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30 23:29:4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化思想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内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构建群众的积极人生观，提升群众自立、自强精神显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现代社会同样呼唤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上，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丰富，而融入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内容，对于群众的学习来说，也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逐步构建和整体民族精神一样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2.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此只有人民群众的内心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众个体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践必须要建立在国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上。在现代思政教育体系中，要大力开展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就需要积极引入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融入，并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创新和传承，才能够更好的丰富现代思政教育内容体系。
3.传统文化中体现的以人为本、修身齐家的人文精神对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观教育教育方面无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积淀。
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人道主义精神始终发出璀璨的光芒。重视自身素养的修炼，尊崇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对于开展人生观教育，促进群众思想素质的提升显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经过时间的检验，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修身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引入这些优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够更好的为现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务。
4.传统文化所注重人际关系中的道德伦理调节，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构建无疑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
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个体和集体等不同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和社会以及集体保持高度的和谐统一。虽然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但是我国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内容，对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积极引入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思想内涵，对于提升我国思政工作水平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发展传统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几点措施
1.对广大群众开展正确的“三观”教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对于我国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比如叔本华的宿命论、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等这些思想理论体系，开始对我国群众构成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系中往往受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会存在着一些糟粕，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这些西方理论进行重新加工，取其精华，并积极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构建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供重要的内容基础。
2.科学利用教育资源，并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
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流行文化，同时也能够满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论的说教往往会让思政教育变得非常苍白，而结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教学，则能够让群众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培养群众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促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不断成熟。
3.在社会大众的传播方面，要注重舆论导向，规避不良思潮的影响和泛滥。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群众接受外来思想变得更加容易，而这些外来的思想既有其正确性，但是也带有非常明显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都会对现代青年构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这些不良的思潮泛滥，无疑会对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作为社会媒体要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也引导，积极挖掘外来思想的积极内容，同时结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并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进行说明，这样才能够有效的让群众远离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树立正确的“三观”。
三、结束语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驾驭万物的力量感也好，沉雄博大的气息也好，都是汉画像石强烈的表现形式所产生的效果。以徐州画像石中常见的“龙”形象为例，所收集到的九个龙形象中，没有任何两条龙的姿态是相同的；没有任何两条龙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这些“龙”中有长有短，有的尾长，有的颈长，品种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夸张与变形是汉画像石形象千变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分类对比，古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变形。
1.比例上的夸张手法。强调物象的某个部分，把它的体积肆意扩大或缩小。如《乐舞图》（图一）中靠右的两个人身形比例明显不同——左小右大，这是左边的人物形象要照顾到其它形象的结果。又如图二中的最右边的舞者上下肢体的比例明显经过了夸张处理。这种比例上的夸张手法最常见于杂技百戏类的形象创作。
2.拉长与缩短。如图六中的瑞兽形象四肢颀长，把身体架在空中，给人以轻盈之感。拉长的手法，在表现瑞兽、动物，神仙境界的作品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种最常用的变形手段。
3.徐州画像石还有一种特殊的的情况，不对所描绘物象进行变形，而是改变对同一物象的观察视角，并且把不同视角的观察表现完美统一，这是美感产生的源泉。夸张与变形有两个效果，一是“加”的效果——繁化，一是“减”的效果——简化。综合这些情况，暂且为之下一个定义：为了画面效果的的需要，把形象的局部进行变形，延伸或缩短、忽略，从而配合整体画面或其它形象单位的方法叫“简化”或“繁化”。
简化和繁化的关键在于变形。变形是这种手法的全部。第一，它说明古代艺匠是把整个画格作为一个整体来布置的，形象与形象紧密配合，互相照应，不仅在内容、情节上紧密相连，而且在形式上也连为一个整体。在这里，形式和内容达成了一致，形式的呼应服从于内容的召唤。第二，形式高于内容。内容优秀，形式则双倍的优秀；内容恒常不变，但形式却千变万化。试想，如果汉画像石的程式达到固化，所有相同的主题全都用相同的形象来表现，那么这种艺术将会是多么黯然失色，索然无趣。
从宏观上看，不同石面上的主体形象也普遍存在着分解和重组的现象，这也是画像石形象互相联系的一个途径。进一步想，如果这些在组织形式方面互相联系的多块画像石是出土于同一地点，或是在其寓意、宗教功能方面也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形式上的重组就更加意味深长了。这意味着，古代艺匠在处理画像石的石面的时候，是把从点线面到单个形象、再到构图形式等画面的要素当做符号来处理的。
变形和夸张的意义在于古代艺匠在创作时突破了事物形体的束缚，无限扩大了想象的空间和表现的舞台，使汉人的精神气质得到了充分体现，使汉画在形式上无限接近那个时代的节奏，使汉画像石与汉赋、汉代建筑等艺术门类保持相近的艺术特色。这种形式上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汉画的另一大特点——运动感。
运动感是人在观赏汉画像石时所能直接感受到的。这当然绝非理智的思维结果，而是汉画的形式作用于人的视网膜之后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汉代文学里，充满了华丽的词句，激昂的情调，浪漫的吟诵，直率的叙说，激越的议论，正如整个世界因元气充塞其间而不停流动一样，汉人的心理世界也处于这种不停的变幻状况中。汉画像石是追求流动感的作品，运动和张力和动势在汉画像石中无处不在，人之所以被打动，强烈的动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汉画像石有如此强烈的动感呢？简单地说，这是广泛运用曲线的效果。“波状线比任何线都能创造美，因此我们称这种线条为美的线条。”[2]对汉画像石的运动美的分析，不得不从曲线（即上文所说的波状线）开始。虽然曲线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任何美术门类——卷轴画、雕塑、建筑、青铜器、彩陶等等都是曲线幻化出来的。但是，对汉画像石形象追根究底的分析，就会发现汉画像石在使用曲线方面比其它艺术门类都要倾向于依赖曲线美。雕塑虽然也有这一特点，但雕塑还有体量的表现力，对曲线的依赖不如画像石明显。汉画像石是真正的曲线的艺术。
在汉画像石中，曲线是最基本的构造单位，关于画像石的造型美的大量秘密隐藏在曲线中。它的构建原则一是无限延伸，二是不断反向转弯。因此曲线包括了弧线，它具有弧线的的性质。曲线具有无限的可变性，人的目光顺着它的轨迹游走，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它将伸向何方。请注意这个过程，人的目光顺着曲线（在汉画中则为曲线形象）游走，这是一种现实行为，人的现实行为与心理行为可以相互影响，反映在视网膜上的物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此同时，人的心理也产生某种效果，激发人的某些情感。因此可以说，曲线是最富有美感的线。
曲线的秘密还不止于此，继续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汉画像石是怎样利用曲线的。曲线的方向不断变化它的转向力度也不断在变化，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所起的效果是游走的线条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弧线，这既是物理上的力（弧线意味着向心力的存在）又是心理上的力。[3]当人的心理感受到曲线形象的“力”的时候，运动感也就在人的心理中产生了。在我收集到的100多个精彩地体现运动感的画像形象中，几乎全部巧妙地使用了曲线，其中，40%为神话动物形象，23%为人物衣带，其余的为云水图案和车马出行。而人物和建筑形象较为程式化，使用的线条也较为呆板。可以说，人物形象之美在于巧妙地运用块面，建筑之美在于精细的结构和宏大的场面。
需要指出的是，汉画像石中的曲线形象千变万化，以上只是按照其特点进行的归类。我们今天不知道古代匠人是否有意为之，在利用曲线塑造画像形象时似乎遵循某种程式。例如，几乎所有的老虎造型都使用3型曲线。我们还可以发现，不但在整体造型上有这些特点，而且形象的局部如老虎的一只腿、一个尾巴，所显现出来的曲线也有这些特点。
总而言之，汉画形象的构造确实遵循某种法则，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客观的法则的运作与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产生了联系，对画像石的形式美的感知就建立在这种联系上。
文有文眼，画有画心。几乎每一幅画像石都有主体形象，主体形象在画格中占的面积大，引人注目，通常居于中心或偏右的位置，这是古人从右向左的视觉习惯使然。尤其是在一些叙事型的作品里更是这样。在一些装饰性强的作品里，不容易看出主体的形象，但是人的眼睛依然会被与众不同的、引人瞩目的形象所吸引。审美欣赏主体，首先被一个或一组形象吸引，然后由此及其他。这是一个在欣赏画像石过程中的视觉路线的问题，画像石本身就有引导审美主体的视觉线路的功能，这是通过强调实现的。
强调某个形象，把他从一组形象中凸现出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使用各种手段使之醒目与众不同。如果是单个的形象，最常见的是使用反衬，在一个包含大量竖直线的形象环境中，一条优美的曲线足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图十九中，上下两个鸟形象就因为周围大量的竖直线而十分显眼。如果是一组形象通常是使用重复，如大多数的车马出行图即使如此。车马全都是面朝左，尾向右，步调一致，姿态相同，加上大量的弧线效果，有一种大气磅礴的气势，完全表现了雄强厚重的汉代精神。强调的意义在于它引导人的视线，无论是从微观到宏观还是反过来，它都能使人的眼光恰当地停留或划过，对形式美感的产生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些构图法之外，追求对称，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则。对称之美早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无论用在何处，它总是给人以稳定和平衡的感觉。另外凡是对称必有对称中心，因此有时它会起到视觉中心的效果。
[关键词]爱德华·赫伯特；自然神论；自然真理；启示真理
自然神论(Deism)又称“理神论”，广泛流行于17—18世纪英国具有理性精神和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神学思想。它与英国经验论、牛顿机械论世界观以及英国君主立体有着密切联系，成为中世纪神学和新教正统神学向近代泛神论、无神论、道德神学转化的桥梁。从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自然神论是中世纪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的一个过渡，它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则、道德原则和宽容精神成为近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思想基础。爱德华·赫伯特(EdwardHerbert1583～1648)被后世誉为自然神论之父，其著作《论真理》于1624年首次出版，被认为是第一部出自英国人之手的纯粹形而上学著作。为赫伯特带来崇高荣誉的不是这部著作的关于真理的论述，而是作为附录论述宗教的“宗教的共同观念”一章。赫伯特的思想不仅深深影响了英国的剑桥柏拉图主义和苏格兰常识哲学，而且开辟了神学理性主义，影响了其后的洛克、廷得尔和托兰德等，成为公认的自然神论奠基人。
显然，赫伯特在英国哲学史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但是，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赫伯特是一个被遗忘、受冷落者。国内学界对经验论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却忽略了作为经验论思想基础和重要内容的自然神论。
一、“共同观念”是确定宗教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17世纪的英国教会之间的宗派斗争非常激烈，宗教怀疑主义的出现使《圣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同时理性主义日渐兴起。此时的英国社会出现一股把宗教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思潮。赫伯特《论真理》的著作即是对这种思潮的论述和概括。赫伯特强调理性的意义和真理的权威。真理是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不能由教会或任何其他权威给予认可，予以公布。真理有其神圣的来源，是天赋的、自然的真理，因而属于人们普遍共有的概念。对真理最好的检验是人类对它的普遍同意。赫伯特认为自然天赋、普遍同意的真理才是宗教的基础。一切宗教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同意的基础之上的，只是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教义表达的形式。这种一切宗教共有的，为人普遍同意的“自然真理”共有五条，即被后来称为自然神论的“五大信条”，即后来发展为神学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
(一)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
赫伯特认为，人们对上帝存在着普遍的认同，“过去的每一种宗教，未来的每一种宗教也将会承认，在那些神灵之中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这种普遍的认同在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国度，万能的上帝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于这个至高无上神罗马人称之为“最好的和最伟大的”，希腊人称他是世间万物的本原，犹太人谓之耶和华，回教徒称他是阿拉，西印度人说他是帕卡马·维拉科亮。对于在各个地方都被看作神的最高表现形式的东西，不管可能被冠以什么样的名字，赫伯特都将其称为上帝。万能的上帝是幸福的，他是一切事物运动的终点、原因和手段。上帝是永恒的、公义的、智慧的，他有着至高无上的善。
(二)人们应该崇拜至高无上的上帝
赫伯特认为，共同观念和普遍认同告诉我们，崇拜应该留给唯一的上帝。首先，赫伯特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宗教，都依赖于特殊的神意和上帝的恩典。全知的宇宙之源把普遍的恩典赋予全体，“同时将特殊的恩典赐给那些蒙其捡选者”，因此每个人都能在其自身之内都能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在此意义上，每个人都应该顺理成章地崇拜上帝。
其次，赫伯特认为呼告、祈祷、献祭以及感恩的行为都源于一个共同的观念——对上帝的崇拜；神殿、圣所也是以对上帝的崇拜为目的建立起来的；祭司、主教等神职人员也是为对上帝的崇拜这一目的而出现的。宗教方面混乱和迫害往往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打着信仰上帝的幌子亵渎了上帝，败坏、玷污，并且滥用了宗教的清白名誉。
最后，对上帝崇拜的宗教的存在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赫伯特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信仰能力，“尽管他们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而且在没有任何外在礼节或者仪式的情况下也能够有所显现”。至于无神论者的存在，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上帝所具有的真正属性”。
(三)美德和虔诚的结合是宗教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赫伯特看来，由共同观念所引导的良知产生出与虔诚相结合的美德，由美德产生出希望，由希望产生出信仰，由信仰产生出爱，由爱产生出喜乐，由喜乐产生出幸福。任何人都会以自己的方法和形式认识并寻求上帝，会自发产生一种对其恩主的感激之情。赫伯特指出，所有美德之中“感恩”是最可贵的，“在所有这些行为之中，始终没有哪一个比这种感恩更值得赞美”。随着岁月的增长，虔诚和神圣在良心之中扎下牢固的根基，对上帝的热爱和信仰也更加虔诚。
虽然美德和虔诚的结合是宗教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美德产生的同时也会产生虚荣、迷信等丑行和罪恶。这些丑行和罪恶的形成像杂草生长快于麦子一样快于美德的形成。这种“一丝不苟的道德品行”似乎和人们肉体层面的愉悦的感觉是相冲突的。赫伯特认为，是“自然永不停歇地努力”把灵魂从它的肉体负担中解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美德构成了了最有效的手段”，惟有美德才有能力把我们从的欢愉中提升出来，脱离罪恶的魔掌，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内在的永恒的喜乐”。
(四)人类自身的罪恶需要通过悔改来赎罪
首先，赫伯特认为人的罪恶可以通过悔改来补救。“神的善良本性，以及良心(这是最为重要的)都告诉我们，真诚的悔过能够洗脱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联合之中。”在赫伯特看来，上帝既然创造了人类，其就不会不顾人类的要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类定罪；所以，“所有人自始至终都有机会通过悔改来实现与上帝的和解”。
其次，赫伯特认为悔改是救赎的全部奥秘。在神与仁善的关系上，赫伯特“把悔改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认为在没有更容易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情况下，救赎的全部奥秘都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展现”。
最后，人们具备通过悔改来达到赎罪的能力。赫伯特认为，“智慧始终都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怀疑人们有能力进行悔过的看法是错误的。人们只要穷尽全部力量做好自己的应为之事，上帝就不会切断所有重回他怀抱的道路。人是有限的动物，其所做的事也是善恶兼有。人如果尽全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只能借助上帝的恩典得以完成，人们也只能借助上帝的恩典得以被上帝所接纳。
(五)人的美德和罪过将会得到应有的奖赏和惩罚
赫伯特相信来世的奖赏和惩罚，“永恒的奖赏以不同的形式被置于天堂、星宿、理想的乐土，或者是感到与上帝同在的出神状态之中”，惩罚存在于轮回、地狱、阴间、炼狱、暂时或者永久的死亡之中。而所有的宗教、律法、哲学以及良知都公开或含蓄地认为人死之后的来世奖赏和惩罚。对灵魂不朽的确认、上帝对此世罪行的报复也间接地证实了“永恒奖赏的存在”。只要上帝希望如此，灵魂就可以不朽。人们相信纯洁的生活和勇敢的精神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共同观念，人们才会尊敬勇赴沙场、陨身不恤的遗骨。
关键词 ：宋元文人画 教育思想 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 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 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画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论文摘 要：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成功的企业必然有强大的企业文化作支撑，今天我们正面临愈加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企业不仅要在技术、产品、市场、资本等方面展开竞争，更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文优势，不断的通过吸收与融合，使组织进行系统的提升和修正，以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并获得持续的发展空间。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延伸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过长时间的筛选、归纳、积累，最后成为一种组织内部待人处事的制约氛围，因此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易变动。众多管理学家都认为，一般而言，当人们讨论企业文化时，指的是一个组织内个体所享有的主观性文化。比如stock与mcdermott认为企业文化是员工工作时采取的一组隐晦的基本假说、价值及观念，并且相当稳定而不易改变；leisen等人也认为企业文化是众人共享的价值与信念，有助于个体了解组织的运作，而且能提供个体在企业内的行为规范；matins则指出企业文化是组织独有的特质，通过决策过程与规章制度的建立而显现，它代表着一组基本假说，因历史运作良好而被接受成为组织内部具体出来的文化信念。这些假说体现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以及态度和行为上。
综合各种企业文化内涵的表述，可以认为，企业文化已经内化成正式的组织结构与管理风格。我们也可以通过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来考察企业的文化特质，显性层面是可以通过直接观察的方式来了解企业文化的特质，包括建筑物、穿着、人际互动的过程、规则、故事、语言以及仪式，或者可以从成员对企业组织的认同感、团队强化程度、人本思想、单位整合、控制力、风险容忍度、奖励制度、绩效导向与组织对外部环境适应性高低等因素来考量企业所具备的文化倾向为何；而隐性层面则是指无法直接由观察来了解企业文化特质的因素，包括员工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信念以及植入组织成员心中的种种行为假说，这必须身临其境，与员工实际交流，才能从中体会到成员在工作行为与态度上的文化假定。
二、文化类型与变革活动
不同企业文化类型下的组织成员，不论在决策制定、工作态度与行为规范上都有着不同的要求与标准。这些影响充分体现在组织成员个人的特质、可容许的模糊程度、职能设计与文化氛围等层面上，进而对员工在工作满意度与自我对未来工作的期许产生显著的效果。harris也认为文化的影响会体现在个人管理风格中，比如方案决策的制定、对风险与竞争的态度，以及与同事的相处之道上，他在比较美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管理风格上的差异后，提出了官僚、技术与管理三种文化类型。williams则进一步针对企业文化对人与人、人与团体及团体与团体间的互动成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组织的员工发现团队行为与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信念或基本的假设相抵触，将会引起合作上的冲突对立，因为这将挑战企业长久以来植入成员心中的信赖感与向心力。因此，企业想要将某些新的管理策略推广到既有的组织中，必须先考察其文化类型，然后才能设计合适的导入策略。
许多专家学者都指出企业在推动各种流程再造与变革活动的时候，企业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很重要的干扰因素，比如jassawalla和sashittal的研究就指出，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与基本信念会塑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它会和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准则深刻结合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固定的参考框架，这在新产品开发策略上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ruppel和harrington的研究也指出，从表面上看，企业文化对组织建构的直接效益并不高，但是，它绝对是一个长效指标。
在ruppel和harrington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将组织面对转型时，成员改变其价值观与信念的难易度，以及组织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划分成四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即：发展文化、理性文化、层级文化和团队文化四类。他们认为，发展文化下的组织面对转型的弹性高，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也很高，成员相信改变才是维持组织成功的法则；理性文化下的组织面对转型的弹性低，但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高，组织现有的架构呈现出一个高凝聚力的效果，通过既有的组织结构回应环境的挑战；层级文化下阻滞面对转型的弹性低，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也很低。组织不将环境视为一个会显著影响经营成效的因素，管理者的重大责任就是强调绩效、强调制式化的工作内容；团队文化下的组织面对转型的弹性高，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却很低，组织重视已有的运行良好的组织心痛，不会轻易变更，但是却鼓励员工间的合作关系。
三、企业文化与创新机制
随着时代变化，企业要求生存，势必要不断追求进步，创新求变，创新机制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有成功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企业组织必须能快速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并通过信息科技来强化内外部资源整合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动态能力说。
matsuno针对企业文化、市场占有率与新产品投入/回收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当组织越倾向集权化组织结构时，因为市场导入文化的特质被抑制，使得市场占有率与新产品投入/回收率就会明显下降。不过，在2002年，harris与ogbonna的研究指出，这样的文化类型也可以经由开放性的领导风格而降低它对经营成效的负面效应。在jassawalla与sashittal2002年针对企业文化对组织新产品创新策略与成效的研究中，则进一步从企业文化的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提出创新机制的导向：
ruppel与harrington进一步认为，从不可观察的层面来看，组织隐性的价值观与信念必须倾向开放、诚恳与真诚的人格特质，从可观察的层面来看，组织显性的行为表征必须通过完善与健全的授权制度，让成员都能有被上级充分信任的感受，而能自动自发地建构知识分享与交流的基本假设，强化自己的知识能力与市场敏感度。因此，他们从成员价值观与信念转变的弹性，以及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度划分出四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根据相关研究证实，管理者都相信组织变革的弹性越高，对整体创新的提升越有帮助。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创新机制就是指组织内部授权制度、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成员对上级的信任度、团队合作的融洽度，以及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度等问题的整合，从企业文化的外显性因素的层面来看，它会体现在员工自主性、组织集权化程度、团队合作与知识分享程度等问题上；从内隐性因素的层面来看，它会隐藏在组织追求胜利的决心、员工对上级的信任感、成员或组织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与员工本身的人格特质内。
四、企业文化与领导风格
创新机制被重视企业文化发展的组织日益重视，但是要如何落实则需要领导者充分的决心与毅力。从管理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领导功能是管理者运用的最具艺术性的指标，那是一种影响他人的力量，融合了权威、尊重与信任等因素。roger1995年认为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对变革的态度、反应及行为都会影响组织内部创新扩散的成效，这回体现在组织集权化的程度、正式化的程度、内部资讯的流通性、对投入资源的态度上，另外，领导者在连接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开放程度等也会塑造成员看待变革的行为指标。因此，从团队的角度来看，领导就是通过对成员言行的影响力，来引导成员努力的方向，使其同心协力奔赴目标的过程。
综合以上的探讨与归纳，我们认为，管理者本身对创新求胜的积极态度，在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动时，也能以开放、互动与学习的态度去面对，努力让自己成为该领域中的佼佼者，同时也能在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鼓励成员都能勇于创新尝试，不怕失败，这就形成了开放性的领导风格。所谓领导风格就是指管理者激励部属以及协调成员的态度与做法，选择最有效的沟通途径以解决成员间的冲突，其最终目的在于激励与引导员工的行为朝组织目标的方向前进。所谓开放性就是强调管理者本身对创新求胜的积极态度，以及不断吸收新知的学习精神，在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时，能以开放、互动与学习的心态去调整自己。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对企业文化的思考也是开放的，这将是一个总结前人经验而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将持续不断地深入下去。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价孔文子时说他“不耻下问”，就是他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问题当做耻辱，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尤其要强调教学相长理念的培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师生之间要构建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彼此间相互学习、互相尊重、共同提高。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营造平等和谐的课堂学术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的思想和见解，允许学生保留不同意见。教师不要高高在上，要深入学生实际，了解学生的思想，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学生交朋友。
二、君子不器与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首先，做人是第一位的。品德的修养和境界的提升至关重要。学会做人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论语•学而》中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说的很明白，先把人做好了，再去读书学习。一个人没有好的道德品质，专业素质越高，可能办坏事的能量也越大；一个人心智模式不好，可能聪明反被。其次，要在专的基础上尽量博。要做到一专多能，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专业知识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实践能力优越。这样的人才培养需要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大胆创新教学思路，进行教学的改革实践。
三、举一反三与学生创新精神的塑造
孔子曾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启发式教学的源头，而启发式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自我推演能力。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重中之重。当代大学生要不满足于现有的思路和成就，不迷信权威、老师和书本，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要突破陈规，大胆创新，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和判断，敢于挑战自己认为错误的思想观念，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要求学生会创新，首先教师就要创新。教师要大胆进行教学改革，注重在启发式和实践教学方面下功夫，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
四、乐在其中与学习境界的提升
《论语》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快乐的，通过实习检验学习效果也是快乐的。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更是把学习之乐提升到了境界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要注重提升学生的学习境界。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境界应该是当代大学生努力追求的。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正所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大学生应该志存高远，以自己学习境界的提升为荣，不断自我加压，自我督促，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精神境界。
五、欲速则不达与务实品质的造就
在构建学习型校园的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务实品质。其一，引导学生形成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论语•为政》篇中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学习知识来不得半点虚假，不懂装懂，打肿脸充胖子，到头来只能是自欺欺人。其二，引导学生形成踏实的学习态度。刻苦学习，不贪图虚名，要形成扎实打基础、老实做学问的学风，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求真的态度下扎实的功夫。其三，引导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态度。力戒轻率浮躁、马虎应付；力戒粗制滥造、不求甚解；力戒急功近利、投机取巧。要严谨细致，精益求精。
1.1课堂文化存在专断，有悖创新型人才培养
课堂文化的专断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课“一言堂”，高职学生在课堂进行的是一种“静听强制”的学习。虽然课堂上教师常设有提问环节，但这并没有改变课堂文化的专断。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目前高职思想政治课普遍采取大班授课，教师虽然给学生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但由于时间的限制，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参与回答。第二，由于思想政治课具有纯理论性、意识形态性、政治敏感性等特点，课堂之中学生表达的个人观点或思想倾向不符合“设定答案”，教师要么予以否定，要么直接叫停。其三，有些教师在课堂提问环节设计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对于绝大部分问题，学生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对”或者“不对”。在这种人人都可参与，看似民主的课堂提问环节中，体现的却是课堂文化的专断。专断的课堂文化下，高职学生进行的是“赶鸭子上架”式的被动学习，甚至是被迫学习。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文化专断创造出的是一种学生对教师、对设定答案的迎合，这种课堂上的“一团和气”，扼杀的是高职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1.2课堂文化存在背离，有违教书育人理念
目前，在高职思想政治课课堂上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背离现象。课堂文化内部的诸多要素之间的不一致和课堂内的诸种文化之间的不一致，使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文化氛围极其不和谐，反映到学生身上就表现为课堂气氛沉闷，毫无学习的积极性。第一，文化内部因素之间的背离。组成课堂文化的四个基本要素:规范、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之间在思想政治课堂出现背离的现象。以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背离为例，这主要表现在教师在思想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比如，绝大多数思想政治课教师深知“满堂灌”的教学法不利于高职学生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的培养，但仍然采用这种方法。而学生有时也明知教师的做法不符合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但由于害怕教师的“制裁”，只能无声承受教师的不合理做法。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的背离。在思想政治课课堂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背离主要表现为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课程文化与学生文化、制度文化与学生文化等的背离。思想政治课要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如何编制课程大纲、怎样制定课堂规范，都是教师说了算，根本不征求学生的意见，学生被排斥在课堂文化之外。在这样的课堂中，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乐趣，思想政治课的教书育人理念自然被遮蔽。
1.3课堂文化乏味，有违寓教于乐理念
课堂文化是众多文化的聚合。学生各抒己见、思想不停碰撞、形式丰富多彩、内容有声有色是思想政治课课堂文化的重要特征，但现实的思想政治课课堂却单调乏味，令学生生厌。思想政治课教学主要进行的是一种理性活动，教学环节缺乏情绪体验和情感的渗透，从而使课堂往往变得如一潭死水。这样的课堂毫无乐趣可言，对于知识水平本就薄弱的高职学生来说就更缺乏吸引力了。
2.加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文化建设的对策探讨
2.1实施教学改革，增强课堂文化的渗透性和育人性
思想政治课重视道德内化与行为养成，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根据课程特点和要求，可以考虑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任务驱动、活动引领”的教学改革。教学改革主要以高职学生成长成才为主线，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纲领，遵循“知、情、意、行”的道德品质养成规律，从高职专业特点出发，并结合社会热点、教学重点，设计说案导知、论道修情、弘德砥意、观世敏行四个版块。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设置经典案例讨论、热点话题辩论、主题演讲和实践汇报等教学环节，体现课堂活动的丰富多彩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参与活动全过程，通过评述案例、话题讨论、换位体验、角色扮演等多种活动的实施，将理论知识传授与职业素质养成、理论学习与活动锻炼相结合，达到知行合一，实现理论知识、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提升的教学目标。这样的教学改革凸显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教师将课堂设计、课上任务、实践活动等内容通过任务书提前发给学生，学生带着问题查找资料，进入课堂，实现由感知、感动、感悟到行为改变，从而达到学生愿意进课堂，并且坐得住、听得进的效果。活动引领教学内容的设计以培养学生手脑并用能力为目标，以任务带动实践，以实践提高能力，以能力提升素质，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政治敏感度、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意识，还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人际交往、辨别是非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2.2营造师生民主平等环境
思想政治课最鲜明的特点表现为思想性、政治性和思辨性，要想使课堂讲授达到触及学生心灵深处的效果，课堂文化必须体现出学生的主体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师生必须建立互信和民主的关系。另外，高职学生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独立自主意识逐渐增强，思想政治课需要贯彻民主原则，以适应时代特点。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在教学态度、教育观念上创设民主氛围，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了解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状态，尊重每一个学生做人、成才的尊严和价值，尊重学生每次独具个性的发言和技能展示。及时发现学生的思想和情绪波动，及时给予学生疏导和帮助，保守学生隐私。将课程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润物细无声”地把理论渗透到学生脑海中去。
2.3在创造中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文化的品质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只注重学生接受教材中的知识和已有结论，而忽视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创新意识进行培养，导致学生只是一味地背“理论”，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这种传统的课堂文化中，学生不考虑如何学习，缺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符合高职院校创新型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教师必须在课堂中积极创建一种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新的课堂文化，实现从“墨守成规”到“开拓创新”的课堂文化的转变，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和结论，积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2.4制定课堂规范促进课堂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