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论文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税收政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政策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印花税来看，印花税以保险公司全部保险合同中保费收入的总和为税基，按照0.1%的税率计算征收。目前我国对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所得税政策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在征纳时除了可以税前扣除的项目（我国当前的财税制度规定，保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收入来源包括按照合同征收的全部保费、被减免或者返还的流转税、国家对保险企业财政性补贴或其他补贴收入、保险企业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库券的所得，其中购买的国债到期获取的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外，其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种植业险种业务，提取不超过保费收入25%的农业巨灾赔偿准备金，也可税前列支。同时，财税[2010]4号文件规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到2013年12月31日止，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种植业、养殖业保险业务而获取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该保费收入的90%计征。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压力，也增强了其自身应对巨灾风险赔偿的能力。

二、外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政策简述与经验借鉴

为了保证农业保险计划的顺利实施，各国(地区)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给予税收优惠（如表2所示），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对我国农业保险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表2的内容可以看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大。首先是免税范围广，如美国、菲律宾等国家对农业保险免征一切税收；其次是税收优惠幅度大，如日本对农业保险开征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低于其他行业，俄罗斯对农业保险获得的利润免税等;再次是激励作用强,各国(地区)通过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了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保障了农民收入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我国应该借鉴境外农业保险的税收政策，推动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借助政府扶持，将农业保险办成惠民事业。

三、进一步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税收优惠的对策建议

（一）扩大涉农保险的税收优惠范围对农业保险经营免除营业税政策应当按照近期实施的《农业保险条例》精神，适用于农林牧渔业保险，覆盖种植业、林业、养殖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农牧保险范围。条件成熟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有关农民人身健康、财产安全、农田水利设施等。政府应该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相应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二）扩大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范围要从经营政策性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扩展到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各类保险组织。我国《农业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经营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是指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条例》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互助保险组织都有参与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直保业务的权利。因此，对于互助保险公司等非盈利组织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应进行税收减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资金扶持的压力。

（三）配合营改增的实施，改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税基计算方式当前国内普遍是以保险经营主体通过经营保险业务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全部款项作为其营业税的征缴税基，存在不合理性。由于保险机构总保费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的最终所有权并不归其所有，可能会作为赔款方式支出，因此，把保险经营主体收取的全部保费收入作为其缴纳营业税的计算依据需要改进。当前可以结合国家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积极探讨金融保险业营改增的措施，并结合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农业保险税收政策。

（四）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首先，改进按会计年度对保险公司征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实践操作中可以以农业风险发生的周期为计量期间进行征税。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利润的企业所得税计征可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加强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如果在一个计量周期内其利润结余总额小于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其予以免税；如果利润结余的总额超过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就对超出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这样做有利于增加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费率，提高农民的保费支付能力。其次，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经营中央、地方财政进行保费补贴的农作物险种业务的保险公司，还可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以不超过保费收入的25%为准，并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结余部分则全部作为保险公司当年利润予以征纳所得税。因此，建议对农业保险征收企业所得税要适当，对承担赔偿责任的大灾风险准备金不征收所得税。

第2篇

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改善经济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推动了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从2008-2012年，全国研发费投入总量迅猛增长，由2008年的4616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0298亿元，年均增长22.24%。其中，企业研发支出从2008年3382亿元增长到2012年7625亿元。我国研发投入强度②也从2008年的1.54%提高到2012年的1.98%，逐步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二）促进了税收增长和企业发展

2008-2012年，全国申请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累计91043户次，年均约占全国企业所得税纳税户数千分之二多。5年来，企业享受加计扣除研发费金额累计5120亿元，平均约占同期企业研发支出的19%，年均增长25.32%；按法定税率换算，5年累计减免税1280亿元。与2008年相比，2012年全国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的企业增加了11356户，年均增长17.55%；户均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减免税额从2008年121万元增长到2013年154万元，年均增长6.4%。

（三）政策覆盖面较广，但存在地区和行业性差异

一是大、中、小、微型企业普遍受惠。其中，大型企业受惠户数较少，但受惠金额较大；中小微企业受惠金额较小，但受惠户数较多。二是地区性差异明显。2011年东部享受研发加计扣除优惠金额占全国72.84%。三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内资企业。2011年内资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享受加计扣除占全部优惠企业的57%。四是政策适用相对集中于制造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土木工程建筑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行业，行业分布不均衡。

二、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及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研发费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永久性差异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企业通常按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若干意见》（财企[2007]194号，以下简称“194号文”）进行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116号，以下简称“116号文”）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有关政策问题通知》（财税[2013]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进行研发费加计扣除的税务归集。高新技术企业则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通知》（国科发火[2008]362号，以下简称“362号文”）对研发费核算、归集③。这几个文件关于研发费的核算范围和归集口径不完全一致，加大了会计核算难度，增加了企业涉税风险。

2.政策适用范围有限、立项门槛高，制约了企业研发积极性。根据116号文，研发优惠需做两类认定：一是“一般认定”，即企业为获得科学与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技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工艺、产品，取得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对本地区相关行业有推动作用（不包括常规升级和直接应用）；二是“特殊认定”，即对《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所列项目认定。这两类认定究竟是互为条件、还是并列条件，税法没有准确表述。在实际执行中，税务机关主要以企业科技投入是否属于这两个领域项目，作为给予优惠依据。

（1）一般认定。一是限制了企业的立项口径。一些企业自行设立的项目属于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品或工艺改进革新，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但其往往达不到对本地区相关行业“具有推动作用”。二是排除了“常规性升级”。常规性产品的升级是目前许多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方式，其研发费支出比重很大，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影响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三是要求“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创新性研发活动一般投入资金大、失败概率高，如果只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研发费才可以加计扣除，其政策效应与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目的相悖。

（2）特殊认定。虽然上述的“两个领域”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科研方向，但作为2007年出台和2011年更新的标准，难以适应当今科技发展的步伐。并且，该项政策只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允许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发享受，也使得此项政策存在一定的功能缺失。

3.政策规定不明晰，容易造成税企争议。

（1）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核算范围过窄、甚至不合理。现行政策以“正列举”方式规定了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但是一些容易判定且明显属于研发投入的费用并没有包括进来：如，在“与任职或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中，从事研发专职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不允许扣除，对于软件、信息等人员成本投入较多的行业影响较大；再如，“上级及主管部门拨付的科技项目资金”不得加计扣除。对科技投入资金的来源进行限制，仅对自有资金给予优惠，不符合政策本意。

（2）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的表述含糊。例如，如何理解“在职直接从事研发活动人员工资”，“直接从事”是指一线工作人员，还是包括为整个项目服务的有关人员；再如，“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是否指设备“专用”惟一性，如果普通设备一段时间用于生产活动、一段时间又用于科研活动，能否视为“专门用于”；还有“研发成果的论证、评审、验收费用”等，其相关内容税法没有释义。此外，研发活动起止时间、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划分以及多个项目研发费等划分不明确，影响了企业研发费归集的准确性和可比性，给了企业操纵税收优惠的空间，也加大了税务监管的难度。

4.关于集团研发存在的问题。一些企业集团由总部构建高层次研发机构，集中从事重大研发活动。但由于集团总部通常只是个管理型的职能机构，没有相应的营业收入和直接的税前所得，无法支撑其享受此项优惠。而且，现行税法仅对集团集中研发分摊研发费用给出了原则性指引，并没有规定具体分摊办法，可操作性不强。

5.关于合作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合作各方研发费。按照规定由合作各方就自身承担的研发费分别计算加计扣除，“各自承担”是指各方实际支付的研发费用，还是按照合作开发协议应当承担的研发费？如何监控合作各方自身承担的研发费与合作开发总支出之间的关系？实践中极易出现合作各方费用支出和收益分享不配比的情况。二是税法没有对研发地域作限制规定。在高新认定方面，对中外合作开发有明确的限定，即“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占全部研发费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而116号文和70号文对研发活动地域没有限制，这就意味着企业在中国境外的研发支出，也可以在中国享受加计扣除。这不利于激励企业在中国境内开展研发活动。研发活动只有更多地在中国境内发生，其在技术外溢性、人才培养和产业推动上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6.关于委托开发存在的问题。一是自主开发与委托开发税负不公。自主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只包括规定的费用项目，加计扣除额度有限，且需要履行繁琐的备案程序；而委托开发加计扣除的计算则是会计的完全成本，包括了受托方为项目所支付的所有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甚至包括利润，且纳税申报时，只需提交委托项目费用清单即可。二是关于费用支出明细和受托方利润排除问题。按照规定，委托研发必须提供受托方费用支出明细，否则不允许加计扣除，即加计扣除时不包括受托方利润。但实际上，受托方出于商业利益考虑，一般不愿意提供费用支出明细单。即使提供，其清单的格式、内容、繁简程度等五花八门，真实性无从考究。此外，委托研发是按照“委托方实际支付金额”，还是按照“受托方研发归集明细表”加计扣除，税法没有明确，各地执行不一。三是委托境外企业开发，缺乏地域性限制，不利于企业本土创新。许多国家都要求研发支出必须发生在本国境内，以吸引和激励研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即使允许研发在境外开展，也规定极为严格的条件。四是委托方和受托方税务机关缺乏信息传递和共享机制，无法核实委托研发费用的真实性。集团研发也有类似问题。

7.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他税收政策问题。例如，研发形成无形资产的加计摊销范围及后续管理没有明确规定。现行规定对研发费的归集做出了列举式的规定，但对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未作明确，是直接按照无形资产成本150%摊销，还是需要对该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进行调整；对于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还能否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以前年度已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是否需要调整等，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再如，研发形成的中间产品存在一定程度的处置收入，在计算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时，如何对待这部分处置收入也存在争议。

（二）政策执行方面

1.政策执行管理环节脱节、漏洞较多。现行税收政策虽然对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作了一些管理规定，但是对于税务机关如何介入和监控企业科研项目的推进过程，没有做出相应的安排，可能直接导致日常税收管理漏洞和风险概率加大。

2.部门联动和协调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了政策的执行和管理。以“两个领域”出台和认定为例，相关政策出台涉及七八个政府部门，但参与该政策执行实际管理的仅科技和财税部门，且两个领域目录涉及的技术领域范围广、项目多、认定难度大，仅靠科技和财税部门来认定和管理，显然力不从心。

3.区域间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不同、征管做法不统一。地方政府财力直接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政策落实力度较大，欠发达地区政策落实力度相对较小。并且，目前由于加计扣除政策缺少统一的操作细则，各地执行各异。

4.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既不利于税务机关监管，也因不确定性增加而影响了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事后备案由于程序简单、时限较短，税务机关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核，一般通过后续管理方式进行监管，即在汇算清缴结束后再对企业进行核查，对发现问题进行调整、补税。这种事后核查方式使企业产生顾虑，即只要申请政策，被查机率就高。因顾忌税务检查，一些企业倾向于放弃享受该优惠。

（三）企业方面

1.在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一是立项和备案。一些企业自主立项较随意、研发项目预算变更无序；还有一些企业对研发项目的管理水平较弱，导致研发项目相关资料的缺失和不足。二是财务核算。一些企业未实行专账管理，未按会计准则规定设置“研发支出”及相关明细科目，对不同的研发项目没有分别核算，或未按研发费用性质进行明细核算；还有一些企业会有意无意扩大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三是管理制度。一些企业没有规范的企业研发管理制度。还有一些企业会计制度体系不配套，研发费用难以归集。

2.一些特殊类型企业因获取税收利益有限，放弃或忽视了优惠申请。有的企业出于战略层面考虑，担心技术外泄，放弃优惠政策适用；还有的集团企业，由于集团总部对所属企业管理费有总额控制，会导致研发费不能足额核算归集；有些已经享受较低税率的企业，如高新企业，认为此政策激励效果不明显而放弃申请。另外，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做到按规定严格核算归集研发费，最终被迫放弃。还有一些持续亏损企业，若其研发周期较长，超过亏损弥补期限，也无法享受该优惠。

三、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国际比较和借鉴

（一）各国支持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鼓励企业创新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一致的政策取向。各国一般运用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如知识产权保护、补助金、贷款等）和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财政补贴政策一般直接资助那些社会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或任务，如国防、卫生或者能源领域等，而税收激励政策在产业、地区和优惠对象上则基本保持中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研究资料，运用直接的财政资助方式还是间接的税收激励方式来扶持企业研发，各国差异明显。有些国家如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瑞典、瑞士等，根本就不提供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而美国和西班牙等更多地依赖于直接的财政资助政策来扶持企业研发活动；还有些国家，如加拿大、荷兰、葡萄牙和日本等，则主要依赖间接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俄罗斯、法国和韩国给企业研发提供了包括直接和间接方式的最大力度的财政支持，等等。

（二）各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概况、主要形式及发展趋势

1.实施概况。目前，无论OECD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都被广泛运用。1986年，OECD34个成员国中只有7国向企业研发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到2011年已增加到26个国家。在非OECD成员国中，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新加坡和南非等也都提供优惠力度各不相同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

2.主要形式。多数OECD国家都通过税收抵免或加计扣除来具体实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税收抵免是从应纳税额中直接减免，而加计扣除是指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按正常情况100%扣除了工资、资本项目折旧的基础上，再额外给予一定比例的扣除。这两种机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直接减少应税义务，而后者应税义务减少的额度取决于公司所得税税率。税收抵免根据其计算抵免的依据不同，又分为基于研发支出总量和增量的税收抵免。就目前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倾向于采取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如法国）或加计扣除方案（如英国）。另外一些国家采取的是基于研发支出增量的税收抵免，如美国和爱尔兰；也有国家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实施混合模式税收抵免，如葡萄牙和日本；还有一些国家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范围相对较窄，仅仅针对公司负担的研发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障方面税收，而不是通常的公司所得税，如比利时、荷兰；还有的国家对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其他来源于知识资本的所得给予优惠税率，如英国的专利盒子体系（APatentBoxRegime）。

3.发展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OECD成员国大都在积极地调整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如法国（2008年）和澳大利亚（2010年）均以优惠力度更大、更易于操作、基于研发支出总量的税收抵免方案，取代了过去相对复杂、既考虑研发支出总量又考虑增量的税收抵免方案。一些国家为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临时性研发税收激励计划。例如，日本和荷兰均暂时提高了可申请的研发税收抵免上限等。

（三）各国鼓励企业创新税收政策的主要特点

1.绝大多数国家以普惠性为基础，但对中小企业等给予特别优惠。除中国、印度、南非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于所有企业，没有行业或技术领域限制。对于一些特定目标，多数国家选择在“普惠性”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特殊优惠，如对于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研发、IT、能源等行业以及企业聘用高层次人才等，给予一定特殊优惠。

2.从发展趋势上，采用税收抵免方式占多数且呈增加趋势。为避免公司所得税税率较低或波动对税收优惠力度的影响，目前在实施研发税收激励的国家中70%以上采用抵免方式。2009年，澳大利亚、奥地利将实施多年加计扣除改为税收抵免。

3.各国对从事研发活动的地域或者是否保留知识产权等规定各异。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一般强调在本国保留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往往对研发费用税前扣除附加事先审批条件。从研发活动发生地来看，有些国家通过给予本地研发更为优惠的条件进行激励。如澳大利亚，如果企业就海外研发支出申请税收减免，必须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临时证书”，并且总量不能超过研发支出总额的10%。

4.所谓“合格”研发支出范围的差异较大。企业研发支出包括两类：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对于经常性支出，多数国家范围较宽，包括人工费、原材料费、研发外包费等直接费用，以及日常管理费、水电公共设施费等间接费用；对于资本性支出，多数国家采取与经常性支出一样的优惠政策，少数国家采用单独的税收优惠，多为“一次性扣除”或“加速折旧”。

5.研发税收优惠的管理机制。一是研发活动和项目认定都是税务机构以外的机构承担。如澳大利亚的管理部门是澳大利亚创新理事会和税务局。企业首先要向创新理事会登记注册所从事的研发活动并提交减税申请，经审核获得特定注册号码。在年度申报纳税和申请研发费税收优惠时，企业可将此号码填写在申请表上，由税务局负责对研发经费审核并审批最终减免税额度。二是建立研发政策跟踪、评估和服务机制。如南非科技部作为研发激励计划运行的管理者和监督者，负责每年对政策效果的评估分析，向国会提交报告。

四、对完善我国研发费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体系的建议

（一）政策设计方面

1.统一研发费税务归集的口径和标准。国际上通行三种税务会计模式：财税分离型、财税合一型和财税混合型。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一直采用财税混合型模式，通过纳税调整进行税务会计的核算。这种模式客观上必然导致研发费的财务核算和税务归集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客观允许的，但是目前研发费税务归集仍存在高新认定和加计扣除的两重标准。为了便于税企双方理解和操作，建议放宽加计扣除的标准口径，与高新认定标准口径简化统一，统一标准、统一范围，列出具体、明确的归集项目和归集范围等；同时，将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动漫企业以及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研发费归集的范围和标准，与高新认定的范围和标准相统一，便于企业核算和税务监管。

2.科学界定研发费加计扣除的范围和归集标准，统一操作性规定。一是改进加计扣除正列举费用的核算科目和范围，尽可能与会计核算原则、标准相匹配，减少税企理解分歧。二是进一步清晰划定模糊的界限标准，如明确“实质性改进”与“常规性升级”界限标准，建议由科技部门制定操作性标准，以利于企业和税务部门执行；取消现行政策对本地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的规定，只要企业对其自身业务有实质性改进即可认定；清晰划定费用化和资本化界限，明确资本化归集加计扣除的范围；对于多项目研发费用的分摊，建议细化有关费用项目分摊方法，等等。

3.完善现行税法未明确事项。一是对研发试制品或报废品和用于中间试验的模具，其直接对外销售或作为企业用于销售产品的组成部分的，其收入与支出应该分别核算，对其研发试制品或产品成本中的材料、燃料及动力等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加计扣除，对收入部分也应按规定申报纳税。二是建议对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加计摊销部分，应按规定调整后才能加计摊销。研发形成的、未摊销完毕的无形资产对外出售、投资或提前报废，对尚未摊销的部分，在资产处置时不应再享受优惠，对以前年度已享受的加计摊销的部分，也不再调整。

4.完善集团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建议允许企业集团研发费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考虑到企业研发费投入产生的效益一般要向后递延很多年。为了实现收益与费用的配比，保证研发费加计扣除权利的充分实现，并考虑到向前结转需要退税，涉及复杂的税收征管程序，建议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允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延长向后结转年限进行加计扣除。二是合理确定企业集团研发费的分摊方法，如按上年研发支出的比例等。

5.完善合作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完善合作开发收益计量和费用分担的配比控制。二是明确对境外研发的优惠限定。这样可以吸引和激励开发资源向本国聚集，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针对部分研发活动在中国境内不具备开展条件的实际情况，可以对享受优惠的境外研发费用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规定上限，如10%。

6.完善委外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一是统一委托开发费用清单的格式和内容，减少税企争议。二是鼓励境内委托研发。对于服务外包企业受境外企业委托开发，符合条件的境内受托方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三是为了公平自主研发与委托研发的税负，简化税收征管，建议委外研发费一律按研发费发生额的80%进行加计扣除。

7.拓展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一是适当扩大可加计扣除研发费范围，增强政策激励效果。建议明确对与企业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允许加计扣除，如能够按项目归集的在职从事研发人员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等。二是研究制定专门适合中小企业、操作便捷的研发费税前扣除办法。适当放宽限制条件，对核定征收企业，只要其研发费能独立核算，也给予优惠。三是增加鼓励研发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科技研发人员的数量与研发创新的需要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为了加强我国企业研发人才队伍的建设，建议对于企业雇佣高学历研究人员，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四是借鉴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即以普惠制为基础，没有行业或领域限制，采用税收抵免法，允许未使用的税收优惠向前或向后结转等。

（二）政策执行方面

1.简化申请鉴定及备案流程。一是建议税务机关与科技部门开通电子平台，简化工作流程，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二是简化和明确税务备案和科技鉴定的资料和要求，减轻企业税收遵从负担，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力。

2.完善财税部门和科技部门的相关管理措施。建议财税及科技等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企业政策的宣传和业务培训，引导企业更多地关注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帮助企业正确归集、审核研发费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管理方面

1.对内完善研发管理各项制度。如，科研项目立项管理办法、研发中心管理办法、研发费用会计核算制度、预算和决算制度、科研奖励制度、科技人员考评、培训管理办法等，尤其要完善企业研发费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合作机制。企业规划部门、财务部门、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等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按照税法规定、科技部门的要求和会计准则的规定归集和核算研发成本和费用，共同做好研发费的归集申报工作，维护企业利益。

第3篇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基金税制

一、基金本身适用于企业所得税吗？

基金法律身份和税收义务密切相关，国际上存在3种主流的税务处理方式：（1）公司型基金具备法人身份，必须缴纳公司所得税。拥有公司型基金的国家多数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式。（2）契约型基金不具备法人身份，一般不用纳税。如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多数国家。（3）少数国家将契约型基金虚拟认定为公司，缴纳公司所得税，甚至在个别国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澳大利亚规定投资信托基金没有分配对象时，基金本身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在组织形式上属于契约型，根据上述国际惯例可以从3种税务处理方式中选择。从我国税收条款规定来看，现有基金税收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基金纳税方式的确切规定。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与基金相关的税收条文中又隐约对基金的纳税身份有所暗示，并可以推断理解为：基金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由基金管理人代为缴纳。比如“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该两点所述的“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俨然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契约型基金虽然没有法人身份，但需要单独缴纳企业所得税，只是当前处于暂不征收的阶段。

我国基金究竟是否负有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呢？笔者认为，“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提法是错误的，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认定规定。根据《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很明显，我国基金不应属于企业类，那是否可以归属到“其他组织”呢？在《实施细则》中“其他组织”一词被详细地解释为，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问题于是被继续演化为，基金是否是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呢？这一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供了答案。其第一章第二条中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由此可见，基金只是一种投资方式，一种投资工具而已，既不属于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也不属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的其他组织。同时，我国各项法律条款都没有涉及基金公司虚拟化问题。所以，我国契约型基金不应该被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基金本身适用于营业税吗？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营业税”出自《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128号]，和上文“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价差收入，在2003年前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提法一样，容易使人误解为：基金管理人是基金买卖股票、债券价差收入的营业税的纳税人。显而易见，如果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人，则与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相违背。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纳税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申报管理办法》（国税发[2002]9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的通知中规定：“金融保险业的纳税人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根据《申报管理办法》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同属于营业税纳税人的范围，即“单位”纳税人或“个人”纳税人。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被认定为“单位”，属于契约型的证券投资基金却没有任何理由被认定为“单位”或“个人”。换言之，倘若基金可以被归入到“单位”而成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则明显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基金性质的定义相矛盾，导致相关法规发生抵触。笔者认为，《申报管理办法》关于基金缴纳营业税的规定和《营业税暂行条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违背，应该予以废除，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应该缴纳营业税。

三、改变个人所得税扣缴人、扣缴时机的做法是否合理？

我国关于基金个人投资者获得基金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先后有过3个：第一个是1996年12月下发的《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该通知规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为扣缴义务人，在向个人派息分红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第二。第三个通知是财税字[1998]55号和财税字[20021128号。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银行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显然，3个通知关于扣缴人的选定发生了改变，扣缴人由基金管理公司改换为上市公司、企业和银行，相应地，扣缴时间也由基金分配时提前到股息、红利、利息分配时。

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改变扣缴人的做法利于税款在来源处征缴，确保了税款及时入库。但是笔者认为，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损害了税收公平原则。首先，损害了个人基金投资者的利益。我国绝大多数的基金契约对基金分配制定了3项限定条件：（1）若基金投资当期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不能低于面值；（3）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改变扣缴人的做法使得个人投资者的股息、利息收入在来源处就被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必然导致以税后收入来弥补基金前期和当期可能拥有的投资损失，甚至可能因提前扣除税收，致使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面值，进而不能满足分配条件。其次，提早了未分配收入的纳税时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净收益的90%.若在来源处预先扣缴了个人所得税，则意味着基金未分配的部分也提前承担了税负。再者，违背了基金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按照国际惯例，基金投资者不是在基金获得收益时，而是在基金分配收益时才被确认获得基金收益，并产生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我国在来源处扣缴个人所得税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收入确认的国际惯例。

从税率设置来看，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此后，包括企业在内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所有收入都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条规定考虑到，由于存在着获得投资者纳税身份变动信息的技术困难，处于上两个环节的被投资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代扣代缴适用税率，为便于征管，无论是企业或个人投资者，一律按照个人所得税20%的税率征收。这种做法存在几个缺陷：（1）明显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所得税的区别；（2）投资者取得的股息收入本身就是被投资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它与投资者取得的利息收入性质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投资者取得的利息中的企业债券利息，它在被投资企业缴纳所得税前进行了扣除，减少了被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股息收入则是被投资企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收入的分配。根据我国税法相关规定，如果派发股息的上市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等于或高于投资企业适用的税率，投资企业不必对此项收入再缴纳任何所得税，即投资企业收到的股息收入是一种免税收入。所以说，上市公司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及利息时不分清收入性质一并代扣代缴20%所得税的做法，没有任何税法依据。虽然能够提高税收征管的便利性，但是加大了基金投资者的税负，造成了税收制度的混乱。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制定税收条款时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不同性质投资者税款的做法不合理，不能在确保税法一致性基础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四、我国基金税收是否存在多重征税问题？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理论和现实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基金税收存在严重的多重征税问题，主要理由是：作为同一笔信托资产，基金资产在委托状态和委托人收到信托收益时承担了两次以上不同类别的税收。如，基金投资股票、债券收益缴纳所得税和营业税后，投资者在获得分红时仍要纳税。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按照2‰的税率征收印花税，投资者买卖基金也要缴纳印花税。但是，上述结果仅来自于理论上的推理，其中多数条款仍属于“暂免征”状态，或许将来征收时会得到印证，可目前的征管实践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基金业贯彻的是优惠多、税负轻的财税政策思路，税制设计的主观意愿是避免多重征税，现实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基金在我国尚属新兴金融工具，对其进行税收界定还存在一个理论认识和深化的过程，少数环节仍然呈现出多重征税或税负不公的情况。体现在：（1）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了双重税负。不同于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价格等于单位净资产值，当开放式基金获得派息和分红时，基金单位净值提高，若投资者在此时赎回基金单位，按规定企业投资者需为赎回和申购差价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差价中已经包括被投资企业代扣、代缴了20%税收的派息、分红额（其他部分是证券差价收入），这导致了开放式基金的企业投资者获得的派息、分红收入承担双重税负的现象。企业买卖封闭式基金也会产生类似情况，但封闭式基金的市场价格并不等于净资产值，对买卖价差征税可以理解为对资本增值课征的利得税，不属于多重征税。（2）金融机构买卖基金单位既征收营业税，也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金融保险企业买卖金融商品需缴纳营业税。这是考虑到我国金融商品增值额未列入增值税范围，造成了税源流失，由于对金融产品增值额的确认在理论上和操作上都存在障碍，只好通过开征营业税进行弥补。但是，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分析，同样属于买卖基金的价差收入，金融企业投资者承担了双重税收，非金融企业投资者只承担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者没有承担税负，税负显然不公平。

开放式基金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承担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错位。被投资企业分给基金投资者的股息、利息在流入基金资产时被提前扣缴了所得税，但是。这些投资收益并没有作为税后收益随即分配给投资者，而是重新计入到基金资产中进行资本增值性运转，必然在资本增值实现时承担资本利得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延后投资收益纳税环节的做法来解决，即在基金分配时对分配额代扣代缴投资收益税。一方面，分配额可以在纳税之后立即分配到投资者手中，基金净资产随即因除息而减少，相应地基金价格回落，资本增值的税基中不再包括被分配掉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基金分配额中还包括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益，从而弥补有做法中这部分差价收益不用纳税的税法漏洞。同时，在基金分配时征税的做法恰恰符合对基金征税国际贯例中的“投资者收入确认原则”，这也对将来我国为适应基金跨国投资提供—个共同的税法口径。

对于金融业增值额的纳税问题在国外讨论已久，考虑到增值确认的技术困难，以及鼓励资本流动的原因，多数国家还是免征了金融业的交易税（增值税）。我国基金业处于发展阶段亟需大量流量稳定的资金支持，培育机构持有者是已被国外经验证实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我国金融企业投资基金时需要负担5.5%的营业税及附加和33%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明显偏高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为培育基金机构投资者，建议可以对金融企业买卖基金暂免征营业税。

参考文献

（1）《关于个人从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的派息、分红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221号）。

第4篇

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的利弊分析

根据国税发[1996]123规定，仅限于老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开展的间接出口业务是免税的，非老企业之间的间接出口业务要视同内销征税。但在全国各地的实际管征中，几乎对所有企业的间接出口业务都予以免税。如果对间接出口税收政策调整为视同内销征税，变动很大，应审慎处理。我们先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进行利弊分析。

有利之处：

1、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于增值税的规范管理，使间接出口环节不再游离于增值税链条之外。抛开海关对料件的保税进口因素，间接出口的经营行为是一种内销行为，从理论上讲应该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据统计，目前全国每年有上千亿的间接出易额，实行免税政策，对整个增值税管理影响可想而知。因此，对间接出口征税可保持增值税链条的连续性，有利于堵住偷逃税的漏洞。

2、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一个企业间接出口的客户(即间接进口的企业)很多，对间接出口免税，税务机关无法对每个间接进口的企业逐个跟踪管理。间接出口、进口的两家企业如果同在一地区或属同一税务机关管辖，对间接出口的免税管理还比较容易；如果两家企业不在同一地区甚至跨省市，税务机关对其实施出口管理的难度就大了。另一方面，许多产品是在国内经过多次结转，也就是多次间接出口才真正出口离境，税务机关对其管理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将它纳入增值税管理范围，将大大减轻税务机关征管难度。

不利影响：

1、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不利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企业直接从国外进口料件加工后间接出口给另外一家企业，若对其征税，由于企业前道环节是免税进口的，没有进项可以抵扣，在这种情况下，对间接出口业务征税就相当于对产品全额而不是增值额征税，企业的税负很重。其次，在目前许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低于征税率情况下，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必然造成已纳税款得不到全额退税，增加加工贸易企业税收负担；第三，对所有的间接出口所征的税款，如果产品最后出口时都要退税，在出口退税指标比较紧和退税速度慢的情况下，占用企业资金，不利于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2、在加工贸易整体税收政策未作调整的情况下，对间接出口视同征税会产生新的问题。目前，我国对加工贸易的主要税收政策是进口料件保税不征税，出口加工货物时退还其耗用的国产料件已征税款．如果仅对间接出口征税，会影响到加工贸易整体税收政策。由于间接出口涉及海关对进口料件的保税监管，同时又涉及税务机关对产品转厂的税收管理，如果税务机关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但海关对间接出口的产品实行保税政策，政出多门，海关与税务机关政策互相矛盾，会让企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广东省毗邻港澳，如果对间接出口实行征税政策，广东省的进料加工企业很容易就把原来间接出口的产品改为直接出口到港澳地区后再进口到国内，甚至只要把集装箱开到港澳绕一圈再转回来就可以，所耗的运费肯定比间接出口所缴纳的税款少，但其他地区如上海的企业就没有这样的便利了，这会造成新的不公平竞争。如果仅对间接出口按内销征税，而其他形式的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没有改变，势必会造成加工贸易因形式不同而税负相差很大，成为新的税收问题。也很难说企业不会把进料加工改为来料加工或别的形式。所以加工贸易涉及多种形式，情况复杂，调整间接出口的税收政策，需要通盘考虑，还要兼顾间接出口涉及的方方面面。

调整和规范间接出口税收政策的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对间接出口视同内销征税，有利之处主要是便利税务机关的征管，弊端则是增加企业的税负、甚至危及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弊大于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廉价的土地、厂房等有利条件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发展经济的一种好途径，国家应该继续实施税收鼓励政策。对间接出口实行免税政策，有利于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创汇。所以间接出口税收政策的现实选择是实行免税政策。间接出口免税政策造成的不利于增值税规范管理、税务机关征管难度大等弊病可以通过规范、调整间接出口税收政策来解决：

1、参照国产钢材“以产顶进”管理办法，规范税务机关对间接出口管理。早在92、93年，国家税务总局就以国税发[92]146号文、国税外函[98]044号文等文件初步规范了间接出口的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可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参照钢材“以产顶进”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间接出口的管理办法。具体地讲，(1)间接出口企业持有关资料，填报《间接出口免税申报表》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免税，在规定的时间内，间接出口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根据间接进口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签发的《间接出口产品免税业务联系通知单》，对间接出口企业的免税产品进行核销；(2)间接进口企业应在免税产品运抵后规定时限内，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间接进口的登记备案手续，税务机关出具《间接出口产品免税业务联系通知单》，并对间接进口的免税产品进行监管。管理的关键是对间接出口产品免税建立业务联系制度，加强税务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可依靠税务系统强大的计算机系统与人才优势，由国家税务总局出面协调，对间接出口、进口两方企业主管税务机关的业务管理、联系、信息交换实行电子化管理。

2、间接出口税收政策应与出口加工区的税收政策协调起来，并以此作为突破口，逐步调整、规范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国际上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一般是将加工贸易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如只能在出口加工区内从事加工贸易。而我国的加工贸易却是“漫山放羊”，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遍布全国，多年的管理经验证明，这样的管理模式为企业偷漏税、出口骗税、走私等提供了便利条件。2000年国家出台了《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调整加工贸易管理模式、税收政策的一个尝试。现在全国各地的出口加工区处于筹建阶段，而且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高。鉴此，应该将间接出口税收政策与加工区税收政策协调起来，为以后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创造有利条件。在适当的时候，将间接出口税收政策调整为在出口加工区内的间接出口是免税的，在出口加工区外的间接出口应视同内销征税，这样既可以促进加工区的发展，规范加工贸易，又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第5篇

关键词：最优商品税最优所得税中国税制

一、最优税收理论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谈及最优税收理论，首先要对“什么是最优税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历史上诸多经济学家对税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关注的当数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以及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的四项九目原则等等（1）。而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由于效率与公平问题业已成为经济学探讨中的两大主题，因此，理想的税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标准的框架内，即：（1）税收公平标准（尽管公平对不同的人来说意义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标准；（3）最小负激励效应标准，即税收效率标准。

困难在于，对一个特定的税种或某个税收政策建议来说，往往只能满足其中的某一标准而无法满足其他标准。比如，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易于满足税收公平标准，却会对劳动供给产生负激励；增值税总体上对劳动供给不会产生负激励，但却很难符合税收公平标准。

最优税收理论文献对最优税收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概念，在赋予各个标准不同权重的基础上，将这些标准统一于惟一的标准之中。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取决于个人效用的高低，以及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当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递增时，社会福利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可以反映税收公平的思想，即导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税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会福利蕴含了税收公平标准。

就税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标准来说，较高的税收行政成本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务方面，从而使个人效用和社会福利降低。同样，就最小负效应激励标准来说，如负效应激励大，工作积极性就会减弱就会扭曲经济，使人们的效用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马斯格雷夫意义上的最优税制的三大标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不同侧面，不同的税收政策可以用统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和衡量，也就是说，能够带来最大社会福利水平的税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难将税率与税收行政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总是贯彻始终。经济学家们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税收行政成本问题，多把最优税收理解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税收。然而，忽略税收行政成本的最优税收理论毕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3）

二、最优商品税

最优商品课税问题的现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齐（Ramsey，1927）的创造性贡献。根据对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单一家庭经济的分析考察，拉姆齐指出：最优税制应当使对每种商品的补偿需求均以税前状态的同等比例下降为标准。这是拉姆齐法则的标准阐述。通过对用来推导拉姆齐法则的经济施加进一步的约束，即假定课税商品之间不存在交叉价格效应，鲍莫尔和布莱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导出逆弹性法则：比例税率应当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成反比例。这一法则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即生活必需品（因为它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应当课以高税，而对奢侈品则课以轻税。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为改变拉姆齐法则置分配公平于不顾的境地，理所当然应当对其加以适当的纠正。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优商品税率决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虑，并且将拉姆齐法则中的单个家庭经济扩展至多个家庭经济中。他们指出：在需求独立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的最优税率不仅取决于其需求价格的逆弹性，而且取决于它的收入弹性。这意味着，对许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较低的商品来说，应当将实行高税率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实行低税率的效率损失问题进行比较，最有意义的改变应当是使那些主要由穷人消费的商品数量减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说，基于公平的考虑，对于高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无论弹性是否很高也应确定一个较高的税率；而对低收入阶层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弹性很低也应确定一个较低的税率（4）。

值得重视的是，对拉姆齐法则的修正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对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穷人特别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齐法则行事。其次，尽管有人辩称商品税无须承担收入分配职能，收入分配问题只应由所得税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出于显示身份、自尊、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不少收入弹性高而价格弹性低的商品（如钻石、名画、豪宅等）这就提供了通过对这些商品课税以改进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来，有关最优税收的研究开始出现一种把理论分析应用于实际数据的趋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税收规则仅仅表明了最优税收结构的一般情形，它们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次，税收理论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实际政策建议，为此，税收规则必须能够运用于数值分析，最终的最优税收值应可以计算。最优税率的数值分析体现了执行上述计划在技术方面取得的进展。

目前有关最优商品税的数值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针对数目较少的商品组别的分析上，而且还没有哪种数值分析的答案能够完全推广到一般的情形。从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最优税收能够通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补贴而实现有意义的再分配；二是对公平问题的关切越强烈，商品税率就越不是单一税率（5）。

三、最优所得税

谈及所得税问题，我们立即面临有名的“做蛋糕”与“切蛋糕”之间的权衡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是为满足公平目标而有效实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所得税的课征是对劳动供给和企业精神的一种主要抑制因素，特别是当边际税率随着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时候。最优所得税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所得课税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关于最优所得税的主要论文出自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米尔利斯模型在所得税分析中的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首先，为了在税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尔利斯设想无税状态下的经济均衡具有一种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内生而成，同时每个家庭获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为了引进效率方面的考虑，所得税必须影响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此外，经济要具有充分灵活性，以便不对可能成为问题答案的税收函数施加任何事先的约束。米尔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种最为简单的描述。

米尔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结果是：（1）边际税率应在0与1之间；（2）有最高所得的个人的边际税率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个人按最优状态工作，则他们面临的边际税率应当为0.毫无疑问，第二点结论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不过，这一结论的重要性也许不在于告诉政府应该通过削减所得税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税率，以减少对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性的，这就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利用累进所得税制来实现再分配的观念。也许说，要使得关注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未必需要通过对高收入者课重税才能实现，事实上，让高收入承担过重的税负，其结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尔利斯的非线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复杂，其结论也只是提供给我们关于政策讨论的指导性原则。为了得到最优税收结构的更详细情况，有必要考察数值方面的分析。米尔利斯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结果看，高所得的边际税率的确变得很低，但并未达到0.同时低所得的平均税率均为负，从而低收入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托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数值分析则进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可能远不是0，这意味着最高所得的边际税率为零的结果只是一个局部结论。从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尔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有：（1）最优税收结构近似于线性，即边际税率不变，所得低于免税水平的人可获得政府的补助。（2）边际税率相当低。（6）（3）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据一些不同的劳动供给函数、财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观点，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他得出的结论是，线性所得税的最优边际税率随着闲暇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的减小而增加，随着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评价而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对减少分配不平等的关注越大，则有关的税率就应越高，这一点是与我们的直觉相符的。另一方面，最优税率与劳动供给的反应灵敏度、财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假如我们能够计算或者确定这些参数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优税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四、最优税收理论的政策启示

由于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特殊结论，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不能被当作一般规则来使用。最优税收理论的已有进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的政策启示：

1.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所得税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讨累进性所得税制的合理性。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税具有商品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甚至于在实现效率方面，所得税也较商品税为优。只是由于所得税在管理上的复杂性，才导致商品税的广泛采用。然而，米尔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论模型所做的数值分析表明，所得税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们设想得那么好。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税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税和所得税在实现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话。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税种，如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

对累进个人所得税制，不仅在微观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观经济波动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优所得税的理论探讨和数值分析都表明：最优税收函数不可能是累进的。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应最高而应为零；除端点外，最优税收结构应当近似于线性。另外，根据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方案和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的数值分析结果，负所得税方案不仅在实现公平方面有其诱人之处，而且在把效率问题同时纳入税制设计的范畴中时，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税制改革应综合考虑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最优税收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把效率与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确难免会发生冲突，但是，效率与公平目标之间也并非总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模型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对各种税收的具体组合，达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竞争经济是最优税收理论标准模型的主要假设条件之一，这种假设条件适合于市场机制发挥较为充分的西方发达国家，却可能不适合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目标应当是扫清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动员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发达国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标之间存在区别。因此，在借鉴最优税收理论进行税制设计时，在公平和效率的选择方面要与西方国家有所差别。从模型设定上，这意味着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会福利函数在选择形式上的区别。

4.如果要在实践中实行最优税收理论所推导的各种规则，可能需要对财税制度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但这不太现实。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国家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渐增减某些税种和调整某些税率。另外一个富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是，改革过程中可能产生暂时性的无效率。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参考文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述评》，《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迈尔斯：《公共经济学》，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尔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参见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参见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邓力平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将税收行政成本标准纳入最优税收理论体系的规范和实证分析的最新进展，参见黄春蕾：《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发展评述》，《税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参见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第6篇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只要是商业化保险公司，只要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没有行政垄断的成分，那么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资金来源的公司应总体上同等征税，这也是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功能化的保险产业政策的要求。目前市场上占寡头地位的市场主体，如不是靠竞争获得的这种地位，则应在一个合理的税基上（如设定基本保费）加收特别附加税，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并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增长。如果说以前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是为了配合对外开放的大形势，那么在国家财政收入十分吃紧的情况下，考虑到外资进入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导向即我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很吸引人，现在完全没必要对即将对中资公司构成较大压力的外资公司在税率、税基、税种、退税和再投资免税上予以种种优惠。

目前市场上有很高呼声，要求对中小保险公司也像对外资公司那样减免几年税收，甚至将减免的税收转充资本金或准备金而不分红，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根本原因可能就是两条：一是在国外盛行对中小公司的扶持，二是中国目前的保险公司经营区域的规定、对外资的优惠办法、全国性的大公司具有的先天优势和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都对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其实靠税收扶贫这种短期行为是不行的，重要的应是促进保险业形成良性的造血功能。如果对中小保险公司实行税收优惠，那也只能在目前有地税分享的营业税中由当地财政解决，否则就是从原来对中小保险公司从机构设置上的限制等不公正的一端转向对那些已享有这方面“实惠”的保险公司制造税收上的不公平。改革的出发点应是在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上对不公平现象根治，而不是制造新的不公平。

有人提出为防止市场垄断而对资本额和利润实行累进差别税率，对大公司征收高税，对小公司征收低税，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不利于培育国际集团，也有违资本的逐利性，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对市场垄断的防止，应通过包括市场份额的限制、反不正当竞争等内容的反垄断法予以解决。

二、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改进征税方式，严打偷税漏税，才能有效地解决保险业的高税赋和偷逃税并存的问题，减轻保险市场主体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净化市场秩序，为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保险税制改革创造条件，促进保险业的发展。除免税部分外，原则上应以毛保费作为营业税应税保费，对储金返还和手续费、经纪费及退费，由保险公司代缴相关税赋；否则一经查实，由保险公司加倍代缴相关税赋。

三、调整保险税收结构，发挥保险税收的杠杆作用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对保险业减税。事实上，靠减免税提高保险业的偿付能力是不可行的，比如寿险和长期健康险是免税的，而寿险业的偿付能力不足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偿付能力的不足是保险业经营中的问题，也是保险业金融功能能不能有效发挥的金融制度安排产生的问题。为了使保险业的税收稳步增长，保险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税源的培育至关重要，为此必须进行保险业的税收结构调整，发挥保险业的税收杠杆作用。

1．调整所得税和营业税税基

在所得税税基方面，对各种准备金应制定合理的提取标准并严格执行，尤其是对保险保障基金、巨灾风险和长尾巴业务、财务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及今后会发展的再保险证券化业务准备金的提取，这样既有利于不同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又可防止杀鸡取卵，增加保险业的税收负担；对于营业税税基，至少应扣除已决赔款部分中的自留部分。

2．分险种征收营业税，并实行部分险种的全免

建议按各险种从长远角度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大小和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与国计民生的关系程度、是政策性保险还是半政策性保险（含国内实力难以办到的险种和部分再保险业务）、是否为强制性保险为界分险种确定不同的营业税率。同时在目前部分险种的营业税免税的基础上扩大免税范围，如地震险、洪水险、信用保证保险和强制性保险。

3．设置特别附加税，防止利润转移

加拿大对分出到国外的保费，一律征收特别资源税，这样既可防止保险公司尤其是外资公司的利润向国外转移而偷逃税，又可鼓励保险公司在保持财务稳定的基础上尽量分入业务和提高自留水平，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征收的特别附加税最后是会转移到国外再保接受人的，并没有加重国内保险业的负担，同时由于中国保险业有庞大的市场资源，并不用担心这样做吸引不到外资。

4．在功能性税收政策的大前提下谨慎地实施差别化的税收政策，促进民族保险业的发展

对保险业落后的西部地区保险机构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但时间不能过长，其极限期限是西部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完善之时，同时这种差别化的税收政策应对各保险公司一视同仁。对拟破产或财务困难的公司的收购应可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利润再投资到保险业以增强偿付能力和积累实力，对不分红的所得部分，可实行税收延缓计划或先征后返的政策。

5．调整对保户的税收政策、拉动保险需求

第7篇

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在拓展融资渠道、克服高新技术产业化资金障碍、加快高技术成果转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识经济的重要支持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力0快，为了提高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培育和发展风险投资体系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中央在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于变化迅速、风险较大的高科技工业可以设立创业投资给予支持”。同年初，选择以深圳为代表的华南地域四个经济特区作为第一批研究风险投资可行性的调研地。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1987年全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在深圳成立。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批超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开始形成。

国外的风险投资资金也开始进入我国，例如，中外合资的“北京太平洋优联风险技术创业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所属的美国太平洋技术风险基金会与北京市优联科技发展公司共同创办的。该公司拥有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投资总额达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我国一些企业也开始积极地引进外资，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万港币种子贷金的基础上创立的，它经过长期准备与精心挑选，终于得到美洲银行罗世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艾芬豪国际集团等三家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650万美元新投资。

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只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发展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其发展的主要障碍主要表现在：

1．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不足。据统计，200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资金总额为1257．3亿元，而实际仅投入资金188．49亿元，存在1068．8亿元的缺口。

2．风险投资主体单一。目前，我国许多风险投资总会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带有很明显的行政色彩。

3．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搞风险投资既要有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家，又要有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的风险企业家或创业家。而我国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匮乏的。

二、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风险投资的最明显特征，即这种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的失败率。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可以看出，它的失败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进行的26项重要投资中，有10项最后成功了，其余16项却失败了。另外根据美国权威杂志《风险投资期刊》刊登的研究报告中对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风险投资的393家风险企业进行统计表明，有6．9％的风险企业当初的投资在回收时翻了10倍，而投资收不回来的企业占60％。

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性，收益很不稳定，与传统投资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却不利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企业所得税来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风险企业的无形资产(技术投入)投入比重大，资产更新换代的时间短，而当前折旧速度不够快，往往是资产的自然寿命尚未到达就因为技术进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当前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措施重产品和企业，轻研究开发过程，但风险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往往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

2．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利于鼓励投资。接受风险投资的企业通常是高科技企业，一般都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尤其是软件开发行业的风险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较少，而且由于技术转让费不能抵扣，所以风险企业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低，因而事实上承受了比一股企业更高的增值税负担。

3．从个人所得税来看，没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提供者的积极性。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进行投资必然希望获得一个较高的收益，而风险投资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有的年可能会获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则一无所获，甚至要承受较大的亏损。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并且没有亏损前转或后转的条款，显然这非常不利于风险投资者的经营，在他们获得较高收益时，他们要承受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的情形对子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国家对高科技企业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三、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税收政策

从理论上讲，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设计税收制度时，必须考虑税收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笔者认为，从税收原则的角度出发，我国应该制定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

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收制度的设计应该有利于提高资源在全社会配置的效率，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目口通过税收的征收，引导或促使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并促进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探索开发新资源，以此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的进步。对风险投资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风险资金的形成，推动对高科技企业的投入，加快高技术成果的转化，从而可以把资金引导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和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从税收效率的原则来看，对风险投资实施税收激励措施是可行的。

四、我国促进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选择

既然对风险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税收激励措施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企业所得税应当给予风险投资适当的优惠。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种税，它直接关系到企业净收益的多少，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结果。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其收益也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对风险投资适当给予企业所得税上的优惠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受风险投资资金的企业在计提折旧时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高新技术生产部门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它们所采用的生产设备及技术更新速度大大高于传统生产部门，经常在它们的自然寿命结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对于这类资产应当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以支持其技术发展。(2)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其他投资的资本利得。风险投资发生亏损的情况是很常见的，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3)对风险投资者实行再投资减免政策。也即如果风险投资者把从其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从理论上说，这项措施可以促进新风险投资行为的发生，加速风险投资资金积累。(4)适当降低风险投资企业的所得税边际税率，或者实行所得税的适当减免。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这样做可以鼓励小企业支付股利，从而促进小企业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业吸引权益资本的可能性。

其次，结合风险投资企业及被投资企业的特征，应当改革当前增值税的征税方法，即由生产型增值税改革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作为进项税额去抵扣当期的销项税额；收入型增值税则允许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税额纳入进项税额进行抵扣；而消费型增值税则允许把购入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额一次性地用于抵减当期销项税额。显然，消费型增值税对于新企业和生产设备更新速度快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这也有利于扶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因为风险投资企业大多投资于那些高技术产业，相对而言，它们所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企业。

第8篇

（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1.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理论中国学者史及伟（2007）指出高新技术是一个包含多层含义的概念：第一，高新技术是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内的概念。第二，高新技术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即通过商业化能够带来巨大利润。第三，高新技术是一个动态性概念。第四，高新技术是一个具有高综合性、高渗透性的概念。笔者认为：高新技术是能引起当代生产领域变革的技术，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技术，对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是具有重大社会价值或意义的技术。通常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是指那些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从事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企业集合，这种产业所拥有的关键技术往往开发难度很大，但一旦开发成功，却具有高于一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2002年7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统计范围包括航天航空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效益、高增速，主要在发达国家聚集，在地理空间上以高技术园区为中心呈现群落，运作日趋国际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经济社会发展等特征。2.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现状通过分析比较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见表1。第一，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一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不断增加，由2001年的12263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0430亿元；二是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增强，出口值增加，2009年达到3769亿美元。第二，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增大。这主要表现在吸收就业、增加国家和地方税收两个方面。2009年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达到958万人，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劳动就业压力。同时，高新技术产业每年上交的利税额增长迅速，2009年绝对数达到4660亿元。（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1.税收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现有的税种中，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的方式不仅限于减税和免税，还包括起征点的提高和应征额的减少等。优惠对象涉及到科技人员、科研组织、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高新区以及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新产品的试制与推广、新技术的引进使用和机器设备的更新与改造等许多内容。同时，中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还体现在直接的R&D支出、政府采购支出、财政补贴和财政融资方面。2.税收政策的具体作用第一，税收政策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机制。第二，税收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良性运行机制的形成；第三，税收政策能够舒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约束机制。

税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见表2）本文选取R&D投入为因变量，流转税、所得税和政府资助为自变量，具体如下：1.R&D投入（RD）。R&D投入亦即R&D支出。R&D只是创新活动的一个要素，但它代表了工业创新活动中最可靠、具有普遍可获得性和国际可比较性的统计指标。R&D投入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流转税（LZS）。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3.所得税（SDS）。本文中所得税仅包括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企业在一定期间获取的所得额作为征税对象的税种。4.政府资助额（GOV）。（二）数据来源R&D投入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0）历年“全国R&D经费支出”数据。流转税、所得税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历年“各项税收”。政府资助额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2010）历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数据。高新技术营业总收入用《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2001—2010）历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根据RD、LZS、SDS、GOV、OR的原始统计数据整理得出模型使用的流转税税负TTB、所得税税负ITB、政府资助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数据。其中流转税税负TTB=流转税LZS/高新技术营业总收入OR，所得税税负ITB=所得税SDS/高新技术营业总收入OR，政府资助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政府资助额GOV/高新技术营业总收入OR。（三）模型的建立、计算结果及分析在上述变量基础上，选取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RD）为因变量，流转税税负（TTB）、所得税税负（ITB）和政府资助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GOV）为自变量构建三元回归方程为：RD=A1+B1TTB+B2ITB+B3GOV+u1式中u1为随机误差。参数估计有以下结果：RD=2.513486-12.50012TTB-2.802909ITB+105.8600GOVR2=0.589479，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比较好。1.流转税税负TTB的t=-2.765569，|t|>t0.025（6）=2.447，这说明流转税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负，表明流转税减少，企业R&D投入将增加。2.所得税税负ITB的t=-0.215721，|t|<t0.025（6）=2.447，没通过置信度检验，这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的口径不一致所致：一方面，我国的R&D支出包括独立研究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和高等学校，独立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R&D支出所占比重之和较大；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来源则既包括工业企业，也包括其他企业，工业企业（第二产业）所得税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近半。所以用企业所得税与R&D支出匹配是有一定出入的。3.政府资助额GOV的t=2.029667<t0.025（6）=2.447，虽然仍然没有通过置信度检验，但是相比ITB更接近于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政府资助额增加，企业R&D投入将增加。由于所得税税负的影响不显著，下面将之剔除，选取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RD）为因变量，流转税税负（TTB）和政府资助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GOV）为自变量构建二元回归方程为：RD=A2+B4TTB+B5GOV+u2式中u2为随机误差。参数估计有以下结果：RD=2.462810-12.70831TTB+99.64552GOVR2=0.586295，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比较好。1.针对H0：B4=B5=0，给定显著水平α=0.05，F0.05（2，7）=4.74，由于F=4.960145>F0.05（2，7）=4.74，拒绝原假设H0：B4=B5=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流转税税负（TTB）和政府资助额占营业总收入比重（GOV）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R&D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RD）有显著影响。2.流转税税负TTB的t=-3.096613，|t|>t0.025（7）=2.365，这说明流转税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负，表明流转税减少，企业R&D投入将增加。3.政府资助额GOV的t=2.465927，|t|>t0.025（7）=2.365，这说明政府资助额这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表明政府资助额增加，企业R&D投入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