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5-30 12:08:4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学思想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三曹”是建安时期的重要作家。与七子互相辉映。彪炳文坛。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父子三人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操反对虚而不实的“浮华”风气。在创作过程中尚通脱、尚实、务尽。
一、背景出身及当时社会创作风气
曹操(155-220 )，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谁郡(今安徽毫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长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改姓曹。亦因这种关系，曹操自幼便有机会接触官宦子弟。日后的劲敌袁绍亦是曹操年少时朋友。曹操身长七尺，细眼长须。自幼放荡不羁，但很有才华，又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叫许助，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献帝乘乱与一帮大臣逃出长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显建议，迎接献帝至许昌。时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岁，从此曹操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位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汉，建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深受两汉经学影响的士人们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士人们经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才逐渐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士择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间曾经变换几个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荆州刘表，后来归属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随曹操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军事题材的诗歌。如著名的《从军诗》5首、《初征赋》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乐府诗集》中收录曹操诗共21首，其中包括《气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关山》、《燕露》、《篙里》、《对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这些诗歌分属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调、瑟调三曲。根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残句)、《董一卓歌辞))(“卓”当为“逃”之误)、《谣俗辞》、《有南篇》(残句)、《饮马长城窟行》(残句，6首)，为《乐府诗集》未收作品。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武帝定效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从这段话我们不汉知道乐府被立于汉武帝之时，而且知道了乐府与诗歌的关系，诗的语言形式再加上乐府的曲调，便成了可以歌颂的形式了。又据《汉书·艺文志》:“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李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祀，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这是文学史上所记载的较早的文人做乐府诗。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文人乐府诗的产生，与“新声”或“新声曲”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新声”是配辞而唱的乐曲，其曲牌就是后来的乐府常用的诗题。
二、曹操的乐府情结与反映真实情感作品的创作
自武帝立“采诗夜诵”的乐府机关后，整个西汉时期的乐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饶歌》三大类构成，至东汉明帝时，乐府被定为“四品乐”并且经常在宫中演奏。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与裴松之注引《曹瞒传》及郭颂《世语》等之记载可知，曹操为宦官曹篙义子，自小生活于皇宫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这种音乐的熏染和影响，自然对这些音乐会很感兴趣。再看《宋书》卷二十一《乐三》的一则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代袅雄，魏武帝曹操对《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欢的。
这些在皇宫内经常被演奏的乐府诗，是东汉皇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东汉皇宫内的曹操，不但从小耳濡目染这些音乐，而且这种透露着王者气势的音乐对“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曹操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音乐所蕴涵的气概，正是曹操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乐府”，表达了他对王权的向往与努力追求，历史地成了曹操难以割舍的乐府情结。在《短歌行》、《对酒》、《气出唱》、《步出夏门行》v露》等诗中，表现了曹操古直悲凉，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气度。请看其《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一诗，以雄健豪迈之笔，对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魄，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实际土曹公是借大海来抒发自已博大的胸襟，读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一代袅雄的博大气概尽在其中。
曹操诗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乐府歌辞以抒发自己的抱负。兹可举出数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华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见其《秋胡行》)
还有《步出夏门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现了“歌以言志”四字，这充分说明了曹操借乐府歌辞以抒大志的文学思想。再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云:
(太祖曹操)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 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还有《诗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曹操善于以乐府旧题写时事，以抒己志。除了抒发自己要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诗歌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
以成岁。大人在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痴。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补，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令。哟哟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这二首诗里，抒发了诗人深沉的“忧伤”。慨叹“去日苦多”而贤才未至，功业未建，治世难待。诗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诗唱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在《气出唱》中有“解腹愁，饮玉浆”。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篙里》中有‘性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中有“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诗歌创作中，表达欢乐之情的也为数不少。如《气出唱》第二首:“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这些诗歌创作，无论是叙悲伤，还是言欢乐，都表现了曹操重视内心真实感情的抒发，不虚伪，不做作，所以读起来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曹操就是把这些真性情通过诗歌创作给抒发了出来，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获得解放的标志。正所谓“尚通脱者”也，这种风尚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曹操:
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纺，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轻易如此!
这些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学一声驴鸣，为集送行;称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的表现。
三、《文心雕龙》对曹操文学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中论及曹操文学思想的有以下几处:
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实，求其靡丽，未足美矣。
“为表不过三让’，见曹操《上书让增封》:“无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忧结，比章归闻，天兹慈无已，未即听许。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赏，下为臣身免于苟取。”其 目的是为了功赏实事求是。反对“浮华”是曹操的一贯主张。路粹《为曹公与孔融书》称曹操:“抚善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征，计有余矣。”孔融因为与称衡等人搞“浮华交会”、以虚乱实而被曹操杀掉。“浮华交会”，是汉末士风的一大特点。“浮华交会”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会时“合党连群”，用浮游无根，华而不实之词或于品题人物时“互相褒叹”(如孔融与称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议时事时胡乱攻评。曹操认为，孔融就是“浮华”之风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写作实践中也是反对浮华的，他写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不掩饰不含糊，大胆真实。东汉末年，在写作上已经存在内容陈旧、词藻过胜的现象。对此，曹操的文学主张有革新的意义。当时的碑铭，有不少是谈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写墓铭的，他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为了抵制碑铭文之华而不实之风，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论·论文》中主张“铭诛尚实”之说，即与曹操相同。
《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戒救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戒软，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诏策中的一种文体。曹操深知这种文体的特点，为了充分发挥戒救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保证它的切实可行性，故在论述其写作时说，戒救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即要求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且其态度应当十分鲜明，当“依”则“依”，当“违”则“违”，不能“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文心雕龙·章句篇》云:
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兮”字为语气助词，有声无义，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诗赋，无用“兮”字者。这里，实际上“兮”字是可有可无的，加上与去掉并不影响文义的完整表达。曹操是尚简尚实的，所以反对这种用法。曹操不仅为人“简易”，为文也“简约严明”(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反对“烦富”和“陈词滥调”。他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曹公的“反对烦富”的文学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事类》云: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才为盟主，学为辅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学偏狭，虽美少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
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的反对模仿因袭，主张创新的文学思想。曹操批评张范为人欲学邮原而为文专拾掇崔、杜。其结果是:“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有创造性的人富有，跟着走的人贫穷。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摸没味道”，也是这个意思。它集中表现了曹操重创造轻因循，为文重学问广见闻的文学思想。
又如《章句》云:
贾谊、枚乘，两竟辄易。刘欲、担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资。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句辄易，则声韵微嫌。
这段话反映了曹操反对写作诗赋一韵到底的文学思想。这一主张，亦为五言和七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诗，多是一韵到底的。一韵有尽而换韵可致无穷。如此，就能增大诗体的容量即表现力。
再如《养气》云:
至如仲任置观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
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文学所反映的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本身。真正的文学作品，必须要高于生活，这样才能真实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深刻地揭示生活意义，才能对生活起推动作用。生活中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因而是具体的、生动的、可感的。奥斯丁的小说抓住客观事物的这种具体可感的特征，把它生动地描绘出来。奥斯丁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性格鲜明，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例如《傲慢与偏见》里的班纳特太太是一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班纳特太太急于抢先认识彬格莱，不指望靠朗格太太的介绍，她说“我不相信朗格太太肯这么做。她自己有两个侄女。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吉英与彬格莱的婚事已成定局，班纳特太太心里高兴，她又说:“我觉得朗格太太这个人真太好了;她的侄女们都是些规规矩矩的好姑娘，只可惜长得一点也不好看。我真喜欢她们!”这两段话遥相呼应，把班纳特太太急于嫁女的心理以及她的反复无常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理性”的实践
奥斯丁的文学思想提倡秩序、崇尚理性，以秩序、逻辑及情感控制为基础，赞颂理性、平等与科学，认为理性是人们思想与行动唯一理由。奥斯丁在创作时寻求表达与措辞上的协调、统一、和谐，视小说创作为整体。奥斯丁这种对秩序与理性的强调深入到了她各部作品中。
1“理性”的情节
奥斯丁的小说结构严谨。例如，《理智与情感》中的每一个情节，经作者的巧妙构思，表面的因果关系与隐藏在幕后的本质缘故均自然合理。女主人公根据表面现象产生合情合理的推测和判断，细心的读者虽然不时产生种种疑惑，但思绪会自然而然随着好的观察而发展，等着最后结果出现时，与表面现象截然不同，造成了出乎意料的喜剧效果。如果重读一遍，会发现导致必然结果的因素早见于字里行间。
2“理性”的人物
奥斯丁的小说大都反映从爱情到婚姻的全过程，通常反映“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激化，而“理性”的选择是幸福的结局。小说的主人公是集理性为一身的典型人物，有美满的婚姻，然而情感支配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惩罚。在《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和玛丽安是亲姐妹，她们两人的爱情结局截然不同。姐姐埃丽诺理智、冷静、功利，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爱情幸福，成为爱德华的妻子;妹妹玛丽安浪漫、轻率，她的不理智，看不起年龄比她大很多的布兰登上校，最后被英俊的威洛比抛弃，饱尝爱情的苦果，最后她听从埃利诺理性的劝导，嫁给了一直爱着她的布兰登上校，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三、“朴素”的实践
奥斯丁文学思想主张用朴素的语言而不是华丽的语言来表达，用最少的词表达最丰富的意义。奥斯丁在叙事手法、写作技巧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以往作家不同的特点。
1对话
对话是奥斯丁作品里的主要语言。奥斯丁创造人物对话，一是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二是利用说话人、听话人、读者理解的差异，制造多层次语意，耐人寻味。例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太太:“这些姑娘们，在我急切需要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上哪儿去了?”伊丽莎白:“您只要找到身穿红色制服的军人就可以了，妈妈。”伊丽莎白不说没有充分根据的话，没有胡乱说出妹妹在哪条街，这反映了伊丽莎白巧于应对、语言诙谐、谈吐轻松的个性，同时也映衬了她妹妹的浅薄、轻浮和任性。
2艾弄尼(Irony)
奥斯丁使用艾弄尼塑造了各类人物。她将喜剧人物及道德败坏人物个性的某一特征鲜明而讽刺地强调出来，使他们的行为与人们对他们的期待产生强烈的反差，就象漫画中一个政治家的鼻子和眉毛那样，然后，作者让他们在一个个场合里出乖露丑，充分表现。牧师不按基督教的教义行事;知书达理的玛丽却表现出不知礼节;外表英俊的魏肯内心却如此肮脏;横蛮霸道、企图阻止伊丽莎白和达西结婚的凯瑟琳•德伯格夫人却让达西知道伊丽莎白爱他;明白事理的父亲却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女儿。奥斯丁使用艾弄尼给她笔下的丑角画上了深刻的一笔，使这些人物具有真实的个性。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塑造的完成往往要横跨整个故事，因此，必须立足于整部小说，参照人物性格发展的全过程。作者塑造男女主角，既运用艾弄尼展现人物怪癖，错觉，自相矛盾的性格，又让人物性格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前后对照，产生读者意想不到的结果。聪明的伊丽莎白却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富裕、傲慢、瞧不起伊丽莎白一家的达西却爱上了伊丽莎白;发誓不嫁给达西的伊丽莎白却爱上了达西。艾弄尼还恰到好处地渗透在《傲慢与偏见》中的每一个情景及整个情节中。凯瑟琳从伊丽莎白家出来，就到达西那里，把她与伊丽莎白的谈话说给达西听。目的是要达西恨伊丽莎白，想不到这样却增加了达西的信心，使他知道伊丽莎白爱他，于是，他有了勇气再次向伊丽莎白求婚，导致情节的变化。起初，伊丽莎白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发誓不嫁给达西富裕、傲慢的达西瞧不起伊丽莎白一家。随后，人物的心理产生逻辑性的变化，达西爱上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也爱上了达西。
3叙事艺术
奥斯丁在《傲慢与偏见》使用了全知的第三人称叙述与有限的第三人称叙述。在第一章，叙述者以第三人称介绍到:“班纳特先生真是个古怪人，他爱挖苦人，不苟言笑，变幻莫测，……太太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打听新闻”。作者不对人物做出主观描绘，而是将其放在不同的场景中，通过与人交往，使其完整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感受人物的面貌、性格和思想，充分体现了小说的客观性与真实感。作者利用她的全知性，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将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故事概括出来，使小说完整地说明了事件，并拉开了作者、作品和读者间的距离。如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去汉斯福做客。作者通过场景向读者展示了重要的事件，而其他次要事件则通过概述的方式把事情交待完整:“时而雨水泥泞、时而风寒刺骨的正月和二月，就这样过去了。三月里伊丽莎白要上汉斯福去”。这种概述的方式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使读者对人物的理解更加客观、全面。奥斯丁还故意采用有限的第三人称叙述，即叙述者只对某个人物无所不知，而对其他人物却并不了解。其意图是将读者拉进作品中去，聚集在人物的感知范围内，以此展示聚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的态度不自觉地被其同化，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和场景的转换。在《傲慢与偏见》中，通过伊丽莎白的视角读者知道，她偶然从达西的表兄菲茨威廉上校那里听到达西最近帮助一位朋友摆脱了窘境，放弃了一门冒昧的姻缘，就断定达西拆散了宾利和简，一方面是由于傲慢心理所支配，另一方面是想把妹妹许配给宾利。事实上，达西不像伊丽莎白那样了解简的情感，断定简对宾利没有爱情，伊丽莎白也不能像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那样了解达西的内心想法，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四、“教化作用”的实践
奥斯丁文学思想提出文学要反映现实的同时，又积极主张道德理性的重要性。奥斯丁的小说，一方面再现了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另一方面把一种人生的信念展示给人们，具有深刻的社会教育意义。
1好人有好报
《曼斯菲尔德花园》中，范妮始终“有一颗温柔亲切的心，想要表现得体的强烈愿望”，始终能明辨是非，知人知心。起初她受到二表哥埃德蒙以外的众人的冷落，最后，她的高尚人品赢得了托马斯爵士的重视，赢得了埃德蒙的爱。
2婚姻要以爱情和经济为基础
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反对只有经济，没有爱情的夏绿蒂和柯林斯的婚姻，也反对只考虑美貌，不考虑经济的莉迪亚和韦翰的婚姻。作者赞美伊丽莎白与达西，吉英与彬格莱的婚姻，其基础是爱情和经济。
五、结语
关键词：隋炀帝 文学思想 江南 山东 关陇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三大地域文化体系①，即：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三地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以文风来划分，江左文学体现的是南朝的审美趣味，而山东文学和关陇文学则可看作北方审美趣味的代表。在炀帝之前，三地文学和文学思想之间虽有过接触，相互之间也发生过影响，但就整体态势来说依然是各自发展，直到炀帝即位之后，南北文学和文学思想才向着彼此融合的方向迈进。
一、对南方文学及文风的继承
首先，炀帝推崇江南文化，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炀帝很早便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次年，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萧王妃在家庭传统的影响之下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作有《述志赋》，几乎全由对句组成，较富文采。对于同样喜好文学的杨广来说，萧王妃可谓江南文学的引介者。此后，杨广又有十年的南方生活经历，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多数时间在扬州。在此期间，他招引百余位才学之士以充晋王府学士，其中大部分为江南文士，如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王■、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徐陵之子，见《陈书·徐陵传》）、袁宪（见《陈书·袁宪传》）等。本来就崇尚“庾信体”的杨广，在与这些江南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文学上应当也受到影响，尤其受柳■的影响最大，杨广每有文什，必令柳■润色，然后示人，可见其对江南文学审美趣味的喜好。只是由于此时文帝刻意压制江南文士，鄙弃并痛恨江南文风，杨广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文学趣味。
即位之后，隋炀帝开始大规模地重用南方文士，一些人还逐渐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他明文批评轻视南人的言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炀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炀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其敕文曰：“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②认为江南自六朝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尤其永嘉之后，更是文化的中心，称赞自陈入隋之士为“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这就从思想观念上扭转了轻视南人的做法。炀帝所信任者多为南士，大业元年即以礼乐之事总付柳■、何稠、诸葛颖等南士，南士总领礼乐之事，这在文帝朝是从未出现的现象。炀帝还让南士参掌朝政，如让虞世基、裴蕴等参掌机密，表明南士在炀帝朝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炀帝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崇南方文风。《隋书·文学传·虞绰传》曰：“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③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陈灭入隋，见《周书·萧■传》）等，都是以“文翰”受到赏识，说明炀帝对南方文风的喜好程度。王胄亦“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曾高度推崇王胄、虞世基、庾自直三人的诗歌曰：“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实际上是把南方作家推为创作的典范。“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④（《隋书·文学传·王胄传》），“二人”即指王胄和虞绰。这充分表明在炀帝的倡导之下，南方文风已成为作家的广为学习的对象。
炀帝经常开展文学活动，与南方作家切磋技艺。《隋书·柳■传》曰：“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
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⑤炀帝在文学上受柳■的影响极大，“言宴讽读”及对酒酬酢的场合中当也包含不少文学活动。炀帝还曾赐诗与南方作家，也常令南方作家奉和作诗。察逯钦立所辑《全隋诗》，存有奉和、应制、应教、应令诗歌的有：柳■、徐仪、王胄、诸葛颖、许善心、庾自直、虞世基、虞世南等，这些文学活动也必然会对炀帝本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隋书·文学传·庾自直传》曰：“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⑥炀帝令庾自直“诋诃”自己的作品，并按照庾自直的意见反复修改，这一方面体现出炀帝在文学方面的宽容态度，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其诗歌创作是以南方文风为准则的，而炀帝追求南方文学审美趣味的思想倾向也表露无遗。
二、对山东文学及文风的吸纳
除了重用南士，推崇南方文风外，炀帝也起用北方的山东士人和关中士人，并将北方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纳入其文学思想体系之中。
从来源方面说，隋代的山东士人包括原北齐境内的山东本土士人和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为随西魏孝武帝西迁入关之士的后代；一为齐亡入周、后又入隋的北齐士人，其中主要是文林馆文士。山东士人虽为杨坚代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后，却也成为被抑制的对象。正如杨金梅所言：“在全国统一后，曾经为杨坚谋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山东士人，转而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备受打击的对象，曾经的佐命功臣几乎被黜落殆尽。”⑦而山东本土士人也同样饱受歧视，《隋书·儒林传·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⑧可见，歧视山东士人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即指出：继承宇文氏之遗业的隋文帝，“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⑨。因而，山东士人在文帝朝大多与江南士人一样郁郁不得志，如卢思道、辛德源、李文博、孙万寿等，或沉沦下僚，或衣食乏绝，或因小事而被流放。 隋炀帝对于山东士人虽不如对江南士人那样推崇，却也并不歧视。其为晋王时就引用一些山东士人，如甚为器重清河张虔威与太原王韶，以备咨询，即位之后也任河东裴矩参掌朝政。山东的知名文学之士，至隋炀帝即位时所存无多，炀帝即位于大业元年（605），时距齐亡的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已有近三十多年之久，原入关的北齐文林馆之士在此期间已大都去世，仅剩薛道衡、孙万寿、王劭等数人仍在世。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是颇为重视的，如薛道衡流放岭南，时为晋王的杨广欲其经由扬州时打算向朝廷上奏留之，薛道衡不从，杨广虽然衔恨薛道衡，但是爱其才而对薛道衡依然颇为尊礼。他后来杀薛道衡，只是出于“爱其才而不能得而用之”⑩的缘故。又如，博陵崔赜“七岁能属文”，曾为杨广的侍读，后又被引为晋王文学之士。崔赜的文学才能也受到了杨广的重视，当时晋王府邸公文，大多为崔赜所作。大业五年（609），奉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后又奉诏作《东征记》。崔赜在文学创作方面较为活跃，“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輥？輯？訛《隋书·隐逸传·崔廓传》附《崔赜传》），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此外尚有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数人，《隋书·文学传·杜正玄传》曰：
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輥？輰？訛
杜氏兄弟并以文章才辩著名，尤为聪敏的杜正玄被授为晋王行参军。杜正藏兄弟三人，于大业中又“俱以文章一时诣阙”。可见炀帝对杜氏兄弟的文学才能也是相当重视的。杜正藏所著《文章体式》，成为后进之士的写作规范，则山东文学在当时文坛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的奖掖和礼重，表
明其对山东文学及文学思想也是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三、对关陇本土文学及文风的兼容
总体上说，与文帝截然相反，炀帝对关陇集团采取的是打击和限制的政策。起初谋夺太子之位时，依靠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清除了以高■等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杨勇集团。即位之后，为了稳固统治，又对以杨素为代表的关陇士人予以严厉的打击。虽然如此，炀帝毕竟出生并成长于关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关陇文学的某些影响，其文学创作是从学习“庾信体”开始的，“庾信体”便是当时关陇地区流行的文风。炀帝对关陇文学也是持一种兼容的态度，他与关陇作家之间的文学往来也颇见于史籍记载。如史祥“少有文武才干”，伐陈有功，后从晋王击破突厥。杨广为太子时就曾遗书史祥，盛赞其武功，并曰：“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輥？輱？訛表达了欲拉拢结交的意愿。史祥的答书几乎全由偶句构成，颇富文采，可见其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炀帝即位后，史祥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反叛，炀帝赐诗表彰曰：“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輥？輲？訛（《隋书·史祥传》）炀帝对牛弘更是高度推崇，《隋书·牛弘传》曰：“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輥？輳？訛又如于仲文，他在北周时曾与谯王宇文俭有过诗歌赠答，因有将领之才而受到杨广的亲幸，今存有《侍宴东宫应令诗》一诗，作于杨广为太子之时。这说明炀帝对关陇作家也是比较重视的。
炀帝经常开展集体的文学活动，以此作为切磋技艺的手段。如炀帝作《白马篇》、《纪辽东》、《悲秋诗》，王胄亦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奉和悲秋应令诗》以和之。炀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隋书·文学传·王胄传》）；炀帝有《春江花月夜》、《谒方山灵岩寺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诸葛颖则有《春江花月夜》、《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以和之；炀帝有《四时白■歌》二首、《望海诗》，虞世基则有《四时白■歌》二首、《奉和望海诗》以和之；炀帝有《献岁燕宫臣诗》，虞世南则有《奉和献岁燕宫臣诗》。可见炀帝与臣下诗歌交往之频繁。值得指出的，其中当有一些规模较大、参与者较为广泛的活动，只是由于作品散佚，其具体情形已无法确知。但有些大规模的集体赋诗活动则可考知，如炀帝有《月夜观星诗》，诸葛颖、虞世南皆有《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诗》的和诗；炀帝有《幸江都作诗》，虞世基、虞世南俱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的和诗；炀帝有《临渭源诗》，柳■有《奉和春日临渭水应令诗》、薛道衡有《奉和临渭源应诏诗》；炀帝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许善心、牛弘皆有《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从诸葛颖、虞世南、蔡允恭、弘执恭均有同题的《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可知这也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从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来看，大部分为江南文士，然亦有些活动是将江南文士、山东文士和关陇文士都囊括在内，这说明了炀帝对三地文士及文学的重视。炀帝的出发点虽在于附庸风雅和以诗娱乐，但也体现了其在审美趣味和文学思想方面兼容南北的倾向，为南北诗风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① 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② （宋）李■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10—2711页。
③④⑤⑥⑧？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 [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9页，第1742页，第1423—1424页，第1742页，第1717页，第1758页，第1747—1748页，第1494页，第1496页，第1309页。
⑦ 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⑩ 孙大莉：《隋炀帝诛杀薛道衡、王胄原因探析——〈隋唐嘉话〉笺证二则》，《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唐）令狐德■等撰.周书[m].北京：中
书局，1971.
一般的学术专著那客观冷硬的抽象概念性知识，很少让人读之而感动。许多年前，我读到罗宗强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得却不仅是对文学思想的认知，而且更是“文心”直觉的感动。为什么如此？我不断回想着那样的经验，有些明白因为罗教授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陈子昂的精神生命，王维、孟浩然的精神生命，岑参、高适的精神生命；李白、杜甫的精神生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等文学家的精神生命，当然罗教授自己的精神生命也已融贯其中矣。
几年之后，我认识了罗教授，那么真诚、博通而赡才，非只学术卓尔成家，更精擅诗文、书画的创作。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学家当然能“体会”文学家；其后读到他为门生张毅教授《宋代文学思想史》所作的序文，云：“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因此，罗教授之治文学思想史，掌握到独具只眼的锁钥：“士人心态的变化是文学思想变迁的关键。”当然，想要理解古代的士人心态，绝非史料考证、铺排，或套入某些抽象概念理论的框架，就能获致“体贴”的诠释；唯有学者带着自身精神生命的存在体验，契入历史情境中，借由文本而与古代士人相对“谈心”，才能获得“具体解悟”。罗教授就是这样在掌握古代士人的“心态”吧！我终于更加明白为什么罗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那么丰沛地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而让我读之感动不已。中国的人文学问，“文格”与“人格”不能切分，这又让我做了一次贴切的印证。
20世纪以降，知识生产分工越趋琐碎，各种知识专业学科化之后，彼此藩篱不可跨越；学者们也无意跨越，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乃各个固守狭小如牢房的专业领域，不知方尺窗外，还有什么更广大的学问视野！其所为者，恐不在真理的无限创发；而仅是以学求食，知识也不过作为谋生的工具而已；研究的是儒是法是道是释、是文是诗是辞是赋、是戏曲是小说，又有何差别！都是一堆“死文字”罢了，与“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体验、终极关怀全无贴切的关系；于是“学究”一仓库、“专家”满街跑，能博通而创发的学者竟尔难得！
知识专业界域的切割，使得近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各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专业知识界域。其实，从知识原产场域的存在经验情境与过程观之，并没有不能跨越、会通的界域；也就是当我们从观念上，拆除抽象、封闭的知识藩篱，而回归到“人”之生命存在所相即、开显，总体混融而不住衍变的世界，便可会悟到“真理”乃是原生于“人”所“感知”之总体、衍变的存在情境，其中各种要素交相渗透、彼此辩证，终而依借符号，形式化为各种产品。偏执某些知识界域的切分，都是在封闭、排除真理更多可能性、创发性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长期历经知识专业界域过度切分之后，前面所说总体混融、不住衍变、多元要素交涉辩证，已成为我的学术观念基调，并明确表达在几篇论文及演讲词中。因此，我认为所谓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等学科，都只是从总体切割为片面、从衍变抽离为固态、从多元缩减为单一，进而概念化表述为一种界域封闭的知识；但是，“说世界，非世界”，在这类片面、固态、封闭之知识的遮蔽下，吾人所真切相即的世界既无由开显，而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毫不觉察地被遗忘了。“人文学问”之中，已经没有“人”了。
然则，人文的学问，其中必须有“人”；并且在理解、诠释以至建构为系统性知识的过程中，也应既知其“分”而又知其“通”。我认为各种人文知识的“意义结构”，在借由符号形式进行显题化、系统化建构时，纵然必须选择其中某一“显性”要素，作为“主位”的认识对象，但也得同时考虑它与其他“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这是一个总体而动态历程的“意义结构”，其实是中国古代以《周易》《文心雕龙》为“典范”（paradigm）的“知识型”（épistème）。2012年6月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工作坊”研讨会中，提出这个源于中国古代人文学之本质论及方法论的“典范”。准此，各种被片面切分的知识之间，并非截然无涉，可以自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界域。它们只是认知及表述上，主宾显隐的分别而已。例如文学史知识，虽以“文学作品”为“显性”要素，为“主位”对象，却不能将它孤立认识；而必须同时理解到“文学”与其他相关的“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例如文化思想、政治处境、社会阶层化、、历史意识等，诸多因素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以此类推，“文学思想”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意义结构”亦然。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实存”世界中，“文学”从来不曾、也不可能“独立”，更无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汉代以前固然如此，魏晋之后也是如此。“为艺术而艺术”，乃是近现代五四新知识分子既反儒家传统又受西方美学影响之文化意识形态的投射，是一种不切乎中国古代历史实境的幻想。
我抱持这样的学术观念，在阅读罗宗强教授及其门生一系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著作时，就经常产生“与我心戚戚焉”的共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是罗教授独辟蹊径所建立的学科。五四以降，他面对中国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专业切分，仅识其“区别”却不知其“关联”的学术形态，乃寻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做到各知识领域之间“分而能通、通而能分”；而以“文学思想”为基地，会通古代文学家总体混融的历史处境，从各因素之间的交涉、辩证，去诠释历代“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变迁。罗教授所执教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就是这一门学术的重镇，由历代“文学思想史”，推及“士人心态史”，成果非常丰硕，俨然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张峰屹教授的《西汉文学思想史》，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罗教授早已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知识本质论与方法论，对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间的区分及关联，在他自己的著作及为门生的著作所撰写的序文中，已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引起我的共鸣，厥为“历史还原”的研究进路。我理解到，罗教授所谓“历史还原”并非实证史学的“历史重塑论”，也就是并非仅就历史文献的考证，重塑纯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他所指出的研究进路，乃是强调“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诠释”，首先就要做到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那不仅是文字训诂而已，更重要的是原典所蕴涵“文学思想”的意义，必须契入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才能获致深确的理解。假如容我以“诠释学”进一解，也就是对“历史他在性”的文本进行诠释时，必须限定在“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契入其中而体会之；而且所谓“历史语境”始终都处在动态中，并非僵固之物。“文学思想”乃是“文学家”面对他所处的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情境在进行“思想”，因此诠释“文学思想”，当然必须了解古代文学家在文化、社会，尤其政治处境中，所抱持或显或隐的“心态”。“士人心态史”也就成为研究“文学思想史”的要件之一。这是研究古代文化或文学所必要的“历史同情理解”，在这“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有些合理的批判。五四以降，新知识分子之“反传统”已成文化意识形态，未理解而先批判，骂尽古人，而渐积为刻薄之风。其因就在于对待古人，缺乏“动态语境”的观念，没有“历史同情理解”的体贴心。罗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或可一矫这种习气。
张峰屹教授这本《西汉文学思想史》，的确实践了其师所建立的知识本质论及方法论。我仔细阅读，他对于西汉士人由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尤其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的“心态”，诠释得非常贴切而深入；而且能准确地辨识这种历史处境的演变，就在“动态语境”的基础上，恰当地区分出三个时期，并结合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士人心态”的迁变，以诠释各时期“文学思想”的内涵及转向，其中经学处境的影响尤深。同时，他也能适切地运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本，深度揭明政论、辞赋、乐府诗歌等作品，以及文学家的创作行为所隐含的文学思想。这显然是在西汉士人总体存在情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思想史或经学史、政治及社会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之与“文学思想史”之间，彼此交涉、相互辩证的关系，去诠释“西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变迁。张教授在其师所开辟的学术蹊径上，走得昂首阔步，成果斐然。
我仔细阅读，还发现张教授也的确能实践其师所教示的“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许多原典的征引，都不是笼统印象的浅说，而能经由契入历史语境的深度理解，再依借文本分析，而获致确当性的诠释。其中，不少对原典的诠释，颇具独见，这在罗教授为他作的序文中，已指出多处。此外，另如关于《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马积高的《赋史》认为“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汉武帝以后才出现的事”，因而将《旱云赋》断为“非贾谊所作”。张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举出《左传》文本为例，证述“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现象，东周时期已有之。又例如对于枚乘《七发》，他不同意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提出“始邪末正”之说——也就是刘勰所读出的文本之意，乃是前面描述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六件事，皆是“发乎嗜欲”，应该戒除；而最后所描写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才是枚乘正面劝谏之旨。刘勰之后的读者，也多持此说。张教授认为这是误读，因而分析文本，论证听琴等六事皆非邪的“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反而与方术之士所言，同属疗愈的“妙道”。凡此，都可见张教授在“原典文本的解读”上，的确下了很深的工夫，才不致落于人云亦云的谬说。
同时，由于他对枚乘《七发》《柳赋》以及路乔如《鹤赋》、邹阳《酒赋》、羊胜《屏风赋》等这一类作品的细读，而看出汉代辞赋由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这一类“自我抒情言志”的作品，转向“歌功颂德、游戏逞才”的笔墨。其中，隐含着士人对于“词章”书写之“心态”的改变，这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值得诠释的意义。因此，张教授在文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对于“游戏笔墨”特别重视；而在本书中，专立章节，另眼诠释与评价。汉赋的意义及价值，的确应该在“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另辟“游戏笔墨”及“语言艺术”的诠释视域。这是张教授为西汉文学及其思想研究，所开拓的一条值得继续探寻的路径。
[关键词]废名 思想研究 方法论 传统文学转型 地域文化
废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史中的思想异类，具有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体系、探索性的文体实践、前卫且个人化色彩十足的文化观念，日益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废名文学作品的解读日益增多，对废名遗稿的发现整理日益完善，对废名美学价值体系的思辨日益多元，对废名的文学创作、个人生平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使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形象日益清晰丰满。
1935年，鲁迅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在导言中对废名在文学史整体中的形象作了初步概括:“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文中所选《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三篇小说，均出自《竹林的故事》，为废名早期作品。而鲁迅作为思想与时代结合最紧密的五四作家，自然对废名在文学创作中所表露出的冷观时代、另辟蹊径从而另造思想世界的思想趋向不以为然，尤其是对废名后期作品愈加内转表示不满，批评废名的文学创作中只剩下了自我。以此发轫，中国文坛对废名小说中所表现的实验性和与众不同，开始发出了各种不同声音。比如，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在《画梦录》中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以为更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五四以降，现代文学史中并不缺乏以现代西方文明来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通过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多重压迫下农村的衰落破产与农民的生活多艰，鲁迅、彭家煌、台静农、许杰均以反传统的现代姿态对乡土社会作出各种批判，但是，唯有废名，是站在传统的视角，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传统宗法社会，有意无意的冲淡悲哀残酷的氛围，在黄发垂髫、阡陌交通中寻找传统社会中留存的人性美与自然美。在这点上，废名无疑与时代的主流唱了反调，表现出与时代作家格格不入的独立文化思考与文学关照。因此，逢增玉先生与美国学者史书美，均认为废名的小说无论在内容主题上还是文体形式上均体现出了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反现代主题，是颇有道理的。尤其是史书美以“传统中的现代”来概括废名的文体演变与思想追求表达了废名在中国文学传统内部求新求变的不懈追求，体现了废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也是颇为精当的。
而格非通过其所擅长的叙事、文体研究，也对废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进行了总结与概括，并认为废名的作品是我们丰富现代文学资源、反思当代文学轨迹的重要支撑。“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格非也在其分析中提出了在叙事学及问题研究角度研究废名作品的基本方向。其一，从传统文学角度来观察废名，在传统文学的实际概念下对废名文学的思想源流进行阐释，理清脉络，廓清格局，“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和叙事特点的同时，他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其二，废名文学作品与时代的互动，“废名作品侧重于表现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启迪作用。”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废名的文学作品高于时代，对时代的病痛与疾苦进行了某种文学的隐喻，通过信仰、民俗的双重思考来勾勒人心，在文化高度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某种反思。所以，废名作品并不是单纯脱离时代的试验之作，而是需要研究者建立某种理论架构，建立分析废名作品与时代关系的可靠分析模型;其三，废名“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废名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脱胎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与唐人诗歌联系尤为密切，其中以景代情、以景代叙的美学特征更为明显，这种清新隽永的叙事风格与文体形式尤其值得文学研究者细致爬梳，细致辩驳，从而归纳梳理出废名文字美学特征的探索方向。
对于废名文学思想溯源，研究者大多以佛禅思想作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演进、转变的过程中，佛禅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维度，比如苏曼殊、丰子恺、萧乾、许地山、冰心、李叔同等等。但是若论及与佛禅思想联系最密切、研究最精深、纠结最长久、态度最真诚，则非废名莫属。陈国恩认为，废名受佛禅思想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辨:其一，是禅宗思想中“空诸一切”的“色空论”和废名自身对于文学作用“自娱—解脱”的目的论，满足了废名在时代激变中寻求精神安宁、消极避世的心理需求;其二是在文学叙事的角度，将禅宗之“万法尽在自心”理论应用至文学创作中，造成了废名文学作品中时间的混沌与空间的模糊，形成了片段化的美学效果;其三是深受禅宗佛法修行中“旗动、风动、心动”的机锋训练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追求言有尽而意无边的禅趣。而李俊国则更是认为，废名行文构句的冷峻清奇、言简意邃的语言特甜，主要来自禅宗佛法中“直观性、暗示性与顿悟性”。依笔者拙见，废名研究中的佛禅思想影响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向度与增长极，但知其然尚需知所以然，若论更深层次的探讨，则尚需两个重要研究向度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便是溯源废名佛禅思想的形成。目前学界研究者对废名佛禅思想的来源多归结为三点点，其一便是废名家乡的地域文化与童年经验，其二便是自身敏感脆弱的心理气质，其三便是、周作人等五四一辈的熏陶与启示。论及具体演进过程，则多以抗战时期的经历为分割点，经历了由“观心看净”至“无相、无念、无住”的变化。其研究关注点多在其佛禅思想形成之后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对废名与黄梅地域文化在思想上的互动缺乏专门而深入的论述。应该说，将废名与地域文化、地域气质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化，其目的是为了凸显其背后废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而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将地域文化中的佛禅思想置于废名思想与佛禅思想、传统社会关系研究的前景位置，把思想研究从显性脉络转向隐性影响，抽丝剥茧，细细品读废名的佛禅思想形成，以及形成之后的诸般特征。正如金克木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说:“我国和外国的不同情况要先查一下。西方除罗马帝国外一国的地域很小，所以地中海沿岸就不止一个洲，更不止一个国。巴尔干半岛包括了几个国家。国别研究，分开或结合，已经是地域学研究了。有的大国，如东方的印度，一国包括了十种以上有文史的语言，互相不相下。古代虽有较统一的文言，好比中国的古文，但由于是拼音文字，方言差别和地方语言分歧使规范文言不及中国汉语文言的势力大。各语言的文学自然带有地域性。”“唯有我国，汉语覆盖的面积本来很大，汉文在全国文化中的势力更大，而且一脉相传几千年，纵的历史的线不能不结合横的地理的面。所以我觉得不论外国如何，我国的汉语文学也可以有地域学研究。艺术也可以在民族的和历史的之外再加地域的研究。”金克木先生所提出的研究构想可以从近代诸多学者的研究论断中找到原型，如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刘师培。由此以降，鲁迅在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对中国乡土作家的分析更是对文学思想地域构成论做了初步的实践努力，溯源作家“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正如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所言:
籍贯之都鄙，故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
通过此种在理论研究上合法性的构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理论基础对废名故乡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其中源自禅宗而又渗透着乡土社会世俗化的佛禅思想展开一系列深入的探索，建立废名文学思想研究中的以佛禅思想研究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场”的研究与构建。具体分析模型试论如下:
借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运用“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从整体出发而不是部分出发的完型心理现象，可以用来阐释“文化的整合”，一方面归纳提纯黄梅地域文化中的世俗佛禅思想，描述其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提纯的文化精髓置于废名文学创作的文本细读与历史现实之中，以求“完型”。从而重构废名精神结构中的“地域文化场”，在黄梅地域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品读中，更加合理的阐释废名文学思想中清奇悠远、亦诗亦画的禅思之气。
其二是在思辨具体问题时区分“哲学的废名”与“文学的废名”。如前所述，学界目前分析废名文学创作中佛禅思想的专著、论文不在少数，但是却有日益流于生搬硬套的概念化趋势，在具体研究中仅仅将废名所能涉及禅宗思想目录化，而后通过废名的具体文学创作图解禅宗思想条目，过于穿凿而牵强附会。废名的禅宗思想仅仅是其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文学向度，与之相并列的思想因素尚有传统文学的转变与儒家传统乡土观等等，期间不乏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思想因素，我们所能确定的仅仅是废名在具体创作中所表露的思想立场与思想态度，至于具体的思想影响研究，更应慎之又慎，区别对待。而作为“哲学的废名”，则是用来指代《阿赖耶识论》中所表露废名对于禅宗理论的思考。抗战时期，废名避难黄梅。既是其文学思想的转变时期，也是其佛禅思想的转变时期。在这期间，废名创作《阿赖耶识论》，具体阐述其对于佛禅的认识并将其初步体系化，而后又通过发表于《世间解》杂志上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体与用》将其佛禅思想逐步完善化，主张“佛教的因果是说体的，世人的因果是说用的。”需要注意的是，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并不是可以完全融入近现代中国禅宗研究中的，而是带有其自身强烈的人文化色彩与个人化色彩;同时，也要注意，废名的佛禅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于以熊十力为代表的近代“唯科学主义”以及“进化论”辩论基础上的，认为“中国的几派人都是中了进化论的毒”、“佛家的真实是示人以‘相对论’”，这就给我们对废名佛禅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先天参照谱系，即能够通过比照中国近现代“唯科学主义”的演变，来观照废名佛禅思想体系的立论、驳论、概念构成、价值体系以及思维逻辑等一系列思想研究命题，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学界有深度探讨的范例之作。这不能不说是废名研究中的一大缺漏。
废名研究的另外两个研究热点便是小说中的诗化创作与诗歌研究。“诗化”概念是废名小说创作中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主要学术关注点有四:其一，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灌婴即认为废名的文学创作“不是著者所见闻的实人世的，而是所梦想的幻想的写象。”时至今日，仍有研究者以此为题不断进行学术拓展(具体研究成果我会在后文分章详论时涉及);其二，废名文学创作中的梦幻色彩与幻境营造得益于其自觉借鉴中国传统诗歌的以景代情的写作手法，以简洁、凝练的文字将读者带入唯美的阅读体验当中，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其三，废名的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文人小说特征，具有笔记小说的基本特点，最明显的便是其小说创作中表露出的“互文性”特征。在小说创作中，废名有意将“互文性”作为自身文学实践中的标志性审美价值与叙事手法，在涉及文化背景时，常常抛开小说的人物刻画与主线情节，嵌入一个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或诗歌、或古文、或民谣、或方言、或历史、或外文、或戏曲，从而形成一种叙述人与讲评人“声口”的互换，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魅力;最后，便是废名创作中的“晦涩性”。周作人就评价废名作品“晦涩”，“晦涩的原因普遍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是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而陈建军则认为废名小说创作中的晦涩主要来自其“文学即梦”的文学创作观。
与废名小说中的“晦涩”研究相同，在废名的诗歌研究中的“晦涩”同样引起关注诗歌研究的众多学人的探讨，其成因众说纷纭。刘半农在日记中即评鉴废名的诗歌“有短诗数首，无一首可解。”，自此，“难读”、“难懂”便成了废名诗歌的标签。孙玉石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认为废名的诗歌是一只“迷人而难启的‘黑箱’”。而如何开启这“黑箱”，学人亦是各辟蹊径。朱光潜认为，深入的理解废名诗歌背后的文学思想构成与文化意识背景，是品读废名诗歌的不二法门，“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而蒋成则认为理解废名的诗歌创作，“不应限于‘知人论世’的传统解读法，有必要对诗歌本体，即对诗的语言、结构、意象、和体式进行研究。”，即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将废名诗歌纳入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研究之中。与蒋成主张构建理论分析模型的主张不同，冯建男依然主张体悟式的研究方法，“读废名诗，第一要求解，第二要不求甚解。求解是基础，不求甚解是超脱。”而体悟的对象与手段便是“禅中求禅”，运用禅宗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废名诗歌中的禅意，“废名诗歌就是禅家的静观、心像、顿悟、机锋，与李商隐温庭筠词的感觉，幻想、色彩、意象的现代化的融合。”持此观点的还有王泽龙，认为“不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他的诗，是难以深入其堂奥的。”还认为“废名以禅入诗，并非就是以诗写禅，与传统禅诗中追求的那种水中月、镜中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诗境与诗思特征依然有别。”。
在我看来，对于废名诗歌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废名诗歌理论的系统而深入研究基础之上。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诗人身份而著书立说，阐明自身对于新诗理解并将其理论化的，只有废名先生一人，著作也仅有《谈新诗》一部。在书中，废名先生系统阐释了“五四”以降而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较有影响的新诗作者及其代表作，细致梳理其脉络，深入探讨其得失，进而提出新诗“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等新诗审美价值体系，既有继承中国传统诗歌审美特征一面，也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在自身的转变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性色彩。但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专门论述废名新诗理论的专著付梓，其新诗理论体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尚欠公正而明确的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界似乎陷入了重理论而轻品读的怪圈，西方的诸种文艺理论思潮、哲学概念阐释、美学观念体系，都可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找到对应的具体研究。这种趋势一方面有利于学界以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思辨中国现代文学的成败得失，有利于以更多维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嬗变转折，有利于以更长的时态来考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变化，但是，伴随而来，也会使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叙述产生某种空白与残缺。基于上述思考，我在选择废名文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希冀把自己的关注点着重放在被各种理论所忽略的历史细节，并尽可能以一种后来者的超越姿态来叙述、勾勒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力图归纳废名先生文学思想各因素的价值体系与特征，梳理各因素之间复杂而纠结的脉络关系。当然，我始终坚持，作家的文学思想研究不会完全符合理论研究框架，也不必追求古建筑修建一般的“磨砖对缝”，打磨现实存在的思想棱角，强行归纳进既有理论体系，既不符合历史现实，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譬如，废名与周氏兄弟之间在文艺理论上的继承与争辩，在现实人生中的影响与纠结是废名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一环，依然需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整理思辨，针对学界现有废名研究的某些问题，钓沉某些历史细节，丰满人物思想，认识其复杂性与多面性，使文学思想研究避免掉入某些历史主义的窠臼，能为文学史研究进行某种丰富，不枉废名先生晚年独立北国边陲憔悴心力。
对废名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主要聚焦于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思潮时所采取的思想反应，进而探讨在他思想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及文学价值观在西潮汹涌和时代沧桑的双重变奏下的调整和嬗变。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学者理查德.罗蒂曾经对“文学”做过这样的当代思考:“‘文学’一词现在所涵盖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只要一本书有可能具备道德相关性——有可能转变一个人对何谓可能和何谓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学的书。这与该书是否具备‘文学性质’毫不相关。现在文学批评家不再从事所谓‘文学性质’的发掘和阐述，而应该建设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顾问的准则，建议如何缓和这传统中的压力，或如有必要，加剧这些张力——来促进人们的道德反省。”文学与思想维度的多样性、道德价值准则的差异变迁、文化自身的沿革与转变等“文学之外”的关系日益密切，也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文学范围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从馆阁之内进入红尘之内，孰是孰非，暂且不论，这种变化的本身使文学有可能成为当代人对历史与社会产生“了解之同情”的最佳管道，在某一方面象征了世情、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变化。所以，我们共同面临的巨大问题也就成了如何把握这已不似文学的“文学”，如何从百絮千头中抓住最具代表性的主要脉络，进而对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模式、道德判断、价值标准、审美趣味进行我们自己的阐释，进而对当下进行某种理解之上的批评与总结。一得之愚，我对废名先生文学思想的研究便是如此，希冀通过对传主精神世界的梳理，打开一个观察其时文人思想嬗变的窗子，勾勒并总结其对于文学观的思想特征与美学观念，探讨在西潮东渐、东学式微的时代大背景下各种思想激荡在个人层面的冲突、妥协、理解与融合，揭橥传统的文学观念、价值标准在历时性时段中的调整与嬗变，如何应对挑战、求存求变。可以说，废名先生的文学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特立独行，宛如长衫料峭，地处边远、观察中央的传统文人的背影，留给我们太多思考的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就是废名先生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在“如何思想”这个命题上进入废名的思想世界与美学世界，研究他对于时代、知识、人生、世情、人心、自然、信仰的理解;研究他表达自身思想、理解概念和构成思想概念的命题、立论、体验、论证乃至最后结论的文学作品;研究一段时期以来对他作品所产生的各种阐释以及历代前辈研究者通过对废名作品的解读、与废名思想对话而产生的新的思想;研究废名在其时语境下对美学、价值、理论、信仰的建构方式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废名对于社会文化的思想、认识是如何形成、前进、调整、嬗变、增长，从而使我们后来人能够站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来看这个世界，意识到我们并不是白手起家，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对话，面对时代冲击时我们并不孤独。以此发轫，从而在吸收前人经验与认识的基础上回应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使我们的思想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声音，展示我们思想前进的步伐以及我们如何前行。不仅如此，在另一方面来说，带着以上的命题来进行废名文学思想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以释道儒思想为核、以世俗社会为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思维特征，他们在嬗变过程中抛弃了哪些文化模块，又吸收了哪些文化因子，哪些美学观点在面对西潮冲击时被彻底瓦解，哪些又经过“创造性转变”而历久弥存，焕发出新的光彩;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以废名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思想被冲击、洗礼之后，其重生的思想文化核心和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进步，能够起到哪些规范性作用，进而在整体上理解我们这个文明以及其传统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应与关于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讨论产生某种密切的联系。新世纪以来，学界通过翻译、引进乃至西方学者直接参与中国研究，形成以现代性讨论、诗学讨论、思想史讨论、文化史讨论为特征的新一轮思想激荡，这种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引进，拓宽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激活了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动力。作为以思想表述为主要目的的文学研究，概莫能外。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东亚文化研究在学界内的受关注度的持续提高，“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化”这样的命题开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并衍生出了文学传统中对西方文学思想的回应、文学传统中的宗教意识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对话、文学传统对现代性的态度、文学传统与现代西方伦理学价值、自由主义以至人权思想，等等。但是，我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作家、时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不能为了理论表述的完美而把史料的爬梳、“移情”式的美学理解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应该注重学理思辨，在现代哲学、文学的视野中分析与把握作家的文学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所研究作家在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追究、哲学思考、价值理想与人生体验，并在此研究基础上，适度的通过与西方学术理论思想的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把对于作家的思想分析引向深入。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运用以上方式进行本文研究与推理的同时，仍然希望能够把握作家的文学文本与思想文本，在我看来，无论对作家、作品乃至思想、时代作出何种解释，这种关联研究中的文本，仍然是我们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没有文本的深度研究、对文本不做深入分析的研究，基本属于浮光掠影式的概念堆砌，难免沦为某一理论的可有可无的垫脚石或某一先贤命题的应声虫，无法做出扎实的学术研究，无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某种实质贡献，更谈不上文学研究的学科性与学术性。
做废名文学思想研究，其研究目标必是其思想，而研究的基础确是文学，是上文中提到的经典性作品。这种研究与全景式的纪传研究不同，后者固然可以通过对传主某一方面的人生体验、思想观念、观念价值的提纲挈领来勾勒其某一方面的精神形象和人生经验，但还是要尽可能关照伴随而来的传主人生经验中的枝节藤蔓，形成多角度，多方向的研究体系，从而提供比较真实客观且富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成果;而文学思想研究在一开始就设定了其主要研究范畴，规定了以传主所表达、所阐释思想观念为主要聚焦方向。具体说来，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现代作家文学思想研究，并非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园，依然有相当的学术研究潜力，值得我们从文学本体论的维度出发，对文学进行某种内部观察，总结整理作家对于文学本质、特征、标准、外延、内涵、文体、心态、功能等的认识与理解，以期在总体上把握现代作家的文学观、文章观、文体观，进而了解时代的文化观。以废名为例，其引人注目之处不仅仅在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表现出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与个性色彩，更在于在其文学观中所体现出的某种中国传统思想观与文学观在西方思想的酶化作用下发展方向的某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并不是后来者在当代文学思想与当代文化理论语境比照下的总结归纳的比较文学研究结果，而是其本身思想的诸种特征在时代变奏下自身进化使然。
其二，与同时代其他作家不同，废名在思想方式上呈现“独语”的特征，与时代话语主题的交集较少，多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寻求避世的“桃花源”。而在寻求的过程中又呈现多层次、双层面得思维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寻求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融合，在山水田园的牧歌中使自身的美学体验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相契合;另一方面，作者在进行美学探索的同时，又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喧嚣与不可知、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蚕食、传统社会中宗法观念的残酷等现实体验，不可避免的陷入精神上孤寂落寞、信仰上凋零漂泊、文化上无宗可依的痛苦，于是，一方面，作家需要用传统文明理想中的美感和圆满来抵御现代文明带来的惶恐不安，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现代文明的火把来照亮现实乡土社会的残酷黑暗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信仰与现实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精神撕裂的痛苦，莫过于此。
其三，历史宛如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总是把相同的历史命题和文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交到我们手中，但是“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这一次”与“上一次”之间，相同文化选择再次出现时，已经历了太多概念的替换、思想的曲折和价值的位移，这都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对期间的细微变化有一种敏感的发现和理性的思辨。作为作家个人的思想研究也是如此，常人的思想观念也常随时代话语、社会思潮、知识结构、价值体系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何况是素以敏感、细腻著称的诗化文人，常常出现“回望来时路，不知身何处”的情况，这就更需要在研究中注重传主思想的“时态”变化，通过对作家在文本中表达的文化意识、审美特征、思想体系的历时性思辨，探讨并归纳其思想变化的某些轨迹，从而透视一代文人的思想变迁，进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趋向做出某种自己的认识。这种归纳与总结无异于梳理麻絮，将一团麻的活动渐行归纳出几条合乎历史现实与文化演变逻辑的轨道，同时也需要通过融化现代哲学理论与社会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交叉研究与复合，其学术成果也应是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但我限于学识所限，所作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尝试，高山仰止，留待后来人。
参考文献
[1]刘西渭(李健吾).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2]逢增玉.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主题及其叙事策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3).
[3] [美]史书美著，岳耀钦译.废名——传统中的现代.殷都学刊，1994，(4).
[4]格非.废名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01，(1).
[5]陈国恩.废名小说与佛禅精神.贵州社会科学，2001，(1).
[6]李俊国.废名与禅宗.江汉论坛，1988，(6).
[7]张永.禅宗:废名小说的审美向度.文学评论丛刊，2001，(2).
[8]姜云飞.废名小说的禅学底蕴.浙江师大学报，1991，(3).
[9]杨厚均.废名创作中禅意的形成与嬗变.湘潭大学学报，1999，(3).
[10]灌婴.桥.新月-第四卷，1933.
[11]冯健男.谈废名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4).
[12]朱亚宁.论废名小说的文体特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4).
[13]倪伟.“乱写”与颠覆:莫须有先生传的叙事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3).
[14]周作人.栆和桥的序.知堂序跋，岳麓书社，1986.
[15]陈建军.废名小说晦涩之因探析.黄冈师专学报，1997，(5).
[16]刘半农.刘半农日记.新文学史料，1991，(1).
[17]金克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读书，1986，(4).
[1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 1981，(6):247.
[19]鲁迅.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 1981，(5): 432.
[20][美]鲁思.本尼迪克著，张燕，傅铿译.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1]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2]朱光潜.文学杂志编后记.文学杂志， 1937，6(1).
[23]蒋成.废名诗歌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4).
[24]冯健男.人静山空见一灯——废名诗探.文学评论，1995，(4).
古琴文化发展至今，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史，其传统音乐文化的底蕴丰富，有着重要的音乐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冲击背景下，古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阻碍，一些传统古琴演奏、古琴文化生态被破坏，古琴文化传承人越来越少，古琴文化有消亡的危机。面对当前的现状，为了对古琴文化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古琴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积极培养音乐文化传承人是当前重要的任务。而音乐文化传承人的培养时，首要任务就是让音乐文化传承人理解和深度认识古琴音乐，喜爱和热衷传承古琴文化，这样才能不断地壮大古琴文化传承人的队伍，更多的人投身到古琴文化传承事业中。所以，作为古琴文化传承人，应该进一步加速古琴文化资源整合，研究古琴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交融性，有利于更好地将古琴文化和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整合起来，做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整理、归纳工作，让传统古琴音乐文化能够分门别类，做好传承和发展工作。而就目前古琴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相关传统音乐领域的继承人缺乏，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缺乏动力，积极开展古琴文化资源整合，有利于更好地为古琴这一传统文化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艺术人才，促进古琴文化更好的发展进步。
二、古琴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
（一）古琴与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
古琴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了，在各类传统乐器中，古琴是“八音之首”，可见其在音乐领域的地位。古琴在我国文化历史上的流传时间，出现时间都是非常久的，这就必然奠定了古琴的历史音乐文化地位。古琴集众乐之长，高贵典雅，在古人所说的“琴棋书画”中，也是排在第一位的。古琴在很早之前就和圣贤之书一样，高居君子之列，对于古代文人雅客来说，左琴右书是标配，在古人的修身养性中，古琴和诗书必不可少。古琴虽然只是一种乐器，但是却饱含先贤们的思想和精神，所以，古琴更像是一种道器，承载着中国古老的礼乐文化精神。古琴弹奏，刚柔并济，可以灵活变换，内里变化丰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古琴弹奏，可以委婉悠扬，可以低沉抑郁，也可以张扬，富于变化，对于文人雅士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代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关于古琴的记载，可见，古琴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之大。而在汉代以后，古琴成为文人雅士的自娱性雅乐之一。文人弹奏古琴，是为了追求弦外的意境，表达自己的思绪。在弹奏前，往往需要找一个环境清幽之所，这样才能够和弹奏者的心境保持一致，让人、景、情、琴能够真正交融，实现物我合一。在文人眼中，琴音不仅仅是一种美妙的音乐，更是有着和天地同和的价值和意义，是文化内心世界的艺术显现出口。而在古人看来，音乐的和谐和天地之道、运行秩序有一定关系，只有协天地之性，才能够促进阴阳调和，让音乐抚慰人心，不然弹奏的音乐可能会阴阳不调。对此，在古琴的形制上，也比较讲究，古琴制作也需要结合一定的形制法象来进行。而从古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来看，其带来的哲学和美学影响是深远持久的。古琴文化因为其自身特有的魅力在中国艺术和文化历史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展示的美学精神也是古代文人雅士的行为和道德典范，是他们所要追求的至高人生理想和精神目标。在古琴相关的论述中，很多学者都表达了古琴文化和古代核心美学观中的“和”的思想是一致的。此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古琴美学思想还有新发展，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些主张人格自由、不依附宫廷的文化音乐家们，他们创作出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让古琴文化又添了很多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蔡琰普出的琴谱《悲愤诗》、嵇康的《广陵散》等，这些都是古代音乐美学的重要论著，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音乐审美的重要思想成果，这些思想理论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可见，古琴艺术对于中国美学的孕育和影响都极其深远持久。
（二）古琴文化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
1.和中国传统礼乐思想的交融周代出现礼乐制度，并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典礼音乐。而礼乐思想是古代文学思想中的重要代表性思想之一，也是古代文学关于音乐美学的传统思想之一。礼乐思想影响着每一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认为，只有借助礼乐教化，才能够让人提升修养和品德，实现礼乐对人的文化教育，强调“立于礼，成于乐”。在先秦诸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中，都将政治作为音乐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他们虽然对礼乐存在争议，但是更多的是在讨论礼乐和政治之间的关联，探究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而从礼乐来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在《礼记.乐记》中提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而礼乐思想以古代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思想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古代文学强调“仁”的思想，这也是孔子提出的对于社会的最高理想。所以礼乐思想中，“仁”是核心。而从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来看，“仁、礼、乐”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是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2.古代“和”思想的交融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对于古代核心文学以及其他学派都有重要影响。“和”实际上就是指万事万物的对立面统一，其中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只有“和”才能够产生新事物，而音乐是声音组成的，同样的声音不能组成音乐，和六律以聪耳，强调的音乐是不同的音乐组成的，“和”而不同，从而产生美妙的音乐。在古代文学思想中，认为“乐与政通，乐通伦理”，这也是其关于音乐美学的思想。古代文学思想强调，在社会上，音乐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调和，而借助这种作用应用，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相应的教化工具，通过礼乐教化民众，实现统一管理，完成治国目标。而“和”的音乐也能对统治者产生教化作用，让统治者更加趋于“仁者爱人”，这样他们在统治中就能够更多地实施仁政，减少苛捐杂税，促进天地人和，保证自身的政治地位稳固。通过礼乐教化，还能够让诸侯之间的争夺缓和，促进和平发展。从音乐审美角度来看，音乐可以促进人的内心平和，让人们能够协调共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构建，提升民众的修养、品德、教化等，真正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发展。虽然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但是，“和”的思想依然不过时，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和基础，对于现阶段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发展也有着重要联系。
三、古琴文化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交融性
中国古代的文化中，文人特殊文化素质、生活方式的表现属琴棋书画最具代表性。古琴是中国滔滔而滚的文化里十分具有魅力的一溅浪花，它独傲幽冥的呼弄不断地回响在昼的长空，夜的星宇，深深地吸引着怀有学识人的心，它将万物融化在它的丝弦上。它历史之悠久，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古琴对古代文人而言，抚琴听曲是美妙的精神享受，它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抒怀寄情之物。厚重、古朴、优美的琴声可把人带入浓浓至美的精神世界，使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古琴音正声朴，音色清晰，是正统雅乐的代表，而在古代文学思想中，讲究乐声的正音涉及国家的兴旺，所以需要兴盛雅乐。而借助古琴的正统声朴，五音清晰的正统音乐，来让人修身养性，摈除妄念和杂念等。这使得古琴成为君子修身养性必不可少的一个器具。而在当时，抚琴不仅仅一种艺术表演，更多的是君子修养养性的必要过程。和谐的琴瑟之音能够祛除歪风邪气，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能够发挥良好的教化效果，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效果。在《小雅.鹿鸣》中有诗句“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在古代文学思想中，还突出了弹琴的中正平和之意，也提出了琴音的教化作用。而在古代文学中的“和”和音乐美学观也是中国传统雅乐的良好体现。而在古代文学思想中，和的音乐美学观中，突出和谐是根本的思想，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构建。而纵观古琴的琴谱和体裁，很多都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也要以自然景物和动物为主题的，这些都是道法自然思想的体现，无论是《高山流水》《石上清泉》，还是《潇湘水云》，这些都是以山水为题材，纳入琴谱之中，体现出创作源于自然的思想。此外，在古代文学思想中，还认为以山水为基础，进行琴谱创作，是因为山水生出树木、生出花鸟鱼虫等，水则有滋养万物的功效，所以以这样的自然属性，也能够有效地促进音乐和自然的统一。而在古代文学思想中提出的“顿悟说”思想，和古琴音乐审美也有一致性。都是在自然中体验自我、在内心记性思考，品味，解读，获得自己的体验和感知。古代学者认为声音之道可以和顿悟思想相通，要是没有顿悟，即使有名师指导，也很难达到至高的音乐境界。
四、总结
关键词：语文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
引言
语文具有传承优秀文化的能力，语文知识的内涵和丰富是其他学科没有办法企及的，虽然说语文教育中的德育教育已经被国内专家学者注意很久了，但是现阶段国内的高考压力和传统的教育理念，依然没有把学生的情操最大化激发。古往今来，很多惊世的名言，都是人们从经典作品中发掘出来的，而且现在的语文学习内容，90%都是古今中外的名篇，不但具有非常特别的文学思想和特点，还有短小精炼的名言警句。现行的德育教育中过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反而忽略了学生的道德行为，形成了现在道德理念和实际行动严重分离的情况。
一、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义
人本主义是国际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审美态度看成是人类最高级的精神需要，并且说道：“审美是人类最高级的需要，美在自我实现者的身上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体现。”课改后的高中语文标准重新定义了审美教育的理念和实现审美教育的有效路径，就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科技创新方面和社会生活方面都追求审美的目标。所以，语文教育需要满足和激发学生的认知需求，还需要满足和激发学生的审美需要，最终完成美学教育目的。将美学教育融入到语文教育中，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旨在陶冶学生的高贵情操和健康的审美能力。因为在语文教学中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有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等美学内容，语文教材中选用的文章都是千年经典或者是近现代的名文。这些内容呈现给学生的是人物形象的美丽、自然景物的壮丽和语言文学的韵律美……在这个方面，教师的主要责任就是引领学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文章形象中，换位思考，体验伟人的思想情感，丰富自身的精神内涵，提升学生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把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审美感受，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在众人面前，进而具备了创造美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语文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
（一）实现课堂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发散性思维也称为扩散性思维、辐射性思维，是指从不同方向、途径和角度去设想，探寻出多种答案，从而更为圆满地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是个性思维中经常使用的形式。通过对发散性思维的运用，可以将那些散乱的知识进行一定的串联，对举一反三以及一题多解的效果进行实现，因此可以说发散性思维是学生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都离不开的一种发散性思维。这种思维在语文教学中的培养非常重要。如在讲授课文的过程中，可以针对作品中某些精妙词句的运用提出是否可以替换，可以用哪些词替换，替换后与原作品之间有什么差异等问题，教会学生善于比较，加强分类训练，如比较同一作者不同时期作品的异同，将主题为同一类型的作品进行归类，有意识地锻炼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发挥想象在思维中的作用，并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看法，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促使学生之间的不同思维碰撞在一起，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在增强学生对知识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应用语文阅读，实现道德与人格完善
语文教育内容中流淌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血液，教师通过引领的方式带动学生积极阅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带领学生穿越时空的隧道，和大师、圣人、先驱者面对面交流，感受他们高贵的爱国情怀、超凡的思想和创新的能力。学生在学习语文课程的时候，在感受语言文字表现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同时又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提高了学生的精神品性和情感，最终形成积极奋斗的个性人生。尤其是已经课改过的新语言内容，把情感教育单独划分出来，目的是突出情感方面的培养重心。能够入选到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教学内容，大部分都是声情并茂的韵律美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特别的美感。
启发学生美的思想。语文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学生审美能力和被审美对象之间建立一条有效的沟通桥梁，为学生打开一条明路，引领学生浏览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学生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环境进行补充、添加或者是删改，使其死气沉沉的画面生龙活虎起来，让画面具有一定的能动美，让画面中美的形象“活动”在自己的脑海中。培养学生创造美的能力。创造是世界上每个民族前进的唯一动力，当学生的审美能力还不是非常完善的时候，需要培养学生一定的审美创造能力。在教育中调动学生的审美细胞，带动学生创造美的积极性和欲望，让学生在生活中找寻美，创造美丽的生活。
（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语文教育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基础，也是训练学生基本技能的一个过程，更是知行统一性和情意一致性培养的关键，这其中的情感培养又是重中之重。比如在讲授《记念刘和珍君》时，教师可以用激昂的语言详解“三一八”事件的整体经过和产生背景，然后用抑扬顿挫的导读，将学生的个人情感带到课文中，让学生理解本文讲述的是“为中国捐躯的热血青年”的悲歌，是关于声讨反对势力的热血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激情、愤懑的心情。
马克思说过：“作为一名已经确定的人，一名现实存在的人，那么你已经有了使命，有了任务。”在责任意识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教会学生相互帮助的思想，在充满合作机会的小团体中合理利用身边的资源，学生沟通和帮助，分享胜利的果实，分析失败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埋怨别人。与此同时，必须帮助学生树立在任何环境中，都需要树立集体责任意识，集体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在集体中积极主动发挥自己的存在作用，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把语文教育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语文教育中巧妙渗透，能够让学生在接受语文知识的同时，全面认识社会，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四）加强思维开拓，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思维的求异性属于一种个性思维，也是创新思维的最本质特性，其主要是指在对事物进行关注的过程中，所关注到的不同性和特殊性，个性思维及创造性活动的来源即是求异性思维，没有求异性思维就难以实现对前人的超越，难以实现创新，在传统高中语文教育中，主要是对学生的聚合思维进行培养，从而对学生的个性思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如今高中语文教学工作中，应当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引导学生不迷信已有的定论、课本及老师，指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反复的个性化的品读，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从而使学生对课本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有更为深刻的感悟，允许学生质疑的存在，珍视并保护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支持学生张扬个性，从而促使学生实现个体的超越。
逆向思维是对司空见惯似乎已成为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也即是“反其道而行之”，逆向思维也是个性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实际中的一些问题从结论回推，倒过来思考有时会使问题更容易解决。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有多种方法，如在讲解一些文学作品时，教师可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进行介绍，作品背景是一部作品的内部神经，对其进行详细介绍，有利于拓展文本，进一步深化其主旨。简单来说，就是把文学作品的背景作为是基础支撑，以此深入挖掘作品的内涵。如在学习西方小说时，可以引导学生从作品的结尾进行逆向思维，通过背景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从而认识到结果的必然性和影响因素。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综合、分类、抽象、概括、具体化、系统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可通过将一部作品分为几个部分，引导学生找出各部分之间的主体思想及相互联系，指导学生明确作品内容的发展方向，让学生以简明的语言和标题将作品各部分思想要点表述出来，培养学生从分析综合到抽象概括再到具体化的能力，将思维具体化，从而促使学生将个性思维转化为创新能力。
结语
在语文学科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完成语文知识的学习，同时能够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实现双重教育的意义，这也是语文学科发展的意义，当然在语文学科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学科先后意义的思考。语
参考文献
[1]张金兰，张晓玲.如何有效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语文建设，2013（7）：20-25.
[2]秦仰平.重视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语文建设，2012（12）：15-17.
[3]陈昭明，杜敏.应重视发挥语文学科的闲暇教育功能[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2）：34-36.
[4]沈心天. 加强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学习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的体会[J].2010（10）：28-32.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相较于思想品德课的优越性在于，语文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它通过文学形象的塑造，使得原本枯燥无味的思想教育变得有声有色，自然流露的情感更易被学生接受，并且在文章的部分，也是学生最容易感动的部分。教师通过引导，将文章的主旨深深印刻在学生的脑海中，达到渗透的目的，过早或过晚地为文章贴上标签都不会达到最佳效果。例如，在《晏子使楚》一文中，晏子与楚王精彩的辩论将是整篇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这句话则完美驳倒了楚王的谬论，维护了晏子及其国家的尊严，将故事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当讲解到这一时段时，学生被晏子不畏强权，维护国家尊严的行为深深感染，教师抓住这一时机，对文章中心进行渗透，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一次思想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
2.以文育人，把握思想教育尺度
2.1把握好小学生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尺度
小学生的思想还不成熟，对于事物的认知处于懵懂阶段，加之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时间跨度较大，导致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范围和接受能力不尽相同。因此，要想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首先就要把握好小学生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尺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处于模仿阶段，教师讲什么，他们就学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较弱，不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对他们只是灌输正确的思想观念，形成一个雏形足矣。四到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教师需要进行正面引导，以免学生误入歧途，造成人格偏差。
2.2把握好教材本身蕴含的思想教育意义的尺度
在语文课堂进行思想教育时，最忌讳的就是脱离课本，脱离实际，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走形式主义路线。对于活泼好动的小学生而言，这种枯燥僵化的教育形式无疑是一种折磨，不仅最终达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反而可能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不利于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避免这一局面，教师要把握好教材本身蕴含的思想教育意义，以课本为标准，联系实际生活，使学生得到的感悟更加鲜活可信，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3把握好渗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
通过语文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只是语文教学的功能之一，小学语文教学最终的目标是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明确语文教学与思想品德教学的区别，确定语文教学的本质，把握好渗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围绕这一主题对学生开展有效的思想教育。只有将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并且以语言文字的培养为主体，才能打破本末倒置的特殊局面，从而全面提升语文课堂教学水平。
3.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