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23 22:57: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贸易研究生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高新，出口，竞争力，安徽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和企业创新奋进下，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提升，结构优化，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表现，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决定了贸易产品的结构优化，决定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因此，加强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十分必要、也很重要，本文在概括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后，利用TCI指数、MI指数和GL指数测度了安徽省高新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力、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并得出结论，最后提出了扩大高新产品出口规模和优化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概况
近年来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呈现出跨越发展态势，出口产品和企业集中度较高，一批有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涌现出来，带动了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一）高新产品出口跨越式发展。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从1995年的1.2亿美元国际贸易论文，发展到2009年的15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19.7%。出口额占全省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6%提高到2009年的16.9%。高新产品出口额的年均增幅远高于同期全省GDP的增长速度，通过高新产品出口，拉动了我省精细化工、汽车配件等产业的发展，为省内产业升级、技术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二）产品集中度较高。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产品集中度较高。2009年全省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全钢子午线轮胎、镀锌板等新材料出口4.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2.6%，生物医药及器械出口4.6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30.6%，电子信息产品出口2.9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9%，光机电一体化1.5亿美元，占高新产品出口额10.1%。高新产品出口呈现产业集聚现象，产品集中度不断提高核心期刊目录。高新产品的九大类产品中，以上四类产品出口额占总额高达92％。
（三）出口企业集中度高。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丰原集团、华文国际、华安进出口、水泥研究院等20家骨干企业累计出口10.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70%。户均出口规模达到5000万美元以上，随着出口企业发展壮大，其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也日益增强。
（四）出口主体性质多元化。全省高新产品出口中，国有、外资、集体民营企业三分天下。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4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36%，国有企业出口5.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35%，集体民营企业出口4.3亿美元，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29%。
二、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
随着全省高新技术产品规模的不断提升，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逐步提上议事日程，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家底，掌握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竞争力现状，下面将从TCI、MI和GL三大指数，详细分析近年来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分类竞争力情况，以期做到了解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竞争力情况，进而扬长避短，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提升出口竞争力。
（一）使用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1]。贸易竞争力指数（TCI：Trade CompetitionIndex）是判断一国或地区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衡量指数。其计算公式为TCI=（Xi-Mi）/（Xi+Mi）。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产业i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CI指数取值范围为-1≤TCI≤1国际贸易论文，当0≤TCI≤1时，意味着该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1≤TCI≤0，意味着该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
表1列出了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九类产品在2003-2009年的TCI指数：
表1：2003-2009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TCI指数
产品名称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高新技术产品
0.017
0.14
0.239
0.156
0.371
0.363
0.368
其中：
电子信息
0.615
0.683
0.617
0.111
0.579
0.425
0.541
软件
1
1
1
1
1
航空航天
-0.98
-0.87
-0.963
-0.97
-0.854
-0.776
-0.594
光机电一体化
-0.672
-0.586
-0.592
-0.437
-0.406
-0.338
-0.274
生物医疗器械
0.358
0.463
0.558
0.513
0.66
0.633
0.651
新材料
0.332
0.419
0.537
0.746
0.793
0.653
0.699
新能源
-0.581
-0.458
-0.442
-0.226
-0.033
0.038
-0.113
环保与海洋
-0.494
-0.007
0.157
-0.407
-0.362
0.261
-0.227
现代农业
-1
0.963
0.91
0.736
0.978
0.997
-0.492
数据来源：根据安徽省商务厅进出口数据整理而得。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成因
作者简介：张发民（1978-），男，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资本运营。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均衡地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从各个具体省份来看，FDI的区域分布差异也是非常悬殊。外商直接投资在地理空间上的这种非均衡分布状况对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异的现状
（一）绝对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显落后于山东，在差距较大的2003年达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较明显。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为全国的1.4%，同是中部，却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这表明，河南利用外资的规模相比于全省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需要而言还比较小，这种状况与其在中部地区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总体上来说还需要大力吸引外资。
（二）增长率差异
从变动速度看（见表2），三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波动的幅度较大。2000~2005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达到了最高点72.7%，但2004年却跌到了最低点-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长率都表现得不很稳定，特别是四川。总的来说，近两年河南出现引资增速较快的趋势，这对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有一定推动作用。
（三）相对规模差异
从相对规模来看，3个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如表3所示：
“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标，表示的是该地区FDI与当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国平均水平为2.41%，3个省份中只有山东超过了平均水平，河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国来看，“相对规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表现出更大的差距，明显的表现为引资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潜力差异
FDI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指一个统计年度），该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根据这种方法，选取2000、2005年作为分析的样本，计算得出这两年河南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分别为0.245和0.166。由于样本年的业绩指数值都小于1，可见河南省吸收的FDI与其GDP规模不相称，或者说，相对于其GDP规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较少的FDI。
FDI的潜力指数，是指该地区未来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依据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选择7个主要变量作为评价各省市吸引FDI的潜力指标。7个变量分别是：（1）人均GDP；（2）过去10年实际GDP的增长；（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础设施投入；（5）人均商业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通过计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属于落后省份，表明这期间，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业绩变化不大，潜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河南省利用FDI的潜力逐渐增强，而业绩却是趋于下降的。
以上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3个省份的区域分布差异是显著的，不仅反映在外资规模的绝对差距上，同时更多地表现为增长速度、相对规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异的形成有它的客观原因，是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异
从全国各个区域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政策上的优势，对其发挥潜在的区位优势将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并且还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资倾斜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东部的山东省率先享受到了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对其大量引进外资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也是山东拉大和河南省等内陆省份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处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经济来说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具体对于河南省来说，可以利用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更大、更高质量地吸引外资，以弥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
（二）区位因素的差异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单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区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问题也和区位因素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比如：山东省的区位优势可以被具体化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等。由于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而地处中部地区的河南在这方面却不具有任何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是这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表现出自身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并因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三）要素禀赋的差异
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特点。如果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测算，3个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排序应该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东。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
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力资源。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看，全国最低的省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考察，基本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2006年数据，目前高于5000万人口以上的省区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东，四川居后；若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论，则山东居于全国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较为落后。相对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山东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反映技术资源优势度的各地区综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区有四川、山东，河南较为落后，可见从这方面来说山东仍然占据优势。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和我国外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四）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要素禀赋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别，是反映各地区静态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效率角度来看，不同地区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必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相关性。因为，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总是希望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具体就资金这一资源来说，东部地区的山东由于其在吸引投资过程别注重引进产业链条长的资金，其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因此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而河南省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据了解，其产业园区内吸引的投资企业关联性很小，产业链很短，在吸引投资之初，较少考虑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四、结论
通过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我们发现，不管是从绝对量、相对量上还是从增长率、业绩与潜力上来说，河南都落后于山东和四川。导致外资在3个省份区域分布差异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异、区位差异、要素禀赋差异、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为FDI不仅仅表现为资本变量，它更多地体现为知识、技术以及经验的载体。因此，FDI对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是单纯的某个方面，它可以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并发挥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
当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之际，中部地区各省市纷纷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基础条件较好，但是，河南还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滞后、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缺乏、就业压力大等许多薄弱环节，因此，积极有效地引进FDI对解决上述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此，建议河南在今后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可以考虑从自身优势出发并为吸引外资构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责任编辑：郭金宇）
参考文献：
［1］ 杨特.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D].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2］ 甄文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D]. 沈阳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院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课程结构
专业课程体系是专业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它直接反映了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宗旨与目标，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环节。尤其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不仅要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具备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因此，很多地方性的本科院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开设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未能充分体现出现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不利于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调整和革新教学内容，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
一、应用型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课程结构不尽合理
课程体系是培养专业人才的主要载体，也是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的核心环节和关键内容。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 即专业主干课偏专， 专业选修课过窄。在专业主干课方面， 大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干课基本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统计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和英语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比如只有世界经济概论等课程；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 可选的选修课不仅数量少， 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 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小， 缩小了学生的知识面， 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1]。
（二）课程内容交叉、重复和过分理论化
在设置课程时贪多求全，导致许多课程的内容有所交叉和重复，但学生对重复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不高，甚至有厌恶感，导致上课不注意听讲，使教师也难组织教学。例如：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国际金融知识与国际金融课程重复，国际结算课程中的单据知识与国际单据理论与实务课程重复等。除此，部分教材内容陈旧老化、更新慢，有些教材的内容落后国际贸易新知识几年，甚至十几年，根本跟不上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形势，而老师在课时分配上，受传统旧体系的影响，难于舍弃。
另一方面，现在的毕业生就业压力特别大，在“以就业为中心设置课程”，“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指导下，部分院校依旧过分侧重于对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略了对学生进行实用技能的培养[2]。
（三）实践教学课时数占教学总课时数的比例偏低
和国外大学生相比，我国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能够获得的实践机会很少，导致毕业后学生从事国际贸易实务操作的能力较为欠缺。例如：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中，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时，可以到相关企业实习一年，然后再重返校园继续深造。学校也有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帮助学生联系实习企业，并在实习企业开设专门课程帮助学生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在实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有的国外高校开设专门课程让学生熟悉国际商务环境，甚至让学生到国外去熟悉该国市场。
目前，我国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无法实现这种实践教学方式，一般只注重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导致实践教学课时数占比低。以作者工作的邵阳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理论课时数占比为77.84%，实践课时数占比为22.16%，其中实习时间总共才8周，即使全部在企业实习外贸具体操作，一般也很难走完一笔交易的全部流程。
（四）建立校外实习（训）基地困难重重
高校连年扩招，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人数激增，但实习（训）基地的数量严重不足，远远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加，造成了学生在校外实习（训）比较困难。一方面，应用型本科院校对到底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实习（训）基地，要建几个、几种类型等问题，在建设过程中考虑欠周，也没有建立校外实习（训）基地的详细计划。另一方面，有些实习单位受规模、场地、办公条件的限制，又要确保员工的正常工作不受影响，因此，留给学生的实习空间就很小，校外实习（训）也难见成效。
二、优化应用型本科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优化课程体系
建立培养“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课程体系，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目标。因此，要强调“基本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基本技能”三位一体，每门课程都要根据其在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整合， 强调各门课的相互协调， 加强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 体现课程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及内在联系， 以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体现在广和深两方面。广的方面， 要做到课程涵盖的内容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发展对经贸人才的基本要求， 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和初步的分析研究能力[3]。深的方面， 要做到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掌握国际经贸理论的由来与演变， 跟踪国际经贸理论的最新发展， 了解国际经贸的最新发展趋势， 掌握国际贸易法律与规则的最新变化。
（二）改进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
用人单位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是具有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教师要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为导向，摒弃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能够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积极性的现代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通过案例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分成几个组，对案例进行讨论、分析和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2.情景模拟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就是把工作中的实际情景搬到教室来，让学生身临其境，培养学生兴趣，促使其主动学习。例如在国际商务谈判课程中，把学生分成5-7人一组，其中一组为出口商，另一组为进口商，让学生充当不同的谈判角色，把教室布置成谈判场所，让学生用英语进行交易磋商，最后达成交易，并模拟签订国际贸易合同。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增强对外贸职业岗位的兴趣和感情，缩短其毕业后适应工作环境的时间。3.任务驱动教学法。“任务驱动”是一种以构建主义教学理论为基础，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法。在项目训练中选择 1-3 个工作任务，完成任务的同时，通过知识链接、案例分析和任务练习等方式来巩固学生的职业能力[4]。
（三） 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实践教学课时数比例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模式是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在培养扎实基础的前提下，加强实践教学，尤其要突出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实践教学重点强化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确保学生大学毕业后具有从事实际操作的能力。职业技能训练包括实验、实习和职业能力训练，就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来说，加强实践教学不仅体现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效衔接，更重要的是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的有机结合。
通过校内实验室模拟实习，能够保证学生了解并熟悉国际贸易业务具体操作的各个主要环节，掌握各个业务环节的基本操作程序，为学生到校外企业实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学生在校外实习中，不仅可以锻炼其业务能力，了解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的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锻炼学生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社交能力、英语应用能力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是对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考核[5]。但校外实习也有主要的缺陷，学生无法接触到所有业务环节，特别是一些核心业务，企业从商业秘密角度考虑，不愿意让实习的学生参与和了解，剩下的业务环节只有通过校内实习来弥补。
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训练，可以适当采用以“毕业证书+技能证书”的培养模式，即要求学生拿到毕业证书的同时，又要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或行业组织的国际商务单证员、外贸跟单员和报关员等各种技能考核，取得其中的一个或者二个资格证书。
（四）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校外实习（训）基地建设
校外实习（训）基地是学生与职业技术岗位的“零距离”接触，是学生巩固理论基础知识、训练职业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的实践性学习与训练的平台。基地除了作为实训教学、职业素质训导、职业技能训练与鉴定等平台外，还是开展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就业指导、服务社会等工作的多功能场所[6]。同时，建立校外实习（训）基地，必须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相互服务的原则进行，一味依靠企业，希望企业无偿提供实习（训）条件的做法，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持久的。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发挥自己专业优势，在享受企业提供的良好实习（训）条件时，利用自身的专业特点，积极为企业服务，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
总的来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符合用人单位需求的集基础知识、职业技能、职业素质“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的需要。科学的课程设置，不仅使学生熟悉掌握外贸实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增强感性认识，更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巩固与深化国际贸易理论和方法，不断提高学生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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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反映，人的社会心理变化必然使语言产生变异语言产生变异受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由语言的心理属性所致。人的社会心理是错综复杂的，使语言变异的动因也是多层面的。新时期，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现代汉语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的新词语和新用法。这些新的语言变异现象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语言主体多方面的语用心理。 从社会心理观察语言变异可以拓宽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认识。
一、求新求异的心理的影响
人类发展离不开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对于新时期，很多词汇都是由年轻人求新求异而产生的。年轻人思维敏捷、个性鲜明，具有较强的想象力，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喜欢追新求奇，是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最敏感的群体。年轻人也多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及途径来展现自己的个性特征，以期在他人的心目中形成“鲜明的自我”，表示卓然独立，与众不同。求异求新能使他人更快地注意到自己以达到心理上的某种满足。因为新奇的东西对人的刺激最强烈，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心理导致了新词的大量出现。如“特困生”本来是指“生活有特别困难的学生”，在校园内也具有指代“特别爱睡觉的人”。在校园内还有“学渣”的称谓，是相对“学霸”而言的，指那些平时不努力学习，期末时才开始突击、临时抱佛脚的学生群体。“任性”本义是指听凭秉性行事，率真不做作或者恣意放纵，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达到自己某种不正当的目标或执拗使性，无所顾忌，必欲按自己的愿望或想法行事。本是一个固定词组，现在也有因个人的原因，不屑作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的含义。如“有钱就是任性”，不乏有一种自我解嘲之意。每一代的青少年都在积极创造和使用流行语。所谓“流行语”，指的是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或特定人群中迅速盛行、广为传播的语汇。词汇的传播具有波浪效应，新词语的传播也往往是以年轻人为核心，向年长和年幼的人扩展，让更多人来体验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并逐渐在不同层次的人群中使用传播。
二、求雅避俗心理的影响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求雅避俗的社会心理，而这种心理反映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和周围的人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希望别人能够承认自己的价值，支持自己、接纳自己、喜欢自己。由于这种寻求自我价值被确认和情绪安全感的倾向，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十分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竭力在语言表达中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尊严。如新词语“瘦身”一词，与“减肥”的含义是相同的，但其含义更凸显“使身体瘦下来并保持苗条外形”，主观上又没有对自己肥胖的表述，所以“瘦身”要比“减肥”显得雅致，迎合了以瘦为美的流行观念因而备受时尚女性的欢迎。
此外，在与人体的生育、排泄以及死亡等有关的“不雅、不快之事”，也采用了相对委婉的说法来表达。如排泄被称“洗手”、“死”则被委婉的称为“老了”“仙逝”、“归西”、“驾鹤西游”、“圆寂”“谢世”、“辞世”等。
三、从众心理的影响
从众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又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众”是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通过向社会压力让步，以使自己的认知及行为符合群体的、社会的标准和规范。从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学习他人的智能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和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心理是人们寻求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安全感的表现。在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即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东西，个人也往往对其表示接受和认同。这种顺从大多数的心理和个体自愿接受社会行为规范的倾向是导致语言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时下非常火的“蛮拼的”一词，是指“很努力”、“很卖劲”的意思，是相对的程度副词，境界表述在肯定中仍有预留空间。表达出了一定的新时期新常态的含义。此外还有“打虎拍蝇”、“一带一路”、“神马”、“我也是醉了”、“且行且珍惜”等词语的广泛使用。此外在日常生活中，酷取代了“潇洒”，不同之处是，“酷”蕴含着更多的叛逆欲望和反抗力量。在QQ上给我留言也渐渐让步与“Q我一下”等。这些词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都表达了一定群体成员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等。
四、避繁求简心理的影响
语言交际中，会受到省力求简的心理影响，表达力求言简意赅，很多词简缩成新词语，或成为中英文结合体。如“躺枪”是表达“躺着也中枪”的意义，“智捉”是“智商捉急”的意义，还有如“公关（公共关系）、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注孤生（注定孤独一生）、冷无缺（冷漠，无理想，信仰缺失）、减负（减轻负担）”等等。新时期现代汉语中外来字母词的增多也与人们的避繁求简心理分不开。在新词语中出现了字母的简写和汉字与字母结合的形式。如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MM――美眉，WTO――世界贸易组织等。结构形式简约而表意丰富密切相关。 趋利避害是人类共有的普遍心理，这种心理对某些新词语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时期 “零 X”词族的出现，语言结构的类推作用是其主因，但该结构的大范围高频使用显然与人们追求新颖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有关。 如“零接待、零缺陷、零误差、零噪音、零投诉、零损失”等都表达了人们希望努力消除和避免的。
五、结论
语言与社会是一对共变体，是相应地变化着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变异现象既受到语言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又受到人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从社会心理因素这一角度解释当前一些语言变异现象，不仅能为语言变异研究本身提供更为广阔和深层的解释，也为应用语言学，尤其是社会语言学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课题，从而大大扩大了语言研究的范围，使语言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为社会所重视。
关键词：国际化大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支持系统
一、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一个概念，其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1915年，英格兰城市和区域规划先驱格迪斯先生提出了“世界城市”的理论构想。随后，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于1966年对这一概念作了经典性解释，他认为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这种城市应具备以下特征：通常是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的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不仅是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随着制造业贸易向更广阔的市场扩展，娱乐业成为世界城市的另一种主要产业部门。
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衡量国际化大都市的七项标准：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标准。[1]
结合国内代表性的观点，一般来讲，我们认为应该这样理解国际化大都市的内涵[2]：人口众多，土地规模广泛，拥有一定的经济腹地；经济实力雄厚，是经济、政治、文化、金融、贸易等中心之一；以高端服务业、金融业等新兴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组织，是国际资本的集散中心；开放度很高，通行国际惯例和法规；国际交通、信息通达，公用设施完善；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有相当的教育科研水平；生态环境优良。
二、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与基础教育国际化
（一）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要求基础教育做出相应的变革
根据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特征，大都市基础教育应该做出相应的变革。我们认为这种变革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要以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为基准开展人才的早期培养。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学校基准应显著高于一般城市。在建设这些高质量、高层次学校的过程中，要以世界一流的名校作为参照系，建成一批国际水平的基础教育名校。二是要提高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大都市的国际化需要多文化背景的人才，但是也绝不能忽视诸如儒家文化等国粹。因此，在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既要通过与国际主流教育的比较与交流，找到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形成与世界教育相衔接的诸多接口，也要融入自身的优势与长处，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中提升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成为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教育高地与教育中心。国际大都市的基础教育既要为本地区的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也要为非本地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此为敛聚人才所使然，是推进城市国际化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国际大都市应拥有巨大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各类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成为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教育高地与教育中心，对国家乃至世界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四是要让高选择性与现代化成为学校课程的特征。高选择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国际大都市人口的多样化使教育的对象将不局限于某一地区与某一国家的受教育者群体。多样化的受教育群体的教育需求也不一样，加大内容的选择性才能满足多样化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有自身的优势潜能领域。提高课程的选择性是开发学生的优势潜能、满足个体差异性需求的有效途径。学校课程的现代化则要以发展学生的现代素养为导向。学生现代素养的发展不应以学生现代知识的占有率为判断标准，应以正确地分析现实问题与迎接各类挑战来评判。五是要构建数字教育。数字教育的构建，要求变革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与教育模式，实现观念创新；要求采用新的技术手段，实现技术创新；要求对原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实现课程创新；要求大力推进对教师的培训，实现师资创新；要求建设数字化环境下的教育行政体系，建立能在数字化环境下高效运作的现代学校制度，实现制度创新。[3]
（二）基础教育国际化是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力实施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是当今世界教育舞台的一个亮点，是各个国家开展教育交流的平台与聚焦点。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世界公民应该也必然共同关注、共同参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国际化大都市来说，更是如此，教育的国际化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基本认知。如上海市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提到：“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选择。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开放，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力培养国际化人才，提升上海教育国际化水平，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城市。”
教育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基础教育同样需要国际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国际化包括国际间的人员交流、财力支援、信息交换、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以及跨国的教育活动等。它不单纯是人员或资金一个输入或输出的过程，而是要将跨文化、跨国界的理念与个体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些教育活动不仅在政府间开展，也在民间大量开展；不仅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也应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4]
由此，我们认为，基础教育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当前，从全球范围来看，教育服务的全球化贸易和教育资源的全球化争夺，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人才的竞争已由高等教育下移到基础教育，围绕开展基础教育的资源、人才、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教育的国际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基础教育国际化逐渐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基础教育国际化也在快速推进”[5]。随着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基础教育必更加开放地面向世界，更加主动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6]
民进上海市委在一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调研报告里指出：“事实上，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全新需求，更应有远见卓识，提前规划，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提升上海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就必须加速培养未来公民——现在的中小学生的国际交流、理解、合作和竞争能力，从而真正实现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持续发展的人才保证。”[7]
可以相信，随着新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国际化将逐渐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基础教育国际化将逐渐成为新世纪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一项重点，基础教育国际化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组成部分渐成潮流。[8]
三、大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现状与困境
目前，我国国际化大都市建设还处于发展期，面临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双重建设任务，这对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战略地位的基础教育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基础教育发展水平距离实现教育现代化，满足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以上海为例，上海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是不相适应的。[9]
第一，本土学校国际化水平普遍不高，缺乏对外籍学生的吸引力。尽管上海有 50 余所本土学校可以为外籍人士子女单独编班，且所有本土学校都向外籍人士子女敞开了大门，但是选择本土学校的外籍学生十分有限。国际学校、国际部或国际班，是城市国际化初期的产物，也是一个城市教育开放程度不高的典型特征。上海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时候，其具上海特色的国际课程也被世界所认同，绝大部分外国学生在当地学校里混班就读。
第二，国际性教育组织或其分支机构鲜有落户上海。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地区性教育国际组织（APQN）的秘书处落户上海，这意味着上海在国际组织的规则、标准、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失话语权。而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教育论坛品牌和缺乏能够代表上海基础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专业人士，使我们很少有主动与世界沟通的机会； 缺乏对外教育输出的战略规划和标准，更限制着上海基础教育走向世界的步伐。
第三，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中观研究的匮乏，直接造成了学校在实践过程可借鉴的专业资料十分有限。例如国际课程设置的研究、国际化教师与管理人员的专业资质研究、引进国际课程或国际合作项目的风险预测与防范研究、国际化学校管理制度的研究等，这些问题往往是学校探索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最直接、最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四，能胜任双语教学的教师，具备国际化团队管理能力的学校领导性人才稀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和评价机制与国际主流形态之间的差距带来的对话和融合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承办合作项目或开设国际部的学校在软、硬件配套方面还需跟进。在教育国际化浪潮面前，从官方到学校，乃至到家长、学生，更多的还是被动顺从。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国际化缺少宏观层面的调控，缺少对具体承办学校在技术层面的帮助，放弃对各种中外合作项目的监管，由各学校直接与合作方签约，且独立于当地招生体系之外。[10]
四、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支持系统建设
基于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现实，我们认为，要积极通过支持系统建设，来促进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
一是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制度与机制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完善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与规则体系，如“海外游学规则”“外籍教师准入与登记规则”等，形成跨处室、跨部门共同支持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研究机制和联动机制。
二是基础教育国际化课程建设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多渠道开发本土学校的国际化课程资源，重视语言课程教学，注重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培养；试点实施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注重本土学生的国际视野、国际胸怀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培养；积极探索国际课程的引进、合作与开发，注重规范和管理。
三是基础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开展校长、教师境外研修基地考察及建设，外事干部培训、双语教师与高端英语教师培训、华文教育（对外汉语）基地建设、外籍教师队伍建设，为基础教育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支持，开阔校长和教师的眼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教育国际化需要的校长和教师。
四是基础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以学生海外游学、友好学校建设、中外合作办学等形式，增加和扩大基础教育国际交流的频次和范围，多渠道开发和深化基础教育国际合作，建立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双向平等互动机制，为基础教育的国际教育合作提供支持。
五是涉外教育的能力建设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通过创设优厚的有利条件，吸引更多国际学校或其教学点入驻；提升大都市基础教育的国际服务能力，增强学校的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外籍学生就读，并稳定外籍学生就读本土学校的数量。
六是基础教育国际化资源建设支持系统。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多元化的语言交际环境，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为师生分享国际间教育教学与学习成果。
总之，基础教育国际化对于众多本土学校而言，是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领域。建立与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基础教育国际化发展支持系统是促进基础教育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应然之意，但需要注意的是，从长远来看，人类教育的目标与价值可能是多元的，如何实现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平等对话和沟通交流，如何应对基础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是我们不可规避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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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晓蓉. 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1.
[3]唐盛昌. 国际大都市的基础教育改革[J].上海教育， 2005（2）
[4]周满生.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探索与困惑——对成都武侯区开展基础教育国际化的调查报告[N].人民政协报，2011（6）.
[5]陈如平，苏红. 论我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化[J].当代教育科学，2010（14）.
[6]张军凤，王银飞. 关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几个问题[J].上海教育科研2011（1）.
[7]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R].2011.
[8]赵萱，张佩萍. 基础教育国际化：合理性探寻与研究述评[J].教学与管理2011 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