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04 17: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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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以此为依据，我国现行教科书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根本标准；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标准。可见，在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硬性的规范性作用，它是划分哲学派别的重要标准，影响着哲学其他问题的解决方向和方法。鉴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学基本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超星数字图书馆
超星数字图书馆成立于1993年，是由北京世纪超星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在线数字图馆，2000年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目前拥有数字图书200多万册，按照“中图法”分为文学、历史、法律、军事、经济、科学、医药、工程、建筑、交通、计算机、环保等22个学科门类，是国内资源最丰富的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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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医学研究生；创新途径
《自然辩证法》课程是面向理、工、农、林、医专业研究生开设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学科性质看，它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中心线索，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认识和变革自然的辩证过程及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方法论教育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功能。[1]这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医学研究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科技观，而且在形成良好的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科研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1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1.1教材问题。目前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的本门课程统一使用郭贵春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部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2013年版）。包含绪论和五个章节，分别为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社会论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这本新教材与以往使用过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时展的实际，贴近理科专业实际，侧重文理知识的交叉与融合，蕴含了党十集体智慧的凝结精神。
在2013年以前，各个高校的《自然辨证法》课程自主选择、使用教材，可供选择的版本丰富多样，大部分教材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四层内容体系上编写得比较完善，便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本课程的核心主线和内在逻辑结构。但是，有的教材在编写时内容不够深入浅出，理论性太强，案例资源缺乏针对性和前沿性，无法适应学生的不同专业需求。以这样的教材为模本而展开的教学活动是典型的填鸭式教学，教师把学生的头脑看作是容器，拼命往里填充既定的知识，把科学教育扭曲成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知识教育，其直接后果是科技人物、科技事件、科学精神几乎成为学生的盲点，学生普遍缺乏对科学技术创新性的理解。[2]
许多医学院校选用《医学辩证法》作为参考辅助教材，采用由国内多所医学高校联合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医学院校选用教材），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医学实际，注重医学临床辩证思维、循证医学思维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尽管现存的教科书版本较多，选用教材丰富，但结合医学专业实际的教材可选性少，很多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内容抽象，与医学实际脱节，即使有部分医学案例，但内容陈旧，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有的教材内容还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不能及时反映最近时期的医学前沿问题，大多数案例资源是十几年前的内容，导致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不强，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兴趣，难以把握到辩证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的精髓。
1.2大班教学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研究生的数量越来越多，为了降低办学成本，各高校都普遍采用大班课堂教学。《自然辨证法》普遍采用大班教学的形式，平均150人/班的大课教学方式给课堂的有效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增加了一定难度，给教师上课时的课堂控制带来很多困难，难以采用研讨式、PBL教学法等课堂手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在大班教学中经常出现看课外书、玩手机、睡觉、迟到或早退等违纪现象，教师在课堂管理时感到异常棘手。任课教师能否成功地实现教学目标，一方面与课程提供的内容有关，另一方面还与教师驾驭和控制课堂的能力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并讨论课堂控制问题对提高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的自然辩证法大班教学的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1.3考核问题。采用课程论文或调研论文的考核方式比较普遍，可由教师推荐论文选题，也可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有的教师采用课题调研方式，将自己的课题分配到班级，吸纳部分科研水平优秀的研究生进入课题调研组，将研究任务细化分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自主研究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在针对课程论文考核方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并不是在认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独力完成的，而是以应付的态度采用过度抄袭的方式完成论文。通过与多个学校的交流与对比，发现课程论文考核的方式所取得的质量和效果甚微。2009年在我校的本课程论文考核中，存在60%以上的学生上交论文存在过度抄袭问题。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在期刊网上打印论文，连原作者的姓名、单位等个人信息都来不及删掉就上交给老师。部分学生对专业课程过度偏重，认为自然辨证法是选修课，平时忙于科研或实验，没有时间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考前应付式地上网抄袭一份作业，如果教师要求不严格，许多学生的抄袭作业通过考核，会导致多届学生的学风和考风松懈，进而严重影响了这门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单一的考核形式及结构不合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无法达到强化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
1.4学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不够明确，在对待这门课程的态度存在抵触情绪，认为医学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没有实际意义，纯属浪费时间。在这种“实用主义课程观”的影响下，学生没有从心底里接纳自然辩证法课程，旷课的学生较多，上课时看专业书或英语书的现象不少，课堂参与不积极，缺乏自主学习的时间和动力。
1.5教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教学活动与学科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如教学活动中存在着教师数量少、教师专业背景普遍文科化、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欠缺，教材内容不能满足需要等问题。[3]理论讲授的模式存在着单向性和机械性，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储存知识，讲授的时间占了课堂的大半部分时间，学生的参与活动较少，主动获取、形成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忽视。授课内容抽象单调，形式和手段单一，理论与现实脱节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无法进入学生内心的关键原因。大部分教师的学科背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或哲学专业，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相关背景，在联系医学实际时存在医学知识的储备不够深厚，医学理论的功底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的专业背景必须有足够的医学相关知识，才能不断增强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吸引力，让这门课程凝练出“精彩一课”的效果。
2 医学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创新途径探索
2.1利用教学大纲整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内容贴身化。即联系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和科研中的实际问题，增添兴趣与效果。进一步展现自然辩证法原理与工学、医学及军事等具体学科领域契合的意义。主张在示范教材参照下，自主选择教材。[4]密切联系医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坚持医学与哲学融合的原则，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为了突出医学技术的特色，可融入《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多个学科的相关内容，结合其他人文类的课程加以整合。编写全国“一本通”的材显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个学科专业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需要，编写“一纲多本”的自然辩证法教材则成为各个高校任课教师的热切期盼。[5]
教学大纲的内容突出了三个特色：一是紧密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业实际，将《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内容融会贯通，渗透到自然辩证法的教学设计中，更突出本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二是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点，思想角度新、教学专题性新、案例资源新，突出本课程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三是紧密结合《医学技术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其他交叉学科的内容，突出本课程的外延性、趣味性和研究性。如在医疗技术伦理方面，不仅要跟学生讲清其内涵，还要讲授其主要内容。在医学高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要谨防“医学技术主义”的影响。
2.2优化教学设计：一是内容结构的设计，打破教材的逻辑结构，贴近医学专业实际。如在讲授技术观时，整合有关技术伦理的内容，在有限的课时内，将最优化的内容呈现给学生。从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角度，思考“技术决定论”在医学领域的表现，探讨医学技术价值、医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两重性及现代医学技术伦理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一方面可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拓展学生的视野。[6]让学生明确，医疗服务是终身职业，不断加强自我学习，更新知识，提高伦理素质，才能更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技术奉献给社会。
二是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查找网上大量的相关资料，精选趣味性的图片，如讲授远古时期的自然观，人对自然的膜拜，运用一些国内外的古代巫医图片配图说明，学生对这些知识从未了解过，经过生动有趣的讲解，提升了学习注意力。精选一些给学生带来极大思想震撼的视频资料，通过正反对比手法，使学生领悟到人与自然的终极和谐才是一种精美意义上的生态自然观。每一专题都设计“影视推荐”栏目，将新近的、优秀的、典型的节目介绍给学生，增加了学生对自然辩证法知识的理解和思维拓展。
三是分组讨论设计，一般来说，单个问题提问学生的参与性不高，课堂积极性难以调动。采用案例教学形式，把问题分化成多个小问题，实行分组讨论，每个小组讨论一个主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在问题的设计方面，多结合医学专业和社会热点，问题设计与专业背景密切联系，有助于医学背景的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理论相互交叉和渗透。如在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立时，引导学生讨论古代自然观在历史上对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影响；收集资料讨论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的表现及现实意义。在讲授科学本质时，组织学生辩论中医学是否是科学的；谈到技术的价值和伦理时，引导学生讨论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后果是福还是祸。
2.3增强学生的研究性学习导向，培养学生创造意识。《自然辩证法》教材涉及创造技法的内容很少，我们结合医学创新案例，多方面介绍医学创造方法。使学生实现从记忆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飞跃。增强学生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和提高他们运用方法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7]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向学生提供课程论文题选、推荐书目、优秀影视等科研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科研探索。课前给学生布置讨论主题，学生利用收集的资料，通过小组讨论达成共同认识。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与课程设计，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在方法论的教学中，突出方法论教学的哲学特色，把各种具体的医学研究方法归入医学思维方法范畴，通过医学假说和医学发现与探索的思维方法等内容，深刻揭示各种思维方法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2.4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模式，即“平时成绩+分组讨论+期末考查”模式，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由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组成；分组讨论占30%，按照自愿原则组成10人小组，自主选择讨论主题，上交讨论报告和记录。期末考查占50%，实行开卷考查，出题方式比较灵活，重要考核学生运用知识、原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考核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分组讨论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团结协作，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创新精神。通过本学期的考核创新机制的实践，学生的学风和考风实现了较大的转变，学生上交的小组讨论作业反映出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2.5融入人文教育。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在蕴含着医学与人文、医学与哲学相融合的特点。现代医学突飞猛进，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医学在技术上的高度发展纵然给人类传来了福音，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困惑。加强医生的人文关怀意识，需从重视医学院“未来医生”入手。欧美发达国家也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列入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目前，我国部分医学院校已开设医学人文课程，但内容仅占5%的比重，远低于美、英、法等国25%的水平。由于教材不成熟、教学经验缺乏、师资力量不够等原因，我国医学人文教育还存在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教学效果尚不理想。
现代医学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更多的并不是在医学本身，而是在医学科学化后的一些副产品和现代社会商业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生意识到，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或医学家，仅仅凭借医学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必需具有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本课程的教学中可增加人文知识的相关教学资源，如医学大家的介绍、医学发现和发明、药物研究的相关历史等案例，增强学生的关注度，提高学生的人文探究，促进科研思考。
自然辩证法可以从“仁心”和“仁术”两方面来提高医
学生的人文修养。人文精神贯穿自然辩证法教学始终，以鲜明的人文案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仁心。要促成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首先应给科学技术一个准确的人文定位，如果说医学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技术，有失偏颇。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内容讲授时，引入医学的价值有关内容，让学生思考为什么“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最能彰显医学的真谛？通过讨论使学生理解医学是一门“人学” ，而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不但要有治病的能力，更要有安慰人的艺术，“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性的集中体现。在探索医学难题时，应考虑病人的需求，注重生活质量，如缓解病人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治疗并不总意味着治愈，还包括体恤和减轻痛苦。
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如何将一般原理与学生的学科专业实际联系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是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们一直探讨的问题。在教材的创新方面，需要很大程度突破传统教材的体系结构，突出医学高科技应用的问题。目前在医学领域呈现出与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的优秀成果，甚至还呈现出具有中医特色的自然辩证法教材，探索出了一套适用于中医院校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将医学实际融入自然辩证法教学内容，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组建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团队，实现教师间的密切合作、学科互补，是提高教师素质和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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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研课题；高师学生；创新能力；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3-0223-03
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支撑一个国家崛起的筋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至关重要。高等院校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一体，所以探索依托科研课题，与科研的基础平台：毕业论文、创新杯、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培养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高师院校学生参加科研的重要性
当前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对学生参与科研不够重视，认为高师院校的任务是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而中学教师的教学不需要科研，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随着专业开设的多元化，不少高师院校都不同程度开设了非师范专业；同时，随着学生就业的多元化，不少学生毕业后不一定从事教师工作。因此，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学会进行科研工作，掌握科研的基本方法，提高综合能力是重要的。由于对学生参与科研认识不足，措施不当，导致这些院校的学生科研能力不足，缺乏创新意识，毕业论文工作和质量受到影响。高校教学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系统、深、专、精的特点。因此，有必要把科学研究因素引入教学研究中，使学生参与知识的发现过程。学生科研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科学研究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其他人打交道中，学会了处理多种关系，有助于学生形成创新意识、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二、依托生命科学科研课题类型，多样化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生物学专业与其他理科专业一样，是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但又具有学科基础广泛，学科交叉、传递信息量大等特点，所涉及的科研课题，有生物学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农业生产的研究；有微观方面的研究又有宏观方面的研究。因此根据生命科学科研课题类型和特点，我们多样化地从如下几方面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1.立项科研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毕业论文是高师院校学生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培养创新能力措施之一。为此，学院在毕业论文的教学中，鼓励教师依据其承担的科研课题和内容，划分为若干小课题，由专家审定后面向学生，由学生选择承担开展论文工作。如周歧海教授、博士承担国家自然基金、广西基金的“黑叶猴的觅食生物学与栖息地选择的研究”课题，从中抽取部分内容，划分为“黑叶猴理毛行为观察”、“黑叶猴食物选择及食物量研究”、“黑叶猴活动时间分配的研究”等小项目，面向学生，由学生自由选题。实践证明，这种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动手能力，也有利于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奠定基础。不少同学考取硕士研究生后仍师从导师从事研究工作，如2000级的黄中豪、韦显盛同学本科时毕业论文由黄乘明教授指导，本科毕业后仍师从黄乘明教授读硕，开展“弄岗黑叶猴的觅食生态学”和“扶绥黑叶猴的活动时间分配及其栖息地利用”研究；另唐绍清、秦新民、邓业成、周善义教授等也将自己承担国家资助自然基金项目和区课题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小课题给学生研究，这种依托科研课题开展毕业论文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自主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依托科研课题开展毕业论文，对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研课题的深入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目前实际情况下，承担国家、区级等项目的教师毕竟是少数，多数教师从事的仅仅是校级项目、自选项目或探究性项目的课题。因此，将这些项目和课题作为学生课外小科研的内容与毕业论文相结合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发挥教师指导毕业论文的积极性，从而成为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途径之一。多年来，仅石贵玉教授就指导学生从事诸如“复合多效唑对、水仙花的矮化效应”、“重金属对植物的毒害效应”、“环境胁迫对植物的影响”等几方面的课题，近35人的毕业论文，10人次获得了优秀论文，其中有的研究成果经重复实验和整理，发表在“生物物理学报”、“广西植物”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
3.地方特色资源研究课题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我院生物学专业涉及的研究课题广泛。因此在开设毕业论文选题上也根据广西地方特色资源开设这类的选题供学生选择。这样既扩大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又结合地方特色资源的研究开发，从而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有利于学生增强深入研究地方特色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特色资源的思想意识。
4.课外科技活动与“创新杯”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依托科研课题鼓励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课题，和老师一道开展研究，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极为重要。同时依托科研课题开展各类科技竞赛，以科技创新活动为载体，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也极为重要。“创新杯”、“挑战杯”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培养学生观察、分析的科学能力。为此每年学院领导积极动员学生参加以学院和学校“创新杯”，继而参加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学术科技和创业为载体的活动，学生积极性高、参与面大，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几年来，梁士楚教授、薛跃规教授、马姜明教授、石贵玉教授、谢强副教授等老师指导的学生课题组开展研究，成果参加学校、全国的“创新杯”、“挑战杯”比赛均获得了好成绩。如薛跃规教授指导的“湘西洛塔植物区系开发利用研究”获全国第六届“挑战杯”二等奖；“大石围及其周围地区植物区系组成及特征”获第七届全国“挑战杯”三等奖；近几年来，我院学生获校“创新杯”一等奖6名，二等奖11名，三等奖13名，贾金生同学获二项国家发明奖，这些成绩给学校、学院增添光彩，又使学生从中得到锻炼，开拓了创新精神，培养了自主创新能力。
5.中学课改研究与毕业论文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部分是将来的中学教师，而与中学广大教育工作密切相关的课程改革现正在我国中学开展，因此，在大学期间让学生接受相关中学课程改革的信息，开展课程改革的探讨和与毕业论文相结合是很必要的。几年来，依据所承担的各种教学研究课题，我们有针对性地设置这方面的毕业论文课题，供学生选择。如杨华副教授指导的“试论研究性学习”、“广西中学生物教师探究教学能力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肖邦裕副教授指导的“新课程的生物学课程设计与实践研究”、“中学生生物学学习态度的探讨”等。这些是杨华副教授等承担的国家、区课题所开设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和中学课程改革紧密相关的研究。这种做法一是扩大了选题范围，提高了学生兴趣；二是增强了学生的改革意识，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为学生今后的教育工作奠定了课程改革的基础。
6.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是逐步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目标。在指导上，导师工作应重在“导”字上，让学生主动去学习，积极思考，综合分析，完成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实验过程和撰写工作。所以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是提高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质量的关键措施之一。为此，我们在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指导中，除要求具有讲师以上职称，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才能担任指导教师外，同时要求指导教师精心悉意、手把手地指导学生。要求学生自己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以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另在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进行期间，定期检查各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保证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工作的如期进行。
三、实验教学改革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相结合
传统的实验教学中，实验内容大多是验证性实验、传授操作技能实验和一些较简单的综合性实验；实验是在教师和实验员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学生按实验步骤“药方抓药”样机械进行实验，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设计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后继课程毕业论文的教学。为此我们对实验课进行了改革，开设了设计性试验。具体做法是教师根据实验教学内容提出试验题目，由学生查资料、设计试验方案，然后开放实验室由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撰写实验论文，讨论发言，评分等。如2002～2004级生物科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的遗传学实验中，学生对“果蝇一对因子的杂交”实验、“果蝇二对因子的杂交”实验、“红眼果蝇与白眼果蝇的杂交”实验进行了实验设计，然后独立进行实验，最后整理实验结果撰写每个实验的小论文，在课堂上宣读论文和讨论实验结果。由于实验是综合性的实验，实验的准备、药品配制、实验操作、数据整理、论文撰写都是独立完成，同时论文的撰写与毕业论文撰写格式大体相同，这不仅培养学生包括文献查阅、方案设计、方案实施、实验操作、结果整理和分析的综合能力，培养了学生撰写科研论文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展和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进行设计性实验教学的课程还有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分子生物学等。
总之，课外科研、毕业论文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是高等教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多年来我们在制定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相关文件，加强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工作的领导，加大经费投入的基础上，依据各学科专业的特点，依托科研课题，多样化地开设课外科研和毕业论文选题，使得本科课外科研、毕业论文与科研课题和培养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紧密结合，增强了学生的兴致，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高师院校生命科学专业学生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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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主管单位：青海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青海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青海省西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1-7542
国内刊号：63-1017/N
邮发代号：56-16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1.学科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学校按照“巩固文理，完善管理，发展工学，拓展医农”的学科建设思路，不断完善学科建设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
实施高水平学科建设计划，全力实施学科建设“三五工程”，即打造五大学科高地，建成五大学科集群，培育五大学科新优势，致力于建设一批高水平学科。通过建设，实现微生物学、化学2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民族学、政治学、生态学、微生物学4个学科进入国家学科评估排名前10。
继续实施基础学科振兴计划，加大基础学科建设投入，引进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了在基础学科领域内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的全覆盖。继续推进学科区域建设，形成了“生物学—特色资源利用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医学—农学”“民族学—社会学—民族文化产业管理学”和“中国史—国际关系—中国边疆学”三大学科区域的建设新格局；启动了国际关系大学科群建设，整合校内现有学科资源，文理并进，构建全国体量最大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
2.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学校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管理，创新教学机制，稳步提高了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一是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形成了涵盖11大学科门类、89个本科专业，新增3个小语种专业，形成“校—省—国家”三级试点专业综合改革体系。二是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实行弹性学制。三是深化通识教育改革，严控教学质量，引进优质教学资源，保持开课数量稳中有升。四是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成立了“云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五是探索拔尖学生培养模式，加大了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创新实验区的建设与改革力度。六是推进了联合培养、协同育人，同国内外高校开展联合培养、协同育人。七是探索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不断扩大自主招生规模。2012年，学校被教育部列入内地63所对港免试招生普通高等学校之一。
全面实施“质量工程”。一是加强专业建设，依托现有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和省级特色专业，着力打造具有学校特色、体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特色学科专业群。二是加强课程建设，通过1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和33门省级精品课程的示范作用带动课程建设的全面发展，建设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平台。三是加强教学团队建设，依托4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和11个省级教学团队，开展教学工作的传、帮、带。四是加强实验实习基地建设，现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0个、国家级野外综合实习基地1个、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269个，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近100项。
3.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长足发展
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学位授权体系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学位授权体系日益优化。与2010年相比，新增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36个二级博士学位授权、1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4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和4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10个一级省级立项建设学位授权学科，实现了基础学科领域内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全覆盖、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学位全面发展。
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扩大。学校现有博士研究生934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 103人、在职硕士研究生6 777人、外国留学生160人，博士生、硕士生的比例趋于0.1∶1，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趋于1∶1。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深入推进。民族学、人类学“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连续4年入选教育部“全国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项目，法律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圆满完成。立项建设14部研究生优秀教材、15门研究生精品课程，遴选9名博士生进行优秀博士论文培育。
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一是修订了研究生培养方案，以学科发展需要和研究生能力提升要求设置专业课程。二是完善了研究生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出台研究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规定，利用区位优势，与红河学院等合作招收留学生。三是制（修）订了一系列研究生奖助学金制度，严把奖助学金评审公示关。四是健全了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严把学位授予关。五是完善了导师管理制度，严格导师遴选与招生。
4.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十二五”期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建设需求，依托重大项目研究，加大了技术创新力度，学校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参与国家科技创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学校承担了国家“973”、国家基金重大计划及重点科技项目近10项，资助经费1.4亿元；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74项，资助经费2亿元；获省部级科技奖25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各级各类项目865项，立项总经费0.62亿元，其中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8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48项；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项，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9项；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54项。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转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