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21 04: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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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编辑；学术作用：艺术作用；理论建设
论文摘要：科学、艺术等文化现象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结果，普通编辑学的确立与发展应以符号世界为论域，编辑理论建设应充分重视对符号学研究成果及方法的借鉴。结构主义是认识论主体的认识模式，是编辑学术(艺术)把关的钥匙。科技编辑的学术把关和文艺编辑的艺术把关可分为不同层面，符号本质是这两大类编辑的共同点，由此两者相融合；同时，两类编辑理论建设对人类文化成果的吸纳也各有侧重。
有关学术(科技)期刊定级(分级)文献多数由期刊编辑完成，但令人不解的是无论赞成或反对分级者都没有提及编辑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们谦虚?但编辑界为提升学科地位，不正是需要展示自身的学术作用?是因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微不足道，只是文字性的劳动、文化商品的经营或者文化活动的组织?但编辑们是不会甘于认可的，二十多年来编辑理论研究的原动力不正是“学术”情结?并且有论者鼓吹和宣扬编辑的学术作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编辑的学术作用”在编辑界仍未形成共识，更不用谈作者和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近几年编辑理论研究的冷清，和这一问题是内在关联的。作为一名编辑，在科学(以及文艺)过程中，编辑不是知识的直接生产者，相对于作者而言足“外行”，需要什么样的学术素养才能与作者进行学术对话，甚至学术把关?
一、编辑学术(艺术)把关
符号行为是人独有的行为，使用符号能力的出现才导致了文化序列的产生，人类全部文明都是从运用符号中产生，并借运用符号而继续，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人的符号化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人类文化史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史，而人类文化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在人符号活动本性存在的前提条件下是成立的)。抓住以符号世界为对象开展理论研究是编辑学发展的根本。编辑的学问就是认识和研究人类符号世界的学科之一。
科学和文艺均是人类把握经验的符号活动。在科技编辑领域，钱文霖先生一再重申的“方法论路径”应该受到编辑学界同仁的重视。首先，媒体形态的变化对此研究路径基本上不构成阻碍；其次，此路径表现为能够灵活吸收利用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等；再则，此路径研究成果既可以直接指导编辑实践，又可以为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奠定坚实基础。钱先生及其团队历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在科技编辑方法论方面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但美中不足的是尚未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文艺(包括新闻)编辑，并且他们在科技编辑方面也大多涉足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不多；对从文稿表述形式细节去发现、改正内容方面疏误的关注较多，对文稿整体方面的关注较少，尤其是缺少对各学科认识结构及说明模式等的研究。要真正扭转学术期刊定级中轻视编辑的学术作用的局面，让编辑的学术作用得到以广大作者为首的社会大众的认可，作为认识论的结构主义可能对我们有帮助。
各种具体科学的发展趋向要求按照数群这样的模型进行说明，表示为类似的形式化或其近似形式即控制论的模式。结构主义为“认识论上的主体”的认识模式，可以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当人们一旦做到了把某个知识领域归结为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结构时，人们就会感到已经掌握这个体系内在的发动机”。对于编辑而言，正是可以通过掌握各学科认识结构的特点来进行学术把关。一些科学家“无师自通”担任编辑，办出了高水平、高质量的刊物，一些学校教育毕业后再无或只有短暂科研经历的编辑办出了优质刊物，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该学科的认识结构并自觉加以运用。科技编辑的素质或者说编辑学造诣的最高境界，可能正是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掌握。
编辑对作品内容把关(编辑学功能的体现)，可分为不同层面。通过对各学科认识结构的解剖，不断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论题和学术审查，是第一个层面；对各学科说明模式的认知、把握和运用，即体现为对作品论证方法的编辑把握，是第二个层面；钱文霖等开创的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即从作品表述范式的规律把握内容疏误，是第三个层面；各种编辑规范的研制和运用，如科技书刊标准化等，则是第四个层面。
科学认识领域存在结构主义，而文艺认识领域是否也存在呢?作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莱着重研究西方整个文学的结构形式，试探性地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被欧美学术界公认的“当代经典著作”，此书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之前的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开创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成为2O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精神源头，而当代的叙事文本理论也深受其影响(《故事形态学》中译本代序，谢尔盖·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纪6o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是与结构主义运动分不开的。这些成就表明，文艺认识的发展也是趋向结构主义的。文艺编辑要真能与作者对话、进行“文艺”把关，依然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因此，科学认识领域编辑学的各功能均会在文艺认识领域编辑学中再现。
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成就科学的诞生，与之前人类的文艺经验不可割裂。从人类认识演化过程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个别主体的认识结构要达到“认识论上主体”的水平，要经过不断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在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的身上，文艺认识和科学认识也必然共存。非文学散文修辞的可能、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以及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中，即是这种状态的证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艺的编辑学不存在“鸿沟”而是交融的，这是因为它们均归于人的本性(符号活动)所致。
二、编辑理论建设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