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07 23:15:0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海外直接投资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从1979年第一家境外合资企业“京和股份有限公司”至今，中国内地企业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合作，境外中资企业已超过1.7万家。“十一五”时期，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和“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取得跨越式发展。规模和速度快速增长，业务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年均增长均超过30%（见表1）。
截至2011年底，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220亿美元。去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达到1034亿美元，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35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8%。商务部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多元化，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继续增强，一批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初具规模，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
（二）投资领域聚集度高、投资区域广泛 从投资额来看，截止到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第三产业投资占到76.5%，第二产业投资额仅为22.7%，第一产业投资不足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而且可以看出这样的行业投资结构几年来变化不大。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注：根据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得来
从国家看，香港依旧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首选地区，流量达385.05亿美元，占2010年流量的56%，行业则涵盖上述主要海外投资行业。其次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卢森堡、澳大利亚、瑞典、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从地区看，对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的投资增长速度依旧很快，2010年对非洲的投资增长幅度较大，较2009年增长40%。而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大洋洲和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而从国内看，地方对外投资活跃，浙江、辽宁、山东省名列前茅。西部地区增幅较大。
数据来源：商务部经济合作司。
（三）投资主体多元化 中国对外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雄厚实力的名企，这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在内担当了海外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见表4）。而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多。在江苏、辽宁等一些地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据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领域，民营企业也已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与不断高涨的海外投资热情相对应的是，许多民营企业面临融资难、信息不透明等难题。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增加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受到的约束过多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一）政治、政策及法律风险 由于中国的社会体制的特殊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在政治上防范我国，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也容易带有色眼镜，经常以安全为由干预我国企业的正常商业投资行为。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境外投资的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东道国政策、法律不连续也会限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发展空间和利润。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这些对我国境外投资企业都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二）缺乏健全的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我国海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尽合理，财务预算制度尚未建立，投资决策不科学，财务报告制度、分析制度及内部审计制度不健全；民营企业决策易粗糙草率；国有企业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亏损5.5亿美元的案例以及2008年中信泰富亏损146.32亿港元的案例，充分说明我国有些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政府未发挥应有作用，我国尚无有效的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第三，风险防范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工作上缺乏系统性。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一不可忽视的风险，因为各国总是要存在着语言上的差异、上的差异、民俗习惯上的差异等文化差异，而文化背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它是历史的沉淀，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海外投资企业不注重文化差异，一意孤行，就会“水土不服”陷入文化差异的泥潭中，很难实施经营策略，此方面的案例各国都有，教训非常深刻。
其实文化风险也包括企业道德风险，某些企业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责任意识差，其后果是引起东道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不满，最终引发风险造成损失。而这种损失是整个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形象都受损，无形损失不可估量。
除了以上几点差异外，还存在许多的企业经营风险，比如市场变动、财务风险、营运风险、人事风险、技术风险、法律诉讼等，还有企业国际化人才矛盾日渐突出，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各方面风险。其中任何一种风险都有可能使企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一）加强政府宏观引导与调控 具体有：
（1）完善政策促进体系。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和监管。健全对外投资合作领域法律法规，研究管理制度和政策创新，推动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利用各类政策杠杆加强对企业和项目的监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完善外汇管理和服务，拓宽企业和项目融资渠道，完善融资担保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的保障作用。提高相关部门办事效率，注重服务引导，便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完善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更新各类国别产业指导性文件，发展与对外投资合作相关的中介服务机构。加强行业商（协）会组织建设，有序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行业自律规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经营秩序。
（3）构建风险防控体系。应推进对外投资合作安全权益保护体系，健全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设有国家风险与研究分析机构，由具有显著社会背景的部门负责组织并提供“国家风险报告”。要完善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大外交支持力度。加强安全信息收集评估，强化对外投资合作金融风险管理。
（二）加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转变观念。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经验还不够丰富，存在很多问题。投资速度虽然快，覆盖面广，但缺乏拔尖企业较少，在高端技术上的竞争力还不够强。2004年至2010年的7年时间里，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有5年为负。截止2011年底，中国海外净资产高达到1.77万亿美元，但2011年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为负268亿美元。所以中国企业首先要转变观念，在跨国发展中要保持理性，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不能认为买到了技术品牌就买到了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能力必须靠中国企业自身克服困难，加大研发力度，改善经营，修炼好“内功”。
（2）强化风险防控管理。首先，企业应三思而后行，投资前要进行完备的可行性研究和投资分析评估，不可盲目跟风。其次，要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对海外投资的重要信息进行监测，及时对各种风险的变化做出反映；确定恰当的预警指标体系从而形成预警机制中的识别系统，并对各种信息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借助财务指标的变化，判断是否出现警兆，参照事先设立的警度评价指标，分析并寻找警源，从而进行预控。
同时，应建立海外投资企业的绩效监测体系，对海外投资的安全进行监控，审计并评价其绩效，测度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还应建立健全企业风险转移机制，深化与国家部门、驻外使领馆和地方主管机构的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外交资源。
（3）完善公司治理，强化内部控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从根本上取决于公司治理水平。只有加强公司治理，才能更巧妙、稳健地处理各方关系和利益，在共赢的前提条件下走得更长远更健康。因此，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正确区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界面，使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要强化企业内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央企，要严格实施问责制，以防重大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受损。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采用预算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电子信息技术控制等科学的管理控制方法，及时发现、分析并化解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风险，预防为主，查处为辅。
（三）重视文化交流与沟通 从某种角度讲，文化风险是企业最不好解决的风险，它带来的损失最不好估量。因为文化是一种思想的、意识领域的沉淀，代表着群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最不好更改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与国外政府、机构、其他群体和企业内部中的外国员工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
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文化进行调研，识别文化差异，企业管理尽量做到“本土化”，将生产、管理、营销、人事等经营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异国的经济中去，尤其要尊重东道国的民俗礼仪。不要妄想把本国的精英文化理念强加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要做到企业文化和当地文化兼容，然后再不断摸索形成适合企业自身的独特的带有异国风情的企业文化，助推企业前进的步伐。
（四）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我国目前缺少的正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人才，加强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要企业要结合实际做好“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人才成长通道，完善人才引进、选拔、用人机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涉外性，要不断推进“人才国际化，用工本土化”。要建立薪酬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使英雄有用武之地，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状况和局面。
总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业的积极、科学的努力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许惠、胡曲应、许家林：《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监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李新锋：《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经营风险及应对探讨》，《河北企业》2009年第11期。
[3]李洪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未来趋势》，《商业研究》2004年第5期。
[4]孙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颜晓晖、聂名华：《企业境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应对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07年第7期。
[6]聂名华：《试论中国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财贸经济》2001年第1期。
[7]白天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论文摘要]日本对外投资的每一步都带有明显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印迹，即规避国际贸易摩擦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诱因。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比较有效地应对了国际贸易摩擦。当然，对外投资在日本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也引发了另外一些问题。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业在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上与东道国的差异，使得日本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又与投资国产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在汽车贸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单方面妥协同意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然而在日本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后，日本企业的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直接冲突，产生了新的投资摩擦。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苏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况
经济飞速发展的21世纪,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国际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它是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资本国际流动不仅弥补和缓解了东道国的投资缺口,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带动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转移,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己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江苏是个经济大省,积极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苏省累计实有外商投资企业38554户,投资总额为4159.30亿美元,注册资本为2203.10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45%、17.9%、16.9%。江苏省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仍好于全国其他省市和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已超过广东省,跃居全国第一。在外资流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江苏外贸出口从1985年的15.86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亿美元,增长了近150倍。显然二者发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出口贸易发展的具体影响有多大?造成这种影响的因素有哪些?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找出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关系实证分析
2.1FDI对江苏省进出口总量影响
外资企业1995年进出口金额为67.28亿美元,2008年为3035.6亿美元,随之,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总额达到3922.7亿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额为1749.6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74%。数据显示,总体来说,总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我国总的进出口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我国进出口额的贡献已超过了50%。
表1中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对江苏省企业进出口额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充
2.2FDI与江苏省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所需变量及分析指标。
根据进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为以下具体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进口额(IM)、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选用1999年至2008年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运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3.0。
(2)FDI与进口出口量相关性实证分析。
FDI为当年江苏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FDIC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因为一般经验认为FDI当年的流入并不会立即引起出口增长,因为FDI企业建厂初期有筹备、引进设备然后再进行生产的过程,所以FDI对出口有一个滞后效应,又考虑到资本的累积效应,因此在对FDI对江苏出口总量影响的分析中运用FDI-2,FDIC两个变量,EX为当年江苏对海外的出口额,IM为江苏当年从海外的进口额。
根据表2所列数据,运用SPSS软件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额的相关性。
表2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额情况 (单位:亿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2)、出口额(EX)、进口额(IM)。
从输出结果表3中,每个变量都有三行数据:第一行为该变量与相应列上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第二行为相关系数检验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为参与计算的观察值个数。从表第二行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额、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前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江苏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具有某种线性相关性,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比前两年的外商投资额与进出口的相关性更强,简单相关系数达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出口的相关性又超过了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50,前两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口的相关性超过了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系数达到了0.927,且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都通过了统计检验,都呈现出了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首先说明了江苏外商直接投资额对江苏的进出口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看到FDIC,FDI-2与进出口的相关系数更大的现象,这说明了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时滞性的特点。之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当年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进口。
表3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口量、出口量的相关系数
表4中所列数据为1999-2008年江苏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情况。我们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由于时滞性强,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相关性比较大,因而为了改进研究结果,除了选用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以外,还选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作为研究对象,以FDI-1来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的相关系数。其次以出口为例,选取FDI-1与EXM,EXP,EX分别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对直接投资额与初级产品出口额,制成品出口额,出口总额作回归分析,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制成品出口额(EXM),出口总额(EX)为被解释变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为解释变量。
表41999-2008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贸易结构(单位:亿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C),前一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FDI-1)与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M),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M),初级产品进口额(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资中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当年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上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初级产品的进出口均呈现较大的相关性,出口商品中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重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当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这反映了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江苏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
表5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进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系数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个方程FDI-1的系数的T值都比较大,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检验的临界值,表明系数都很显著,可以用来解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工业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初级产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计直接投资额每提升一单位,总出口就提高0.674倍。这表明江苏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改善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对初级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要从国外进口大量机器和设备。可见,相对于初级产品来说,外商直接投资更能促进工业制成品贸易规模的扩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江苏省对外贸易结构有显著的改善和优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总结与建议
3.1总结
由于长三角经济带造成的磁场效应,再加上江苏良好的投资环境,来江苏投资的国家(地区)越来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台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欧美发达国家在江苏的投资逐步扩大。
外资在江苏以制造业为切入口,向商业、证券、保险银行等服务业和多领域渗透的步伐明显加快。
FDI在江苏省三大区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长,是江苏省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也有长期的供给创造和溢出效应,但长期效应小于短期效应。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区域分布来逐步消除江苏省区域经济不均衡发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3.2相关建议
(1)应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努力营造地区聚集效应。
首先,要重视投资的硬环境建设。江苏在投资硬环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昆山地区开发区先后投入30多亿元用于交通、通讯、供水、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资软环境上,应特别强调树立服务意识,实行“亲商”政策,始终使外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形成有利于FDI发展的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后,苏中、苏北地区土地、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苏中、苏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包括加强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和实行,发展为FDI服务的配套产业,增强为FDI服务的意识。
(2)发挥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引导外资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资的具体行业上,制造业投资比重仍然较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以及化学、纺织、机械、冶金等产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江苏省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往第一、三产业延伸。对于第二产业,关键是要注意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在引资政策制定上,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有所鼓励,积极引导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门,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领域。
(3)加强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术研发能力。
中国过去多年引进外资的教训之一就是以“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失效,多数外商愿意转让的标准化技术不但无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反而导致低水平建设的重复,而重化工业赖以升级的先进技术,外商要么不予转让,要么作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外商独占技术秘密,把中方人员严格地隔离出来。因此,对江苏内资企业来说难以通过这种利用外资方式达到学习目的,只能造成国内产业发育、壮大的市场基础丧失。而对于一些先进的技术,由于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内资企业要取得技术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强其自身的研发能力。进而,即可以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资企业采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扩大其技术溢出效应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研发合作,加大内外资企业人员之间的流动,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指导,从而保证内资企业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终增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
(4)促进自主品牌成长。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最终都体现在产品的竞争能力上。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延伸产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终产品和中高档产品的比重,实现“以质取胜”,创自己的品牌。政府应把保护知识产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创新的载体建设,结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的全国专利技术产业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台有关地方措施,优化专利市场环境,采取各种方式,让专利的拥有者与需求对接,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和实施。对外贸易要进一步推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优先发展和扶持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重点扶持具有自主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以质取
胜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质量;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形成品牌优势,最终提高外贸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白承彪.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省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D].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李志森.FDI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梁颖.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任为.我国FDI国际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2008,(9).
[6]李海波.FDI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J].财经科学,2008,(10).
[7]霍爱英.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18).
[8]林杰斌,刘明德.SPSS10.0与统计模式建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9]梁瑞.外商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分析――以1994-200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例[J].经济与管理,2008,(1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启示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004-03
1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如表1所示）。
评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借鉴和综合了以往跨国公司理论的精华，最为完整的解决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动因和决定因素，被誉为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通论”。它的形成，标志着跨国公司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阶段。但是折衷理论所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过于绝对化，并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3种因素等量齐观，缺乏主次之分且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动态的分析。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3 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增强国际竞争意识,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中国企业只要充分认清国际竞争特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就能取得成功。最后，祝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郭文强,张泽文，张少杰，李燕.对外资金投资理论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6，(5).
［2］齐晓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在国内的研究［J］.经济经纬，2004，（1）.
［3］李洪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新趋势 对策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国际投资争端是指在私人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各类主体就与之相关的各种事项产生分歧而引起的各种争端（刘莉，2010）。就争端的主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不同国籍私人间的投资争端；外资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的投资争端。其中，第三类投资争端较为特殊，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一类争端。其特点：首先，争端主体地位不平等，一方为国际法主体―国家；另一方为国内法主体――私人投资者，因为传统的国际法并不认可将个人或企业纳为国际法的主体范围内。这就使该类争端很难用传统的争端解决办法来解决，且容易因为相关国家行使外交保护而引起国家间的争端（黄进，2010）。其次，引起争端的原因较复杂，如政治原因、法律原因等。
当今主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分析
（一）NAFTA争端解决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区域性的争端解决规则，其设置有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其特点：一是其对投资者的保护“是目前为止对投资者权利提供最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约，号称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王鹏，2009）。无论在提起争端的适用条件还是对“投资”、“投资者”的定义解释来看，都最大力度地将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议可诉诸该机制；且对东道国政府规定了很高标准的义务，无疑易损害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二是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主体范围的界定，即个人可作为独立的主体诉诸于该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争议解决空间，但其因未平衡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而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此外，专家组做出的裁决只具有建议性质，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性也令人担忧。
（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
ICSID成立于1965年，其宗旨主要是为公正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供便利。其特点：一是明确了管辖权行使的条件，较为公正地定义“投资”“法律争端”等关键词；二是“中心”的排他管辖，规定只要诉诸“中心”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其他争端解决机构或提起外交保护；三是确定了仲裁的法律适用。
总体而言，ICSID不仅能公正地解决纠纷又兼顾了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且有效避免东道国和投资者间的争端政治化。但其裁决缺乏一致性，效率低的缺陷也同时存在。
（三）《多边投资协定》（MAI）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MAI的制定，是全球投资领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迫切性。但由于制定者利益的分歧，该协议最后无法实施。其特点：一是设置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投资者保护上存在的真空。二是确定了多种仲裁规则供投资者选择。如东道国为MAI成员国，其适用的法律首选ICSID仲裁规则；如东道国不为MAI成员国，可选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或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夏兰，2005）。
MAI的制定由发达国家发起，因此在协议中体现投资者利益较多，且其规则主要借鉴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和NAFTA争端解决规则，并无创新之处。从MAI的失败可看出，一个多边性的投资协定如果仅体现一方的利益是行不通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因具有较强的司法性而备受关注。其特点是：一是争端的强制管辖权，如争端双方经协商如仍不能解决争端，只要争端一方提出请求，即可设专家组（专家组的成立有一个限制，即除非在该会上 DSB 以共识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当在实践中几乎不会存在）。二是常设上诉机关的设置，使该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较强的司法色彩，为争端的公正、公平解决提供保障；三是有效的交叉报复程序，平衡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国际社会誉为“世贸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则、明确的法律责任及可实施的执行机制，因此，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成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该争端解决机制也未将个人纳为争端的主体。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新挑战
（一）争端主体的范围扩大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和个人，特别是跨国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明显。以我国为例， 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在这新增对外投资中，仅对非金融企业的直接投资就高达901.9亿美元（刘德炳，2014）。而当今国际社会，只有少数几个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将企业和个人纳为争端诉讼的主体，如NAFTA争端解决机制及ICSID。许多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都没有将企业和个人纳入机制调整的范围。因此，一旦企业或个人与东道国发生争端，却不能得到有效救济，无疑对国际投资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二）忽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显著化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更多地引进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东道国在签订投资条约时往往作出让步，当东道国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违反投资条约时，常常要付出很大代价。然而目前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忽视东道国的利益，却在较大程度上偏向投资者的利益，如NAFTA因为其对投资者的高标准保护被称为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而饱受争议；MAI试图继续维持NAFTA的“高标准”也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缺乏全面、协调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截至2013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总数达到了4196项条约，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国际投资协议正在进行谈判。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这数千项国际投资协议，再加上多种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当今的国际投资协议制度已逐渐接近这样的局面：其庞大和复杂程度令政府和投资者都难以应对；然而它仍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双边投资关系。这使得由此而产生的投资争议更为复杂与多样化，而现今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且缺乏协调还可能产生管辖权重叠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影响国际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也不利于国际投资的长远发展。
应然发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相应地，在国际投资领域建立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虽然无论从全球范围来说还是从区域范围来看，都存在着解决投资争端的机制，同时在纵横庞杂的投资协定中也规定有争端解决的条款，但是，面对着国际投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这些解决机制明显地显现出不足。且当前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体系是松散且缺乏协调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时常出现。因此，建立全球性的、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展的必然。
（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最为先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一，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要求下，国际社会应更充分地挖掘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潜力。将国际投资关系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轨道，依托司法性较强的中立机构，遵循完善的程序规则，以严格的纠错制度――上诉审作保障，在规定的期限内和强有力的执行制度下公正地解决争端，无疑会使其在众多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脱颖而出（马凌，2005）。然而仅仅照搬WTO争端解决的方式是不足取的，若在其基础上，吸收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优点，倒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具体应从三点着手：
1.设置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扩大调整的主体范围。个人或企业已然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仍将其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之外，对作为投资者的个人或企业显然不公平。而目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却恰恰缺少这一环节的规则，只设置了国家-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且仅仅依靠国家-国家规则，不仅投资者利益保护无法保障，更有投资问题政治化、复杂化的危险。因此，设立投资者-国家规则是对投资者利益最基本的保障，是构建投资解决机制不可或缺的内容。
2.调整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强制管辖权原则。投资者-国家规则使投资者可直接诉诸于DSB，该争端解决机构有当然的管辖权，但如投资者滥用该权利，不仅会给东道国在国际上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影响，而且大量的案件也会给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带来沉重的负担。《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鉴于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案件的庞大，对投资者诉诸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应实行限制。因此，在投资者-国家规则中，可设置一个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程序―“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使用。
3.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在当前的投资中，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无论是ICSID或MAI，还是WTO，发达国家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利益均衡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成功构建或长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此，在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涉及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有冲突，公共利益的优先考虑应是该争端解决机制所必须规定的条款之一。
我国应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一）加强国内立法和完善法治，使之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接轨
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更加协调，然而我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还有诸多需改进的地方。因此，我国应对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清理和修改，在符合我国利益情况下，增强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升法治水平，尽可能健全和完善能为外国投资者所信任的投资环境。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国际投资环境的纷纭变幻，海外投资争端也层出不穷，这也决定了中国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能对一些具体操作事项作出较为灵活的适应性调整。
（三）注重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专门人才
目前我国的法学育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缺乏在国际投资争端实务中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专门人才。因此，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实务人才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硕论文，2010
2.黄进.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王鹏.NAFT投资者实体权利保护的新实践[J].当代经济，2009，3
4.夏兰.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发展[D]，深圳大学博硕论文，2005
5.刘德炳.中企海外投资将在2020年超万亿美元[J].中国经济周刊，2014（6）
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1]马玲.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J].消费导刊.2008（11）
[2]孙洪波.中国与拉美油气合作的机遇、障碍和对策[J].国际石油经济.2009（03）
[3]孙贤胜，裴国平.海外石油作业公司建立国际化管理机制初探[J].国际石油经济.2008（09）
[4]冯保华.中国石油企业的发展环境和策略分析[J].消费导刊.2008（15）
[5]余立.应对世界石油石化工业新格局提高中国石化国际化经营水平[J].当代石油石化.2008（07）
[6]付晓东，文余源编着.投资环境优化与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张汉亚，张长春主编.投资环境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8]卢进勇，杜奇华编着.国际投资理论与实务[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9]赵振智，胡婧潇.我国石油公司跨国经营中的战略控制力研究[J].化工管理.2009（04）
[10]郭鹏，韩文杰，陈振贵.海外项目投资管理探索[J].中国石油企业.2008（10）
[11]赵鹏大等编着.非传统矿产资源概论[M].地质出版社，2003
[12]何晓群编着.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3]张敦富主编.中国投资环境[M].化学工业出版社，1993
[14]KatsuakiKoike，SetsuroMatsuda，ToruSuzuki，MichitoOhmi.NeuralNetwork-BasedEstimationofPrincipalMetalContentsintheHokurokuDistrict，NorthernJapan，forExploringKuroko-TypeDeposits[J].NaturalResourcesResearch.2002（2）
[15]刘鸿斌.中国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浅议[J].消费导刊.2008（18）
[16]MargarethaScott，RoussosDimitrakopoulos.QuantitativeAnalysisofMineralResourcesforStrategicPlanning：ImplicationsforAustralianGeologicalSurveys[J].NaturalResourcesResearch.2001（3）
[17]唐金鸽，邵万钦.石油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探讨[J].国际经济合作.2008（05）
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1]晏波.矿业权交易制度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9
[2]宋喜斌.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
[3]彭京宜.三亚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4]卢国懿.资源型产业转型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5]吕宾.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调整及征收细化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6]史晓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矿地协同利用与管理[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7]王全明.我国铜矿勘查程度及资源潜力预测[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5
[8]王翠香.模糊数学在个旧东区锡矿资源预测中的应用[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9
[9]韩玥.基于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的能源政策探讨[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2
[10]唐宇.新疆乌恰地区Pb-Zn资源成矿预测与评价[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9
[11]吕国范.中原经济区资源产业扶贫模式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4
[12]赵子铭.特色园区与阜阳煤基产业经济发展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13]汤军.含油气盆地油气地质异常定量预测与评价研究--以山东临清坳陷东部德南洼陷综合研究为例[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3
[14]张庆.保险资金投资海外矿产资源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8
[15]冯宇.资源约束效应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0
[16]吴飞.个旧锡矿区地质数据的极值分布和应用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9
[17]黄静宁.深层次致矿异常信息提取及其找矿应用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0
[18]王波.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问题的探索与实践[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19]Yamakawa，TomodaS.AFuzzyNeuronandItsApplicationtoPatternRecognition.ProctheThirdFuzzysystemAssociatCongress.1989
[20]KuemmerleW.Thedriver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oresearchanddevelopment：anempiricalinvestig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1999
[21]HLin，QWan，XLi，etal.GIS-basedmulticriteriaevaluationforinvestmentenvironment.EnvironmentPlanningBPlanningandDesign.1997
环境论文参考文献：
[1]林闯，苏文博，孟坤，刘渠，刘卫东.云计算安全：架构、机制与模型评价[J].计算机学报.2013（09）
[2]陈康，郑纬民.云计算：系统实例与研究现状[J].软件学报.2009（05）
[3]王鹏翩，冯登国，张立武.一种支持完全细粒度属性撤销的CP-ABE方案[J].软件学报.2012（10）
[4]杜春来.无线移动自组网密钥管理关键技术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5]王锦晓，张旻，陈勤.一种高效属性可撤销的属性基加密方案[J].计算机应用.2012（S1）
[6]罗军舟，金嘉晖，宋爱波，东方.云计算：体系架构与关键技术[J].通信学报.2011（07）
[7]刘志宏.无线传感器网络密钥管理[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9
[8]袁珽.无线传感器网络中密钥管理和虚假数据过滤机制的研究[D].复旦大学2009
[9]麻浩，王晓明.外包数据库的安全访问控制机制[J].计算机工程.2011（09）
[10]冯登国，张敏，张妍，徐震.云计算安全研究[J].软件学报.2011（01）
[11]田胜利.基于l-多样性的隐私保护方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4
[12]付戈.数据库动态恢复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1
[13]汪志鹏.私有信息检索技术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14]时杰.关系数据库细粒度访问控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15]彭清泉.无线网络中密钥管理与认证方法及技术研究[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0
[16]郑健，刘广亮，李兆国.基于椭圆曲线的等级密钥管理方案[J].福建电脑.2010（03）
[17]黄志宏，巫莉莉，张波.基于云计算的网络安全威胁及防范[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2012（08）
[18]DENGRobert.CCA-secureunidirectionalproxyre-encryptionintheadaptivecorruptionmodelwithoutrandomoracles[J].ScienceChina（InformationSciences）.2010（03）
【关键词】跨国并购 发展历程 障碍分析 战略规划
一、我国对外并购的发展历程
中国跨国公司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也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
表2-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阶段
资料来源：中国并购交易网.http：//
从表2-1中可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是也面临诸多挑战。据统计，虽然国内成功企业的海外并购热情日渐高涨，但是我国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仅为两到三成，业内专家分析指出，有种种因素制约着跨国并购的进行。
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障碍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深化与质变，标志着企业在逐步实现从渐进式海外投资扩张向跳跃式跨国并购的飞越，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涉。
海外并购是一家企业国际化、市场化继而本土化的选择。每一个“化”背后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政治化是当前海外并购中的一个特殊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这使境外同行产生了较强的戒备和竞争心态，在政治上也招致更多的猜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源和高端技术类并购尤其敏感，由此导致中国海外并购受阻或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
（二）政府宏观管理层面存在的问题。
跨国并购，动辄涉及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投入，没有金融信贷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但就目前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面临的处境来看，其在金融信贷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包括受国内贷款额度与特定外汇额度的限制。
（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经济实力差异决定了中国企业无法成为跨国并购的主宰力量
目前中国大部分由于经济实力比较弱，规模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不完善，企业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同步处理好这些问题。当代跨国并购主体经济为发达的工业化经济，其中美国与欧盟两大经济实体实际上主宰着全球并购资本流动。
2.缺乏足够的并购经验、缺乏高素质的管理人才难以完成并购后的企业整合
目前中国尚未掀起国内企业并购浪潮，企业普遍缺乏整合并购企业的经验，因此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成功的跨国并购。并购之后难免要进行人员调整和业务重组，难免要涉及裁员。在欧洲，由于劳工法相对成熟，工会等组织健全，因此要实施裁员计划，所付出的成本非常大。
三、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
（一）宏观层面。
加强跨国并购中的国际法律环境研究，加速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政府要注意研究东道国重点监管和限制的行业，并考虑这些领域里东道国对外商持股量和外汇管制的各项规定；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跨国并购。政府应当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从政策和经济上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从而提高我国经济的总体水平。
（二）微观层面。
1.提高核心竞争力，争创国际品牌
中国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创造名牌产品。根据价值链理论，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朴实它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环。因此所谓的价值链必然会分解，我国企业要抓住“价值链逐步裂解、打开”的机遇，营造创业环境，打造品牌，提升中国制造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