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0-22 00:26: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大众音乐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传统音乐 广东音乐 民间文化 大众文化 民间音乐 流行音乐 大众音乐
一、引言
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费师逊先生曾于2005年在《星海音乐学院学报》第4期著文，认为“民间音乐”只是广东音乐使用的一个金字招牌，广东音乐的实质不是民间音乐而是流行音乐①！这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说法，笔者谓之“费师逊猜想”。笔者曾著文就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属性展开讨论，对于广东音乐的民间音乐属性问题，此处所论以为补述。
历来，广东音乐被普遍接受并定性为民间音乐。早期的研究性成果，如1956年黄锦培编辑出版的《扬琴演奏法》、李凌1959年发表了《略谈广东小曲》一文及叶鲁编印的《广东音乐曲目汇编》(初稿)、《建国以来我省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工作的回顾》②等文，从文中主旨来看，均将广东音乐视为民间音乐或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类型的概念最早则是中国音乐研究所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组织编写并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的“引言”部分提出，编者在“引言”部分提出一种民族音乐遗产“四大类”划分法，即总体上划分为“代表压迫阶级”和“代表被压迫阶级”两大阵营。代表压迫阶级的音乐遗产包括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三大类，代表被压迫阶级的音乐遗产即民间音乐(民歌、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五类)③。
关于广东音乐的源流问题，最早的研究文论及研究成果无一不持广东音乐是民间音乐这一看法。1981年在广州创刊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杂志是“广东音乐”研究的最重要的园地。李凌的《广东音乐”创作中的地方风格杂谈》④、刘天一的《略谈“广东音乐”的历史源流》⑤、莫日芬的《“广东音乐”的形成与发展》⑥、黎田的《广东音乐的形成》⑦等重要论述均发表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杂志。在实践领域，则更早把广东音乐作为民间音乐来对待。早在1956年，以演奏和创作广东音乐为己任的“广东民间音乐团”在广州成立。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的广东音乐重要理论研究并未转向，至今依然大多仍秉持广东音乐为民间音乐的看法。陶诚在其博士论文《“广东音乐”文化研究》中这样描绘：“广东音乐”经历了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社会变革……… 它以民间音乐形式延续和维系着不同时期的大众文化和文化精神，用民间音乐的方式记载着岁月的遣痕和民间音乐的文化形态”，是“东方民间音乐的一颗明珠”⑧。
二、问题提出的意义
广东音乐到底是民间音乐还是如费师逊所说的流行音乐？抑或只是对广东音乐文化属性的诘问？弄清楚广东音乐的文化属性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体为：
一、 广东音乐自身的发展出现问题，有学者认为已事关广东音乐的生死存亡。早在1995年3月25日，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即已发表了“广东音乐若游丝”的文章，提出“广东音乐”现在“作者少、听众少、演出少、知音少”，提出了振兴“广东音乐”的呼吁⑨。
二、 国家和政府已经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对广东音乐的保护和发展。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2002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2010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自然近年来再受前所未有的瞩目，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和保护意义重大。不同的文化类型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和发展规律。如何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路径的选择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广东音乐文化属性的认识可以对其他类型的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从学术层面揭示广东音乐形成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这对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再造广州地区的民间文化生态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三、 文化类型
所谓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表现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内容，即这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不是该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最能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元素。同时，一定的文化类型必与特定的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相联系。H·斯图尔德将文化类型定义为见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基本文化特质。他认为，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并且代表同样整合（integration）程度的核心特征丛（constellations of core featuers）。广东音乐同样是与其环境相匹配的属于某种文化类型的文化。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演(或加粤曲、说唱)。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3、自娱性质的社团。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曲艺社团——“私伙局”。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这四类活动的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而且，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
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指的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从社会分层上看，民间文化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由平民自发创造的文化。民间文化还是一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的文化。
关键词:音乐传播;定义;特点;综述
引言
自1993年初,以《中国音乐》杂志为阵地,修海林等一批学者相继发表了关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音乐传播学方式方法研究论文(详见薛良、宋莉莉、修海林等6人关于音乐传播学的论文,发表于《中国音乐》1993年第1、2期上)以来,音乐传播学研究在我国拉开了序幕。近二十年来,业内外人士就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各抒己见,给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给予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就近二十年以来关于音乐传播的定义和特点问题的论文研究加以概述,并介绍一些主要的观点。
当一个概念被提出的时候,概念的所指往往已经沉聚了丰富的经验,其内涵和外延在现实中都已存在,因此“音乐传播”的提出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召唤。中国传媒大学的曾田力教授曾这样指出过:“音乐的传播实际上有着几层含义:从音乐的起源看,没有人际间的关系和交流的需要,就不会有音乐,音乐从发生之日起就具有传播的动态属性;从音乐种类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看,所有的音乐属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传播、传承中得到衍生和发展的。”①因此,他认为“音乐传播是音乐艺术得以产生和生存的一个基本属性,与音乐的方方面面不可分割”。音乐传播的提出,实际上针对的是当代信息社会对所有古老艺术的挑战。
修海林先生是较早开始从宏观理论层面思考音乐传播理论研究和学科属性的。修教授在他的《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一文中,就提到:音乐的文化传播“是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建立起来,并发生影响与作用,音乐传播总离不开人的行为的参预。”②在音乐传播赖以存在的社会音乐生活中,音乐传播在各种音乐活动中存在并与社会不同层面发生广泛的联系。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系汪森老师日前正致力于音乐传播的教学、研究以及实践活动。他在《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一文中对音乐传播有过这样的描述:“音乐传播:学术业。音乐传播应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活动,业术学是由实践到理论,学术业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在笔者的构思中,音乐传播应有三个活动层次,即“学”(理论形态)“术”(技术、艺术)和“业”(业务、职业)。”③
中国传媒大学曾遂今教授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音乐传播现象和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音乐传播含有两大层面: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就是我们的各种传播行为(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理论层面就是音乐传播行为现象中带规律性、带本质性、带概括性、带真理性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暂时还没有被抽象、总结、学理性地概括出来。④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传播系青年教师姚杰对音乐传播的定义是:“音乐作为信息在社会系统中的流动。”⑤他认为“对音乐传播研究的展开必须要建立在对音乐传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上,即把音乐当作信息”。因为音乐传播要研究的各种具体问题,都将围绕这个基点来展开,比如信息传播技术与音乐传播活动的关系、信息传播制度与音乐传播活动的关系、对信息的文化属性、经济属性、政治属性三者的认识以及这三者关系的认识等。其实,音乐传播作为信息传播活动的一种特殊现象,既有传播的一般特点,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姚杰总结出以下6点音乐传播的特点:1.“音乐传播应该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由于传播,使得音乐从创作者到演奏者、从演奏者到传播者、从传播者到欣赏者、从自己到他人,从个人到多人,属于信息的共有化过程,具有交流、交换、扩散的性质。2.“音乐传播离不开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又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传受双方或者创作、演奏、传播、接收几方都有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3.“音乐传播它必定是一种互动性的行为活动。”传播者虽然往往处于主动地位,但是接受者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做出反馈也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4.“音乐传播要达到效果必须要双方都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关于这一点,中国传媒大学曾遂今教授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音乐传播的本质,是传、受双方共同对音乐形象的塑造与认可,并充分显示出人的创造性智慧和成功后共同获得的喜悦感。”⑥5.“音乐传播是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一种系统。”它始终是以人为主体进行的活动。6.“音乐传播有着信息上的文化性和载体上的经济性。”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音乐来代表自己特定的文化。而当音乐作为信息在现代进行社会传播时,它更多地要通过商业运作。
笔者认为对音乐传播研究的展开必须要建立在对音乐传播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上,包括对音乐传播含义以及特点的认识。上述是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音乐传播概念内涵的种种定义和思考。
综上所述,对音乐这种特殊信息的传播活动进行研究的音乐传播学,既是社会实践的迫切需要,又体现了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可谓应运而生。而要使得“音乐传播”成为现代学科意义上之 “学”,是一个综合的学科建设系统工程。绝非某个人、某个别单位和学校所能单独完成的,甚至可能需要耗时、耗资不菲。音笔者认为音乐传播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产生的文化互动现象,是人类共享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与接受的过程。现代化的音乐传播正在以日新月异之势向前发展。它已成为今天音乐传播重要的依赖。我们不得不正视这种依赖,我们也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我们只有理智而冷静地驾驭它们、认识它们,才能使其体现出音乐传播的价值。
注释:
①曾田力.《迎接新世纪大众传媒的挑战》,《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②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1993年第1期。
③汪森.《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黄钟》,2002年第1期。
④根据曾遂今的《音乐传播和传播音乐――写在“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之后》一文概括叙述。
⑤姚杰.《关于音乐传播学的学科认识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版,第60页。
⑥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参考文献:
[1]修海林.《音乐学领域中的传播学研究》,《中国音乐》,1993年第1期
[2]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中国音乐传播论坛
(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版
[3]姚杰.《关于音乐传播学的学科认识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2辑)》,中国传媒大学2007年版
[4]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5]汪森.《音乐传播学的一二三四五》,《黄钟》,2002年第1期
关键词： 大众性 传承性 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孕育了八千年的音乐文明，在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无数优秀的璀灿文化，其中民间歌曲就是一颗闪亮的明珠，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民间歌曲表达一种无以言表的深刻情感，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情，只有民歌才能诠释的淋漓尽致。在民间歌曲的众多组成部分当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最基础、最典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以俭朴生动的艺术形式，丰富淳朴的表现内容，活跃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在使用“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某种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区的民间歌曲等名词时，经常会出现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现象，像“维族歌曲”与“新疆歌曲”，“信天游”与”山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叫法是不专业和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民间歌曲，它又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区别呢？
一、中国民间歌曲的起源
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因为民间歌曲源自中国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最古老的歌、舞、乐三者结合的形式，民间歌曲含有原始乐舞的遗留成份。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原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模拟动作来进行狩猎，游牧，战争以及爱情，逐渐形成了原始乐舞的雏形。
民间歌曲伴随着人类劳动而来，自古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之说，这便是反映原始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的歌舞。民间歌曲从原始艺术萌芽发展而来，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历代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经常通过采风把民间歌曲加工改编为宫廷歌曲，使得民间歌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愈发的完美和成熟起来，《诗经》、《楚辞》无一不是民间歌曲的总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民歌，包括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等，无不从民间歌曲中汲取营养和素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打硪歌和采茶歌┈┈等等，它们那淳朴的表现风格，热情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音乐艺术之基础 。
二、民间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师对民间歌曲的释意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对民歌感兴趣的人在不同的书籍、著作、论文当中，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深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更大的拓宽了人们了解民间歌曲的途径，也使得民间歌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
我认为民间歌曲，就是源自民间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诸多歌曲艺术形式的来源，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劳作过程中诞生，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文风俗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并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达着人们最真实、最淳朴的情感，并有着独特的歌曲风格和地方特色。它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来源，并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口头传承的一种传统歌曲形式，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同时又情贯古今的艺术，是歌曲中的一颗“活化石”。
三、民间歌曲的特性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歌曲也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前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
1、继承性。民间歌曲保存着历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2、大众性。它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自娱性。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人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4、即兴性。它歌唱方式规范性不强，歌曲唱腔因人而异，随情而发。
5、适应性。它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适应着潮流与发展，有着与时俱进的特点。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头性。它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且口耳相传的歌曲。
8、变异性。民间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而有所变化。
四、中国民族歌曲的概念与特性
民族歌曲作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歌曲，这种在自己民族当中流传和发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从狭义上讲，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专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质。转贴于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地理、气候、环境、习俗都各不相同，每个民族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歌曲风格，比如：蒙古族的歌曲。从音乐节奏特点上看，长调或短调是区别蒙族民歌的特点。这是因为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长期的马背生活，养成了他们歌唱的习惯。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苍穹，则形成了蒙族民歌节奏自由、曲调有偿、深沉委婉的特点。蒙族人民诚实、淳朴、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决定了蒙古族民间歌曲“粗犷、沉稳”的风格。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构成了蒙古民族歌曲特有的语汇，同样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民族歌曲形成了具有个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风格，而这样的风格特点成为民族歌曲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五、中国民间歌曲与中国民族歌曲的关系
在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聚居、杂居、交错居住的情况很多，日常生活中，民族一词习惯上多指少数民族。因此，民族歌曲也常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歌曲，相应之下民间歌曲就成为汉族民间歌曲的代词了。
其实并非如此，民间歌曲自己就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本身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反过来说，民间歌曲是由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特点、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歌曲所组成的，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并不是两个毫不相连的整体。正相反，两者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两者的含义虽不相同，但却同属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交织出各具特色的民族歌曲文化，其中每个民族又以自己各个地区不同的地方风貌、人文景观、生活习惯，孕育出多种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民间歌曲。
在我们明确了民间歌曲和民族歌曲的概念与关系之后，可以得知，民间歌曲是一个庞大的歌唱文化系统，它含有各个民族的民间歌曲，同时民间歌曲又是民族歌曲的一部分。两者相互依存，却并不矛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当听到人们习惯的把“新疆歌曲”叫作“维族歌曲”时，我们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新疆歌曲”一词，严格地说，它是新疆地区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各族民间歌曲。像：塔吉克族歌曲、哈撒克族歌曲、维吾尔族歌曲等等。它们在音乐、节奏、风格上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
作为音乐工作者，应不断的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知识，发掘民间歌曲中更深层的文化。使民间歌曲在中国歌唱文化事业中蓬勃发展，成为闪光的艺术精品。
结 论
中国民间歌曲形式多样，且生动优美。在民间流传的各民族歌曲都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它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中国民间歌曲是一个大的歌曲范围，指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民族歌唱形式。民族歌曲指的是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歌曲，两者含义虽不近相同，但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间歌曲中一些不适应时代精神的部分，会逐渐消失，而歌者们又会把新的认识和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使民间歌曲富有时代感与生命力，附和着时代跳动的脉搏。
我希望通过这篇论文可以让大家对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的认识与了解更加清晰。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运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为中国民间歌曲的发展与壮大尽微薄之力。使其在中国艺术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生生不息。
参考资料：
1、周青青，中国民间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8
关 键 词 ：音乐艺术 网络传播 创作观念
一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如上文所述，音乐的网络传播将给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变化，促进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范式转换。对音乐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其影响和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前瞻性。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资料、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即时性，导致了音乐创作观念的丰富和前瞻性。互联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信息宝库，使得艺术创作可以坐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迅速获得当今世界不同风格、各种类型的艺术信息和音乐作品。可以说，当今艺术创作者的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开阔和广博。反过来，一部音乐艺术作品只要问世，就有可能随着网络和其他数字多媒体传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艺术创作者可以很快听到、看到受众的评价，与他们展开双向的交流和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目的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将极大促进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交流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创作意识的趋同，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其次，创作观念的个性化、技术化。网络是一个自由空间，网络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激情，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自由的传播。过去传播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基本消失了，创作者也不必考虑为了博得某些组织、评委的肯定和爱好，其个性化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将会创作产生大量不同特色、独具一格的网络原创音乐作品。另外，在音乐网络传播中，技术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个性化艺术构思和设想，通过网络及数字多媒体技术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协同配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无懈可击了。如利用计算机动画制作、音乐制作、音频处理的技术优势，创作出现了大量的flash音乐文件，把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
再次，创作观念的生活化、娱乐化。作为大众传播的强势媒介，网络传播在引导大众的艺术接受、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领地，而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这种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直接促使音乐创作走向生活化、娱乐化。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特务小强》《芙蓉姐姐》《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网络歌曲，多数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调和趣味幽默、娱乐搞笑的歌词为主（歌曲常被称为“口水歌”；歌词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表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娱自乐，展现的是艺术的消费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心灵审美到感官消费，音乐艺术的创作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创作观念以大众（受众）为本。“当代艺术不仅仅要求观众证明自己，而是要激发观众，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观众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为绝对权威或受人顶礼膜拜，它们把观众作为朋友”（ 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在网络传播和网络艺术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庞龙、杨臣刚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红，无不是网络大众的点击和支持所赐。同时，网络传播非常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强调沟通。这种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大众评价的巨大威力，使得创作者（艺术家）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率（点击率），将会尽可能地从大众的层面出发，以大众的审美标准为本，创作更多适合大众艺术情趣的作品，即所谓的“民间性情之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众（受众）为本的创作观念，与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相一致，延续了文艺理论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的历史演进，也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传播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结语
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为音乐创作观念带来的变化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从经典到通俗、从审美到娱乐、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已逐渐成为当代音乐艺术的基本范式。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在实践上作出更为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
关键词：音乐文化传播；社会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编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得传播链条的社会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方式多元、形态各异的传播行为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践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繁荣，都离不开传播行为的发生，时值当下的中国音乐学，业已将 “音乐传播学”列为新时期重点培植的学科。对于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曾遂今指出：“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技术下的新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1)笔者想起修海林曾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容给予这样的论解：“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2)结合相关论述，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宏观视阈的学科界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理论阐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始终贯穿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架构当中，作为音乐传播行为的发端者――“人”是音乐传播机制运行下的社会主体,而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音乐文化的传播”，实则是人类相关音乐活动与形态的传播。
对于音乐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接受与选择构成了音乐传播的行为特质，作为人类音乐传播活动中代表意义的社会实践――音乐编辑活动，被视为音乐文化传播链上的枢纽工程。近年来，音乐学术出版的发展与音乐专业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国内音乐编辑出版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伴随着音乐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对于国内音乐编辑学科的建立与音乐编辑学术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音乐编辑活动与音乐编辑群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关注。现实来看，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研究视阈来深
入剖析文化传播中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学术专题，此项论题不仅有益于社会各界对音乐编辑学科及音乐编辑职业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彻地认解，更有益于音乐学界在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承这项长远事业中作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一、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
从音乐出现在人类生活的那一天起，作为历史文化嬗变的另一种符号，音乐文化本身就被蕴含了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音乐文化记述着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乐与政治兴衰、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的紧密联系。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到唐代的宫廷乐舞，无论音乐形态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寄托音乐来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才激发了人类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灵感。在人类音乐生产活动的早期，社会音乐形态的演变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音乐表演的门类与音乐文化的形成受到群众音乐审美和民间音乐习俗的影响。这一历史面貌下的音乐创作，或是音乐活动者“口传面授”式的即兴发挥或是其在演出过程中的随意编排，而在潜意识存在中的“音乐编辑思维”(3制约着音乐活动者对于创作内容的提炼与选择，使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音乐需要进行不固定的创作与加工，这种处于萌芽时期的音乐编辑活动规约着音乐活动者的各种传播行为，此时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被融合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行为范式之中，为图中所示的[1]“音乐编辑行为的萌生阶段”。
该阶段的音乐传播由于文化形态与创作方式的单一和局限，导致了时间与空间格局下音乐信息的流失，直至乐谱成为一种音乐载体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乐谱成为真正意义音乐媒介的开始，技术的更新与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乐谱的生命得以无限次的延长，而无以计数地印刷与复制促使音乐文化的传播冲破时间的围栏，信息流通中不稳定与不长远的情况亦得到了质的改善。“音乐编辑行为成型阶段”（图示[2]）的显著特征即是音乐编辑这一环节在社会音乐生产中的日益凸显。音乐编辑行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萌生状态”后，由于乐谱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而在乐谱传播的过程中，社会音乐生产逐渐出现了分工明确的创作、表演、记谱、印谱等职业群体，音乐编辑思维指导下的音乐编辑行为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环节。音乐编辑行为的个性化发展促成了乐谱媒介在音乐传播中强大的功能发挥，乐谱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同时也为活跃音乐艺术的创作而推波助澜。随着乐谱媒介生产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再满足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集为一体的状态，要求音乐创作从音乐表演活动中分化出来，以更为专业的形式出现。成型期的音乐编辑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对于乐谱媒介的各种记号、不同乐器的标记方式以及不同类别乐谱的版本区别等也已出现步骤清晰的专业方法和编辑流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职业分工为音乐编辑职业的成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凝结出视觉与听觉共享的音乐文化形态，音乐编辑活动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对文化的刻意加工，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营造出多元渠道。20世纪伊始，电视与电影等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字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信息传播，从单一符号到具体声像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改写了人类对于文化生产的传播习惯，更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带来又一次质的跨越。显然，传统的音乐编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进度，音乐编辑这一职能群体也因为社会生产的需要逐渐从文化的被动接受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地对各类音乐文化进行有机选择。而电子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前后裹挟，社会大众开始倾向于高速便捷、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音乐编辑活动中技术的更新带来职能的区分，各个门类中的音乐编辑采用精进的编辑手段对各式音乐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将音乐文化信息以多层次、广辐射的方式传播出去。作为接受群体的社会受众，传播学中丹尼斯・麦奎尔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4)由此可知，受众乃是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是传播媒介与传播链条中动因的客体，是传播运行的最终指向。作为音乐传播链另一端的音乐受众群体，在音乐媒介的作用下与音乐文化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从音乐传播的层次化来分析，音乐受众并不只是纯粹的作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动的完全采纳，是由通过认知信息而进入到自我判断与取舍的阶段，最后才为信息的接受。音乐受众将以各种传播手段反馈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传播的意见和要求，受众对于重大音乐事件的讨论还可形成某种舆论导向，所以说，音乐受众的喜好制约着音乐创作的趋向，受众对于音乐信息的取舍亦决定着音乐传播的发展方向。信息传播者与音乐受众构成了音乐传播活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传媒的宏观运势下，二者单一的传授关系已经转化为今天以受众为传播中心、传者与受者互动影响的局面。这时的音乐编辑行为无疑成为传者与受者之间最好的“剂”，而对于音乐受众的信息反馈与功能引导，势必会成为新时期音乐编辑职能发挥的又一处体现。
二、音乐传播媒介中音乐编辑活动的职能体现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本质体现于信息的流通，而音乐传播的实质即是音乐信息的传递和流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体现即是通过种种信息化了的媒介符号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传播体系。在音乐传播的生产机制中，多样化的音乐传播通道为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鉴提供可能，根据音乐编辑技术的不同，我们可将编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带，最后发展到无线电台、电视与网络的联姻，技术的进步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媒介、乐谱媒介等传统形式的功能发挥后，伴随着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而走向信息与文化高速运转的全能时期。市场经济的来，文化工业的生产随即进入到“消费主义”的语境当中，昭示着文化产品“专业性”与“娱乐性” 的突出；市场营销手段的介入迫使音乐传播与商业运作进行联姻，音乐传播与电子传媒的结合，使得社会受众强调自我的意识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宣泄。流行音乐的适时出现，给大众带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闲的娱乐，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流行音乐为了弥补自身易重复、寿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时刻强调唱片的销售量、网络的点击率，社会大众在此等强势媒介的喧哗氛围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满足、潇洒的享受，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开始倾向于花样的翻新而忽略音乐的内在，名目繁多的音响、音像产品使人眼花缭乱，喧嚣尘上的文化产品市场背后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文化的迷茫和大众的无奈。审视现代传媒的激烈竞争，音乐传播视阈下的传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为自身开辟一个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然而视野的偏执、追求的狭隘已经带给受众群体审美的疲劳和心理的失落，音乐文化的两极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认，仪态万千的音乐繁荣背后早已传来“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来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商榷了技术革命影响下音乐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战。在该次会议上 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在音乐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给予肯定， 并指出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乐编辑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乐出版社率先发起行动做出回应，在以“宣扬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之力而精心策划的同名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在京城展开。2007年5月，首场“《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音乐会”（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利用该社优势对此项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仅在曲目遴选与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还以相关曲目总谱及音响CD的出版为音乐会的举办做好精心准备，并以向音乐高校学生及相关专业单位给予赠票的形式扩大影响范围，力求将“曲库” 音乐会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个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开来。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成功举办四届，并以每年出新、每届推新的形式为社会大众奉上了主题昂扬、风格不一的音乐大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项活动引发的学术界关于“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等论题的一系列研讨更为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簇新论点。
笔者以为，“曲库”音乐会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文化出版机构与专业创作团体及演出单位的携手合作，这一大胆尝试使得编辑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充分体现了编辑主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就音乐编辑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编辑的对象，由于传播链上既往媒介与新型媒介的相对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重复与历史内容的缺失。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运作协同文化知识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编辑主体与媒介之间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体关系，这就要求编辑主体的思维逻辑须从“工具性”与“知识性”的界限中发散出来，要以多维存在的视线辨析繁复的音乐文化形态。“曲库”音乐会的模式是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纸媒作品转换为音响作品，音乐编辑根据时代主题的旋律特点结合编辑技术并以时代审美的视角对既往媒介中蕴含的历史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将新媒介与旧媒介中的相关信息与材料加以解构、分析与重组，赋予选曲新的内涵和生命。对于文化传播而言，音乐编辑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进行审读、分析和缔构的过程，编辑主体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守门员和把关人制约着文化传播的速度、方向和质量以及人们精神产品的满足程度等。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各类音乐符号在进入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乱而无序的个体，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信息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单纯的技术加工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编辑作品，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反响良好的编辑出版物，往往是音乐编辑在审鉴社会大众需要、结合文化传播现状，以新思维、新视觉、新感受挖掘和创造优质选题、精心编撰之后的产物。实践得知，编辑的职能体现还在于要将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联系起来，确保音乐传播链的完整与契合；在继承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进行可建构意义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历史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固有障碍，也留给观者足够的诠释与感受空间。由编辑主体引导的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超文本”意识上的认同链接，在使得音乐传播链上的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之间形成互动，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多重传播效果。为了保证音乐传播的良性循环，音乐编辑活动要对全部媒介元素进行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在统一的创意构思中这些旧的媒介载体经过优化和创造，富有了全新的传播效用。需了解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乔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5)笔者以为，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实则是对社会传播机制运营中人类文化传播的本色写照，在这个“人人参与” 的文化传播和媒介生产过程中，音乐编辑职业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责任，更扮演着创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
三、音乐传播视野下的音乐编辑学术与学科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编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初露端倪，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学的学科认知普遍是以“音乐学与编辑学的结合”而定义。8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部分
论题在理论研究界形成探讨，1987年以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为先行，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和主要理论期刊纷纷开设“音乐编辑学”专栏，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及交流开拓空间，此时期的学术文论中零星出现了专业音乐编辑著写的相关文章，所涉内容多以交流工作经验、总结编辑素养为主。作为一个根基稚嫩的新生学科，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理论并无前迹可鉴，从学理层面来说，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界定与释义、学科内容与对象的划分、方法理论与成果的总结等尚处在青涩的爬索阶段。1997年以翟咏的《现代音乐编辑实践呼唤理论建设》(6)一文为先声，向研究界发出了“应当加强对于音乐编辑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呼吁，该文详尽描述了出版业繁荣中音乐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并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黄钟》正式推出“音乐编辑学专栏”，并以“卷首语”为窗口向海内外音乐编辑发出倡议，阐述了开展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必要的同时还从撰稿的角度对音乐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十多种研究途径。”(7)另外，该期的“音乐编辑学”栏目中刊发的《关于音乐编辑科学定位的思考》(8)一文将研究视镜对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了音乐编辑环节的社会功能，并从历史维度出发回顾音乐编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是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对于音乐编辑学研究的崭新考察。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先生以历时性研究的笔触在其《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9)一文中，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从“编辑学学科理论研究”、“期刊图书编辑研究”、“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音像编辑制品研究”等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重点回顾了“集成编辑学研究”的现状，蔡文在阐解该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点明了该学科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相通之处。21世纪以来，音乐编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各项音乐事业的欣欣气象不再拘泥于学科理论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以回归社会音乐生活的情怀关注学术研究的创新，诸多紧贴时代、论点新颖的学术文论相继涌现，如《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应有的视野（上、下）》、《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栏目策划》、《数字音乐
市场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论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编辑领域的学术积累。由于媒介发展的强劲势头，传播事业的固定程式随而改变，结合传播学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成为音乐各科的研究重点，承合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专著与学术文论的阐发为其他音乐各科的研究事业激荡出新的火花。作为精神生产中的职能部门，音乐编辑行为出现在人类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编辑与文化传播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要求学术探索的眼光须从音乐社会生产的各个细节去考虑，诸如关于音乐编辑在音乐传播中的角色定位、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媒介的互动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成为时下学界的热门选题。赵志安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11)一文，以大众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为基点，剖析音乐各行业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的发现、收集与过滤为佐证，阐述了当代媒介传播态势下“把关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侯晏霞的《现代传媒中的音乐编辑行为过程解读》(12)该文联系现实生活，将音乐编辑活动置于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系中，运用社会学原理，透析音乐编辑行为在现代传媒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对于其在音乐文化传播链条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细致的剖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可以烘托出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成果的出新，更能够为学术人才的培养、学科建设的铺垫培植温床。国内音乐编辑人才的教育事业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乐学院为首例开创了国内音乐编辑专业依靠专业音乐院校为平台、职业音乐编辑为带领的特色教学模式。众所周知，当下的专业音乐编辑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轨并行使得编辑群体中的学术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开发；而从学科建筑与人才培养中摸索而出的实际经验则为今后学术事业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国内已有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招收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将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情况成图如下：
如图所示，该学科方向的人才培养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学位论文的题目中反映出编辑界对于音乐刊物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音乐编辑学科的教育特点。笔者了解到在具体音乐编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多由执教者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院校情况的不同，关于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各家没有达成共识，而当下的音乐编辑学术研究中虽有个别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广性质的专业教材与理论专著。细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编辑素养的讨论抑或是对于理论建设的探究，都是以编辑学原理为指导下的基本研究，作为音乐编辑学的上位学科，编辑学基本原理是音乐编辑学理论架构的依据。诚然，编辑学背景下的理论指导为音乐编辑学术探索之根本，但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是音乐编辑学最为鲜活的学科特征，音乐学体系中的各子学科都与音乐编辑学科天然联系，音乐编辑学在具体编辑活动和环节中的研究离不开与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与碰撞。步入21世纪以来，音乐文化的生产已不再只是单向的流通，音乐编辑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加工，而是在适应信息爆炸与文化变更的同时能动地进行思辨与选择，倘若我们仅用编辑主、客体及其二元关系的理论眼光去审视音乐编辑活动中的一切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项的表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音乐界迎来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新型学科的出现、科学理论的融入探求着学术视阈的拓宽与学术研究的纵深。在音乐传播无处不在的音乐生活当中，音乐编辑行为存在于各种音乐传播活动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产生联系，透过包罗万象的音乐传播现象，音乐编辑可从其复杂关系中探究一般性规律从而再深入至各个门类中的具体音乐编辑环节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对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还应从共时性角度入手观察当代大众音乐传播中音乐编辑活动的整体模式与各个环节中的具体特征；研究历史横切面上的各个音乐学科，发掘音乐编辑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等音乐学各学科的共异性存在。
四、结语
音乐传播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索构成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的轮廓框架，而音乐从自然传播形态到技术传播形态的演变，是我们人类音乐活动发生效应的结果。音乐传播学中将人类音乐传播行为的变化、运用的方法、产生的效果等作为各个实际研究的对象，期望发掘出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特点与规律。然而在对于音乐传播行为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传播行为的变化带来了音乐形态的改变，传播过程中音乐形态的传播方向、运动特点是一种直观性的社会现象，是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参照；人类音乐传播过程中渗透着音乐文化的丰富讯息，音乐形态的变迁中文化的内涵跟随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得以保存，所以说，音乐传播中文化的传递与传承是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要义。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勃兴，学术研究界一方面回顾反思近年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创新。在以国内艺术院校教育为依托的基础上以学术研讨的形式进行不同阶段的学术总结与展望，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在音乐学领域的蓬勃生机。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学科设置与教学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学术界着重讨论了学科建设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教材的缺失和文化产业中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境遇。窃以为，教学内容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水准的前提、是发展学科教育的动力，音乐传播学与音乐编辑学的息息相关注定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事业中的相通与相融，传播活动与编辑行为的互文特征决定了研究者与从业者对学术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兼顾性。笔者以为，诸如传播原理、媒介理论、编辑学方法论与编辑史等专业内容的增加有益于学术视野下的历时性研究；而编辑实务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在学术活动中更加敏锐和客观的发现问题、归纳方法。总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是一种原生力，任一学科的进步都将会带动若干其他学科的成长。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中将音乐在社会体系中的运动过程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自音乐编辑活动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着音乐形式的演变和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些被镌刻在历史长河上的音乐的纵向运动积淀成为一部厚重的中国音乐史；而活跃在时间轨道上的音乐的横向运动催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音乐形象和载体形式，在音乐编辑的巧手演绎下摇曳出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线多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动音乐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对音乐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性依据。笔者以为，这种宏观把握的思维与媒介传播中音乐编辑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须知道，我们身处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14)当中，地球村的出现使得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信息传递中文化的认同感则是维系在人类空间格局中的无形纽带，在它的牵引下，人类在符合时代意义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中自由交往，从而实现了人类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说，音乐文化与媒介传播彼此依赖，在人类彼此相对静止的社会活动中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仅是为了创造详尽可数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了将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壮大。所以说，勿须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乐文化的周围一切，更勿须将学科的殊异作为学术的界限，只有在相对的交流与运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宝贵文化的生息相传！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4) 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第二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建元．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第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7)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摘 要： 当今社会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在多元文化视角下，对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状况和前景进行探讨，具有相当的意义。本文先从正反两面对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了总体概述。进而，从四个方面对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前景进行了宏观描绘：一，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将进一步得到师生重视；二，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朝着大众化趋势迈进；三，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教学方法不断革新；最后，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坚持真、善、美的初衷不动摇。
关键词： 多元文化视角；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现状与前景
当今，各种文化丛生、纷繁复杂，在多元化视角下对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现状与前景进行探索，其意义不言而喻。因各地高等院校众多，不妨以兰州市高等院校为例，来谈一谈它的现状与前景问题。
一、 多元文化视角下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现状
高等教育是我国培养人才的重要一环，在多元化视角下审视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依旧存在的不足，是全面发展学生德、智、体、美、劳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我国音乐人才的应有之义。
（一） 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
仅就目前而言，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成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较为重视音乐教育，许多院校开设了音乐教育的专业课程，供学生选修；任教老师具备较扎实的音乐专业基础；教学设备逐步更新；教学方法逐渐多样化；选修音乐教育的学生渐次增多。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西北民族大学为例，该校自1953年就开设了音乐教学课程，拥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学和音乐表演等三个本科专业。该院还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任教职工达八十多人，其中，音乐系近二十人，副教授近三十人，讲师二十三人，硕士生导师三十四人。这些教职人员大多是音乐科班出身，甚至一些还具有相当高的学历背景，拥有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拥有尚德义、李曙明赵景华、李强、贾纪文等一批资深音乐专家。同时，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有音乐教学大楼、舞蹈教学大楼、练琴大楼，舞蹈排练厅、专业录音棚、高价值钢琴、图书资料等教学设备若干，基本能满足广大师生音乐教育的需求。更为可喜的是，在多元文化的氛围中，该院还开设了一些供非音乐专业但爱好音乐学生选修的课程，用以提升学生的音乐修养。这吸引了大批爱好音乐的学生选修该课程。
（二）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存在的不足
当然，看事物不能“一刀切”，要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去审视。在看到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存在不足时，还应认清其中的不足。整体表现在：兰州市各个学校之间音乐教育发展不平衡，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音乐教育发展也不平衡；教学理念和方法未能与时俱进；教学设备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众所周知，兰州主要高校有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和兰州商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等。在这些高等院校中，因各学院的教学条 件和培养目标有所不同，音乐教育发展的情况不一而足。比如，西北民族大学音乐教育展开情况在整个兰州市而言，属于领先者，具备较为强劲的音乐教育发展势头；而偏理工的兰州理工大学等一些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学院连完整的建制都没有，几乎很难谈得上音乐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即使是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受音乐教育的情况也参差不齐。非音乐专业学生接受音乐教育的几率和覆盖率远远小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加之许多教师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不利于推动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总之，从素质教育理念出发，这些都是不良信号。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前景初探
（一）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将进一步得到师生重视
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对于提高师生的修养，培养健全的人格，有着莫大的作用。因此，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必将进一步得到师生重视。一方面，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必然要求，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和用人公司越来越注重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除了基本专业的培养外，还应该关注学生包括音乐在内的多种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高校老师和学生对音乐熏陶人格的作用有所认识，即使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科班学生，越来越多师生倾向于借助音乐宣泄情绪。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社会上一些音乐节目对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推动，也起着一定的正向作用。因此，兰州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更加受师生重视的趋势是无可辩驳的。
（二）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朝着大众化趋势迈进
音乐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多元文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师生对于音乐这一文化食粮的需求将日益凸显，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将逐步朝大众化方向前进。所谓“大众化”，一指数量上的突破；二是指数量突破基础上，实现音乐文化由专属于少数人的“雅文化”向为大众共享的“俗文化”之转变。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向着大众化方向演进的趋势是多元文化使然，文化突破原有的专业界限与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形成融合的态势，这有利于音乐教育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另外，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音乐风格的教师进入高等院校的殿堂，为音乐盛典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多元文化必将促成兰州市高等院校多元音乐文化的产生。而音乐样式多了，也将吸引更多的高校学生投入其中，享受其中。这样，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大众化的帷幕也将被拉开，大众化趋势亦是可观望的前景之一。
（三）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教学方法不断革新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新兴科技文化不断涌入，必将给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教学方法带来革新。科学技术是首要的生产力，这不仅意味着科技能促成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还意味着科学能够促成像音乐这类文化的发展。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要积极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诸如多媒体技术、录音技术等，并将之切实应用到实际教学中，让音乐教育从传统的教学方法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断革新教学方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切实提高高等音乐教育的教学效率。
（四）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坚持真、善、美的初衷不动摇
不论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如何发展，其前景中必有一条稳固不变，即对音乐真善美内涵的追求不变。善良美好、崇尚真实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多元文化下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永恒不变的艺术追求。兰州市要做好高校音乐教育，必须毫不犹豫地将真实、美好、善良作为基本的指标之一，并自始至终贯彻落实之。反之，如果高等院校教育脱离了真善美的初衷，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低、俗、丑的尴尬境地不能自拔，即使采用再好的方法，具备再强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也无法达到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目标。因此，兰州市高校音乐教育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真善美。
目前，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状况虽取得了成就，但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在多元文化的指导下，兰州市高校音乐教育前景必然脱不出四点：其一、音乐教育将更加得到师生重视，其二、大众化趋势，其三、教学方法得以不断革新，其四、坚持真善美初衷不动摇。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项目类别：2013年研究生中央高校科研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
项目名称：多元文化视角下兰州市高等院校音乐教育发展现状与前景问题研究
项目编号：ycx13122
参考文献
[1] 宁彤. 论高等院校音乐教育的价值与途径[J]. 芒种，2013（12）
[2] 徐显辉. 对当前高等院校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J].艺术教育，2013（05）
[3] 张昕华. 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管窥[D]. 武汉音乐学院硕士论文，2013.
【摘要】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受相应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索的制约,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本文以我国流行音乐近30年的发展为线索,回顾了我国流行音乐30年的发展概况,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流行音乐发展历程问题
流行音乐(PopularMusic,简称PopMusic)起源于美国的爵士音乐,基于其广泛传唱、流行一时甚至流传后世的“流行性”传播特性,流行音乐亦可称之为“大众音乐”。流行音乐植根于大众生活的丰厚土壤之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历经30年发展,流行音乐的广泛传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程
流行音乐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音乐商品化、国际化,传播手段现代化、表现方式多元化的过程,对繁荣社会音乐生活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近观30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复苏开拓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的国策提出为触发,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引发了巨大变革。在音乐文化领域,从意识形态方面政治主导、高度一致下的革命歌曲一统天下,逐步发生了向抒情歌曲、娱乐性流行歌曲的转换。
在大陆,原创音乐方面,如施光南的《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王酩的《边赣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王立平的《太阳岛上》、《大海啊故乡》、《红楼梦》;谷建芬的《校园的早晨》、《年轻朋友来相会》。还有《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时代主流音乐。此外港台、欧美音乐也成为国内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邓丽君、山口百惠、刘文正、谭咏麟及披头士等,国内流行音乐文化市场空前活跃,流行音乐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2.高速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期,流行音乐文化市场逐步发展和繁荣。基于录音机、唱片(磁带)的快速普及,流行音乐个体化听赏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方式,以新兴的音像产业为核心,内地流行音乐市场不断拓展。同时,电视传媒迅速崛起,成为又一个覆盖面极广的传播媒介,电视歌手大赛出现美声、民族、通俗的专业分类,唱法的细划在一定程度上使流行音乐的文化地位得到认可和提升。在新兴艺术市场的需求方面,晚会歌曲、影视剧主题歌曲、唱片歌曲逐步成为推动流行音乐创作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国内原创作品呈现空前繁荣局面,流行音乐的创作与演唱人才聚集,影响较大的如“西北风”,代表性作品有《一无所有》、《信天游》、《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心愿》等。抒情流行歌曲如《我多想唱》、《我不想说》、《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摇滚音乐《一无所有》、《朋友》、《裸》等。
3.多元繁荣期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日益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互联网应用普及,数字化应用提速,音乐艺术传播途径更加快速便捷。在国内流行音乐领域,港台音乐、欧美流行文化的无障碍输入,使我国社会音乐生活面临新的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新特点。
首先是音乐需求的多元化。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音乐文化的社会需求量极剧扩大,多元化受众使流行音乐风格更加多元化,流行音乐品种更多,如“雷鬼”、“饶舌”、“嘻哈”等等。其次是音乐创作多元化。数字化电脑音乐制作技术的普及,电脑录音系统的家庭化都极大降低了流行音乐合成录音成本以及创作门槛,流行音乐的创作或生产者更加层出不穷,良莠不齐。再次是传播媒质多元化。除广播、电视、影视传媒、发行CD唱片等传统传播方式外,流行音乐具备了更多的传播载体,如MV制作发行、网络歌曲、彩铃、手机音乐等,特别是网络成为推动音乐传播强劲引擎,网络原创歌曲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成为近年来流行乐坛的一大亮点。
至此,流行歌曲创作的技术手段不再受传统方法或传统模式所制约,正探索性地走向一条自由创新发展的新路。这也必然刺激和促进了音乐创作的发展和繁荣,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受众的欣赏需求,使音乐更贴近人们生活,极大普及了流行音乐艺术。
二、国内流行音乐发展面临的问题
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流行音乐30年来的发展与倔起虽然生气勃勃,但也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凸显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行业发展的无序化状态依然存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国内流行音乐市场的无序状态依然存在,一些必要的行业规范、运行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完善,缺乏有效的法治,盗版现象普遍。其次,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依然薄弱。国内流行音乐创作深受港台影响,加之欧美强势文化的渗透影响,窃用与拷贝旋律或节奏的现象普遍,原创精神缺失,理论研究依然薄弱。再者,流行音乐创作人才依然缺乏。在网络传媒推动下流行音乐创作泛化,大多数网络歌手、网络词曲作者并不具备扎实的专业演唱技能和词曲创作基木功,加之制作设备简陋,在歌词、曲调以及音乐制作、录音合成上都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在内容上泛化和平面化,对音乐的艺术内涵缺乏进一步挖掘,有些作品甚至带有明显的低俗倾向,歌词粗俗、曲调怪异、脏话连篇。
关键词： 流行音乐 教化功能 异化
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流行音乐在现代社会里不可否认地成为最具有影响力、拥有最多欣赏者的音乐形式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其兴起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流行音乐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人们对流行音乐的广泛接受和喜爱使它在中国的音乐和文化领域中成功地占有了一席之地。
一、流行音乐的涵义和在中国的发展
1.流行音乐的涵义
流行音乐起源于西方社会，是西方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说的流行音乐一词是由英文“Popular Music”翻译过来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电脑与网络技术的成熟，流行音乐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产品的不断丰富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消费意识的觉醒。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精神娱乐的重要途径之一。
流行音乐具有这样一种文化属性：植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从都市群体中产生，不是强加于大众头上的音乐。它代表了大众群体的一种文化表述，反映了社会群体的观念形态和审美情趣。［1］
流行音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流行音乐与其它大众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日常生活具有了一种审美化的品格。人们的日常生活充塞着流行音乐，都市里随处可见的卡拉OK厅、KTV中心、商业演唱会等多种场所和方式，达到表达感情、释放能量、宣泄的目的，流行音乐就像一个巨大的造梦工厂。总之，在经济与效率占据绝对优势的今天，流行音乐与日常生活的联姻是当下的一大文化景观。日常生活很好地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最佳的滋长环境与依托，流行音乐也使我们的现代日常生活变得热火朝天，变得有声有色。
流行音乐也是审美现代性的产物，这种审美现代性是一种非理性的、反理性的乃至感性关怀的现代性。“无论理性趋于何种目标，它都必须从现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生活中的人都是各不相同的，人的感性是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中弥漫着感性的光辉”。［2］从这种意义上说，流行音乐行使着一种审美解放的权力。
2.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
与西方流行音乐相比，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历史相对来说非常短。解放后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受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流行音乐被斥为“靡靡之音”，作为一种“小资情调”发展和传播于大中城市一些特殊人群中间。再加上“”长达十年对文化的禁锢和束缚，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消失长达近30年之久。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媒体听到更多风格迥异的流行音乐。台湾、香港和欧美流行音乐先后传入中国大陆，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广为传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普通老百姓的音乐审美情趣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非政治性的港台抒情歌曲以其全新的感情表达方式很快俘虏了广大老百姓的心。音乐不再仅仅是政治性的社会教化的工具，这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注重个体情感的释放，是人们对生活充满热爱和激情、期待美好未来的真实写照。流行音乐成为了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流行音乐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一种被称为“新民乐”的音乐形式以创新的风格特点完美地体现了东西方文化在音乐上的碰撞和融合。它将流行音乐这一源于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民族化的同时，又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新民乐’通俗性的特点积极地复苏和弘扬了中国民族音乐，使从改革开放以来就陷入生存困境的民族音乐有了更多、更年轻的听众。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互抵触和矛盾性”。［3］它的出现使中国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都有了更好的发展远景，是中国音乐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变革。
二、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论析
所谓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是指流行音乐对人的内心世界、思想情操、道德品质、人格魅力等精神素质方面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4］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音乐艺术的教化作用，将音乐视为教化的有力工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音乐有潜移默化和美化心灵的作用，并且主张儿童学习音乐。大儒学家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音乐的广为流行和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在当今社会下，音乐的这种教化功能更得到进一步发展。
1.较高的美学价值
当代中国的流行音乐具有浓厚的美学价值和独有的特征。流行音乐的音乐语言新颖流畅、轻松活泼，旋律节奏明快、优美舒畅，表达方式平白直叙、通俗易懂，加上演唱中它特殊的光电和舞台效果，可以使欣赏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得到感官的享受，特别易于引起广大青年大学生的亢奋和认同，增强音乐欣赏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音乐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精神等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渐转化为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在歌曲的传唱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感化人和教育人。当《我的中国心》的旋律响起时，一种对祖国的眷恋和思念、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瞬间激发了。《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再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美好伦理道德，让人在一种“仁”“爱”之中受到教育和感化。对当代大学生而言，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不但迎合了青年学生的心理要求，而且伴随着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欧美、拉丁、日韩一些流行音乐跨国传播大大丰富了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视野和比较鉴别能力。
2.人格的健全和素质的提高
在音乐欣赏的活动过程中，欣赏者通过对音乐的聆听，获得美的享受、精神的愉悦和理性的满足。这是一个体验美的过程，更是一个心灵静化的过程。欣赏者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情操和品格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同时人格在不断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和塑造。比如周华健的《朋友》一曲唱出了我们对友谊的理解和渴求，每每听到禁不住附和唱起，这就是音乐欣赏的心理内化作用。通过对健康的流行音乐的欣赏，欣赏者在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和人生观等个性化方面都得到升华和发展。
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提高人的素质问题。报告提出要通过发展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全面深刻，意义深远。提高人的素质是一项综合工程，发挥流行音乐的这种教化功能，也是提高个人和群体全面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说，当今的中国大地到处都在演唱着流行音乐，只要有音乐播放的地方就会有流行音乐的传播，流行音乐几乎达到了泛音乐化的状态。作为受者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对音乐的热爱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被激发。比如通过卡拉0K演唱形式丰富对音乐的表现力，学习电钢琴、电子琴、吉他、电吉他、电贝司、萨克斯等现代乐器弥补音乐艺术素质的不足，提升个人的音乐修养。在当今泛音乐化的状态的社会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对流行音乐的熏陶也塑造着当代人的素质。
三、流行音乐教化功能的异化
流行音乐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适宜的文化环境，文化工业与文化市场的异军突起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市场经济大环境下，不断进步的电脑与网络技术则为流行音乐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平台。由此使得流行音乐很快成为一种时代的必需品。流行音乐是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文化工业进程的阶段性标志之一。流行音乐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虽然有适应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但是今天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高度商业性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对社会、对人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一面，出现功能的异化。这是由流行音乐文化功能所具有的双重性决定的。“当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一致时，它就会发挥出积极的文化功能。当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冲突、互相背离时，就会产生功能的异化”。［5］
当今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高度商业性的文化，为更多人带来了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经济效益日渐成为判定流行音乐好坏与否的唯一标准。“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社会现实使得大量具有一定音乐资质或者是不具备这种资质的人加入到流行音乐的表演、创作、传播队伍之中，导致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借助当今发达的包装手段和媒介的作用，使得大批并不具备在流行音乐领域发展资质的人挤占了有限的流行音乐行业发展的文化空间，加重了流行音乐资源浪费的倾向。“有专业人士保守统计，在今天的音乐商品化进程中，我国平均每年的歌曲生产量是10万首以上”。［6］虽然这是一个并不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今整个歌曲创作上的“泛滥”。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下流行音乐“一统天下”的势头对于严肃音乐、传统音乐的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阻碍。这种冲击和阻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人才的流失。大批出自专业音乐学院、受到过良好专业音乐教育的人才投身流行音乐创作、演唱队伍之中。专业人才的加入对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同时，客观上必然会对严肃音乐、传统音乐的发展造成障碍。二是严肃音乐、传统音乐审美能力、审美注意力的倒退。由于流行音乐创作周期远远低于严肃音乐的创作周期，其作为强大的市场力量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客观上形成对严肃音乐、传统音乐“排挤”的局面。这种局面过度发展的话极有可能形成“单向度”的社会审美倾向，导致社会群体对严肃音乐、传统音乐审美能力、审美注意力的倒退。
作为大众文化之一，流行音乐是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文化工业进程的阶段性标志之一。我们在肯定其教化功能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负面效应，扬长避短，大大提升流行音乐的审美品质，弱化或消除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之异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谷勇.流行音乐的社会文化属性［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2］蔡春.美育与感性开掘［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0.
［3］叶婷.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价值［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4］张浩.刍议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及其异化［J］.中国音乐学，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