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05 03:23:4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村委会经济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要发展经济，必须树立了大开放大发展的观念。
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外向型的城市，过去20年来，整体经济增超过两倍，人均GDP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0.1%、13%和87%左右，其中，金融业、房地产业、贸易及物流业比重较大，占GDP的35%左右。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目前是世界第十一大贸易实体、第十二大银行中心、第六大外汇交易市场以及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拥有全球最繁忙的货柜港，亦是主要的黄金交易中心。香港是世界上经济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商品、资金进出自由，连续多年被国际机构评为全球经济最自由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香港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树立大开放大发展意识，充分发挥优越的地理位置的区位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响堂管理区是一个在我市落后的镇区，如何推动响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香港的发展理念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大招商工作力度，要把招项目、引资金作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器和推动力来抓，形成人人讲招商，人人会招商，人人能招商的招商引资新格局。
1、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观念。一切服从发展，一切围绕发展，有利于发展的事情多做，阻碍开放发展的事情不为；突破狭隘部门利益的束缚，讲政治、讲大局，以全局利益为重，坚决防止和克服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私利而置发展大局于不顾的思想行为。
2、强化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扩大开放，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形成大开放促进大发展的格局。大开放促进大发展一定要落实到项目上。没有项目就谈不上开放，没有大项目就谈不上大发展。
3、强化自我发展观念。我们有些部门对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没有开动脑筋想办法加以发展，凡事总是等待上级的落实，依赖上级的投入，似乎只有上级投入了资金，他们的脑子才会转动起来，否则，他们的这些领域永远是无人问津的“处女地”，极大地影响了全局的发展。因此，只有摒弃因循守旧的观念和做法，致力于竞争中求发展求进步。特别是在筹措资金上，要真正摒弃“等、靠、要”，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可以用部分优良资产，吸引外部资金入股，形成多元投资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地方经济稳步发展。
4、强化服务观念。加快发展靠投入，增加投入靠业主。既要启动民间资本，培育当地投资业，更要降低门槛，引进外地投资者。只有培育、引进一大批业主，兴办一批大企业，才能搞活一方经济。我们当地领导干部要学习像香港那样的政府，为客商服务的意识，要积极主动地接近和联系客商和私营业主，依照政策和法规，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务，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到来投资置业感到安心、放心、舒心，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把提高服务质量作为发展经济的“无形资产”来建设，形成服务“品牌”。
二、要发展经济，必须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背景是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在我国的城乡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城市相对发展，农村的村镇建设，人均收入，精神文明和人们的生活需求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二00三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认为农村工作是我国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围绕战略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大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我国现阶段正值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人均收入接近1000美元，工业的发展在近五十年的过程中得到了农业的支持，同时现在也发展的相对强大，可以对农业的支持，城市的发展，近二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有能力有条件对农村的支持。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在建设和发展方向给新农村恰当的定了位，它借鉴了国际上成功的经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这一提法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也是可以振奋人心，鼓民劲的。也是提高和发展我国的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的步骤。从思路上即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统筹发展城乡，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从现实上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生产力持续发展，城乡体制日趋完善。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有条件，有能力实施支持和反哺，同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这些措施的出台即利国又利民，可以断言，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是科学的，它一定能较短时间内把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缩小，一定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一大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在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的新理念。这些理论的提出都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较高的理论指导和诠释。
海城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抢抓双重机遇，坚持五业并重，提升三化水平，建设和谐海城，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在全省率先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面对新的形式，我们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学习先进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经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我市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要发挥优势，推进响堂新农村建设进程
响堂管理区位于海城市区东南，市区东大门、南大门皆位于响堂，地处城乡结合部，“半城半乡”是响堂的突出特点。全区总面积24.1平方公里，人口2.8万，下辖一个街道办事处、9个行政村。交通极为便利，海城外环路贯穿全区，海岫路、海马路穿境而过。原创文秘材料，尽在网络络.com网。有耕地面积10.163亩，人均不足0.4亩地，是典型的城乡型。经济发展现状是：二、三产业发展势头猛进，个体工商业星罗棋布。有个体工商户1350户，个体工商企业156户，规模加工企业有3家，二00五年实现税收1681.8万元，其中地税625.8万元，国税1056万元，财政收入807.4万元，地方可支配财力407万元，人均收入5200元。
村级情况：响堂管理区集体财力不足，村级财力也明显力不从心，怎样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使响堂管理区的发展为海城城市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即做到科学发展，因地制宜，又能积极稳妥，即破解城乡发展的难题，又能解决经济发展的低靡问题，这些问题和困难是现实的，但发展又是必然的。由于时间短，仅谈粗浅想法。
1、充分认识响堂管理区的区位优势
独特的区位优势，海城外环路两侧为海城市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而响堂占有东、南两面，又处海城河南岸，交通便利，工业发展的宝地，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地段。响堂的发展已融入了海城建设的一体之中，这是优势。
2、专业市场优势。响堂荒岭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形成的以钢材、装饰材料、木材市场为主的市场体系。荒岭的两个市场二00五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物业收入1200万元，上缴税金600万元。已经成为了继西柳服装、南台箱包市场之后的全市第三大市场。这一市场的初具规模就为打造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商贸交流中心创造了可能和便利。
3、工业加工业的优势。十分畅通的交通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如何在已形成规模的加工业上作文章，把华银集团的镁铝深加工企业，金柜制造业做强做大，不但在国际市场有份额，还在知识产权、产业创国际品牌上下功夫，金柜加工业不但在东北地区有份额，还要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发展，创全国的名牌。
4、发展淡季菜和城市蔬菜基地的作用。响堂的地理优势，为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蔬菜生产，为城市提供副食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就西响一个村的暖棚黄瓜生产每年在1000万公斤以上并且全部是市场畅销，同时是人们喜爱的黄瓜品种，这里的养殖业鸡、奶牛、肉牛、商品猪都有很大的生产量和市场份额，这些即可以为城市提供食品，更是致富百姓的有效途径。
【摘 要】在电商发展陷入低迷之际，以品牌“扫库存”为销售手段的电商唯品会却扭亏为盈。本文从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运营模式的差异化及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竞争忧患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其盈利内因和发展威胁，并提出建议性举措，希望能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一定的商业思考及启示。
关键词 闪购模式 用户粘度 消费狂欢
仅成立5年多的唯品会，自2010年后开始真正盈利，在2013年1月的市值已是老牌电商当当的3倍，①业绩在众多电商中一路遥遥领先。唯品会是如何迅速获得发展的？目前面临着怎样的问题？日后如何应对其他电商的竞争并寻求突破？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舶来品的本土化——唯品会的定位与转型
1、适应市场需要，及时调整定位
唯品会的全称为广州唯品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沈亚与洪晓波在2008年5月成立，是一家以“名牌产品+限时销售+低价打折”为销售模式的公司，其创意借鉴于国外的会员制名品折扣网站——法国Vente Privee（2001年成立）。起初，该网站的销售模式几乎照搬Gilt模式（会员制+折扣+奢侈品牌），定位为“奢侈品闪购”，因为中西文化的不同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网购并不买账。洪晓波经过市场调研，感知到二三线城市的白领对国内二三线品牌的销售有一定的购买欲，而这种购买欲通过网络才能迅速得到满足。于是，唯品会将目光转向国内一二线品牌，如耐克、卡西欧、阿迪达斯等国内消费者更耳熟能详的品牌上，大幅增加二三线品牌的品类倾售，成了一家“专门做特卖的网站”。2010年，唯品会的商品交易量迅速攀升，至此，源于法国VP而又本土化后的盈利模式初见雏形。
2、大环境的助推，赢取得天独厚的商机
唯品会选择以传统零售业的最大品类——服装为主打品牌。
2010年前后，正值中国经济低谷，整个服装零售行业都处于大量的库存无处可销的被动阶段。在线下零售销量无大幅增长的情形下，如何更好、更快、更优雅地处理库存，成为品牌商的头等难题。要维持品牌形象，就不能大量举行“清仓打折扣”的活动，也不能在多处服装电商平台进行甩卖，必须要让品牌商尽可能减少曝光度，避免“负效应”。在低价销售的同时，还要确保不亏损，从尾货中赢得可观利润。而唯品会的闪购模式，加之低价倾销，恰好弥补了线下传统销售渠道的不足。
3、供应链关系的改变，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唯品会运营之初，公司选择花大量资金从品牌商采购仓库积压的存货，买回的存货在无法全部倾销后难以处理，业绩也并不理想。加之公司知名度不大，不少品牌供应商对公司的折扣销售模式及销售能力持怀疑态度，不肯供货。随即，公司改变了货源策略，先从帮助线下的小品牌处理库存开始，并将原来的“买断”策略改为“寄售”策略，销售不完可以退还给供应商，从以前的“赚差价”转变为收取供应商的销售提成，充分展现出公司解决库存的能力，同时极大地缓解了现金压力，再去找知名品牌供货，就容易得多。通过努力，公司从最初只能接触到商，再到后来可以逐渐直接与品牌商建立合作关系，采购成本逐步降低，毛利率提高，如此良性循环，又可引进更多高毛利率的商品类别入驻。唯品会的资金周转速度由此加快，同时又保证了货源充足，避免了库存风险。
二、倾销模式的差异化——定位的精准着力
1、诱人的商品展示平台，营造消费狂欢氛围
通过对消费者喜好的精准拿捏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又为产品的呈现及消费狂欢氛围的营造打开了通道。在网站包装上，专业的模特、造型和摄影，加上后期的精美处理悄悄将“商品尾货”这一标签隐藏，做足了产品的视觉包装；在网站色彩上，以玫红色为主基调，其他品牌文案，也大都以暖色调为主，迎合了女性消费群体的喜好；在网站运行上，每天100个品牌强势展现，每五天更换一次页面，还有不同的“品牌故事”和“flash动画”免费为品牌商进行品牌传播与渗透；在网站设计上，商品一旦抢购完后马上标注“已售完”标签营造稀缺性，“今日新品”“最后疯抢”、“即将推出”等板块内容又无时无刻不在构建着一种“商场购物狂欢”的节奏。
2、“闪购”模式，引导消费者“迫切性购买”的心理
闪购，即在限定时间内以品牌原价1-5折的价格供专属会员的限量型销售。它与团购的不同之处在于，团购的库存宽但涉及的品牌面窄，而闪购正好与此相反，所以闪购更强调商品购买的及时性。唯品会以“保证全网最低”为口号，商品的高性价比为它赢得了核心竞争力。
同时，唯品会擅长为消费者制造需求。商品剩余不多时页面会给出提示，“库存名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商品一旦卖光立刻标注“已售完”，这种饥饿营销极大地调动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一方面，“闪购”模式能够快速销货，吸引更多品牌商的加盟，其优质低价也能刺激众多消费者的持续购买，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或口碑传播加以推广，从而吸引更多消费者注册唯品会。如此循环，这种模式便会为唯品会带来高用户黏性和高用户活跃度，只要平台的销售力起来了，长尾的效力也会逐渐体现出来。
3、正品保险与干线物流，成为消费者的贴心保障
唯品会是电商中首家推出为品牌购买正品保险的公司，由中华保险公司为货品承保。在每一件所购商品的快件中，消费者都会收到商品的正品保险卡与商品票，如果发现所购商品为非正品，可以在收到商品后的90天内通过正规的保险理赔手续得到全额赔偿。②
唯品会公司目前采用“干线+落地配”的物流模式，这与另外一些大型B2C电商，如京东、卓越网等的举措截然不同。首先，公司在全国实施分仓策略，在北京、佛山、昆明等处建立起大规模仓储中心，分别服务于华北、华南、华东等地的顾客。分仓模式可以减少时间与商品包装承受的耗损，省去了快递公司在中转仓库一个来回的“卸+分+装”、偏远量少件地区等待拼车的环节③，订单可以选择当地的物流公司做二次配送。此物流模式在唯品会整个物流链中占比98%，剩下2%是通过其他快递（如顺丰、EMS、四通一达）。④自建仓储、缩短物流半径可以大大地缩短电商行业的运作成本，同时也能缩短物件送达时间，提升用户的购买体验。
三、持续化生存——唯品会面临的忧患与电商分食
1、运营模式的副作用
（1）危机过后低折扣恐难以延续。唯品会成长于服装市场的面临库存危机的时候，并在这一时期赚了个盆满钵满。然而，作为一个“尾货市场”，能否走向可持续发展，还要看品牌在货源数量大规模下降时，还能否以如此低的折扣来与唯品会合作。而这一点，尚未可知。
（2）售后服务难以及时跟进。唯品会因运营模式的特殊，售后短板仍是尚未改进的难题。唯品会网站目前的订单数量相当可观，但由于这些特卖商品往往是非标准品（服装、家纺等），通常是由第三方入驻商家直接销售和发货，一旦面临消费者不满意的状况，就只能选择退货而非换货。这是因为唯品会的库存极浅，如果消费者有因为颜色、尺码、款型等不满意而产生的换货需求，不一定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换货会拉长公司与品牌的资金结算周期。虽然唯品会增加了物流成本，设有针对消费者退货返还十元的运费补贴,但是这种“只退不换”售后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吸引众多消费者进行消费，最后却因为服务质量跟不上，用户体验差而离开。
（3）奢侈品销售仍缺乏信度。唯品会的奢侈品销售最终能否做大，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首先，在电商中做奢侈品并非只此一家，还有走秀网、第五大道、尚品网等电商，行业竞争已愈演愈烈，如果唯品会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要在同类商品中获得更低的折扣，同时保证产品的纯度和品质。其次，人们在奢华的专卖店中购买奢侈品，更能够体验到那种细致入微的服务，而网购并不能为消费者提供这些。电商奢侈品销售的另一根软肋是售后，它不能让消费者像在实体店那样享受一整套令人满意的售后服务，这也成为消费者在选择网购奢侈品时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
2、十面埋伏——电商鏖战中的分食
众电商看到“闪购”这一利润丰厚的蛋糕之后，纷纷摩拳擦掌，相继推出了特卖频道。如凡客、当当网、京东商城、优购时尚商城、1号店等。这些电商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流量，其平台销售的商品与唯品会也有类似，在模式上，都采用铺货式平台模式，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这与唯品会的自营模式区别开来，但唯品会并不能借此占优势。因为对消费者而言，虽然商品的视觉呈现的确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因素之一，但总体而言，影响不大。除了“拼价格”外，京东商城的“闪团”和优购特卖商城还会有新品的折扣商品首发，这势必会使唯品会流失一部分流量。电商同质化竞争的今天，唯品会竞争对手的力量不容小觑。
四、应对竞争的策略
唯品会既然是以“闪购”为生存技能，就必须让它在这一领域继续保持优势。首先，在品牌上，要更多地拓宽品类，确保货源的正品和优质，价格上要争取到更高的性价比；其次，在后台运作上，要让品牌的展示上更个性化、创新化来提升用户浏览体验，尽可能减少消费者的退货几率，从而缩小物流成本；此外，唯品会应该在目前的网站宣传策略上做出更多尝试，增加广告成本，仅靠口碑传播和网络SNS模式及单一的广告类型势必会削弱传播效力；最后，在目标领域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找准对手为第三方平台模式及价格上的软肋，及时追踪对手商品信息，调整销售战略。
商品的高性价比和高用户粘度已经成为唯品会的积累优势，只有再接再厉，扬长避短，才能在电商拼杀中稳操胜券，大步向前。
参考文献
①news.pedaily.cn/201301
/20130128342774.shtml
②杨育谋，《洪晓波与唯品会——线上名牌折扣店的生意经》[J].《上海经济》，2011（8）
③④张涛，《唯品会逆市上调运价深耕“干线+落地配”物流模式》[J].《中国商报》，2013-07-04
关键词：城中村； 改造； 广州； 发展策略； 政策研究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nalyze of 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 in Zhujiang Delta, and discuss the emphases, difficulties, mode and route in Guangzhou 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 On example of Tangxi-In-city village, analyze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renovation which it brings forward the assumption and conception.
Key words:in-city village； renovation；Guang-
zhou； developmental strategy;politic investigate
中图分类号：TU98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9-0114-04
1概念理解
“城中村”已经演化为“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廉租房的低收入社区”，是有序的、自组织的“类单位制”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城中村不同于“贫民窟”。
2改造遇到的问题与难点
2.1 形成原因
① “城中村”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以宅基地为基础的居住用地，失去了耕地的村民利用耕地补偿金建造的高密度的、用于出租的“牵手楼”，适应了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后对低租金住房的需求，同时亦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政府“绕开村落”的空间拓展思路，使这里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呈“镶嵌状”散布在城市新建职能分区内(甚至在城市CBD周边地区)的“城中村”恰恰提供了低收入住房，并使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相重合。譬如天河区新CBD核心地带“岗顶―天河城―中信广场”周边的石牌、林和、冼村等4个“城中村”聚居了10余万流动人口。
② “城中村”是“有根的”，具有“空间固着性”。它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关系网络构架的村落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血脉传承和对村落旧址的历史归属感。
③ “城中村”已形成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运作的“类单位制”的社会经济系统。以村委会为管理层的村集体经济实行“类国有企业的单位制式”的块状管理，全面负责社区生活，其管理是有序的。从广州市“城中村”运作来看，政府并未从资金上对“城中村”的公共服务做出补贴。
④ “城中村”这种居住模式将是长期的。目前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聚居模式有三种：一是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聚居。二是外来人口以集体户的形式，在企业集体居住，形成当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分开居住的“二元社区”，多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地；三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最为明显。实质上中国进城的“农民流动人口”处于“无限供给状态”。
2.2政府改造遇到问题
① 要在“城中村”土地补偿和村民安置方面支付巨额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②在信息沟通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村委会、村民二者的切实交流成为关键。③在产权方面，“城中村”房屋产权既清晰，又不清晰，原则的清晰和数据的模糊并存，需要摸清家底。④在资金来源方面，应放弃“补偿”这种运作模式。⑤从利益入手：改造城中村给什么人带来利益？什么人会有损失？哪一部分人的利益重要？⑥“城中村”成为“问题村”，即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影响城市的建设质量和发展秩序。物质空间杂乱无序、成为城市社会的藏污纳垢之地、地下非法经济屡禁不止、出租屋和流动人口难于管理，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塌陷带”。
3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再思考
3.1 改造思路分析
“城中村”的演变和形成历史各不相同，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各地也出现了不同的改造思路和模式与之相适应。归纳来看，主要有：
①通过“拆迁―补偿―重新安置”的途径，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张建明(1998)、敬东(1999)等专家提出）
②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即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期望通过“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调和“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规划管理体制，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房庆方(1999)和郑静(2002) 等专家提出）
这些改造的观点和模式被城市政府广泛地接受，开展了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实践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各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进程来看，大多数的城中村改造停留在策划、规划等初级阶段，即使是“试点”的工作推进也十分艰难。
3.2 珠三角“城中村”改造实践分析
①广州市：改造策略：按照“先行试点、积极稳妥”的原则。
第一步是转制。选择位于中心城区的7个自然村作为改造试点，采取“一村一策”的办法，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农民转为居民，把村委会转成居委会，同时把原来属于农民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把原来由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转为由集体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把城中村纳入城市一体化管理，并逐步把市政、环卫、供电、供水、供气以及治安等纳入城市管理范畴，施行统一管理。第二步是有步骤地推进城中村物质环境的改造。结合各村的实际情况和周边城市建设编制旧村改造规划，改造主要形式是新的农民公寓建设和旧村改造相互结合。以村集体为主导，“三个一点”落实资金。以村集体和村民个人出资为主，市、区两级财政视情况，对编制规划设计方案及建设事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给予适当支持。市政府在资金问题上不允许房地产开发商插手。
②珠海：市场运作为主导政府给政策的策略，珠海市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没有直接投入一分钱，而是巧用市场之手，通过定原则、定规划、给政策，引入竞争机制吸引房地产商投资旧村改造。通过政策借力改造城中村，是珠海开展城中村改造的重要举措和成功经验。这种探索和实践也为进一步推动公共设施与服务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借鉴，是经营城市的一种有益探索。
③深圳：深圳市从1997年开始尝试改造城中村，按每镇一村的办法试点，“以政府为主导、规划全面、制度跟上”是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的经验与特点。规划中以土地系统控制为核心，以合理引导乡村工业相对集中发展，村民住宅联建统建为基点，逐步摸索出一条“经济、建设、环境协调发展”的农村城市化之路。
3.3 “原位改造低收入廉租住房社区”的改造思路
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所坚持的“两个原则”和“四项转制”是正确的，不要异地新建农民公寓，应实行“原位改造”，尤其对位于中心城区的“城中村”，应通过改变其物质空间模式，最终构建保证“城中村”村民及集体物业收益来源的空间系统，其关键是继续让其发挥为低收入流动人口提供住房的功能。
“城中村”的“原位改造”在保持其出租屋经济和集体物业获利空间的基础上着手物质空间改造，遇到的难题集中在信息沟通、产权界定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在信息沟通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村委会和村民掌握着详细的基础数据，而相关规划及法律规章制度的绝大部分则掌握在政府手里（如图2）。这种不对称造成政府和村民互不信任，难以磋商。政府、村委会、村民两者的切实交流成为关键。在产权方面，“城中村”房屋产权既清晰，又不清晰，原则的清晰和数据的模糊并存，需要摸清家底。在资金来源方面，应放弃“补偿”这种运作模式，因为原位改造仅仅是物质空间的调整，不改变其出租屋和集体物业经济，政府只是担当管理者的角色，既不谋其区位，也不谋其利益，因而“补偿”是不必要的。
4广州城中村实例研究――以棠涌村改造社会经济发展策略和政策研究为例
4.1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①分析和评估村集体物业的发展变化情况，提出新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今后发展的动力来源和发展方向问题，并提出村经济发展转型和提升村集体公司经营能力的具体建议；②评估现有村委及集体公司的职能，以及与市区两级政府在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和保障体系的投资分配情况，以保障村民收益不降低为基点制定合理的补偿安置标准（包括人均合理占地指标、需确权用地量、货币及实物补偿比例、安置面积等）；③对未来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治安、民政、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进行核算，提出集体经济发展和社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的衔接建议。
4.2配套政策设计
①在现状调研、村民意向、政策条件和经验参考基础上，研究提出适合当地实际的可行的改造模式；②针对会涉及到的周转安置用地、白云新城核心区内的集体留用地、原住民生活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历史用地以及违法用地等不同类型用地提出具体的调整和处理措施，包括开发措施以及相应政策（如土地置换）等；③研究城中村原住民在改造后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制定相应的就业扶持办法以及就如何将原住民纳入城市同一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方面的内容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
4.3主要社会问题的解决
①就业问题：广州失业率统计指标新增加的2%中，“城中村”的“村改居”居民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是：“城中村”居民长期游离于城市的就业体系之外、集体经济分红和个人出租屋收入可观、35 岁以上的居民缺乏文化教育和劳动技能、20 多岁的年轻人存在着“眼高手低”的心理障碍等。
解决方法：针对上述情况，在改制中全面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各区劳动就业培训机构为“城中村”居民开设了专门培训。政府还充分利用市、区、街道、社区居委会4 级劳动就业服务网络，为“农转非”居民提供推荐就业服务。“城中村”居民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政府的“一三一”服务，即“一次就业培训，三次工作介绍，一次推荐就业”。改制使“城中村”居民就业纳入社会再就业工程，为“城中村”居民改变以前的靠集体分红和出租房屋的谋生方式提供了机遇。实现谋生方式的职业化，是“城中村”居民从农村居民转型为现代意义的城市居民的最重要的标志。
②社会保障问题：由于各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大多数村仍然沿用原来农村体制下的保障供应制度。目前实现全体“村改居”居民集体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海珠区的联星村和白云区的三元里村等少数村。“城中村”公共设施的发展也相对落后，公共设施配套水平与城市规划的标准还存在较大差距。村民由于长期依赖于集体分红和出租屋收入，在社区转型期存在着患得患失的心理，不信任政府政策。
解决方法：在过渡时期，引导、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以降低村的医疗保障风险，减轻村集体经济负担，以利于加强医疗支出监管和减少医药资源浪费。其医疗保险费用来源，参照合作医疗的做法，实行集体、个人各出一点的办法。
③环境生态问题：主要表现在：景观和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环境监督和管理工作滞后；河涌整治还任重道远；海珠区万亩果树林的保护措施还需加强；“城中村”采石场整治和复垦工作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公益林和绿化隔离带的建设和维护不到位。
4.4 转制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发展
改制前的集体经济体制存在着限制资产的流动和优化组合的问题。“股份合作制”实行“一人一票”，村民股东一般没有决策权，股份可以继承，但不能转让、退股和抵债。这种产权的占有和收益具有集体的“封闭性”它不允许以外部资金的注入来改变产权结构和分享收益。这种单位利益的排他性和对内部福利的追求，增强了内部的凝聚力，却限制了资源的流动和增加了公共物品管理的成本。
2002 年出台的改制政策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公司)。撤销“城中村”村委会的同时，改变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政企不分的状态，将其转制成为由集体法人股东或个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公司)。从整体意义上看，“城中村”企业作为维系村民的社区成员身份的纽带功能不会改变，但是在局部意义上，经股东大会同意后，可以通过成立风险性的投资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进行投资和经营，从而维护了社区资产和消除“封闭性”之间的平衡。
4.5改造方式
①物质空间改造方式
“新建农民公寓” 与“旧村改造”相结合，改造根据农民公寓建设进展情况安置村民后再逐步实施。
“新建农民公寓”，安置本村搬迁村民，为旧村改造创造条件，此用地为该村原有自留用地。而“旧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自来水供应问题，以及清理村内两旁的违章建筑，各类飘蓬、招牌广告、整治防盗网，清理“六乱”现象及屋顶阳台杂物，外墙整治穿衣带帽，逐步增加绿化、路灯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安排市政排污设施的建设。
所产生问题：“异地新建农民公寓”看似为村民提供了漂亮舒适的住宅，但村民失去了原来村落区位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出租屋、集体物业以及触手可及的谋生机会。况且富裕的“城中村”村民已有足够资金购买自己所中意的商品房，新建农民公寓对其并没有吸引力。“城中村”，应通过改变其物质空间模式，最终构建保证“城中村”村民及集体物业收益来源的空间系统，其关键是继续让其发挥为低收入流动人口提供住房的功能。
②对社会形态的改造
改造两部分人：村民――不仅是身份转变，仓促的改造进一步边缘化。低收入人群――廉价出租屋。
三个问题：就业问题（一次就业培训、三次工作介绍、一次推荐就业），社会保障问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环境生态问题（公共服务――环卫、治安、市政维护）。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现有的地缘、血缘结构，最终在文化上、行为方式上、价值观念上将村民塑造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实现社会形态和村落经济经营形态的变革。文化推进――把“城中村”人的思想和行为融入城市文明。
③中心村规划：a. 在规划村生活范围内征地建设村民新村。b. 村民新村的筹资方式基本上按照1∶1∶1 的原则，由银行贷款、村委会出资和村民户集资3 部分组成。c. 拆除旧村的旧房由村委会按建筑成本价购回。被拆除的旧村用地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尚未完成时，由村委会作为经济发展用地使用。d. 村申请的政策优惠有，按村的申请批准征用建设村民新村的用地；由区政府负责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接入；免除市政配套费和有关税费。e. 新建村民新村的建筑容积率控制在2.0 以内，要求安置村民依据的异地安置调节比为1∶1。建设村民新村的开发方式：主要由村委会组织实施，在适当的时候，要求允许村以土地入股，引进开发商资金。
5结论与展望
广州城中村改造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离2010年158个改造完毕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广州市实施“中调”战略。要结合珠江新城、白云新城等新区建设、河涌整治等来进行城中村改造。而新社区及广州新城建设的推进，也为“中调”留下了更多开发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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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涛. 珠江三角洲城中村问题探析[J]. 广东社会科学，2004，(3) : 1232127.
[3] 郑静. 论广州城中村的形成、演变与整治对策[J].规划与观察，2002，(1) : 15222.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村务监管是以村集体资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性监管。现行村务监管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级财务的监管价值。和谐与小康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赖于村级财务的监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个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机理、制度安排、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的总和。鉴此，本文提及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指确保村集体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所需的组织机构、制度安排、运作机理、设施与人员配置。
村级财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管家”，其对“三农”的影响层面与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农村干群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访事件的背后都牵涉到村级财务问题。就现实考察，现阶段村务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财务监管。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一个多因素组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的对外贡献主要由它自身的产出价值来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村级财务监管模式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组合的价值工程，是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农村正处于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场变革的愿望源自民间“农民困难、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困境，其推动力源于倡导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
梳理当今农村存在的诸多矛盾，抓住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或关键点。所谓“突破一点，解决一片。”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能切入点在哪里？经过近些年对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状况的观察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谐农村建设、农村干群关系取向、农民上访意愿表达等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财务有着深层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管失序和低效是产生现今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财务问题是如今农村矛盾的重点、农民上访的热点和干群关系的焦点。而农村财务管理的效性取决于农村财务监管模式的效性。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财务监管模式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变迁及比较分析
（一）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渐进式变迁路径
梳理解放以来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脉络，我们发现，我国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基本上是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农民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觉醒度有着密切联系的。基本上呈现出从带着深刻行政计划烙印的模式向自主、开放、民主的监管模式，从单一的政党主导监管到党、政、民多维监管，从行政附属的、停留于法规文本的形式性监管到组织化、制度化、独立的实质性监督的演变路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演变阶段：
1、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村级财务集体化社队管理，到60年代初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模式。
2、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建立、村大队与生产小队消亡后的村级财务“空壳期”，到80年代中后期改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之后的村委会主导下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
3、从20世纪90年代乡村企业发展时期的村企合作共管，到20世纪末期的村账乡代管、会计集中办公和会计监理制。
4、从21世纪初叶的会计制、会计委派制，到今天新农村建设时期涌现的村务（财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管理典章制、村务（财务）决策听证制、村务（财务）民主议事会和村干部民事赔偿制。
从政治与经济的另一个侧面考察，解放以来我国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经历了：从强调行政命令主导下的计划性与集体性管理，过渡到生产模式转型期的财务监管中断，再到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乡村企业参与，最后到专门的代表民意、表达民主的财务监管组织制度出现。一句话，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模式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民主型的渐进式演变。
（二）现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及其比较
综上可知，现行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是从过去的监管组织制度发展沿革而来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资产规模的扩大、村民财务监管意识的增强和国家与地方村务（财务）监管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在全国特别是浙江那些富有“浙江精神”特质的农村地区涌现出的富有创新性的村务（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安排。这些新生的村务监管模式对于和谐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目标实现和农村小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下文以浙江为例，对现行一些村务（财务）监管典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
1、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财务违法成本屏障。以往，村民对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频频上访。由于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其成员职务行为造成的集体经济损失，最严厉的处罚不过免职，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基于这种情形，我国部分乡村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文本，规定村委会及其成员在村集体资产使用与处置、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与使用等村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造成集体经济损失的，将以责任人的财产予以民事赔偿。这些规定以签订承诺协议形式固定下来，对过错赔偿的认定、裁量与处罚进行界定。实践表明，在以协议形式建立了“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级财务管理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双重的优良绩效。
2、村民主议事制度——“股东会”失灵情况下的财务监管权力救济。村民主议事制度内核是由群众提出村务及财务的热点、难点问题，然后召开由村委、乡镇政府、村民代表参加的村民主议事会议进行表决，从中形成代表多数民意的决议，最后在乡镇政府监督和推动下付诸实施。议事的内容包括：村财务收支和集体资金的安排使用等村务（财务）重大问题。民主议事制发挥了村民、村民代表以及乡镇政府对村委决策与执行的双重监督。议论事件具有代表性，议题源于“民意”，决策动用“民智”，实现了过程监督，但民主议事会组织工作的财务成本较高。在村务（财务）治理结构中，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担任着类似于“股东会”的职能，是村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村委会具有“董事会”性质，执行“股东会”决议，只对“股东会”负责。村民以村集体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决策、管理与监督。民主议事制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效，主要原因是在“股东会”不能正常发挥村务决策与监督职能时，一种凌驾于“股东会”之上的权力集团——乡镇政府，越过“股东会”，对村委会实施了控制与监督。实质是一种“股东会”失灵状态下的财务权力救济。
3、村级财务会计委托制——分离式财务监管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与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相继在保证“四个不变”（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与“五个统一”（统一财务制度、统一票据、统一审核、统一公开）的前提下采取了村级会计乡镇制度。村级会计委托制以村经济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委托人，以乡镇会计服务中心为受托人，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签订财务会计契约，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财务业务取得财务监督效能的监管形式，是一种异地的、与财务活动主体单位分离的监管模式。实践证明，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是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治本之策，是提高村务财务公开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利益，从源头控制财务违法行为，控制村集体的非生产性开支都具有重大作用。
4、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财务的“监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按《村务监督制度》，在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分配与使用、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等方面对村委会工作实施监督。现实中，我国的许多农村民主理财小组由村委会主任或其成员担任组长，民主理财小组实际成了村委会辖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谓的村务与财务监督，实质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维权力制衡的回路系统。《村务监督制度》规定，村监会可对村委会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出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意见，可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村委会拒绝听证的，监委会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申请救济。村监委会作为村两委之外与村委并列的权力组织，脱离了与村委间的财权、人事权力依附，从而保证了对村委村务与财务的有效监督。监委会的功能类似于财务管理体制中的监事会。监事会是对执行机构的财务决策与目标实施情况进行控制、评价、建议的组织。监委会权力公授，从而保证了监委会不受制于村两委而独立行权，完成了我国现行村治权力结构安排中的一次伟大创新。
三、基本结论
第一，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性与趋向性判断，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村务管理都将以村级集体资产的财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已成为村务管理的一
个重要价值取向，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主要取决于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运作价值。村级财务监管模式因此成了村务管理的一项价值工程，成为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级集体积累的日益增长、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和农民民主参政意识的觉醒，在城镇郊区、农村工业化先行区、农村城市化区域和经济较发达村庄当中，农村财务监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越来越显著，农村财务及其监管体制创新已上升为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第三，现今在我国出现的一些村务（村财务）民主监督组织与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纪委、农经站、农办、乡镇政府推动、主导下催生的。这表明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适时组织与引导（但不是越位包办），政府重视就能见成效。但必须尊重“民意”，汲得“民智”，赢得“民心”。
第四，对农村集体积累不多的行政村，在集体经济相对比较穷困的村庄，村民对财务管理、监管模式变革的愿望并不强烈，而这样的村庄占到了70%-80%。在这种类型的村庄中，更需要村以上政府力量的介入，确保村新农村建设工程、农村公共品投资、脱贫项目、村庄与农田改造工程等财务监管具有效率。
第五，全国各省份的村务（财务）监管法制建设，必须经历从粗略到精细，从组织缺乏到组织保障、从民主与公开到与委派，实现了从属地监管向异地监管、从村委会控制下的被动监管向乡以上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监管的转变。
一、主要作法和成绩
（一）领导重视，建立健全机构，完善规章制度
1、自20__年以来，XXX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作，切实把双拥工作拿入我乡社会经济发展和部队建设的总体规划，作为事关全局，涉及长远利益的大事来抓，结合本乡实际，着重抓好相关部门工作，开展形势多样，丰富多彩打翻国防教育活动，为我乡改革发展，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抽调20个部门领导成立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完善的机构，根据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制定了具体的规章制度，使之双拥工作形成制度化、规章化，经常化、社会化。
（二）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双拥工作社会化，制度化、经常化
1、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和基地，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国防教育以学校为重点，从学生抓起，每年组织3—5次的学生在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十月国庆节到XX乡革命陈列室和烈士塔下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活动，开展植树造林等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
2、武装工作是国防后勤的战斗堡垒，抓好武装工作，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增强军民关系，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XX乡人武部每年都要进行2次以上的民兵整组训练工作，参加军事训练都在15—20天，每次参加军训人员都不低于35人左右，军事训练不仅提了民兵的整体素质，同时增强了全民的国防观念。每年的民兵训练，同时也中学生进行军训，抽调骨干到学校组织学生军事培训，灌输国防知识，学生军训，接受国防教育可达100
3、把征兵工作作为双拥活动的热潮，利用广播，电视，墙报，黑板报，宣传标语在全乡各村各寨大力宣传国防法，兵役法、兵役条例，优抚政策，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每年积极踊跃应征入伍青年都在80人左右，为我乡输送优良兵种提供了有力保证，每年超额完成征兵任务，年年受到上级表彰，20__年征兵任务7人，超额完成3人，20__年7人，超额完成5人。我乡每年送兵日都要举行庄严肃穆的送兵仪式，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敲锣打鼓，鞭炮连天欢送新兵入伍。
4、抓硬件设施，强化宣传力度，为把双拥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我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路口制作了一块永久性宣传牌，在街道处制作了三条永久性宣传标语。今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78周年建军节的到来在我乡街道张贴了数条宣传标语，把地方建设和部队建设紧密结合，增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优抚工作扎实有效，双拥工作有序开展
1、我乡有老复员军人82人，烈属8人，伤残军人2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5人，三年以来，优抚工作重点突出效果明显，在认真发放优抚对象各种定补和抚恤金的同时，认真地为优抚对象解决三难问题，三年来共解决优抚对象生活难，治病难，住房难问题共26户，扶助资金4900元，共发放定补和抚恤金元人次。
2、慰问工作有序开展，每年在元旦、春节、八一期间，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认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发放慰问品、慰问金，3年以来共走访慰问6次发放雨伞104人把，挂包101人个，雨衣99人件，棉被10人床，人民币900元。
3、座谈会严肃认真，效果明显，我乡有11个村委会每年春节在乡党委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各村委会按时召开双拥工作座谈会邀请老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优抚对象聚集一堂共讨国家大事，今年八一建军节期间XX乡党委召开了全乡双拥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乡直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各村委会主任 书记，会议邀请了县民政局其它部门领导参加，参会人员50多人。
4、优待金的收缴和发放工作，三年以来，我乡按上级部门的要求，不论面对如何困难，及时收缴优待金，在县民政局的规定时间内，足额足数地把优待金上缴到县民政局，由县民政局统筹统管，积极争取我乡现役军人家属优待金的早日兑现，三年来我乡按时兑现优待金元。
二、存在不足和今后努力方向，
1、国防教育有待于加强，双拥工作力度不大。今后应在全乡广大人民群众中加大对国防教育力度，提高双拥工作的认识，学校学生是最有宣传力度，最有传播力，应当从学校抓起开张形形的创双拥活动。
市农村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是市委、市政府在原市林业局、市园林管理局基础上于2006年合并而成。五年来对口帮扶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成都市农村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抓好扶贫困村和经济发展缓慢村对口帮扶工作的意见》(成扶发[2002]5号文件)精神，按照市扶贫办安排，我们分别负责了邛崃市油榨乡川王村、邛崃市火井镇兴福村和彭州市桂花镇高峰村的对口帮扶工作。帮助作好扶贫开发规划，帮助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发展了经济和增加了农民收入，帮助提高了村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帮助了党支部和村委会建设。通过帮扶，3个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治安状况改观了，村容村貌整洁了，社会文明和谐，年年完成人均经济增长的目标任务，受到帮扶村党员干部群众的赞扬好评。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领导高度重视
局党组和全系统干部职工对帮扶工作重视，局党组将对口帮扶工作列为局各年度专项目标任务，分工局党组成员、局领导主抓帮扶工作，落实机关具体处室抓帮扶工作。我局对帮扶单位邛崃市油榨乡川王村、邛崃市火井镇兴福村和彭州市桂花镇高峰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实地深入考察和认真研究。局党组书记、局长率领局班子先后58次带领局机关和相关处室及基层相关单位的领导共310余人次深入3个村，与该村领导共商帮扶发展计划，同村民一起探讨脱贫致富的办法等，为帮扶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帮扶措施有力
我局专门成立了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帮扶工作组织。每年初，局党组班子带领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到各村开展调研，访贫问苦活动，与该市的乡、村两级领导共同研究，进一步修订了帮扶工作措施，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按照建设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制定了大力发展种养殖业和林竹产业发展等措施，即可行又见效快。
三、帮扶五年对3个村实施项目和资金投入多
1、修建村级水泥公路和架桥。一是我局投入资金250000元，为川王村新修建一条3.5公里村级水泥公路，从此改变了该村不通公路的历史;二是支持兴福村改造修建了村级道路;三是我局投入资金15000元为兴福村二组修桥一座。
2、发展种植林竹产业。一是指导帮助3个村种巨桉共310亩;二是实施3600亩老化退化慈竹林改造建设竹源基地。兴福村、川王村、高峰村有低产慈竹林10000多亩，绝大多数为年产竹材0.8吨/亩的低效林，为此，我们先后投入资金共560000余元，开展了大规模慈竹扶壮工程，通过扶壮对比，当地干部群众看到了明显差异，扶壮后可以提高单产400公斤，亩均增收150元;三是大力发展种草养畜;四是开展培训技术指导(共310人次)。
3、帮助发展养殖业。一是发展12户养猪大户，每年每户出栏生猪100头;二是发展养羊大户;三是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共26人次)。
4、支持农民新建沼气池。已建设了农用沼气池5口，现在使用正常，群众反映良好。
5、帮助指导3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建设。一是新建川王村党支部、村委会活动中心，我局发动全局党员干部职工捐款50000元修建;二是为川王村党支部活动室购置了大彩电和VCD等设备，该村还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经常开展卡拉OK比赛和文艺演出;三是投资50000元为兴福村党支部活动室进行了改造。
6、积极开展捐赠活动。一是我局先后发动团员青年为川王村和兴福村捐科普等图书共2000余册;二是为川王村修路捐款4850元;三是为川王村捐衣服、棉被共250件(床);四是为川王村5名家庭贫困学生每人每年学费600元的支持(成都动物园);五是每年春节局领导都到帮扶村进行慰问送温暖，送去大米、面粉、腊肉、香肠和现金等。
7、文明新村建设取得成效。
四、帮扶工作的建议
1、对全市贫困村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贫困的根本原因。分为二步走，第一步：由各区(市)县组成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写出调查报告送市扶贫办。第二步：市扶贫办根据上报情况，在分别到各区(市)县、村进行核查情况，最后列出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村。
2、对贫困村进行发展项目的统一规划。
3、对贫困村的发展主要是当地党委政府和各村的能人来抓。
4、市级部门主要是帮助指导和引导，教育贫困村干部党员群众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一、问题的缘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1]。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东南沿海侨乡地区出国移民潮发展迅速,据有关学者统计,近年来,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数已达90余万,广东省海外新移民人数也有60余万[2]。其中,从迁入地分布来看,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3]。就迁出地分布而言,这些新移民的来源主要集中在沿海传统侨乡和内陆新侨乡地区,特别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县)、南平(建阳市),浙江省温州、丽水(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梅州等地农村地区海外移民现象最为显著。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代东南沿海侨乡出国移民潮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征和移民网络,并对当地农村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目前,不少学者对海外新移民的迁移动因、移民网络及其海外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但对其所引发的当地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研究尚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为个案,运用实地调查材料与相关文献资料,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乡村社会变迁进行解读与思考,以期为制定该进程的健康引导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性资料。考虑到篇幅所限,本文仅围绕经济方面的变迁展开讨论。
二、个案基本情况简介
J村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隶属于福建省福清市,这里既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侨乡,也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现象凸显的活跃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实现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数百个J村人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或地区谋生,对村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村委会记录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该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区)的新移民群体中合法定居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总人口数的1/5强。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就其周围环境而论,J村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均是当代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这种实况与浙江省温州市、丽水市(青田县),以及广东省江门市、梅州市等农村出国移民潮迁出地聚集区有着颇为一致的人文地理环境。因此,考察J村个案对于认识我国当代农村人口出国移民潮的整体社会经济效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
三、实证调查状况解析
(一)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多与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
当代农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国动机主要发端于经济原因,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始终是其主导目标。笔者在J村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被访者对于出国动机的回答均为“赚钱”和“多赚钱”的一致表白。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福建侨乡的移民潮,以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向,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4]。”根据村民的普遍反映,笔者在调查中总结发现,目前J村新移民在国外务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现出三个层次。美国是第一层次,一般月收入在2万元人民币左右;英、法、意等欧洲国家是第二层次,一般月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左右;新加坡则是第三个层次,一般月收入在7千元人民币左右。依此标准估算,这三个层次下每年每人的国外总收入依次为24万元人民币、12万元人民币和8.4万元人民币,平均为14.8万元人民币。考虑到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生活普遍节俭,以及按照村民们的普遍说法:“全村(国外)打工的70%-80%的钱都会寄回来”,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额在7、8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由于一个家庭中有时还不止一个人出国务工,所以几年下来,一个农民家庭仅靠国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财富。用村民自己的话说,“我们早就小康了。”当然,若是对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国做生意的新移民来说,百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资产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当代农村出国移民潮最显著的经济效益就是促使个体家庭收入迅速增加。个体家庭经济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体资金数额变得日益庞大,从而汇聚成一股巨额民间资金。据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计,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7万元人民币的保守标准计算,那么全村500多位新移民的侨汇总额将达到3500万元以上。不仅如此,随着村内出国人员数量的继续增多,这个数字仍有增长的趋势。如此看来,目前J村的侨汇资金流入数额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有村民反映,几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总额上亿元的说法。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但大大推进了农民生活奔小康的进程,而且还为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储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实现闲置资金向工业生产领域的转移,对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巨额民间资金的合理使用过程却并非那么顺畅。就目前状况而言,J村巨额民间侨汇资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偿还出国成本中的债务①;家庭生活消费支出②;“换代迁移”的成本资金③;经济创业投资;公益事业捐献;银行存款。其中,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庞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资金浪费,而经济创业投资的资金使用比例则明显不足。这种多元化资金流向反映出当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额侨汇资金的想法上还不成熟,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消费资金与生产资金之间的协调方面认识不足。“侨汇是国际移民将其在国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赡养家庭和其它用途的汇款,是移居者对家人的一种回报,也是移民输出国在流失大量劳动力后的一种经济补偿[5]。”合理利用这笔巨额补偿金促进新移民迁出地乡村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当前的新农村经济建设是一个新机遇,也是一种新尝试。该问题涉及侨汇的消费、储蓄和投资使用等多方面内容,其最终的合理解决尚需要各相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显著变动
在出国移民潮出现以前,J村产业结构以传统种植业和简单捕渔业为主,但由于人口多,资源少,因此传统农业发展空间不大。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随着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结构以及个人观念的日益转变,也促使J村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动。
1.第二、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局限
按照一般的经济思维逻辑,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具备充足的闲余资金时,往往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以期通过充分利用资金的价值而获得更多的收益。J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国外打拼经历使他们的见识更为广阔,他们开始在本地进行一些投资创业的尝试。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村委会的积极引导下,不少村民把侨汇资金投入到第二、三产业领域中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村委会带领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参与创办了纸箱厂、制衣厂、雕塑厂、加油站、液化站、饮食服务场所等8家个体企业,不但安排闲散劳力就业300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步伐。这是有利的一种产业结构调整趋向。由于拥有颇为雄厚的侨汇资金以及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新移民在当代J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体而言,J村现有新兴企业个体在数量与规模上还比较有限。特别是相对于村内数千万元民间侨汇资金所蕴涵的潜能而言,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还明显不够。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有投资环境薄弱的客观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围的主观因素制约。一些村干部告诉笔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村内集体兴办木具厂,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销矛盾过多而失败。80年代,部分老移民筹资兴办制衣厂,又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破产。此后,一些村民也试办过制鞋厂、碾米厂、服装厂等个体企业的尝试,但均未获较大成功。诸多失败的历史教训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阴影,使其在当地创业的热情受到限制,民间巨额侨汇资金也因此无法顺畅地实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最终也阻碍了J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发展。该问题的解决,尚需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决。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村民所言,对于目前村内产业发展规划,“村委会能力有限,市里应有统一规划、指导。否则,只有钱(侨汇资金)还是不够的。”#p#分页标题#e#
2.传统农业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1)基础环境的巨大改善
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出国移民潮兴起后,随着国外侨汇资金积累的逐渐增多,J村大部分家庭都已脱贫致富。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村委会可以放心地调整工作规划,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产业发展的基础建设中来。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努力进取,积极向侨胞、向社会、向政府争取资金,逐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近两年来,累计投入70多万元,修建了3条总长2公里的机耕路,修复了3座海堤闸门,加固了1700多米长的海堤,兴修了3条灌溉小渠,改造了270多亩低产田,同时还推广了300多亩优质龙眼、枇杷品种。另一方面,出国务工潮的兴起迅速消化了本地的剩余劳动力,使原来地少人多的矛盾得以大大缓解,并为J村耕地、山林、海滩等农业资源的统一规划与集约化经营开创了有利形势。近年来,村委会重新估量了本地山海资源价值,不但发展了传统林业与经济作物种植业,还将部分海滩资源承包给外地人发展养殖业,从而进一步深挖了当地农业资源的潜力。
(2)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首先是适龄农业劳动力的过量流失。由于当代农村出国务工群体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6],且以男性居多,从而导致迁出地村落留守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和幼龄化以及女性化的方向转变。鉴于在当前我国还未实现农业完全现代化的前提下,具有较强体力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尤其是男性青壮年依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力军。因此,这种人口结构平衡的失调必然会对J村的农业生产造成冲击。尽管适量人口出国就业对当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当适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则会对田地的有效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有学者就此指出,“由于农业和非农产业比较利益的差别,农村中大批青壮年精英出走,使农业生产者队伍整体结构弱化,这必将成为福清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隐患[7]。”其次是村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下降。与出国人员在国外获得的高额劳动报酬相比,村内原有传统农业劳动收入明显“微薄”。有学者对长乐市农村出国就业者在本地与在美国的收入做了比较,指出如以汇率计算,二者相差20至25倍,即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也在5至6倍[8]。按照J村人自己的说法,国外打工一年的收入差不多等于村内十年农业生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田地耕种的经济价值日渐失去吸引力。目前,J村的田地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由留守的家人(一般是老人或妇女)继续简单耕种;二是找亲属或他人(附近村人)代种。此外,还有极少量土地出现抛荒情况。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有些村民之所以选择继续耕种土地,主要是为了遵守政府禁止土地抛荒的政策或是因为多年的习惯使然而仍以少量生产劳动作为老人休闲活动的一种方式。这些状况反映了当地村民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日渐低落。再次是可耕地土地资源的逐渐减少。如前所述,由于村民农业生产积极性的不断下降,对田地“不怎么种”或“偶尔种一下”,再加上其他自然原因作用,从而导致村内耕地质量的降低。一位村民反映到,“如今村里田地草很多,由于临近的别人家的地荒了,我的地也就不好了。再加上山坡上雨水直接入海,海水咸缺淡水,地没法种了。”由此可见,尽快制定措施以实现可耕地资源的保护利用已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一个迫切要求。
(三)传统农村就业结构的迅速转变
农业生产劳动是J村传统就业结构的主导特征,出国移民潮兴起之后,受国外高额经济收入的利益吸引,村民在“相对失落”心态[9]的刺激下纷纷出国就业谋发展。进而引发当地农村传统就业结构迅速转变。就目前状况而言,J村就业结构主要有如下一些职业构成:出国务工(主要是在欧美等地的中餐馆或华人工厂打工,该群体是出国人员的主流)、国外经商(个别新移民在匈牙利、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地经营服装或超市生意)、农业劳动(大部分留守在家的人员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国内务工(有些未出国的年轻人往往也会前往省外或省内大城市打工)、事业单位供职(少量村民在当地乡镇、村委会或中小学工作)、国内创业(一些村民到中心城市或本地附近办厂或经商)。其中,出国务工与农业劳动两种就业方式所占比例较大,而出国务工又往往成为当地年轻村民就业的首要选择。与此相对,同样是打工,在国内就业的吸引力则大大降低,正如福清市侨联一位工作人员所言:“福清人现在观念变了,国内800-1000元的岗位都不愿干了。”由此可见,当代出国移民潮的兴起对于当地农村多元化就业结构的冲击是强烈的。笔者在调查中感觉到,J村目前日益形成一种出国谋发展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村民的观念中,出国打工行为已经成为一条致富的捷径。按照当地村民的反映,除了在国内已经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其他的年轻人一般都打算出国打工,正如村民的解释:“有工作的不出国,没工作的就要出国”,“出去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当地中学教师也反映到学校里已经有一些中学毕业生踏上了或者准备踏上出国务工的征程。近十年来,J村人口迁出规模呈现着波浪式演进的特征,虽然由于国内外出入境等政策变化而出现过短期的低潮。但总体上保持着年均数十人的规模。这种状况从量化角度反映了目前J村农民对于出国打工行为的某种“偏好”,同时也再度表明了当地就业结构向出国劳务转向的强劲趋势。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一方面,当代出国移民潮的主要动力源于当前国内与海外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差异的存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这种差异必然会逐渐缩小乃至发生反向变化。与此相应,出国移民潮的发展趋势始终存在自我停滞的潜在可能。对于这种长久隐忧,J村个别有远见的返乡新移民已经对此有所认识,一位曾在国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对笔者指出,“我们这样过去只是打工,不是用脑子赚钱,卖苦力,不是真正的出路,等过些年中国发达了,汇兑变窄,在国外就难挣到钱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尽早为此未雨绸缪,以便在这种情况来临之前作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出造成当地农村精英实力的弱化,进而也使当地产业经济发展遇到一定的人力资源限制。因此,如何合理利用出国移民潮带来的积极效应,既做到适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又能保留当地经济发展所需的必要人力资源,将成为我们必须努力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地模式；农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影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本文首先从规范法律制度方面确立农民在农村土地上的合法权益，然后探求新型的征地模式。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收益
（一）农村土地产权权利界定模糊。农村土地在承担城市保障的同时也承担着农民生活保障的任务，不仅如此还是部分城市开发建设的资金来源。我国关于征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条款中均规定除过城市土地与在农村的国营农场属国家所有的外，其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宪法》规定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禁止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农用地流转只限于农业用途。农业用地不得参与城市房地产建设，将农业用地转为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经过审批。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公共权利”的概念界定不清，建议在相关下位法修订时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与界限，以便于合法的区分哪些是公益性事业用地、哪些是经营性商业用地，严把征地审批手续。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缺位，虚位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但同时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三类：一是村农民集体；二是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权利主体多元化导致权利主体缺位，致使村委会或地方政府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引发农地非法征用、侵害农民利益事件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应在法律高度具体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
（三）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目前，我国农民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完整，仅有耕作权，部分作物受益权以及受限制的处分权。农民并没有农转非农的转让的权利以及将农地用于除农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权利、无租赁权。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被严格的限制，只准许以从事农业为用地目流转农地，农转非农尤其是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笔者认为，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使该项使用权囊括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多项权利。将权利主体、全力施行范围、权力实行对象，以及违反规定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方式等都要列明。
二、构建新型的农地征用模式
（一）构建“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用模式。主体农地征用的利益相关方有3个：政府有关部门、村民集体、开发商。
1、政府有关部门主导城市建设，是农地征用的主导力量。在二级市场中，政府与开发商在工程项目投资上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一旦两种利益失衡，社会利益就会流向经济利益。在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之后，就在法律层面认可且保障了农民合理且合法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政府主导之下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2、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且由村民委员会出面与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商讨农地开发面积与开发强度。
3、开发商主要指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提供开发方案与并垫资部分项目，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之下与村民委员会商讨具体的合作细则。
（二）征地模式的运行管理机制。在法律明确农地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依托“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地模式主体，以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征地补偿费用控制、项目进程控制为驱动力，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
（三）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内涵
1、项目进程控制。在城市开发小组的行政主导之下，由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确立项目进度责任制。由三方代办机构签订项目进度责任协议，确定交地和开工建设的最后期限，并明确在协调工作中的各自责任和义务。
2、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在确立项目后，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共同投入资金启动项目。在施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负责监督财务与工程质量，由开发商具体负责项目进度。社工完毕后进入盈利阶段，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分享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
3、征地补偿费用控制。维护征地模式良性运作的关键管理控制机制。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把开发项目所获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补偿款拨予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征地补偿费用既要包括被征地农户农作物收成的损失，也要包括土地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增值部分。既要保障农户的生活水平不变，也要考虑到农户失地后再就业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成本。于是在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主导下，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长期有效运行的征地模式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农村集体所有权与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制度必须体现在法律中。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不仅应承担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任务，而且应承担起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经济红利的任务。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