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22 02:58:0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税收政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政策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来看，印花税以保险公司全部保险合同中保费收入的总和为税基，按照0.1%的税率计算征收。目前我国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首先，改进按会计年度对保险公司征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实践操作中可以以农业风险发生的周期为计量期间进行征税。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利润的企业所得税计征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个计量周期内其利润结余总额小于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其予以免税；如果利润结余的总额超过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超出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其次，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农作物险种业务的保险公司，还可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以不超过保费收入的25%为准，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结余部分则全部作为保险公司当年利润予以征纳所得税。因此，建议对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不征收所得税。
(一)立法保障不足
现行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数是以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的补充规定或通知的形式，散见于各个税种的单行法规或实施细则中，法律级次不高;且频繁出台，多次变动，稳定性不强。税收立法系统性不强，现行的税收政策相对独立，没有与其他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法律彼此融合、形成合力，削减了政策的可持续性和系统性。
(二)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及融资支持不够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较高，实际能够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数量很有限，从而减弱了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适用《个人所得税法》，采用5%～35%的五级累进税率，且没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高技术、研发、就业等方面的费用扣除优惠。与法人企业相比，非法人的小微企业缺少优惠政策支持，实际税率高。另外，现行政策对科技人才的优惠政策门槛较高，对个人的创造发明和成果转让收益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科技人员的税收激励作用不大。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税收优惠的仅限于印花税，不仅范围窄，而且力度小。
(三)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佳
现有税收制度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方式，流转税采用的主要是起征点方式，企业所得税主要采用的是税率优惠。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规定将90%左右的小微企业排除在外。2011年11月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调整的优惠，起征点标准仍然较低，众多微型企业难以从中受益。财税〔2011〕117号虽然扩大了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但只适用于查账征收纳税人的规定使得80%左右的小微企业纳税人无法享受到现行扶持政策带来的优惠，导致相关的税收优惠规定停留于表面，难以产生相应的激励效果。
(四)缺少专业的税务征管服务机构
目前国税和地税两套机构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的程度较低。由于小微企业财务制度不甚健全，对国家政策法律的了解程度低，两大机构的重复征管稽查更是增加了企业纳税成本。小微企业税负不仅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还与其他大中型企业一样要负担城建税、房产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收，以及社会保障基金及其他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在各种税费规定中，体现量能课税原则和对小微企业的照顾支持性规定非常少。征税机关对于小微企业多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而这种税收征管的方式使得国家减税政策难以落实，多数小微企业享受不到实惠。
二、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政措施
(一)提高税收立法级次，构建立体税收优惠体系
建议根据工信部关于中、小、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增加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以此作为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基本法。提高税收政策与其他相关法律政策的融合程度，进而形成助推小微企业发展的合力。提高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级次，增强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一个完整的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核心、各单行法律相配套的小微企业税法体系。涉及的具体税种，建议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按行业、企业规模不同而分类确定。对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惠及面也应进行调整，将企业所得税中小微企业的认定标准与工信部的小微企业界定标准统一，使绝大多数小微企业能享受优惠政策。同时，建议完善小微企业从创立、发展、壮大直至转让等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构建立体优惠政策体系，调动广大小微企业的经营积极性。
(二)激励科技创新，降低融资成本
在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建议加大高科技行业小微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力度，增加对多主体合作研发活动的支持。同时，减免相关的流转税，以减轻企业创立初期的税收负担，使其获得充分的成长空间。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对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发展前景光明及可以提供相关担保的小微企业，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融资支持。建议降低此类贷款机构贷款业务利息收入的营业税税率或减计收入，鼓励银行满足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对发放100万以下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给予税收优惠，实行减半征税。
(三)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提高优惠政策利用率
建议进一步简化现行小微企业税制:一是尽快将小微企业纳入增值税扩围范畴，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并入增值税，一并申报缴纳，并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至2%;二是在所得税方面，允许小微企业自由选择缴纳个人所得税或企业所得税，避免重复征收;三是新设低税率的小微企业税统一税以代替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费、房产税等税种;四是取消、减少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费用，对适于以税收形式征收的应尽快启动“费改税”的法律程序，尽可能规范针对小微企业的收费体制，减少政府对小微企业的行政干预，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
(四)改进税收优惠方式，建立专门征管机构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基金税制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
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的利弊分析
根据国税发[1996]123规定，仅限于老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开展的间接出口业务是免税的，非老企业之间的间接出口业务要视同内销征税。但在全国各地的实际管征中，几乎对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业务都予以免税。如果对间接出口税收政策调整为视同内销征税，变动很大，应审慎处理。我们先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进行利弊分析。
有利之处：
1、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于增值税的规范管理，使间接出口环节不再游离于增值税链条之外。抛开海关对料件的保税进口因素，间接出口的经营行为是一种内销行为，从理论上讲应该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上千亿的间接出易额，实行免税政策，对整个增值税管理影响可想而知。因此，对间接出口征税可保持增值税链条的连续性，有利于堵住偷逃税的漏洞。
2、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一个企业间接出口的客户(即间接进口的企业)很多，对间接出口免税，税务机关无法对每个间接进口的企业逐个跟踪管理。间接出口、进口的两家企业如果同在一地区或属同一税务机关管辖，对间接出口的免税管理还比较容易；如果两家企业不在同一地区甚至跨省市，税务机关对其实施出口管理的难度就大了。另一方面，许多产品是在国内经过多次结转，也就是多次间接出口才真正出口离境，税务机关对其管理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将它纳入增值税管理范围，将大大减轻税务机关征管难度。
不利影响：
1、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不利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企业直接从国外进口料件加工后间接出口给另外一家企业，若对其征税，由于企业前道环节是免税进口的，没有进项可以抵扣，在这种情况下，对间接出口业务征税就相当于对产品全额而不是增值额征税，企业的税负很重。其次，在目前许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低于征税率情况下，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必然造成已纳税款得不到全额退税，增加加工贸易企业税收负担；第三，对所有的间接出口所征的税款，如果产品最后出口时都要退税，在出口退税指标比较紧和退税速度慢的情况下，占用企业资金，不利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2、在加工贸易整体税收政策未作调整的情况下，对间接出口视同征税会产生新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主要税收政策是进口料件保税不征税，出口加工货物时退还其耗用的国产料件已征税款．如果仅对间接出口征税，会影响到加工贸易整体税收政策。由于间接出口涉及海关对进口料件的保税监管，同时又涉及税务机关对产品转厂的税收管理，如果税务机关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但海关对间接出口的产品实行保税政策，政出多门，海关与税务机关政策互相矛盾，会让企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广东省毗邻港澳，如果对间接出口实行征税政策，广东省的进料加工企业很容易就把原来间接出口的产品改为直接出口到港澳地区后再进口到国内，甚至只要把集装箱开到港澳绕一圈再转回来就可以，所耗的运费肯定比间接出口所缴纳的税款少，但其他地区如上海的企业就没有这样的便利了，这会造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果仅对间接出口按内销征税，而其他形式的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没有改变，势必会造成加工贸易因形式不同而税负相差很大，成为新的税收问题。也很难说企业不会把进料加工改为来料加工或别的形式。所以加工贸易涉及多种形式，情况复杂，调整间接出口的税收政策，需要通盘考虑，还要兼顾间接出口涉及的方方面面。
调整和规范间接出口税收政策的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之处主要是便利税务机关的征管，弊端则是增加企业的税负、甚至危及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弊大于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廉价的土地、厂房等有利条件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发展经济的一种好途径，国家应该继续实施税收鼓励政策。对间接出口实行免税政策，有利于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创汇。所以间接出口税收政策的现实选择是实行免税政策。间接出口免税政策造成的不利于增值税规范管理、税务机关征管难度大等弊病可以通过规范、调整间接出口税收政策来解决：
1、参照国产钢材“以产顶进”管理办法，规范税务机关对间接出口管理。早在92、93年，国家税务总局就以国税发[92]146号文、国税外函[98]044号文等文件初步规范了间接出口的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可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参照钢材“以产顶进”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间接出口的管理办法。具体地讲，(1)间接出口企业持有关资料，填报《间接出口免税申报表》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免税，在规定的时间内，间接出口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根据间接进口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签发的《间接出口产品免税业务联系通知单》，对间接出口企业的免税产品进行核销；(2)间接进口企业应在免税产品运抵后规定时限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间接进口的登记备案手续，税务机关出具《间接出口产品免税业务联系通知单》，并对间接进口的免税产品进行监管。管理的关键是对间接出口产品免税建立业务联系制度，加强税务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可依靠税务系统强大的计算机系统与人才优势，由国家税务总局出面协调，对间接出口、进口两方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的业务管理、联系、信息交换实行电子化管理。
2、间接出口税收政策应与出口加工区的税收政策协调起来，并以此作为突破口，逐步调整、规范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国际上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一般是将加工贸易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如只能在出口加工区内从事加工贸易。而我国的加工贸易却是“漫山放羊”，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遍布全国，多年的管理经验证明，这样的管理模式为企业偷漏税、出口骗税、走私等提供了便利条件。2000年国家出台了《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调整加工贸易管理模式、税收政策的一个尝试。现在全国各地的出口加工区处于筹建阶段，而且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鉴此，应该将间接出口税收政策与加工区税收政策协调起来，为以后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创造有利条件。在适当的时候，将间接出口税收政策调整为在出口加工区内的间接出口是免税的，在出口加工区外的间接出口应视同内销征税，这样既可以促进加工区的发展，规范加工贸易，又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关键词】个人所得贫富差距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显著，社会财富总量也实现了巨大增长。但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凸现。2006年1月1日，最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之相配套，国务院及其财税部门也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规章。应该说，这是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收政策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订和完善，新规定显然关注到了当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客观事实，重视发挥个税政策对居民收入的调节功能。但是，这并非说明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相关政策就已经十分完善。作为调控收入分配的有力经济杠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收政策应在改观现有收入分配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更多借鉴国际上的成功做法，进一步予以完善。
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理论上讲，凡能增加一个人负担能力的所得，只要符合税法规定都可以列为应税所得。从现在所得来源的多元化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与现在相比必须更明确，更广泛。可以考虑变原来的正列举征税范围的方式为反列举免税项目的方式，即明确免税的项目后，其余收入和福利、实物分配均为征税范围。这种方法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常用的。这样，可以转化为现金的福利性收入就被列入了征税范围，如雇主给雇员提供免费午餐、福利房、交通工具、免费休假等，应该作为雇员个人的应税所得计入其总所得中。
除此之外，现在争议较大的是非法收入的纳税问题。税务部门可以对尚未立案查处的非法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大量非法经营活动往往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许多人通过消费、储蓄等形式，最先使高收入以来路不明的方式暴露出来，司法机构还未立案查处，税务部门往往先掌握了其应纳税收入的情况，及时地对这些收入征税，可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减少不必要的税款损失。当然，征税并不等于承认非法收入为合法收入，征税后，若收入性质暴露为非法的，可继续运用司法力量打击非法收入者。
二、简化税率结构
纳税人在其税基一定的前提下，其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体现在税率上，税率设计是个人所得税发挥调节功能的核心。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对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对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其中工资、薪酬的累进税率有9级，导致计算公式非常复杂，征收管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提高税务工作的效率，而且容易造成纳税人为了逃避高税率而偷逃税的行为。可以考虑简化现有税制，把现有九档的税率精简为3——5档，扩大级距。同时，目前我国最高税率过高，差不多占收入的一半，税率越高，偷、逃、漏税的动机越强，反而不能真正起到调节作用。建议适当下调税率，最高档税率不超过35%，每过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再做适当调整。
此外，对于分类课征的部分仍可以实行比例税率，但不宜一刀切。如对利息所得税可以考虑实行分档累进税率，而且应设立起征点，如月利息超过100元人民币的才征税。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等维持20%的税率，而对彩票中奖等偶然所得，则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三、完善费用扣除
费用扣除标准的调整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必须结合居民个人收入变动情况、物价水平以及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战略来考虑。如今物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难以适应各纳税人的不同情况，虽然新《个人所得税法》对此做出了改进努力，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首先，与费用扣除相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免征额的提高问题。前些时候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标准，随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尘埃落定：起征点调高到1600元。应该说，这一标准的大幅提高，考虑了物价上涨，货币分房、医疗改革、教育费用、养老保障使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情况。但是起征点实行“一刀切”做法是否科学还有待商榷。显然，1600元的免征额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说是偏低了，但是对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如西部农村而言则应该是比较高的。因此，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间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的差别，应该在全国统一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予各省一定幅度的上下浮动权力，各省依据地区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确定纳税免征额。其实，相对于设定免征额，更为重要的是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应该充分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医疗费用、养老、住房、教育等因素。例如教育费用，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增加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开始自费参加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鼓励人们主动掌握科技知识，应该对纳税人实际发生的教育培训费用进行必要的扣除。在实行医疗保险情况下，可以对其因参加医疗保险而支出的保险金作为费用扣除。对于房屋购建费用，为了加快住房制度改革。鼓励人们购买住房，对房屋购建费用如贷款购买住房所支付的利息应给予一定的扣除。
四、以家庭为纳税单元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可以根据综合能力来征税，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如对老年人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对有在校学生的、贷款购房的、购买保险的、捐赠的项目都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观念根深蒂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行为，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是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例如，购房贷款、医疗费、保险费、子女教育费等消费性支出，以及储蓄、投资行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对其扣除免税额、总计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等）的计算更为合理，征税更能反映其实际纳税能力。
但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家庭结构不一定是同质的，设计税率时一般以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如果是三代同堂等，即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如何设计联合申报与单身申报的不同税率，需要对税负水平进行一定的测算。
总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收政策作为个人收入实现环节的重要调控手段，应当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地发挥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文兴，《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
2.王诚：“中国收入分配类型、差距及其政策取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3.张术茂：“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西方国家经验的借鉴”，《发展研究》/2005年第2期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国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国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国
2.44
2.51
2.39
2.74
2.87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2003／2004》，2004年。
表2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国投资比率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以及《国际统计年鉴2003》资料整理计算而得。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表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国家
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措施
美国
所得税减免、抵免、延付，赋税亏损退回，赋税亏损结转，关税优惠。
法国
海外子公司所得税减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征税范围。在与东道国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下，法国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许以后，可扣除所欠税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款。
德国
通过国内立法和多双边税收协定，实行免税法，对能够促进德国就业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给予德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一定的税收抵免。
日本
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
韩国
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国外纳税额减免、扣除，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免除红利所得税。
新加坡
海外投资亏损注销，免除某些海外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税收，海外投资业务所得税减免。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享受双重减税优惠。
中国
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给予抵免，对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对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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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税[2007]61号文的主要规定与应关注的问题
1、适用范围：
1）适用企业：该文的日期2007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是2007年3月16日，由于财税[2007]61号的发文日期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日期，因此财税[2007]61号适用企业范围是内外资企业，而不是某些人所谓的针对内资企业适用。
2）搬迁补偿范围：一是搬迁企业按规定标准从政府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二是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但无论是何种情形，搬迁的原因都必须是“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原因”，也就是必须有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这也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的重要内容。否则，搬迁企业所获得的收入不能依照本文件进行税务处理，而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处理方法执行，即：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在实务中，“政府搬迁文件或公告”这个概念至关重要，因没有明确定义，所以“政策性搬迁收入”的界定还有一些模糊之处。如果能符合此条件，所谓的“搬迁协议和搬迁计划”比较容易满足。
2、涉税处理原则：
1）搬迁后的企业注销的规定
搬迁企业没有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许多企业因搬迁而注销，其搬迁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2）搬迁后的企业重建的规定
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则，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因转换生产经营方向等原因，没有用上述搬迁收入进行重置固定资产或技术改造，而将搬迁收入用于购置其他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的，可在企业政策性搬迁收入中将相关成本扣除，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搬迁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实务中，很多企业可以购买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固定资产，扣减补偿收入至零或负数，然后再对外出售该固定资产，按照上述规定，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从而达到规避或者叫逃避所得税的目的。实际上是双重扣税，这是政策性搬迁收入与非政策性搬迁收入的截然不同点；另外，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在五年期内完成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换句话说，如果搬迁收入是政策性搬迁收入，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可以递延至第六年；
二、搬迁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的账务处理：
根据[2005]123号文的规定，搬迁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属于搬迁补偿款范畴）时应记入“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参考2006年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专项应付款》相关规定，搬迁企业重置固定资产时，其支付的价款不需要核销“专项应付款”，，这样税务和会计存在差异，需要进行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
企业在五年期内完成规划搬迁的，按以下原则处理：
1）“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借”方余额，在完成规划搬迁年度，结转到“管理费用”。
2）“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如为“贷”方余额，则作如下财务处理：借：“专项应付款——搬迁补偿；贷：资本公积”。在税务处理上将上述余额与重置相类似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价值比较，如有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申报表“其他纳税调增项目”反映，如无余额则不作税务处理。
三、迁补偿款的其他税种涉税处理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务处理规定
对于企业收到的拆迁补偿款是否要交纳营业税，目前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旧城拆迁改造有关营业税问题的批复》（粤地税函「1999295号）规定，“为了支持城市改造建设，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同意，凡经县级以上政府批准，国土局及有关房地产管理部门发出公告，限期拆（搬）迁的地（路）段的，被拆迁户取得的拆迁补偿收入（包括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暂不征收营业税。”；《福建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拆迁补偿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闽地税发[2004]63号规定，“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因拆迁取得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或补偿安置的房屋，除下列两种情况外，均应征收营业税。1、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房屋（或土地）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暂免征收营业税。2、被拆迁个人因自用普通住房拆迁，所取得的补偿费或拆迁过程中发生的房屋等面积产权调换，暂免征收营业税。”
结合上述文件，可知，搬迁企业取得政府财政部门支付的拆迁补偿费及其他补助费，免收营业税；搬迁企业通过市场（招标、拍卖、挂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转让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
2、土地增值税税务处理规定
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土地增值税宣传提纲》的相关规定，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因城市市政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原房地产而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因此，企业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1条规定，符合上述免税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须向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税。但是此类情况下的免征应以原房地产所在地税务机关的批文为准。如果尚未收到批文，则应视同房地产出售或转让，计提应交土地增值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