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27 00:48:0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家文化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早在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演，强调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2］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公安文化建设，经过全国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公安民警的积极创作与辛勤奉献，公安文化不仅成绩显著，而且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并且以“万家灯火平安夜———公安部春节文艺晚会”作为新春盛开的公安文化之花，形成了公安文化的最亮品牌，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公安文化一年一个进步、一年一个水平、一年一个收获的可喜状态，在全国乃至世界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取得了良好效果。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化要繁荣，就必然要求不断进行机制、体制、管理、内容、形式和手法的创新，来适应人们对日益发展的物质、精神、文化的需要。公安文化理论也是如此。只有适应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文化需求，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以文化的内容、方式和效果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工作的大局，为公安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创作指导，我们的公安文化才能充满活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与公安文化软实力
(一)公安文化理论
公安文化理论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结构清晰、指导性强的文化理论，它是人民公安事业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理论财富，是公安工作、公安实战和公安文化的一种理论形态。公安文化理论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长期执法为民、治安维稳、服务社会与人民的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对公安文化的理论概括，是一种源于公安文化实践又能指导公安文化创作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是以理论思维、理论分析、理论研究和理论概括的方式，对公安文化创造的一种理论性把握，也是对公安文化本质与规律的一种理论性探寻和理论性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从简单到丰富、从稚拙到成熟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公安工作和公安文化实践与创造的情形，也是一部承载了中国公安文化发展历史的理性记录。从迄今公安文化理论研究的实际成果看，其理论形态和结构主要有:“公安文化本体论”、“公安文化结构论”、“公安文化功能论”、“公安文化形态论”、“公安文化关系论”、“公安文化发展论”、“公安文化创作论”、“公安文化风格论”、“公安文化建设论”等，构成了公安文化理论的完整形态。［3］
(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
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既是时代的召唤和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文化理论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内容的创新:从张兆端教授所著的《警察文化学》(第三版)中的“公安文化关系的理论”、“公安文化建设的理论”、“公安文化传播的理论”等篇章看，都是具有新的公安特色、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媒体性生活的公安文化理论内容。除此而外，贴近时代、贴近实战，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服务社会和谐、满足人民新期待的“文化育警”、“公安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等内容，也是新时期以来公安文化理论的崭新内容。
二是形式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圈在行业里，只是重视公安工作实际的经验和做法，只是关注眼前的文化工作建设和警营文化活动的指导与操作。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随着公安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随着学习型公安机关和文化型公安队伍的建设，全警机关、文化和教育部门逐渐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建构，注重公安文化创新实践的总结，注重公安文化经验的理论提炼，注重公安文化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创新性。从张兆端教授的《警察文化学》第一版(1997年6月)到第三版(2010年9月)的13年间，可以充分地、清晰地看到这种公安文化理论的特色、理论的发展成就。实际上，从近几年公开出版发行的有关公安文化的论著和论文中，也可以看出公安文化理论所体现出的公安特色和时代特征，以服务创新社会管理、以服务治安维稳实践、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以服务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公安文化，结合了当今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兼容了信息化、网络化、娱乐化的大众传媒形式与成果，全面创新了公安文化理论，从形式上日益为广大公安民警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有许多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所写的大量反映公安工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罚犯罪、服务社会以及长期辛苦工作感受的网络博客，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很高评价。
三是机制的创新:各地公安机关和各级公安领导都把公安文化建设、公安文化理论提炼和实践总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列入公安整体工作来规划、来组织、来实施。各级公安机关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和便利条件，公安文化建设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民警积极参与、警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公安文化理论日渐成熟的格局。很多公安机关制定出符合各级公安机关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广大公安民警也都有各自的文化发展目标和文化参与的热情度与积极性，这种公安文化的自觉状态和公安文化理论的日渐成熟，既有利于弘扬本地区、本机关、本警种优良的公安文化传统，也有利于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文化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此来不断丰富、充实和发展公安文化理论。
四是手法的创新: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吸取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理论的表现力。在表现手段的现代性、表现方法的多样性、表现风格的丰富性和表现效果的优良性等方面也都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与新的特点，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纸质与网络、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理论多元的新情态。手法、数量和质量都有大的发展、大的提高。近些年，公安部党委组织“公安文化基层行”，是推动全国公安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所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三年多时间里，公安文艺小分队赴全国31个省演出218场，观众达60余万人。对公安文化创作、公安文化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繁荣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公安文化理论在不断创新中提升，在不断完善中成熟，丰富和指导着公安文化的不断创造与进步。
(三)公安文化软实力
我们所说的公安文化软实力，就是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公安工作的实践中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以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态度和自己的警容、举止、风范、语言、礼仪等综合的警察文化素养所展现的一种为社会全体成员所认可、所赞扬、所学习的感人力量、威慑力量。2008年《公安研究》第5期刊登了周浩然、吴杰飞写的《提升公安机关软实力问题初探》，在文中作者将公安文化软实力概括为五种:即素质力、亲和力、文化力、凝聚力、科技力。
有新意，有观点，有指导性。2008年《公安研究》第9期发表了柳汉男写的《关于提高公安机关软实力的思考》的文章，该论文从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公安机关软实力做了操作层面的深入研究与论述，理论结合实际，文化结合实战，有很强的实践特性和指导意义。在以后的各种公安文化建设的论文中，也都有公安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内容。但少有揭示和阐述公安文化理论与软实力关系方面的文章。人类文化所具有的这种柔软的力量(softpower)，已经被大家所共知，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英国二战时期的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而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国古人将文化的力量极简洁地概括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公安文化软实力是公安工作潜在的、隐显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它与公安物质装备力量相结合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公安实力和公安战斗力。这种源发于公安文化系统中的制度性、组织性和公安干警所具有的精神性、思想性、道德性、文化性、艺术性以及他们独特的精神品质、精神个性、精神风采的软实力，当与公安组织管理的目标和任务相结合，与公安的物质装备相结合时，就会形成一种驱动强劲、战效明显、持久而无声的新型警力，一种代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公安生产力。公安文化软实力与公安硬实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理解它们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还不能简单地将其看做是两者相加、两者之和的关系，其中的软实力是发挥着倍数功效的实力因子。在公安实战和公安队伍建设中，它们各自都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功能效率，若认识到位、组织管理到位、培训服务到位、激励引导到位，就可以整合为成本低廉、方便耐用、功效巨大、释放持久的公安战斗力。
二、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对深化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以正确的、创新的、富有时代特征和公安特色的公安文化理论来指导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可以取得新的突破与新的成果。而公安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也可为公安文化理论创新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经验，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进一步充实到公安文化理论建设与理论发展之中，为公安文化理论提供新的内容。它们相互结合、共同促进，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服务。
(一)二者是什么关系
公安文化理论创新与公安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是一种指导、促进、互补和互有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在公安事业和公安文化大树上所接下的两个硕果，它们是对公安文化这棵大树根与枝的回馈，也是对公安文化这颗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是同质相连的关系，又有各异不同的特色和优势。
(二)二者关系怎样
创新了的公安文化理论适应了新时期、新环境和新任务下的公安文化的发展需要，是一种新的公安文化的理论总结，揭示了公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征，能够更加有效地指导公安文化和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而提升公安文化软实力研究作为公安文化理论新的课题、新的成果，也必将丰富公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内容，在公安文化创新理论的指导下会不断发展和不断提升。
(三)二者作用怎样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在细节中。”用曲折的剧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画面迷倒入，用婉约的音乐打动人，在文化共通中营造亲和氛围，在文化差异中展示独特风情，韩剧就是通过对其中一个个细节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对中国观众的一次又一次征服。无论是历史剧还是现代生活剧，当代韩国影视在电影电视剧题材选题和内容情节中面向生活与现实的个人化形态上，都体现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其独特的文化策略与文化战略方式是文化市场化运作的独特显现。韩剧注重在触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细节中，充分挖掘通俗琐事的表意潜力，在细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观呈现、主观营造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借以倡导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阐发和张扬。可以将韩剧的文化价值概括为：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倡导现代观念而又尊重传统、看重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呼唤现代人的沟通理解。
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人们的审美情趣呈现出求新、怀旧两种发展趋向，求新可以使人获得新奇的体验和刺激，怀旧可以勾起人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优秀的家具设计应将求新和怀旧结合起来，使家具设计既不失现代风格，又拥有传统文化气息。
(一)传统文化思想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源于先秦儒道思想以及禅宗思想，是一种原始质朴、整体性的混沌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阴阳平衡、以和为贵、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比如，太极图就很好诠释了中华民族注重整体、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可以将道法自然、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以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形写神等审美理念融入家具设计之中，比如，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为指导，创造结构严谨、稳重大方、整齐匀称的设计风格;以自然无为、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为指导，实现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有机结合;以“随缘”、“圆满”、“超脱”等释家思想为指导，设计出有着空灵、虚静、圆相之美的家具作品。［2］
(二)传统材质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材质是家具设计的物质载体，也是传递设计理念、展现设计风格的重要方式。现代家具设计中，设计师多用塑料、金属、玻璃、海绵、皮革等材质表达设计理念，比如，用金属传递一种现代质感，用玻璃创造一种优雅迷离的感觉，用塑料创造一种轻巧纯净的感觉。其实，在现代家具设计中，也可以通过传统材质表现家具蕴含的文化精神，用环保、简洁的原生态材料进行设计，创造亲切、自然的审美情感。比如，用色泽明亮、橙黄的黄花梨木表达简洁明快、质朴自然的文人气息，用色调深沉、色性偏冷的紫檀木表达富丽堂皇、庄重大气的皇家气派;用紫檀木、鸡翅木、铁力木等材质坚硬、纹理华美、色泽深沉的木材，创造“虽为人作，宛如天成”的意境。［3］
(三)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运用
传统装饰图案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意义，表达了劳动人民祈求平安、富贵、健康、幸福的美好愿望。比如，牡丹象征了“年年富贵”，鸳鸯象征了“白头偕老”，鱼象征了“年年有余”。因而，可以将构图、纹样、文字等传统图案运用于现代家具设计之中，也可以用夔龙纹、宝相花、祥禽瑞兽、朱雀玄武、云龙纹等装饰性图案对椅背、桌面等进行装饰，创造有着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家具作品。［4］例如，库卡波罗从中国剪纸文化中获得灵感，设计出了有着龙图案的中国龙椅，有着浓重的东方文化韵味。设计师李舰的《鼎椅》就借鉴了“鼎”的造型符号，使椅子不仅简约大方，还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美国设计师鲍尔•弗兰克设计餐椅时，就借鉴了中国传统纹样“回纹”，巧妙地表达了虚实相生、阴阳平衡的道家文化思想。
(四)传统装饰色彩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的民间用色风格，以大红、大黄、深绿等明艳的色彩为主色调，突出喜庆、吉祥、热闹的气氛。传统家具设计主张用原木材的天然色泽，对黄花梨、紫檀木、酸枝木等木材进行抛光打蜡，创造一种天然华美、深厚含蓄的艺术风格。在现代家具设计中，可以借鉴传统家具设计的用色风格，通过色彩表达文化内涵和情感意蕴。比如，Edra公司运用水墨画色彩进行家具设计，将桌子的桌面设计成为荷叶形状，两个椅脚设计成叶柄的茎状，表达让品性高洁、内通外直的君子之意。［6］
二、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通过跨文化营销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在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来适应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那么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营销有哪些影响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观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比如，在欧美国家，人们强调努力工作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也强调努力娱乐享受生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崇尚竞争，将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文化中，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东南亚及印度等国家，与欧美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人们都持有节欲的态度，与追求财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背道而驰。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的差异性。
1.2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影响人们的工作观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在其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对待成就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并且，对待成就的态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执行情况的主要因素，即那些怀有成就感越高的国家，其经济执行情况也越出色。价值观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去刺激当地员工来提高营销的效率。比如，在日本，树立工作和成就方面的荣辱感可以有效激励日本员工。在欧美国家，人们则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和更富挑战性的工作。
1.3对待变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对待变革的态度主要有两种：求稳取向和求变取向。比如，在儒家几千年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态度就是求稳的。人们习惯处于“相安无事”“、知足常乐”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一旦接受了稳定的观念，就会习惯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感到心里没底。如果稳定受到影响，人们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英国也是比较注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在变革的取向上也是追求稳定。相反，美国是一个较年轻的、移民的国家，没有什么传统可依附，也没有形成较强的传统观念，比较崇尚新奇，容易接受变革。
1.4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选择观
对待时间和风险的态度也会因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首先来说一下时间。每种文化对时间的观念和严格守时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这也往往是跨文化营销容易失败的原因之一。比如，美国人对待时间的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对严格守时的要求也很高。而在中东一些国家，一个拜访者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可能与谈判对方相见，或在签订合同之前也要拖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拉美一些国家，人们的守时观念是比较差的。所以，在进行跨文化营销的过程中，营销者必须了解当地人对待时间态度的差异。对于时间意识强的社会文化中，可以开发节省时间的产品，比如快餐、速冻食品等，这些产品虽然价格较高，但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指导下，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还是会购买这些产品的。相反，在一些时间观念不强的国家里，人们往往在购物和选择商品时不惜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价还价，这些可以节省时间的产品可能就不太受欢迎。对待风险的态度也缘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人们决定是否购买和购买何种品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对待风险的态度影响的。另外，不同的消费者对待风险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企业在进行跨文化营销时应该制定相应的策略。
2营销启示
2.1了解并适应跨文化营销中的价值观差异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价值观的差异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而文化的差异又导致各地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消费行为千差万别，跨文化营销中很多误解和厌恶常常是因为对这些差异的忽视而导致的，这给跨文化营销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跨文化营销者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文化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性。这种适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把文化价值看作是不变的。跨文化营销中要适应东道国目标市场文化价值观的固有特征。在静态适应中，最容易发生错误的是采用自我参照标准。因为，跨文化营销者在进入他国市场之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但这些都是本国文化和自己生活经验的产物。面对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营销者容易以本文化的价值观、态度、经验去理解、批判和决策。这就是自我参照标准。自我参照标准妨碍了对东道国目标市场的真实评价，在自我参照标准下制定的跨文化营销策略也必然会失败。除了要认识到文化价值观的静态性之外，还要注意到各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性。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文化变革的结果。社会文化的变化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本身的发展；二是文化借鉴的结果。在动态适应中，营销者要特别注意文化借鉴。社会文化借鉴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化，有利于克服文化价值观背景的差异，加快社会文化群体对新产品的接纳。
2.2有效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实施本土化策略
关键词： 李白文化的由来 内容 现代价值
一、李白文化的由来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诗歌一千多年来盛传不衰，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堪称第一。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赞曾说：李白“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
一千多年来，李白其人其诗历久不衰的影响，已大大超过了文学诗歌的范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有的文化现象，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应不应当称为李白文化？或者说，一个人的影响能否构成一个文化单元？以个人命名一种文化是否妥当？笔者认为，文化有集群性、广泛性的特点，但文化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创造的，当某个人创造或者说参与创造某种文化，而这个具体的人又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这种文化以这个具体的人命名又有何不可呢？何念龙先生说得好：从李白所处的盛唐时代开始，与李白其人其诗相关的历代故事传说，甚至直到今天有关李白的文艺作品（如小说、电视剧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内容十分广阔、历史异常悠久的文化景观。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这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极为奇特的个案。从生时的无比辉煌和轰动效应，到死后广泛、巨大久远的影响，再加上历代文人和普通民众不停地对李白予以接受、阐释、传播，特别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美学理想对李白加以改塑、再创……所有这些，就传播地区之广泛、传播层面之多样性、传播内涵之再创性而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有哪一位文学家能与之相比较？何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影响之广泛和久远，的确是无人可比的特例。”
二、李白文化的内容
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他的生平、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他创作的诗歌，是李白文化的原生体。李白在世时已经闻名全国，他的诗歌在全国各地传唱。李白去世后的千余年，其诗歌愈传愈广，人们在崇敬李白、接受李白、传播李白、研究李白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李白生平事迹及其诗歌进行研究的各种著作，宣传李白及其诗歌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还形成了崇敬李白的民俗文化，这些可总称为李白文化。按文化结构来说，李白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物质文化
能用视觉和听觉感知到的物质实体，指在李白的遗迹游踪所及之地的纪念李白的祠堂、庙宇、雕塑及其传说、戏剧等。李白一生漫游全国各地，留下了大量的遗迹游踪，人民出于对李白的崇敬和怀念，在这些地方建祠、立庙，供李白塑像，挂李白画像，传说李白的故事，上演李白的戏剧；文人墨客前来凭吊，又留下怀念李白的诗文。经千余年来的积淀，形成了若干李白文化景观。
（二）行为文化
民众为表达对李白的崇敬之情，每年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祀李白的典礼和热闹的庙会。据马鞍山市的地方志记载：每年清明节有上万民众到当涂青山李白墓祭祀、扫墓。南宋绍兴年间，郡守赵松年规定每年清明节前一天为李白墓的扫墓日，此后当地士庶前往李白墓祭祀扫墓成为习惯性的民俗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在李白故里江油和李白的终老之地马鞍山，多次举行国际李白吟诗节、李白文化节，恢复了李白祭祀典礼和群众性的纪念李白的诗歌吟唱会。
（三）精神文化
李白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崇敬，产生李白文化现象，是因为他光辉而传奇的生平事迹，特别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精神感动了人们。究竟李白精神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应有以下几点：（1）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深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国家统一富强，“寰宇大定，海县清一”，国泰民安。为“安社樱，济苍生”的宏伟抱负而积极进取，奋斗终身；（2）人本主义精神，以人为本，关心民众疾苦，任侠好义，扶危济困；（3）刚正不阿，敢于蔑视权贵，笑傲王侯，同腐败黑暗势力抗争；（4）热爱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5）热爱大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6）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善于博采众长，创新独具特色的作品。
李白精神是李白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或者说是高层次的不可直接感知的抽象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李白文化的本质部分。李白文化的物质层面与行为层面是李白文化的现象。
三、李白文化的现代价值
李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提倡诵读李白诗歌，学白精神，弘扬李白文化，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有重要意义。李白写了许多关心祖国命运、渴望为国效力的诗篇。他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李白诗歌中充满人本主义精神，关心民众疾苦，歌颂普通劳动者的勤劳、质朴、好客等优秀品质，如《宿五松山下荀娠家》、《秋浦歌》、《越女词》、《赠汪伦》等，表达了对普通民众深厚的情感。李白视富贵如浮云，任侠好义，扶危济困，同情和支持弱者，而对于祸国殃民的腐败黑暗势力敢于蔑视，并与之抗争，表现了李白的铮铮铁骨。
李白的崇高品质和浩然正气当然是我们今天必须提倡的。2006年春，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将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其中头两条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李白的爱国爱民精神，正是中华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继承并发扬之。总之，我们的时代需要李白精神。
经千余年的积淀而形成的李白文化，不仅仅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也能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李白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与行为文化，即李白的遗迹游踪及与之相关的诗歌、传说，纪念李白的民俗活动都是旅游资源，对旅游者都有吸引力，可以作为旅游者游览、观光、参与、考察研究的对象。李白文化中的最高层次――精神文化则是“李白文化之旅”的灵魂，使旅游者通过李白文化之旅感受李白精神，眼界得以开阔，情操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李白从小热爱大自然，崇尚大自然，酷爱旅游。他不仅是伟大的诗人，更是出色的旅行家，自述“一生好人名山游”，“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一边读书写诗，一边旅游，走遍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都是自然风光很美的地方，有些地方还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美丽的传说。这些本来就很美的地方，经过他那如椽之笔的描绘点染，再加上神奇的传说，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因此，李白文化旅游资源既是高品位人文旅游资源，也是令人陶醉的自然旅游资源，具有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高度融合的特点。
四、结语
人类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凡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李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李白文化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有重大的作用和功能，而且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蒋志.李白与民俗文化，《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黄山书社.
一、中和节制的人生态度
与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的自由发展不同，中国儒家文化更加强调群体的和谐生活，追求节制、中和、雅正的美，同样追求节制、内敛、贞固的人生。在儒家的世界观体系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因和谐而共生，“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宇宙间的各种声音因和谐而悦耳，“宫商集比，声音克谐”，只有“克谐”之音才能够达到“至和”的完美境界；生存于其中的人类，亦应该效法天地万物，和谐地共同过着群体生活。如此一来，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生存，就要相应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了：“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如果个人不加节制地恣情极欲，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他人的生活。一个“知”字，表明这是人们心目中不容怀疑的观念认识。于是从维护和谐群体的共同利益出发，要求个体对自身的情感抒发和欲望追求加以限制，并且将这种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自我节制始终如一地加以保持，“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即使变起仓促，即使乱世流离，也要始终保持固有的平和温润的品格。这就是中国儒生人格塑造的理想，是儒家中庸之道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这种中和节制的人生，需要社会的行为规范加以固持和引导，于是“可奉之礼”与“可导之乐”就被用来从外部约束和内省修养两个方面维系中国士人的生存模式。“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这段话描述的就是中国士人的生存范式。试想一位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的君子，外表谦和安宁，仪态端方，不骄不躁；内心明晓进退，持中守节，贞固不移，这样成长起来的从善修身的士人，对邦国家族而言都是栋梁之才。标榜典范若此，则向慕效法者众多，士人的人生观念渐有定式，朝野家邦可以长治久安，温厚朴质的民风滋养亦有所成就。由此可见，绵延千载的礼乐教化不仅成功地促进了君子人格的培育和社会风俗的移易，也促进了平和节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温雅礼让的君子人格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士人温润中和的审美理想。即使他们曾经聆听过典范的韶武雅乐和时尚的郑卫之音，了解了音乐具有或激昂、或低徊、或跳跃、或缠绵，以至于变化无穷的旋律节奏，但仍然坚持地甚至没有前提地认为，“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他们认识到世间的声响为物态所激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但其根本体象却在于平和雅正，如同那些节拍舒缓、端庄有度的四言诗一般。虽然在何为“体”、何为“变”的执念上颇有武断之嫌，但这并不妨碍儒者对于中和之美的景仰之情，因为这是最符合中国士人审美习惯和审美期待的艺术状态，可以给他们带来审美体验和道德体验相统一的审美感受。这种“尽善”方能“尽美”的审美理想，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于艺术美的观念认识，也包含着他们对于建立在道德完善基础上的完美人生境界和社会境界的向往。
二、推类辨物的研究方法
了解园林绿化工程的造价特点是控制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的前提条件，只有掌握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控制的这一工作特殊性，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园林工程的造价进行有效控制。影响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控制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工程地域这一因素对园林绿化工程的影响很大。性质相同但位置不同的园林绿化工程在造价上可以有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差别，比如市区的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就远高于地处郊区的园林工程，而社区的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又远远低于公共绿地的工程造价。这是因为园林绿化工程前期的征地和动迁费不同，园林绿化工程征地和动迁费是造价上很大一笔经费开支。其次，设计师的设计意图与业主意向会直接影响园林绿化工程的造价。园林绿化工程在表现形式上丰富多样，而人们对于工程好坏的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因而导致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控制上存在很大弹性，又因为业主与设计师是根据园林绿化工程造价一定比例来提取设计取费的，因此设计单位会尽可能提升工程造价。第三，苗木费是园林绿化工程造价中开支最庞大的一笔费用。而中国近几年来，苗木的市场价有了很大变动，尤其是大树苗被引入的情况下，致使人们无法准确把握苗木市场价变动规律，大大提高了对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的控制难度。第四，因为园林绿化工程内容复杂多样，致使园林绿化工程规模扩大，且与土木、市政和建筑等专业相互合作的情况不断增加。然而在定额计价形式结算项目之时，原本计价规范不相同的工程出现定额错套或者定额高套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对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的控制。第五，园林绿化工程需要定期投入资金进行养护。一般情况下，计算园林绿化工程养护的费用需要根据栽植期养护、成活率期养护和日常管理养护三个时间段来进行。
2园林绿化工程的造价控制策略
2.1园林绿化工程前期造价控制策略
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控制的关键在工程前期，即对工程进行设计和决策的阶段，决定着整个工程的造价控制。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估价在工程预算中十分重要，因为估价一旦经过批准，就会限制后期工程中超额预算现象。我们应该按照园林绿化工程特点，全面而准确的收集工程造价预算的相关数据来进行编制造价预算，在综合性考虑的基础上，并纳入工程的水土气候特点、动迁问题等，将工程造价设定在一个合理数值上。因为前期设计和预算工程造价十分重要，所以必须提高其精确度。首先要看工程的设计方案合理与否，其次要看设计质量是否良好，最后，必须重视园林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性强的园林工程包含许多子项目如绿化、亭台、水景、假山、供电照明、楼阁等等，其中任何一个细节误差都会影响工程施工，造成资金浪费等后果，最后导致工程造价提高。因为园林绿化工程包含项目多，容易出现细节误差导致设计更改，因此可以对工程采用限额设计法，在保证工程子项目原有的使用功能上不受破坏基础上，在设计造价预算时可以对子项目进行预算分配，确保工程的总体造价控制在预算之内。因为限制了工程造价，设计师就会依靠创新技术和更强的经济意识主动控制工程造价。招标投标制是控制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和投资并获取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造价控制措施。但在采用这一项措施时要注意招标文件对工程造价计价方式、取费等应该有明确的规定，且招标活动必须公开公正、文件合同要具有逻辑性和可操作性，编制工程量清单要遵守科学、客观、合理等原则。最后，对施工图预算进行精心编制，也可准确定位工程造价。施工方为了达到控制工程成本的目的，会对工程预算定额进行合理科学的编制，从而有效控制园林绿化工程造价。
2.2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策略
在园林工程施工阶段控制工程造价有以下几项需重视：其一，控制工程材料用量并合理预算材料价格。材料价格在工程造价中所占比重很大，在园林绿化工程中会占整个工程造价投资中的70%以上，是控制工程造价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因此在选购材料时必须依照合同中的用量要求，以免浪费。在与材料提供方制定购买计划时选择最佳方案并加强监督选购过程，严格控制材料价格。其二，工程设计不够精细、材料与设计要求不符等因素通常会变更施工计划，从而提高工程造价。因此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必须严格施工计划的变更程序，不能轻易扩大园林工程规模或者提高其工程标准，可指定“分级控制、限额签订”制度将工程造价控制在前期预算内。其三，建设单位必须加强管理施工现场，确保施工方按照图纸施工，对于必要的施工变更，现场派驻管理人员要随时掌握情况，做到“算账在前，花钱在后”，并督促施工方做好各项记录比如其拿证工作或者隐蔽的工程记录等，避免结算时发生扯皮现象。
2.3园林绿化工程结算阶段造价控制策略
在园林绿化工程竣工结算时，审核人员必须严格把关，按照合同办事，控制好工程预算之外的经费，核减没有完成图纸要求的工作量和违规的施工签证的费用，一律减去风险费或者违约等风险费。在计量审核工程费用时，要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结合对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的分析，按照施工承包的合同要求进行核算，并依据规则对施工时出现的现场签证、变更设计进行审核并计算费用。同时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园林工程造价的规定，对于施工报表中出现的工程追加、隐蔽工程验收、签证等进行反复核查，有效控制园林工程造价。
3结语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质的规律正是创造汉字的参照系，是其师法的对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为系统的参照系所创造的汉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现精神世界，“以类万物之情”——表现物质世界，所以带有多学科意义的价值。作为文字，汉字首先也是为了交际的实用，但它是特殊参照系下的产物，汉字创造还兼顾识读理解功能。因而汉字体现了直观可辨，形、音、义有机结合，与对象同步进化的动态性原则。因其“象形”，所以其义显得直观，又因为以“形”为基础进行有规律的逻辑组合，其义便“可辨”。不少汉字可因形见义，望文生义、依字辨义。这一原则大大缩短了汉字与识读者的距离。汉字的识读过程完全成为有意识记的智力主动参与的过程。字符可对大脑产生有机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纯符号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识读、理解和记忆。
汉字音、形、义有机结合的原则，使每个汉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它们以“形”为内核，以“义”为灵魂，以“音”为外壳，有机地构成一个信息码，这种以三维价值观界定的对象，使其交际功能更具精确性、客观现实性。音为形设，形因义存的独特个性又使汉字的认读理解带来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义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约定俗成纽结在一起。其识记过程是机械的记忆过程。给大脑刺激的信息强度类似于电话号码式的缺乏主动性和深度。
汉字的象形，不但象具体之形，还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绘再现对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对象一起处于不断进化的生命律动之中。无论是时间的迁移、空间的变化，还是形状的异构，外力的干扰或是思想的革命，总有某一具体表现形式或抽象可变的本质特征的显现，汉字依此来概括描画对象。如果说艺术是永恒的，以象形为主色的汉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现代的“艺术标准”来看，汉字几乎可作为完全意义的艺术品。每个汉字都包含着造字主体（可能是一时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数代的多人）对对象（客体）全方位的文化意义的最优化把握。即是说，认识对象并形象或本质地描绘对象时，凝结了主体的意识能量、认识水平、思维能力、思想观念、世界观、审美观、文化程度、品质修为以及当时背景下的整个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对主体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文化的各个学科体系对主体的综合作用都烙印在每个汉字之中，从这个角度说，每个汉字都是广义的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蕴涵着文字史后的文明进化的韵律。
（二）造字法与思维科学
汉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核心是象形。这种造字方法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是系统思维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
象形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图画般描绘对象，但由于赋予字音，旨在交际，其“义”要求从“形”中明示，使它从“画”中分离出来。画以表意，其义尚隐，字以表义，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汉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线条来勾勒。不少人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低级幼稚的文字，因而对汉字提出各种非难，甚至要用拼音文字来取代它。其理论的逻辑依据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汉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谓“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汉字在漫长的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且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风姿呈现出来。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交换，是一种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义上的最早文字系统——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发达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尽管同期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象形字，但只是个体的，非系统的巧合。所以它们最终成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为具有活力的系统而且和当时的具有多维价值意义的文化同构，渗入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所以它并非低级文字。其实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汉字已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准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统的诞生来界定社会文明和人类智慧，认为史前是低级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级的。对拼音文字来说，其本身无法译解被创造前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主体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质变中，割断了译解文明进化的链条。只有汉字才是译解这些奥秘的全息码。通过细致的剖析，汉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儿童式的涂鸦，而是对“天”、“地”、“人”三才如实的、系统的、典型的描摹。经过了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认识过程。并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修正，使之进一步准确化、符号化、目的化。这是一种复杂的意识活动过程。
其次，寓“义”于“形”。形为义设，义依形存。无义则形同虚设，无形则义无以生。形与义之间以直观对应的线性逻辑来贯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画一物指一物，观其形可知其义。可分为三类：一是个别特征称代，用“窥斑见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义。（附图略）法来描绘，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表现其义。形与义更带外在强迫性的信息运载特点。
再次，以“形”、“义”、“音”称代事物是系统定义法的表现。“音”是一维的，“音”与“义”有机结合是二维认识，“形”与“义”与“音”三者辨证相因界定对象是三维（多维）的系统认识论，是智慧高度结晶的产物。
指事一法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5］通过直观辨识就知其义。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视而可读，察而见音”。其义得自机械的记忆。指事字逻辑上是以象形为基础的，离开“形”、“事”无从指起，是在形的基础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较强，比较直观，从字形本身的特点可大致推知其义。是以形似为基础，神会为创造的具体的抽象符。通过这种辩证思维，得到三类指事字：一类是在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增加一个指示符——正补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参照符上删除部分符号——负补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参照符的方向改变——零补充符。但无论指事字的创造经历了多复杂的思维活动，仍然是源于形象，回归形象，以形象思维为主色的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创造系统。显示了系统思维的第二个层面——初级中介层面的特征。具体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种既非原象形字义，又非指示符本身含义的新义。这类字在“形”与“义”之间用曲折勾连的线性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昭示字义。
会意是“比类合宜，以见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为基础，由两个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构成。其义有一定直观性，可审字知义，望文生义。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参照符形之上进行指称，而是多符多形间的结合。它虽以形为缘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义。如果说象形字多数是单独名物的“画”，指事字是因义设标的“象意”之“符”，会意字便是“有情节和主题的艺术之诗”了。在表象上，古汉字颇似毕加索的现代派绘画，但更具体而实用的是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艺术符号”，仅毫厘之差，便会使整个“情节”和“主题”都发生变化——字义变化。识读者在审字以求义的思维活动中须通过想象去丰富、补充符与符之间的意义中介环。其“形”与“义”之间靠空间交叉的逻辑通道来勾通其信息。呈现了思维认识的第三个层面——高级中介层的特征。认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声字——“以事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个名称，再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表其读音。它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字为基础，通过系统的逻辑思维来进行的高级造字法。抽象性最强。这一点虽然类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与义与音的联系是人为强制的，仅靠约定俗成，不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纯抽象的符号，拼音文字本身无法显示其运载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无法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求其字义。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静态的载体模式；汉字所建立的是动态的载体模式，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拼音文字唯一趋势动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对整个识字过程来说是“初级阶段”，“终极阶段”的“义”是拼不出来的，只能靠硬记；汉字唯一的静态因是“音”，音是约定好的。其识字过程也是“拼”，但拼的是“义”。犹其是形声字，音、形、义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关系是有机的逻辑关系，由音形义的思维过程，需经过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分析和综合，抽象和概括，比较，分类，系统化和具体化。通过这一系列的思维活动，音、形、义之间的信息得以贯通，但依据的是复杂的主体网络的系统逻辑。
汉字通过这四种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统的同时，建立了交际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备的。
首先，它构建了一个思维方法进化的系统模式。汉字的造字法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在“认识”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个对对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顾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统认识方法的进化模式。不论哪一种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个“自在”的意义发生源，通过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与“抽象”逆动消长，由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抽象成分逐渐递增，形象成分逐渐减少。是始于形象，终于抽象的连续思维的认识过程。人们在反复的识字过程中，除了知识人获得，还本能地受到认识方法的教育，使我们在认识对象时，善于通过对象的外在特征，从感性材料入手，经过反复抽象的思维过程，正确的分析问题，揭示问题，解决问题。
其次，汉字系统还构建了思维发展进化的系统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汉字系统构建了具体可感的象形系统，形神兼备的指事系统，得意忘形的会意系统，抽象概括的形声系统。它们既独立又相因。无高度发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将对象的总特征作典型化处理，优选出出神入化的线条来形象地刻画对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维的高度发展，而能天衣无缝地融汇到抽象的特征指称之中。通过对汉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认识，由于系统的交互作用，汉字既能有效的培养形象思维的能力，还能培养辩证系统的思维能力，而且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的中介思维被认识并得到培养。
此外，还建立了思维逻辑的系统模式：象形字培养直观线性的逻辑思维；指事字培养曲折勾连的逻辑思维；会意字培养空间交叉的逻辑思维；形声字培养立体网络的逻辑思维。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事物运用不同的逻辑思维，使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隐含着极为严密的逻辑关系：感性认识模糊思辩抽象认识的连续性的逻辑关系。由于“指事”、“会意”两个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间环的运用，使的“模糊逻辑思维”得到揭示，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传统的思维科学单纯研究“形象”与“抽象”两种端性思维，没有对介乎二者之间的连续的“模糊思维”的认识，这是经典哲学及其逻辑研究的产物，是不完善的。
汉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辩证系统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水平和方法体系通过具体的文字创造，浓缩在每个汉字中，使我们通过汉字的使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译解其全部信息，体现其多维的文化价值。
转贴于 二 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首先，物质世界及其事理是无限多样、个性各异的，为了准确地描述这些对象，只能采用与对象同构的思维逻辑来构造汉字，得到同样多样而个性各异的汉字系统。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对象的个性认识更加深入，使共性较强的记事或指称方法——结绳记事、积石为记等再也无法准确描绘对象以供交流时，促使了文字的产生。但汉字的现实主义方法的造字原则，使它同构于对象世界，呈现出与自然对象世界及相关事物一样的丰富和千姿百态。
无限纷繁而复杂的自然界并非无机的杂乱，是可以分门别类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对对象各有机系统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把握，对不同事物进行科学分类，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称。要对整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及相关事理作种属分明的文字指称，就要具备不同系统事物的自然科学知识。要对飞禽进行指称，就必须有对整个动物界的系统认识，进而将飞行动物分离出来。又通过对飞行动物从形状到解剖特点的全面认识以确定类型。《说文解字》：“鸟，长尾禽总名也，象形”，“凡鸟之属皆从鸟”。有明确的“属”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见个性。《说文解字》收有120个“鸟”旁的字，多数用来称代不同的“鸟”。此外，还有：“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凡佳之属皆从佳”。《说文》中收“隹”旁字46个，包含了多数短尾鸟在内，是鸟类的又一种。凭此我们便能了解这些文字被创造时，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学及其他科学的水平。《说文》共收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个部首，以这些部首为定义根，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的无限复杂的对象进行分类，使各得其所，属性分明。可见汉字是自然科学及其他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产物。使识读者在汉字认知过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为什么”——得到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教育。拼音文字的“类”、“属”仅是语法意义的，非表义对象本身。其分类的目的不是为准确的表意，而是服从语法的形式逻辑。
基于自然对象世界组构的无限性但非无理性，使汉字有限的偏旁与部首在合理的无限组合下与对象共构，并结合字与字的语法关系的组合，描述出整个自然与社会甚至思维领域的一切，且随对象的衍化而衍化。
个性各异的自然对象却有其形象组构的共性，它们都由点、线、面构成，汉字则按对象自身的特性进行点、线、面（偏旁）的有机组构，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汉字系统。这是对参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质的把握。最能体现造字时代人民认识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万物存在的一个共同态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虽不能认识万有引力，但处处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如实描绘对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将万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绘下来，使得每个汉字呈方块状的合理布局，每个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当位、合理，决定着这一汉字的形体的线条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尽管每个汉字都有明确的重心，但其线条的设置并非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变化多端的有机构建。是由千差万别的不对称性、不均衡性构成整体的对称与均衡，从而组成方正结构体式的重心。这一点楷体表现得最突出，其他各体也明显遵循这种重心居中的对称组构原则。
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系。汉字线条的构组还以人类行为科学为参照，将人类关系态的逻辑运用到点、线、面组合的逻辑中。人类以各种规范来协调相处，从而构组了各种秩序下的人际关系态。汉字的构造也明显带着这种协调相处的特点。上下左右，内外先后，大小长短等等都有严格规定，秩序井然，不失规矩。表现在上下关系中以上为先，自上而下；左右关系中以左为先，从左到右；内外关系中以内为先，先内后外。这些无疑具有人类行为科学价值。拼音文字的字母书写是无左、右、上、下、内、外的规则。既可自左向右，也可从右而左，既可从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与字母组合成文字时，只有单一的自左而右作线性横向排列。
人伦讲究秩序，但这种秩序并非一维的单向趋动，而是双向逆动的。这种原则体现在汉字构造上虽讲究上下、左右、内外的先后，但优先者并不能越位强占，更不可独霸，而是按自身的特点占据一定位置，进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过大过长占据“心”的位置，使在下者无法立足。同样，左右关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让的关系中，协调构建，不过分夸张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中，汉字构造强调共性，群体大于个体，个性服从共性。具体地说是点、线、面（偏旁部首）的独立意义小，共构意义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共构，而且往往是带有共性意义的部首偏旁放在优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独立性强，不同字母摆在一起无内在的必然共构性。显示以个性为中心的行为价值特点。汉字完全是由笔划（元素）偏旁部首（层次）单字（子系统）整个汉字系统，从个性到共性的逻辑组合，这种“共性优先”的原则，展示了传统行为科学的价值取向。汉字构造以上述各学科对象为参照系并与之发生价值同构关系，凝固着他们的信息，所以带有多维的文化价值。
（二）构字原则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原则是指汉字构建的具体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准则。它包括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辩证相生的组构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
默记对象的模仿原则与中国绘画：从西安半坡出土的几件著名的人面鱼纹陶碗看，形象极生动，这种线条勾勒的画竟如西方现代派一般。然而，这种早就很成熟的艺术，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兴起来。但以线条勾勒为特征的象形字却得到充分发展，到南北朝时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隶书、正楷、草书等全部的进化过程。在漫长的文字创造过程中，汉字的构造方法和书写技法反而大大地影响和促进中国画的发展，并匡定了中国画的基本特征。
中国画不是西欧式的写生来再现对象，而是以默记对象的方法来再现客体。默写是先经过心智活动，将对象留在记忆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点或线的）绘写出来，结果是“眼中竹”与“心中竹”与“笔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简练。呈现出特征线条勾勒的绘画特征。与象形字以特征线条刻画对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以特征线条默画对象会因人而异，不同绘画者的思维水平、修养能力有差异，记住对象的特征也不尽同，所默画的同一对象也有区别，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质特征趋同——神似。中国画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东坡先生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妙境界。与汉字一样是现实主义基础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成分。
以线条勾勒默画对象，而不是面对面的写生，使中国画忽视了“光”和“色”的变化及立体透视的科学性。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结果。中国画以“散点透视法”的线条来构组对象，这与汉字以特征线条全方位地（必然是散点透视式地）设置也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工笔与写意，篆楷与行草；绘画与书法在传统的文化中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辩证生克的组构原则与古代哲学。文字史前哲学无稽可考却能从汉字构造的逻辑中得到破译。作为系统世界观的哲学是很晚才诞生的，作为人类的世界观甚至于初步的哲学体系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来群体集体创造的汉字中。因为汉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如实地描述对象的交际符号。它有着客观存在性，还有第二位的主观性，而且是群体共同的主观性——文字只能是群体的创造，这与画有区别。这一群体性——社会共同性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哲学等文化特征能从汉字中译解出来。
早期汉字的线条由直笔和曲笔这一对矛盾体组成。它们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横”“竖”；曲带“方”、“圆”。或横竖相接，方圆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圆。有左弯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变化，无尽无穷，完全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法则。汉字按不同规律不同原则，以几组简洁的符号组成无限复杂的文字系统。并共同体现着阴阳生克同构的特征。横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竖、二竖、三竖，而四竖不成字。横而太过制以竖；竖而不节抑以横。直笔添曲，曲笔加直；方中见圆，圆内生方。相依相斥，互为呼应；生克变化，浑然天成。
上述为“点”与“线”的哲学，进而由线构成面（偏旁）又由面构成“块”（文字）时，更显示了辩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从偏旁与偏旁互相组构成字时的位置变化排列上，贯穿了辩证的甚至系统的哲学逻辑：左右结构，右左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外内结构；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上下）结构；（左右）上下结构，上下（左右）结构，（左右）上下（左右）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内外）右左结构；（左右）内外结构，外内（左右）结构；（上下）内外结构，（内外）上下结构；混合结构。
这种排列结构逻辑，还显示了数学的排列组合的理论价值。
在偏旁与偏旁或笔划的组合中，虽然是全方位的，但决不是无序的，有特定的逻辑性，并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个个体不同别的个体，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个个体共同的组织信息块，但它是寓于各个个体的特殊性之中。无共性则无个性，无普遍性亦无特殊性。
在点、线构面，面与点与线或面构成块（字）时，还体现着系统论的五大原则：一、系统的整体性原则。点线面块（字）是元素层次子系统系统的关系，同样单个汉字同旁汉字汉字系统也是由元素到系统的有机构成关系。它们既独立又有机关联。二是系统整体的动态性原则。就汉字的构成看它们是由几个基本笔划——元素组合起来的，作为基本符号本身无多大意义，但按一定逻辑组合后，元素与元素进行了信息交换、构成了偏旁进而构成字便带有了实际意义，起了质变。虽然各部分（偏旁）进行了能量交换，但并不破坏它们，而是保持了整体各部分的一定联系。就整个汉字系统而言，是不断与外在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交换的，不断进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统整体的结构性原则。指在一定层次中形成结构的基础上的整体性。这在汉字的结构中体现的尤为鲜明。四是系统整体的层次性原则，即有序性原则。指任何有机整体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级组织起来的。汉字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五是系统整体的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是存在于一定环境中，也是与外界其他系统进行联系或交换。汉字既是现实主义式描绘对象，是以三才为参照系，自然是处在一定环境中与对象不断交换信息和能量，随文化（广义）进化而进化。
通过剖析，传统哲学的特点是能够从汉字中得到合理破译的。并且我们可以清晰见到汉字笔划的有机组合所蕴涵的阴阳辨证的哲学精神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中正和平的美学原则是整个东方艺术的核心原则，它源于儒家哲学，但这一哲学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汉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态，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协调之状。表现为一种自在美。早期汉字大致也呈方块状，端庄严正，重心稳实。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总貌是由万法纷呈、千姿百态、个性各异的形体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来于圆折，平和协调起于变化律动。正是这一辩证的矛盾运动，最后形成美的形态。中正和平是汉字构建的总的美学原则，每一具体的汉字组构又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技巧，它包括：阴阳相接。其方位以上为阳，下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内为阳，外为阴。它们互相依存，和谐相交，合为一体。线条以直为阳，曲为阴，方为阳，圆为阴。多数汉字是曲直方圆交互连缀。节奏分明，韵律生动。刚柔相济。线条以直为刚，曲为柔；线块以方正为刚，以斜曲为柔。斜直曲方，阳刚阴柔，既对立相克，又溶于一体。虚实相间。是对线块而言。笔划少而空疏为虚，多而绵密为实。汉字总是虚实相间，上空则下实，左空则右实。线条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体。动静相生。线条以方直为静，以圆曲为动。汉字多数是以曲直相交，动静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稳定静态之中，辅之以曲折园斜的变动之姿。动中见静，静中生动，并在这一矛盾运动中服从整体的中正和平之态，给人以完善独立，稳重端庄又充盈流转的变动的美感。在这些辨证关系的美学处理中，在线条的具体设置上，既富于变化，又不走极端，是高则低之，长则短之，大则小之，宽则窄之，实则虚之。有余则削，不足便补，盈亏相济，柔和协调，无不贯穿自然的美的法则。前面已论及汉字是呈方块状的总貌，尽管线条变化万法纷呈，但总体效果是对称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块的对角线交点上。显得端正典雅。而各个层次、各个角度不同性质的线条的辨证呼应，使稳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态的变化之中。这一中正和平的美学特征和传统哲学、美学价值、对象世界的内在韵律是有机统一的。
（三）构字技法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技法是指线条安排的具体技巧和手法。由点线、面的组织，方位座标的确定，结构安排等三个层次构成。
点线面组织的逻辑学价值。每个汉字都是系统态下的符号块、定义块，也是凝固各学科文化价值的信息块，所以其线条的组合要有一定的逻辑。在形状的象形上，除了艺术化的逻辑，形式上还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它是由点、线、面循序渐进，各自独立又配合共构的逻辑来进行。由点到线到面，点线构面，小面构大面。点、线、面又各有独立的功能，共构时互相以形式上的算术法相加，其功能却起了质的变化。一点与两点三点的含义绝不相同，丶冫氵灬——它们在组织上是相加，本质却完全有区别。但它们都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功能项，独立是相对的，与其他功能项再构是绝对的。点与线、线与线、线与面、面与面的组构也遵循这一系统逻辑。
方位座标的确定。汉字的线条安排多设定在多维空间的立体坐标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对象时要在一定时空背景下进行，虽作散点透视但符合空间组构原则。因此汉字的（附图略）
现中汉字的粗细、明暗、浓淡等具有主体意义的方位特征尤为明显。汉字和国画一样是多视点的，呈视点移动组建的方位特色。因线条的座标方位的决定，线条便可进行全方位的辨证系统的组合。
结构安排。有了方位座标，在象形写真与中正和平的原则下，对线条作优化安排。安排技巧须按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物质与精神态的价值取向进行，将文字创造时期的文化价值积淀在具体的布置中。
汉字是汉文化的全息码，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载体，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们用考古的方法，见铁而论冶炼，指鼎以说青铜，刀枪剑戟以谈军事。那么“文字”岂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吗？汉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壳，它是远古文明的价值载体，同时提供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原动力！
【注】
[1][3]许慎《说文解字》十五
[2]《周易·系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