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3-07 07:12:4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意识形态发言材料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电视广告的表意过程和行为就是一项文化实践活动。广告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图像的世界带入生活。在这样的实践循环活动中，文化被广告图像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广告图像符号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本文将通过对香港大陆、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对广告创意的影响的分析，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
关键词：广告创意意识形态文化差异
Asatypeofculturalpractices,thesignificationofTVadvertisementcirculatesmeaningsbetweenimaginationandeverydaylife.Advertisementhasbecomeakindofculturalrepresentation.Thispaperattemptstodiscoverthedifferencesofculture-ideologybetweenChinesemainlandandHongKong,theirinfluenceson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andtomakeclearthecausesofthedifferences.KeyWords:conceptionofadvertisement;ideology;culturaldifferences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作为一种“表意的过程与行为”，其“包括的范围广泛，由语言、艺术、哲学，一路直到新闻、时尚与广告。”[1]按照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成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随着电视这种具有现代性标志的媒介深入到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知各种信息，享受多样娱乐，接受教育的主要传播工具后，看电视的行为实践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内容。电视多样、日常与随意的性质，使它在图解我们文化生活的过程中，也将其自身所形成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其它符号一起建构起现代文化的含义和解释的系统。
广告在电视传播中的重要性除了经济原因，即作为商业促销的手段为受众提供商品信息，现代广告也像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及思维方式的差异。电视广告图像伴随着所有的电视节目进入家庭生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种日常性较至于其他文化实践就更为明显了。广告图像记录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和这种变化的文化意义，它利用业已成型的文化观念把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带出来，带入到一个图像的世界，又将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转移到广告图像创造的平面世界，达到推销产品的目的。
作为广告的创意者，立足于一种文化环境，这个环境中话语支配权在其创作实践过程被实施，即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表了主导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实践过程产生影响。
香港和大陆虽然有着共同的文化历史渊源，但是，由于香港与大陆一直实行的是两种制度，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社会管理系统和证明系统合法性以维护系统运作的意识形态。作为生活在不同体制下的人们，在适应体制的前提下，在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为必须的同时，发展每个人所认可的传统、民间传奇和道德故事。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生活历史、社会结构、个性发展的不同，构成了大陆和香港不同的广告文化。
二、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霍尔的文化循环论。霍尔在其著作《表征》[3]中对文化循环理论作了如下论述：
（1）文化循环理论提出，“文化”生产就是符号生产。文化已经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体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原文化问题。[4]
意义事实上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情景，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进行循环(文化循环)。意义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
（2)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我们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活动中产生出来，并得以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与意义的最具特权的场所。
(3)意义还产生于我们用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和占有文化物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以及这种方式给它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4）意义还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
三、研究方法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主要采用电视文本分析方法。从具体文本——图像符号的研究入手，进入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的生成场所，给这些图像一种理解，这个理解不是对作品要再现的表层观点和目的的重复性的表达，而是把图像的创意当作一个已经被“规范和组织”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透过图像表层的意义（广告的意图），揭示它在进入到广告文本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即进入到文化循环的过程中，探讨香港、大陆广告图像符号文化的差异。
（二）
一、文化——意识形态差异之比较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某种经济、政治的理论或体系基础上的，或某些阶级特征基础上的各种观念、价值和信仰。用霍尔的话来说，作为意识形态——观念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建立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因此，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意识形态不仅组织人们关于现实的观念和形象，而且使人们形成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形象认识，并据此在这个世界占领一个位置。即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一种身份，成为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志、自己好恶的主体。除了关于自己形象的认识外，意识形态也提供他人的形象。不仅一个人自己的身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而且意识形态还能勾勒出其他人的身份。[5]
对大陆和香港在各自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不同之处进行分析，我们看到：
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英国人将西方的一套行政管理规章制度照搬到香港，加上香港人(中国人)独特的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传统，二者的结合，使英国殖民者在东方的行政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香港人也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接收着殖民者的教育，与大陆的中国人形成差距(以与香港语音最接近的广东人比较，香港的语言中多处有英语音译出现，如草莓叫士多啤梨，打球叫打波，警察称作沙展等)。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即不同于台湾、澳门，也不同于大陆独特的中国人的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既可以看作是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具体影像。又是形成香港文化独特性的主要因素。香港学者对香港文化身份的形成及其特点做了如下的分析：
1、香港意识形态的特点
香港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颇为复杂，有来自大量的颇为完整和系统的民间传奇、宗教学说，以阐释善恶，印证报应。这些意识形态成份比较成形，有系统的看法和判断，牵涉生活各个层面。各种成份由于牵涉范围和题旨有别，可以并肩而存，互不拖欠。市民按能力、兴趣、机遇和利益各取所需，接纳改良，形成一套或多套个人理解事物原因和行为对错的、较明确可辨的认知和道德地图。[6]
复杂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使香港的市民对政治的兴趣和热情低于大陆的市民。市民社会认定的靠个人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价值，形成香港人的生活风格。即香港这个群体经年累积下来的自卫生存姿态是“走精面”、“无执输”、“弱肉强食”等。这些风格更多地见证于香港人到圣安娜“挤提”西饼，地铁车箱空无一人仍然坚持要飞身上车的拼搏精神。这是香港社会的调子和素质(toneandtimbre)。
由于意识形态的非一统化，香港人的日常意识由即时、片断、零散的观念构成。港人日常生活竞争激烈，危机接踵而至，市民守成应变唯有事事拼搏。一些配合、解释和理性化了此类生活经验的意识，变成了民间的智慧，广为流传。能“走精面”和所谓精面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践的。日常意识来自日常生活实践，又成为日常实践的指南。它们的特征是：实用、自然、浅薄、反方法、通俗。同时也具备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成分。
2、大陆意识形态的特点
大陆与香港相比较，除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传统的一致方面，大陆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一直实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为了保护这种视社会为优先的制度，建立起的一整套理论和体系，建立起的有效实施这种制度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等，结合在一起形成大陆主流文化场域。张扬党的政治理想、目标和价值一直被有效的坚持下来。党和社会确立的一致关系，使得社会优先意识在公共场合被认可。这种认可通过从上至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宣传、落实（政治表现的考核、媒体的宣传、各种会议的传达），潜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其作为一种被社会肯定的价值转化成知识，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继而成为一种知识体系——意义。这种意义形成过程，“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并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它“给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入哪类人以一个概念”。（霍尔1997年）
大陆市民长期接受着较系统的、政治色彩较浓的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结合，使大陆人在处理日常事物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公共场合。这一套知识和道德地图久而久之成为传统漫游在大陆的文化景观中。因此，这种“意义”对于创造的实践形成控制和规范，显示出了力量和权威。长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人们，其作为创意的动机和基础获得与这样一种政治、经济知识体系价值取向的一致性，生出别样于香港的广告文化是必然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广告创意的影响如何呢？
二、文化——意识形态对创意的影响
西方把把文化解释为有权利者和无权利者争夺领导权的场域，这是目前文化研究最有趣的一种潮流[7]。当本文在分析两地广告作品时，从创意的实践中看到优势意识形态如何不着痕迹地获得支配权并被普遍表现的事实。
1、文化差异对“颠覆”[8]的限制
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一个社会存在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所谓的亚文化也就是被视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9]作为“反文化”的实践，具体现象有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带鼻环、舌环、跳街舞、剃光头、穿破牛仔裤等。总之，这种亚文化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是一种颠覆性的对抗。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实践场域，当它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范畴时，自然会代表大众的利益，表现他们的观念。广告从其诉求对象（这些亚文化的实践者往往是主要的时尚消费者）和创作者本身来讲（广告创作队伍年轻化），与这种亚文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和一致性。就此而言，电视广告由于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较少政治意识的控制，成为亚文化的活跃场所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这种颠覆必须保持对优势意识形态的敏感，必须在其规则下操作。
作者在分析大陆和香港的电视广告图像时发现，尽管广告内容很少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意义，但是在具有颠覆性的创意里，却看到了社会政治意识的强弱对创意者颠覆企图的接纳和包容的不同尺度。虽然，这种尺度不是硬性的规定，但是创意者仍然自愿地遵守规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臣属”[10]于此处。因此，通过对颠覆尺度之差别的分析，可以描述出造成差异的“最具特权的场所”[11]。
区别在于：大陆的颠覆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也就是说，大陆所谓的颠覆有一个政治的前提是不能越过的，加之在这个政治前提下被培植的思考习惯本身，象是一种警号自动（至少表现为自动）地强调着不能越过的事实。与之相比，香港电视广告在创意上是“自由”的（此处主要针对有无政治意识控制而言），不受束缚，唯新唯奇，不拘理念，想象力出格。
如香港电视关于一家餐厅削价的广告画面：黄昏，僻静的巷道，一位大妈手拎一个提袋行走。突然，一名年轻男子冲到大妈面前抢夺她的提袋，大妈与之争夺并且大声喊人捉强盗。街坊闻讯出来，将强盗制服；一家餐厅大堂内，大妈等人围坐在餐桌旁美餐，个个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从大堂往外看到，刚才的青年人被警察反扣了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被压得走了形，看着大妈一家人美餐，垂涎不已。这时观众看到的画面是：玻璃窗上一张被压得变了形的脸和这张脸旁边的关于削价的内容。这个广告涉及到三类人：警察——国家政治的象征；市民——被国家保护的对象；小偷——警察、市民的对立面，破坏力量。同时，小偷也是警察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广告意义的第一个层面表达了警察捉小偷，警察保护市民的利益这样一个符合主流社会利益的价值观念。第二个层面上，小偷的破坏性消解了，警察的意义被颠覆，小偷和大妈（市民）成了同一类人——到削价餐馆美餐一顿的强烈欲望者。这时候画面的所指转移为对美食的欲望，它给拦路抢劫者一种新的解释：即餐馆的美味食品和价格太诱惑人了，使他不得不用抢劫的手段满足被深深刺激起来的食欲。这样强调抢劫行为的动因，冲淡了抢劫行为本身，使观看者把大妈的美餐与强盗的馋相联系在一起，对抢劫的愤怒也被忽略了。大妈的欲望满足了，另一位与大妈有同样欲望的强盗不仅被捉牢了，捉牢后心思还在吃美餐上，令人生出同情。这时候，抢钱和被警察捉住都没有吃这件事重要了。消费在先，其余不在话下。这种对社会已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确定的关系的颠覆性的展示，是通过对强盗的同情取消现实中对与错的判断界限。为了达到突出餐馆的美食和低廉的价格，不惜颠覆事件本身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随意间将主要意义消解了——抢东西不再与犯法的有关。
类似的颠覆还可以用另一个“垃圾虫”形象意义先后倒置的例子来说明。在香港清洁运动中，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公益广告设计了一个“垃圾虫”形象。垃圾虫是乱扔垃圾的人制造的：一片草地，经过此处的男男女女随手将吃剩的食物或包装材料扔在草坪上，草坪渐渐从里面凸起，变成一个绿色的可以行走的动物，其身上的垃圾变成一个个红色的凸起的粘状物，垃圾虫蹒跚走出镜头，原来的绿地成了的水泥地。广告的意义不言而喻，垃圾虫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以后，在街头张贴的清洁香港的广告画中，虽然出现了与垃圾虫相对立的形象——清洁龙，但是其影响无法与当年的垃圾虫相比，因此，许多清洁香港的广告还是以垃圾虫为清洁标志：一个绿色底上带有红色块的垃圾虫，头戴一定高筒礼帽，向上摊开双臂，旁边立有垃圾箱。在这样一幅宣传画中，垃圾虫站在中间，作为主角进入清洁香港运动的实践，被清洁的对象这时成了清洁的标志。同一个形象，其意义在介入了时间的因素后，发生了变化。对此，香港的广告人士李悦说：这正是广告宣传中“正不胜邪”的最好例子。[12]
上述两则广告在大陆可以播放吗？
大陆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体系——标准和价值不论是在何种场合，都要维护其严肃性。在大陆的政治意识形态中，法庭、警察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政治的稳定，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生长在大陆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即使有违规，电视媒体作为的责任也不允许表现这样的颠覆内容。
虽然在大陆人的生活经验中，上述“垃圾虫”反面变到正面的现象会发生。但是，对这种变化表示公开的认可，并由垃圾虫——“邪”告示市民应该清洁香港，“以邪胜正”大反串式的意义颠覆，在一种被养成正反界限分明，不可倒置的大陆政治文化环境里是难以实践的。例如，“红桃K”（补血的药物）曾经登出一则广告：在红桃K形象标志下，写着“呼儿嗨吆······”。它套用了大陆妇孺皆知的歌颂的《东方红》歌曲的句式：“呼儿嗨吆，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样一个形式被政治化后，意义的转移难以实现。这则广告刊登在一家报纸上，没过多久即被取消了。它违反了政治规则。红桃K广告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本文后面将再次提起这则广告）。
大陆广告创意对于传统文化意义的颠覆实践生出的是另一种样式。例如有一个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模拟了孙悟空与太上老君的对话。孙悟空让老君把自己放回到炼丹炉里，因为“家事、国事、单位的事，烦死了。”而老君则笑着指点道：“快快加入××航×日游吧”。这是一个广告版的《西游记》。还有SONY牌walkman广告语更有意思，它把《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改为“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能否由“恨”转“乐”，只看有无walkman。“小糊涂仙”酒广告特意用传统的酒坛子作为广告的背景，让一个身着古装的美女作为广告人物，她眉清目秀，面带微笑，使人想起古人豪饮以及美女为英雄斟酒的情景。[13]
大陆与香港“以邪胜正”似的颠覆的不同处在于：1、这种颠覆的基础还是传统文化（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典故、成语等），只有对这些文化的内涵有认识和理解，对它的颠覆才生出新的意义来。这种“颠覆”严格讲只能算是“篡改”。香港市民的生活风格中较少有这种文化的因素，因此，这种类型的颠覆意义难以生成。2、意识形态化对大陆人思想的导向较强，如果一种意义表达方式有政治色彩的话，对其的颠覆会受到官方制止，如在在公开场合（媒体）上“邪”与“正”是不会被“颠覆”的。
2、文化差异对隐喻的影响[14]。
在广告创意中隐喻是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但是，隐喻的过成也是漫游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
隐喻在香港电视广告图像意义生成中具体表现为夸张、虚构的倾向，这种夸张、虚构建立在一种大惊小怪的反应方式上。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风格中有“大声”“招积”的特点，与广告中的这种风格不谋而合。这类广告在叙述事件常常寻找令人惊讶不已的对应物以解释其目的。效果是强烈刺激观众。如香港一家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出现了女鬼的形象，以女鬼吓煞人的效果形容手机使用价格骤跌给人们带来的惊讶程度(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的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广告画面：夜静时分，在一处停车场，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突然一位身着红色衣裙的女鬼飘然而至，女鬼把脸贴在汽车的玻璃上，其恐怖的表情吓昏了司机。这时候，画面才出现与手机有关的内容。在汉语的词汇中，人们经常使用“见鬼了”来表示对某事发生的不可思议之感觉。但是直接把鬼的形象搬出来时，形象本身的刺激导致的效果，并不只是话语“见鬼了”的感觉。当人们说“见鬼了”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鬼的形象相伴这句话而出现，说这句话既不会吓昏自己也不会吓昏别人。
这一则广告完全符合“新潮、搞怪、难懂、无厘头”[15]的后现代特点，选择女鬼形象出现的效果以对应广告要表达的“价格低至吓死人的程度”的意义，说明在香港广告创意者那里，它们可以归为一类。这种认可体现出了香港生活风格的某些方面。就“鬼”的形象而言，在香港的文化环镜中，“鬼”在人们的“日常定规仪式和实践活动中”[16]没有经历过被彻底批判的实践，鬼的形象没有到过政治的话语系统里。因此，它的出现与大陆相比较而言，是独特的。
大陆文化发展中，有过对迷信的批判，鬼在的话语中又被阶级阵线统统划到人民的对立面，牛鬼蛇神等于了地富反坏右，所以鬼曾经是臭名昭著。通过了对鬼形象的这种认识后，鬼的形象难以归如正面符号类别。在组合一个正面完整意义时，也不会给它留下位置。
接下来分析另一则广告：一位着一袭黑色紧身衣的蒙面女子，脚登旱冰鞋在一家超市的货架之间来往穿梭。一条胳膊前伸，手做削割状。手到之处，物品的价格统统被削价。用女杀手削价，意味着超市的价格削得彻底。电视画面唯有以加强视觉的冲击力，才能引起观众的注意。为达此目的，追求感官刺激不必在意与参照物的相像（对应性）问题，即广告要告诉的意义与它用来表达这个意义的物的出现是否符合已经形成的理解模式，已经不重要了。上述两个广告就是靠画面令人吃惊、不知所云的感觉引起人们的注意，广告要告诉观众的总是最后才出场。当削价的意义出现时，反视广告对削价本身所作的解释——犹如女杀手出现，其形象与杀得狠之行为给人一种过分的感觉——选择的不可思议与组合的出人意料（这也许就是广告希望的效果）。
这两则广告画面的共同特点是观众因为摸不着头脑而产生了注意力，对画面生出的惊讶和广告内容的逻辑关系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逻辑联系的话，就是让杀价能获得如同见到女鬼或女杀手一样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惊讶（杀价、见到女鬼）有质的区别：一是恐怖引起的(女鬼与女杀手形象)，一是对购买欲望的刺激。但是在香港广告人的隐喻中，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又是自然的，即追求图像效果与效果之间的相似，不是经过思考以后对两者之间意义的认可。不追求画面之间的逻辑性，只在乎对画面的注意力形成香港与大陆广告图像的差异。这样一种现象可以从香港人接收知识习惯的分析中，找到解释。
3、文化差异生成不同的解读习惯
前面提到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即使是空车，也要飞身而上。他们每天要作许多事情，物质的诱惑使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阅读文字作品与这种快节奏生活不相适应。这也可以作为香港人喜欢阅读漫画的一个原因。另外，有学者对香港人接收知识教育时状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香港的现代人读书时经常耳听音乐，眼睛一边看电视，一边读书。在地铁或公共交通车上随处可以看到一边读书，一边打手机的人。就是说香港人自小养成一心二用甚至三用的习惯，因此，大学的课堂也应该创造这样的氛围，以适应学生自小养成的读书习惯，否则他们读不好书。
以上两种解释，为本文提供的答案是：香港大众文化的消费与制造者习惯于对画面连续的逻辑性产生注意力。因为MTV或卡通跳跃闪烁的画面，使人们紧张地跟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象走，每一个画面跳跃闪烁时，吸引住你的眼球就可以了，至于吸引你眼球的物与想利用这个物表征的另一个物之间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在这种解读方式中不被注意。当他们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连接闪现的萤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观光刺激时，[17]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久而久之，培养起来的对这种跳跃性画面的接收习惯遮掩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大陆在此方面与香港有较大区别。大陆承袭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子女从小灌输读书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关于小猫钓鱼的寓言故事十分流传，它告诉儿童三心二意是办不成事情的。加之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家长对子女的成才寄予更大的希望。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种压力，伴随着一个人求学的全部阶段。年青人被要求苦读书，以应付应试教育，甚至会被要求在开学阶段不看电视等。这种教育的目的养成了阅读文字的习惯，训练了逻辑思维的能力。尤其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各种质疑题和思考题，都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
尽管大陆的年轻人也喜欢卡通片，但是尚未达到香港普及程度——除了少年，青年也是漫画族的一员，也许年龄还有上升的趋势。此外，大陆人接受电视图像的历史比香港人晚，也可以作为一种解释的依据。香港在60年代初期就开始做电视广告。大陆在80年代初期购买彩色电视机还需要凭票，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
姓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可以说，“跳跃闪烁”画面对大陆人观看习惯的培养比香港人至少晚了20年。大陆传统的阅读习惯，虽然也受到挑战，与香港的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距会逐渐消失。
与香港的广告相比，大陆的广告十分注意其画面的逻辑性，如果因为画面本身的说服力受到限制，影响叙述的逻辑性时，就用语言来说明。例如关于“严迪”(一种抗生素)的广告：一位带眼镜，着西装的男士手拿教鞭指着身后写有“严迪”的药盒说：感冒是由大肠内的支原体和因原体······病毒引起的，严迪可以有效地消灭以上各种病毒······这一条广告画面突出的有三点：一是介绍药品的知识分子(这种衣着在公共场合作为知识分子的符号)，二是关于病菌的专业术语。三是把这种典型的课堂教学的方式搬上广告屏幕。这三点联系起来产生的意义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大陆知识领域的权威地位。涉及到专业问题时，知识分子有发言的权利，知识分子说的可信。知识分子又是以追根问底为特色的；肯定课堂说教的有效性。希望产生的效果是：这种药的疗效是可信的。
另一条广告为了突出这类意义，一开始就说：全国有多少教授、院士、博士研究生、科学家、学者的研究证明这种药好。尽管广告词的作者并不十分清楚这些头衔哪个大？但他尽可能把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各种称谓都罗列出来，以显示权威性。
这种说服力主要靠概念——社会上的某种共识讲述一个意义支持，有赖于观众对画面的“良苦用心”的理性解读，而不是靠“闪烁跳跃”的画面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类广告如果离开了大陆的文化环境，同样令人费解。
（三）
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1、意识形态并非一组静态的世界观，而是不断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常运作中复制出来的动态社会实践。实践过程也是个体对自身、对其他人与社会关系的认同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管辖下，臣属于它。[18]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运作过程中将人们塑造成符合优势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大陆和香港有着同种文化传统（汉语言文化）的血脉，这是两地文化相同的前提。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制度以及与这种政治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是这种差异的生产前提。当我们把差别放在文化形态层面寻找原因时，意识形态的差异凸现出来。在有可能对广告创意形成影响的诸多因素：地域差异、语音差异和习俗差异等中，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最大。
2、在大陆作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政治观念由于和国家的行政体制的一致性，使其在意识形态的范畴：价值体系、日常生活观念、行为规范等中处在了支配地位，其他方面都向政治观念自然妥协。
3、这种自然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受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和国家利用政治机构强行控制不同，它主要靠贯穿在大陆泛政治化的话语环境中实现其目的。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任何的文化实践都有一个不可突破的底线——国家的政治目标。
4、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实施和大陆，政治“向北望”[19]，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力量在社会构建过程的不断增加分量，香港、大陆两地政治会逐步沟通、妥协，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可能减弱。
注释：
[1]《文化帝国主义》第20-30页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同上。
[3]《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4]《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17页麦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艺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5]《文化研究读本》罗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6]《阅读香港文化》第87-90页吴俊雄等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8-269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8]“颠覆”在此处是指对传统和习惯的反叛。可谓“反其道而行之”。
[9]《文化研究读本》第22-23页罗钢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第266-267页RobertCAllen编李天铎译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
[11]《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1-10StuarthallSAGEPublications97
[12]《广告！广告》第145-146页李悦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13]《为我所用：广告中的文化资源盗用》陶东风《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3版
[14]隐喻：根据罗兰·巴特的解释，隐喻是指在完整意义的构建过程，在同一类符号（意义相近、相似、相对）中选择一个适合在此处安置的符号的能力。参见《神话——大众文化诠释》p169-17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注：由于文化的差异，能够归入同一类的符号也有了差别。
[15]《后现代文化导论》第1-4页康纳著唐维敏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16]
[17]同上第6-8页
行政的德育——为德育而德育
德育是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的，最具发言权的理应是班主任和学科老师，其次是学校的其他员工。但由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贯彻上级指示、履行指导管理职责，德育便以行政命令的口吻予以布置，要求基层学校限时执行，并辅以检查、评比之措施，给学校施加压力。
应该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德育观是宏大的，也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行政部门在做决策时，肯定也征求了德育专家和基层学校的意见，每年提出的德育实施意见应该说是慎重的。但上级的精神具体到学校特别是具体到每个学生时，是需要老师自己斟酌决定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上级的意见代表一种意识形态，教育行政部门实际上是在贯彻落实某种意识形态。
照理，德育应该是安静的，无痕的，潜移默化的，但由于各方的重视以及德育政绩意识影响，德育变得热闹了、气势恢宏了，变得好看了、好听了，投入多了、级别高了，但至于实效，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作为基层的德育工作者，我们分明地感到活动多了，评比多了，检查多了，做材料多了，但离真正的德育也越来越远了；而且，为了应付检查，不得不“缺德”作假……德育离初衷越来越远。
教育行政部门也有无奈，知道做得太多了、管得太多了，但不做意味着不作为、不管就是不重视。然而，上级管得太多、指导得太细，不利于基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没有德育自由，也便没有德育责任，基层的老师只要按部就班做就是了，责任也由上级承担。
另外，诸多领域的纷纷“进校园”，也让学校很无奈。我们似乎都有个误解，当某种精神丢失了，就一定得从娃娃抓起，好像一抓就灵；当某种文化式微了，赶紧走进校园、“占领”校园，好像将来一定能够开出灿烂的花……事实没那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和品质都得直接从娃娃抓起，学校更多的是做最基础的工作。
功利的德育——不能承受形式之重
德育意味着心灵的对话，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个体的尊重；德育因为有“德”而有力量。然而，令人忧虑的是，浮于表面的德育、形式的德育正以“主流”的面目出现在校园里，非常规的德育正变得习以为常。个中原因多多。
首先是作为德育任务的具体落实和操作者，学校不能不唯上。在唯上的过程中，不能不把上级的“一句话”演变成学校的一台戏。德育成戏，便注重表演。有的学校每学期都会搞些大型活动，事先精心组织和彩排，乃至邀请上级领导，级别越高动静越大，德育的效果过于偏重节目的精彩与否和演出的是否顺利。即使班内搞活动，一般也是在老师的“辅导”下精心准备，从主题到过程到台词，无一例外。至于什么是检验活动效果的标准，那当然是领导的评价了。领导评价高，效果就好；受到越高级别领导的好评，德育效果就越好。
其次是操作者的功利思想导致形式主义泛滥。学校德育的管理者为了名利不顾学生成长规律，用轰轰烈烈的德育活动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展示丰富多彩的“德育成果”。月月有主题活动。不管这个活动在本月有没收到效果，到了下个月一样会更换一个主题，以显示主题的“多样性”。有活动，就要有方案、有过程、有结果，活动结束后，还要有书面材料和总结、报道。除了活动，还要搞课题研究、开展德育论文评比。由于德育要装的东西太多，德育无处不在，德育无处不抓，导致疲于应付，走向形式主义。
第三是德育缺乏真正的研究，导致用形式代替实质，用表演代替内涵，用取悦成人漠视学生的内心。老师很忙，负担过重。负担过重导致肤浅，不但没时间研究教法，甚至怎么教育孩子都无法静心思考。最应该懂得德育的，却无暇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找不到德育路径，最后，干脆变得漠不关心，为活动而活动，为材料而材料。再看看报纸杂志，看看那些德育经验，都不能不遗憾地感慨：无法复制。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想：德育关注学生的生命状态了吗？
狭隘的德育——因沉重而狭隘
应试教育之下还有德育乎？以班主任为例，更多的德育停留在纸上。因为要上交和接受检查的内容太多了。有没开展主题教育，看方案；有没上班队课，看备课；有没家访，看材料；有没找特殊学生谈心，看记录；班级文化有没更新，接受学校检查；德育阵地有没组织活动，看简报；班主任会议有没参加，看签名；卫生搞得怎样，接受少先队小干部抽查……为了加强班主任队伍管理，不少学校还出台了“班主任考核条例”，定期评选“优秀”“合格”班主任。班主任什么都管，心理负担很重、承受的压力很大。学校的很多活动的实际操作者都是班主任，忙于应付的他们疏于学习、疏于走近学生，最终只好简单化德育，把写好要写的材料当做是最重要的任务。
渐渐地，老师们习惯了推卸责任，而缺少了自责的勇气，习惯了埋怨学生，而缺乏反思自己的胸襟。事实上，学生问题的根源大多在教育者身上，但我们的德育是“遵命”德育，缺少自由，也便无须承担过多的责任。德育的瞎折腾是反德育的行为，是伪德育，作为一线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可谓深受瞎折腾之害，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做假德育。不仅老师自己作假，说假话、做假事、造假材料，还“引导”学生说假话、写假文章、开展假活动。二是不研究德育。德育是一门学问，一个老师如果缺乏基本的心理学、教育学知识，工作中就会固执己见，不知道尊重学生，凭经验从事德育。殊不知，我们的教育对象是纷繁复杂的世界，用同一把钥匙是没法洞开其门扉的。
一、少教多学模式的教学理念
少教多学模式的构建主要遵循如下几种方式:教师是课程内容的引导者，引导学生学习文中语境差异、用词方式的不同，及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之后，让学生进行深度阅读，与教育学进行结合。当学生在文中遇到难以理解的字词、文章的引申含义之后，教师对其进行指导;课本中所选取的文学作品是为了向学生传递某种情感、价值，或者是教授某种知识和技能，所以教师要将内容引申，将自身的经验与学生的角度进行结合，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健康成长;教师要在课堂的前10分钟让学生了解文章，讲授重点或者具有特色的知识点，然后让学生自由阅读，指出文章中学生所认为的知识点，以及无法理解的内容。教师不要直接解答，以学生多次阅读并与同伴交流的方式予以解决，最后教师对其进行归纳。
二、少教多学模式的构建
1．创建交流环境
交流是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进行碰撞的过程，是学生新的知识体系形成的重要方式。例如《女娲造人》的课程，首先让学生讨论从电视剧、图画书所了解的开天辟地的故事，然后引出世间万物的生长。其次让学生根据神话故事，讨论女娲的出现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再次让学生想象女娲具体的造人步骤和使用的材料，以及为了保证人类的世代永存而采用的方式。最后让学生阅读文章来检验其所讨论的结果。同时，教师为了拓展学生对世界各个民族在造人方面的了解，引入西方的造人故事，将其与中国的造人故事进行对比，进而让学生再度思考。教师抛出多个问题，创建交流环境，学生在不停的思考和交流中掌握文章的内容，并对此知识体系进行深入理解。教师只有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并且为学生建立一个立体的知识结构体系，才能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能容，进而帮助学生建立系统、完善的知识体系。
2．鼓励学生发言
发言是学生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体现。教师通过学生的发言，可以了解学生的观点、看法，以及思维发展的变化。教师将课堂留给学生，鼓励学生多发言。例如讲《过故人庄》时，教师首先通过课前导入环节，向学生提问对于诗人孟浩然的了解情况。既能够检验学生在课前准备的程度，又能够为接下来学习孟浩然的诗词提高兴趣。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要时刻与学生保持互动，并且对于学生好的提问进行奖励，进一步增强学生提问的踊跃传程度和发言的积极性。比如教师可以提问学生“这首诗算是田园诗吗?”有的同学会说，这首诗算是田园诗，因为诗歌中有大量的田园风光描写;也有学生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并不在于田园生活的表达，所以并不能够算是田园诗。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只要提出了合理的观点就是值得教师鼓励的。通过鼓励学生从不同的知识点出发来阐述其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展开不同的讨论，就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来掌握学生对文章的理解程度，以及学生对于同一个问题所展现的思维意识形态，进而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语文知识的能力。
3．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一、创设轻松自由的课堂教学环境促进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课本上的内容，选择一些学生感兴趣的、能引发不同观点或引发更深次思考的话题。许多学生不重视、不想学政治?，主要是他们认为政治不是老生常谈，就是高谈阔论，与己无关。高中政治的哲学部分和经济学部分还略微好些，而政治学部分很多学生就用“假、大、空”来形容。可见我们的政治教学在过去是多么失败的一个结果。政治课的教学，不管是对老师来说，还是对学生来说，都成了一份苦差事。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彻底转变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生硬、平铺直叙式的教学语言，要用彩色的语言、动感的语言融合积极愉快的情感来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活动的兴趣和主动参与的动机。教师在上政治课时，充分运用体态语言来传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对知识点的强调，同时也运用肢体语言和情态语言来表达教师自身对知识、对学生、对课堂的情感。在语气上，通过轻重、缓急、抑扬、快慢等变化进行教学，在语态方面，以平等方式、交谈方式进行情感教学，体现对学生的理解、信任和尊重，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建立起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在其乐融融的学习环境下，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激发出来，主动性自然就发挥出来，也就不再有政治课毫无生趣的结果了。思想政治课的说服力、感召力极大部分来自于教师授课的语言力度、语言技巧、语言风采。
二、精心上好每一堂课，向课堂要效果
素质教育下，我们确实应采取有效措施，在各个环节上切实树立精品意识和高效观念，构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精心上好每一节课。
首先，明确上课目的。课前思考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哪些，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难点，教师在备课的时候必须明确这点。教师必须要把课上好，在这里备课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先决条件，备课必须“全方位”，包括备大纲、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备学法、备习题、备教学手段，不照搬教案，不机械套用参考书；备重点、备难点、备特点……总之，这些问题都要在备课中充分考虑到，才能在授课中收到实效。
其次，合理编排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教学流程，增强教学环节和教学活动的实效性，去除无效环节和无效活动，保证当堂完成教育任务，课堂教学中，特别要注意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优化课堂教学。我觉得教学方法应该不拘一格，只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才能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课堂上我们要避免“一言堂”和“满堂灌”现象，为了向45分钟要质量，我采用了“讲、读、练、议”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思考、总结、落实，从而真正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课堂效率。在教学内容的处理上，知识点既要全面，同时又要突出对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的讲解，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好学习的内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注重时事简评
新课程理念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的统一，时政教育不仅与高中思想政治课互相补充，而是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在对高三年级学生进行的一次“我最喜欢的选修课”调查中发现竟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对“时事点评”这门课感兴趣，这使我意识到加强时政教育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学科兴趣的重要途径，并且在时政教育中学生主体作用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我结合高三政治课堂教学特点，在每节政治课开始的前五分钟进行“时事简评”，让同学们对近年来发生的时事进行简要评述。例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很快攻占巴格达，不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也被捉，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不少同学的震惊。于是我便要求大家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要求同学们做好准备对伊拉克战争进行简评。上课了，几位同学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轮流上台发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他们能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阐述伊拉克战争的必然性，而不是简单的情况通报或情绪发泄，也有同学试着从国家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美伊冲突的原因，甚至有同学指出了这场战争对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借鉴意义。他们的发言都不长，分析也算不上精辟，但看得出事先都经过了精心准备，这个准备过程必然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他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然会随着这样的思考而不断得到提高。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发言中所流露出来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感，这种精神和情感又岂是仅凭教师的单纯灌输就能培养得起来的呢？这样的课堂教学不正符合了新课程理念所倡导的“发展性”原则吗？
四、整合课程资源
论文摘要：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
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对不断变化的现代经验和语言质地，努力寻求诗歌文类的发展和稳定。新诗的浮沉隐显背后纠结着复杂的历史因素，这一混杂着问题与答案、充满着期待与受挫、交织着追寻与压抑的过程，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和谈论的空间，也为新诗史的撰写者提供了更多的“可写性”。在深入写作对象内部进行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新诗史的写作也表现出对以往研究范式和研究格局的反思和突破。近两年问世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国当代诗歌史》和《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为新诗史的写作拓展了新的空间，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新诗史风格和面貌的不同。下面仅以这三部书对1980年代“食指”这个诗人的不同阐述为例，探讨新诗史写作的可能和限度。
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以下简称程史)第十章《朦胧诗的出现》中，把食指作为第一个书写对象。他在第一节“食指的意义”中，明确指出“朦胧诗的兴起与食指本人不无关系”，“食指的出现，为朦胧诗在1970年代末的兴起定下了基调”，并分析了食指的诗揭示的社会情绪、心理状态的转变，指出其在确立诗人自由意志和诗的美学观念上的重要地位。阅读这些文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写作者是以一种诗人的激情、敏感和领悟进入叙述中的另一个诗人食指的创作和精神境界的，他擅长于从具体的诗句去揣摩食指的心理状态、思想触角、艺术感觉，从“情感”和“心理”的角度来把握诗人在那个时代的遭遇和命运，把握他与诗歌史的关系。借用书中的一句话，在多年以后，叙述者也是在“深情地回忆他们当时从这些诗中感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这是一部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专著，具有一种对过往时代的丰富的想象力，对特定时代审美风尚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写作者以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进入这段文学史，实际上是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同构中解释诗歌与世界、诗人与世界的因缘关系，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形象，把诗人在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波及后人心灵的影响突现出来了。虽然写作者也指出了这种“影响有时可能并不是直接的，它经常以‘间接’或其他方式显示出来”。但是这部诗歌史始终是把食指作为一个“前驱者”，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的象征”来叙述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先是花了大量的笔墨从“时代象征”的角度确立食指的贡献，然后在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小段里面才用很少的篇幅尖锐地点出了食指无法超越自身历史局限的缺憾，在1980年代后的诗坛由一个“时代的象征”变成“处于一个不很重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他“身上这种极其鲜明、自觉的时代特征”，由于“他始终摆脱不了为时代‘立言’的身份写作”。这种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不管写作者主观上有没有这样一种努力，但是客观上确实造成了这样一种鲜明的阅读效果。这样一种不回避叙述者价值立场的判断很鲜明地为读者凸现了食指这个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境遇和地位。
程史以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在把握和展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和艺术规律上采用的是一种“回溯式”的眼光和立场，把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后浮现出来的重要问题挑选出来进行评论，确定它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种写作方式致力于一种“想象性的历史重建”]，把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按照它们作为“历史事件”出现的年代和先后次序进行“线性”编排和考察，在给出一个清晰明白的历史线索的同时，却也主动地过滤掉文学生产过程中的许多“非线性”的枝枝蔓蔓。历史的文学现象，有时并不如我们所想象和描述的那样，严格按照时间的前后有序地呈现，某些文学现象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和一种“文学事实”在时间上常常是不一致的，这里面涉及了诸多复杂的主观因素，也隐含了一些令人迷惑不已的历史偶然性。它提醒我们质疑研究对象轻而易举地“进入”诗歌史、成为史家叙述对象的合理性，提醒我们关注某些诗歌现象在诗歌史上的非正常遭遇，也为我们的诗歌史写作提示了另一种“叙述”的可能。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以下简称洪史)给予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这部新诗史将更多的精力和笔墨放在了诗歌史交错驳杂的历史语境的梳理和描述上。它努力地把作家作品“还原”到“历史情境”中去观察，看看它们“有什么样的和历史关联的形态特征，还有这种特征的演化的情况，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在这种“历史批评”中，史家关注的不单单是诗人诗作和诗歌现象，更是它们“产生”和“构造”的过程，也即“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的”。在对食指和朦胧诗的叙述中，这种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不是确定和突现食指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文学史的地位，而是力图以一种同步的姿态和眼光来考察和叙述食指是如何在文学史的叙述中被发掘的。
食指的诗歌创作实际上始于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但是，食指的被接受，特别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被确认，却是19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食指是被追叙的“先驱”，他的诗歌创作和他诗歌地位的确立是不同步。洪史就是要还原这样一个历史的面貌，让读者意识到在诗歌史的发展中，诗人可能要经历被掩埋、被忽视而后才被发掘和重新重视的命运。
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食指的诗歌创作在先，朦胧诗这一诗潮的运动在后。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今天》的出版和朦胧诗的论争更早为人所知，而“食指”是伴随着1980年代后期对朦胧诗的改写和“重叙”才成为一种“文学事实”的。“历史事实”和“文学事实”之间的错位折射出来的是朦胧诗内部在诗歌观念、诗歌探索方向，和诗人在“诗歌场域”中的位置等的矛盾。它彰显了诗歌潮流、诗歌秩序在生成和构造过程中的复杂性，暴露了一些被遮蔽的问题，提示我们对文学现象作更细致的辨析和考察。洪史在“食指被确认”这个个案上采取的叙述策略是从《今天》这个刊物在当时的出现、出版情况、它的遭遇来切入对朦胧诗的叙述，提供了有关朦胧诗发生时的政治气候、文化氛围和意识形态等这样的一个“诗歌场域”，跟踪、考察、描述了当年的地下诗歌是如何进入官方的刊物，如何引发论争，造成了什么社会效应，又是如何被接受和承认的。在梳理完朦胧诗的发生背景之后，才在第三节谈到了“地下诗歌”的发掘与食指。写作者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在行文中尽量避免“历史叙述”对“文学事实”的破坏和歪曲，借助对“文学事实”的自然呈现，敞开封闭的历史情境，为读者保存多一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真实足迹，让读者能够借着这些去“接近”那一段历史，去“触摸”历史的丰富细腻性和它不可重复的独特性。
很明显，程史和洪史所秉持的写作立场、角度和主体意识是很不相同的。程史是用生命激情拥抱写作对象，对对象给予了理解和同情，表达了赞赏和惋惜。而洪史则是在努力地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尽量排除写作者的主观干扰，隐藏个人的价值尺度，以求更客观地接近历史。因为深知任何一种历史的写作活动，“都会受到某种‘隐蔽目的’的引导、制约，研究者的历史观，他对事情的观点、趣味，必定要投射到他对‘过去’所作的叙述中。”所以洪史自觉地拉开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距离，将“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存在，承认它具有独立的语境，”以一个旁观者对过往的诗歌现象进行审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在具体的操作上表现为，在诗歌史的正文叙述中只说出一些基本的事实，同时在注释中引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在其他场合的发言，来补充和还原他所叙述的历史情景。正文和注释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互相质询和印证，却不给出明确的评价。洪史打开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用注解的方式为人们提供更多历史材料——比如一些在当时是剑拔弩张的，而在现在看来确实非常有趣的争辩——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在丰富的史实中寻找答案。这种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延伸了我们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对被“历史叙述”本质化了的“历史真实”的探寻，以及一种对新诗史写作本身的反省。
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要面临“文学”和“史”的矛盾。“文学”是文采飞扬、摇曳多姿的，它是一种想象性艺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复杂的关系。而“文学史”始终是一种浓缩，力图从文学的丰富复杂中提炼概括出一些具有本质规律的东西。“文学”的繁复性和“文学史”的简约化是始终矛盾的一种张力，是所有文学史写作都要面对的难题。诗歌史也不例外。面对中国新诗史上涌现出来的众多诗人、诗作，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诗歌现象，面对新诗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胶着和纠葛，洪史更多的倾向于历史的考察，采取了一种较为“兼容”的艺术立场：“在尊重诗的艺术特质的范畴内，繁复矛盾与单纯和谐是可以并存的美学风格。向社会性方面倾斜与向人的心理、意识层面的开放，可以构成互补的关系。”。以求更全面、客观地呈现历史。而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下简称《演变》)则选择从文学的、审美的立场出发，对百年的新诗史进行一番新的审视。它致力于梳理新诗与现代语境、现代语言的复杂纠缠，从诗歌形式与语言艺术的角度人手，围绕诗歌的本体问题，追寻“现代汉诗”的美学与语言的现代重构。作者将对“现代汉诗”的文类秩序、语言策略和象征体系的考察贯穿到每一个阶段的思考中，辨析它们的差异和延续在各个阶段的表现。这样一种对新诗本体的关注和执着的探索，也体现在他对食指和新诗潮的阐述中。
1980年代，是诗与意识形态纠缠迎拒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诗歌被当成了“常质”，而新诗潮却成了“异质”的诗歌。《演变》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反思这种现象，指出新诗潮的这种“异质”其实是诗歌的“常质”，诗歌回到了个人有话要说的前提。这就把整个新诗潮从“诗质”的角度纳入到“百年汉诗”演变的轨道里，纳入到写作者审视和考察的范围内。写作者从新诗潮被质疑的历史命运和争论不休的诗歌现象中抽出身来，从诗歌的想象方式和主体确认上考察食指的诗歌创作，指出食指的诗恢复了真正的人性，加入了个人的生活细节、个人的感应，第一次把情感定位转向个人的内心真实经验。他的诗在那个非常态的时代告诉人们，“诗原来可以这么写”。这就从诗歌本身的艺术规范上肯定了食指的价值，肯定了他的探索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书写食指，为读者进入和理解朦胧诗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提醒读者要从主体意识的觉醒的角度去看待后来北岛、多多等人的写作，理清这一代诗人的“经验的质”和“思维向度”，分辨他们从中提取了什么。这种分析和理论思辩其实是立足于对诗歌本体要求的自觉追求，在中国新诗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食指的诗因为真诚地回到内心，回到人的基本问题，重新确立了诗人的主体意识而显示了他对新诗的贡献。《演变》进一步指出，当时人们对新诗潮的接受，主要是因为它重现了人的价值，是个人话语空间的建立，而本质上不是对诗歌的语言形式和美感的体认，简言之，更多的是发现了“诗质”而不是“诗艺”。这就把对新诗潮的思考落实到诗歌的审美本质上来，揭示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从而也就指认了食指和新诗潮在百年新诗史链条中的意义。
什么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已有的“思想材料”呢？广义地说，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这里所谓“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是借用了高齐云先生的提法。参见《哲学体系的原生、次生、再生形态》，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研究的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推而广之，人类文明的一切已有精神成果，都是我们今天发展哲学的“思想材料”。当然，对这些思想材料不能没有一定的鉴别和取舍。而我认为最值得我们珍视的，应该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这也是本文提出“回到马克思”的用意所在。这样说的理由是：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是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论形态，它是我们继续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可靠理论基础。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以来，以斯大林1938年9&127;月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为蓝本的，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传统教科书体系模式，已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被视为哲学的标准模式和惟一正统的形态。也就是说，哲学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取代了本应由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占有的地位。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还因为在我看来，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枝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哲学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原生形态的精神实质，甚至可以说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
事情是否如此呢？这里拟从哲学观的视角作一些分析。
所谓“哲学观”，简略地说，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它是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逻辑地看，“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可以解析为这样三个问题：“哲学曾经是什么”、“哲学将来是什么”和“哲学应该是什么”。前两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事实层面（既定事实和推定事实），关于它们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描述性定义；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应然层面，关于它的定义可称之为哲学的规范性定义。
描述性定义属于“史”的视角。从哲学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如何看待哲学中具体观点的演变，需要有一种哲学史观；如何看待哲学观本身的历史变迁，则需要有一种哲学观的哲学史观。从哲学观的哲学史观看，一种哲学一经形成，即成为历史，它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一旦被凝固化，对探求新知和哲学的发展就会起阻碍作用。真正的哲学，应当成为“去蔽”者而不是“遮蔽”者。
规范性定义属于“思”的视角。哲学研究者所凭借的就是“思”，最好是切己的“思”。从思的视角看，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对哲学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规定，否则就不可能展开其理论活动。哲学家个人对“哲学是什么”的规定，实际上是他对哲学的一种理解，即他认为“哲学应该这样（是什么）”。“应该”的问题，要求哲学家必须保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从一定价值立场出发的一定的哲学观，是哲学家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哲学规范。它不仅是哲学家全部理论活动的逻辑起点，是他进行理论活动必须遵循的原则，而且是他全部理论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和目的。
当然，上述两种视角又不是完全无关、彼此外在的，事实上它们常常交汇在一起。也只有把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即把“思”的视角和“史”的视角结合起来，把“思的历史性”和“历史性的思”结合起来，才能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比较恰当合理的说明。而这就是要回答“哲学能够是什么”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确切含义是：按照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它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什么样的哲学才算得上我们时代里真正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思辨哲学的倾向。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终于形成为明确的哲学观。在这里，马克思又加进了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因素，从而使自己的哲学观与一切旧哲学观划清了界限。
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那种超越实证科学的玄思哲学的终结。就根本性质而言，马克思哲学不再是提供什么终极真理知识的理论，既不是寻求一切存在背后的所谓隐秘本性或终极本体的理论，也不是妄想为世界建立统一体系、提供世界整体图景的理论。它把传统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作为一种过时的哲学形态远远地抛在了自己身后。
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早在马克思哲学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侯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这一体现新哲学原则精神的思想，为马克思一贯坚持和重申。
然而，传统教科书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哲学的再生形态，并未鲜明地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旧哲学观的本质区别。相反，它沿袭了旧哲学关于哲学问题的许多非科学的提法。例如，把马克思哲学看做也是主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构成和本性是什么”、“整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的理论。这是把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化”的表现。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哲学不可能代替科学和实践经验去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工作，只能由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来提供和完成；以超验、玄思的方式和姿态发言的，只能是梦呓和伪科学。至于传统教科书所体现的哲学再生形态，把哲学变成迁就眼前的注解性工具，更是严重背离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有”版权所
关键词： 基本原理概论课程 教学改革 教学范式 理论联系实际
一、“马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根据“05”方案，全国各高校自2007年9月起正式开设了“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以下简称“马基”），至今已整整六年。六年来，我校教师和国内同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马基”课的教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在教学方法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教学效果并不明显，与预期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1.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主。“马基”课教材与社会的客观实际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学生学习“马基”不是为了训练自己的思维方法和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是纯粹为了应付考试，加之教学内容与中学同类课程存在重复现象，学生学起来没有新鲜感，教师教起来感觉是“炒冷饭”。
2.教学方式上以讲授为主。“05”方案使“马基”课容量增加，但教学课时数却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使得不少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在课堂上一讲到底，使“马基”教学变成机械式的理论灌输；有的老师则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方式，由过去的满堂“人”灌变成满堂“机”灌，照“机”宣科现象严重；还有的老师则为了迎合学生感性化、世俗化的需求，用花里胡哨、眼花缭乱的PPT等经验层面的例子吸引学生，使马基课教学演变为原理加实例教学，出现不同程度的经验化、常识化甚至庸俗化倾向。
3.考核方式单一，主要采取闭卷考试的形式。这种方式很难综合考量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在这种评价方法下，学生高分低能，按部就班，部分学生平时不努力，考试前“突击”，抄笔记、背答案，靠投机取巧过关。
总之，现有的“马基”课程教学还没有摆脱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马基”教学中的“板”（把理论当成现成的结论，板起面孔，以宣示绝对真理的姿态去解说教科书的内容）、“散”（把理论当做枯燥的条文，以“原理加实例”的方式讲解理论）、“浅”（把理论当做说教的材料，照“机”宣科，回避理论自身的难点和现实向理论提出的问题），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虽能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教学效率较高，老师传授系统的知识，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丰富的知识体系，但缺点非常明显。
第一，学生主体地位失落。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常见的情形是：老师在讲台上引经据典，说古道今，学生在讲台下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者看英语，玩手机；教师用大量的时间进行知识的系统讲授，学生没有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课堂生活单调、枯燥、乏味，学生学习态度消极被动。
第二，不重视学生创造个性的发展。学生获得的知识非常有限，所学内容往往围绕教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和需要考试的内容，不利于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第三，对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缺乏科学的整体设计，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大部分学生缺乏探索问题的兴趣和精神，论文抄袭、考试舞弊、学习功利性太强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改革“马基”课程教学现状的思路和方法
那如何改变现状呢？如何克服障碍使“马基”课程的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呢？我校“马基”课程组的全体老师进行了专题调研，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方法：
1.对内容进行新的设计和整合，完善体系构架。基本原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精心设计出教学内容，讲深讲透，增强教学效果，是一个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以为：基本原理概论不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的简单相加，而应该对内容进行新的设计和整合，那如何整合呢？一是要加强学科之间重要原理、最新研究成果的整合，理清它们之间联系与发展的脉络，从而完善课程自身内在的逻辑体系，使之完整地体现出原有的科学体系；二是要抓住它的精髓即贯穿理论体系的主线进行整合，这样才有可能纲举目张；三是在整合过程中，要注意与中学的政治课做好衔接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同时可以节省有限的课时。
2.建构双主体互动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既是教学的客体，又是教学的主体。如何调动主体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把原理内化为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呢？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尝试了互动式的方法，通过如专题讨论、辩论、演讲等多种互动式教学方式，将理论学习内化为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抓好两个环节：
一方面要认真设计和确定选题，指导学生完成选题。选题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切合教学内容，教学首先是要完成教学内容，不论使用哪种教学手段都是为达到教学目的而服务的。二是选择教学中的难点、热点或与学生切身相关的问题，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要兼顾学生的差异性和任务的难易程度。既要使学生真正掌握选题中包含的新知识、新技能，又要给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培养其思辨性和创造性。在具体操作中，注意以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的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表达、质疑、探究问题的机会，让学生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鼓励学生自主选择、自主探究，指导学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寻找相关的帮助及解决问题的大体思路。
另一方面要精心组织课堂教学，营造民主和谐的互动教学氛围。在课堂讨论、辩论等组织中，教师应把自己视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而不是单纯的“操纵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而不是“命令者”，是帮助学生成长的“知心朋友”而不是手握真理的知识权威。如在课堂讨论中，教师要主动观察学生，认真倾听他们的发言，注意做好“疏导、调节、过滤”工作。所谓“疏导”，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解除学生对课堂讨论的种种疑虑，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二是消除学生在课堂讨论开始后的观望心理，把课堂讨论迅速推向，如果出现“冷场”现象，就要采用“点将”的方法，让学生骨干打响第一炮，打破课堂的静寂，使课堂讨论顺利展开。所谓“调节”，就是在课堂讨论进入后，教师要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调控，使学生的发言在班与班、男生与女生的比例上达到均衡。所谓“过滤”，是指教师在课堂讨论结束前，对学生的各种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综合讲评，对学生的各种观点进行“过滤”、“筛选”，使学生既辩明是非、真伪，又掌握所学的原理。同时，要及时客观地进行选题过程的总结，探索如何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自学、自识、自理、自奖等一整套引导和帮助学生进入自主学习状态的教学组织管理新模式，培养、锻炼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能力。
3.设置社会实践教学环节，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原理概论课程教学目的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于通过对原理的学习、理解和实际锻炼，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学会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为使学生对基本原理有更感性和直接的认识，我们设置了社会实践环节，确定了社会实践服从和服务于课堂教学的原则，并要求社会实践紧密联系浙江省和我院实际。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在经济文化建设中有许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校又以经济管理为特色，因此我院的社会实践课应围绕浙江特色，突出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在具体形式上，利用“十一”、“五一”长假或寒暑假安排社会实践教学，深入工厂、农村、企业和街道等进行相关的社会考察、社会调查。
在实践教学中，要注意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注意把社会实践和专业实习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和专业水平，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基本原理，养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和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二是注重对学生主体人格的培养。通过实践教学，加强学生学习动力系统的建设和良好性格的塑造，使学生树立独立思考、独善其身的自主精神，渴求知识、勤于学习的求知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等，不断完善健全主体人格。三是注重形成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组织学生带着科研课题进行实践教学，指导学生搜集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调查研究，形成有一定观点、能够指导实际的调研报告、论文等。
为使实践教学取得预期效果，我们准备建立相应的考评体系，要求学生的社会实践考察报告不少于三千字，格式为符合标准的论文格式，对在社会实践考察活动中表现特别优异的学生，在理论课考核、评优等方面应给予适当倾斜。
社会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单一模式，使学生走入社会生活的拓展性空间，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巩固深化所学的知识，达到知行统一。采用实践教学法，引导学生从课堂走入社会，让学生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使学生利用社会实际自己教育自己，进而在社会实践中真正读懂，信仰。
三、结语
高校的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中各个层次如何安排，才能达到整体最优、局部最佳，使学生既学会用理论思考和追问，并将这种思考和追问运用于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沉思和反思，指导行动，又得到最佳的能力培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提出的一些想法，仅做抛砖引玉之用，愿大家都来探讨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孙文营.“基本原理概论”课整体性教学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3.
【关键词】新闻报道农民话语权权益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涉及多方面措施，除了要解决好政策、资金、科技等方面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农民权利保障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点对面”的社会化传播手段，在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充当社会“守门人”、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和不断调整相互关系，承担教育、告知等社会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到农业信息传播，农民形象建构，农民社会地位改善等多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现实是，大众媒介往往忽略了如何让农民说话和怎样为农民说话这个课题，使农民未能真正拥有媒介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的权利。它反映了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社会影响力。而媒介话语权则进一步指该信息传播主体借助于大众媒介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见传达给受众，并以此掌握控制社会舆论走向的主动权。话语权既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之一。它不仅潜在地影响社会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到传播主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现代意义的媒介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它还指通过话语传播影响舆论,塑造形象和主导公共事务的能力。媒介话语权的强弱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力量。要解决媒体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的问题，需要评析现有研究成果中各种观点与争议，澄清误会与失误，为未来的研究厘清思路。
关于农民新闻报道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农民问题的讨论大部分被社会学领域所囊括，包括农民的教育与管理问题，农民的社会心理的分析、农民的群体角色的分析。当然也有部分论及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但把农民置于大众传媒中进行考察的文献相较于农民问题的其他方面则显得过于单薄。
从关于农民问题和媒介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农民形象建构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农民群体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研究。如《电视媒介对农民形象再现的偏差》、《女性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现象研究》、《大众传媒与农民工的关系研究――以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的报道为例》、《重塑农民形象的思考》等。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媒介对农民形象的再现大都是一种误现或低度再现。农民形象再现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群体选取方面。媒介报道多选取中年、男性农民群体或农村干部。二是对农民生活现状再现片面。农民报道中的这些问题使得农民形象有明显模式化趋向和刻板印象且不准确，不完整。
农民报道实务分析。如《谁为谁设置议程――从农民工问题的报道看议程设置》、《从失地农民看媒体作为》、《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农民工和市民作为受传者的信息传播内容之分析――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信息传播内容的实证研究》等，主要是对农民报道的传播技巧、主题、思路、立意、创新等具体实务操作的研究。
大众媒介与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南京师范大学方晓红教授主持完成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课题。其成果《大众传播与农村》以苏南农村受众调查数据为依据，用数据说话，详细论述了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农村的变革是媒介发展的动力”，以及“大众媒介构建了农村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等观点。大众媒介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信息交流，这不仅仅体现在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农村受众观念的影响。
对农民受众的研究。如《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从受众与媒体关系考察农民的媒介素养――以中部地区调查为依据》等一批研究农民受众媒介素养和媒介接触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
农民话语权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农民”为篇名进行检索，得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共有相关论文3208篇，再以话语权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得到数据显示有相关论文仅95篇。
如《试论传媒中的农民工话语――以报纸为例》、《当代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话语权”研究》，《如何为农民分发“扩音器”――略论农民话语权的实现途径》、《关于报纸中农民工报道的调查――兼析农民工话语权》等，这些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媒介农民话语权，描述了农民话语权在大众媒介中的的缺失状态以及农民话语所承受的媒介话语歧视，初步探讨了农民话语权实现的途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以“农民”为题名搜索到2330种书目，但以“权力”为关键词进行二度检索有11种。
从以上书目的题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主要从宪法学、行政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平等权的保护问题，涵盖农民的平等权、农民的生命权、农民的人身权、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农民的结社权、农民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表达自由权，但没有一种专门论述农民话语权的专著。
农民报道中的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上还是研究的质量上来看，中国农民报道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反映在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研究语料和数据选取范围有限。以上研究主要以中央级党报或专业性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反映出的农民话语权问题，而相对于中央级党报和专业性报纸，以地方省级党报农民报道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民话语权保障的研究并不多。
研究理论单一。语言并不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社会秩序的介入力量，语言不单纯反映社会，它通过再现意识形态直接参与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往的大众媒体和农民话语权研究理论雷同，大多数采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戈夫曼的框架理论，而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同时避免材料加观点加结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也不够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