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22 21:18: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性别社会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冷门专业有多“冷”
我学的这个专业的确十分冷门，“冷”到你在中国内地的大学里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的研究生专业。在国内，当听说我学的是这个专业时，人们都会既惊讶又疑惑。我经常会遇到如下三种回应：①赞叹——你的专业听起来真高端；②疑惑——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③嫌弃——你怎么念了一个没前途的专业！我大四在国内一家网站实习的时候，老板有一天问我去加拿大念什么专业。当我回答是性别和女权主义研究时，他评价了一番，大意是“现在外国好多大学都把学生分配到没人上的专业里，为了赚钱”。那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吐槽：“要不你也去申请一个，看他们要不要你，而且还给你发奖学金外加提供助教职位。”其实，这个专业不仅在国内冷门，就是在加拿大也一样冷门。我和很多加拿大人聊天，其中一些人是跟我同校的学生，当他们听到我研究性别时，他们都以为我是医学院的学生，并露出佩服的表情，因为进医学院在加拿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学费非常高。如果我说我研究的是女权主义，他们就会问：“什么是女权主义？”以至于到后来，我专门总结了一句话来介绍我的专业：“我的专业研究的是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中的性别和女性权利问题。”
每当听到有人评价我的专业冷门或没前途时，我都会说：“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你的看法还是比较片面的。”而如果有人说冷门专业根本就是调剂专业，那我会完全否定这个观点。虽然这些专业冷门，但是这些专业对申请者的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申请者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背景和研究经验才行。不过，读这类专业没钱是真的。与理工科专业相比，大学给这些专业的学生提供的奖学金要少得多。之前我就听到国内一些做留学咨询的人士说：“社会学这类冷门专业只有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上。”没钱不仅仅体现在奖学金少这一点上，还体现在将来就业方面。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后肯定不如当工程师、律师或者投资顾问那么有“钱”景。所以，当我申请的三个学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时，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选择给我提供了不少奖学金的学校，尽管它的名气不太大，文科实力也不是特别强。
虽然我学的专业很冷门，但我觉得没关系。在我看来，最关键是自己想要学什么。经常有人问我：“你学的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好找工作吗？”其实我不太喜欢回答这个问题。于我而言，专业就只是专业，没有好和坏之分，关键在于能否激发我的兴趣。如果一个专业不能激发我的兴趣，即便再热门，于我个人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得承认，我不是不关心就业问题，因为毕竟生计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我认为，对于自己选择的专业，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课程压力有多大
跟国内大学一样，加拿大的课程也分必修课和选修课。我一共修了三门必修课：当代女权主义和性别理论讨论、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研究方法、实践中的知识。当代女权主义和性别理论讨论主要探讨这个专业近期比较热门的学术议题；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研究方法是对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讨论和批判；实践中的知识是一门实践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一个长长的课程列表中选择三门选修课。这些选修课通常是其他专业领域的课程（如宗教研究、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学、历史学），但是与我所学的专业内容相关或理论背景相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进行选择。例如，我对福柯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比较感兴趣，于是就选择了宗教研究专业的当代政治哲学课以及英语和文化研究专业的关怀伦理学课和美国亚洲文学课。其中的当代政治哲学课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我并没有哲学专业的基础，本科时代也就“混”过哲学课，所以选选修课时，我是单凭着自己读过几本哲学书籍的热情选择了当代政治哲学研讨课。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选这门课时的热情和后来修这门课时的痛苦简直是一个可怕的反差。当时修这门课的只有四个学生，除了我，其他三人都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第一学期开学时，我还处于适应期，英语听说还处于磨练阶段。虽然阅读这门课的那些书籍不成问题，但是要听懂别人的讨论并且参与到讨论之中就成了艰巨的任务。在课堂上，听着别人提出问题并且热烈讨论自己却因为听不太懂、也不太会说而变得十分沉默，我心里可真不是滋味。
因为这样，我一度以为自己要“挂科”了。有一节课我一点都没有听懂，下课后我异常焦虑地给教授写邮件说：“我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加上我没有哲学背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您能给一些建议吗？我怕这门课我会通不过。” 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他安慰我说：“没关系，到底有多少哲学背景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到底有多少哲学背景才足够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不必担心通不过，尽你的能力就好。”当时我很感慨：这话真不愧是哲学教授说出来的啊！之后虽然我上课依然很焦虑，表现也并不算好，但是我强迫自己每一节课至少要提出一个问题，哪怕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很有水平。最终，这门课我以B+的成绩通过了，大概是教授看到了我认真的态度，并且觉得期末论文也能过得去吧。
读我们专业的学生常抱怨阅读量太大。就一般的课程而言，每门课每周的阅读量在100页左右。如果你选修了一门文学课，那么一周就要读完一本200～300页的小说，而一个研究生平均一周有三门课。如果你对这个阅读量和阅读难度没有概念，去找一本罗素著《西方哲学史》来比照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的专业一共有12名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是国际学生。上学时，我常常感到课程压力很大，很焦虑，甚至大半夜打电话跟父亲哭诉。我本来以为班里就我一个人这么脆弱，但有一天，班里同学都在系办公室准备下午上课的东西，我突然听到背后有人一边哭一边跟她邻座的同学说自己压力太大，感觉太累了。我这才知道其他同学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从第二学期开始，大家都被分配去校外的组织做一些合作项目，再加上选修课和必修课作业极多，而且还要做助教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学习就更忙碌了。大家都开始有点撑不住了，有去看心理医生的，有在家里大哭的，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累得快要崩溃的感觉。所以，偶尔我们也会关上办公室的门开一个抱怨大会，抱怨一下最近哪个教授又布置了多得让人吐血的论文，抱怨自己的助教工作又遇到了什么麻烦，抱怨哪个论文作业被给了低分。这也算是一种发泄吧！
虽然课程压力很大，弄得我很疲惫，但是每当读到对自己极有启发的论文时，我就会觉得很兴奋。虽然我因为语言的关系很少积极参与研讨课，但是也曾经因为课前阅读的论文实在太有意思而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甚至跑到黑板上画图来给大家解释自己的观点。这些经历带给我的充实感和满足感常让我觉得为学习付出的那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实践课的冲击力有多强
虽然我们要完成繁重的阅读任务，但这并不说明我们都是书呆子。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实践中的知识，目标就是从实践中学习知识，把专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在上这门实践课时，我们班的12个人被“下放”到不同的非营利机构实习。这些实习机构包括专门为移民妇女办报纸的机构、保护性工作者权益的机构、保护无家可归人员权益的机构、保护同性恋者权益的机构和倡导防止害的机构。每周实习结束之后，我们都要在学校的研讨课上讨论本周的收获、自己的反思，并撰写进度报告。强调思考实际情况而非理论教条是我们专业的理念之一。教授曾经在开课时强调，在实践中，你如果遇到了什么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的事情，不要觉得是自己过于敏感而“放过”那件事情，而是要去思考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产生那样的感觉，以此来反思自己的实践经历和实践中与他人的互动过程。
论文摘要: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从性别特征、时间特征、体育运动项目特征、重要影响人、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关系、学校体育时进入体育社会化的影响等六个方面，研究了广州市中学生进入体育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特点。
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始于本2.0世纪60年代，是在社会学的社会化研究潮流中诞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般将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分为“进入体育的社会化”和“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两个方面。所谓“进入体育的社会化”是指人们如何涉足体育，或是怎样获得体育角色学习的过程。换言之，是指人们依靠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因素去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所谓“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是指由于参加体育运动，掌握体育的价值和规范，培养社会角色，发展身体，促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个体社会化过程。目前，各国的体育社会学者仍在沿用这一划分进行着大量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中的体育社会化研究主要指“进人体育的社会化”部分。
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化的角度弄清广州中学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接触体育活动的，即是怎样成为体育角色的。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具有填补广州在此方面研究空白的意义。其次，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大众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体育角色的形成提供参考，从而使社会能创造更好的、便于市民成为体育角色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和大众都能喜欢体育的心理状态。第三，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及体育教师培养中学生体育意识，提高教学效果，普及体育运动提供咨询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初一至高三的广州中学生。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首先，按地域分层，分别在天河区、东山区、海珠区、越秀区和花都区各随机抽取一所中学，共计五所中学。然后，按中学所在年级的不同分为六个层，即从初一至高三，根据立意抽样原则，分别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初三和高三各一个班，共计十个班。这十个班的479名中学生就是本文调查研究的样本。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广州中学生体育社会化调查问卷”，共发放479份，回收479份，其中有效问卷455份(男235.女220)、有效率95.0%，还有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
2、研究结果与讨论分析
2.1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性别特征
本文将体育社会化变量用喜欢并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来进行测量。从表1可知，有58.0%的广州中学生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已经进人体育，成为体育角色。采用卡方检验，X2二41. 936 > X2.0.001 (2 )= 13.815，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性别与对体育的喜欢程度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男中学生对体育的喜欢程度非常显著地高于女中学生，这与其它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望是服从、内向、含蓄、弱势、贤妻良母等，这与体育角色培养人的竞争、勇敢、自信心、攻击性等个性特征基本上是相悖的。所以女性在进入体育角色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环境和重要影响人的阻力，对她们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
2.2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时间特征
从表2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比较早，86.7%的人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就已经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男女在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儿童时候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一切。从班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分析，对于参加体育活动，即进人体育角色的个体来说，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儿童阶段，个体的身体、心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物基础，再加上幼儿园和学校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教师、同龄人的影响，他们是很容易喜欢并参加体育活动的。广州的教育体系比较发达完善，幼儿园和小学适龄儿童人学率分别达到80%和95%左右，教师大部分经过培训，比较重视儿童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其中包括体育教育。通过研究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今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学者和体育教师应将体育教育的工作重点放在儿童期，幼儿园和小学是进人体育角色的关键阶段。 2.3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项目特征
从表3可知，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角色过程中的项目选择途径是多样的，总体来看，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不少人喜欢并参与，体现了中学生年轻、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的特点。其中男生较集中于比较激烈的、对抗性强的篮球和足球项目上，女生则更倾向于对抗性弱、身体冲撞小的羽毛球和游泳项目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2.4广州中学生进入休盲社会化的形晌因宜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影响参与体育活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个体属性(个人的身体、心理特征)、有重大影响的他人(教练、朋友、父母、运动员明星等)、和社会环境(家庭、学校、社会)。从表4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主要是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父母和体育明星。其中，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可以概括为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年龄相近、地位相同，并具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互之间容易形成自由、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发生模仿和从众的互动，表现出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同学和伙伴的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恰当地描绘了同辈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父母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家庭是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父母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情感倾向等都会通过家庭生活经常性地表现出来，子女在反复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接受父母的影响。国内学者吕树庭等的研究证实，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的态度(变量Z)是家庭(变量X)对参与体育(变量Y)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另外，体育明星通过大众传媒把精湛的技艺、潇洒的身影、人性中最辉煌的一面展示给青少年，对他们产生强大的行为示范和行为导向效应，很多人首先是体育节目的视听者，然后才成为体育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2.5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相关性
已有的研究证明，体育社会化受到个体过去体育经历的影响。本文将体育经历变量(Y)用是否在校运会或体育竞赛中有优胜经历来进行测量。采用Gmama定序相关测量，计算得Gmama = 0.33， Z = 3.12 > = 2.58，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喜欢体育的程度(即体育社会化)与他们的优胜经历(即体育经历)之间呈非常显著性相关，体育社会化程度与体育经历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能是两者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的个体，通过体育实践活动使体质得到增强、运动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使他们更有可能在体育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拥有优胜的经历;另一方面，获胜的经历使个体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积极态度和参与行为。日本学者山口泰雄的研究也强调，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比赛中获胜是体验这种情绪的重要途径。社会心理学也认为: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同时也反作用于态度。喜欢体育与优胜经历之间也是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2.6学校体育与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
美国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凯尼恩(Kenyon)认为:体育角色的学习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接受重要的影响人并强化这种角色行为的结果。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是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的重要社会环境，体育教师应该是重要影响人之一。但在前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教师教练在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中居于较次要的位置。从表6可知，有42.8%的广州中学生虽然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特别是女生表现得更加明显，体育课或者说学校体育，对中学生体育社会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而非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出在学校的体育课教学中。按照山口泰雄的研究: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等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体育社会化和体育经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启示我们，体育课应以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为主要目标。而传统的重技术重考核的体育课教学模式，使学生经常得到的情绪体验却是枯燥、厌烦、失败、沮丧。在2001年开始试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它明确提出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是体育课程基本理念之一。
3、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职业中学；艾滋病；知晓率；干预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2-0787-02
近年来，中国艾滋病疫情、发病和死亡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成为严重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的艾滋病发展趋势正从高危人群转向传统意识中低危人群。据统计全世界25岁以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超过总感染者的50%。青少年正处于性活跃阶段，在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正确指导下极易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1。举办与艾滋相关的校园公益活动，正是向青少年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有效途径。我们对在校学生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调查，以便了解情况，更有效地在学校中进行艾滋病干预工作。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扬中市职业中学高二为调查对象，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抽取271名学生参加调查。
1.2调查方法。
1.2.1调查内容 根据研究资料，自行设计和统一编印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调查对象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识情况，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包括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对待艾滋病感染者及患者的态度，调查对象是否具有感染HIV危险度的个人行为等。
1.2.2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匿名答卷，为保证问卷质量，调查前对学生进行培训，使学生对这次调查有足够的认识，并积极配合调查，答完后统一收回问卷。
1.2.3统计方法
所有问卷经审核后，采用EXCEL输入数据库进行描述分析。
2 结果
2.1基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271份，收回有效问卷271份，回收率100%。其中男148人（54.6%）女123人（45.4%），学生年龄分布16-18岁（16.31±0.49岁）。
2.2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对艾滋病知识的答题平均正确率为65.6%，其中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正确率最高达96.3%，其次是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正确率是95.6%，而学生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存在误区，特别是与艾滋病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回答正确率49.1%，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回答正确率仅为34.3%。（详见表一）。分析艾滋病基本知识答题正确率性别知晓率差异，其中男生69.5%、女生为 60.1%，男生掌握的情况好于女生（p0.05）。
2.3对待和艾滋病的态度
调查中学生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流行严峻的占62.3%，对艾滋病感到恐惧的占70.8%，认为艾滋病病人罪有应得，应该隔离的占27.4%，认为可以为艾滋病宣传做出贡献，做宣传志愿者的占80.6%，对婚前和对认可的学生占41.1%，有18.6%的学生认可可有多个。
2.4被调查者的
被问卷调查的学生中有224人否认了有过经历，40人拒绝回答，7人承认了有过经历，占2.58%（详见表二），其中5人在第一次发生时使用安全套。
2.5获取艾滋病知识渠道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获取艾滋病、性病知识的途径，从网络上获取的人数最多（56.5%），其次是免费宣传材料（18.1%）、广播、报纸（11.8%）、父母（8.1%）、从医生中获得最少（5.5%）。（详见表三）
3 讨论
近年来经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中学生在处于青春期，对性的认识不足，他们即是保护对象，也是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的生力军，所以加强对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对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本次调查，总体上我市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达65.6%，与相关学者调查一致2-4。但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计划》中要求青少年知晓率达到90%5，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青少年中有的虽然只占2.58%，但多数都能使用安全套，表明我市艾滋病综合防治特别是健康教育、安全套推广使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看到男生对有关性方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接确的机会较女生多，使得男生对艾滋病掌握的知识好于女生。在今后的学校中开展健康教育中要有针对性的宣传。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分析，52.8%学生认为蚊虫叮咬、40.6%学生认为与艾滋病人日常接确会传播艾滋病，既表明学生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存在错误的认识，他们掌握得还不够全面，也表明学生对艾滋病存在着恐惧心理。同时有27.4%学生认为应将艾滋病病人进行隔离，对待艾滋病人态度上仍存在着歧视行为。虽然经过多年的宣传干预，但是要想让学生真正掌握艾滋病防治知识，从根本上消除歧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调查中我们看到，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途径已从传统的媒体向网络转变，2-4学生缺乏与老师、医生等相关专业人员的有效沟通，他们更愿在网络上寻找答案。互联网提供的知识和质量良莠不齐，而且家长更难以监督，在这种情况下，从正规渠道（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获得正确的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与学校的互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优势，将知识、态度、行动融为一体，鼓励学生参与，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模式6。
从调查中我们也看到，由于受网络文化的冲击，青少年在情感和对性的观念、态度上日益多元化，在性道德等问题不再持有统一的标准，这可能是我们平时宣传方面忽略了艾滋病宣传与性教育的结合。因此提示我们艾滋病干预过程中，不仅是对学生医学知识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学、伦理学上的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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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 西北地区；残疾人职业教育；城乡差异；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9-0028-05
职业教育是为取得某种职业资格而接受的教育类型，包括各种职业资格教育与培训[1]。在教育制度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职业教育是社会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迁的重要体现。残疾人职业教育作为针对弱势残疾群体的特殊教育，是提高残疾人就业技能，改善其生存发展状况，促进其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关键。基于2007年在甘肃省19个“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点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旨在探讨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揭示影响残疾人群体职业教育的结构性因素，为残疾人群体的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为政府部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一、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研究现状
国际上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学、企业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主题十分丰富。就社会学领域而言，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职业教育的现状与趋势[2]、功能[3]、公平[4]、阶层差异[5] 以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6] 等问题。Toni Cavallaro等对澳大利亚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统计分析表明：1998～2003年间，残疾人参加职业教育的数量大幅增长；男性残疾人参与职业教育的比例高于女性残疾人；残疾类别不同，人们获得的职业教育有所不同，视力残疾者获得职业教育资格证书的比例最高，占14.6%，其次为肢体残疾者，占14.2%，最后为智力残疾者，占7.5%[7]。James W. Ainsworth等从地位获得与再生产的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了社会分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差异，即使考虑学业成绩和教育期望，上述差异也仍然存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不可能参与职业教育。就人们参与的职业教育课程而言，白人和男性更有可能参与农业职业教育，黑人和女性则更有可能参与蓝领职业教育。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业成绩好和教育期望高的学生都更不可能参与职业教育[8]。Karmel等发现，残疾类别与职业教育的参与之间存在关联，精神残疾和肢体残疾者更不可能参与职业教育[9]。Cain Polidano等通过对澳大利亚家庭、收入与劳动力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残疾人参与职业教育的可能性随着残疾等级的增加而降低[10]。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内学者更注重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地位、作用[11]与发展[12][13][14] 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强调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极少数研究关注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模式[15]、现状与对策[16] 等微观层次的问题。笔者以“职业教育”、“残疾人职业教育”为检索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1979～2012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检索。结果发现，1979～2012年间，以“职业教育”为篇名的论文共计26067篇，而以“残疾人职业教育”为篇名的论文仅有30篇（以上结果均为“精确匹配”结果）。就微观层面的职业教育研究而言，甘昭良分析了残疾人职业教育的模式，认为残疾人职业教育可采取“学校—工作单位”、“学校—自由培训机构—工作单位”、“学校—双元培训体系—工作单位”、 “学校—职业教育机构—工作单位”等四种模式[17]；邢淑琴对大连市残疾人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其中存在残疾人对职业教育有所倾向且认知度低、工作体系不健全、资金扶持力度小、农村残疾人职业教育力量薄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18]。显然，国内学者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来说，残疾人职业教育研究的欠缺，既与残疾人群体本身的弱势地位直接相关，也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足间接相关。本文以实证调查的经验资料为基础，对残疾人的职业教育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
二、研究策略与指标选择
（一）研究策略
根据以往研究，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受到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农村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力量薄弱。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处于西北欠发达地区的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现状如何，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影响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因素有哪些，各因素的影响力如何？
为回答以上问题，本研究主要通过二分类logit嵌套模型，考察了社会人口特征、教育期望、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知道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和城乡地域等因素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
（二）指标选择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残疾人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这是一个只有0（没接受过）和1（接受过）两种选择的二分类变量。
2.自变量
自变量是性别、年龄、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在业状况、教育期望、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知道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和城乡地域。变量描述的详细信息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的定义
三、数据分析
（一）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现状及城乡差异
1.近半数残疾人不知道其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
是否知道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教育学校体现了残疾人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状况。在被访的1117位残疾人中，知道家庭所在地有职业学校者占27.44%，没有者占30.92%，不知道者占41.64%。从X2检验结果来看，残疾人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p
表2 残疾人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及城乡差异（单位：人，%）
2.大多数残疾人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
关于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在被访的1117位残疾人中，接受过职业教育者仅占17.19%，没有接受过者占82.81%。从X2检验结果来看，残疾人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p
表3 残疾人有无接受职业教育及城乡差异（单位：人，%）
3.残疾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多因经济条件不允许
在被访的920位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残疾人中，因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没有接受职业教育者最多，占29.67%，其次为不知道有职业学校者，占18.37%。从X2检验结果来看，残疾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原因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p>0.05），详见表4。
表4 残疾人没有接受职业教育的原因及城乡差异（单位：人，%）
4.接受的职业教育类型多为维修、电气焊、服装裁剪等技术教育
在192位受过职业教育的残疾人中，接受维修、电气焊、服装裁剪等技术教育者最多，有88人次，占应答总次数的44.2%，应答总人数的45.8%；财会、工艺美术等专业技术教育居第二位，有46人次，占应答总次数的23.0%，应答总人数的24.0%；美容美发、按摩保健等服务性工作教育居第三位，有43人次，占应答总次数的21.5%，应答总人数的22.5%，详见表5。
表5 残疾人接受的职业教育类型及城乡差异（单位：人、%）
（二）甘肃省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
表6的模型给出了对被访残疾人职业教育进行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之间具有嵌套关系，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城乡地域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模型2中，自变量城乡地域的纳入使得在业状况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从两个嵌套模型的卡方统计量（LR chi2）来看，模型2的卡方值（226.27）远大于模型1（170.68），说明模型2中纳入城乡地域改善了模型的适应性，城乡地域是预测残疾人职业教育的一个有效因素。
模型2中，从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度来看，对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含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有性别、残疾类别、教育期望、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和城乡地域等因素。
性别不同，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不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女性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男性残疾者下降65.82%（1-e-1.073）。
残疾类别不同，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不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言语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视力残疾者下降75.67%（1-e-1.413）；智力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视力残疾者下降74.29%（1-e-1.358）；精神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视力残疾者下降70.39%（1-e-1.217）；多重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视力残疾者下降76.49%（1-e-1.447）。
教育期望不同，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不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教育期望为高中的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是文盲者的3.27倍（e1.184）；教育期望为大专及以上的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是文盲者的4.94倍（e1.596）。
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不同，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不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家庭所在地有职业学校的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是不知道者的1.48倍（e0.392）；家庭所在地没有职业学校的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是不知道者的1.71倍（e0.535）。
城乡地域不同，被访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不同。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城市残疾者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发生比是乡村者的5.57倍（e1.717）。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甘肃省残疾人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比例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这既与残疾人对职业学校的认知度较低（近半数残疾人不知道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有关，也与中国社会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经济失衡，乡村职业教育力量薄弱直接相关。
就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因素而言，除了城乡地域，性别、残疾类别、教育期望和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等因素也对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具有一定影响。年龄和残疾等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没有显著影响。在不考虑城乡地域的情况下，在业状况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残疾人的职业教育有显著影响；考虑城乡地域后，二者的影响消失了。说明在业状况和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影响是由城乡差异引起的。
James W. Ainsworth等的研究表明，女性在职业教育中处于劣势，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说明性别不平等在残疾人职业教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James W. Ainsworth等的研究中，教育期望对职业教育有显著的负效应，学生的教育期望越高，越不可能参与职业教育，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矛盾。本研究表明，教育期望高的残疾人更有可能参与职业教育。对此，这可能与残疾人这一群体自身的特殊性相关。对家庭所在地有无职业学校的认知部分解释了残疾人对职业教育的参与情况，说明对职业学校的低度认知已经成为影响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的明显障碍。Karmel等认为，精神残疾和肢体残疾者更不可能参与职业教育，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本研究发现，与视力残疾者相比，言语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者参与职业教育的可能性更小。本研究还发现，残疾等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没有显著效应，这与Cain Polidano等提出的残疾等级与残疾人职业教育之间存在负相关的观点相矛盾。这可能与文化和制度因素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针对上述发现，本文认为，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促进其就业，首先需要强化残疾人对职业教育及其机构的认知。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宣传，加大对残疾人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着力将残疾人职业教育与残疾类别结合起来，举办各种类型的特殊学校，引导不同类别的残疾人接受适合的职业技能培训，并重点倾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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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Disabled
in Northwest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Disabled Group in Gansu Province
FENG Xue-lan
（College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 China People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icates various form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at the individual accepts for obtaining certain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redentials.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group is conductive to raising their skills for new jobs， promoting their equ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life and is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author’s survey on the second national disabled samples in 19 situations in Gansu province in 2007， using contingency table and logit regression， the author comparatively investigates the disabled group’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s major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disabled are differentiated by gender， disabled type， education expectation， vocational school and urban-rural area.
Key words northwest reg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for disabled； urban-rural difference； Gansu province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女研究生;就业困难;性别歧视
一、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学、社会学界内往往被简称为生态系统理论。系统理论分为一般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梅叶将生态论和系统论统称为生态系统理论（何雪松，2007），该理论是用以考察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交互关系的理论。
（一）系统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是将环境与个体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理论认为，由要素和实体构成了整体的这一系统，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之和，系统内部会有一套固定的机制用来维持内部功能的正常运行。
（二）一般生态理论
而生态学所关注的则是有机体在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及有机体在环境中获得的动力平衡与成熟的过程，注重人类生命有机体与其周遭环境之间的互动。在这个系统中，个人的行为不仅仅只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而且受突发事件和政策改变等宏观世界的影响。
二、女研究生就业难的原因
（一）女研究生生理原因
由于女性生理结构问题，导致女性在体力和注意力方面不如男性，男性可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一些体力劳动，而女性则不能。女性在家庭中更多的承担着延续后代的责任，休产假会更多的分散女性的注意力，使其不能更多的投入到工作中。
（二）遭遇性别歧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男尊女卑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明确规定要男女平等，但“女研究生不如男本科生”等之类的话都反映了社会上人们的大多数思想还是对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的。
三、缓解女研究生就业困难的相关对策
（一）政府提供相应法律法规支撑
当今社会民众对女性的隐性性别歧视现象还很严重，而女研究生遭遇就业性别歧视不仅会影响到女性群体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整个社会文明化的程度（谭花蓉，2010）。政府应完善平等就业的相关法规，保护女性权益。针对女研究生的诉求提出相关法规并明确处罚措施。
（二）女研究生自身建立信心并培养竞争意识
在社会的大风气下，许多女研究生自我认识不足，自卑心理较重，所以女研究生要建立自信心。而解决性别歧视的关键是促进女性意识的觉醒（余秀兰，2011）。要明确自己的就业目标，培养自己的竞争意识。
四、女研究生就业困境的社工介入
（一）对女研究生进行情绪疏导
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遭受性别歧视的女研究生在就业问题上的压力大于研究生整体的就业压力。此时，社会工作者需大力发挥治疗者的角色（彭振，2015），对女研究生针对其问题进行相应的情绪上的疏导，更好的为就业做准备。
（二）倡导高校为女研究生链接社会资源
校园招聘很受研究生们的喜爱，女研究生更可以通过校招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相应工作。社会工作者需要配合高校去链接企业资源，发挥传达者的角色（蔡文丽，2014），促进各方面的沟通交流。
五、社工介入方法
（一）个案方法的介入
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是以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帮助其解决问题（王思斌，2007）。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强调与案主之间建立一对一的专业关系，帮助案主解决问题，并促进案主个人的成长。运用个案方法解决女研究生就业困境，可以通过以下几点：①发挥个人潜能。②增进生活适应能力。③协调社会关系。
（二）小组工作方法的介入
小组工作也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是以小组为服务对象，通过小组活动为成员提供服务。小组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利用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实现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在介入女研究生的就业困境时，可以通过建立女研究生的互助小组，实现面对同样困境的女研究生之间的互助。
六、结语
择业作为一项个体行为，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所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属于不同的社会系统层次而这些层次影响了个体的就业选择。生态系统理论将环境视为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要素，通过利用这一视角分析女研究生的就业行为，了解影响女研究生就业选择的要素，社工通过了解其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为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陈聪.职业女性生涯转换的叙事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何雪松.2007.《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摘要：女性污名群体被贴上贬抑性标签以至于面临自身价值受损的状况。本文以女性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对女性污名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作出具体分析，包括男权社会的男性中心统治以及女性自身对该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并呼吁建立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污名；性别平等；男权社会
中国社会正处于面临着剧烈变革的转型期，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开放、表达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现象，但是由于大众的一些傲慢的偏见，再加上某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社会上不少群体被污名化，贴上被侮辱、被贬抑的标签，比如“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等等。但是其中被污名化的范围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特征最鲜明的是以“女博士”“剩女”“女秘书”“小姐”等污名为代表的女性群体。
一个社会的特点与气质是由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个性品质和心理状态决定的。无可辩驳的是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男性群体都在社会上居于第一性的地位，他们凭借优势地位对女性世界实行强权统治。社会默认一个人的身份与能力都与性别有关，并把几乎所有的权威位置都预留给男性。这就是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的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男权社会。对男性特权的维护与合理化是其所有活动的本质与核心。
女性被公认为盲目冲动、目光短浅、胆小怯懦的群体，只有在智力和能力上无法与男性相提并论才是合理的，才能被大众欣然接受。一旦女性表现优异，就被视为对主流社会价值规范的冒犯和冲击，就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对其加以谴责和鞭笞，驱逐出主流社会，使其在被边缘化的处境中遭受主流的轻鄙。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对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古怪偏执、刻板木讷、不近人情、面目丑陋、眼高手低等等。原本随着社会进步、教育发展，女性获得了比之前更充分的的教育机会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攻读博士学位，积累更多文化资本，与男性平分秋色，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竞争优势却使她们原本个性鲜明的个体被简单地用“女博士”三个字作为符号加以标签化、污名化。无论是学历能力还是品质修养方面都表现的出类拔萃的女性群体在职业、婚姻等方面都遭遇了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并没有单独提出“男博士”这个名词，用嘲笑戏谑的口吻加以讽刺挖苦并以此为乐。
女性主义观点认为女性的处境并不像男性所宣称的那样是自然发生并且不可改变的。两性的生物性别只有差异没有优劣，自然也就不存在能够决定社会性别的高低之分的功能，也不存在对另一性别的实施霸权的合理证据。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角色都是存在于男权社会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所给予的，女性作为受压迫、受歧视的阶级是被男权社会和主流文化人为地建构的。整个男权社会以男性视角为出发点来观察和论述社会生活并将其作为全部人类的观点与经验，这是男性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膨胀”与“自恋”。话语是权力的最简单、最明晰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是正由于社会普遍并且持久地存在着的“女性居于被统治的第二性的地位”的事实，女性本身没有能力做出铿锵有力的自我辩解和独立自主的自我选择，无法全力争取属于本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男性对女性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权力关系，在性领域当中表现的更加集中。因为在传统的父权观念里，已经把男性设定为天经地义的性攻击者，女性则貌似顺理成章的自动成为了性臣服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性别秩序的稳定。据凤凰网报道一个美女因曾为4个男性老板担任秘书导致8次相亲均告失败，而记者的随机抽查也表明70%的男性表示不愿意娶女秘书为妻。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男领导和女秘书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忽略女秘书的工作能力、品德修养等社会特征、全神贯注于女秘书“年轻”“性感”的生物特征。女性被物化，她们是男性性发泄的对象，而不是和男性一样居于主体地位。“女秘书”的污名是对女性的冷暴力，不只是语言攻击，还包括思想上对女性的猥亵。这不过是男性通过最安全的性——性幻想的方式来实现本群体对女性的占有欲望。社会对男领导负面特征标签化的现象没有出现，男领导也没有遭受更多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社会在性方面对男女两性有不同的要求，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的性支配权。通过将少数女性污名化，使其余的多数女性迫于压力保持纯洁，以便能符合男性的审美偏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受制于男性。
几乎全球的文化体系对男性的角色和活动分别赋予了绝对的权威与价值，即使不合理的要求也会得到响应。不仅男性要求他们的特权，那些自认为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从而接受自身地位的女性也不反对它，甚至还欣欣然接受了本群体的附属地位。社会在规劝女性怎样才是一个道德上正确的女性，规训、暗示了对女性人群的认知与辨别方法。“良妇与”的二元分类与甄别实际上是对所有女性的束缚与控制，它导致了女性的分裂，削弱了他们原本作为集合体的力量。女性不自觉地自我审视与相互检查，当发现本群体成员的越轨行为时，他们会首先站出来进行道德问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遵守主流规范的，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当女性群体受到侵害时，她们内部甚至会近似本能地发出要求本群体自重、自省的声音。这种内部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还显示了女性对本群体的个性、特质与尊严、价值的自我贬抑。这种主动的自我对女性的自我认同、角色定位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恶性影响。如果女性衣着性感、暴露，不仅男性，还包括女性都会对此有保留意见，甚至女性的不快情绪会更加显著。女性“性感、诱人”的气质遭到贬值和质问，这是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表达出的一致意见。很多女性在受到受到性骚扰时，会主动选择忽视、容忍的态度，而社会也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以减少介入。这种对男性的“治外法权”对其权威的无原则维护是男权社会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但是显然也得到了女性群体的默认，这是男女两性的合谋与共识。
女性群体要争取性别平等，就必须认识到为性别排次序，给性别加标签的意识与行为的荒谬性，必须还原给性别本身的应有之义。如果连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本身都承认了性别歧视的合理性，要实现性别平等就只能是天方夜谭。这场只有首先从女性内部发生才会有力量的性别革命才是帮助女性摆脱困境、获得平等的主体地位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从整个社会对女性强加污名现象的普遍存在可以发现性别歧视的观念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舞台。只要这种观点存在，女性主义为女性污名群体正名的努力就会一直持续。坚持与刻板印象以及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作斗争，使性别的结构壁垒坍塌，男女两性平等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女性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与需要。男女平等的浪潮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和逆转的。我们期待有一天男性和女性会形成关于自身还有对方地位角色的正确看法，我们等待迎接一个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新世纪的到来。（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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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清林、陈米欧.社会学视國中的身体研究视角述评.江西社会科学，201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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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慧玲.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婚姻变革.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5.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