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01 15:50: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财政政策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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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字串5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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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
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债投资经济结构减税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要求，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主要是通过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拓宽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杠杆，随着改革的深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融于公共财政政策中去。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十分簿弱，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和建筑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这种状态下，增加需求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很难凑效的，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
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而且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最佳路径。其次，加大防灾、生态保护的投入，加强生态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项目社会效益好，主要靠财政投资。再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农户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应尽早启动农村教育扶贫工程。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最后，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来引导和扶持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积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第二产业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产业的投资外，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改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使其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业。这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对那些经战略性改组后有必要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继续保持独资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当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财政增量投入总是有限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政策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来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首先，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在建工程进行清理整顿，对未达标的，责令限期改造达标。其次，要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再次，要加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贷款。银监会要加强监管，中央银行要强化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严格贷款审核，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扩张的行业，要从严控制贷款。最后，要加强税收执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得越权减免税收。
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重工业化时期，此次经济的重工业化是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侧重于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种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切实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要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政府采购作为市场中最大的购买者，它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结构的合理方向流动。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政府采购，使得需求结构处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态势。目前我国房地产，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如果政府采购在一定时期内不抑制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当然，在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有计划地适量增加投资过热的产业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投资过热产业的投资产品。否则，会导致生产产品过剩，很有可能形成经济滞胀。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启动消费
连续实施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障碍。因此，近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数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继续贯彻执行企业“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选择可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四是消除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改善消费环境，启动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深化税制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行为减税，以刺激消费
当前，一般性消费品已在我国城市家庭趋于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开始向汽车、住房、教育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将减税政策与银行的消费信贷结合起来。对政府鼓励的特定消费行为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达到扩大内需，引导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
对投资行为减税，鼓励投资，特别是吸引民间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将减税与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的抵免范围。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国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应按一定比例允许抵免企业所得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装备的进步，提高其竞争力。
逐步推进增值税制改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起实行的一种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外购设备的投资越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这样就抑制了投资和设备更新及技术进步，导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使得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国外产品，税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不仅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逐步形成社会自我投资的增长机制，而且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增值税转型后，应尽快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
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费改税”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费，进一步规费收费。二是逐步从以税代费改为费税全免。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即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只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农业税。三是对农民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适当地税收减免照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参考资料
1.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讨论会综述》，《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我国公共财政除了具有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的一般特征外，如提供公共品或劳务、矫正外部效应、维持有序竞争、针对非价值性物品进行社会性规制、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还具有自己的特点。（1）政府不仅要矫正市场失灵，还要弥补市场残缺，培育和完善市场，促使经济在日臻成熟的市场中持续增长。（2）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支出财力有限，政府提供的均等化财政服务的任务相当艰巨。（3）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决定了政府必须按市场法则继续管理、经营好这部分国有企业，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我国市场尚在发育，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阶段。我国已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正处在由财政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的转型时期。制度、体制的创新成为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转型时期体制创新本身面临着种种风险，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职工分流下岗，政府机构改革，收入水平的悬殊，经济全球化下的外部冲击等等都会影响着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就客观上要求财政强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但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原有的、主要依靠过多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办法，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构建政府管理经济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应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配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这已成为政府职能转换中的首要任务。
二、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l．世界经济的约束。
随着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将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及世界性紧缩传导效应的加速，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呈现的明显过剩和紧缩特征至今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经济的降温，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下降，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这些都将影响国际市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需求，抑制国内市场价格的回升，从而进一步加大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
2．结构调整的维艰。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低档次产品过剩，高档次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转换时期。基本供给层面上的商品已经不再供不应求，而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在诸多传统产业饱和的同时，许多新产品新产业尚待开发，现行经济结构难以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正在逐渐摆脱结构调整的制度因素影响，开始加快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但当今世界技术换代不断加快，在解决现存结构问题的同时，更新更高层次的升级换代使经济结构调整成为长期性任务。
3．消费增长的滞缓。
当前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决定了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总收入不断增加，但增量部分被占人口 20％的高收入人群获取，80％的低收入居民呈相对下降趋势。低收入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增长缓慢，不能形成对消费增长率的实际贡献；高收入阶层虽然收入不断增加，但边际消费倾向低，对消费增长率贡献也不大，因此导致了总体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再加上消费者对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改革措施的预期，使居民储蓄倾向增强，消费倾向减弱。
4．投资速度的放慢。
近年来由于政府增发国债，加大了政府投资力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强。但今后一个时期投资增长与改革开放中前期比较，速度将会放慢，这是缘于：一是目前全社会投资基数较大；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利润率都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投资能力有限；三是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较低；四是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缺少必要的引导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畅；五是资本外流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与此相应的另一面，外资引进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
综合上述因素分析：我国从“短缺经济”时期过渡到“后补缺”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将会经常性地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运行中必须认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是由体制转轨和结构转移的双重因素决定的。若想从根本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
尽管如此，就宏观大势而言，我们仍持乐观态度。据世界经济组织预测，在中国结构转换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改革开放中前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进人次高速增长阶段，但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和结构转换空间较大，在未来30年，仍可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借鉴
我国 1998－2000年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经济理论源头上考察应属于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政策。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汉森的吸水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第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第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第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第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哨失而不复存在。
二是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补偿政策。即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为了减少通货膨胀因素，政府通过增收减支等政策以抑制和减少民间的过剩需求；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通货紧缩因素，政府又必须通过增支减收等政策来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谋求整个社会经济有效需求的增加。
准确的剖析，补偿政策和汲水政策虽然都是政府有意识的干预政策，但其区别也是很明显的：第一，汲水政策只是借助公共投资以补偿民间投资的减退，是医治经济萧条的处方；而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度繁荣。第二，汲水政策的实现工具只有公共投资，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包括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第三，汲水政策的公共投资不能是超额的，而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第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民间投资，而补偿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属典型的“汲水政策”，其载体是国债投资，而1999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则属于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干预的政策，其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税收、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
不论采取汲水政策还是补偿政策，其主要措施都是扩大公共投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短期表现为需求效应，而长期则表现为供给效应。
在“后短缺”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全面的供给短缺转向了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调并存。目前中国经济呈通货紧缩态势，绝非是单纯的生产能力超过市场容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微观和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既含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有供给结构问题，后者导致了供给质量不高，造成结构性积压严重，反过来又增加了需求困境，根据这一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既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不同于西方国家70年代的经济滞胀。因此，单独用凯恩斯的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或供给学派的减税等一揽子供给管理政策，均不能达到目的，应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者的需求，必须也只能通过供给调整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结构。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治理的办法在于把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压缩无效供给，发展有效供给，实现供给结构的升级换代。
四、近期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近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巩固前期政策成果，应汲取日本在扩大内需政策缺乏连续性而遭失败的教训，防止因轻易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向力度，而导致的经济再度陷入不景气现象的发生。在政策的实际执行中，要注意：
1．继续发挥国债作用，注重引导社会投资。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式，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逐步增加间接投资的比重，即采取财政参股、补贴、贴息等办法吸引民间投资。对国债的使用方向，要加快在建项目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做好“填坑补洞”的后续性工作，提高项目的使用效益；要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的投资力度；要通过贴息等方式扩大国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支持，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换代。
2．调整税收政策、激活社会投资，进行税制结构调整。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减税或增税，不同领域的税负水平将有增有减。增的部分系指当前gdp中法定税负较轻的，或现行税制应该覆盖而尚未覆盖的部分，应对其拓宽税基，适当增加税负，如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课征重税。减的部分则是gdp中税负过重的部分，如增值税的税基改革，企业所得税税前成本的足额扣除等。税制调整是适应加入wto的需要，税制改革的重点：一是实现增值税税基的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以利于鼓励投资。二是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由目前的选择性征收转向普通性征收。三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变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的现状。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扣除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此外，要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消除其对投资的抑制作用。
3．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支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地区间过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央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支持西部大开发，一方面要尽快完善合理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财政服务水平的均等化。鉴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应该采用以纵向平衡为主，纵横结合为辅的转移支付模式，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特种国债，保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生态环境等项目的圆满完成。
4．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政府的资源配置要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提高对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份额。在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面，除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国有股变现等方式外，还须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五、关于积极财政政策谈出问题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我国应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当未来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政策选择也应发生相应变化，因此要考虑适时逐步谈出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公共消费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一直很注重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但是居民消费品的发展基本上还是首先从满足私人消费品开始的。从城市居民消费来看，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8年到1985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中心，即解决吃饭与穿衣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自1985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发展与满足对现代家电与现代家具的需求为特征。由于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居民生活水平非常低，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例如粮、棉、油、肉、蛋等最基本生活品都是定量限量供给，因而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私人消费品的上述两个阶段中，市场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需求，甚至不少年份都表现为所谓的消费需求膨胀。这种强劲的私人消费品的市场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
我国城市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发展阶段后，应该继续朝着私人住宅、私人小轿车、现代私人通讯设施（即电话、电传、电脑三位一体的信息高速路）的所谓新三件的方向发展，但因为除了对现代通讯设施居民的购买力还能承受之外，对于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居民的购买力还难以承受，所以我国居民的私人消费品在经历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后，其需求急骤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正常的，因为私人住宅与私人小轿车的支付价格比较高，居民现在还难以承受，居民在经历了上述两个私人消费品发展阶段之后，需要有一个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然后才能进入新的消费阶段。
在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积累时期，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其下降必然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从而使生产增长乏力。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证总需求有效增加，从而使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需求拉动力？从消费方面看，唯一的办法是利用财政政策，加大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弥补私人消费品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在缺乏私人消费品需求拉动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增长。财政政策的这种作用是在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通过加大投资而实现的，因而称之为反周期。这种反周期作用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为它除了增加公共消费品的投资需求之外，还会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增加人们的私人消费品需求，最终会促进经济的较快发展。
从我国目前的居民消费状况来看，公共消费品的发展也确实严重滞后于私人消费品的发展，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恶化，文化教育设施落后，抗灾救灾能力低下，等等。总之，从居民消费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在大规模发展居民私人消费品之后，也应加大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因此，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与经济发展趋向相吻合的。反周期财政政策实现了刺激经济与发展经济的内在有机统一。
财政政策的这种反周期作用，往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实现的。因而人们往往担心这种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会增加财政赤字，从而从另一个方面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还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效应。因为：第一，我国目前实施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所引发起的赤字，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等方面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赤字负效应的警戒线，是属于正常性赤字。第二，我国的公共消费品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者无偿性享受的，一类是消费者有偿性享受的，而且后者的比重还不小，因此财政对公共消费品的投资有一部分最终会收回来，从而会减轻赤字的压力。第三，经济的发展是反周期性的，当经济高涨时，政府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从而会有能力弥补赤字。也就是说，财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为刺激经济而引发的赤字，会在经济高涨时期因财政收入增加而得到弥补。第四，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存在，也会为政府利用财政赤字政策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会有利于政府减轻因刺激经济而形成的赤字的压力。
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讲究科学性，尤其是要注重财政资金在投向公共消费品时的效益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财政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非盈利性的投入，因此其效益性往往不是以利润为指标，而是以社会平均投入成本为指标，即投入成本不能高于社会平均投入成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能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消费品投资的效益性。如果投资效益性差，那么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应就比较差。因此，政府不仅要根据宏观经济状况及时选择反周期的财政政策，而且还要保证财政投入资金的高效益使用，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必须制度化与法制化，坚决杜绝一切非政策性使用。
（一）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从财政政策调控看，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分别起扩张需求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但财政从根本上讲不会创造任何的需求。要创造需求、货币必须通过银行来实现。所以，贷款方式引起财政的扩张与紧缩。而从更深次看，银行有着自我的约束机制，可能自行调控扩张与紧缩来约束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是扩大需求和缩小需求的关键。
（四）在时效性方面的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时效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两种时效性不同的政策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通过经济方式介入，通过银行信贷，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政策适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对付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效应，但只适合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而货币政策适合于长期调控，在控制经济过热与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起到积极的效应。因此发挥两者的长处，协调配合，取长补短，发挥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处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财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过税收的调节，社会保障手段的介入，来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调控，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社会矛盾尖锐化，长期将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使银行以盈利为目标的贷款投向，通过信贷的投放，吸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投放，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因此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功能的长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协调配合，最终形成全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政策工具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银行配套贷款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在财政投资中，国家发行的债券和中央银行的调控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2政策时效的协调。财政效应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微观调控领域，货币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经济过热，有效调控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长效机制。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表现不足。财政政策以行政干预为手段，在拉动内需，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效应。但财政政策的不当处理，常会引起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财政政策只适合作为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长期不太适宜。3财政功能的协调。不违背银行经营的初衷基础上，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鼓励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政策给银行运营带来的信贷“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应与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规划项目以财政政策，国家投资为主。而一些开发项目、高新技术等以货币政策，银行贷款形式为主。两者协调，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使国家资源趋于合理化。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货币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宏观与中观层次。宏观层次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起到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次是指贷款政策，通过积极调整贷款数量和结构，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
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宽松的财政政策含义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是通过适度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
详细介绍如下：
宽松的财政政策：根据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来划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加强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而采取中性财政政策，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并不主动寻求刺激社会总需求。宽松的财政政策，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之间，它相对中性财政政策更为积极，而相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相对保守。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为刺激经济增长，会全面动用大规模财政赤字、增加国债、降税、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等各种手段，而宽松的财政政策仅会采取上述财政政策的部分手段，来适度刺激社会需求。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