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01 1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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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
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王艮在《复初说》中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元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王艮的复初说是建立在他的气质杂性说基础上的。王艮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但他又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他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非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非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气质杂性”并不是真正的性。王艮对于张载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他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日气质之性。”(《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气质之性，即气质杂性。这种气质杂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但这种气质杂性，是可以变化的，其主要方法就是学习。他认为“言学不言气质”，就是说，通过学习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气质，祛除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答问补遗》)他坚信，如果教育能够真正发挥改变气质、祛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的作用，那么，由于人的进步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王艮讲诚意，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端本复初。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特殊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156 ― 02
把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一种符合时展和教育改革要求的价值取向。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为今后有效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应当注重理论分析和价值应用研究，研究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的特殊性，认真分析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特殊规律和特殊功能，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培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一、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定位
（一）人文关怀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就是一种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的价值、开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人以更多选择和创造机会的人生哲学。〔1〕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人文关怀应该体现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关心学生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 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关怀本身都是属于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教育实践活动。将人文关怀作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予少数民族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切，努力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综合素质，又要倡导各民族大学生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提高，融合民族文化开展人文关怀教育工作，使人文关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决定性作用。
（二）人文关怀与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关联
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内在诉求。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的核心思想是立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实际，把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自由平等的爱护主体，引导他们根据思想道德规范促进自身主体意识的良性发展。人文关怀应当以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为宗旨，尊重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价值，理性对待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的客观差异，尽可能的采取多种人文手段，满足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生活学习情感等方面多样化的合理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功能得到强化。笔者认为，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工作，需要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存现状、性格尊严、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给予真正的情感关切，去认真挖掘每一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性价值。
二、把握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规律
人文关怀需要重点把握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和教育内容的民族性，创新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培养更多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储备人才。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对象的独特性
认识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独特性是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工作的首要前提。我们知道，作为独具个性的特殊群体，少数民族大学生除了具备和其他大学生的一般性特征，同样存在思想道德水平和教育层次的个性化差异，主要表现为：独具群体性和个性化，缺乏主体性意识，教育层次不平衡，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笔者从事少数民族大学生理论课教学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教育基础和知识可接受能力的差异，个别学生由于文化基础弱，专业学习压力较大，学习效果不佳，自控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笔者以为，应当增强人文关怀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上的情感引导能力，结合每位民族大学生的自身教育背景，在一定范围试用分层教育模式，发展培养不同层次的个体人格。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由于复杂的民族社会文化环境，再加上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政治思潮的全球化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均呈现出群体的民族性。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自身民族属性普遍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教育者既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受教育背景的复杂性，又要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让他们更好地熟悉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发展规划，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民族心理素质、知识创新能力，提前做好人生未来的谋划。
我们观察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发生的关系是否能够称民族关系时，关键是这种关系中是否具有民族性的内容。〔3〕 在不同的民族学生个体之间发生的交往联系中，若涉及对民族语言、语言风俗、信仰习惯等民族特点不尊重的问题，属于民族关系，而不仅仅是一般性的同学关系。因此，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的内容既要体现倡导平等意识的民族特性，又要引导各个民族学生平等和谐地交流，学会正确对待解决民族问题，自觉做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关怀教育内容的民族性
传统人文关怀教育体系在目标定位上过多强调“集体价值”的一元性，关于培养什么样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目标界定模糊，容易出现教育目标和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定位偏离甚至可能会产生个体边缘化现象。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的民族性决定了人文关怀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上的选择更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教育内容的讲授除了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还要贴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文化背景，探索适合少数民族大学生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理念方法，增加更多的情感互动，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营造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也是贯彻民族教育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
三、明确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的特殊功能
（一）弘扬民族文化，明确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价值
人文关怀应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主体性人格，坚持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主体观”。〔4〕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教育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平等交流。〔5〕
人文关怀教育者首先必须具备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熟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才能承担好培养少数民族合格人才的重任。教育者需要树立人文关怀自觉意识，认真研究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成长规律，帮助他们学会了解和欣赏自己的个性。立足于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照顾好他们的学习生活，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发展好他们的主体意识。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实践者，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素质对于民族人口整体素质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多选择民族文化为教育创作题材，适当开发富有地方民族区域特色的人文教育课程，鼓励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学习吸收其他民族文化。
（二）培养民族自信，关注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格素养
采用人性化的关怀服务方式，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搭建更多的成长发展平台，是搭建人文关怀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桥梁。笔者以为，应当定期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状况问卷调查，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和政治立场，塑造健全的独立人格，帮助他们提升民族自信。
管理工作应当适当兼顾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利益诉求，做好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服务；建设富有民族特色的校园人文景观，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校园民族风情中陶冶思想情操；拓展社会交往的舞台，举办民族知识竞赛、民族宿舍文化节、民族游园娱乐、民族传统体育、民族歌曲比赛、民族故事阅读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塑造少数民族大学生良好的人文品质。
（三）激发民族自觉，培养凝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中国梦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体制新的内容，也赋予了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新的时代使命感与高度的责任感。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确把握中国梦的战略理念，是夯实推动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所有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创造，只有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只有个人的人生理想积极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从民族视角去解读中国梦，强化民族自觉意识，让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个人的青融入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民族篇章，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力量，获得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
〔参 考 文 献〕
〔1〕王东莉.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4）：135.
〔2〕高艳青.人文关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4）：56
〔3〕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编写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6。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关键词 道德 生活 德育 生活德育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05.041
Moral Education Returning to Life
――Realization Path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FAN Yal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Life" is the common voice of the community and even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tide is educated， scientific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crisis， "Return to Life" is very important. Based on Husserl "life-world" ground-breaking introduct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life and Dewey "Education is life" and Tao's "Life is Moral" Two typical Life Moral elucidation theory， argumentation "moral return to life"， students need to practice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oral and ethical life experience with these two aspects of moral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of ways.
Key words moral; life; moral education; life moral education
“现代德育由于其知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悬挂在空中破碎而又抽象的德育，这正是现代德育陷人困境的主要根源之一。”①因此，德育要回归生活，打破其原有的知性框架，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体悟道德、深化道德，实现道德的内化和外化，让学生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②生活是德育的根基和土壤，德育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进行、又回到生活，生活与德育密不可分。本文所探讨的生活德育论就着眼于生活与德育的紧密关系，试图解决当前德育困境、为现代德育注入新的活力。
1 奠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理论上，德育回归生活，受到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极大影响。胡塞尔针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危机，将生活世界作为与科学世界相对立而存在，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生活德育论的研究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是这么定义的：“生活世界总是预先给定的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但并不是由于某种意图，题材范围，或按照某种普遍的目的而有效。每一种目的都是以它为前提;即使是在科学的真理中认识这样一种普遍的目的，也是以它为前提，并且已经是以它为前提。”③生活世界不同于理论化、抽象化的科学世界，它是一个具体的、直观的世界，与我们的体验直接相关，是切切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日常的、可感觉的现实世界。
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日常的人们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是绝对的中心，没有人生活世界也无存在的意义可言。“人们就是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经验着这个世界，感觉着这个世界。它是人的世界，只有在其中，人的地位和价值才得到充分的彰显。”④其次，生活世界是一个奠基性的丰富世界，作为对立面的科学世界也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上。人是靠实践活动感知自己的存在、体验与他人沟通的过程并接触与感官直接相连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实践的场域。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的基础。也因为人的活动的存在，生活世界是丰富的，充满着无限可能性。最后，生活世界是主体间的世界。胡塞尔十分注重生活世界中人们的交往活动，提出了“交互主体论”，认为人们的交往活动分为互识即相互认识、相互理解与共识即相同的理解两种。由此，胡塞尔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提高到了生活世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为“德育回归生活”作了很好的铺垫。它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是生活世界的绝对中心和价值主体;生活世界是所有活动的基础，是人们实践的场所，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它也应该是交往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为依托的生活德育，也注重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道德，实现道德的从内化到外化再从外化到内化转换过程。生活德育论继承了“生活世界”理论，认为生活蕴藏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和宝贵的德育时机，学生从生活中习得道德。当然，道德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种动态的人际关系，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因此，生活德育论要求学生必须积极参与交往的生活世界，在交往中感受道德的实现。
2 德育与生活
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为生活德育论作了基础性的解释，那么德育与生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进行德育与生活关系的深入剖析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生活德育论的理解。德育即道德教育，道德是德育的手段。因此，探讨德育与生活的关系需要以道德与生活的关系为基础。
首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生活。“从历史的源头来考察，道德从根本上源于生活的需要，源于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社会往。”⑤世界本无道德，因为有了人，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进而创造了道德。生活实质上就是由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和社会关系组成的。因此，道德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是在与人们共同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道德作为一种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在维持交往性和互动性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生活需要道德。“道德与生活具有同一性。生活都是道德的生活，尽管不一定都是良善的生活，但一定蕴含着道德的因素。道德是生活的内在规定，是生活的魂灵。”⑥社会不论是螺旋式的上升还是波浪式的前进，总的趋势总是发展的。而社会的发展、生活的改善需要道德，道德是实现社会良序发展和美好生活的保障。最后，道德在生活中实现。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⑦实践性是生活的基本属性，道德通过实践外化出来，也是通过实践化为内在的德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实践于生活既是道德的目的也是道德的手段，道德的价值是通过生活的实践来体现的。
同样的，德育源于生活，德育是与道德相伴随产生的;美好的生活需要道德，当然更需要实现道德、进行道德教化的德育;德育的过程不是符号化的知性记忆，而是实践中的生活体悟，学会做人、将道德践行才是德育的最终目的。生活承载着德育，德育引导着生活，德育与生活融为一体。
3 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理论的两个代表教育家是杜威和陶行知。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消融了教育与生活人为建立的分界线，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希望这种教育模式能够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和生活体验。而德育是教育的核心，德育为“五育”之首，生活教育论的思想对生活德育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1 杜威：“教育即生活”
美国民主主义教育家杜威是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标志着一个时代。“教育即生活”的思想是他生活教育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立足于生活的实践性，认为教育是生活经验的积淀。“一切真正的教育是来自经验的”，“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⑧杜威强调“做中学”的思想，认为经验只有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才能取得，因此，杜威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就是强调生活中实践的重要性。人们所接受的教育不仅来自老师和书本上知识，更多地来自经验的习得。知识是外在于身体的符号，通过生活实践中的视听触味嗅――“五觉”的感官经验将这些符号知识内化、掌握;有些知识更是直接从生活实践中获得。例如，老师和书本传授的道德知识即“我们应当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应当在生活中通过实践来直接体验，转化成道德经验、道德事实。因此，德育的过程就是一种生活的道德经验积淀的过程。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立足于生活的社会性，也就是“学校即社会”。“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杜威认为，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将这样一种状态应用到学校生活中，让学生在学校中也能体验社会的状态，实现学校与社会的贯通。
总之，无论是实践性还是社会性，都是“教育即生活”思想的体现。
3.2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结合中国的实际，继承和发展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主张。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生活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之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更多地强调教育应当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体悟，生活在这里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的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将生活放到首要位置，认为生活才是中心，给生活以教育。“从整个生活出发，过整个的生活，受整个的教育”，陶行知强调生活重要性，突破了以往生活教育论的保守倾向。“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突破了狭隘的学校教育的限制，认为“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⑨这是对教育场所和空间的拓展，旨在把整个社会、整个人生都列入生活教育的范畴。“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原理的方法论。他是这样阐释三者关系的：“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它体现了“教训合一”、“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理论。他不仅强调“生活”的中心，而且强调“做”的中心，将生活教育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3.3 德育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德育化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位思想家的生活教育思想有所差异、也各有侧重，但是都以生活为基点、以实践为根本、以人为主体。其实，他们的生活教育论应用到德育中更为切合，也正好满足了德育的需要。德育就是一种生活德育，它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生活中实现道德，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杜威与陶行知分别强调的是德育的生活化与生活的德育化。前者要求德育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后者要求以德育来改造生活，使社会生活成为道德的生活。无论是德育的生活化还是生活的德育化，都是德育回归生活、融入生活的体现;无论是经验的积淀还是做的中心地位，目的都是通过道德的生活实践体验，实现道德从内化到外化、外化到内化的转化;无论是“学校即社会”还是“社会即学校”，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地位，通过个体亲自参与生活体验，发挥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体悟道德，指向德育的目标。
4 总结
经过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铺垫、德育与生活关系的讨论和杜威与陶行知这两个典型生活教育论思想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对生活德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生活德育论的最终指向是德育课程，希望能解决当下德育课程“直接道德教学”的困局。杜威对于“直接道德教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直接的道德教学只能帮助学生形成“关于道德的观念”，不能形成“道德观念”。可惜的是，在以杜威、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德育理论思想提出许久后的今天，德育教学仍无法走出应试教学、知性教学的怪圈，道德教育效果仍不明显。幸而，近些年来，生活德育理论又重回人们的视线，也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相信，实现德育向生活的回归将指日可待。
注释
① 高德胜.生活德育简论.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3）.
②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中国教育改造.东方出版社，1996：150.
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0：558.
④ 王文鹏.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德育启示.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⑤ 唐汉卫.生活道德教育的理论论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⑥ 冯建军.“德育与生活”关系之再思考――兼论“德育就是生活德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4）.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56.
⑧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50.
⑨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180，633，408.
参考文献
[1] 高德胜.生活德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2] 汪凤炎.德化的生活――生活德育模式的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3] 高德胜.道德教育评论2012――生活德育论的反思与展望.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5.
[4] 班华，薛晓阳.学校道德生活教育模式的探寻与思考.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6.
关键词： 高校师德 现状 制度化建设
教育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本事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学不仅是传授科学知识的载体，而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而教师在学校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创建一流大学和人才的关键。因此创建一支品德高尚、业务精湛和教风优良的教师队伍，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师德建设的重要性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指教师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具备的道德品质，是教师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的总和。在2007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师德建设既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要超越现实局限，着眼于未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师队伍正趋向年轻化，大批青年教师走上了大学的教学、科研岗位，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并将成为本世纪振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教师的素质决定着教育的成效，而教师素质的核心是师德。高校教师的师德状况将直接影响学生的道德素质，因而师德建设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师德建设一方面受社会主义道德的支配与约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具体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道德有着独特的影响。良好的教师道德风范，不仅可以促进创建和谐的育人环境，从而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且可以促进校园文明建设，并引导学生健康成长，对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和全社会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大的影响。另外，良好的师德建设是高校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评价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加强高校师德建设，顺应了增强良好校风、学风，提高办学水平的要求。
二、高校师德缺失的现状及表现
近年来，国内大环境的变化已不可避免地波及素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高校学生及教师被卷入到学校之外的大社会中，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接受形形的挑战。在这一关键时期，高校教师的素质状况如何，已经成为高等教育能否适应时代需要的决定因素。总体而言，我国高校教师品质优秀、业务过硬、值得信赖，为高校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教师道德现状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学校在加强学生德育建设时，却忽视了教师自身的道德建设，造成了师德建设严重滞后，削弱了教师的人格教育力量。如今，高校教师德育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意识淡薄，缺乏职业责任感。
教学是教师的主要工作，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着敬业精神，但在部分学校，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一些高校教师放松了自我修养，敬业精神淡漠，教学表现难以令学生满意。主要表现为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注重知识的更新换代，满足于传授一般性的陈旧知识；或者为附和学生的兴趣泛泛而谈，考试划范围，阅卷不认真，应付了事。教学活动中与学生的交流过少，甚至将各种不良的个人情绪带入课堂、发牢骚、讲怪话、言语不检点，等等。也有一些教师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去别的学校代课，以获得高额的代课费，却对原本应该做好的本职工作随意应付、三心二意。
（二）集体意识薄弱，缺乏信仰。
高校教师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应将自己的平凡岗位和国家的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抵御各种不良观念思潮的侵袭与腐蚀。但现实中，一些高校教师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缺乏坚定的信念，经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重利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个人、索取和现实，而较少考虑集体、奉献和理想。
（三）学术腐败。
很多高校不再把教学工作的优劣作为评价一个教师是否合格及能否晋升资格的标准，更多的是根据教师的科研与学术论文而评判，如每年发表几篇核心刊物登载的论文可以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这样的硬性规定出发点是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但是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教学与科研是互相促进影响的，科研的主要落脚点应归到教学上，将科研的新成果填充到教学内容中去。但部分教师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影响，颠倒并割裂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味地埋头搞科研，多写论文、争出成果，以便于职称的晋升。甚至有部分教师为了达到晋升职称的目的，不顾做人的道德底线，教材抄袭，论文剽窃，教学质量下降，博士生异化，教授滥竽充数，科研成果缺少原创性，等等，使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三、师德制度化建设
师德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出新要求，采取新举措。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已在1997年得以明文规定，包括八个方面：依法治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使得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建设有章可循。但高校的师德建设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根据目前的形势和高校师德教育的要求，颁发教师道德的统一规范和配套制度，有利于约束高校教师的师德行为，促进师德建设，在校园内形成“重师德、谨师行、培师艺、铸师魂”的新风尚。
（一）高校教师师德规范。
高校教师师德制度化建设，首先要制定出统一的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以约束和调节教师在职业活动中的表现，成为教师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教师履行教师职责，增强道德意识，正确处理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使得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个正常、和谐的秩序之中。有了师德规范，可激励教师更好地为人师表，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人才，并形成积极向上精神的教师团队，从而促进高校教师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具体的师德规范包括下列内容。
1.遵循规律，教书育人。执行教育方针，严谨教学、德育渗透，勇于探索、因材施教，热爱教育。
2.严谨笃学，开拓进取。不断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教育理论水平，钻研业务、科研严谨，实事求是、开拓进取。
3.为人师表，热爱学生。为学生做好表率，言传身教，尊重学生，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4.学术无，授课有纪律。发扬理论创新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了学术发展可畅所欲言、无所禁忌，但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体现崇高的政治素质和优秀的业务能力。
（二）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教师不仅在学校中要起到表率作用，而且在社会上要遵守社会公德，树立高校教师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关心尊重他人，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及对他人的影响，维护正义，遵守社会规则，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妥善处理好人际交往关系，做一名受社会尊重的公民。
（三）教学常规工作制度。
高校的师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高于一般行业的道德规范，教师不仅要遵循一般社会公民的道德规范，而且要遵守教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规范。教学工作是教师的职业，教师是通过教学工作直接传授知识宣传道德理想和信念的，直接影响学生的成长，并间接影响社会。因而教师的教学过程要有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范约束，建立相应的教学常规工作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课外辅导制度（包括论文答辩指导）、学生考试及成绩评定制度、听课制度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并得以规范化。高校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师德评价方法，采取专家评判、同事互评、学生评教等措施，使师德师风得到科学公正的评判，使得教师清楚自己的差距所在和努力的方向。考核教师把师德放在重要位置，改变对教师的评判中重学历、重科研但轻道德的现象，使高校的师德建设形成有效的评价机制，既有内在强制性又有外在的制衡力量。
（四）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
当前高校在监督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流于形式，监督不到位，须加强改进。加强监督管理要广开渠道，广泛参与，形成多层次、多样式的监督网络。首先要建立由领导、教师、学生等组成的师德督导机构，加大对教师遵守职业道德状况的检查监督力度。其次要注重发挥社会监督和校园网络的作用，对通过这些渠道反映出来的师德问题进行明察暗访，并严肃处理。最后要重视网络对师德监督的重要作用。今天的大学师生是使用网络的主力军，在高校的内部网络建立师生共享的论坛，既有利于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又能给师德监督提供一种新方式。对于违反师德规范的现象一定要处罚到位，发现问题严肃处理，才能取信于民众，提高人们参与师德监督的积极性。
四、师德建设的其他思考
《长沙晚报》2009年9月28日报道，湖南省推出了一套师德考核管理系统，为师德的考核列出了一份明确的量化标准：“师德成为该系统中首要的考核指标，总分为25分，占到老师绩效考核总得分的1/4。每违犯一项，视情节扣5到25分，后果严重者取消当月奖金。”以绩效考核的方式来管理师德，确实具有开创性，但是把师德进行量化，却有不尊重教师之嫌。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象征，是不计名利、不计报酬的道德抽象。一个教师的师德高尚，我们可以给其名师称号，给其名誉奖励或者物质嘉奖，但从来都没有说过道德、师德值多少钱。然而，现在却将师德量化，将师德和报酬挂钩，这实际上是对师德的贬损，是对师德的误读和歪解。
用绩效考核的方式来管理师德，产生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此举会严重玷污师德的纯洁性。如果一个教师表现为良好的德行是为了图谋利益，那么不论表现多么完美，人们也会将其视为一种虚伪或懦弱的表现，对他的人格只会更加鄙视，而决不会更加尊重。另外给师德进行明码标价，师德本无价，但现在“25分=当月奖金”，将师德置于一个廉价的地位，这是道德的悲哀，是在逐步摧毁师德，而决不是在弘扬师德。师德教育决不能靠利益的驱使，要靠信仰的力量，唤起内心深处的道德感。
综上所述，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尽管目前高校教师道德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靠自身一点一滴的修养，靠润物细无声的教育，靠领导者的率先垂范，靠舆论的严厉监督，与此同时，高校要遵循师德建设规范，发挥自身优势，逐步促进教育改革，创建出适应时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师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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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几年的语文高考试卷看，现代文阅读能力测试都占有20％左右。但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的平均得分率却很低，如何才能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切实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呢？我们认为，关键是必须认识到，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具有一定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过程有四个阶段构成。
第一是基本知识的积累阶段。现代文阅读教学须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目标，阅读能力的培养又要以具备准确、敏捷的思维为关键。我们知道，基本知识是思维的基本因子，知识面的宽窄是阅读思考时联想是否丰富、思维是否活跃的关键。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应该从狠抓基本知识的积累做起。这里的“基本知识”不仅指语文知识、文化常识、历史常识、哲学常识、生活体验以及音乐、雕塑、美术、建筑等艺术常识，而且还包括人文科学（如文化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领域和自然科学与科技应用（如心理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现代通讯技术研究等）领域较新的研究概况，还包括边缘学科和科学学的研究概况。在当今的中学语文界，能全面反映这些既有时代性又有深度和广度知识内容的教材还很少。在这方面当首推由谷公胜编著、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5年联合出版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现代文阅读》。近几年语文高考试卷所选的现代文均具有丰富的“内蕴”，涉及的知识既广又深：有的涉及艺术常识和艺术鉴赏知识，如1996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贝多芬之谜》；有的涉及文艺美学，如1991年“三南”卷“四／32～40”题；有的涉及思维科学和教育心理学，如1993年全国卷“四／22～28”题；有的涉及对语文教学的理性思考，如1995年全国卷第四题的选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吕叔湘著）；有的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如1992年全国卷“四／26～30”题；有的涉及科技领域的研究新成果，如近几年高考中连续出现的科技文章。然而，相当一部分教师一味注重应试教育而忽视素质教育，忽视学生“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相当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为了应付高考，一心只读教科书，很少过问课外书，对以上“基本知识”他们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没有“厚积”，哪来“薄发”？基本知识积累不够导致了学生知识面的狭窄，阻碍了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形成。因此，近几年语文高考中现代文阅读测试部分得分较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教训提醒人们：要真正培养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基本知识的积累和知识面的拓宽非狠抓不可。
第二是基本理论的掌握阶段。现代文阅读的有关基本理论是对现代文阅读能力形成过程中一系列规律的概括，是确立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还必须狠抓基本理论的掌握。这里讲的“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一是指现代文阅读，一般应从文体、内容和形式三方面进行；二是指篇有中心段，段有中心句，句有关键性词语。文体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具体要求也不同。记叙文的内容指描叙部分（人、事、景物及其特点、与景物有关的传说故事等）和议论抒情部分（或抒感，或揭示哲理）；议论文的内容指论点和论据；说明文的内容指说明对象及其特征，或指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或指某种物品的使用方法及其注意点等。形式方面，记叙文主要是指叙述方式（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顺序依据、线索和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及其作用等；议论文主要是指论证结构方式和论证方法；说明文主要是指说明顺序和说明方法。中心段、中心句和句中关键词语的确立都有规律可循，还有概括反映这些规律的有关理论。篇有中心段，记叙文的中心段一般是抒情议论性语句，往往位于篇首或篇尾，或者是几个片断之间的过渡性语段；议论文的中心段一般为文章的引论或结论，通常也位于篇首或篇尾；说明文的中心段一般也是首段或尾段。段有中心句，中心句的确立可通过分析段落的构成情况来进行：若段落由一个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句群中心——通过分析句与句的关系所得的中心句；若段落由几个并列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几个句群中心句之和；若段落由几个主从关系的句群构成，段落中心即为主句群的中心句。句有关键词语，关键词语的确立理论，可参阅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定的1990年版的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一、二册中的有关单元知识。这是对学生进行现代文阅读的一般理论指导，即对学生授之以现代文阅读基本理论的阶段，这是现代文阅读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第二阶段。
第三是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阶段。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对基本方法的灵活运用程度。学生积累了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识”，掌握了上文论及的“基本理论”，我们便可引导学生确立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现代文阅读基本方法。根据上述第一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确立以下基本方法和基本步骤。文章阅读，首先要确定文体，接着须根据文体特点理解内容。以记叙文的内容理解为例，须以记叙部分的内容理解为基础，以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理解为根本。记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理解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等记叙的要素。议论抒情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应根据表达方式的运用特色理解感受理或情，议论性语句揭示生活哲理，抒情性语句抒发作者情感。其他文体的内容理解，也要根据文体特点进行。譬如小说，其内容不外乎小说的三要素和主题。第三步，研究形式特点并理解其作用。这方面的操作，可根据形式方面的基本理论进行。形式特点的作用，主要是研究形式特点是如何有利于内容表达的。根据第二个基本理论，我们便可指导学生从另一角度，即通过分析文章结构层次来理解文章内容。以议论文的内容理解为例，篇有中心段，找到了中心段，也就把握了文章的内容。段有中心句，这个中心句可通过分析段内层次或句群关系找到。找到了中心句，也就把握了段落的内容。学生如能熟练而又灵活地运用以上这些基本方法，现代文阅读就不会无从下手或抓不住重点。倘若能这样，学生的现代文阅读能力一定能得到提高。
关键词：高校教育，以人为本，理念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培养祖国花朵的园丁，只有完美人格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完美人格的学生，所以塑造高校教师的完美人格是十分重要的。对高校教师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在于对教师的人性的的充分肯定，对教师的潜能和智慧的信任，对教师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最广泛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最终促进高校的持续发展。
一、大力开发高校教师的资源
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治校的管理是以人为本教师管理的本质体现，是西方高校理念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取决于高校主要以学术事务为主，是由教师和学生而产生的。教授治校的本质在于高校的管理事务中让教师参与决策和管理，体现广大教师的主人翁地位和高校管理的民主性。高校管理者要树立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把教师作为服务对象，开通教师发表意见的平台，使其畅所欲言，并要坚持政务公开，保障教师的知情权、参与权。以人为本教师管理的最高层次是教师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教师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高校整体水平的核心。因此，高校要鼓励教师继续学习和深造，努力创建学习型高校，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从而实现对高校教师资源的开发。
二、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社会实践证明，激励有助于抑制人性丑恶的一面，凸现善良的一面，从而能够促进人性健康的发展。在对高校教师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中，要善于观察和了解教师情况，根据不同教师的特点选择相应的激励手段。激励的主要形式有：目标激励、职位激励、政治激励、物质激励、荣誉激励等。目前，对高校教师来说，最基本的激励方式就是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论文参考。在我国，多年来存在着“官本位”现象，造成了许多年轻教师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影响着科研队伍的稳定以及他们为国效力的积极性。同时，高校教师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着教师工资的微薄性和差异性。作为高校管理者，应该建立起科学的业绩考核指标，让一些有突出成就的教授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可以达到或超过院长、省长凳，鼓励他们集中精力搞专业技术工作，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相信、依靠职工
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这是学校管理中不容置疑的。办学要依靠教师，教学工作更要依靠教师。教师是教学任务的承担者，是教学内容的讲授者，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是学习活动的指导者，是教学方法的运用者和创造者。没有教师，就没有学生，没有优秀教师，就没有优秀学生。学校只有相信、依靠教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要了解教师。了解教师，就是要了解教师的各方面情况，知道教师的心理特点、工作特点和生活特点。
（二）尊重教师。了解了教师的特点，就要尊重教师的特点，尊重教师的工作、思想、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
（三）相信教师。学校领导者分配了教学任务之后，就要相信他们，相信他们能把工作做好，要用人不疑，这样才能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论文参考。
（四）依靠教师。论文参考。学校教学工作的好坏主要在于教师的工作质量。教师积极肯干，任劳任怨，认真钻研，严谨治教，一定能取得好的教学质量。依靠教师就是放心让广大教师积极探索，依靠他们搞好教学工作。
四、促进教师个性的发展
在信息时代，文化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每一个人都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和特点。高校对教师的人性化管理，就是要在以教师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出发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教师的心理特点和特性潜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并按其特点、特长进行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教师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使高校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高校整体水平的核心。高校在制定各类教师以及其他人力资源的配备时，要全面认识高校教师的各自特点，灵活地、人性化地把握政策并进行科学实施，使每个教师的创造能力和价值的自我实现达到最大化发挥。
总之，在高校只有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人才和拓宽一流人才的施展空间，因此高校教师的人本主义管理才能达到目的，从而促进高校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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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电视已成为我国幼儿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媒介，也是对其成长尤其价值观念形成等影响最大的大众媒介。但我国幼儿电视节目远未充分发展，自制节目少，国家主流媒体尚未在该领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反而洋品牌视听产品占据了幼儿收视市场。通过重点分析幼儿节目的独特性与特殊价值，提出：应从幼儿心理、节目制作、角色形象、品牌建构、早教产业等方面深度培育和开发本土幼儿节目品牌，实现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时空双向延伸。
0－7岁的幼儿包括2个年龄段：3－7岁的学龄前儿童和0－3岁的婴幼儿。包括幼儿在内，2008年我国0-14岁人口统计为2. 5166亿人，占总人口的19.0%[1]。调查显示：学龄前儿童闲暇时间相对富裕，接触电视时间比中小学生多，且较无机会接触其他现代媒介，可塑性最大，其电视观看时间可达到人生的第一个高峰。90年代末的调查就显示：我国幼儿每天看电视的占72.4%，约44.3%的幼儿1岁前就接触电视，到3岁约82%的幼儿看电视，且随年龄增长，每天看电视的幼儿人数、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均增长，幼儿平均每天收视时间在1.45小时以上。发展至今，电视已成为我国幼儿接触时间最长的主要媒介，也是对其成长尤其价值观念形成影响最大的大众媒介。
近年来，随着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的推行，幼儿电视节目取得了不少进步，出现了《智慧树》、《小小智慧树》等品牌节目和专门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中国教育台早教频道等。但与数亿幼儿及其家长的观众数相比，现有幼儿电视节目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很薄弱。深入分析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并合理建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媒体研究刻不容缓的责任。
一、我国幼儿电视及幼教视听产品市场的发展现状
（一）自制的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很少。
目前，我国专门针对幼儿开设的电视栏目、节目相当有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领域。尽管已开办了30多个少儿频道，但多数节目以7岁以上少年儿童为目标受众群，专门关注到7岁以下幼儿的节目较少，针对0－3岁婴幼儿的电视节目更少。自制幼儿节目，包括幼儿动画片在内，节目总量过少，相对固定且有影响力的幼儿节目品牌太少，远不能满足幼儿及其家长的收视需求。
央视少儿频道25个栏目中仅有《智慧树》、《七巧板》、《小小智慧树》3档幼儿栏目，其中《小小智慧树》、《七巧板》针对0-3岁孩子；此外是央视《宝贝一家亲》育婴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早期教育频道有《伴随成长》、《幼儿园的故事》等3、4档栏目——但该频道一直以数字付费电视形式出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大幼儿和家长的收视选择；在当前全国数字付费用户有限且年度增量也有限的情况下，该频道幼儿节目尚不具备影响力。
（二）现有节目成人说教味太浓，幼儿特性不够突出，品牌影响力不够。
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存在着说教意识过浓、角遮蔽幼儿视角、成人思维代替幼儿思维等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到“以幼儿为主体”，制作理念、制作的精良程度、节目品牌推广等方面还无法与国外品牌节目抗衡。
研究表明，在节目中，儿童的参与程度越高，儿童的主体性发挥越显着。但我们常犯的毛病就是：幼儿的主体性常常有意无意被忽视，成人主持人往往成为了节目的主体、主角，占据节目中心地位；节目中的幼儿还是处于较被动的、受支配地位。幼儿品牌栏目“《智慧树》的11个子栏目中……以成人为本位的栏目有6个，占55%”，超过一半以上。
《智慧树》作为仅有的几档自制幼儿节目中最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仍旧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暴露出：幼儿和家长收看国产幼儿节目时，选择品牌节目的余地相当有限。
（三）洋品牌视听产品占据幼儿收视市场。
由于适合幼儿收看的自制电视节目很少，家长们转而寻找市场上可售的其他幼教视听产品。笔者作为幼儿家长，所搜集到的目前市场适合幼儿的主流视听产品主要有：CBBC的《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迪斯尼的《小小爱因斯坦》和《小熊维尼家族》、瑞士的《企鹅家族》、德国的《逻辑狗》光盘、捷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以及日本教育集团倍乐生株式会社（Benesse Corporation）借中国福利会出版社推出的《巧虎》DVD，等等。它们中既有娱乐类节目，也有教育类节目，更多是二者结合的，笔者将之统称为幼儿娱教节目。但它们无一为我国自制幼儿视听产品，且都并不来自主流电视媒体。
这些视听产品品牌背后都是国际传媒集团，他们对我国幼儿娱教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并一定程度上已在品牌推广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占得先机，抓住了幼儿及其年轻父母观众群的注意力。
“幼儿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将影响他们的一生”。我国自制幼儿电视节目的匮乏和弱势，说明国家主流媒体还未在幼儿娱教节目领域建立真正的核心地位，这就很难对我国幼儿的身心成长、尤其是对其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涵养熏陶方面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为什么主流电视媒体没有更多投入到幼儿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乃至发行领域？反而是让境外媒体借助各种途径抢占了家长和孩子的注意力市场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数儿童电视研究者认为，儿童电视是专业化的窄播媒体，存在着诸多困难：广告商不青睐、经费不足、利润太低，加上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人才匮乏、经营不善、制作落后等等。换言之，由于各方面资源和经费不足，吸引不了广告，也吸引不了优质人才，因此节目制作投入有限，节目不好看，自然经营更加困难，经费更加不足，陷入恶性循环。与一般少儿节目相比，幼儿电视具有自身特点；而要解决现有困境，必须要从幼儿电视的特点出发，找到良性循环的路径，即找到幼儿电视节目运营的长效赢利模式。
二、我国幼儿电视节目品牌发展策略
（一）抓住幼儿认知心理，制作品牌娱教节目。
幼儿电视的特点是娱乐教育一体。如何制作出宝宝喜欢的幼儿娱教节目？安伍德说：“创意来自孩子，如果你要为孩子制作一些节目，那么你首先要问问自己，孩子眼中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掌握幼儿独特的视听思维规律和言语行为特征是制作幼儿电视节目的关键。必须坚持将“幼儿主体”的创作观贯彻到每一个细节，从根本上剔除成人思维对节目的不良影响。“节目的定位、内容的设置、视听运用、栏目编排及主持人塑造等要从‘儿童是主体’出发”，处处从幼儿视角，依据幼儿认知心理创作节目。关键看节目有无充分体现幼儿特有的心理特征
1、玩耍是幼儿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天线宝宝》的主创安伍德通过对幼儿的长期观察总结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只会玩”[10]。家庭和儿童休闲设施设计领域的国际权威人物RandWhite指出适合儿童的且具有发展能力的“玩”应具备如下7个特征：令身心非常愉悦、注重过程多于结果、儿童自发自导式、促发想象力的、不受任务和成人强加规则的影响)、分享式的、开放式的[11]。风靡全球的《花园宝宝》、《天线宝宝》，当中的角色就是每天玩，“白云白蓝天蓝，天线宝宝出来玩啰！”重复单纯的儿童语言、简单易懂的情节、明亮的色彩、容易模仿的舞蹈、节奏明快的音乐；玩，就是天线宝宝们的全部生活；镜头的中心也总是快乐玩耍的孩子，成人仅是配角。
2、游戏是幼儿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笔者对照研究了现有的幼教视听产品，发现：节目中幼儿角色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和情境化的游戏过程，往往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巧虎乐智小天地》根据1－6岁各年龄段的不同特点，开发出适合不同年龄段幼儿认知程度的互动体验式游戏，借助情境化的游戏模式，以唱游形式编排，着力吸引孩子在唱唱跳跳当中模仿巧虎的言行，从而实现幼儿生活能力的培养，如自我保护、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相比之下，《智慧树》大部分栏目侧重以发展幼儿知识技能为目标，知识教育痕迹较重，游戏的编排还有待加强。
3、直觉认知与情感满足是幼儿主要的心理需求。儿童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0－3岁是幼儿的感知发展阶段，3－6岁则是直觉思维阶段。因此，抽象的知识教育很难让幼儿理解，幼儿往往是通过色彩、图形、运动、音乐等元素来获得对周围世界的直觉认知。美国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在上世纪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儿童使用电视以得到个体的满足，主要是情感满足和认知满足[12]。而幼儿对电视的内容诉求与学龄期少儿又有很大差别，其生活能力的模仿式认知学习和情感感知的体验式满足，要超过抽象的知识教育诉求。《天线宝宝》和《花园宝宝》就通过台词、韵律和音乐将孩子带入宝宝们快乐游玩的乐园世界，让孩子们在欢笑中体验“互助”、“友爱”、“分享”、“探索”等美好事物，获得情感满足，同时也通过宝宝、音乐、色彩、运动等形象元素获得对同龄人生活世界的直觉认知。
4、幼儿倾向于模仿同龄的角色化形象，并获得认知满足。幼儿以直觉形象思维为主，获得外界刺激的主要渠道是视听觉，主要依赖大量生动有趣的视听形象提供的信息来获取概念和经验认知。在幼儿节目中有无让孩子喜欢并印象深刻的角色化形象塑造，显得尤为重要。研究发现，角色化形象塑造必须具备如下形式要素：亲和力、目光沟通、同龄孩童、鲜艳的颜色和造型、引起注意的声音[13]。《智慧树》中的红果果、绿泡泡、小咕咚等形象就较成功。英国高收视率低幼节目《方块娃娃》通过四个活泼可爱、个性鲜明的拟人化角色唱歌跳舞，搭配幽默有趣的对白与动作，每集不同的主题故事，让孩子在模仿方块娃娃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和学习英语。《巧虎乐智小天地》集中塑造的孩童人偶巧虎成为孩子心目中模仿的同龄人榜样，帮助幼儿培养了各类生活习惯。有研究指出，由于成功的本土卡通形象缺席，幼儿对国外卡通形象具有明显偏爱，严重影响了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及我国儿童文化认同感的形成[14]。在我国幼儿电视节目中塑造成功的角色化形象，从文化建设角度看也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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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拓展幼儿节目品牌价值链，建立长效赢利模式
近年来，境内外不少媒体通过品牌经营和产业链整合，涉足幼儿电视节目市场并获得丰厚收益。2003年NICK少儿频道以年收入11.5亿美元占据全美电视频道收入排行榜第10名，其中“NICK”品牌每年衍生品开发收入达到了10亿美元[15]。我国台湾地区幼儿电视频道发展也很快，除了收视第一的“东森幼幼台”，还有富邦电视集团的“MOMO亲子台”，纬来电视集团的“QTV纬来儿童台”等，幼儿电视节目已成为台湾主要电视集团的重点发展项目，人们纷纷看好该收视市场的发展潜力。
所谓品牌价值链，就是利用品牌号召力，将各种品牌拓展活动联系起来，实现品牌价值最大化[16]。我国幼儿电视节目要走出困境，就应挖掘收视群体的潜力和节目品牌价值，从节目品牌构建进一步延伸到幼儿娱教市场开发，构建品牌价值链。
1、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时间延伸。幼儿发展理论认为，幼儿正处于模仿、认同和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幼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认知会影响到其成年后的品牌选择，幼儿时期的电视观看行为会影响未来少儿期、青少年期的媒介使用行为[17]。皮亚杰通过实验研究指出：“幼儿阶段是孩子的态度形成阶段，发展起对自然及周围世界的理解，建立观点和想法。……这种态度的形成阶段，将影响他们的一生”[18]。幼儿期的收视偏好会对其一生都产生深远影响。幼儿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忠诚受众群。电视节目品牌对幼儿的吸引力，使这群受众往往成为最忠诚的观众，也是电视频道培养未来观众的手段之一。
2、节目品牌价值链的空间延伸。幼儿的电视收看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往往呈现为2种状况：一是与父母一起收看，节目同时获得了成人观众；另一种是，幼儿通过节目收视获得的态度偏好乃至品牌偏好影响了父母的消费选择。“养育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每花1美元，就有75美分是根据这些儿童的需求和欲望花出的。可以说，学龄前儿童掌控着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多的金钱。他们决定着父母的购物地点、吃饭的地方、居处之所在，乃至开什么车，去什么地方度假”[19]。幼儿电视节目其实是通过抓取幼儿的注意力，最终获得了具有消费能力的成年父母受众群。
幼儿节目受众群的扩展，使其获得了更多经营保障。英国幼儿父母倾向于选择优质的本土节目，因此面向0－6岁婴幼儿的CBeeies频道收视率胜过观众群定位为6－12岁儿童的CBBC频道[20]。后者因美国少儿节目的冲击，经营限入困难，CBeeies频道则因幼儿和家长的共同收视保障，经营良好。
3、节目品牌价值链的主要实现方式：开拓幼儿娱教衍生品市场。调查发现，对幼儿电视抱积极态度的家长，对该电视衍生产品如配套音像制品和玩偶愿意购买的，分别占70.45% 和58%以上[21]。假如不局限于“卖广告时段”这种传统的电视赢利模式，幼儿电视节目有着更多商机，应致力于发展品牌节目的衍生品服务，延伸品牌价值链。“儿童节目的关键在于，故事和人物都能在屏幕外引起回响，出版、玩具等业务也因此能够附加在节目之上。作为一个儿童节目的专业营销者，最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怎么让节目及其附加物成为一个孩子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离不开的东西?”[22]
当前，多家视听传媒以幼儿及其家长为收视对象和目标市场，着力开发其中的无限商机。《巧虎乐智小天地》大力开发和促销巧虎开心成长系列周边产品，通过出售的读本、DVD、故事游戏书、父母育儿书、各类游戏玩具、生活用品、卡通形象和人偶等相互连动，引导孩子和家长的消费趣味。我国台湾的东森幼幼台过去以播放外购卡通节目为主，结果与目前很多地方少儿频道一样广告匮乏、片源不足、经营亏损。2000年定位为针对0－7岁儿童的幼教频道，强调快乐学习和亲子互动，其收视群中高达34％是25岁至45岁的家庭主妇与职业妇女。第二年就扭亏为盈，2005年挺进全台湾收视率前十名，仅广告收益就达5亿台币。同时积极进军幼教商品市场，经营所播品牌节目的衍生品：VCD、CD、录像带、录音带、平面儿童书刊，还有卡通肖像授权加工制成的配件、服饰、家庭用品、文具等，收益相当可观。这种品牌延伸战术被多数幼儿视听产品商采用，是目前较行之有效的赢利模式。
4、节目品牌价值链的整合营销策略：与相关品牌、机构强势联合，增强品牌竞争力。相比已具品牌基础的节目，资金不足、起步较晚、资源有限的地方台幼儿栏目，前期节目开发与后期经营会遇到更大困难，更需联合与幼儿消费市场密切相关的实力机构和品牌商，通过产业链整合，聚合彼此价值链上的核心能力，增强节目号召力与竞争力。国内私营媒体互力健康传媒，2007年联合贝亲、恒安等着名妇婴消费品商制作节目，开发了0－1岁婴幼儿节目《贝亲亲子乐园》和《恒安亲子乐园》，联合全国20多个重点城市品牌医药医疗机构为播出平台，锁定妇婴为主力受众，大力拓展亲子节目市场，拓展“婴童经济”产业链。《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开发、制作、生产、出版、播出、销售及衍生品的生产经营，都与一线品牌商合作，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利用品牌联合打造幼儿节目品牌开发制作与播出发行的大平台，以整合营销方式提高节目的品牌知名度和曝光率，有助于品牌塑造和累积人气。
要将节目一次售卖即凋谢的速朽转化为更持久的品牌生命，就有必要构建并延伸幼儿节目品牌的价值链，把节目品牌影响力传达给消费群体，进一步巩固品牌节目的市场地位，实现节目品牌效益的最大化。国外传媒集团及民营媒体对幼儿节目市场虎视眈眈，已迈出了竞争步伐并开始市场布局。我国现有幼儿节目还未充分开发品牌价值链，如仅满足于现在的广告经营模式，不去尽力拓展市场，长远看有可能导致收视市场萎缩。主流电视媒体应尽快拓展思路，抓住契机占领幼儿娱教市场。本土幼儿娱教节目兴盛，孩子和家长就有了更多选择具有本土文化品质的节目的可能性，也是新一代幼儿国民传承与认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需要。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2月26日。
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当代传播》，2001年03期。
李嘉梅《学龄前儿童媒体识读教育之初探——台北市幼稚园儿童电视观看行为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张令振《电视与儿童》，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王春燕、张晋萍《对学前儿童收看电视状况的调查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1期。
周裙赞《我国当前幼儿电视节目的教育价值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瑞士] 皮亚杰着，卢浚选译《皮亚杰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王海龙《玩乐+惊喜:BBC天线宝宝的核心理念》，《视听界》2008年06期。
姚汝勇《以“儿童本位”理念构建群体守望的精神家园—儿童电视节目创作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10]《“天线宝宝”背后的故事》，台湾PTS网站http:pts.org.tw/~celetubbies/
[11]RandWhite，2003，That’s Edutainmem by Randy White，White Hutchinson Leisure & Learning Group， http:whitehutchinson.com/leisure/articles/ededutain-ment.shtml
[12]W.Shramm，J.Lyle&W.B.Parker，1961，Television in lives of Our Children， Stanford， California， P61-69.
[13]A. C.Huston & J. C.Wrighe， 1983，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elevision: The Information Functions of Formal Features， in J. Bryant & D.R.Anderson (eds.)，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Televis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79-81.
[14]熊芝《中外卡通形象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5]王彩平《境外少儿频道运营面面观》，《声屏世界》2006年03期。
[16]姜向阳《品牌延伸应遵循的原则》，《企业研究》2006年01期。
[17]W.ACollins， 1981，Schemata for understanding television， In H. Kelly &Gardner (eds.)， New direction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viewing children through televisio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pp.31-45.
[18][瑞士] 皮亚杰着，卢浚选译《皮亚杰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19]胡泳《从“天线宝宝”看儿童营销》，《成功营销》2004年07期。
[20]《英国儿童电视走向没落》，来源：新华网，2008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