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16 06: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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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银行进入一般动因的研究很早就在理论界展开。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邓宁的“折衷理论”（ILO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并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后来有关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到跨国公司领域和跨国银行领域。根据这种理论可以认为，跨国银行的进入是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性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性、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性、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性、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性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赖建平，试析跨国银行理论[J]，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随着外债统计口径的调整及加入WT0后银行业全面贯彻“国民待遇原则”，现行我国外债管理方式的改进势在必行。本文拟通过对“二线”和“一线”两个外债管理方案及其实现条件、管理效果的分析，就近中期外债管理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一、“二线”管理方案
(一)总体原则
根据现行的“二线”管理原则，即外资银行向境内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作为外债管理，而其跨境资金调度不受外汇管理规定的任何限制。但应在监管内容和方式上有所突破，简化外债登记和偿还操作程序，管理重点由现行以直接管理企业为主逐步过渡到间接管理银行为主。统一中、外资银行的管理标准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在外汇贷款管理上的差别待遇，但由于两者组织机构、经营模式等“先天”差异，管理政策不可能机械一致，操作上应有所区别。
(二)政策要点
1.管理内容。取消中资机构向外资银行借人外汇资金的行政审批和指标限制，由外汇局将贷款指标直接下达给外资银行，作为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外汇贷款的上限，由银行自行调整，滚动使用，以提高指标的使用效率。同时量化外资银行外汇贷款的期限结构的管理规定，将短期贷款存量比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即短期贷款余额适宜控制在外汇贷款总余额的30%以内。
2.日常监测。一是针对贸易融资、外汇贷款等不同类型的债务实施区别监管。贸易融资属国际结算的一个环节，因其活动频繁、使用迅速，风险相对较小，可对其采取宽松的管理政策，不必加以限制。采用“债权人备案登记制度”，即由银行按月报送每一笔贸易融资的变动和余额情况。外汇贷款管理重点在于审核贷款资金交易、汇兑的真实性、合规性。可尝试将登记及部分审核权限下放给银行，并将由债务人登记制转变为债权人登记制，逐笔登记转变为定期登记。具体环节简化为：A、签约登记：境内机构向外资银行借用外汇贷款，外资银行须于正式签订借款合同的当月月末5日内到外汇局统一办理债务登记手续，外汇局以借款单位名称为分类标准核发外债登记证。明确债务登记的审核原则作为银行发放贷款的审批要素，如外资企业的缴资情况和中资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等。B、开立贷款专户：外资银行可自行为债务人开立贷款专户，将有关信息通过MIS系统向外汇局反馈。C、提款登记：采用外资银行事后报备的方式进行监督，即银行逐月向外汇局出示外债入账凭证。D、结汇：考虑到外资银行尚未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其外汇贷款暂可结汇，但须事先经外汇局核准。E、还本付息：若企业支付利息及以自有外汇还款，可授权银行自行核准办理售付汇手续。若企业须购汇还款，银行仍须凭外汇局核准件方可办理相关的售付汇手续。二是将异地外资银行外汇贷款的登记管理权与统计监测权划一，均归属于外资银行所在地的外汇局。即改变原债务人属地管理原则，债务登记管理在债权人所在地办理，事后报债务人所在地外汇局备案。贷款偿还将涉及境内外汇划转管理和操作上便利的问题，偿还核准手续仍在债务人外汇局办理。三是加强外债监管手段。建议利用人行信贷资产监测网络的现有资源，并适当增加外债业务的需求功能(如债务编号、专户账号)，以实现外汇局在外债统计、管理信息从采集到传输、加工、分析处理各个环节的系统化、高效化和实时化。同时，在“资本项目统计监测系列报表”中单独列出“外资银行外汇贷款”栏目，及时反馈该部分债务变动信息。外汇局通过比例指标、登记备案、信息反馈等—系列外债统计监测管理手段，实施有效的监管。
二、“一线”管理方案
(一)总体原则
与“二线”方案相比，“一线”方案将外资银行外债监管的立足点由资金使用环节转向资金流出入环节，在管理口径上采用与现行统计政策趋同的标准，在管理对象上将外资银行视同居民，在管理思路上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外资银行施行统一的外债管理政策。
(二)政策要点
1.外债流入环节。一是控制外债规模在目前仍有必要施用行政手段进行外债规模控制(尤其是对中资银行举债有指标限制)的情况下，对外资银行借用外债进行限制也是一种必要。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总体规模上，也体现在期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在手段上，也不应仅停留在强制的行政指标，还可以使用利率、汇率、“托宾税”等指导性措施，以提高管理的灵活性。二是关于借入主体。随着外资银行业务拓展的加深，其驻华分支机构也会不断增加。为集中管理资源，尤其是方便指标的核定及发放，有必要参照国内银行监管的“主报告行”制度，指定各家外资银行设立境内资金中心作为对外借款的主体，而其它分行使用外债资金则计作国内联行的资金拆放进行管理。事实上，许多外资银行已经在国内采取了这种模式，施行起来并无太大难度。
2.资金使用环节“一线”方案将监管重点放在资金跨境流动，而淡化使用环节的限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将外资银行在境内放贷视同国内外汇贷款管理，将放贷、提款、还本付息等手续下放银行自行办理，事后备案。二是取消对外资银行对境内机构短期外债的指标限制，这既是“一线”方案的根本要求，也是在服务对象上放弃对外资银行歧视政策，贯彻国民待遇的体现。三是在结汇政策上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待遇。在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前提下，建议无论是中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应落实“借外汇、用外汇、还外汇”的原则，除出口押汇外的外汇贷款不允许结汇，从而杜绝套利等投机行为及其对货币政策执行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国内市场本外币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利率市场化的实现，严格限制外债资金结汇的政策也可能逐渐放宽，而其中所要把握的仍是实行中外资银行的平等待遇。
3.本息偿还环节。实行备案管理制度。即外资银行应于外债资金归还当月的最后五个千作日内向外汇局办理事后备案手续。外汇局通过外资银行逐月报送的有关外债资金偿还情况进行借还数据核对，并以偿还总额作为确定外债规模的参考依据。
三、方案选择及其实施条件
“二线”方案基本维持了现有的管理政策，但在具体程序上进行了简化和完善，而“一线”则在此基础上转变管理重点，在思路上作出较大调整。从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角度看，“二线”政策应作为近期方案，而“一线”政策则是中期方案。在近期方案向中期方案的过渡中，政策取向应是“淡化二线、强化一线”。而完成这一过渡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放宽外资银行展业限制。外债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安全，但也不能不考虑外资银行经营的利益与需要。因此，“一线”方案对外资银行借用外债及其运用的限制必须与金融业市场准入开放程序相适应。比如，外资银行传统上较多地依赖境外的资金来源，若存在着服务对象的限制，在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获得境内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对外债规模的限制将极大地制约其日常经营和资产规模又如，若外资银行尚未获得经营本币业务的资格，禁止外债结汇的政策无疑将使其外汇贷款业务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对金融业开放的承诺期，“一线”方案至少在3年后才有实施的可能。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世界各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为外资银行监管奠定了理论基础。
1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即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是指私人信贷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相关贷款者具有某种内在特性，即这些机构不断经历着危机和破产的周期性波动。这些金融机构的崩溃会传导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总体经济水平的下降。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on)提出，但人们公认系统地提出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理论的是海曼·明斯基(HymanPMinsky)，他认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信用创造机构和其他相关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引起信贷资金供求不平衡。这样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使银行经历周期性危机和破产风潮。另一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也从周期性角度来解释金融体系风险的孕育和发展。他认为宏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是不同经济人非理性或非均衡行为的结果。
2社会利益理论
社会利益理论亦被称为市场调节失效论。该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政府通过金融监管来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并恢复公众对国家货币和金融机构的信心。社会利益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的结果会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不能在竞争方式下运转即市场失灵时。必须有一种降低或消除同市场机制失灵相联系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管制。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市场本身具有市场缺陷。从金融市场看，其市场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银行业的不完全竞争性，即金融机构的竞争与其他行业一样存在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第二，银行的负外部性。银行的负外部性包括一家银行机构破产导致多家银行机构破产的连锁反应的系统失灵风险以及由于过度竞争造成一般贷款标准和利率的降低的传染效应。第三，信息不对称。一般说来，在金融市场上存在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一是在存款市场上，存款人难以了解银行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组合状况，存款人在信息方面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劣势。二是在贷款市场上，由于借款人对其投资的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银行难以准确认定借款人具体投资项目风险的高低而相对借款人处于信息劣势。因此。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分析
法律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一定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反映了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价值追求。从法理上分析，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主要体现了以下价值目标：
1秩序价值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法律永远相伴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通过对外资银行监管，加强外资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来自政府管制、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等外在控制机制来维护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明确金融监管当局的组织体系、职责、运转程式等，实现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从而进一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2安全价值
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够直接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满足人们的安全需要。外资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交易活动比一般国内银行更为复杂，也面临更多的经营风险，必须通过监管立法保证其交易的安全性，从而保证外资银行资产和广大客户及存款人信用的安全。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固有的市场缺陷。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容易面临系统风险，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还可能导致东道国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国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通过外资银行向东道国传递也会给东道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威胁。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自身经营安全对母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各国为了维护本国金融体系的安全，都要对外资银行进行法律监管，用法律手段调整跨国银行与其他社会主体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3效益价值
效益价值是指法律能够使社会和人们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外资银行风险监管追求的效益价值主要是一种经济效益价值，同时强调社会效益价值。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经济效益价值在于：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安排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具有可操作性；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在运作过程中须注重成本—效益的比较，降低监管成本，引导外资银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社会效益价值在于：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经济的整体利益；通过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加强外资银行的信息披露，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正。
虽然各个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存在着差异，同时，一国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外资银行监督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有所不同，但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却是大多数国家金融监管立法的法律价值追求。
二、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及其对我国的实践意义
(一)巴塞尔体制主要内容
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一系列跨国银行危机。加深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监管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1975年，西方“十国集团”在瑞士的巴塞尔聚会，正式成立了“银行规章条例及监管办法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RegulationsandSuper-V‘lSOryPractices)。简称“巴塞尔委员会”(现已更名为“银行监管委员会”(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lon)。巴塞尔委员会的诞生，标志着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正式开始。巴塞尔体制主要确立了以下原则：
1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原则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加强跨国银行监管国际合作，协调东道国与母国各自对跨国银行进行监管的责任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重要工作。1975年《对银行的国外机构监管原则》规定：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共同承担监管的责任，东道国有责任监督在其境内的外国银行；东道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流动性和外国子行的清偿能力，母国监管外国分行的清偿力和外国子行的流动性；东道国与母国的监管当局之间要相互交流信息并在银行检查方面密切合作。监管合作要克服银行保密法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总行直接对其国外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否则东道国监管当局可以代为检查。
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在1975年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银行“并表监管法”，并对母国与东道国职责进行了适当的划分。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跨国银行行业监管》，为母国并表监管的实施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2资本充足率原则
1988年《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也即《巴塞尔协议》，其基本精神是要求银行监管者根据银行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构成，并依照其承担风险的程度规定最低资本充足率，建立风险加权制。该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总资本与总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比重不得低于4％。在2004年6月通过的《统一资本标准和资本框架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确立了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3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弥补了母国统一监管原则和并表监管法的缺陷，制定了有效监管体系的25条基本原则，即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强调跨国银行业务应实行全球统一监管；应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
(二)巴赛尔协议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意义
我国是巴赛尔协议的签字国，但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特殊情况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我国政府宣布暂不执行巴赛尔协议，这是我国政府目前关于开放金融市场的正确选择。巴赛尔协议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立场考虑的结果。而且跨国银行的母行大多数设在巴赛尔成员国，因此，巴赛尔协议的一些原则更符合其成员国的利益。同时，巴赛尔协议成员国都具有非常成熟的跨国银行管理经验。但是，巴赛尔协议毕竟是目前跨国银行监管方面最有影响力、适用范围最广、最有成效的监管指标和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逐渐地与巴赛尔协议的规范原则接近并吸收为本国的监管制度。在对待巴赛尔协议的立场上，我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内容予以取舍。
就我国目前的银行业来讲，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或是组织模式、资本状况、法律地位、经营等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均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我国不实施巴塞尔协议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统一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巴塞尔协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是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推动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促进我国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及其完善
我国的外资银行立法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外资银行的专门立法看，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2006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银监会同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30日的《委托注册会计师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管理办法》，1999年5月6日的《外资银行外部审计指导意见》；银监会于2003年12月8日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2004年3月8日的《外资银行并表监管管理办法》等。除上述专门立法外，我国还相继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立法与专门立法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其中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适应了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新形势。
虽然我国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外资银行监管法律框架，对于外资银行的监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法律法规中。关于法律监管目标的规定不明确。第二，中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立法层次较低，缺少高层次立法，对法的效力和执行有一定影响。第三，在现有的法律监管体制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三个部门的职能缺乏严格科学的界定。第四。外部审计的社会监督作用尚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和加强。
针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完善相关立法和相应机制，提高外资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防范和控制外资银行的金融风险。
(一)明确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
明确金融监管目标是实现监管高效率和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就其他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对外资银行监管目标都有明确的规定。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储备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建立美国境内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其具体目标为：一是维护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二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有竞争力的银行系统服务体系；三是保护消费者；四是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现行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目标未作出明确规定，只是在《条例》的第一条说明：“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外资银行的监督管理，促进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制定本条例。”这种监管目标的缺失与模糊必然造成在监管中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利于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从外资银行监管的实践及其本质要求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要达到的目标应是多层次的有机组成的体系。该体系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维护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营。该目标有助于维护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进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存款人的利益。第二，维护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社会公众在信息取得、资金规模、经济地位等各方面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保护，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金融立法关注的重点。第三，促进内外资银行公平竞争。内外资银行的公平竞争是外资银行稳建运营的重要保证。
(二)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体系及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机制
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存在诸多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外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WTO规则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台一些新的金融法律法规。二是完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o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我国对外资银行进行调整的专门立法。但有些内容尚缺乏操作性，例如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公司治理及交易关联等制度还需进一步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三是完善外资银行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银行保密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者制度、审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为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提供制度支持。四是在外资银行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应当提高立法技术。使各部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相互衔接。以实现法制的统一性并便于执法者的操作。
我国目前尚未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对金融业的监管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进行。而对外资银行而言，虽然其在中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专门从事银行业务，但其母国总行多为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它可以通过从事不同业务的分支机构来实现混业经营。这就要求金融行业监管的协调合作。但我国现阶段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三大监管机构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分工和协作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为了建立责任明确、分工合理、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应该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对现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运作机制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三)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外部审计监督
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依法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属于社会监督的范畴。随着国内国际业务复杂性的不断增加。外部审计师对银行公布的财务会计报表是否“真实而公正”地反映了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报表报告期的银行经营情况的审计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利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已经成为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一种发展趋势。198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审计委员会联合《银行监管者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关系——关于审计的国际宣言》，对银行监管者的作用、外部审计师的作用、监管者与审计师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宣言对于东道国与母国监管当局对银行及其附属机构的监管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外部审计师对外资银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公正性进行审计，有助于利害相关者对外资银行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风险程度等方面作出正确判断，增强其在资金、管理、业务和信用方面的透明度。有效的外部审计监督对外资银行不稳妥的业务活动和不健全的内控机制无疑会起到警示、遏制和督促的作用。从而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
关键词:市场准入监管法制不足完善
一、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法制的不足
我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对外资银行的组织形式、开业条件、业务范围等方面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实施规制。但我国并未树立明确的监管原则,政策上宽严不一,某些存在的模糊性给实际操作带来麻烦,而有些真空地带又为经营者留下可乘之机。
1.立法层面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与我国的《商业银行法》相比,前者更多的是原则性的规定,且其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立法层次低于《商业银行法》。同一监管当局对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所依据的监管法律在效力层次上的不一致易使被监管者对执法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破坏法律权威,导致执法环境的恶化。而且,在很多新型的准入问题上如海外市场的准入等问题,我国尚未有配套的管制措施,立法漏洞明显。
2.监管内容上。我国法律的规定过于笼统,监管体系并不完备。从《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纵观从申请到审批的整个过程,主体主要为申请人和监管机构,经监管机构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正式申请参与专业性问题的审计,程序的封闭性问题暴露出来。《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申请人应当自获准筹建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筹建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未完成的,应说明理由,经拟设立机构所在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再延长3个月。在延长期限内仍未完成筹建工作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做出的批准筹建决定自动失效。而在申请批准和批准程序之后,相应的修改和撤销程序缺位,其显然不符合正确的立法逻辑。
二、我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立法
我国现在并无完善的《外资银行法》或者《外资银行监管法》,根据实际问题处理的需要,可以在适当时机出台上述法律,也可以对《商业银行法》进一步做出修改,完善有关市场准入的制度规则。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申请人的申请及对其核准存在错误或者因事实或者环境变化导致核准不符合实际的,有必要规定核准的修改和撤销程序。对于外资银行通过收购股份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外资股权占有的最高比例进行限制,采用资本控制的标准,并对投资者的经营实力从资产与资本两方面进行要求,以资本总额为主要标准,在时间上有所延续。
(二)市场准入方面具体制度的完善
市场准入方面的具体制度主要涉及组织形式、开业条件、地域限制、业务范围等方面。
1.组织形式的改进。如果说银行业开放之初倾斜于分行的政策其客观需要和可取性,那么时至今日,这种外资银行准入的形式未免显得单一,分行占绝对比例的状况有待改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内”,风险的分散是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良方。我国应提倡准入形式的多样化,特别是鼓励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进外资银行。
2.开业条件的放宽。我国对外资银行要求较高的资本标准,但仅有这样的一项高标准显得过于单调。以美国作比较,美国大银行的平均资产是265亿美元,盈利占31%。这就是说并不是只要财力雄厚、规模庞大的银行就可以经营有道、盈利性强。相反,很多资产规模不大的中小型银行反而异军突起,单纯的限定高额的资本金意义不大。此外,外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明显少于内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这种规定给予外资银行以超国民待遇,反而不利于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平等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给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内资银行加重了法律上的负担。亟待解决的便是适当调高拟设立机构的最低注册资本,至少与内资银行的注册资本基本一致。
3.地域限制的开放。我国在入世承诺中明确了地域限制的逐次开放。具体如下:外汇业务,自加入时起无地域限制;本币业务,地域限制按下列时间表逐步取消:加入时起,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加入后一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加入后两年内,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加入后三年内开放昆明、北京、厦门;加入后四年内,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加入后五年内取消所有地域限制。表面上看,这是对外资银行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这些提前开放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反而减轻了外资银行的发展顾虑。外资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般只愿选择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中心发展。我国应该着手调整外资银行的市场分布,结合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市场准入方面为中西部的外资银行准入提供相对优惠的条件。
4.业务范围的限制。2006年起,外资银行可以向我国国内任何客户提供外汇和本币服务。外资银行所享有的“超国民待遇”是非常不利于我国自我金融秩序的完善的。我国应适当增加对外资银行某些业务的限制,比如零售业务。同时,也可以对一些特殊客户的资产、负债业务给予适当的限制。结合《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修改,我国应注重该《条例》与《商业银行法》的一致性,做到对外资银行和内资银行的监管基本一致。
(三)加强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
我国已承诺实施《巴塞尔协议》,这是我国金融监管机制与国际接轨的必经之路。我国监管当局应注重国际交流,中央银行尽早充实调查统计分析部门,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间的协助,通过信息交流促进信息共享。立法上应该明确母国监管大局和我国监管当局的双边信息交换协议或谅解,以此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之一,在实践中保证只有那些受母国有效监管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市场。
参考文献: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一、个人理财业务
个人理财已成为国际活跃银行业务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人理财，分为面向富豪阶层的私人银行服务和面向一般富裕阶层的贵宾理财服务。前者的门槛较高，如摩根大通的私人银行服务开户金额为500万美元，瑞士银行为50万美元。2002年，汇丰亚洲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为300万美元，低于300万美元的客户交给零售银行的“卓越理财服务中心”。
2002年9月，伦敦的Datamonitor公司调查后发现，亚洲富裕人数正以每年6.3%的速度增长。中国内地的富裕人士人数增长最为迅速。相较1997年，富人人数增长了14.9%，而他们所拥有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增加了20.4%.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2001-2006年，富裕家庭净投资资产年增长率有望达到7.9%，其中中国市场的增长率为13.8%.正因如此，各主要外资银行都把个人理财业务作为自己在华业务拓展的重点。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设有“卓越理财服务中心”。加入汇丰的卓越理财，可以享受到三种特别的服务，一是可以享受汇丰专业的理财服务，二是可以获免个人账户存取款的手续费，三是可以享受全球范围所有卓越理财中心及专柜提供的便利。但是享受卓越理财服务要提供至少5万美元或等值外币的存款。汇丰对于非卓越理财的客户，提取外币现钞要支付0.25%的佣金。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设有个人理财中心。深圳本地居民只要拥有1美元或20港币，就可在该中心开设一个外币账户，而不用交纳账户管理费和最低余额费。客户可选择优先理财或综合理财服务，包括本外币储蓄业务及本外币按揭贷款业务。针对深圳及周边地区中小企业多的特点，该中心设立了商业理财中心，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理财服务。该行还设立了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回答客户关于产品、服务、账户余额以及交易记录的任何问题。渣打银行北京、广州分行也设有个人理财中心。
东亚银行也在其多个分行开有“显著理财”服务。个人理财账户的门槛为20万港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也设有贵宾理财中心。
花旗银行未设个人理财中心，而是通过贵宾服务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轰动一时的所谓“花旗银行帮助内地居民违法进行海外投资”就是一项颇具创新意义的理财服务。
二、外汇资金业务
1.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FDI（外商直接投资）适用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法规，主要如《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暂行办法》、《关于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通知》等。国家外汇管理局（SAEF）有专门的一套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办法。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核定最高限额的FIEs（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内的外汇资金。入账外汇资金必须符合外汇局核定的资本金账户收入范围；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只能用于投资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开支。FIEs的注册投资以及以后增资都要通过这一专门的资本金账户管理。过去，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由外汇局逐笔审批，银行凭外汇局核准件办理结汇。2002年6月，改由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局通过被授权银行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实施间接监管。
2003年1月，东京三菱银行等10家在沪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开办审批投资项下的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
2.因私购汇业务。自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允许境内居民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用于境外经常项目支付）限额提高为：出境时间半年以内的，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含半年），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5000美元；而且，居民个人出境后超出购汇金额的经常项目消费或支出，在居民个人能够证明其确属经常项目用汇前提下，允许其回国入境后办理补购外汇手续。随着2003年6月达成的CEPA（“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诸多条款的逐步细化，特别是个人可直接申请进入香港，内地到香港的外汇流量必将大幅增长。由此，使得因私购汇业务规模快速扩大。
2002年8月，因私购汇业务全面放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并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中、外资银行都可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开办个人售汇业务。自此，原来由中国银行独家办理此业务的局面被打破。2003年，东亚、汇丰、花旗银行等挤入对内地居民开办的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业务。
三、外汇存贷业务
1.外汇存款。外币结构性存款是由银行提供的与利率或汇率挂钩的存款，投资者通过承受一定的利率或汇率风险来提高资金收益。即在存款期内，如果特定币种（如人民币、欧元、港币等）的特定汇率（或利率）始终在特定区间内运行，则投资者将得到较高收益；否则，投资者只能得到较低收益或不能得到收益或承担本金损失。
外币结构性存款，即提供不同程度本金保证、与汇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如：99%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30%；98%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85%；97%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3.4%；96%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4.5%.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不同本金保证的存款品种，可以在挂钩汇率达到要求时获得不同的收益。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小额存款利率表，3个月定期美元存款利率仅为1.1625%，远远低于1.825%的100%本金保证存款，也仅为96%本金保证存款收益的1／4左右。
花旗银行还推出一项外汇定期存款与外汇货币期权的组合产品——优利账户。
2.外汇贷款业务。银团贷款一直是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大型建设项目的主要贷款形式，且多邀请中资银行参与。2003年7月，汇丰银行及中信资本作为牵头安排银行，并由汇丰银行担任独家账簿管理人，组建了包括汇丰银行、中信嘉华银行、工商银行（亚洲）、新加坡华侨银行、荷兰合作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丰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及永亨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参加的对“天津发展”发放一笔1.1亿美元的5年期银团贷款，贷款利率为LIBOR+80BP（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80基本点）。2003年9月，法国巴黎银行作为牵头安排银行，组建了包括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中国银行昆山支行等5家银行参加对台湾长兴集团旗下的珠海长兴化工、昆山长兴电子及广州长兴电子的一笔623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
2003年，外资银行还创造出一种外汇—人民币转换贷款。2001年9月外汇利率实现市场化后，外汇存贷款利差已缩小至0.9%，仅相当于人民币存贷款利差的28%.2003年6月，美元短期贷款利率大约是2.2575%的水平，而人民币短期贷款利率为5.04%，相差2个多百分点。外资银行贷给三资企业外汇贷款，后者将之结汇成人民币，即实现了以低的外汇贷款利率借得人民币贷款。即使加上5%0的结售汇手续费（双边报价）支出，通过上述操作的成本还是要低于直接人民币贷款利率2个百分点左右。但中资银行的外汇贷款不能结汇，则不可如此操作。
四、信用卡业务
按照国外的一般经验，在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5000美元时银行卡业务发展将处于大幅增长的好时机。目前中国的沿海地区和一部分社会群体已进入这一区间。因此，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于年费收入、用卡消费手续费和透支利息收入，其中信用卡透支年息高达18.25%.而银行1年期短期贷款利率则5.31%）。以国内最大的发卡行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02年底，其牡丹卡发卡量达到7946万张，其中核心产品贷记卡66万张，比年初增长了4倍多，准贷记卡432万张；信用卡透支余额14亿元，比年初增长55%；牡丹卡直接消费额685亿元，同比增长22%；外卡收单交易额34亿元，同比增长34%.贷记卡、准贷记卡经营总收入21亿元，比上年增长28%，卡均收入达到398元，信用卡不良透支仅占3.2%.信用卡的互联互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2年底基本上实现300个以上地市级城市各类银行卡的联网运行和跨地区使用，在100个以上城市实行各类银行卡跨行使用，在40个以上城市普及全国统一的“银联”标识卡。外资银行十分看好中国的银行卡市场。而行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卡管理条例》将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和其他外资发卡机构进入银行卡市场。
受人民币业务逐步开放的限制，外资银行只能先申请向境内公民发行外汇贷记卡和借记卡。根据国家旅游总局的测算，仅2002年，中国出境旅游者的人均花费就达到了1100~1200美元，目前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总支出已达120亿美元。国际卡业务很有潜力。目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已发行国际卡。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正加紧开展内地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使用，香港银行亦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在内地使用等工作，内地与香港人民币银行卡联网业务即将开通。届时，内地居民持“银联”人民币卡，可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商店的POS机上消费支付，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港币现钞，并在内地以人民币还款。同时，香港发行的“银联”人民币银行卡可在内地32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POS机上刷卡消费，也可在内地5.4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现金。这样，设在香港的银行就可以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进入内地使用。
2003年，花旗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作成立信用卡中心，同时拟经营人民币贷记卡和外币贷记卡业务。预计先由浦发银行发行花旗和浦发的联名人民币卡，然后再发行国际卡。在政策允许后，双方将会组建合资的信用卡公司。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申请推出联名卡。
汇丰银行也在积极准备发行信用卡。东亚银行已把银行卡中心、数据中心、后期服务中心移师广州。沪、港、台的三家“上海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准备在2004年针对内地台商联合推出“上海通卡”。
五、证券及投资银行业务
1.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实施。根据QFII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资产，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商业银行获得央行批准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方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获得托管人资格。自2003年1月，花旗、汇丰和渣打三家外资银行获批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目前已有15家外资银行（东亚银行等）获得QFII托管行资格。
QFII托管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投资者申办QFII资格；代客托管资产组合；提供兑换外汇，人民币资金结算，证券及现金结算；监督合格资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运作；向监管机构汇报合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活动，收付汇款，兑换外汇，收取本金及指定；人民币户口的活动情况；提供财务报告服务，并遵从公布所规定的一切申报要求。
资金结算和托管的经验成为外资银行竞争潜在QFII客户的利器。汇丰银行称，汇丰是中国境内惟一提供B股结算托管服务的外资银行，汇丰在亚太区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客户，而大基金一般都会倾向于用一家资金托管和清算银行。汇丰可以由目前的B股结算托管服务，扩展到A股市场。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托管服务，数次被国际权威期刊《全球托管人》（GlobalCustodian）的新兴市场服务评比给予最高评级。花旗银行是主要的跨国资产托管银行、一流的全球清算银行，以及存托凭证、和信托服务方面公认的领导者。目前，花旗银行在世界范围内向2500多个机构客户提供证券服务，托管金额超过5万亿美元。渣打银行则强调了其在亚洲共拥有16个托管中心，在中国内地，其深圳分行是深圳B股的惟一外资清算银行。
汇丰银行已夺得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高盛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依照程序，QFII委托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为申请开立一个证券账户以及人民币结算资金账户，用于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资金结算。花旗银行夺得了德意志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夺得了汇丰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则夺得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和大和证券SMBC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
2.QFII业务。到2003年11月，获批QFII投资额度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将达10家，累计获批QFII额度达到17亿美元。这10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是：瑞士银行有限公司6亿美元，野村证券株式会社5000万美元，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3亿美元，高盛公司5000万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1亿美元，德意志银行2亿美元，荷兰商业银行1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5000万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有限公司5000万美元。
QFII可以在中国投资股票、债券和基金。QFII必须在3个月内将资金汇到在托管银行建立的账户中。根据外汇管理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额度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
3.不良资产管理及抵押贷款证券化。2003年11月，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购得中国银行18亿美元巨额不良贷款组合资产，支付5~6亿美元。该不良贷款是中银香港2002年为上市准备时，转移到中银开曼公司的。中国银行的这笔贷款组合资产中，包括发放给香港和内地约450家公司的贷款。
2.003年1月，德意志银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信达公司将与德意志银行通过在境外发售资产支持债券的方式，合作处置由20个项目组成、涉及债权25.52亿元（本金总额15.88亿元、应收利息3.47亿元、催收利息6.17亿元）的一组不良资产。信达将成立一个信托机构，这个机构将运作这部分资产，以该资产作为支持发行债券，资产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将用于还本付息。信达公司将证券化后的资产处置工作分包给德意志银行，由德意志银行对资产进行处置。引入德意志银行的全球资源，包括资金、管理与技术、战略投资者等，提升资产包的价值，实现资产包后续的现金回收。根据资产回收情况，信达向德意志银行支付相关费用。资产证券化项目正式启动后，由德意志银行主持在境外发债，但价格、项目、投资者由信达和德意志银行共同商定。
4.中资企业海外融资业务。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包括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发债，都是外资银行争夺的业务。
中资企业境外上市，根据上市公司注册地的不同区分为两类：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和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是指在境内注册、境外上市的公司，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是指在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通常又根据上市地点将其称为H股（香港）、N股（纽约）、L股（伦敦）和S股（新加坡）等。在港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通常称为红筹股——意即公司的利润规模上有超常规的增长。两类境外上市公司的共同特点都是上市在境外，营运主体、业务收入主要在内地（中银香港等是例外）。
1993年7月15日，第一家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此后经历了1994年、1997年、2000年、2002年四个国有企业境外上市。截至2003年8月，共有82家境内企业（含非国有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流通市值为3776.2亿元。其中，仅在香港上市的有66家，同时在香港、美国上市的有12家，同时在香港、伦敦上市的有3家，仅在美国与仅在新加坡上市的各1家。以上数据只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对于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一份2000年的统计资料认为有60余家。
六、国际结算清算业务
1.国际结算业务。信用证、托收等基本国际结算业务，外资银行都可以提供。部分外资银行利用离岸结算业务，政策的灰色地带，通过离岸账户办理国际结算，中转费用少、资金在途时间短，很有市场竞争力。
国际保理业务（InternationalFactoring），指出口商以记账、承兑交单等方式销售货物时，保理商买进出口商的应收账款，并向其提供资金融通、进口商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2001年全球保理业务量超过5700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2倍；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保理基本取代信用证。中国保理业务量已从1996年的1200万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2亿美元。中资银行迄今为止只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加入了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能够开展该业务。由于尚无保险公司为商业银行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提供保险，商业银行必须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外资银行则在保理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又或多或少地从事混业经营。汇丰银行2000年的保理业务量已达到20亿美元。
关键词:电子银行;外包;监管
近年来,在全球银行业兴起的电子银行业务(ElectronicBankingBussiness)大大改变了银行业的传统经营方式与业务模式,不仅银行效率得以提高,服务成本得以降低,而且商业银行也被赋予了许多新的特征,例如服务内容的开放性和服务对象的全球性,传统业务和网络技术的紧密结合,以及银行与外包第三方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等。[1]虽然这些新特征并不必然带来新的风险,但其无疑会增加和改变传统银行业务实践中的风险结构。因此,各国银行监管机构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相应的专门监管,而其中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活动的监管则是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之一。
一、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优势分析
外包(Outsourcing)是一个外来词,其基本含义就是将自己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委托给其他人去做。由于电子银行业务对信息技术及网络安全都有着极高要求,而这就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因此在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收益的商业规则下,银行往往选择将电子银行业务中的软件开发、信息处理、硬件维护等部分或全部外包给更为专业的第三方公司去做。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看,银行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通常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1.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电子银行外包可以让商业银行转而注重自己的核心业务,专注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据调查,美国有68%的信用卡业务都是通过非商业银行机构来实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业务本身而非后台支持,因此银行没必要雇用大批的网络高手来维护网络,交给专门的网络公司去做就行了。
2.更好地控制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根据管理学理论,优秀企业通过将价值链中的不同环节外包给更为专业的公司,从而节省资源获得规模经济。例如,根据美国Forrest调查公司的一项统计,美国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建立并维护一个Web网站,头年的费用是22万美元,而将此工作外包给网络公司仅需花费4.2万美元。
3.获得新技术和提高服务效率。IT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电子银行的技术外包不仅可以使银行内部技术人员获得更多接触新技术的机会,还可以使他们摆脱一些繁杂的日常事务,从而大大提高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与效率。四是发展战略和风险规避的考虑。在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网络技术的运用更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而通过与专业外包服务商的利益捆绑,银行可以围绕最新科技的发展趋势来发展各项新兴业务以抢占市场先机,并因此减少了很多系统维护管理和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
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分析
电子银行业务外包在提升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会给银行带来新的潜在风险,并且给传统的银行监管体系出了新的难题。撇开就业等社会问题不谈,从经济与法律角度分析,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本身也蕴涵着许多隐患。
1.信誉风险。银行业最为核心的资产是信誉,而外包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质量低下将会影响银行的信誉。例如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原因硬件设备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或软件系统存在漏洞等致使银行客户受损(包括客户在业务操作方面的不便利以及在资金、机会方面的损失等),即使这完全是由于IT外包供应商的过错也同样会大大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与信誉。
2.技术风险。在技术选择上,银行必须选择一种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电子银行业务的开展,因而当各种电子银行的解决方案纷纷出台时,商业银行选择与哪一家公司合作,采用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将是电子银行存在的一种潜在风险,一旦选择不当,将使银行面临巨大的机会损失与利益损失。同时由于核心技术由外包公司掌握,外包公司或其职员利用工作便利来从中获利的道德风险也不可不防。
3.法律风险。由于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形成完善的法律环境,再加上网络的无国界性与各国监管机制的差异性使得电子银行业务外包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法律风险。例如,外包过程中银行客户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商业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归属问题、跨国诉讼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等都可能对银行的审慎经营造成巨大冲击。
4.系统风险。银行业是一国金融发展的核心,其对风险管理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由于某些IT核心技术的垄断,在IT外包行业也存在着若干寡头公司,因而可能产生某一国(地区)的多家银行过于集中依赖某些外包服务供应商的情况,一旦出现问题会造成连锁效应。另外从长远来看,过于依赖某些跨国公司的技术外包还可能不利于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
三、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域外经验
银行业是个对风险管理有着异常严格要求的行业,而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有可能把本属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责任及合规要求转移给不受监管当局监管的第三方。在此情况下,银行机构如何有效控制外包带来的运营风险?监管机构如何确保外包供应商在外包过程中履行了其监管要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银行监管当局已经陆续对此作出反应,以监管报告、建议或指引方式将电子银行业务的外包活动纳入到其原有监管体系中。
1.美国。早在1990年1月,美联储就通过一份监管声明提醒金融机构注意订立电子数据处理(ElectronicDigitalPlatforms,EDP)服务合同的潜在风险,美联储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签EDP服务合同中是否含有对其原有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不利影响的条款,如责任免除条款等。而美联储纽约银行1995年的一封监管信函则明确了外包服务安排报告规则,即无论任何银行服务机构都应该在首次签署外包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后的30天内向合适的联邦银行机构报告这种关系。
另外,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还了一系列旨在阐明银行管理IT外包风险方面职责的指引与公告,例如《FFIEC对外包技术服务的风险管理指引》(2000年)提出了由董事会负责外包引入和风险管理的原则;《FFIEC对技术服务商(TSP)监管手册》(2003年)概述了TSP风险的监管流程与方法;《IT外包技术服务检查手册》(2004年)为监管人员的审计检查提供了相应的程序指引。
2.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2001年12月的《外判》对本地银行业的的外包活动表达了相当明确的监管态度,它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电子银行,但其中载明的一般监管方法及有关技术外包的管控措施等均对电子银行外包具有参考价值。在《外判》指引中金融管理局明确只要被监管机构的外包安排具备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且不会有导致损害客户利益的情形发生,金融管理局就不会干涉。[2]
而所谓“周详的计划和妥善的管理”则包括了以系列的特殊管控措施。首先,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银行应审查其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与专业知识,而在将关键技术如数据中心操作外包时,还应由独立第三方作出独立评估报告,报告将提交金融管理局备案。其次,在同外包服务商签订协议时,金融管理局强调应清楚载明外包服务商的履行标准和服务水平。再次,在外包安排存续期间,银行应对外包服务商实施持续充分的监控和制定有效的应急计划。最后,为了防止外包风险的过于集中,银行还应尽量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服务商。
3.瑞士。1999年8月,瑞士联邦银行委员会(SFBC)了针对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外包指引》,允许金融机构在未经SFBC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外包。但该指引规定外包必须得到董事会的同意方可实施,必须订立书面合同,并要求金融机构将外包业务纳入内控体系,外包合同必须明确允许SFBC、金融机构及其内外部审计机构对外包服务商进行必要的监控,同时某些核心管理职能是不允许外包的。
此外,伴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各国监管者也逐渐意识到,外包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是超越国境的。因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3年先后了《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原则》及《跨境电子银行业务的管理与监管》,为电子银行业务(包括外包)的监管提供了高级指导。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综合各国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风险控制首要原则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该对与电子银行业务的有关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全面和持续的尽职调查制度与监管程序来处理银行与外包第三方的相互关系。[3]
四、我国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的实践与法规建设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外包势头也发展迅猛,各大商业银行都相继开设了电子银行业务,其中四大商业银行都选择了自主开发核心技术与辅助业务外包相结合的道路,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则选择将更多的信用卡业务、网络银行业务外包出去以降低运营成本。但在电子银行业务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对其的监管还处于逐渐发展和不断探索中。目前我国电子银行业务监管事宜主要由银监会负责,关电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框架也已初步确立,主要由《电子签名法》、《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和《银行业信息资产风险监管暂行办法》等组成,而其中2005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是我国首次出现“外包管理”字眼的法律文本,其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发展和监管可谓意义深远。
《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及自助银行、ATM等均纳入电子银行业务范畴,扩大了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范围,改变了长期以来部分电子银行业务监管无据的状况。[4]同时《办法》突出强调了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评估工作,要求金融机构聘请有资质的安全评估机构,至少每2年对电子银行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评估。而为了应对新兴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办法》还明确了许多具体的监管措施:(1)规定金融机构在选择电子银行业务外包服务供应商时,应充分审查、评估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实际风险控制与责任承担能力。(2)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与外包服务供应商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外包服务供应商的保密义务和保密责任。(3)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针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的应急计划,并应制定在意外情况下能够实现外包服务供应商顺利变更,保证外包服务不间断的应急预案。(4)规定金融机构对电子银行业务处理系统、授权管理系统、数据备份系统等涉及机密数据管理与传递环节的系统进行外包时,应经过董事会或者法人代表批准,并应在外包实施前向银监会报告。
笔者认为,《办法》的上述规定已经吸收了很多国外监管的经验,并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有所考虑,它的出台既是我国监管当局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对监管工作的一项适应性创新,也是一项有利于我国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及发展过程中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但是《办法》仍存在一些不足,诸如要求金融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的可靠性和公信力进行保证并不尽合理。此外对金融机构的责任规定也过于严苛。
五、健全我国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体系的思考
虽然我国已经对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制定了比较明确的规章,但是对电子银行业务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而且目前在我国的社会背景下,纸面上的法律要变为行动中的法律无疑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实践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很多监管人员对于电子银行外包风险的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各地监管机构的监管理念和执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的监管体系,以促进电子银行业务的良性发展。
1.在监管的价值取向上,银监会应该综合考虑监管的安全目标与金融机构的效率追求,实现金融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发展。银行是基于提升效益目的而实施外包的,因此监管当局不能仅仅为了监管的安全价值而不顾银行的效率价值。笔者认为,银监会应在谨慎基础上支持银行业更多的外包活动,这也是应对入世后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所必需的。当然银监会应始终坚持以下两个原则:第一,确保银行业外包活动处于银监会的有效监管之下;第二,确保银行机构合理制订外包计划和妥善处理外包风险。
2.银监会应进一步细化现有的电子银行业务外包监管规则。现有的外包监管规则总体而言仍偏于原则性,因而需要在既存原则框架之下尽快出台更具操作性的监管细则对监管人员的监管范围、权限和监管程序予以规范。此外,电子银行外包的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密切关注电子银行的最新发展动态,适当汲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丰富电子银行业务外包风险管理的内容也极为必要。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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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