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08 11:01:1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新制度经济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的基本内容是用经济研究制度现象。现在已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内容涉及 政治 学、 法学 、 社会 学 及管 理学 等学科。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介绍。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思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为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思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现代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发展，到逐步成长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前后也不过30年的时间；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诞生，就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 经济学理论 、委托—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1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资本主义 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结实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就使一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渴望自由 市场 的回归，并把目光纷纷投向崇尚经济自由化和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接受实践 检验 的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合实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尽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义理论还倾向于把个别范畴一般化，绝对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他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木问题》中提出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己成为该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从70年代开始，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大量涌现，由此产生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解释力和 指导 意义的相关理论，如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寻租理论、法与经济学理论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规模等问题。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 成本 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上。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被后来者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从而使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这篇文章也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开山之作。
2新制度 经济 学 的主要内容
2.1 关于交易费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概念现在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 合同 的费用、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即制度运行费用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块计入，纳入经济分析体系(诺斯，1992)。
2.2 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构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论的一个特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的维度，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人类把非正式制度逐渐提升为正式制度，规则逐渐硬化(诺斯, 1994)。
2.3 国家与产权理论。
诺斯把国家当作一种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有充当使 社会 福利最大化和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的两面性，其授订的产权安排就可能偏离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2.4 制度变迁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现为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当期资源、技术与偏好，又使制度变迁产生某种依赖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发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制度需求受制于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 宪法 秩序、技术和 市场 规模等;制度供给受制于现有知识积累、制度设计实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宪法秩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3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 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 历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你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经济制度转型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实践 环境 。
参考文献:
［1］孙绪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资料通讯》，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党政论坛》，2006年4月。
［3］王玉海，《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及其 逻辑 起点》，《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1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结束语：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吕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两者都关注经济行动中交易组织和制度，并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将交易组织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对这一领域研究在基本假设、方法论主张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所区别。本文旨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进行简要梳理和比较。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研究的回顾
从学术发展史来看，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熊彼特、韦伯等人都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但这一时期的学科界限还不明确，学者身份往往带有综合性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数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对认识一些经济现象的局限，并开始对这一方法进行反思，结果是经济学发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趋势，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经济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学的新取向。
经济学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他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及范围，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拓展到个人、家庭等范围，使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物质生产领域，把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社会学领域。经济学家的这种学科“入侵”，引起了社会学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会学者也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经济问题。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使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的产生。他认为，社会网络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市场是一种社会网络，它体现了社会关系。怀特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这标志着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这种学科交叉，在经济学领域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在社会学领域则表现为新经济社会学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体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交易中有关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组织的规模变动和边界确定，交易制度和结构的最优选择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从而围绕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阐述了对财产权利进行界定的经济意义，从而说明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围绕交易成本和治理结构核心概念构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Williamson，1975）。诺斯（North，1981）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理论在制度变迁问题中的运用。这些论述都是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个体的经济活动和制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假设
通过对科斯、威廉姆森、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但这些假设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1）“经济人”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关注制度或松散地对制度进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产生及变迁问题。围绕“交易成本”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学派具体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质上仍是“经济人”假设下的效益最大化问题。（2）“有限理性”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主张“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科斯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做这样的假设，即人的行为都是基于当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预判后发生的行为（Coase，1994）。（3）“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中暗含的“确定性”和“简单性”假设相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环境中充满不可预期性和各种变化，因此交易双方都力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性纳入契约之中，契约的达成在交易过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体系
（一）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提出的，他在《大转折》一书中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对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了“企业的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著名观点（Granovetter，1985）。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主张，确立了经济社会学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新经济社会学也因此得名。新经济社会学是建立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的。
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关于个人的原子化假定，他们认为社会个体决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个人的社会行动和经济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中的一个最明显表现就是社会的网络关系特征，因此研究社会关系网络是十分必要的。新经济社会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是一项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即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关注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并对此进行广泛研究。
（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假设
格兰诺维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即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从新经济社会学的上述基本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假设：（1）“社会人”假设。新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行动只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行动者有多重动机。格兰诺维特认为“尽管重要，经济行为也仅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类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设。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具有“嵌入性”，经济行为被“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仅仅用个体的动机来解释”。（3）“社会建构”假设。20世纪90年代初期，格兰诺维特阐述了“嵌入”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关系性嵌入，另一种是结构性嵌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也由关系性嵌入转向了结构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经济制度何以被社会建构。格兰诺维特将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归纳为两个社会命题：经济行为总是社会性定位的，它不可能仅仅用个人动机来解释；社会制度不可能以某种必然的形式自动地产生，而只能通过“社会建构”来形成。
四、结论和讨论
在行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有不同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中基于个体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则是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基础上，特别是强调“嵌入性”，即经济行动嵌入于特定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中。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已有的研究和基础和假设来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两种理论的不同取向，这种不同也根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方法论差异。因此，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讲仍然没有突破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单一性局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方法则是多层次多方向的，不仅限于某一单一领域。一个显著的表现在于具体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规范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则更像一种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对地忽视规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以组织和制度分析为共同切入点，为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行动打开了新的一扇门，引领了新学科的交叉。同时，两种理论的发展，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两门重要分支学科的进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J].法律与经济学杂志，1960（3）.
[2]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G]//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6]奥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8]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2009（1）.
[9]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公司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8日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学说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是很晚的，但它的地位相当独特，影响十分深远，其研究的领域和课题越来越宽广，并且有成为经济学主流之势。它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等。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理论探讨上，还是实践推进中，也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当成为我们了解的重点。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蔚为壮观的体系中，制度经济学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支。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制。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它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其基本出发点的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的绩效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造成的，而人们活动、行为的方式和逻辑是由人们的动机决定的，人们的动机则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诱导、塑造和决定的。因此，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好坏以及确定经济绩效好坏评价标准的最终决定因素。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二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都对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的作用以及过分的形式化表示不满。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以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强调研究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旧制度经济学尽管对古典经济理论不满意，但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
二、公司管理理论概述
公司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法律程序建立起来的企业组织，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典型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制度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企业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规程和行动准则，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制度是公司为了规范员工行为，加强考勤管理，维护工作秩序，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一定的程序严格制定相应的制度，是公司管理的依据和准则。一套科学完整的公司管理制度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职工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企业管理理论经过以下发展阶段：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工人是机器，通过改善工作程序来提高效率；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工人是人，有需求，需要激励，高效率的工作来自好的人际关系；系统理论认为整个企业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人、组织结构、生产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管理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好的管理，只有最合适的管理；以人为本理论认为企业管理应该从人性出发，建立和谐的组织和企业。
现代企业管理是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现代管理理论有四个特点：长远性、全局性、战略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大量资源的配置问题。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公司管理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一）公司的出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战争使得政府出现财务问题，商人的财富却急剧增加，此时，商人出资帮助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给商人进行贸易、工程、税收的权力，公司由此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合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层级机构较多，机构之间的协调需要大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政府进行贸易、工程、税收时的效率较低，所以政府才有将这些职能承包给商人的动机。可以看出，公司的出现是由于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小于政府内部的交易成本。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科斯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交易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替代交易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但企业内交易也有成本，如果过高，运行的效率就会降低，又会被市场交易所取代。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两者交易费用的比较。
（二）以人为本。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重视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加强对人员的培训，而是要致力于开发和完善独特的人才培训机制，实施终身学习、不断成长的激励机制，开发人的潜能。要着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业竞争平台，造就能令人心情舒畅、有助于激发和释放创新能力的工作环境，增加企业员工的归属感。在日常工作管理中，不再把人作为生产机器，人是社会人，是有需求的，坚持以人为本理念。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做出了修正，对人的行为作出三点假定：人的行为动机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人们要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寻找均衡点。有限理性，是指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复杂；另一方面人们对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可以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知环境的能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而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约束。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理念与制度运用相结合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三）公司文化。企业管理不仅需要“理性”，需要“条条框框”，同样也需要“非理性”，需要“软”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西方现代管理学强调管理的软化，重视企业文化的作用。许多企业家逐步意识到，企业员工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文化人”，管理要有文化氛围。企业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使员工产生团结、进取的精神境界；约束功能增强员工自我约束能力，使各项规定能有效落实；凝聚功能使员工处于最佳位置，达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目的；协调功能使员工的人际关系和谐，自我协调能力增加。企业文化包括四层结构：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形成一个从表层到深层的有序结构。在诺思（D.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为制度的一个层面尤为受到重视。在他看来，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更是从经济发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它除了通过知识、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企业家决策产生影响，更对人们发生相互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它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其不确定性），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企业作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诞生物，其单位组织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业的边界与实力，用法律、制度规范来监督契约的执行必显得成本高昂。因此，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约束，必定可以作为正规约束的替代。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企业文化能够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无论是制度管理还是人治管理都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采用人治管理，大量的人力成本与交流成本是无法避免的；使用制度管理，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但又增加了维护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最重要的是两种管理方式都是带有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员工处于被动管理位置。假如企业长期使用这些管理方式，会减少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工作效率，员工易出现逆反心理。而一个良好的公司文化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还会避免这些问题出现，更有利于公司的管理。
综上所述，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司管理理论的发展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已有的公司管理理论许多都可以追溯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并且新制度经济学能够有效创新公司管理理论。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
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
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
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
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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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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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一、简述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被认为在许多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有重要的发展,掀起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甚至它的开创者科斯称其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此为契机和出发点,存在交易成本、产权非清晰界定和信息不完备情况下的经济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把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结合起来,强调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孕育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分析和制度变迁框架。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首先意识到了在经济生活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产权界定的重要性,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则循着科斯的思路创立和发展了产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产权的安排和效率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产权研究
按照阿尔钦的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受益,如何受损,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科斯认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支出。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权利配置和由此而来的更高产出将永远无法实现”。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产权是指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行使的权利。共有产权意味着共同体否认国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体内的任何人行使其权利。私有产权则意味着社会承认所有者的权利,并拒绝其他人行使该权利。国有产权意味着国家可以在权利的使用中排除个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来使用国有财产”。从这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出发,研究者们区分了它们之间的效率差异。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它是否能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在共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平均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且一个共有权利的所有者也无法排斥其他人来分享他努力的果实,所有成员要达成一个最优行动的谈判成本也可能非常之高,共有产权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 出现“搭便车”行为。在国有产权下,产权是由国家所选择的人来行使,作为权利的使用者,他对资源的使用与转让,在选择其人时也具有从政治利益而非经济利益考虑的倾向,国有产权下的外部性也是很大,当然“人风险”问题就自然产生了。
相比之下,在私有产权下,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行动决策时,就会考虑未来的收益和成本倾向,并选择他认为能使他的私有权利的现期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他们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他个人来承担,在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下的许多外部性在私有产权下就被内在化了,产生了更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就我国国企来讲,产权问题引起的非效率是严重的,必须对国企产权进行改革,提高国企效率。
三、国有企业改革与产权理论
当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制度安排超越了某些人习惯的控制方式时,当改革本身有可能从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突围,通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时,以看似“合理”的理由去非议改革、阻挠改革,就会成为某些人的必然选择。他们拥护改革,只拥护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改革,如果改革使得他们习惯的利益安排出现不确定的情况,便立即阻挠改革。
主力军和阻力军的身份随着改革的进程始终在互换着,如果能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进度、深度和调整好改革的“路径依赖”,支持改革的人还应是多数。国企改革既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还要进行身份的置换。固定资产是有折旧,无论何时,人力资本都是没有折旧,再加上还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企业实际上对那些老的职工负有“隐性负债”。最好的办法是给予老职工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历史上的这种“隐性负债”先有一个了结,然后再去签订新的契约关系。我们的改革、改制应该建立在为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基础上,这一改革在实践中其实非常艰难,但又是我们推进市场化进程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22―08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