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17 11:51: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环境法律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法律利益是法的本位
经典作家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出发，明确指出法根植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法的存在和发展起着直接决定性作用，法的内容和性质、法的存在和发展、法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取决于生产关系，此便是法的本原或实质渊源。而生产关系究其实质无非是人们在追求各种利益的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人格化了的社会关系。从此种层面来看，社会利益才是生产方式对法发生根源性作用的桥梁和纽带。只有以利益为视角，方能深刻地解释法产生和存续的实质性根源以及法律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从此层面，我们可以将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法律利益）视为法的本位。首先，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利益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利益从一般利益转化为法律利益以寻求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人类的社会利益出现了原有制度无法调和的分化、冲突，法律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调节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其次，利益是法律存续和发展的基础。法律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经法律确认的合法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依照一定的标准对客观存在的各类利益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进行选择确认、平衡取舍，以实现对利益的协调分配并保障利益的最终实现是法律核心职能。再次，利益是法律实施的动力和归宿。法律创制和实施的主要目的便在于保障合法利益的实现，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构建、运行都必须以其所旨在保障的合法利益为逻辑起点。可见，利益是法律产生、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利益关系是法律调整对象，对法学的解释不应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文字或者立法者的主观观念上，而是应追溯到作为法的本位的“利益”上。
（二）环境利益的界定
如上文所述，法律所确认、保障的利益是法的本位。想要对环境法的本位进行深入了解就必须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特有的利益形态———环境利益着手。利益并非实体性的范畴，而是表示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与主体之间的需要与被需要、满足与被满足的功利关系的哲学范畴。要对利益进行全面的把握就必须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所客观具有的功能、属性”两个要素入手，对环境利益的界定也不例外。人的生态需要是人类环境利益产生的根源。“生态需要”是在20世纪中后期由生态学家在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范畴，具体是指人为了维持其作为自然生命物种的正常的生存、繁衍而对外部环境系统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摄取状态。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是环境利益形成的客观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各类环境要素所对应的物质实体的使用价值及其通过交换而形成的经济价值。随着环境危机的日益深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类环境要素按照特定的客观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环境系统更为关键的效用在于支持地球整个生命系统的维持、演变和进化并保持其动态平衡的价值，此种价值可具化为生物多样性的产生和维持、气候气象的调节和稳定、旱涝灾害的减缓、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气和水的净化、废弃物的解毒与分解、物质循环的保持等不同的功能，笔者将之称为“环境生态功能”。环境生态功能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类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充分利用生态功能的过程。只有保证环境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才能保证整个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转，实现人与环境系统的物流、能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从而使人类的生态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并最终促成环境利益的实现。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环境利益界定为各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的环境系统所客观具有的特定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
（三）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
客观来说，人类环境利益的实现有赖于各类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所构成的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的正常的发挥。然而自人类产生以来，人类基于社会实践所取得的各类的进步都影响着环境生态功能，甚至以侵害、牺牲环境生态功能为代价。人类文明早期，人们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多仅是局部的，人类的影响尚未超过生态环境的负载限额和忍受阈值。然而，进入工业文明后，人类社会科技及生产力飞跃式的发展助燃了人类对物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极端不合理的盲目追求，人类对自然过度的索取及伴随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已经超越了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环境容量和负载阈限，对环境生态功能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并危及到人类的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此又使人的生态需要得不到正常、充分的满足，并使得原本具有“共同性”、“公益性”环境生态功能成了“稀缺性资源”。资源“稀缺性”的产生使得不同社会集团、不同阶层根据自身实力对其进行“争夺”，此必将引发环境利益的分化、冲突，此种冲突既包括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包括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之间的冲突。当原有社会制度（包括原有的法律制度）无法应对激烈的环境利益冲突以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时候，便催生了旨在能有效调控环境利益冲突的新的社会制度，而环境法便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新制度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环境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利益形态自人类产生便先于法而客观存在，当人的环境利益可以得到充分满足时，则无需为法律所调整；而只有当环境利益的实现产生竞争、出现冲突的情况下，才需要法律这类权威性的社会制度对之进行调节。环境法起源于环境利益的分化、竞争，对存在冲突的环境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控以保证主体的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是立法者制定和实施环境法的根本动因。从本体层面上看，环境法是统治阶级通过立法对环境利益获取方式的设定、许可，即通过环境立法为主体设定正当的行为模式以促成法律所确认的环境利益的实现。环境利益是环境法存续和有效运行的本质性基础，是确定环境法的价值、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的根本性导向，是一切具体的环境法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以“环境利益”为基点出发，方能全面、清晰认识环境法。综上，环境法是以保障环境利益为其根本性追求的独立的部门法，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本位。环境利益具体是指环境所客观具有的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求的满足。可见，环境法的内容并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仅以确保人的生态需求得到充分、正常的满足（即环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为根本追求，并进而致力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生态功能，以确保人类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有关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精神利益均不是环境法本位利益形态，并不为环境法所直接、积极的调控、保障，学界对环境法所做出的“综合性”的定性是不恰当的。当然，法律利益体系内的各类利益形态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在很多情况下也存在交叠，因此环境法在保障环境利益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对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进行间接、附带的保障。但当环境利益与财产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态发生冲突时，环境法作为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应该优先、侧重保障环境利益。目前环境法学界所普遍认可的“环境立法目的二元论”的观点（即认为环境法除了保护环境外，还应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为目的）是不恰当的。对环境法的定性、定位、立法目的、基本原则等核心基本问题的研究，也应立足于“环境利益”这一根基，方能“清晰认知、定纷止争”。
二、环境法本位错解原因分析
如上文所述，受“泛权利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我国环境法学界不少学者想当然的直接将环境权视为环境法的本位，此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原因之一。通过对现有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在持“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位”主流观点的学者中，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证中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本身的基础性作用，但其得出的结论却仍然是“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本体”。如有的学者在前文肯定了环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对环境法以及环境权的基础性意义，并将环境权界定为“人们对其生存环境享有特定的生态性环境利益的权利”，而后文却直接将各国环境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原则条款中的重要内容视为是对环境权的肯定。而事实上，这些条款并没有过多的提及环境权的内容，而仅是对环境利益合法性、重要性的肯定。笔者认为，此种“怪象”源于环境法学界学者对“法益”理论的误读，致使学者们直接将环境权与环境利益同质化，导致观点的错误表达。“法益”理论起源于德国，并在19世纪逐步兴起并获得欧陆刑法学界的核心地位。20世纪中叶，为了解决传统犯罪社会危害性理论空洞性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逐渐引入了该理论。近年来，我国民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学者也开始对“法益”理论展开探索。从研究成果分析，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法益”理解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虽然目前刑法学界也有学者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从总体上看均是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的。但当“法益”概念被引入其他部门法后却出现了“异化”，除部分学者延续了刑法学界的原有思路外，多数学者以权利为视角对“法益”展开研究：如有的学者将“法益”界定为权利之外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的学者提出“法益”是“权利”和“弱保护法益”的综合；还有的学者将“法益”直接等同于权利。可见，与刑法学者从法律与利益的关系角度展开界定不同，我国其他部门法学者对“法益”的理解多与“权利”挂钩，即将权利与利益进行“同质化”释义，他们对“法益”界定的差别仅在于“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权利”等不同范围的定量上。环境法学者也深受此种理论解读的影响，大多数学者直接将“环境法保障的利益”与“环境法益”以及“环境权”做了同质化的理解。而延续此种研究思路，即使是肯定了利益基础性地位的学者也很容易得出环境权是环境法本位的观点。事实上，利益是法律存在、运转的根源，而权利、权力以及义务是法进行利益调控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利益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权力则是完全不同层面、不同质的事物。可以说，“法益理论误读”是造成学界环境法本位错解的另一原因。
三、环境权、环境义务的再定位
上文中，笔者提出环境利益才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延续此思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对历来被学界视为环境法本位的环境权和环境义务进行再定位。法律是人类社会利益保障的重要工具，而立法者主要通过赋予相应的主体以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从而为主体设定行为模式以引导、调控主体的行为，并进而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其中，法律权利是最为重要、最为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之一。权利在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手段，即人们通过行使权利以实现特定的利益，“回避这一事实，权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内容和追求的方向”。輯訛輥纵然目前学界对权利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学者们遍认可“权利是主体为追求或维护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輰訛輥法律通过权利为主体设定了行为模式，权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作用于人的行为，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复杂的利益关系简单化和固定化，并用法律符号来表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构成对利益进行调控、保障的有效机制。法律义务也是法律保障利益的重要的机制，“义务以其特有的利益约束和强制功能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与权利等其他机制有效结合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引导人们的行为。”輱訛輥虽然目前学界对法律义务的界定也并不统一，然而从本质上看，义务是为了对法律所确认的合法利益进行更好的保障、调控，而由法律为相应主体设定的应当“为”或者“不为”的行为模式，若主体偏离法律所预设的行为模式，将可能引发法律责任。輲訛輥传统法理学者普遍认可法律权利、法律义务对法律利益的保障、调控的功能，但常忽略法律权力在利益保障中的作用。目前学界普遍将“强制力”视为权力的本质，同时也承认此种强制力“不过是实现某种利益的手段。”輳訛輥从源起角度看，近现代法理学中的“法律权力”是法律对利益进一步有效调控、保障的产物，即主体在通过个体的力量（即权利）仍无法有效调和社会中所存在的利益冲突时，由社会各主体共同让渡其权利汇聚而成的一种公权强制力。与法律权利主要针对个体利益不同，法律权力主要针对公共利益。对个体需要的追求是人类的天然本能，因此个体利益的实现向来是积极、自觉的，法律只需通过权利赋予主体追求之“自由”便可。而对社会公共利益确认、协调并保障其实现则需要社会公共机关通过具有强制力的社会活动加以实现。可见，法律层面的权利、权力以及相应的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均只是法律设定主体行为模式并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实现的机制。具体看来，法律权利对应着人的个体性、“个人利益”，其以“自由”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而权力对应着人的社会性、“公共利益”，以“秩序”为其价值的本质追求。权利机制和权力机制相互关联、功能互补，两者以不同的运行机制共同调控着由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构成的社会整体利益。而法律义务又为该两者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保证和支持，即权利机制与权力机制的有效运行均需要法律义务机制对之进行支撑。法律主要是借助权利、义务、权力之间的有效配合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控并进而促使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实现的。具体到环境法领域可知，环境法实际上就是确认和规定统治阶级所认可的环境利益及为实现环境利益而应为的行为模式的规范体系，而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相应的环境义务是环境法据以设定合理的行为模式以保障环境利益实现的机制。环境法正是通过环境权、环境权力、环境义务三者的有效配合来以调控人们的行为，并最终实现对环境利益的有效调控。由此可见，环境权、环境权力以及环境义务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其存在的终极价值无非在于为社会关系参加者设定符合统治阶级价值判断的行为模式，并通过主体法定权利的享受、法定权力的执行以及法定义务的履行使法律所确认、保障并调控环境利益得以公平、有序、充分的实现。鉴于此，我们应摆正环境权的地位，从工具意义层面对环境权展开客观的认识，不应过分夸大环境权在环境法中的地位。同时，应客观的认识到环境权、环境义务以及环境权力是处于同一平台的法律用于调控环境利益的机制，三者之间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机制，法律都无法对环境利益进行有效调控。因此，学界在展开对环境权的研究时，也不能忽略对环境权力、环境义务的研究，同时应关注该三者之间的配合。具体来看，环境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可以界定为主体为追求或维护环境利益而进行的行为选择，并因社会承认为正当而受国家和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
四、总结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物资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工业化过程中，造纸、电力、冶金等重污染行业将继续发展，控制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难度加大；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大量的垃圾与污水不能得到安全处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坏；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养殖业的发展将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任务更为艰巨，威胁农产品安全；在社会消费转型中，电子电器废物、机动车尾气、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内装饰不当等各类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趋势；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治理任务非常艰巨；转基因产品、新化学物质等新技术、新产品将对环境和健康带来更多潜在风险。
环境污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会效应的轰动性而备受关注。如何有效防治群体性环境污染以及在发生群体性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法律的及时和合理的救济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一
沱江发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顶山，是长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内的一级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内惟一的“非封闭型”流域。沱江流经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简阳，名镇资阳，古府资中，甜城内江，酒市泸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骤然降临在流经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导致下游两岸近百万群众生活饮用水中断26天，鱼类大量死亡，大批企业被迫停产，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恢复沱江的生态系统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厂从1908年起在日本水俣市生产乙醛，流程中产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鱼类体内形成高浓度积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鱼类，产生神经系统疾病--感觉和运动发生严重障碍的水俣病，最后全身痉挛而死亡。1953年开始出现这类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确认为水俣病的达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当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确认TISSO工厂的责任并令其赔偿损失的判决。至1993年底，TISSO累积支付的赔偿金额为908亿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亿日元。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在国内外引起过巨大影响的群体性环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国务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木喜引咎辞职，5名企业负责人及环保部门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虽然有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应有的刑事和行政处罚，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人员和遭受身体损害群众的民事责任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这种恶性污染给人民群众造成的重大损失又应该由谁来主张赔偿？这就需要环保公益维权。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环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讼。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在我国从事环保公益诉讼既没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持。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的不断滋生。为此，笔者呼吁国家尽快着手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形成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责并举”的环境违法制裁机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群体性环境污染的法律救济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就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缺乏中间性的调整形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动；要么维持侵害状态，使受害人完全承担环境侵害的不利后果。这种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规定，无法充分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显失公平性，在环境侵权救济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的影响，偏向于保护产业活动和经济利益，实质上是对侵害排除请求权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认，于受害人极为不利。
于是，“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更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从而在环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国学习借鉴。同时，为了更好的发挥公众在环保中的作用，我国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环保组织的发展，依法为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机会，保障其权利的正当行使。
2.在环境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损害的范围广泛、赔偿数额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数字，从而导致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为赔偿金额巨大而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
这既不利于受害人尽早得到补偿，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把环境侵权发生的损害的补偿功能而把惩罚或制裁作用减至最低。
目前，实现这一机制的形式各国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据《公害健康补偿法》建立补偿基金，对公害健康受害者实行补偿；美国、法国、荷兰等过则以建立各类环境（生态）补偿基金的形式，实行对受害人的补偿。还有部分国家充分利用保险的功能，实行环境侵权救济的保险制度，如责任保险或社会保险等。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确定责任原则方面：由于在群体性环境污染诉讼中被告往往是地区的经济纳税大户，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权部门往往怠于行使其责任，或者干脆作为影子被告，因此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极不平等的。
为保证裁判的正义性和保护社会国家公众利益，需要在诉讼的举证责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别的规则原则。首先，应该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作为举证存在困难的原告，往往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甚至于会因被告告之谓商业秘密在不得顺利取证。处于弱势地位的诉讼人，唯有把举证责任归于被告，使正义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是否损害发生，均应承担责任。尤其是在公众知情权的制度建立方面，对于怠于行使公开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责任。最后，还应提出引进创新原则，一是权衡各方利益原则。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团体利益相互冲突的时候权衡各方利益，认真考虑，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争取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合同法上面，关于缔约人有期待权的利益保护。因此，我认为，公众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信赖，由此产生赋予政府的权利。故此，政府部门怠于其责，对于公众造成损害，尤其是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损害的视而不见，公众有权依据信赖利益，予以诉讼。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就建立健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下列具体的建议：
——在环保法中进一步明确有关主体对侵犯公益的行为提讼的权利。因为诉讼权是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诉讼权利应当得到环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讼权。不论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为公益诉讼的主体。因为根据我国环保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律均有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讼，否则将丧失胜诉的权利，但在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渠道，也应当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举证责任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在民事诉讼中，作为提出诉讼主张的民事诉讼主体，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应根据环境法和民事程序法中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及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来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应区别诉讼主体而定。
关键词：循环经济；3R；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1循环经济的内涵
1．1循环经济的起源与发展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他认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但是，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反响。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我国从九十年代起引入了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此后，对于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断深入。
1．2循环经济的内涵
日前，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形成一致见解，循环经济是一种“促进入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融环境保护理念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循环经济提出，人类的经济发展应当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资本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即依靠人的智力，利用智力产生的科技进步，尽可能循环利用资源和减少废弃物，避免和减少在产品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发生，力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一致。循环经济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1．3循环经济的原则
循环经济有其本身可以遵循的原则，可以将其归结为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简称“2R”原则，但是人们对循环经济原则的认识则存在一些误区。如将循环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实际上。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是在经济活动中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对资源的破坏，制定合理的资源开发保护措施，合理、尽最大效用的利用资源，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弃物。
2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循环经济
2．1概况
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地处青藏高原主体，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它北邻新疆，东北紧靠青海，东西接连四川，东南界云南，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3842公里，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现辖拉萨、日喀则，那区、昌都、阿里、林芝、山由七个地区，旅游业发展呈现以拉萨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网状发展结构。境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281万，其中藏族占85％以上，与此同时还有汉、门巴、洛巴、回、纳西等十二个民族，
，以其巍峨的雄姿屹立于地球之巅，以其独特的高原地理文化闻名于世。除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之外，古老而又绚丽多彩的藏民族文化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千百年来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藏、门巴、珞巴等民族，勤劳、勇敢、智慧、朴实，他们在开阔的高原，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和人类的文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俗习惯、节日、喜庆仪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这些均向世人昭示着永恒的魅力和神秘的诱惑。
2．2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旅游业发展势头猛烈，据统计，2007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402万人次，较2006年增长60％，实现旅游总收入48亿元，较2006年增长73.3％，相当于全区生产总值的14％左右，非公有制经济在旅游业中已占有相当比重，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自治区大力实施“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青藏铁路通车后的辐射功能，加速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特点的发展路子，目前，星级宾馆(饭店)已近100家，全区拥有床位数近5万张，银行卡取现、消费刷卡率接近90％。旅游业硬软环境进一步改善，接待能力显著提高。
目前，旅游业正在加快旅游产品的优化更新，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主体观光产品，初步成熟的度假产品，多种类别的优势互补的旅游产品体系和格局。具体讲，就是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观光旅游区；以登山、徒步朝圣、探险为主的后藏旅游区；以森林生态、地貌科考以及度假为主的藏东南旅游区；以雅砻风景名胜为主的藏南文化旅游区；以野生动物观赏以及领略草原民俗风情的藏北旅游区。
总之，旅游业在旅游收入和效益方面都取得较快较好的增长，在旅游产品方面逐步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呈现出稳步、高效、健康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通过与国内其它地区的相互比较，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旅游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即使在西部十省市区中，旅游业的发展也处于较低水平。
2．3用循环经济的视角看待旅游业发展的必要性
2．3．1循环经济是发展旅游业的本质要求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资源和环境依托型产业，旅游资源与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是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观赏、娱乐休闲、探险猎奇、考察科研及人们之间友好往来和消磨时间的客体，但是旅游资源与环境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环就很难恢复其原来价值。这一特点本质上要求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对旅游环境进行严格保护，在这个意义上，旅游业与循环经济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旅游业应当以循环经济为指导进行发展。
2．3．2循环经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旅游业不仅对改变落后面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则要求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通过循环经济理念与技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旅游资源，合理调控旅游环境容量，实现旅游资源科学利用、旅游环境合理保护，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3．3旅游业有助于推进循环经济
目前，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大众化，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旅游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旅游业部门众多，就业层次丰富，就业人数较多，而且旅游业是一个关联带动效应强的行业，它不仅仅包括旅游景区(点)，还包括旅游饭店、旅行社、旅游交通等旅游接待服务企业，同时还涉及到为旅游业提供物质供应的农业、工业、建筑业、零售业等，在旅游业中发展循环经济，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其他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旅游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领域。在旅游业中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全面推进循环经济。
3基于循环经济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3．1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制定完善旅游业发展规划
要使旅游业得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就要以循环经济理论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使旅游业以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能承受的规模和速度来发展旅游，从目前旅游业发展的总体现状来看，循环经济的思想还未成为旅游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经营者及旅游者的共识。旅游业作为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这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旅游规划中加入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元素，在着眼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兼顾生态环境对旅游业发展规模、档次的承载能力，要以保障事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首要条件。
3．2政府引导，建立旅游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的奖惩机制
目前，旅游资源配置活动日益增加，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管理的权责不明，造成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旅游管理体制应走出条块分割、政企不分的传统管理模式，建立产权明晰、职责明确的产业管理模式。政府部门规范旅游市场秩序，遏制开发经营活动中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行为，建立旅游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的奖惩机制。在明确职责的前提下，对最优化利用、最小化浪费、最大化再利用的部门实施奖励，鼓励各行各业以循环经济为指导发展旅游业。同时对浪费旅游资源、不注重旅游资源循环利用的部门实行一定程度的惩罚。强化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职能，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3加强宣传，更新观念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要求在开发旅游产品、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在认识和宣传上改变一些认识误区，树立“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观念，建立旅游资源的忧患意识，既要对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进行教育，使他们重视旅游开发中的资源再利用，把旅游资源和环境当作旅游业的生命和形象，又要加强对游客的宣传教育，在旅游过程中联系眼前景物，对游客进行环境教育，使旅游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倡消费经济化、节约化，推行“绿色餐饮”，将节约型社会建设融入旅游业。
3．4走科技兴旅游的道路，提高旅游业的科技含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科技作为保障，而且旅游业是一个高技术的产业。所以。在发展旅游业时，要改变盲目开发和粗放经营管理的模式，必须树立“科技兴旅”的战略，目前，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发挥专家的作业，深入开展旅游业的再循环、再利用、减量化，只有尊重科学，发挥科技力量，把旅游业纳入科技研究、管理的轨道，并且提高旅游业的科技含量，走科技兴旅游的道路，才能使旅游业可持续、健康的、长远的发展。
关键词: 国际投资与贸易,环境法律问题,环保标准,绿色壁垒
1 引言
环境、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就投资与贸易领域的发展趋势而言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 ，环境指标都正在变成一个影响产品竞争力和进入市场的重要因素 ，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 （GATT）也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将乌拉圭回合后的下一个回合确定为讨论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绿色回合”。因此 ，有必要对环境与国际投资、贸易的关系及有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2 环境与国际经济贸易的关系
2 1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自由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犹如一把“双刃剑” ，既有有利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积极、有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技术贸易带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结构调整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2）要求取消补贴 ，可以减少那些有害于环境的经济活动的数量。消极、不利的影响在于 ：（1）、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刺激土地、矿产、森林、水等资源以及能源的消耗 ，形成新的环境压力 ；（2）、在现行条件下 ，自由贸易制度同样存在忽视环境损失的“市场失灵”问题。
2 2 环保标准对产品竞争力和国际资本流向的影响
各国生产力发展阶段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及重要程度、环保资金和技术水平等的差异 ，决定了各国环保标准的参差不齐。而环保标准对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都会产生影响。可以说 ，各国间环保标准的不一致 ，会使那些投资于环境管理严格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受到削弱 ，从而使工业迁移到那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甚至出现“生态殖民”。而在发达国家 ，产品制造商往往要求所在国的政府对来自环保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的产品征收“污染倾销税”、“绿色关税”等 ，以消除因环保标准的差异给产品竞争力带来的不同影响。
2 3 环境标准与非关锐贸易壁垒在逐步降低、直到取消多边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的情况下 ，具有合法身份的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一种服务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武器。从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规定看 ，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 ，传统非关税壁垒的活动余地明显减少 ，“自愿出口限制”等灰色区域措施将被限制使用。因此 ，今后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将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名义 ，通过设定种种环境等方面的障碍即“绿色壁垒” ，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 ，形成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3 国际条约和公约有关环境与贸易的规定
3 1 国际环境条约、公约中的贸易条款
为了控制跨国界的污染转移 ，保护候鸟、鱼、海洋动物以及濒危物种 ，控制危险产品和物质的危害 ，保护全球生态环境 ，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公约规定了贸易条款 ，把贸易措施作为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
（1 ）、规定许可证基础上的进出口。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 ：如果确认为是濒临灭亡物种的贸易 ，应全面禁止 ；对于有可能面临灭亡威胁的物种 ，除非这些物种的贸易受到严格控制 ，应该在科学和管理当局批准承认的出口许可证的基础上准许出口 ，同时规定进口国只能在出口国政府颁发许可证的前提下才允许进口。
（2 ）、禁止或限制进出口。如《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危险物品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 ，不仅要求缔约国限制或禁止与其它缔约国之间的贸易 ，还要求限制或禁止与其它非缔约国间的贸易。
3 2 关贸总协定 （GATT）中的环境条款
GATT第20条允许国家采取“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 ，以及在与国内生产和消费的措施相结合的情况下 ，采取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乌拉圭回合《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规定 ：“任何国家可在其认为适当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环境 ，只要这些措施不致成为在具有同等条件的国家之间造成任何不合理的歧视 ，或成为对国际贸易产生隐蔽限制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上 ，该规定为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提供了“依据”。
4 环境问题对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影响
4 1 环保标准差异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在投资方面 ，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保标准已相当严格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被限制或淘汰的重污染产业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而这种转嫁污染的行为又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趋恶化 ，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不利影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也存在上述现象 ，而目前在对外商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过程中缺乏对环境因素的适当考虑 ，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实施。
4 2 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 ，以一系列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为根据 ，以保护人体健康、环境与资源为表面目的 ，涉及与保护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的各种产品 ，因而具有合法性、隐蔽性、广泛性等特点。就实施效果而言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限制措施绝大多数对来自环保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不利。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实践看 ，常见的绿色非关税壁垒主要有下述几种形式 ：（1）单边主义 ，即一国对其内部及外部的商务活动单方面制定法律、标准 ，并加以实施。 （2）境外裁决权 ，即某一项法案 ，它有权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活动加以裁决。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金枪鱼-海豚事件。 （3）国家环境管制法律法规 ，即根据GATT第20条的规定 ，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环境措施。 （4）多边环境措施 ，即有些国家利用国家间缔结的环境条约、公约的某些条款建立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香港、日本、美国、欧盟、东南亚、韩国 ，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发达或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口进口标准 ，大都包含我国产品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的严格的标准 ，如防污标准、噪声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如果这些国家、地区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将贸易与环境紧密挂钩 ，将使我国在产品出口范围、出口速度上遭受打击。在产品结构方面 ，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重日益增大 ，而初级产品的比重将进一步下降 ，这对以初级产口出口为主的我国显然不利。面对这一国际性趋势 ，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就对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言 ，由于绿色壁垒的制定涉及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报废处理的各个环节 ，制造商、出口商为了达到进口国的环境标准 ，必须增加有关环境保护的检验、测试、认证、鉴定等手续及其相关费用 ，从而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 ，影响到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对策和建议
5 1 完善环境法律和强化环境执法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 ，特别是制定和完善环保产业专项法规 ，促进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发展 ，并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外商投资项目中的实施力度 ，防止发达国家通过污染转嫁对我国进行“生态侵略”。
5 2 利用双边或多边贸易体系中的非歧视原则 ，抵制国际贸易中的“绿色保护主义”
如果发达国家或地区根据其环保标准对我国产品在当地的销售采取歧视性做法 ，我国一方面可以根据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确认的相互给予非歧视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和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的规定 ，向有关国家提出抗辩 ，力争通过磋商、谈判解决此类贸易纠纷 ，同时也可以向有关国际组织提出申诉 ；另一方面可依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反报复措施 ，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5 3 尽早推广实施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并从法律上完善有关制度
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14000系列国际标准已于1996年正式公布。该标准以改善全球环境、促进国际贸易为目标 ，涉及从原材料的开发生产到产品制造、使用及报废处理的所有环节和活动。对于任何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 ，任何国家都可以拒绝进口。因此 ，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出口产品环保标准的要求 ，我国应制定和实施与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标志法律法规 ，通过立法程序把ISO 14000环境体系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 4 加强国际立法合作
应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现在和将来环境与贸易所进行的讨论和谈判 ，表明我国在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公正、合理的地位。
参考文献
① 曲小如 ，环保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
② 王瑜 ，中国社会标志规划 ，环境 ， 1996（3）。
③ 孙昌华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 ，法学评论 ， 1996（4）。
④ 曲小如 ，论多边环境协定的贸易条款与关贸总协定条款的相容性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7）。
⑤ 谈臻 ，国际经贸中的环境壁垒及其法律对策 ，国际贸易问题 ， 1996（10）。
论文关键词 农村环境 法律问题 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的主要问题
在我国，农村环境主要是指以广大农民的聚居地为中心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及社会条件的总和，包括，大气、土壤、水体以及地面植被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日益提高，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相比于发展迅速的城市来说，环境污染的空间还相对富余，因此，农村环境逐渐成为城市环境污染之后的另一个区域。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一些大中型企业的发展也逐渐伸向了农村，使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农村水体土壤污染严重
由于国家对新农村发展的推动，农药、化肥以及地膜的使用逐渐加剧，使农村的水体和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化肥、农药的使用可以对减少虫害、提高作物产量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化肥、农药用量的不断增加也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有机质含量减少、土地质量下降，不得不依赖更大量的化肥。其次，农药、化肥中所含的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作物，使产品品质低劣，市场竞争能力差。农药、化肥同时还大量杀死无辜的动物、鸟类、昆虫，破坏生态平衡。大量废弃的农膜遗留在土壤中，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繁殖，也妨碍作物的生长。而且这些“白色污染”很难被消除，因为农膜在50年之内都无法被分解。
（二）农村的废弃物处理不当造成的污染
随着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中造成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加之不恰当处理就会对农村的环境造成危害。我国的人畜粪便、日常生活垃圾和使用污水被认为是目前农村三类主要废弃物污染源。据有关调查，农村人畜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平均还不到5%，农村生活剩余的垃圾和污水都没能进行统一有效管理，农民自己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随处倾倒，流向路边地头、沟渠池塘以及被蒸发到空气中，严重污染着土地、大气、水源和庄稼，严重破坏了农村生态平衡。
（三）滥砍滥伐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有很多农民只看到眼前利益，把大量的树木森林砍伐使之变成耕地，他们没有认识到森林是农业的生态屏障。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越来越低，已经不足15%，除去大片林区，广大农村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则更低，。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由于地面植被被大量砍伐使我国的水土流失，水资源严重浪费。水土流失使土壤的肥力和水分渐趋荒漠化，有的只能弃耕，使一些地区的环境不在适合农民的生活居住。我国经济发展规模扩大、人口逐渐增多，饮用水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而实际可用的水量却逐年减少。可见滥砍滥伐造成的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如果不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
（四）一些新型企业造成的污染
十指出，对新型农村的建设要围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其他文明建设一起发展。但是，目前国家为了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味的强调以工业致富农村，致使乡镇企业在农村大力发展起来，但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凸现出来，由于乡镇企业主要是化工、建材等重工业，大部分都是重污染行业，而且这些行业技术含量较低，经营分布比较广，使得农村环境污染面覆盖较大且不容易治理。另一方面，我国农村为了加快致富的步伐都开始搞一些副业，比如禽畜养殖等，并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样造成的污染也大大加深，在农村，人口分布密度较大，禽畜粪便的污染对人体的影响和土壤地表造成很大杀伤，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
二、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一）公众参与率比较低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地位处于弱化的状态，特别是处在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农村环境保护还仅仅依赖于政府的推动。中国虽然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五年”普法教育，但是农村人们的接受能力毕竟有限，更何况是环境法，知之者就少之又少，公众只是的跟随政府的脚步，当政府进行农村环境进行决策时，公众就会被组织起来集体参与；在政府没有环保政策时，便很少有公众参与。由于这种参与是在政府倡导下进行的，公众并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立场。农户们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也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对于不断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依然不强。公众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缺乏社会责任感，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不高，这也导致我国环保项目开展的成效也打了一定的折扣。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
从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看，我国还缺少专门性的法律来规范农村环境的保护，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远远达不到要求，有些甚至还仅仅只是停留在概念上，根本没有可执行性。农村环境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污染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向农村转移，危及农村饮用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但是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仍然达不到要求，这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和财产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农村环境保护还有很多方面没有涉及到，一些城市法规条例根本不适用农村，而适用农村环境的法律又不够完整且滞后，目前，我国农村的各项环境保护的政策都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以农药的检测体系为例，不仅检测的能力落后，就连检测的标准和覆盖面也很低，而且对农药残留超标监管力度远不能适应国际上对农药残留监测工作的要求，还有近几年来发展较快的农村城镇化以及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等等，当前的法律都没有相应的规定。
（三）农村环境保护执法系统混乱
由于农村大部分远离城市，环境保护的执法情况不能得到保证，而且农村环境保护职能和职权及各部门的分工不明确。另外我国涉农环境保护事项范围广泛，而国家关于涉农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又太有限，因此，对于涉农环境保护事项，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都管”或者“都不管”也是有根据的，这种职权分工上的不明确导致两部门争相管理对自己有利的行政事务，而对于自己不利的行政事务则相互推诿。还有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政绩都把主要环境执法力度都放到城市里面，从而忽略了农村环境的执法，例如对于乡镇企业的污染防治事项，生态保护执法等，往往是城市严农村松，甚至农村根本就得不到执法，这都导致了农村环境执法过程中出现难以操作的事实。
三、对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立法建议
通过上对我国目前农村环境污染情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严重。为了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立法建设已经势在必行。
（一）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环境立法是关键，环境立法是环境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目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还相对比较薄弱，这就给农村环境保护的进行带来了很大阻碍。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认真贯彻政府的要求，努力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定村镇污水、垃圾处理及设施建设的规划，逐步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机制的投入和运行机制，对重要饮水水源地、重要河流、水库等环境敏感地带，制定并颁布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技术标准，制定农村环境质量、人体健康危害和突发污染事故相关预案，另外还应当尽快制定针对乡镇企业等新型行业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最重要的是无论制定法律，还是法规都应当充分面向公众，让每一个公众参与进来，这样所谓的法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考虑到农村成员的文化水平及法律意识比较低，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应该浅显易懂，以便每一个公众都能了解学习，这样也有利于执法部门的执法。
（二）强化农村环境执法与监督检查
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还必须完善环境保护监督机制。环保执法愈深入，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就愈发凸现。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定期公布各县、区农村环境状况；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等重点区域的环境监测；严格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管理制度。研究建设农村环境健康危害监测网络，开展污染物与健康危害风险评估工作，提高污染事故鉴定和处置能力。不仅要利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强制监督，还应当进行正确的政策领导，使农民自觉的进行正确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环境执法成本，还可以提高环境执法的效率。最后还要发动各方面的监督力量，做到强化环境执法与群众监督、人大政协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