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29 22:10:16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当代经济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当代企业；劳资经济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随着而来的也有日益加剧劳资矛盾问题。有资料表明，1996～2007年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长了7.5倍，总数达35万件。2008年的统计数据则超过35万件。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的劳资经济关系已成为专家和百姓共同关心的话题。
一、当代我国企业劳资关系的内在属性
劳资关系实质包括两个属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这两个固有属性的基础上，劳资关系是在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劳资关系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前提下劳动确立过程中所形成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联合劳动基础上形成的劳动关系不能被看成是劳资关系。同样。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没有完全分离的个体小私有制中所形成的劳动关系也不是劳资关系。
由此可以看到，转轨初期劳动者与全民、集体企业及政府在劳动过程中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不是劳资关系，而是一种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依附关系。在这种单一劳动关系作用下，中国企业劳动争议呈现出规模小、发案率低、对抗性弱的特点。具体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就业和基本生活几乎都由国家统一包办，劳动关系的实质构成是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劳动行政关系，这种劳动关系并不包括劳资关系中的固有属性。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劳动者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只是分工的差异，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由于国有企业的委托方和方都是政府，因此劳动关系受到国家行政强有力的控制，劳动关系中的矛盾缓和，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直接、简单、有效。
二、当今我国的劳资关系状况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尤其是私营企业与三资企业兴起，庞大的劳工阶层与企业内部委托机制的形成，企业所有者与经理人身份的分化，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变革现象，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和企业结构。在经济体制转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13趋多样化，劳动关系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除公有制经济劳动关系外，还有股份合作制经济劳动关系、外商投资经济劳动关系、私营经济劳动关系、个体经济劳动关系等，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背离和谐劳动关系的现象，特别是资本追逐利润和劳动者要求提高劳动报酬的矛盾非常突出，一些企业中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相当严重，“霸王合同”、拖欠工资、拒发加班工资、忽视职工安全与健康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导致劳动关系矛盾激化，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压力。除了企业劳资冲突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外，中国企业劳资冲突案件数量出现逐年递增的特点，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以及非公有制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反映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劳资关系管理水平整体上表现出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态势。
三、缓和当前企业劳资冲突和劳资关系的建议
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实质是劳资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劳资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然而通过上诉的分析可以看到。当劳动者无法掌握生产资料时，形成的是一种劳弱资强的失衡地位，在与雇主的对抗和博弈中，他们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实现劳资主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均衡化，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保证劳动力市场合理稳定运行
中央政府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法律法规的制定者，扮演了为渊劳资冲突提供政策依据的角色。同时，国家的经济政策会，在宏观层面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并左右相关产业中的劳动力价格。我国具有劳动人口规模大、比重高的特点，但随着农村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劳动力剩余程度已经大幅度减轻。这标志着以“只有提高工资才能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因此，出台更多调节国家产业结构、规范企业雇佣行为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来看，要进一步加强劳动法规的宣传解释力度，转变企业的“规避”心态，引导企业积极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新规则。
(二)完善政府职能以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当前劳资关系中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劳动者和雇利义务的平衡只能建立在偏重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上。否则，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构想。近年来，我国在劳动法律方面不断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同时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也正在逐步建立，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劳动监察力量薄弱，医疗保险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政府在缺乏这一前提的情况下应增强在劳动立法，执法、监督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建立、完善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关系系统。由于在目前的劳资关系中，
劳动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政府颁布法律、制定法规时向劳动者适度倾斜保护是一种职责，各级政府在协调劳资关系中应尽到监督协调职责。
(三)大力培育工会力量以平衡劳资地位
集体协商是劳资关系双方沟通协调的基本形式和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当前劳动者联盟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通过集体议价的形式能够集聚弱小的劳动者力量以争取与强势资本的平等对话。因此加快建立、健全和改善基层工会组织，维护基层工会组织，维护基层工会的独立性，大力发展行业(产业)工会，有助于雇工劳动权益的保障。工会要监督企业对
《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和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劳动立法的贯彻落实，把劳资矛盾尽可能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防止劳资纠纷演化为恶性事件，降低社会成本。
(四)确立劳资关系利益主体互动协调机制
转轨时期中国企业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应该是建立在企业转变自身的管理思路，重新定位竞争优势，员工逐渐成熟壮大，提高自身维权意识和能力，在政府法律保护手段以指导性和协调性为主的前提下，由劳工和企业主担当劳工权益维护的博弈双方，努力实现雇佣关系稳定、劳资高度和谐、公平和效率内在统一的动态博弈均衡过程。针对目前所出现的一系列企业劳资冲突的新形式新问题，确立劳资关系利益主体机制在调节企业劳动关系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结语
劳资利益主体协调机制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作用过程。因此要协调劳资矛盾，一企业方面企业要树立优良的企业文化，加强与员工的沟通与交流，真正实现员工管理、全员激励的工作氛围。同通过对劳资冲突案件及时协调或仲裁，能够促进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化解劳动者对于企业的敌对情绪。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剑锋.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十大特点[J].销售与市场．2009(2).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作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48-02
[作者简介]王娟（1981―），女，湖北十堰人，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思考的引发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但是近些年来它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古代文学课时被压缩，学习意义不明确。认为在当今社会，掌握实用性的知识更为必要，古代文学离现实生活太远，对个人发展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是附庸风雅的声音时而有之。与国人忽视古代文学教学相反的是在“汉语热”的背景下，外国人对古代文学的向往。不少国家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传承体现在哪里，作为中国人的最典型特征又在哪里？这样看来，在当代社会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价值的思考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1]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
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2]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3]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
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
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
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4]
（三）深度挖掘，领悟真理
古代文学教学包含着对学生的人格、心灵、情感、审美等方面的教育，目的是塑造学生的思想灵魂，使学生热爱祖国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中很多优秀作品或教人明志、或教人做人、或帮人成才。古代文学史上许多著名作家，他们关心社会、心系苍生、品德高尚，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教师要通过教学，让学生在精神上得到提升，明确人生道路，领悟人生真谛。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中“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对高远目标的追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在教学过程中秉承先作品后史论的教学观念，才能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饮冰室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2]孟建伟.教育与文化[J].教育研究，2013（3）.
关键词：小贷公司；经营；效应；问题
2008年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小额贷款公司接连成立。几年来，小额贷款公司盘活民间资本规模逐渐扩大，带动投资作用日益明显，最优经济规模开始显现，贷款品种有了较大创新，但仍然存在资本缺乏后劲、经营税负较重及风险防控能力差等问题，建议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并逐步把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征信系统。
一、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效应分析
（一）盘活民间资本规模逐渐扩大
2009年末，吉林市共9家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资本规模累计约3.42亿元，截止2013年6月，吉林市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增至56家，资本规模累计约25.53亿元，累计增长近8倍。从表1可以看出，公司数量与资本规模都在不断增加，资本实力不断壮大。从资本构成来看，小额贷款公司资本中，80%—90%资本来源于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可见民间资本是小额贷款公司资本的主力军。调查发现，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开展和盈利，不断吸引诸多民间资本流向小额贷款公司，或成立新公司，或参股入股，从而有效聚拢社会闲散资金，使盘活的民间资本规模不断扩大。
（二）投放资金杠杆作用日益明显
我们以2010至2012年连续3年数据进行资金效率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近3年来，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投放量一直增加，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带动投资量持续增长。为准确测算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投放效应，我们用资金杠杆率指标来测算，即资金杠杆率=带动投资量/资金投放量，从表2可以看出，资金杠杆率从2010年的1:1.67，上升到2012年的1:4.55，即投放资金每增加100万元，就能带动455万元投资增长，可见投放资金的杠杆效应日益明显。
（三）最优经济规模范围开始显现
按照美国现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提出的适者生存法（The Survival Technique），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最优经济规模进行研究，该方法的运用原理是对行业中现有企业按规模大小进行分组，然后对其市场占有率等某个增长指标作时间序列分析，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集合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或其它某个增长指标就会不断提高；相反，效率低的企业集合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或其他某个增长指标就会不断降低。通过对增长指标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就可确定在市场上适于生存的企业规模范围。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按资产规模分类，按投放资金行业占比为效率指标进行。
规模小于2000万的公司个数虽然增加，但投放资金行业占比却持续下降，同样，规模介于2000万与3000万之间的公司个数从2010年末的6个增加到2012年的11个，投放资金行业占比却从29.17%下降到9%，因此，可以推断出这两类公司规模有很大的不经济性。而公司规模介于3000万—5000万和5000万以上的两类公司，随着公司个数的不断增加，投放资金行业占比也大幅度提升，故有较大的经济性。3000万及以上的公司规模增加或保持份额，从而构成最优经济规模的范围。
(四)贷款品种有了较大创新
随着业务的开展，各小额贷款公司积极研发新的贷款品种，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辖内某小额贷款公司推出的“信元乐”品种贷款，被农户称为“流动信贷部”。该产品主要针对那些信誉较好的农户在不符合其他商业银行贷款条件的前提下，通过信用贷款或联保贷款对农户进行融资，并随着农户信用度的提高增加授信额度。同时，该公司还专门为农村贷户设置了一台专用服务车，在农忙期间，信贷员走家串户，为农户就近发放贷款，并通过随时走访，及时了解农户的贷后情况，有效解决了部分农户在农忙期间的贷款需求问题。截止到2013年6月末，“信元乐”共为660农户累计发放贷款758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
（一）后续资金严重不足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资本金80%—90%来源于民间资本，即自然人或民营企业的自有资金，然而自有资金毕竟有限，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吸收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但金融机构出于风险及收益考虑，基本不对其融资，加之只能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只能依靠自有资金进行经营，后续资金严重不足，而对于资产规模小于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增资不足便达不到最优经济规模，从而不利于其行业竞争，有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
（二）经营税负较重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为从事贷款业务的工商企业，享受不到与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的税率待遇，加之其贷款周转速度较快，一笔资金每年至少周转三到四次，而对于行为税（印花税）、流转税等税种，每年要重复缴税多次，相当于提高了税率，加重了税负，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的收益和经营积极性。如辖内某小额贷款公司要缴纳占营业收入5%的营业税、占营业收入0.5%的营业税附加、占利润25%的企业所得税、占合同金额0.05‰的印花税（多次缴纳），总税负约占营业收入的30%，远远高于农村信用社及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
（三）风险防控能力较差
首先，从人员构成来看，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风险防控意识淡薄，风险管理不完善；第二，从市场竞争看，小额贷款公司极易因偏好贷款规模扩张和增加市场占有率而忽视贷款风险；第三，从信息对称情况看，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尚未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也没有征信系统查询权限，因此不利于对借款人信用状况进行准确判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容易造成信贷风险。
三、政策建议
（一）应采用多种方式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
在只贷不存的大前提下，建议采用以下方式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一是对内控制度健全、不良资产率低、盈力能力强、资信评价系统和风险控制系统较为完善的小额贷款公司，允许其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上，与民营资本、法人单位、自然人在资金上进行合作，扩大资金规模；二是对风险控制出色的小额贷款公司，可适当放开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拆借市场、短期与中期票据、再贷款等。>>推荐阅读《融资租赁公司的财务风险》
（二）应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政策扶持力度
考虑到当前小额贷款公司非金融机构性质及资金周转快的业务特点，应制定适合其发展的特殊的扶持政策，建议从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一是银监会等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办法，让小额贷款公司享受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一样的税收减免和政策补贴待遇；二是在个别税种优惠上给予政策倾斜，有关部门可出台相关办法，避免小额贷款公司因资金周转较快而多次缴税问题，减轻小额贷款公司在行为税和流转税上的负担。
（三）应尽快将小额贷款公司逐步纳入征信系统
鉴于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能力较差，应当对管理规范、信贷系统完善的小额贷款公司开放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将其信贷数据纳入征信系统，同时给予小额贷款公司征信系统查询权限，一方面能够使小额贷款公司有效规避信贷风险，另一方面能够扩大征信系统覆盖范围，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 问题引出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在低碳经济概念的指引下，为了在未来十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老大，中央财政总体上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支持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湖北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障电动汽车产业链的构建和发展。
2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2.1 湖北省电动汽车市场建设中的技术研发还不成熟
对于电动汽车来说，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车厂家研究的重点。目前湖北省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电动汽车在每个环节的技术不能过关，如果电动汽车的开发研究没有后续的努力，那么电动汽车的生命力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因此，电动汽车的技术产品化的结果如何以及电动汽车后续发展的力量，将决定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构建的命运。目前主要的制约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的瓶颈在于电动汽车的电瓶无法通用。因为各厂商生产各自规格的电瓶使得电瓶无法通用，从而制约了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和发展。
2.2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技术标准不统一
要实现电动汽车的市场化，在研究核心技术的同时，制定和统一技术标准是很关键的。但是目前，湖北省乃至国家对于电动汽车的标准、电池的标准还未达成统一，既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又加大了普及难度。
2.3 湖北省电动汽车产业链售后服务环节力度不够
售后服务关键是要掌握好电池与电机的维修、保养与回收技术，但湖北省目前这方面技术人才和队伍还有待不断培养。同时，平衡生产厂家与分销商的利益关系还存在问题。由于电池技术复杂，更换和维修需要厂家支持，而厂家支持力度的大小对分销商的利益将造成较大影响。
2.4 湖北省电动汽车保险和金融服务等环节力度不够
由于目前电动汽车成本相对较高，对于用户来说，除了湖北省政府给予补贴外，如果保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给予支持，将对电动汽车市场化有助推作用。但目前由于湖北省电动汽车还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电动汽车的保险业务和金融服务业务尚处于摸索阶段。
2.5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成员利益协调一致尚有困难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既然要结束各车企各自为战的局面，那各车企业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就势必要做出相应调整。而这种调整必然带来车企业间的又一场利益博弈的过程。其中的东风汽车公司生产基地主要位于湖北省，并且东风公司在襄樊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是国内第一家同时获得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城市客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年产3万辆的新能源客车生产线正在建设中。而其他的成员大部分也在湖北省有生产基地。因此，湖北省电动汽车的供应竞争十分激烈，成员利益矛盾突出。
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共分三组，第一个是包括一汽、东风、长安等在内的整车组，第二个是电池组，第三个是能源供给和服务组，包括国家电网、中海油、中石化等在内，承担充电站建设等。电的使用是要划入国家电网的，而中石化和中石油原来是加油站，现在却要投成充电站，有跑马圈地的嫌疑。新能源汽车央企大联盟在湖北省的发展同样易形成跑马圈地形成的资源浪费和不合理竞争。
2.6 容易形成地方保护
湖北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然而,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发展却遭到来自地方保护的制约。此外，国内的竞争十分激烈，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先后盛名开发出了电动汽车，有的已投入营运使用。湖北虽然已有较好的基础和声望，但如发展不快，进展不利，随时都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抛在身后。政府如何做好众多利益主体的调整整合是一大难题。
2.7 低碳经济下能源升级与能源接轨的实现还存在问题
湖北省目前的汽车产业依然使用的是传统能源，面对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如何真正的将传统能源与电能接轨，如何实现传统能源的升级还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电动汽车产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从传统能源过度到电能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湖北省政府如何真正构建起绿色环保的电动汽车产业链，还尚待思考。
与此同时，湖北省传统汽车的批量淘汰和传统加油站的改造还存在问题。如果将来湖北省的充电汽车市场扩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传统汽车的批量淘汰和传统加油站的改造问题，这些虽然是远景，但势必是发展电动车和推广电动车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3 对发展完善电动车产业链的建议
3.1 积极完善电动汽车各项核心技术
针对目前的充电汽车生产而言，电池、电机等核心技术一直是湖北省各大汽车厂家研究的重点。因此，政府应当适时发挥作用，加大相关方面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可以利用湖北省高校集中的科研优势，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做好自主研发工作。
3.2 增加对电动汽车制造和销售环节的政府扶持和投入
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发展目前局势仍不明朗，其中一个关键限制因素是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汽车主要以混合动力为主。而其技术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较高的购车成本限制了其普及。而纯电动汽车的销售推广目前仍困难重重。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加大政策上的倾斜力度。在制造环节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和汽车生产工艺来限定非电动汽车的生产，而对电动汽车的生产进行相关税收政策的扶持。在销售环节，可通过减免车船使用税和养路费等政策来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3.3 对电动汽车产业链中各项产品和技术进行标准化
现有的汽车制造厂商在电动汽车的生产方面各自为战，这也导致了电动汽车电池、电机等核心零件难以进行统一的标准化生产。这既增加了电动汽车的生产成本，也增加了电动汽车的推广难度。湖北省可以根据东风汽车公司现有的生产规格在湖北省甚至是中部地区搭建起一个标准化生产的平台，对于处于这一生产链中的各制造商采用统一的生产规格，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也便于将研发成果及时应用于生产。
3.4 提高电动汽车购买的各项售前售后服务
针对目前许多民众对于电动汽车了解较少，对购买或使用电动汽车持观望态度这一情况，政府部门可以设立相关的机构以供市民咨询。同时各汽车生产厂商可以建立统一热线和售后平台，解决各类电动汽车的售后问题。
3.5 构建企业联盟，协调各方利益
针对目前的央企联盟和可能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湖北省相关政府部门应当权衡各方利弊，根据现有的电动汽车产业链建立起相关企业联盟，通过资源共享、互利互惠的企业系统来促进电动汽车的产业化发展。
关键词 能源 可持续发展 国际技术 转让
作者 任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但是直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宗旨或序言,才开始被诸多国际环境、社会及经济相关宣言或决议普遍接受为一项全球化政策。
可持续发展理论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开始加入联合国,改革阻碍新生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与日俱增。作为民族自决权之一的经济自决权的保障,确认和维护各殖民地独立国家拥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联合国的重要工作。因此,196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在确认“各民族和各部族对本族的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行使永久主权”的权利同时,要求“必须为各国国家的发展着想,为有关国家人民的福利着想”,但此决议并未提及资源的保护或者水、陆地或生物资源的可持续使用。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初始阶段,因为摆在新型独立国家和地区面前的是如何摆脱贫困以及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人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1972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警示人们,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为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世界将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而达到增长极限,从而提出“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这一阶段发展利益和环境利益实质上仍然是分开的,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过渡期。
到了80年代,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集中到人类应该怎样使自己的增长与自然取得和谐一致,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问题。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环境危机、发展危机以及能源危机是一体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稳定的支撑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才能够得到解决,从而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从现在起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个重大问题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并付诸实施。虽然布伦特兰报告的采纳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转折点,但是该报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社会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此阶段是可持续发展一资源环境阶段。
布伦特兰报告建议联合国制定一项关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将该报告的结论转变成一项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并予以实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使得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环境政策的主导概念而获得普遍的支持。1997年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地球峰会+5(EarthSummit+5)”回顾了里约会议之后21世纪议程的履行情况,指出资金和技术的转让、生产和消费模式、能源的使用和运输、淡水的稀少等问题,并呼吁各国履行承诺。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不仅以人为中心,而且综合考虑到发展权与环境保护、消除贫穷、健康、教育、妇女地位、技术转让与合作以及国际贸易等广泛的问题,从而使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概念,此阶段是普遍的可持续发展概念阶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方面存在的意见差距不断扩大,所以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没有取得显着进步,制定有效履行可持续发展纲要并实现其目标成为进入新千年之后的主要目标。联合国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涵盖着人权、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不难发现,进入新千年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经过20多年的演变,可持续发展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经济论文)资源维护、消除贫穷、解除贸易屏障、环境保护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环境问题融为一体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政策。
(一)国际技术转让制度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01年收集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文集,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多边条约、协定、议定书、国际组织决议以及区域协议多达78个。681按照内容来划分,其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以及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三个方面来规定国际技术转让制度。
［关键词］企业理论；实体资本；虚拟资本；企业黑箱；道哲学；阴阳
作者简介：徐 鸣（1956―），男，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南昌，330013），研究员。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
企业是什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1］要打开企业这个“黑箱"，我认为中国的“道”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工具，那就是顺应“阴阳”。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阳”性的物质资本比重在不断下降，“阴”性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利润最大化“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从道家的观点分析，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古典企业理论都是从“阳”的视角来分析企业本质，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和“实体资本”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阴”性的“无形”资源和“虚拟资本”的因素被忽视了。
(一)古典企业理论
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原因。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地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吗?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地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2］所以, 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的效果。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阳”性生产因素―― 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无形的“阴”性生产因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性，而把物质生产放在第一位。企业的概念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生产要素，并以之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已，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单位。
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组交易契约的集合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道家的观点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阳”――“有形”和“实体资本”因素转向企业的“阴”――“无形”和“虚拟资本”因素了。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无形”关系，交易费用可以认定为企业中的一类“虚拟资本”。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阴”――“无形”和“虚拟资本”的视角来探索企业的本质。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交易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4］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生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 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5］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5］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5］，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科斯之后，威廉姆森（OWilliamson）、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 ＆ Hart）等试图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6］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企业是资源与能力的创新组织
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动态演化的有机世界观，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
(一)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他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7］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7］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8］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其与《易经》“日新之谓盛德”的思想不谋而合，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9］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虚拟资本”――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二)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这体现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分析方法，其将“阳”的“资源"与“阴”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从“阴”的视角来看，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10］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阳”的方面；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来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阴”的方面。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阴阳和合”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进行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虚拟资本”问题，尽管她没有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17］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无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虚拟资本”――“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11］
(三)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1982年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吸收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12］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 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他们认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纳尔逊和温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进行了全面地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13］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无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虚拟资本”――“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 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
纳尔逊和温特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18］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四、基于演化视角的企业理论
在前面我们提到彭罗斯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由于它们都着眼于生物学的视角，注重于企业的内生增长，所以，我将三者统列为演化企业理论学派，下面就这三派观点作个简要分析。
(一)菲尔特、巴尼的资源基础论
资源基础论是在彭罗斯内生成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沃纳•菲尔特、巴尼等人的发展而形成。菲尔特于1984年在《战略管理杂志》上发表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一文入选“年度最佳论文”之后, 资源基础论获得了应有的重视。［14］菲尔特在文中借鉴了彭罗斯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资源基础观念”(RBV)一词,视企业为一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非产品市场的活动，认为以“资源”代替“产品”来进行企业战略决策，对当代企业来说将更具有现实意义。我认为，这标志着将人们习惯的企业战略思考由“阳”的“产品”观念转变为“阴”的“资源”观念, 其“资源”内涵与彭罗斯的有形物品不同，是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独特组合，而更注重于无形资源，从而我将其作为“阴”来看。此种转变将战略制定的基础由外部的“阳”的“产业结构分析”,逐步转移到内在的“阴”的资源与能力分析的“资源基础观念”上。反映了企业战略视角由产业结构的“实体资本”分析，逐步转移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与能力的“虚拟资本”分析上。之后,资源基础论不断发展,巴尼(Barney)、皮特拉夫(Petelaf)、爱密特(Amit)、格兰特(Grant)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巴尼在探讨企业的竞争优势时,发现企业可由本身的资源与能力的积累与培养,形成长期且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并将其称之为“资源基础模式”。他认为，如果战略资源在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中均匀分布而且高度流动的话，企业就不可能预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在产品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就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不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获得低价格高产出的战略资源。巴尼在1991年提出了一个较为综合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企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他认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的企业资源才是可持续竞争优势，即有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不可替代性，它有助于判断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企业资源包括企业内部所有的资源,可以分成3类：（1）物质资源,是指企业的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以物质形式出现的可以看得见的资源；（2）人力资源,指员工、经验、培训、关系等与人有关的资源；（3）组织资源,是指正式的结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计划、控制、协调系统、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与组织有关的资源。［15］
(二)海默、帕拉德的核心能力理论
海默(Hamel)和帕拉德(Prahalad)在1990年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从而形成了核心能力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认为，资源与能力不同，能力是配置资源的主体能力，企业的本质是“能力的集合体"，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而资源基础论忽视了人的作用，偏离了企业成长的本源。也就是说，核心能力理论的观点不同于资源基础论，而与彭罗斯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此，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资源基础论与核心能力论的观点分歧恰好来源于彭罗斯理论中的“资源―能力"二分法，一个立足于资源，另一个则立足于能力。但我认为，这二者都比彭罗斯的观点更进了一步，资源基础论中的“资源”包括了“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而核心能力论的“能力”则更强调“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源，所以二者都是重视企业中“阴”性的要素，他们都是将人力、智力这类“虚拟资本”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核心能力理论将核心能力定义为各种技术和生产技能的组合,它贯穿于公司金字塔式的生产过程中。成功的竞争者能够进入新的、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行业或经营领域，具有核心能力的企业似乎更具有多元化扩张的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开发新的经营业务的源泉,它是组成公司战略的核心。海默还形象地将多元化的企业比喻成一棵大树,树干和主枝是核心产品,小的支干是经营业务单元,树叶、花和果实是最终产品,提供营养、支撑和稳定性的根系是核心竞争力。如果企业仅仅盯住竞争者的最终产品,就会忽略竞争者的真正实力,正如只注意叶子就会看不到一棵树的力量一样。［16］
虽然核心能力的思想非常具有解释力，但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没能对公司战略制定提供实践意义上的指导，它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不好操作，缺乏可依赖的工具。堪培尔认为，能力的概念比核心能力的概念更广阔些,它包括整个价值链(核心能力只体现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更可见，而核心能力对消费者来说是很少看得见的。因此，在面对竞争者方面，最好的母公司应该比其各个战略经营单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16］
(三)提斯等人的动态能力理论
1997年，提斯等人参考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核心能力是独特能力、组织惯例和核心竞争力，而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付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他们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流程•位势•路径的模型(即3P模型)，并指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而这些流程是由企业的资产位势(特别是专用性和互补性资产)和历史演化路径所塑造的，它们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艾森哈特和马丁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这些具体的过程包括产品开发、市场拓展、收购整合、策略性联盟、业务部门的剥离和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等等。从这些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动态能力既不是模糊的,也不是同义反复的，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可识别的组织过程。导致企业发生变化的活动有很多，并不是所有导致变化的活动都能称为动态能力。［17］
在提斯等人的研究中,把动态能力的“能力”严格限定为“惯例”，即限定为智力资本范畴。这种理解得到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组织能力”是一个严肃的概念,其严肃性在于它必须是一种惯例。如温特所说:“即兴发挥从来都不能称之为能力”。动态能力不仅关注企业特有的组织惯例，其焦点更是放在克服能力惯性的创新和开拓能力上。在动态环境中，动态能力崇尚建立开拓性学习能力。开拓性学习能力是为了在长期内向企业提供新的战略观念而进行的侧重于变革的学习。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持续竞争优势，需要具备进行创造性毁灭的能力。
企业动态能力主要是由企业中的“智力资本”――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因素决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通过智力资本，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形成企业业务多样化的动态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促进动态能力的形成，并强调人力资源管理从几个方面着手：选人要重视知识的宽度和深度；职位描述概念要详细具体；以培训来扩展员工现有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及激励成功，宽容失败。
动态能力观学者认为，以波特(1980)等学者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分析和以沃纳•菲尔特(1984)与巴尼(1991)等学者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厂商比其他的厂商能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他们认为资源基础观的不足在于，厂商在建立有效且具竞争力资源时，必须基于动态产业环境与竞争状况的考虑，且以市场测试来考验资源，因为资源的真正价值应该取决于市场力量。厂商的竞争优势来自于厂商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专用性资产和发展路径。而位于稀缺性的、顾客需求的、且能用于消费者愿意付钱购买的商品上与具有专属集的资源，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因此，动态能力观比产业结构分析和资源基础观更能够解释厂商竞争优势的来源。［18］
动态能力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经》思想，它立足于企业的“变易”，即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变化中，去把握企业的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阴阳和合”，最终达到企业持续稳定地良性循环和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杰克•J．弗罗门．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3、5。
［5］科斯．企业的性质［A］．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D］．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高保中,柳 欣．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
［7］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
［9］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0］彭罗斯． 企业成长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1］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12］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3］徐 鸣．论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J］．当代财经,2007(8)．
［14］Wernerfelt B,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1)．
［15］巴尼．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EB/OL］．wenkubaiducom/view/6cdc2930b90d6c85ec3ac6
cahtml．
［16］夏清华．从资源到能力:竞争优势战略的一个理论综述［J］． 管理世界,2002(4)．
［17］鄢德春．动态能力论足以挑战资源基础论吗?［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2)．
［18］罗 珉，刘永俊．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架构与构成要素［J］．中国工业经济,2009(1)．
From Real Capital to Virtual Capital: Dao of Modern Firm
Theory Evolution: Analysis from China's Daoism
Xu MingAbstract: From the evolution of firm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in economics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aoism,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of firm theory evolves from tangible resources and re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ang to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emphasizing on yin,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mixing real capital with virtual capita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n with yang. The final stage represents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tangible resources, real capital with intangible resources and virtual capital for analysis, which reflects holistic and harmonious philosophic view of Lao-tze and is closer to the nature of firm in real economic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