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10 10: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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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率、人民币汇率以及中国的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08年之前若干年的热点问题之一。其间搀杂着其他的各种问题，包括贸易顺差（失衡）、外汇储备、利率政策、货币的流动性等等。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虽然有过一段时间通货紧缩的危险，但是，在各国的以注入流动性为主的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随着我国4万亿次级消费的资金进入货币市场之后，我国率先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目前，潜在的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风险已然存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所以，我们研究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1.通货膨胀与汇率的关系分析
通货膨胀被西方经济学称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其表现为国内价格持续的上涨。而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因为存在着理论和现实不符的事实。
首先，通货膨胀和汇率存在负相关关系。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通胀水平高的国家其货币必然对通胀水平低的国家的货币贬值。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有两个不足，其一在于其假设商品能被自由交易，并且不计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其二是它只适用于商品，却忽视了服务，而服务恰恰可以有非常显著的价值差距的空间。
其次，汇率取决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如上述的国际借贷说、利率平价理论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两种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广义的非特定地理区域的）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这有点类似普通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外汇市场。只不过引起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是多种的，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直接投资、证券市场融资、国际转移支付等）、利率差导致的套利行为、金融投机行为等等。
有专家认为，2007年1月～8月，欧元对美元升值大约12%左右；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有限，同时由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是的人民币本身具有升值的压力。正是人民币对外升值有限，使得对内表现为巨大的通货膨胀。
2.中国近阶段的情况较为特殊，即“货币对内贬值而对外升值”。
货币具有的购买能力也称为对内价值，相当于物价的倒数（物价越高，货币购买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国货币表示的本币价值（间接标价法）即为汇率，这也被称为货币的对外价值。理论上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应该一致。但多种主客观因素会使得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偏离，包括：
（1）外汇在外汇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并发生波动，从而导致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甚至长期和大幅度的偏离。
（2）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对内价值，从而使价值分离。
（3）利率的提高会提升货币的对内价值，会产生价值分离。
（4）在钉住及联系汇率时，被钉住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从而使钉住货币发生内外价值偏离。
（5）其他各种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机及心理因素，等等。
目前，中国国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8年6月CPI涨幅7.1%上半年GDP增长10.4%，导致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表示：虽然近两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回落，但是目前的价格水平还处在较高的位置，价格长期在高位运行，不仅影响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而且还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控制价格的过快上涨，防止通货膨胀。
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存在“双顺差”，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持续存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人民币升值正承受着国内国际的压力。在国内,随着中国出口增速下滑,出现了人民币升值放缓的呼声。海关统计显示,6月贸易顺差达213.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6%,净减少55.4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但顺差数据仍旧是今年以来月度最高,“顺差依旧巨大,国际上对人民币继续升值还是有一定压力。”
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我国流动过剩的局面日益严重，外汇占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由于持续存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不断涌入，央行由此也面临着巨大的对冲压力。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目前看来，只有对内疏导通货膨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对外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才能改善人民币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2005年7月21日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几年来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特别是0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破“6”已在市场人士预料之中。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汇率走势格外引人关注。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汇率出现小幅反向变化，但是，仍旧超过08年的值。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国内国外学者有着激烈的争论。
2006年，乔海曙、王军华在《投资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一文中用单位根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投资和通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证实了投资和通胀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2006年，王喜平在《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的Granger因果关系》一文中采用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83年～2003年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短期内外资流入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反映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的ECM对通货膨胀也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
2006年，李洪凯在《中国通货膨胀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的研究表明，包括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变动并没有在CPI中表现出来，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能成为推高我国物价水平的原因。
2007年，鲍银胜在《评论:人民币何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一文中提出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很难达到提升国际购买力的效果，反而会由于外资的涌入，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物价上涨，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的观点
2007年，武建东在《中国完全可以市场化的方式主导人民币对外汇交易的定价机制和交易体系》一文中提出可考虑将现行的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中国自主结售汇体制。
易纲(1997)、谢多(1997)、张斌(2001)、YuYongding(2001)都曾提出过类似将强制结售汇体制改为比例结售汇体制，同时提高银行的结售汇周转头寸的限额，将变周转头寸的最高限额为最低限额。或者对外资流入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防止国际收支的过度不平衡，解决或部分解决外汇占款问题的观点。
2008年，俞乔在《中国经济存在两大矛盾》一文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从金融层面来看，国民储蓄率高居不下，经济中存在极大的流动性，国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得已而转向国外购买金融资产以对冲流动性，化解通货膨胀压力；而国内大量的投资机会和社会公众又难以获得资金，内部融资需求难以满足。
2008年，马涛在《在效用损失外汇储备过多的后遗症》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外汇储备过多对政府和社会产生负效用，大规模外汇储备引发的外汇占款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同时意味着将一定量的国内资源提供给国外使用；强制结售汇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体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弱化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指出应建立适度的外汇储备存量，不宜过多持有外汇储备
2008年，巫燕玲在《结汇核查缉捕热钱单边升值预期可能将反转》中认为近期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在减弱，但热钱与人民币升值的矛盾与斗争仍在继续
三、理性思考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两者都存在着各自特有的客观因素，一方面两者也具有一定的联系：
1.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两大特殊因素引发人民币对内贬值
首先，人民币并非自由兑换货币，决定了：
（1）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仅限于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购买力的提高。
（2）人民币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汇率机制，反映真实的汇率水平
（3）在外部资金不断流入的情况下，导致了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
其次，由于人民币目前还不能与美元一样，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大宗商品、金融产品标价也不是以人民币来标价的，由此决定了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只是相对货币之间的升值行为。在美元大幅贬值、美元标价仍在国际大宗商品标价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能通过相对于美元升值的途径去抵御国际通涨压力。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只能成为国际通胀的被动接受者。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下，国际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使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而外部投机性资金出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推升资产价格，却使中国国内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并加剧了人民币虽然表面上升值，但实际购买力却相对下降，这个奇怪的经济现象。
外部资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单向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内货币资金供给增加，使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外部资金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进行投机性炒作，必将使人民币汇率、国内资产泡沫之间呈现“水涨船高”式的联动关系，进一步加大了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人民币对内实际贬值。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国内的金融稳定。
2．建议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在紧缩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政治要求，但是，我国原先所存在的内外不均衡的问题仍然不容小觑，在紧缩的环境中，处理好潜在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仍然是关系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内忧外患”笔者认为我国应首先处理好以下两方面：
首先应理顺资产价格。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将是抑制贸易顺差的有效手段。
其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汇率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境外投机资金入境的监管，这是特殊条件下抑制我国国内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
针对人民币是否应升值，不同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的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其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栖牲中国的利益。人民币绝不能迫于政治压力而升值，日本的当初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但是，人民币确实存在升值的压力，并且以最近两年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表现看，人民币升值的前景越来越清晰，人民币长期以较大幅度升值是符合经济规律并有利于实现中国更大利益的。但是，短期更适合逐步升值。
[参考资料]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答(一).中国金融,
论文关键词 汇率补贴 汇率操纵 反补贴
一、人民币汇率补贴问题概述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挥之不去且不断蔓延，这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但中国经济却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为了扭转自身的颓势，转移本国民众对本国萧条经济的注意力，不断指责人民币汇率纵，对中国出口商提供补贴，从而获得贸易上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其中，美国试图通过国内和国际法律途径采取措施，认定人民币汇率安排构成其国内法和WTO法律框架内所禁止的补贴行为。由于中美都是WTO成员国，美国若通过其本国法认定人民币汇率构成补贴进而采取反补贴措施，就需要符合WTO法律框架内的SCM协定所认定的构成补贴的法律要件。因此，归根结底，认定WTO某一成员国的贸易措施是否构成补贴，需要在WTO法律框架内加以界定。
由于一国汇率政策的调整除涉及该国主权问题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IMF协定）。西方国家需要证明中国的汇率政策违背了IMF协定下的相关义务来认定人民币汇率被人为操纵。而IMF协定对汇率操纵进行的明确的界定：汇率操纵是指IMF成员国实施了对汇率水平具有实际影响的政策从而造成汇率低估的严重偏差，以扩大净出口。西方国家指出人民币汇率纵的具体法律依据是IMF协定的第4条第1款第3项。该项指出，IMF成员国不得通过操纵汇率或本国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的调整，获得对其他成员国在贸易上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汇率补贴分别涉及WTO与IMF这两大国际组织在此问题上各自的管辖权，这一问题既涉及贸易补贴又涉及汇率制度的安排，因此需要进一步协调二者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对此，WTO与IMF提出了在货币措施与贸易措施有交叉情况出现时二者的协调机制，这包括报告机制和磋商机制。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IMF自成立之初就采取尽量减少救济措施的政策，此外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要远比IMF强硬，这使得西方国家更偏向于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汇率补贴问题。
二、结合SCM协定分析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合法性
西方国家欲通过国际贸易法途径解决即WTO法律途径解决汇率补贴问题，就需分析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否符合WTO法律框架内SCM协定认定补贴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SCM协定对补贴做出了定义，如果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或价格支持，并且因此授予了利益，则认定存在补贴。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一项补贴需要满足以下要件：（1）政府提供了财政资助；（2）授予了利益。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要件，才能认定补贴的成立。在满足补贴要件的同时，还需要证明补贴具有专项性，具有专项性的补贴行为才受到SCM协定的约束。那么，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否构成WTO所禁止的补贴，就需要结合SCM协定认定的补贴要件进行分析。
摘要：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的贬值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会刺激资本流入增加、加大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有效汇率，经济增长，影响路径
2005年7月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的间接浮动汇率体制转变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浮动汇率机制，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管制取消，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也逐步放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通过改变我国贸易条件直接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与幅度，取决于进出口数量对进出口价格的弹性以及进出口价值增速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还通过影响资本流入、改变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等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进口产品占国内需求比重的提升，导致进口价格对我国物价的影响不断提高。
一、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自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各国的汇率制度呈多样化发展趋势，概括起来可分为浮动汇率和盯住汇率两大类。由于众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重要经济大国实行独立浮动汇率，盯住汇率制度－－无论是盯住单一货币，还是盯住一揽子货币，抑或根据一组指数调整汇率，其名义汇率是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但从全球角度看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浮动汇率安排：只要被盯住货币汇率发生波动，实行盯住汇率国家的名义汇率即使不变，但相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也随之改变。
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的假定前提下，对盯住汇率安排下汇率贬值或货币价值低估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1997）。他们的分析结论是，币值低估会导致盯住汇率安排下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最终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变得贫穷，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具体传导过程是：
在初始均衡状态下，M＝EP*Q／V（I），且W／P＝M／P＋B／P＋B／P，P＝EP，I＝I。这里M为货币供给，E为实际汇率，P为被盯住货币国家价格，Q为本国实际产出，V（I）为货币周转次数，I为本国利率，I为被盯住货币国家利率，W为国内私人部门金融财富，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国内生息资产，B为国内私人部门持有的外国生息资产。
在P、Q、V（I）不变的条件下，货币贬值或实际汇率E提高会立即引致M增加，出现超额货币需求。私人部门为满足货币需求，只有出售外国生息资产B；而中央银行为维护新的汇率稳定，必须购买私人部门抛售的外国生息资产、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加又会导致本国价格的上涨。这一过程直到“货币供给按与货币贬值及由此导致的本国价格上升相同的比例增加时”，才会结束。此时私人部门的超额货币需求得到满足，但结果是中央银行储备增加、私人部门财富缩水，货币贬值类似于征税。
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的理论是在严格假定前提条件下的简单理论抽象，与现实经济运行存在很大差距，其结论自然与现实经济运行结果存在很大偏差：（1）理论模型的前提是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购买力平价。事实上，多数国家或地区对资本流动均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各国货币购买力存在很大差别。（2）理论模型隐含的前提是市场迅速“出清”。事实上，即使资本能够完全自由流动，现实经济中市场“出清”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我们将汇率波动对产出影响、资本管制和央行调控能力等因素纳入模型考虑后，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改变为：Y＝PQ＝C＋IV＋EX－IM，M＝EPQ／V（I），EX＝EXQEXP，IM＝IMQIMP，且W／P＝M／P＋B／P＋B／P＝Y／P－G／P，P＝EP，I＝I。其中Y、C、IV、EX、EXQ、EXP、IM、IMQ、IMP、G分别为名义产出、消费、投资、出口价值、出口数量、出口价格、进口价值、进口数量、进口价格和政府资产。
在修正后的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模型框架下，盯住汇率制度安排下名义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发生重大改变，名义汇率的贬值最终会引致国内产出和私人部门财富的增加，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取决于央行的调控能力：（1）名义汇率的贬值首先将改变贸易条件，即降低出口价格、提高进口价格，刺激出口数量增加、减少进口数量，只要出口数量的增加超过出口价格的降幅、进口数量的降幅超过进口价格的升幅，本国产出将扩大。（2）贸易状况的改善将扩大贸易顺差，在资本管制情景下，中央银行为维护名义汇率稳定，必须购买贸易顺差增加引致的外汇供给，导致本国货币供给增加，形成超额货币供给。
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分析
2005年7月份以前我国实行盯住美元、外汇和资本流动严格管制的汇率制度，2005年7月份以后我国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经常项目外汇管制取消、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在人民币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修正后杰弗里·萨克斯和费利普·拉雷恩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修正后模型的结论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更为一致。根据修正后的理论模型框架，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同样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渠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影响。
论文摘要：东亚金融危机凸现了该地区汇率制度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法探讨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的最优选择，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分析显示在短期，和共同钉住货币篮相比，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更能提高各国的福利。从长期来看，在各自钉住的基础上实现共同钉住货币篮，建立区域性汇率安排和协调机制是东亚各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国际贸易战略和经济结构调性的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保持了财政收支平衡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3)称之为东亚奇迹”。然而，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遭受巨大的冲击，危机的严重性和传染性暴露出该地区原有货币金融体制的缺陷，突出表现为汇率制度的不匹配以及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经济体选择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Peg to the Dollar)，包括中国、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台湾等，虽然他们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异，但在实际操作中都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汇率制，McKinnon （2001)采用弗兰克尔和魏(Frankel and We， 1994)的模型，引入争外部”货币作为计值货币来测算东亚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变动，检验结果表明危机前各经济体的货币都紧密地钉住美元，亚洲各国政府以每日为基础保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稳定。 Kaw-ai and lkivama（2 000)通过统计资料说明在危机前的一段时期，亚洲的货币汇率随着一个或其他主导货币（大部分指美元)的变动而变化。危机期间，东亚各国纷纷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然而Barry L;ichengreen and RicardoHausmann （1999）提出的原罪”假说original Sin Hypothesis表明当国内货币无法用于国外借贷或长期借贷的原罪”状态存在时，国内投资币种错配和期限错配无法避免的，一旦出现汇率波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就必然要承担风险。因此危机过后，东亚各经济体又相继的恢复了较前宽松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浮动恐惧”（Calvo and Reinhart，2002）表明东亚经济体选择钉住美元以稳定汇率的政策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也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世界美元本位货币制度的一种理性反应。
究竟何种汇率制度更能刺激东亚国家经济的增长，或者说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应如何安排实现最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综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分成4类：1认为东亚应该实行“舍中间、取两极”的汇率制度，即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或固定汇率制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2选择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Mckinnon（2000）认为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应恢复某种形式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他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得出以美元作为名义锚可以比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更好的维持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稳定性。#钉住货币篮子。Rajan（2000）认为钉住货币篮子制度与浮动汇率相比能降低名义汇率的过度波动，与货币局制度相比，还能更为有效的降低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有利于贸易结构多元化的东亚国家。Williamson（2000）的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建议，实际上是把美元、日元和欧元作为共同钉住目标的汇率制度。每个成员国对这一揽子货币都有一个中心平价，并且维持本国汇率在此中心平价的一个固定范围内浮动。4日元区方案。日元区方案以日元为主导货币，实行钉住或目标区汇率制度。Kawai和AKiyama（2000）提出增加日元在货币篮中的比重，Kwan(2001)则生动的讨论了东亚日元区的可能性。但日元区方案能否实施不但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取决于日本政府的政治态度。就目前来看，实现难度较大。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探讨东亚各经济体的最优汇率安排，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只有进行货币合作，改革汇率制度，才能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并真正创造出保障经济长期稳定成长的货币环境。
一、东亚经济体汇率选择的博弈分析
在东亚相机抉择型政策协调机制下，缺乏制度化的汇率协调机制，双边汇率的频繁波动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通过模型分析也发现，在短期，各国实行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的政策（非合作博弈）可以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而在长期，各国共同钉住货币篮子（合作博弈）是东亚各国的必然选择。因此，先缩小双边汇率波动幅度，再向共同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发展，是较为合理的汇率制度改革方向，也应该是东亚经济体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
本文借鉴Natacha Gilson Marecel Gerard的成本函数框架，通过计算合作与非合作两种情况下的最小支付成本，来考量东亚经济体汇率的最优安排。假设X国的最小成本函数为Y：
其中:Cx表示以贸易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Ix表示以外债权数加总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d为一国政府为稳定汇率所支付的固定成本;w反映出汇率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外债途径影响政府的支付函数，在这里我们假定各国的w值相同。
假设一经济体有A，B两个国家(x=A，B，同时假定货币篮子币种为美元、日元、欧元〔i=$，J、M、B，) u，是i、 x两国的双边贸易占x国的总贸易的权重，vi是在‘国的总外债中，以i种货币计值的外债占总外债的权重， evi表示以对数形式表示的双边汇率。假设:x=A，以A国为例，得到A国的贸易加权实际汇率Ca‘和外债加权实际汇率La:
1.非合作博弈解
在非合作状况下，两国都追求自身的支付成本最小化，也就是两国根据各自的经济环境分别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根据最优化理论，对每个国家的支付函数分别求一阶导数并使其等于零，就可以求出均衡解e’。由于美元、欧元、日元在东亚各国的外债货币构成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假设V$+Vj+Vm =1，同时令Ux+Uj+Um=f，则可求得均衡时，可得均衡状态下的支付成本为:
2.合作博弃解
在合作状态下，两国追求的是两国成本函数之和的最小化，也就是从两国整体福利出发，共同钉住货币篮子，这种选择可以表述为:
比较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两种情况下支付成本的大小，可得Y0>Yx，即L0>Lx。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各国在贸易和外债上存在差异性，与各自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相比，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成本较高，因此，目前采取}l-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井不适合，无法促进东亚地区整体福利的提高，独立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安排是目前状况下的最佳选择。
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采取独立钉住货币篮子制度，要求大国间汇率水平与国际资本流动保持相对稳定。这样一国货雨当局才能有效协调汇率目标与国内政策目标。市场参与者才有条件检验政府对汇率制度的承诺是否兑现，制度信誉才得以确立。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案例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种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各国虽然在名义上放弃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却实现了整个区域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各成员国的福利水平通过区域范围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加以改善。因此，加强东亚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由独立钉住货币篮一子向钉住共同货币篮子迈进，建立区域性的汇率安排和汇率协调机制，是东亚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结语
IMF曾经在1997年提出厂汇率制度选择的指导性意见.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开放度、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外汇储备、与贸易伙伴的融合意愿等等。用表中的指标对东亚经济体进行综合评价，东亚各地区的贸易地理分布相对集中，产品与出口结构的多样性较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因此，并不适合选择弹性汇率制，而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才是其最优的选择，这一点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有力地说明。通过博弈模型分析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目前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和债务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过早地进行货币合作反而会加大支付成本。因而，采取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政策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东亚各经济体差异性的逐渐缩小.进一步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最优汇率安排的实现需要分成几个层次:第一，要逐步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与预警系统，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稳定;其次，增强相互监督意识，建立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再次，在独立钉住的基础上建立次区域的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再建立区域内钉住共同货币篮子，构建统一的汇率协调机制;最后向区域内固定汇率制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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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晓，丁一兵，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J].世界经济，2002(11).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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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历史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关键字：船舶融资 风险 风险防范
船舶融资租赁业务是一种融物与融资相结合的特殊金融业务， 不但具有一般金融风险的特征， 而且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的风险特征。以下简单介绍几种船舶融资租赁的风险。
一、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一般是指由于利率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金融风险。船舶融资租赁的租期一般都比较长，在这个租期中，利率市场可能会经历一个甚至几个波动周期，造成融资的资本随利率的波动而波动。而在融资租赁交易中，船舶融资的资本是由出租人负责向第三人筹集，通常是向银行贷款，当融资租赁的租金率固定时，利率的频繁变动必然会导致某一方当事人利益受损，从而对出租人而言出现较大的贷款利率风险。
二、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 是指船舶融资租赁主体在融资租赁的过程中， 以外币定值或衡量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以及未来经营活动可望形成的现金流的本币价值， 因有关货币汇率的上下波动而产生损益的可能性。
随着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以后，国际会融市场开始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中央银行不再承担维护汇率稳定的义务，本币的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来自行决定，国际上几种主要货币如同元、美元、马克之间时刻都在剧烈的上下浮动中。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以后，国际金融局势更加不稳定，外汇市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国际船舶融资租赁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尤其目前人民币处于升值期，国内的造船厂为了避免汇兑损失，纷纷要求国外船东用人民币来支付造船款，而事实上，现在大多数的国际航运公司其运费都以美元为支付单位，这就给许多船东造成了汇兑的不便。并且由于浮动汇率制下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货币价格变化无常，如果出租人是从国外银行取得的贷款来为承租人融资，由于贷款取得的时间与偿还时间是不一致的，以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币种不同，出租人就将面临着汇率在此期间波动带来的损失风险。
三、船舶优先权风险
船舶优先权是指某些法定的海事请求人向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请求，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船舶优先权是海商法上特设的法定担保物权，其具有秘密性、优先性、不灭性、法定性等， 从而给船舶融资租赁活动带来了特殊风险， 如在船舶融资租赁中， 由于船舶经营完全处于承租人的占有和控制之下， 所以船舶优先权的产生对出租人来说具有隐秘性， 即只要有相应的海事债权发生， 则这种担保物权就相应产生而无需公示， 且船舶优先权不仅优先于一般债权， 而且优先于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而受清偿。另外， 船舶优先权产生后， 即依附于产生优先权的船舶， 并随船舶转移， 除非船舶本身灭失或被法院强制拍卖才消失， 这就大大增大了出租人实现债权利益的风险。
四、船舶留置权风险
我国《海商法》第25条第2款规定："船舶留置权是指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依约履行合同时，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证造船费用和修船费用得以偿还的权利"。可以看出， 《海商法》并没有规定船舶留置权的对象必须是债务人所有的船舶，只要该船舶是处于承租人的占有之中，便可对其行使船舶留置权。因此在船舶融资租赁中，倘若承租人不支付船舶的维修费用，则船舶就面临着成为船厂行使留置权的对象的可能，从而给出租人的利益带来风险。可见，船舶留置权的规定使得船舶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与其他一般动产设备融资租赁的出租人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
船舶融资租赁中的各种风险， 尽管不可能绝对避免， 但基本可以事先防范， 关键是当事人必须清楚意识到这些风险的存在， 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处理。
一、利率风险的防范
一是保持租金率的计算方式与贷款利率的计算方式的一致性。即当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是固定的租金率，借款时也应当以固定利率借入。这样就可以使租赁公司以预定利息来计算贷款利息。反之，如果租赁合同中约定的是可以随市场利率变化而加以适当调整的租金率，那么租赁公司在借款时也应当以相应的浮动利率来借入贷款。
二是利用货币调换。货币调换是指有互补需要的双方，将以不同货币为单位的债务或投资进行互利的交换。
二、汇率风险的防范
一是采取同种货币结算。汇率风险是在两种不同货币交换时才产生的，因此，如果承租双方在融资租赁过程中使用同种货币，则不会涉及到防范汇率风险的问题。这是一种最简单而有效地防范汇率的方法。
二是利用远期外汇买卖或者掉期交易。利用远期外汇买卖即若合同预定的承租人支付租金的的货币与其所要偿还的贷款货币不一致，那么其可以通过远期外汇买卖来取得所需要的货币，由于远期外汇买卖都是中长期交易，而船舶融资租赁的租赁期限一般都比较长，则出租人就可以根据租金支付同期通过多次远期外汇买卖来规避汇率风险，或者出租人也可以采取掉期交易这种方式来规避汇率风险，即在卖出一笔即期外汇的同时买入同样数额的远期外汇，或反之在买进即期外汇的同时，卖出同样数额的远期外汇，这样由于交易的相反方向就可以在相应的交割同中以相应的汇率成交，使损失与收益相抵消或者将损失降至最小。
三、船舶优先权风险的防范
一是在合同中约定保证金。出租人可以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设定保证金条款，规定承租人有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的义务，并约定一旦租赁船舶产生船舶优先权致使船舶被法院司法扣押时，出租人有权使用保证金优先支付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债权，不足部分由承租人承担或者出租人保留追偿权，如果在支付完之后保证金仍有剩余则可用来冲抵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租金债权。
二是以船东身份加入船东互保协会。出租人以船东身份加入船东互保协会成为入会船，将入会费用以及保险费等作为成本分摊在租金中由承租人承担。由于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海事请求、赔偿请求都是在船东互保协会保险条款的承保范围之内。所以出租人可以通过加入船东互保协会来规避这种风险。
四、船舶留置权风险的防范
一是加强对承租人使用船舶情况的监督。出租人为防范此种风险必须要做到对承租人使用船舶情况的及时监督，全面掌握承租人修船、船检的相关情况及费用结算的情况。
二是要求承租人事先提供一定得履约担保。如出租人可以与承租人在合同中根据具体实际情况与承租人在合同设定保证条款，要求承租人以遇预先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的方式等来做出履约担保。
当前，中国的船舶融资租赁正处于起步阶段，并缺乏对船舶融资租赁交易系统的法律规定，与发达国家相比，不论是在经验上还是在专业水平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只有深入了解、研究借鉴国际立法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制度，同时，航运业应逐步提高自身的资信度和风险防范意识，才能有效的规避船舶融资租赁各当事方所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东跃 融资租赁风险管理[M]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2]曾垣，徐琼 针对金融租赁利率风险特性的管理方法 浙江金融 2005年 第3卷
[3]杨荣波，杜力夫 论国际船舶融资租赁的商业风险及利益保障 世界海运 2004年 第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