK),L,t)
其中: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K表示国内资本存量,L表示劳动投入,FDK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t表示时间趋势。A(FDK)是扩大劳动的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决定的内生技术进步,假设它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阶齐次函数。如果A(FDK)和L给定,则一个国家面临资本递增的效益。然而,一旦一国鼓励外资流入,就可以从外资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率。
如果生产函数和技术水平指标都是科布———道格拉斯型的,经济增长率的表达式可以写作:
gy/1=a+agk/1+(1-)gf
其中:gy/1,gk/1,gf分别表示人均经济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于资本存量测度问题的困难,前人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了避免资本存量的替代方法,即用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代替资本存量增长率。这样就可以用国内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与GDP的比率分别代替国内资本和外商投资存量的增长率,可以将增长方程简化为:
y=a+bl+c(I/Y)+d(FDI/Y)
其中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I/Y表示总投资率。
三、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资概况
吸引外商投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中国利用外资大体分为三类,即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等。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1985年为起步阶段,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借款,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很小。1986年-1991年为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外资流入明显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7%.1992年以后是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年平均实际利用额达到408.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3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迅速,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开放的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引外资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态势,据外经贸部统计,截至2002年9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414796个,合同外资金额8136.6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47.8亿美元,目前,全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中国不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引外商投资国,而且在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国。外资的大幅度增长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大规模地利用外资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促进了生产要素存量的增长,提高了我国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二是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伴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直接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三是利用外资在促进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动了我国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提升,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四是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推动了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全球500强几乎垄断了全世界大约80%以上的高新技术,是当代科技成果的主要拥有者,吸引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符合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提高我国技术和装备水平,促进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且也推动着这些行业内部产品结构的升级。
关键词: 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法律问题,环保标准,绿色壁垒
1 引言
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就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而言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环境指标都正在变成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 (GATT)也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将乌拉圭回合后的下一个回合确定为讨论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绿色回合”。因此 ,有必要对环境与国际投资、贸易的关系及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2 环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2 1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犹如一把“双刃剑”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积极、有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技术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要求取消补贴 ,可以减少那些有害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数量。消极、不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刺激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 ,形成新的环境压力 ;(2)、在现行条件下 ,自由贸易制度同样存在忽视环境损失的“市场失灵”问题。
2 2 环保标准对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
各国生产力发展阶段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重要程度、环保资金和技术水平等的差异 ,决定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参差不齐。而环保标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 ,各国间环保标准的不一致 ,会使那些投资于环境管理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 ,从而使工业迁移到那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甚至出现“生态殖民”。而在发达国家 ,产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对来自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征收“污染倾销税”、“绿色关税”等 ,以消除因环保标准的差异给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不同影响。
2 3 环境标准与非关锐贸易壁垒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边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的情况下 ,具有合法身份的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规定看 ,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 ,传统非关税壁垒的活动余地明显减少 ,“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将被限制使用。因此 ,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名义 ,通过设定种种环境等方面的障碍即“绿色壁垒” ,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 ,形成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3 国际条约和公约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规定
3 1 国际环境条约、公约中的贸易条款
为了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 ,保护候鸟、鱼、海洋动物以及濒危物种 ,控制危险产品和物质的危害 ,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规定了贸易条款 ,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1 )、规定许可证基础上的进出口。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 :如果确认为是濒临灭亡物种的贸易 ,应全面禁止 ;对于有可能面临灭亡威胁的物种 ,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 ,应该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许出口 ,同时规定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
(2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物品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不仅要求缔约国限制或禁止与其它缔约国之间的贸易 ,还要求限制或禁止与其它非缔约国间的贸易。
3 2 关贸总协定 (GATT)中的环境条款
GATT第20条允许国家采取“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以及在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 ,采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 :“任何国家可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 ,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视 ,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上 ,该规定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
4 环境问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4 1 环保标准差异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 ,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这种转嫁污染的行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 ,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 ,而目前在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适当考虑 ,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
4 2 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以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为根据 ,以保护人体健康、环境与资源为表面目的 ,涉及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产品 ,因而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就实施效果而言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对来自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利。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看 ,常见的绿色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下述几种形式 :(1)单边主义 ,即一国对其内部及外部的商务活动单方面制定法律、标准 ,并加以实施。 (2)境外裁决权 ,即某一项法案 ,它有权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活动加以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事件。 (3)国家环境管制法律法规 ,即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 ,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环境措施。 (4)多边环境措施 ,即有些国家利用国家间缔结的环境条约、公约的某些条款建立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南亚、韩国 ,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口进口标准 ,大都包含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严格的标准 ,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如果这些国家、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贸易与环境紧密挂钩 ,将使我国在产品出口范围、出口速度上遭受打击。在产品结构方面 ,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而初级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这对以初级产口出口为主的我国显然不利。面对这一国际性趋势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 ,由于绿色壁垒的制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 ,制造商、出口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 ,必须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手续及其相关费用 ,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 ,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对策和建议
5 1 完善环境法律和强化环境执法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 ,特别是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专项法规 ,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并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实施力度 ,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嫁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
5 2 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原则 ,抵制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如果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其环保标准对我国产品在当地的销售采取歧视性做法 ,我国一方面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认的相互给予非歧视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和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 ,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辩 ,力争通过磋商、谈判解决此类贸易纠纷 ,同时也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申诉 ;另一方面可依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反报复措施 ,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5 3 尽早推广实施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并从法律上完善有关制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 ,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 ,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 ,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 ,通过立法程序把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 4 加强国际立法合作
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环境与贸易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 ,表明我国在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 曲小如 ,环保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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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孙昌华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 ,法学评论 , 1996(4)。
④ 曲小如 ,论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与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相容性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7)。
⑤ 谈臻 ,国际经贸中的环境壁垒及其法律对策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