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23 07:43: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纤维艺术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选取我院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收治的脑肿瘤患者44例为研究对象，男性24例，女性20例，年龄在56-76岁之间，病程在1周-12年之间，肿瘤最大直径在1-5cm之间的有例，5-10cm之间的例，超过10cm的例。其中幕上肿瘤11例，幕下肿瘤13例，脑膜瘤8例，脑胶质瘤6例，垂体5瘤，小脑囊性血管网织细胞瘤1例。所有患者均经过CT、MRI辅助检查，结合临床主要表现明确诊断。
2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实施显微外科手术进行处理，采用德国“Moller”手术显微镜，调整放大倍数为4-16倍。患者进行全身静脉麻醉，根据肿瘤所处位置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入路途径；开颅后上手术显微镜，先打开脑裂蛛网膜或者脑池，尽量放出脑脊液，促使脑组织的回缩，使肿瘤充分暴露，避免牵拉正常脑组织；进行手术，再显微镜下辨认并分离肿瘤，进而切除，操作过程中注意避免损伤重要的血管神经，尽最大可能保护正常脑组织；对于较大肿瘤或功能区肿瘤应进行分段切除，直至切除整个肿瘤。
3结果
所有44例患者中，行肿瘤全切除患者32例，其中26例患者症状消失，预后良好，6例患者症状缓解；行肿瘤次全切除患者8例，4例活检。随访3年，1例脑膜瘤术后2年复发，转上级医院手术后治愈；2例恶性母细胞瘤术后3月复发，后死亡；4例胶质瘤术后1年内死亡。
4讨论
脑肿瘤是神经系统常见病，其较高的致死率、致残率，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颅内肿瘤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患者的预后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对于脑肿瘤，应事先明确脑肿瘤诊断，与寄生虫、血肿及炎症等相鉴别；其次明确肿瘤大小、部位、性质及其周边结构情况。注意手术前的评估，对于患者术前准备、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术后处理均有着重要的作用[2]。目前显微外科手术是常见的处理脑肿瘤的手术方式。传统在肉眼下进行手术，对于一些脑底部、较深部位的肿瘤，操作困难，手术疗效不佳，导致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显微外科技术的应用，能使得部分肿瘤全切除率提高，明显降低致残率、病死率。
4.1显微手术能提高肿瘤的全切除率
显微外科手术，主要是指在手术中利用显微镜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清晰显示较深部位以及重要功能区的病变及周边组织，使得肿瘤的切除范围较为彻底。本文患者中2例脑胶质瘤，采用显微外科手术实施肿瘤全切除，术后恢复良好，复查CT示肿瘤病灶消失。脑胶质瘤利用显微外科手术也能取得良好的近期疗效，达到临床治愈。本文中的垂体瘤、内侧型蝶骨嵴脑膜瘤及鞍结节脑膜瘤均进行显微镜下肿瘤全切除术，手术后患者恢复良好，随访预后较佳。诸如此种位置较深的鞍区肿瘤的手术，周边有视神经、脑底动脉环、下丘脑及垂体柄等重要的神经、血管及组织，传统的治疗方法难以实施肿瘤全切术，不能根治肿瘤且容易损伤脑组织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显微外科手术因充分利用了显微镜的照明及放大作用，清晰辨认肿瘤及其周边组织结构，在良好的手术视野中分离并切除肿瘤组织，即使在较深窄的区域亦能完全地切除肿瘤，明显提高了肿瘤全切除率，且减少了手术出血的发生。
4.2显微手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副损伤
目前脑肿瘤的诊断技术较为发达，影像检测技术的发展明确了脑肿瘤的部位、大小、性质以及其周边组织情况。神经外科医生充分掌握了肿瘤的情况，应尽最大可能减少手术副损伤。传统的肉眼手术，深部病灶手术视野清晰度较差，与周边的组织结构不清，手术操作时极易产生误伤，损伤脑部重要的组织结构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显微外科手术，充分利用显微镜的放大及照明效果，放大手术视野，充分清晰地暴露重要组织、血管及神经。即使手术的区域较狭小，仍然能够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操作。掌握熟练的操作技术，细心分离切除组织结构，对于出现的微小出血，能及时发觉并实施电凝止血，从而减少手术的副损伤。此外,脑自动牵开器的应用,避免了手持脑压板暴露病变时力量不均匀,不能持久的缺点,对病灶的显露及减少损伤发挥了重要作用。显微手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副损伤,从而减少并发症,降低致残率及病死率。
4.3脑肿瘤手术治疗注意事项
在围手术期内，应口服糖皮质激素及钙离子拮抗剂，利于术后消除水肿、减少血管痉挛的发生。此外，应用抗癫痫发作药物，避免术后诱发癫痫，加重病情，不利于患者恢复。
关键词:现代艺术;广告设计文化;视觉现代性
国内设计史家王受之先生在《世界现代面设计史1800-1998》中把现代主义艺术对现代平面设计从观念价值、意识形态到设计艺术语言的影响置入一个决定性的地位,并把这些影响精确地归结为:“立体主义的形式、未来主义的思想观念、达达主义的版面编排、超现实主义对于版面和插图的影响.
它们或是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现代平面设计的营养,或是在形式上提供了改革的借鉴,对现代平面设计总体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1]142的确,现代主义绘画带来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语汇的现代转折,从而深深地影响了平面视觉形态的变化,然而在他的论述中似乎忽视了另一股以俄国构成主义和荷兰风格派为主的更为前卫的现代艺术精神的力量,正是他们对艺术形式的更为持久和深入探寻,成为塑造现代主义艺术设计语言特征的重要力量之一,并最终促成了现代平面设计现代性内涵的定型,以广告设计为代表的平面设计也在这个转折中走向具有现代性质的审美风尚和视觉形态。本文正是以此为基点展开论述.
一、构成主义的视觉语言创新
俄国构成主义设计运动在艺术上也称为“至上主义”,是一场具有前卫精神的艺术运动和设计运动。它们在起源上具有相似性,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理念,这个理念阐述重点落实在了对艺术形式的革命性认识:视觉艺术的某一要素,如线条、色彩、形式都具有其自身的表现力,从而独立于世界表象的任何关系之外,这无疑突破了西方绘画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传统理念———形式因素只能是再现性绘画造型的基本手段。马列维奇(K.Malevich)、加伯(Gabo)、利西斯基(E.Lissitzky)、克利(Klee)等人,他们把最新奇的抽象艺术带入构成主义体系中来。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艺术,尤其是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雕塑的几何造型和构成形式,对二维艺术设计和建筑空间设计有很大参考价值。构成主义对平面设计语言的贡献主要在于:平面视觉图形进一步向更加简单化和立体化的方向转化.
(立体主义的理性化、绝对化和逻辑化)虽然,构成主义艺术大师们的视觉探索往往来自于艺术表现的基本动机和具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内涵,但是,构成主义的平面结构的理性处理、次序感最终奠定了现代版面设计系统的基本模式.
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认为平面视觉元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设计是为无产阶级和政治服务的。构成主义认为应该抛弃表现主义的方式而转向理性主义。在视觉形式上它是未来主义与立体主义的一种综合,但是在意识形态内涵上却是艺术家和设计师为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寻找视觉风格的积.
和设计哲学说明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复杂性质,而至上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精神内容和意识形态立场和构成主义出现了分歧,它并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主张形式语言探索的第一价值。其构成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维奇(K.Malevich)崇尚至上主义的艺术观。他否认艺术上的实用主义的功能性和绘画的再现性,主张探索绝对的至上的形式构成,甚至把艺术经验凝结为单纯的色彩要素的感觉效果。因此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艺术创作往往表现出立体主义的结构、简单的几何形式以及鲜明的色彩对比,形式探索和组合成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核心。这种视觉哲学直接催生出日后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重视图形的视觉风格。同时与之理念相同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形式语言的探索,但是这种纯粹视觉形式的探索虽然没有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耐人寻味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精神动机。康定斯基的形式探索在现代主义设计教育中心———包豪斯的基础课程中发扬光大,影响所及几乎遍布每一个深受包豪斯熏染的现代主义风格设计师的造型语言和视觉形态之中.
构成主义的形式语言探索有鲜明的艺术主张和理论基础,1922年亚历克赛•甘(AlekseiGan)在《构成主义宣言》中不仅阐述了构成主义明确的意识形态追求,更为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构成主义视觉语言创造的三个基本原则:技术、肌理和构成。技术是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肌理是对现代材料的了解,构成就是视觉元素的组织规律。这三个原则深深地渗透在了这个设计家群体几乎所有的设计类型之中。利西斯基(E.Lissitzky)是构成主义的集大成者,被视为现代主义平面设计风格的创始人,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现代版面的理性基础的探索和广泛采用摄影拼贴。利西斯基安排视觉元素的出发点是结构,清晰的结构本来源于建筑设计现代视觉形态和技术要求的基本标准。然而,在利西斯基之后结构的展示成为平面视觉形态的基本面貌。在构成主义另一位重要人物罗钦科(AlexanderRodchenko)的平面视觉形态创造中仍然是将平面元素组织为清晰的结构,只是字体更为粗壮,图形更为几何化,线条更为抽象,对比和视觉规律、视觉流程一目了然.
二、荷兰风格派运动的理性视觉编排
荷兰风格派运动是立基于立体主义的理性化视。(Mondrian)、杜斯伯格(Doesburg)等风格派画家的绘画探索创造出纯粹抽象、高度简单的几何组合。这是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觉方式使然。这种视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纵横两种基本结构组成,红、黄、蓝是构成世界的三种基本色彩;所谓艺术真实在于从有机的运动过程中寻找理性的平衡,这也是视觉艺术的灵魂与核心追求。这种艺术观进而影响到对平面版面编排风格,出现视觉元素的高度抽象和理性化编排模式,强调纵横编排的理性逻辑次序和简单的色彩计划。这种视觉哲学还认为:立体主义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而延伸为真正的视觉艺术,即通过有机运动、在对抗中而达到高度的平衡与和谐。这个对抗于平衡的中介点对人类来说意义非凡,也是所有视觉形态的意义和价值所在。1925年包豪斯平面设计大师拉兹罗•莫霍伊—纳吉(LaszloMoholy-Nagy)与风格派大师西奥•凡•杜斯伯格(TheoVanDoesburg)合作出版《新格式塔的基本观念》就是这种新的视觉方式和设计理念的理论集成。荷兰风格派是视觉语言现代性表述和现代转折的界碑和中坚力量,从绘画而至现代设计的所有领域都受到构成主义视觉哲学的影响和渗透:绘画、雕塑、建筑、家具、工业产品的设计无所不包。它们的视觉形态完全摆脱装饰动机,被抽象出丰富的几何单体元素,这些元素的组合、视觉流程和结构清晰,在色彩计划上原色和中间色广泛应用。这些视觉理念没有被封存在形而上学的乌托邦之中,尤其在广告设计领域广泛传播、发扬光大。这种影响在西方视觉语言创造中已经成为一种千丝万缕的文化基因至今挥之不去,共同塑造着当代视觉环境和视觉形态的文化表述.
三、传播与意义:广告设计文化功能的显现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公平；地方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平性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本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来，有关财产税税收归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产税税收公平的研究文献大体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分别在实证文献中得到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产税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应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产税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文献，一方面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国内物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论”与财产税税收公平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态度，tiebout模型改变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模式。尽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财产税“受益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产税的“受益论”观点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这种观点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够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产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服务的支出，从而也使财产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点在局部均衡框架内分析税收归宿，认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财产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要两个核心理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保证财产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够充分体现到住房价值中。大量关于分区制的理论文献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对于地方服务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价格弹性，而收入与价格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分类选择提供了可能。显然，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事实上，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计划的分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通过地方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情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论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法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别；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究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终决定者；randau holcombe总结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合适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问题要求房屋购买者比较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税收收入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表明预算开支增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地方财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对地方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地方公共事件的影响都会非常准确地体现在房屋价值上。
二、财产税“新论”与税收公平
与财产税“受益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财产税“新论”，这一观点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mieszkowski通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地方财产税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完全没有弹性，研究表明，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产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担的税赋也多，所以财产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点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回报也得到了考虑。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产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了房屋价格；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流入地的土地与工资价格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产税的消费税效应。然而，就经济总体而言，财产税“新论”认为相对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产税“新论”同样也依托两个核心假设：一是资本可以因为不同地区间税率的差异而自由流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设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设的经验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财产税“新论”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一种应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经验验证。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认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对流动资本征税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同 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如果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此时财产税税率为零。如果人头税的使用存在限制，则财产税融资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的公共服务会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策略，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税的使用。
brueckner对这种简单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根据其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仍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一般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考虑生产结构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财产税降低了地方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产生。不过，如果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服务数量不足的问题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际服务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可能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因为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低水平提供的传统理论都遵循了一些相当严格的假设，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等。而事实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因此，关于财产税税收竞争的最新理论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地方公共服务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产生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结果。luc noi-set将税收输出分析融入到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中，放弃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区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势力。结果表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获得垄断租金，从而通过税收输出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导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 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同地区(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区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区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导致地区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如果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加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增加。
四、财产税改革、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平
美国财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公平要求，也与财产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美国财产税的改革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古老的税收限制形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率进行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愿意为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承担纳税义务，第一次财产税革命发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通过税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对地方财产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通过标志着现代财产税税收革命的开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现代财产税限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产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的措施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财产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减少财产税的要求；三是从财产税过渡到对使用者收费的要求。
对于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产税限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税限制减少了财产税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简单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只生产一种公共产品的情况。假定地方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如果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定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要素价格。显然，如果支付函数与生产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然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表明税收限制会导致地方政府削减服务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纵选民的能力加以解释，即如果一单位税收削减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过地方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除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产税限制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认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可能是导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师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师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购置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税改革，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收入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明显，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要市场价格的增长快于再评估限制，以购置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导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财产税。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收入作为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对财政收入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具体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