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25 22:52:4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文化研究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产品；文化变迁；内容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文化心理学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领域最为活跃和繁荣的学科之一。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人类心理与行为在不同文化下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其基本方法是对不同地域（跨文化）或时域（跨年代）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对比，以揭示不同时空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异同，进而揭示文化与心理是如何相互构建的（Shweder，1995）。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特殊产物，既可以表达文化又可以反映人们心理与行为特征，作为心理与行为研究的一种特殊研究对象，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进行整理，以展示文化产品研究的概貌，揭示文化产品在研究人类文化和心理、行为方面的独特功能，为当下及未来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文化与文化产品
关于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单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就有多种不同观点。例如，Adam和Markus（2004）认为文化不仅包括Triandis（1972）强调的主观文化（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也包括物质表现，如文化环境本身的差异；Heine（2008）认为文化是指任何通过学习得到的思想、信念、技术、习惯、习俗，以及共享环境中的个体；等等。通过这些理解可以看出，虽然对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1）共享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2）文化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两种（Kroeber & Kluckhohn，1952）。无形的部分也称为“头脑内”的部分，它作为一种表征存在于个体头脑内，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关系等；而有形的部分又称为“头脑外”的部分，主要指文化的外部载体，包括文化产品、民俗、语言、规范和制度等。
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主要是一种“有形的、共享的、公共的文化表征”（Morling &Lamoreaux，2008）。可见，文化产品是文化的一种外化，凡是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可理解为文化产品，比如：政策、制度、广告、建筑、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商品、人名地名、网络、艺术等。文化产品的这个特性意味着可以通过研究文化产品来揭示特定文化的特征。此外，作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结果，文化产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个体或群体在当时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通过文化产品也可以揭示特定文化下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
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实证研究见于消费研究领域。比如，White（1951）曾经通过分析广告的内容来探讨当时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和需求。在早期的近30年间文化产品研究发展缓慢，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是在围绕文化产品的功能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描述或思辨性探讨（Anastasi，1950；Curti，1967；Fowles & Fowles，1976；White，1959）。80年代后，涉及文化产品的实证研究日益多见，发表的文章数量呈加速递增趋势（见图1（a）），涉及包括文化心理学在内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社会学（Aizenstadt &Cavaglion，2005；Bockelman，2011）、市场学（Jin，2010；Nijssen & Douglas，2011）、传媒学（Hettich，2008；Percival，2011）、文学艺术（Masuda，Gonzalez，Kwan，& Nisbett，2008）、教育（Levy，2008；Xu，2006）、法律（Kawashima，2010；Ministry of，2010）、历史（Kapteijns，2009）、政治（Cathcart，2010；Robb，2010）、宗教（Foley，2005）等等。研究涉及的文化产品形式也日益丰富，包括各种文本（如书籍、杂志、报纸、笔记、演说词等）、广告（如电视广告和印刷广告）、影视节目、艺术作品（如油画、摄影、图片等）、歌曲、网络等（见图1（b））。
3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以广告为研究对象。比如，有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和日本的杂志、电视广告，发现日本的广告中包含更多情感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物质主义和地位等级观念，而美国的广告中更清楚直接地体现了产品本身的特点与功能，信息量更大，包含更多理性诉求的内容，更强调独特性和个体控制（Belk & Bryce，1986；Hong，Muderrisoglu，& Zinkhan，1987；Mueller，1987）。90年代之后，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开始大量出现，涉及的产品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除了早期的广告外，还有：报纸杂志（Morris & Peng，1994）、图片（Kim & Markus，1999）、电视评论（Markus，Uchida，Omoregie，Townsend & Kitayama，2006）、自然环境（Miyamoto，Nisbett，& Masuda，2006）、宗教经文（Tsai，Miao，& Seppala，2007）、人名（Twenge，Abebe，& Campbell，2010）、博客（Dodds &Danforth，2010）和歌词（DeWall，Pond，Campbell，&Twenge，2011）等。
可见，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于上世纪90年代。近年来，相关研究数量快速增加，正成为文化心理学中一道独特风景。
在文化心理学中，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的对象既可以是言语资料，又可以是非言语资料；既可以是资料的内容，又可以是资料的形式、风格或功能等。在实证研究中，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一项基本的工作是要对文化产品进行有效的量化。量化后，研究者才能对文化产品作进一步的分析。对文化产品进行量化，关键是建立编码系统，或建立符合研究目的的编码类别或维度。目前，文化产品研究中确立编码系统的方式主要有3种：（1）完全使用已有的编码系统。比如，在一项以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中的图片为对象的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就运用前人使用过的面孔动作编码系统（Ekman & Friesen，1977）对图片中的面孔进行编码（Tsai，Louie，Chen，& Uchida，2007）。（2）对原有的编码系统加以整合补充后再使用。如Imada（2012）在分析美国和日本小学教科书中的故事时整合了Schwartz（1992）的价值观分类方法和Kilby（1993）的综合价值观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最终确定了一个包含26种个体主义和24种集体主义文化特质的编码系统。（3）根据研究目的设计新的编码系统。比如，一项研究中，研究为了比较日本和美国的运动员评论，先提出了18个可能的类别，再根据研究的目的反复筛选后得到7种主要的类别，并由此设计了一套关于个体解释模式的编码系统（Markus et a1.，2006）。
早期对文化产品的编码和分析主要依靠手工完成。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许多内容分析的编码系统日渐程序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现成的计算机软件进行自动化编码。目前，在诸多多编码软件，影响最大的是General Inquirer软件。该软件使用事先设定好的词典对文本进行识别和分类，目前已有包括英语在内的多个语言版本，在行为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unphy，Stone，& Smith，1965）。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DeWall等人（2011）在对1980～2007年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进行分析时运用了LIWC（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软件。该研究中，作者运用该软件对美国几十年来流行歌曲歌词中的单词进行识别和分类，进而分析了多个维度的词汇（如：个体-集体主义词；积极-消极情绪词）在歌词中出现频率的变化趋势。
用内容分析法对文化产品进行研究，研究质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文化产品的选择是否恰当。也就是说，所选取的文化产品要能有效地反映研究对象的信息。比如，通过大众传媒或民间故事来研究文化所传承的价值，通过统觉测验的故事来揭示无意识动机（Combs，1947），通过不同时代的人名、歌曲、广告或文学作品来研究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等。具体选取哪种文化产品进行研究需要经过仔细权衡，在分析资料前需要明确不同类型文化产品的优缺点。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根据具体研究目选取多种文化产品，以增强结果的说服力。第二，编码系统的确立是否合理。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则：首先，确立编码系统要以研究目的为基础。如果要通过歌词来研究幸福感的文化变迁，幸福程度就应该设计成编码的一大维度；如果要同时研究多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就应该确立多维度的编码系统。其次，编码的类别要清晰。文化产品的一项内容不能同时归入两个类别中，任何内容归人某一类别时不能影响其他类别的归纳。第三，评定的结果是否可靠。结果的可靠意味着较高的信度，文化产品研究中最关心的信度是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一般可接受的水平是0.80以上（郑全全，2010）。为确保编码可靠性，一般编码前需要对编码者进行严格的培训，使编码者对所涉领域要有必要的了解，对编码的维度有准确的理解，尽可能从源头上确保内容分析的可靠性。此外，在制定评定问卷或量表时，要尽可能使差异最大化，尽量使用多级评分而非二级（有，无）评分，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从文化产品中提取信息，也可以使研究结果适用于更多的统计分析方法。
4 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研究的内容
文化产品既可以研究文化问（between-culture）或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差异，又可以研究文化内（within-culture）的差异；既可以用来研究文化本身的特征，又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心理特点。据此，下面我们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分门别类加以介绍。
4.1 文化间研究
4.1.1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在文化心理学中，标志文化或文化差异的维度主要有：Hofstede（1988）提出的权力距离（power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一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男子-女子气（masculine-feminality）和长期。短期取向（long Vs.short term orientation）；Triandis（1989）提出的文化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和紧-松文化（tightness—looseness）维度等。
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产品几乎可以揭示东、西方文化在所有这些维度上的差异，其中涉及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研究最多。比如：Han和Shavitt（1994）通过对美国和韩国畅销杂志的广告进行分析比较，发现美国广告中有更多关于独立、享乐、自立和自我增强等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而韩国广告中则有更多关于家庭和组织完整性、群体目标和人际关系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诉求；Kim和Markus（1999）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和韩国杂志广告中的主题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广告的主题强调独特性，而韩国的广告主题强调一致性，不仅体现了两种文化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还体现了在紧-松度上的差异；Ha（1998）比较了美国和香港的杂志广告内容，发现美国的广告更多地强调个人需求等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而香港的广告中则更多情调家庭需求、社会支持和人际和睦等集体主义文化特征。这些研究表明，东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集体主义的特征，西方文化下的文化产品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
在权力距离维度上，Pfeil，Zaphiris和Ang（2006）分析了不同国家版本的“维基百科”网页改动情况。维基百科本是一个互动的网络知识系统。所有浏览者都可以对其进行增减和修改，但是研究者发现东亚国家对已经编辑好的维基词条内容删除和改动较少，说明东方文化下个体比较尊崇权威，有较高的权力距离。在不确定性规避这一维度上，Ramaprasad和Hasegawa（1992）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电视广告中的创新性策略，发现美国广告中使用了更夸张的策略，而日本使用了更保守的策略，说明日本人更偏好确定性。
在男子一女子气维度上，Singh和Baack（2004）比较了墨西哥与美国的网页内容，发现墨西哥网页中显示出更高水平的男子气，体现了墨西哥与美国相比更具刚性的文化特点。
在长期一短期的时间导向维度上，有研究比较了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结果发现中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有显著的正相关，而美国的广告内容与传统性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人更珍惜过去、尊重传统手工艺，体现了短期时间取向的特点，而美国人更关注将来，购买意向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体现了长期时间取向的文化特点（Cheng & Schweitzer，1996）。Ji和McNeal（2001）则同时对Hofstede（1983）的四个维度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他们分析了美国和中国几个重要电视频道中的儿童广告片，结果发现：中国儿童广告中成年人作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更高，表明中国人从小就接受权威，有更高的权力距离感；中国广告片中包含的信息量比美国更大，这种对大量信息的需求表明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和模棱两可的信息的抗拒；中国的儿童广告中更强调产品的流行性，美国的广告中更关注产品的独特性，对愉悦度和冒险性的诉求更高，分别体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儿童广告中使用男性作为模特、代言人或配音的比例显著高于美国，中国儿童广告中体现出更高的男性化特点。
除了上述基本维度，文化产品也可以反映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信念等。迄今为止，文化产品研究已涉及了多种价值观和信念。比如，Cheng和Schweitzer（1996）对1105个中国和美国的电视广告内容进行了分析，同时考察了多种价值观：美国的广告中有更多享乐的内容，强调兴奋与享受，而中国的广告中享乐的内容较少，体现了中美文化在享乐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经济节约的诉求，而中国广告中有很多关于高档华贵的诉求，揭示了中美文化在经济观上的差异；美国广告更多地强调产品的竞争力和有效性，而中国广告中较少与其他产品进行比较，更注重传统性和价值，表明两种文化下质量观上的差异；另外，中国广告中明显地体现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与忠诚，而美国广告中很少见，表现了两者在爱国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Rothbaum和Tsang（1998）对中、美爱情歌曲的歌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在爱情中更注重外部条件，对爱情的结果预测更悲观，揭示了中、美爱情观的差异。Moon和Chan（2003）比较了803个香港和韩国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香港广告中有更多对经济实惠的诉求，体现了不同地区人们经济观的差异。An（2007）对地位观和面子观进行研究，分析了六个国家品牌网站中的253个网络广告，发现名人模特的使用与文化倾向有很大的联系，东方文化的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更多地在广告视觉中出现名人模特，且主要目的是将其作为宣传亮点来吸引顾客，而西方文化的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很少在网络广告中使用名人模特，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代言人来阐述产品的功能，表明东方文化更尊崇地位和面子。
4.1.2 文化产品所反映的心理与行为差异
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反映文化本身的差异，还可以揭示不同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综合已有文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认知和情绪情感方面。其中，社会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归因风格和说服方式的文化差异。在归因风格上，Morris和Peng（1994）比较了英语和中文的美国报纸中关于谋杀的文章，发现英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大屠杀等谋杀行为归咎于谋杀者个人的特质，而中文报道中更多地将其归因于环境的压力；Lee，Hallahan和Herzog（1996）比较了美国和香港英文报纸中的运动报道和社论，也发现在解释现实生活事件时，西方人更倾向于个人归因，而中国人更倾向于情境归因，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下人们归因模式的差异。在说服方式上，有研究比较了美国、法国和台湾的电视广告，发现美国广告中更多使用方便实用等强有力的证据线索，而法国和台湾呼吁时经常提供阈下激活的信息，如重复、符号形象或情绪线索，表明文化会影响说服方式（Zandpour，Chang，& Catalano，1992）；也有研究比较了美国和韩国的服务广告，发现与韩国相比，美国广告中的理性呼吁更多，也表明美国人更多地采用中心途径（关注论据）来说服消费者，体现了文化对说服方式的影响（Bang，Raymond，Taylor，& Moon，2005）。
在情绪情感方面，Tsai等人（2007）通过分析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经文，对欧美人与中国香港人不同的理想情绪进行了对比，发现欧美人更多地拥有且认为高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兴奋）是理想的，而更少地认为低唤醒的情绪状态（如平静）是好的；Tsai等人（2007）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美国和台湾畅销儿童书，发现与台湾相比，美国的畅销书中有多的高唤醒表情图片。这些都表明美国人喜欢且拥有更多高唤醒的情绪状态。
也有研究者运用文化产品来揭示不同亚文化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比如，Kelly（1999）通过研究美国的地名与商业用名，发现美国南部地区比北部更多地使用暴力名称：Brumbaugh（2002）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主文化成员（美国白人）和亚文化成员（美国黑人）在面对主文化和亚文化冲击时的不同反应倾向和态度；Snibbe和Markus（2005）比较了美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或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亚群体对歌曲类型的偏好差异，发现地位低的人一般只喜欢听乡村音乐，而地位高的人更喜欢听除了乡村音乐以外的其它所有音乐；并且，他们根据音乐类型与自主性的对应关系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自主性更高。
由此看来，文化产品在跨文化研究中已有许多应用，几乎所有的文化特征和价值都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曾有研究者对文化产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文化产品揭示的文化差异要大于行为研究所揭示的，表明文化产品对文化差异更为敏感，在揭示文化差异上更有优势（Morling & Lamoreaux，2008）。
4.2 文化内研究
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内的差异方面也显示了独特作用。对不同时代的文化产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文化本身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人们心理的许多特点和差异。比如，Belk和Bryce（1986）分析了二战后日本的印刷广告，发现战后初期广告中体现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较少，60年代后迅速增长，8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批判物质主义取向的出现又明显减少；新近，Twenge等人（2010）分析了出生于美国1880-2007年间的3亿2千5百个婴儿的名字，发现随着年代的变迁，父母越来越倾向于给孩子取独特的名字，表明美国文化中个体主义和追求独特性的倾向日益明显。这些研究都显示了文化产品在揭示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文化产品研究不仅可以揭示文化本身的变迁过程，还可以揭示不同时代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特点。Dukes等人（2003）对1958—1998年最流行的100首歌曲进行内容分析，通过统计歌词中涉及爱、性、伤害、自私等主题的词汇频率来研究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发现在这30年中，爱的词汇越来越少，而性和自私的词汇越来越多。Cohen（2003）统计了19-20世纪韦伯字典和圣经的历次版本中“丢脸”（shame）的比例，发现该词汇在美国文化中逐渐减少的趋势，意味着人们的自我评价越来越背离传统，个人主义日益盛行，人们有了更大的自由来设定自己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更不愿意通过环境或他人的观点来评断自己的行为。新近，Dodds和Danforth（2010）对4种类型的文本（歌词、歌名、博客、总统咨文）进行了内容分析，探讨了过去30多年来美国人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并发现幸福感最高的几个时期分别是肯尼迪、艾森豪威尔和里根担任总统的时期。
此外，还有研究通过文化产品探讨某一小群体的心理变化过程。如Petrie，Pennebaker和Sivertsen（2008）从感彩、认知过程、社会过程和时间导向4个维度分析了“甲壳虫”乐队在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和心理状态，发现乐队早期的音乐风格以体现积极情绪为主，且主要关注未来，从1965年开始逐渐减少了积极的音乐风格，替之以忧郁和心理疏远的曲调，歌词中更多地回忆往昔、关注他人。
相对而言，文化内的文化产品研究还较少，但这些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和心理变迁与以往采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文化产品也是研究文化变迁及其效应的有效方法。
5 评价与启示
5.1 优势与不足
文化心理学研究需要同时关注“头脑内”和“头脑外”的部分。和文化心理学中常用的自我报告、行为研究等主流方法相比，文化产品研究具有许多独特的优势：（1）可以克服主流方法的许多不足。文化心理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对某问卷或某创设情景下的反应来推测心理与行为的文化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如自我报告、实验室室实验、行为观察等。虽然这些方法被普遍使用，但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自我报告的问卷测量会受到群体参照效应（Heine，Lehman，Peng，& Greenholtz，2002）、作答风格（Schimmack，Oishi，& Diener，2005）、测量对等性（Chen，2007；Chen & West，2008）等诸多无关因素的干扰；而实验情境下的方法也常常为生态效度问题所困扰（Lee et a1.，1996）。相比较而言，文化产品研究不用自我报告，研究对象都是自然情境下的产物，有时更为准确、客观、更具生态效度。（2）有时比主流方法更敏感。已有元分析结果显示，在揭示文化差异方面，文化产品研究比自我报告法具有更大的效应量（effect size），更能显示文化差异（Morling & Lamoreaux，2008）。（3）运用文化产品能研究某些主流方法无法触及的盲区。比如。若要考察一个世纪来个人主义倾向的变化趋势，对于100年前的个人主义，显然无法运用主流的方法对100年前的个体进行测量；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研究，比如可以研究当时的歌曲、人名等。
文化产品研究本身也具有一些局限性：（1）文化产品是自然情景下的产物，研究者无法按照研究目的对文化产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处理，无法进行实验研究，因而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关性的而不是因果关系；（2）文化产品所能揭示的是已存在于产品之中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而研究需要考察的特征未必能从文化产品中体现出来，比如：认知调控；（3）由于文化产品是在自然情境下产生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要研究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如果代表性程度本身就不高，则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就会降低；（4）文化产品反应的是时代效应，往往代表群体特征，不能反应个体心理，因而难以揭示细致深入的关系，比如个体差异对文化效应的调节作用。
鉴于文化产品研究存在的不足，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同时对行为和文化产品进行研究，比如，Markus等人把自我报告与编码的杂志广告（Kim& Markus，1999）、电视运动评论（Markus et a1.，2006）或流行音乐歌词（Snibbe & Markus，2005）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有研究把行为实验与儿童书（Tsai，Louie，et a1.，2007）、经文（Tsai，Miao，et a1.，2007）、自然环境（Miyamoto et a1.，2006）或艺术（Masuda et a1.，2008）等文化产品结合起来研究。我们还可以运用多种文化产品来研究同一问题，看获得的结果是否在其他文化产品上得到复制，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比如，东西方在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差异就得到了很多不同文化产品研究的重复验证，因此结果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如果有不一致的结果，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研究的结果是否受到了文化产品本身的特征的影响或调节。比如：运用音乐进行研究时，研究结果就可能随音乐类型的不同而不同（DeWall et a1.，2011；Dukes et a1.，2003；Herd，2005）。
5.2 总结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研究可以揭示丰富的文化差异，内容包括几乎所有的文化维度和文化价值和信念：既可以反映跨文化、亚文化间的差异，又可以反映文化内不同时代的差异或时代变迁效应，甚至可以揭示个体或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同时，也可以研究许多心理特征在文化间、文化内甚至个体或群体内的差异。文化产品研究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具有主流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不具备的一些优势，而且更为客观、敏感。有理由相信，文化产品研究在心理学中的运用将会越来越多。
本文所揭示的文化产品研究的独特功能对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文化产品研究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有助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
首先，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的研究。近半个世纪来，尤其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研究不同时期文化产品，既可以较为客观地显示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变迁的历程（比如：对传统文化与价值的传承、对西方文化与价值的接纳），又可以揭示这些巨变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比如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和人们心理的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从而制定合理的政策以促进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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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觀音信仰與儒家“孝”之結合——以孝女故事《沈清傳》爲中心
在理论界曾经热闹一时的“文化研究”近几年来似乎相对沉寂了。鲍德里亚曾对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及相关媒体报道作过分析。而最近两年以来,全球社会最热点的话题当属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迄今尚未发现西方“文化研究”者对此的精彩分析,而国内更是少见“文化研究”者对此公开发表的相关文字――热衷于热点问题的“文化研究”于此患上“失语症”了?国内外媒体上喧嚣着的是经济学专家们自相矛盾、喋喋不休的话语。要害或许在于:“文化研究”赋予“文化(符号、话语、文艺、意识形态等等)”以过高的而实际上是虚幻的地位,而在全球社会翻云弄雨的却依然还是“经济(资本)”。众所周知,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与金融衍生品、经济的虚拟化、泡沫化有关――许多人看到了“金融”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从现象上来看,这次全球经济衰退也使艺术品市场的泡沫破灭了不少――由此可以反推:曾经过热的艺术品市场在全球经济泡沫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曾经过热的“文化研究”恐怕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泡沫化,并且或许正是实践上文化及其产业化的泡沫化的一种反映而已。可以反思的是:“文化研究”所鼓吹的“景观社会”、“拟象”、“符号”、“话语”、“能指蔓延”、“符号游击战”等等与全球经济的虚拟化乃至泡沫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对于基于后现代解构主义理念的“文化研究”的泡沫化,加拿大学者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有较多分析:后现代主义对话语解构乐此不疲,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市场经济规则熟视无睹,甚至两者之间恰恰存在共谋关系:解脱了“所指”等一切压制、束缚的“能指”话语的无度蔓延进而导致理论泡沫化,其实不过是解脱了一切社会制衡的“资本”无度扩张进而造成经济泡沫化的绝妙镜像而已。伍德描述道:左翼理论“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想用知识分子活动取代阶级斗争”,“话语建构已经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文化研究”貌似激进的文化、话语、意识形态批判,却可能掩盖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冲突依然基于经济的不平等这一基本现实――而从全球范围来看更是如此。无论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还是欧陆尤其以法国为主的消费社会研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并不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展开的。比如法国人鲍德里亚等惊呼工厂和工人阶级在西方消失了――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主要是西方把许多物品制造的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美国有良知的学者罗森布拉特《〈消费的欲望〉序》尖锐指出:“减少这种贪婪积聚所产生的罪恶感的一个办法,就是将生产和消费区分开来。理论上来看,如果美国人看不到亚洲或拉丁美洲那些为他们生产服装和跑鞋的血汗工厂的惨景,那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进行消费”――而作为“世界工厂”的我们的一些“文化研究”者,居然附和鲍德里亚等也嚷嚷着文化符号消费等如何重要――在2009年末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中,“中国工人”群体当选“年度人物”,排行榜上位居第二――不知中国知识精英作何感想?
从中国本土来看,一些批评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还远没有进入成熟富裕的消费社会,因而消费文化研究不适合中国――这其实同样缺乏全球化的眼光:一方面,西方成熟消费社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熟消费社会已绑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现在的中国经济中,所谓“符号经济”、“景观经济”等也非常活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产业化、文化创意产业、文艺商业化运作、媒体商业化的急速发展、广告业的迅猛扩张、广告费在企业成本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再如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人造文化景观,投资额逐年攀升,动辄几亿、十几亿,如此等等――艺术审美文化符号(或所谓“文学性”因素)确实已渗透进了中国经济中,并且这些因素肯定还会继续高速增加。因此,把传统文艺学、美学等研究领域扩展到经济生活或所谓日常生活领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热衷于“文化研究”的许多学者,对艺术文化符号向经济的渗透现象,或作过分积极的评价,或作所谓价值中立的描述,而少有揭示和分析其消极影响的:由于工业设计技术的落后,中国经济的文化化恰恰主要体现在广告营销和消费等环节中。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奇观是:中国迅速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据商务部预计,到2014年将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场――对于文化性的奢侈符号(品牌)消费在中国的急速扩张,总会有种种冠冕堂皇的辩护辞,比如会拉动经济等等,但我们也不要忽视其在造成贫富分化上的负面的“政治后果”。在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经济社会”中,人文研究或许无力扭转其中的一些不良发展趋向,但至少不应该推波助澜。
谈及文化，首要问题要弄懂什么是文化？目前，在学术界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曾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关于文化的科学”进行分析，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民族意义来说，是一种复合整体，它包括社会成员人们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所习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
但是，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成，包括三个方面即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泰勒的文化定义主要是揭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思想论断，是改造自然、和谐自然的结果。在劳动中创造文明，陕西民间刺绣的文化内涵符合这一论断。譬如，在表达人文情感方面的“鱼戏莲”“莲花石榴”“凤凰牡丹”“喜鹊闹梅”等刺绣作品传递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陕西民间刺绣具有三个大方面，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我们认为的物质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的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譬如，“老虎鞋”“、老虎帽”“、布老虎”等刺绣作品无不展示着软雕塑般的精湛工艺。人们为了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整合和调控这些关系而建立的一整套体系规范，我们称为制度文化。这里的制度文化是社会关系学的阐述，作为民间刺绣显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刺绣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可以借用制度文化的构架解读刺绣标准体系来阐述文化的另一种形式无疑是对文化的深层解读。刺绣本身是艺术和技术的产物，脱离了艺术的价值观和技术标准，刺绣将失去美的本质。陕西民间刺绣针法足以证明这种观点，如“平绣、锁绣、参针锈、打籽绣、裹物绣、辫子股绣”等技艺标准沿袭这一内涵。
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陕西民间刺绣的精神文化体现在三秦人乐观豁达、古朴淳厚的性格特征。将自己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审美体验的物质化、形态化。在它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了固有的风格和原始的特征。
2文化价值研究
陕西民间刺绣形式丰富多样，大致分为布软雕、布刺绣、布拼、布搐四大类。多属于生活日用品工艺形式，其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地方民族特色应该注重两个方面的文化发展：其一，立足陕西面向世界的区域发展观念应要重视。作为陕西是文化旅游胜地，能将本土文化特色与旅游产品浑然一起发展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其二，加强刺绣传统技艺的保护，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形态应很好保护。一方面强化旅游产品纵向发展，另一方面多举办民间刺绣会展，建立保护机制，培养新人。
3小结
本篇文章主要研究在文化管理之下的传媒企业文化内容的研究，我国的经济在不断发展，同样传媒企业也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性质而出现的传媒企业，现今有了性质的转变，我国政策的转变，使得传统的媒体经营的模式有了全新的改变，并且为现代的媒体行业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本文从中国传媒行业企业文化开始研究，包括文化概述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探究文化管理影响之下的传媒企业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是在
关键词：
传媒企业；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企业管理
现今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迅速，逐渐演变成互联网媒体的全面传播，经过改革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随着受到影响的就是传媒行业，传媒市场逐渐朝着开放式、自由式的发展方向，并且传媒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传媒企业只有不断增强内部建设，并且加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才能长久的发展下去。
一、中国传媒行业企业文化的兴起
由于国内传媒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方面的建设都不完善，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内容现今也只是处在初级的阶段。我国传媒行业在创建的初期，主要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当时的传媒行业没有完善并且独立的企业文化，在1979年后期，传媒企业进入改革的阶段，在企业管理方面逐渐实行企业化的管理的模式，并且逐渐发展起来。传媒企业对于传媒文化的本质内容、传媒企业的企业文化制度、以及传媒文化体系等内容，都有了全新的理解，现今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要想经久不衰的发展下去，必须要加强自身文化管理方面的内容，要不断的整理研究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劣势，全面完善自身的传媒企业管理的模式，不断提高企业文化的发展速度。
二、中国传媒企业文化概述
传媒行业自身的组织文化和其他的行业都不相同，并且在中国不断壮大的背景之下，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发展形态，从事传媒行业的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研究，逐渐研究出适合传媒企业的企业文化体制，逐渐形成了全面的传媒行业的行为规范准则，形成了全面的传媒企业创新的管理方式，以及传媒行业的文化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被传媒企业之间广泛传播，不仅能够表现出传媒行业之间的相同性质，还融合了企业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样的，中国的传媒行业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下，逐渐形成符合自身特质的企业文化的性质，并且国内外的传媒企业各具特色，我国的传媒企业只有不断研究符合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解决一切困难。
三、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特征
拥有相同的认知能力，具有开拓创新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相互的独立性，这三个方面是传媒企业的特征之处。其中，具有相同的认知能力，主要说明企业内部的人员能够不断地创新研究传媒文化，并且产生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念，并且对于文化管理内容都有着相同的见解。具有开拓创新的能力，主要表现在现今市场在不断地发展，并且文化潮流在不断地变换等，在这些变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拓创新的能力，并且自身的传媒企业也在不断地发展起来。最后就是相互的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传媒企业在不断地发展中不断形成较高的人员素质，以及相互独立的人格，这就使得不同的传媒企业都会形成不同的团队，这些团队都有着不同的团队精神、不同的团队管理的方式，逐渐也就演变成了丰富多彩的传媒企业文化组织结构。
四、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的功能
传媒企业竞争中，企业文化管理内容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并且传媒行业是主要的生产精神的产业，也是文化信息的产业，因此传媒文化产业的作用以及重要性逐渐的凸现出来。
1.加强传媒企业的凝聚力。传媒企业文化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要有相同的行业价值观念，相同的传媒行业规范，以及传媒从业人员之间对企业的目标内容和企业立场等，有着相同的意见，这些相同的意识不仅会增强传媒企业团队的凝聚力，还会增强传媒人员对企业的责任感，只有传媒企业文化在同一的理念之后，传媒人员才能逐渐对传媒行业产生自尊心，以及对传媒企业产生归属感，这样一来，科学有效的传媒企业文化中，只有人员的亦是相同，并且行动同一，效率才会不断地提高，才能逐渐的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2.协调成员之间的意识。传媒人员受到不同的传媒文化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企业荣誉感，传媒企业文化的创建，不仅能够使得企业人员拥有归属感，企业文化同样可以逐渐规范人员的行为，并且使得成员之间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和责任感，所以企业文化的创建的初期，要把协调成员之间的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并且要具有强烈的号召力量，才能引导员工逐渐实现企业的目标。
3.增强传媒企业的持续发展。传媒行业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所以企业文化也要不断地进行创新研究，创新研究要结合自身的传媒企业发展的特点，并且企业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善，可以从人员调动、组织的调整以及人员的技术能力加强等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逐渐增强传媒企业的持续发展，才能不断的适应社会的发展。4.逐渐树立传媒企业形象。传媒企业要逐渐树立自身企业文化的形象，并且要结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逐渐把传媒企业的价值观念融入社会环境之中，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熟知传媒企业文化，要树立起传媒企业的形象，逐渐提升传媒行业自身的发展。
五、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管理
1.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创造个性化的文化管理观念。传媒企业要想长久的发展下去，离不了用户的支持，所以传媒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创造出个性化的文化管理理念，这就要求传媒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策划水平，以及创新的管理水平，同样要塑造全新并具有独立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不断的增加用户，从而提升企业的收益。从传媒的信息产品方面来说，信息产品要能够贴近用户的需求，并且要注重用户的参与程度，传统的方式就是现场的活动，短信的问候等方式，现今火热的互动方式就是微博和微信的参与方式，让用户加入活动才能让用户了解产品，才能及时的了解用户的真实想法。还有就是要从用户地受众角度来考虑，要能够极大程度的满足用户的所想所需，并且要能够公平公正的把握住新闻的真实程度。
2.以人为本，提高传媒人员的从业素质。传媒企业文化中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是极其重要的，现今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传媒人员是传媒企业文化的传播者，同样也是传媒企业文化的制造者，所以对于传媒企业来说，要不断地招揽传媒人才，并且要对传媒人员进行积极地培训，逐渐提高传媒人员的自身素质，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众。企业文化中要为传媒人员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并且要不断地提升企业文化中制度的完善，增强员工的幸福程度，才能对传媒企业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
3.多元化的企业文化战略。传统的传媒传播的方式的通过报纸和电视等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逐渐实行无纸化传播方式，也就是逐渐演变成网络传播，现今互联网在不断地发展，网络上有丰富的资源，所以传媒企业可以结合线上线下的模式，来不断地增强对产品的推广，要进行多元化的推广方式，但是也不同失去自身的传媒企业特色。
六、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在文化管理北京下的传媒企业文化的研究，本文首先从中国传媒行业企业文化的兴起来时入手，接着写了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的概述，以及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的特征，传媒企业的文化特征主要包括具有共同的认知、拓展创新精神以及相互的独立性特征，接着阐述了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的功能，以及阐述了中国传媒企业文化管理的内容，传媒企业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塑造个性化的文化理念，并且要以人为本提高传媒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要进行多元化企业文化战略等，传媒企业才能不断的长久发展。
作者：舒婷 单位：湖北九通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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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兵.文化传媒企业无形资产评估改进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4.
[4]刘禹.基于知识资本的传媒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D].湖南大学,2013.
[关键词]儿童中心主义；幼儿民间文化；幼儿大众文化
一、儿童中心论批判
20世纪初期以来兴起至今仍不衰落的儿童中心主义，在其百年的历史中几度起落，可谓历尽风雨沧桑。相对于教师中心或教材中心而言，儿童中心的利弊功过已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并在一种中庸的意见中达成共识。但本文要说的是，儿童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和不彻底性。
儿童中心主义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缺陷：其一，按照该思潮的代表人物杜威的观点，传统教育之积弊在于校内校外的隔绝分离。但是儿童中心主义本身也在这种分离的惯性控制之下。这表现在它只是一种教育领域内部的运动，而不涉及更宏大的社会文化领域。如果我们联系现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女权主义，那么儿童中心主义在性质上同女权主义一样应当都是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在宏观的社会权利和权力领域的不平之声。但是儿童中心主义并没有像后者那样扩展开去。其二，这一局限所导致的结果或其具体表现，就是儿童中心主义只关注儿童的心理，也就是只关心在学校内部改善儿童的处境，更准确地说是通过掌握儿童心理、理解和尊重儿童的表现以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儿童中心主义不关注儿童的文化内容，也就是儿童作为人类的一个自然阶段的群体固有的、同时又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言语、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儿童中心主义仍然是以成人的标准为参照系，由此儿童文化就没有获得任何独立实在的意义，也就不能获得实质性的关注。
由于这两个内在结构的缺陷，儿童中心主义还带来另一个更严重的附带后果，就是它对于社会领域的忽视和对于儿童心理的独特的年龄阶段的过分强调，并且这一切都是在尊重儿童的名义之下进行的。它的部分的成功和盛行，反而更加将儿童从整体的社会中孤立出来，更加强化了儿童的幼稚性。因为儿童中心主义尽管强调要尊重儿童的心理，但是所尊重的是儿童的不成熟心理。单纯强调儿童的心理，最终发展的逻辑必然仍将是训练式的教育(不管它是实质训练还是形式训练)，于是所谓的生活教育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存在着不成熟的心理，却并不存在不成熟的文化；存在着文化相对主义，却并不存在心理相对主义。然而一种幼稚的儿童心理观的不合逻辑的扩大，导致了一种幼稚的儿童文化观。这实际上是取消儿童文化的独立性，是无视儿童的文化存在。儿童中心主义在这方面不但没能作根本的改进，反倒做了帮凶。
二、幼儿的民间文化
有一次在幼儿园大班做观察，我发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
例1：教师正在组织一个美工活动，内容是让幼儿画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玩具汽车。现场的效果从我们几个站在一旁的观察者看来是不大好的：教师一开始费了好大的劲宣讲规则和绘画要领，结果到动手画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幼儿不知所措，于是教师又满头大汗地来回奔波于各个小组之间，仔细地叮咛，手把手地教。最后这个活动所花的时间大大超过预期。
其时我注意到在活动室的一边，有四五个男孩子坐一起，丝毫没有受到混乱的活动室的影响，自顾自地边聊边画，有的自言自语，有的指手画脚，有的紧皱眉头，有的眉开眼笑。但不一会儿就都画完了，看看老师还在忙乎，几个孩子于是就摆了起龙门阵：
幼儿甲(俯过身去看了看幼儿乙的画，对乙说)：“哎，你的车怎么画成那样!乌龟不像乌龟，汽车不像汽车。”
另外几个幼儿闻言站起来，趴过去看乙的画。丙对甲的意见表示赞同，并小声对甲说：“他画的是稀巴烂。”甲听了大笑不已。
这话和笑声被乙听到了，他看了看甲和丙，又看了看自己的画(汽车画得很小，确实有点像小乌龟的样子)，有点儿恼羞成怒。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拿起铅笔，在自己画纸上胡乱涂抹了几笔，然后自我解嘲似地拿起画来对其他幼儿说：“看，这是我画的稀巴烂。”
不料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明显的搞笑效果。一桌子的幼儿对乙的这一行为大为捧腹，而乙也从一开始的不好意思、恼怒到皮笑肉不笑，最后到自己也开怀大笑起来，而且还带着一丝得意。当时的场面颇为热闹(但是还没有影响到其他幼儿，所以，也没有引起其他幼儿的注意)。让我觉得惊奇而且不解的是，在我看来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这几个小朋友间引起了如此的轰动效应，以至于他们笑的时候，身体整个地向后仰去，而且笑得如此爽朗。我不禁想起电视剧《水浒传》里的场景，觉得这些孩子有着十足的梁山好汉的气魄与风度，一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架势。
这种毫无必要的夸张的笑，原本会是一种很幼稚、很可笑的举动。但是我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真实感人，我惟有羡慕和赞美。心理主义可以充分地解释幼儿的自我解嘲行为，能够描述个体心理在这个事件中的转变历程，但是它不能解释一个整体性的现象。心理学站在科学的高度将这种行为判定为幼稚。但这却是幼儿最真实生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自足的、自我完整的。
后来我想，这大概是幼儿的民间文化。幼儿并不认为自己的绘画有什么问题，但是同伴的嘲笑一方面给了他压力，另一方面又给了他评判的角度；而孩子对自己进一步的审视造成了他的窘迫难堪。于是，他用自嘲来摆脱这种难堪的境地，恰恰是这种自嘲获得了群体的赞赏。于是，在一种狂欢的气氛中幼儿意外地解救了自己，消解了使自己难堪的绘画的评判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体心理的机制，有社会心理的现象，然而聂为关键的、最具戏剧性的环节是那个“意外”，即群体自发的一致的舆论――批判和赞赏。这其中存在着文化的核心成分：群体认同的价值规范。
这种价值规范在幼儿这一年龄阶段(其实它一直延伸到整个人生阶段和整个人类历史阶段，但是可能在幼儿阶段更加明显罢了)，并不是由特定刺激所引起的偶然的心理反应，而是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一种由诙谐和幽默、颠覆和造反带来的积极的再生，这是一种幼儿的狂欢文化。这种狂欢文化在幼儿园通常有如下几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1.在不利、被动和失败的情况下，通过创造、变更、自我嘲讽等等，使原来的标准或规范变得可笑。这又有如下三种情况。
(1)摆脱尴尬。与前面的自嘲相类似的现象还有：幼儿在一些规则游戏、体育游戏或者表演活动中，常常会由于一时的失误或应变不及而造成可笑或难堪。这常常会给幼儿带来挫折和对于某一类型活动的条件反射式的排斥。但是在比较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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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严格的成就标准、气氛比较活跃、观众参与自由而积极的情况下，当事者常常会由于自我意识到某些动作可笑，而变本加厉，故意夸张和强化这些动作，从而一方面摆脱了严肃性而获得戏剧性，另一方面也获得了人民性――他不再是一个被动的个体，而成为全体发笑的观众中的一员。
(2)反对苛刻的制度。下面是我在一个幼儿园的小班里看到的情景：
例2：在午饭后的漱口、临睡前的刷牙环节，盥洗室往往因为水龙头数量有限而人数较多导致拥挤。为了培养孩子养成排队等待的良好习惯，避免争抢和混乱，聪明的教师特地编了一首歌谣教小朋友们边等待边对唱：
“前面的朋友快一点。”“后面的朋友等一下。”
等待是良好习惯，需要培养，教师的方法也良好有趣。但小孩子的天性是：好嬉游而不喜拘束。所以个别好动者就设法在等待的环节里找些乐子。于是就有孩子改编歌词：
“前面的朋友呜啦啦。”“后面的朋友吹喇叭。”(孩子并不是规规矩矩地唱，而是将漱口杯倒过来，扣在嘴巴上，发出一种呜呜的声音。)
此言一出，孩子们忍俊不禁，并竞相效仿。这个孩子见大家都十分买账，便更加得意忘形，不断推陈出新：
“前面的朋友梆梆梆。”“后面的朋友乓乓乓。”
“前面的朋友敲三下。”“后面的朋友哇啦啦。”
此举屡试不爽。孩子们或跟随其后，或稍作变化。娱乐归娱乐，秩序还是很好的。教师也不横加干涉。
本性是需要加以约束的。但是本性的约束会激发另外的本性。幼儿对教师的约束稍加变形，便以有趣的、合乎韵律的“艺术化”的方式获得了群体认同；同时借助于对象化将那原本高高在上的标准降低，借助于笑声将那原本严肃的规矩变轻，从而获得了狂欢的快乐，得到了意外的欣喜。这是幼儿自己的幽默游戏，好像也是民间文艺创作中最为常见的现象之一。
如果说上面的纪律是合理的教育要求，那么下面这个事例则是不合理的规范：
例3：在一个常规纪律、行为习惯十分严明的幼儿园里，有一天，一位教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幼儿上厕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而且长时间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多了。教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侦察后发现原来一拨一拨的孩子在里面愉快地聊天呢!
每个人都有表达和交流的需要，这是心理学完全可以解释的；教师对于幼儿心理的无知状态导致上述现象，也使教师产生疑惑。但是其中显然还有超出心理的成分：厕所里的聊天意味着规范的偏离，偷偷摸摸反显出隐秘的快乐；这份快乐又意味着群体一致的反抗。
厕所与稀巴烂，闲聊与搞笑，这些都是严肃生活中的造反，是话语中的诙谐，是日常单调生活中的节日与狂欢(《水浒传》文化正是这种造反的、诙谐的、狂欢的文化)。其中充斥着人的非理性的滥觞，理性常规的闲置与，日常生活秩序的颠倒，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愿望的释放和发泄。但是这些又都是以被允许的形式，在被允许的时间和空间里，使一般不被允许的心理、态度、言语和行为合理化。
在许多幼儿园里，当过渡环节安排不够紧凑、幼儿静坐时间过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幼儿偷偷地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以求一乐。这往往是教师所不允许的。简单的直接针对的措施往往无济于事，但是符合幼儿心理的迂回的手段却常常很奏效。在教师不断的重复之下，幼儿不断地被社会化，而幼儿自发的群体文化，“幼稚”“可笑”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似乎也确实是教育的目的。
(3)反抗制裁和被忽视。在集体活动的时间里，教师往往将那些好动的幼儿从群体中隔离出去。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但想说说这些幼儿通常在这些情况下的表现：他们常常会做出比平常更古怪的、故意干扰其他幼儿的逗乐动作――在地上爬来爬去，或在地上打滚，但是他们并不会做出更过激的破坏，如怪叫、扔东西等等――这表明他们即使在造反和捣乱的时候对自己仍然是有约束的，或者是有一定理性的。这种努力有时能够成功，有时却很失败，甚至招致更严厉的制裁。如果教师是有经验的，他不但不会去理睬，而且也会设法不让别的幼儿注意孩子的这些拙劣表演。
2．主动的创新的幽默。这常见于幼儿自己的游戏中。例如从前有所谓“城门城门几丈高”的歌谣游戏，有好事者取其谐音，变更曰：“城门城门鸡蛋糕”，以博一笑。
从上面简单例举的现象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幼儿民间狂欢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它是自发的；它以笑为目的且以笑为其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它包含了个体的创造但同时又是群体对于这种创造的认同和采纳；它可能是言语的，也可能是动作的，或者是这两者的结合；它包含了一些基本的修辞手法，如夸张、倒转、拟人、双关、谐音等等；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在方式上也有一定的范围，这使得幼儿的民间文化不仅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非理性的，而且同时又是理性的，它是一种民间的审美理性。
我认为，幼儿的文化是确乎存在的，并且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文化由于它的非主流特性，也由于幼儿的非自觉性而被压抑在社会文化的无声的底层，成为民间的文化。并且由于幼儿被看作是不成熟的、无权利的，所以他们的民间文化常常要用在合理化的秩序范围内的幽默与狂欢来表现，通过他们自得其乐的反抗来表现。并且这种文化至今没有获得任何独立性。
所以这种幽默与狂欢虽然具有狂欢的本质特点和基本特征，却得不到展开。社会上有专门的狂欢节，这个狂欢节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充分自由的，往往可以持续数日。但是在幼儿园里，幼儿的狂欢行为虽然常见，却十分拘束而零碎――不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心理。这也是一种文化无权的体现。
三、幼儿的大众文化
上述种种文化的表现，往往被教师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作是胡闹、不守规矩、捣乱，扰乱活动秩序和活动室常规，有损教师的威信和权力。而这时候心理学的作用便是规劝人们避免使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例如呵斥、体罚、情感或机会的剥夺等方法，而选择使用更为有效的、正面的、诱导性的措施，例如许诺(“只要……就……)、直接强化(表扬)、替代强化(树立榜样)、游戏(“请你跟我这样做”“我就跟你这样做”)等等。
这是民间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的具体过程。幽默、游戏、狂欢、戏拟等现象所遭到的人为的压制和所受到的条件上的限制，是由整体社会变革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所致。而与这些压制和限制同时发生的，有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原因，幼儿的大众文化就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而演变出两个主要的领域①：
1．幼儿园不再是一个自然的生活环境，而是一个组织化的机构，必然有它自己一整套将现存的制度合理化的话语系统，以塑造幼儿的角色并规范他们的行为。
“幼儿园真好玩”“老师像妈妈”“高高兴兴上幼儿园”“我们都爱幼儿园”……这些都是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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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主流文化，同社会主流文化中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爱单位等意识，同祖国是母亲、单位是我家等神话并无二致。这些话语诉诸人的情感的崇高与天性的真诚，是对个体情感上的规范。而幼儿个体和群体对于这些规范的服从与内化，便形成大众的主流文化。
经过教师的教育改造，狂欢文化中的双重性被单纯的严肃性所取代，审美的创造和欣赏将转向功利的大众化行为，如告状、邀功领赏，或用内化的道德或规范标准去反对或制裁自己的同伴。
即使小班三四岁的幼儿，也会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阳奉阴违在一般情况下是消极的、不健康的，既非民间文化，也非大众文化。但是有时候它成为一种个体求生存和自我保护的心理方法，幼儿通过机智幽默的创造而为群体所接受，并可能将自己从不健康的心理中解救出来，从而获得心理释放，赢得主动。
2.如果说幼儿园的大众文化是政治性的、计划性的，那么家庭和社会的大众文化则是商业性的。现代社会的权力除了政治、司法和行政三大方面，还逐渐确立了另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大众媒介，包括电影、电视、杂志、报纸、图书，等等。这个权力体系主要由市场操纵，有时兼顾政治主流文化的要求(例如宣扬伦理道德或市民规范的小人书)。
卡通片对于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可以说是幼儿的第二生活，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时候已经取代了第一生活――从前的幼儿生活，因为从前的幼儿在角色游戏中的角色和行为往往是从真实生活中取材的，而现在的幼儿则常常模仿卡通片中的人物。它是幼儿民间文化衰退的产物。同时，它还使得这种衰退成为合理的必然，使幼儿不必因为户外空间的丧失、文化传承的中断而陷于无所事事、混乱的境地。
儿童食品广告的影响不比卡通片逊色多少。这些广告不仅声情并茂，卡通化、MTV化(在我看来，MTV是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且它同社会对幼儿角色规范要求背后存在着实体性政治权力一样，它的背后有着实体性的诱惑和煽动性的许诺。
四、从幼儿文化的角度对教育进行思考
心理学不仅在观念上取消了人们对于幼儿群体认识的文化意识，还在后果上造成了一种伪装的民主景象。这种民主打着尊重幼儿的兴趣，提高幼儿的素质，开发幼儿的潜能，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等等幌子，对幼儿实施了全方位的控制。心理学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给人们带来使命感和自信心，教师由此感到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控制幼儿一日的全部生活。并且原先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东西，如直接的集体教学活动，在加入了心理学的支持，被“游戏化”之后，也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生存与发展，不能互相损害；制度和创新，也应当得到辩证的统一。如果我们在重视将幼儿纳入社会化的轨道的同时，在维持我们整个社会的宏观和微观的制度现实的同时，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还能重视幼儿当下的生活体验，重视他们的快乐和欢笑以及无拘无束的戏耍，重视他们民间文化创作的智慧，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他们的文化存在。而幼儿的民间文化，如果是在宽容的氛围中，将不仅仅是、也可能主要不是表现为狂欢的文化，而表现为他们对世上万事万物自由而独到的、又具有群体性的看法。
法国思想家福柯有一个基本的见解：主体得以被约束的工具，常常就是他们得以创造性地表达他们自己的工具。[1]这可以作为幼儿狂欢化行为的有效解释之一。幼儿的创造尽管针对规范却不破坏规范，如果教师能给予宽容就好了；如果教师能够在传授必要的知识技能之外，重视给予幼儿以相当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自由结伴，只对他们提出必要的规则要求而不横加干涉，尤其是不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就好了；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保护而不是嘲笑幼儿的“幼稚”，如果社会能够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和讲自己话的机会以及社区户外活动场地足够安全而宽阔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约束和创造之间获得根本的平衡。
席勒将游戏看作是实现人性整合的方式和标志，认为游戏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感性的欲望、功利的需要这两重限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感性与理性相协调的自由。[2]在许多美学家和哲学家眼里，游戏是一种理想的和谐与均衡，而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案例中已经领略到了。上面的案例表明民间文化本质上具有游戏精神。
民间文化、主体间性(熟悉的同伴群体、自由的交流、默契的理解)、生活世界(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追求本我生命的文化表现与感受)，是个体生存的精神土壤，是一切意义价值的源泉。教育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功利性的，而这种功利性也常常影响到一切层次上的教育者对待游戏的功利性的态度(诸如游戏教学化)。当教育的功利被过分夸大时，它在损害游戏和幼儿的民间文化的同时，也必然损害自身的效果，因为民间文化、游戏实在也是教育的土壤和根基。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狂欢文化有再生功能，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民间文化具有治疗、拯救功能。①幼儿园是一种要求进取的组织，个体在其中必然会遭遇失败的挫折，产生被约束的烦躁和被抑制时本能要求释放的焦虑，而民间文化或者游戏正好以一种有分寸的、非破坏性的、审美的方式，使个体和群体能够通过日神状态的陶醉和酒神状态的癫狂，反抗必然性，扭转挫折，从而获得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获得一种健康的心理，获得洗礼和再生①倘若教育不知道从时间、空间、职能、功能等方面限制自己，认为儿童的一切都应当通过教育来解决，那么我们不仅会忽视民间文化所具有的天然的再生机制，而且会剥夺民间文化发挥作用的可能。这一点，或许可以看作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于教育的批判进而对于教育所作的限制吧。进一步来讲，如果教育不仅有塑造和传承的功能，还负有改造社会的使命，负有更新时代精神的重任，那么教育实在是要再谦虚一些，要看到民间文化和游戏具有宝贵的精神和作用。
但是在所有这些之前，首先要保证一点：存在于教育机构一切方面的制度化的权威和规范是否有足够的宽厚和包容，能够容忍来自民间的暂时的颠覆、嘲讽和戏弄?当然，这只是适度的“允许”而已。否则，倘若教师以悲天悯人的良好心愿，对此加以提倡乃至欣赏和纵容，那么不仅规范会遭到破坏，而且民间文化就不复为民间文化了。主流文化同民间文化之间保持严格的距离，互不侵犯互不迁就，于各自都是必要而有益的②。
参考文献：
[1]路易丝-麦尼克．福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怀旧情结；原因；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23-01
一、怀旧情结的界定
由于“怀旧”这个关键词，处在口语化和学术上通用的一个状态，因此学者们研究之前，通常都负责任地给予了读者一个自己认为相对严谨的定义。怀旧一词的产生来源于医学，1688年，瑞士随军医生J·霍弗尔把“思乡”和“痛苦”两个词根连接起来，首次铸造和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痛苦而强烈的思乡病。所以对于怀旧情结规范化的认知，也引起学者的极大兴趣, 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简单的认为怀旧是怀念过去，经常表现出对昨日的向往和对过去的渴望；宽泛地认为怀旧是一种模糊的情感，却“无意识”地抚慰了怀旧主体；一种焦虑感，一种前后矛盾的表现，表现在对过去的肯定和对现在的消极否定上面；一种退行心理，面对现实中的冲突，以过去或者家乡的美好来进行对抗的防御心理。
对于怀旧情结定义的界定尚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多数学者或是以自己怀旧定义的界定为基础，进行下一步的探讨；或者直接把口语化的怀旧含义信手拈来，再或者以时间顺序把怀旧研究出现的先后顺序做编排，少有归纳分类的意识。
二、对怀旧文化特点的分析
怀旧文化特性相对地少有关注，或者比较零散或者一语带过。关于怀旧现象相关文献更多地关注于描述性分析, 这已经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也正是由于感性材料的充足和表现的多样化，两方面地原因造成了研究者愿意更多地在怀旧的表现上做足功夫，而缺乏对怀旧文化特点的总结。
首先，怀旧是一种复合的情绪。现今许多研究者将怀旧视为一种情绪体验。一些研究者将它看作是一种正性情绪(Batcho,1995)。但也有许多学者强调怀旧悲伤的一面, 将怀旧者所向往的过去定义为对已不存在的一个对象。总之这种情绪是一种“兴高采烈的、犹豫忧伤的、并且苦乐参半的情感”。
其次，怀旧文化有明显的时间限制。怀旧同时面向过去和现在的这一特性，引发怀旧者们时刻不自觉地对二者进行着比对。包括刘锋认为的“通过纵向的比较与鉴别而产生的怀念过去、留恋往昔的心理状态”、薛婧、黄希庭的“统一自我, 适应生活”等观念，都是在强调怀旧可以作为一种中间地带，连接起骤变易逝的现在和安稳可控的过去，开辟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
再次，怀旧情结的忠实程度和怀旧文化的持久性与记忆的深刻与否和情感认同程度等因素有关。经历越强烈，有关的记忆越强烈。胡铁强是这样认为的，红色经典所反映的正是近代中国追寻理想的历史进程。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焦虑及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渴望。
最后，怀旧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特性。怀旧情感可以说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态度。它以一种留恋的姿态，冷静细致地挖掘过去传统文化的种种优秀成分。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排除，这情况下的怀旧文化非但不带有保护的特质，反而带有了破坏的功能。那就是在殖民主义控制之下，特定时期的怀旧则带有一种反认“他乡”作故乡的错乱感。巫丹指出近年来对于“上海”这座历史厚重城市的描述越来越多，但大多数怀旧叙事时间集中在1930年代，怀旧内容通常选择了电影、绘画、音乐等这些去意识形态的文化消费景观，以优雅的日常生活审美遮蔽了革命、殖民、血腥的暴力叙事，对1930年代诸多的记忆进行了一次审美过滤。
综上，通过对我国近年来怀旧文化研究论文的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上述的问题以及有待改善和提高的方面，值得今后的研究所注意。
首先, 目前的怀旧文化研究多数是由心理学家、经济学者、文化研究者所组织进行的，前两种研究者根据一系列的怀旧文化事实以及测量量表，对怀旧情绪的正常值确定以及怀旧消费的利润最大化做出了贡献。所不足的是怀旧消费所基于的怀旧文化往往被认为少有实际的价值，被误认为不值得深究。
其次，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怀旧文化特性的研究, 尤其是对比如怀旧文化特性中的确认自我，在过去寻找正性力量的作用关注尚少。怀旧的积极作用不言自明，怀旧文化也可以用来引导社会中的积极的一面。
再次，少有研究从大众文化研究的研究角度来看，如果进行这个角度来看怀旧或许本身并不纯粹，极易演变成一种合法的、有力的发泄方式。作为一种优雅的表态和文明的抱怨方式，怀旧文化自然迎合了一些现代人的口味，通过优雅婉转地表达着他们的立场。
躯体化现象给社会和医疗保障制度带来巨大压力。克莱曼博士的研究较好地对躯体化进行了文化阐释，强调了躯体化问题的重要性。他对躯体化进行临床分类，更具体地讨论躯体化中社会与心理、生理之间的关系，并且基于米坎尼克和帕克的研究成果来分析躯体化的原因，理解躯体化的社会功用，从而更好地认识躯体化以及如何对待躯体化。文化是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情境下，躯体化都会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习得的社会生活中。
关键词：
躯体化;文化;阿瑟•克莱曼;社会功用
阿瑟•克莱曼（ArthurKleinman）生于1941年3月11日，是美国精神科医生，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和跨文化精神病学教授。克莱曼博士从人类学视角对病痛的文化阐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关于中国和东亚的研究。作为世界知名的医学人类学家、精神疾病研究专家，他最早在中国开展了躯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他认为精神痛苦更可能表现为躯体性的痛苦而不是心理压力。自1968年以来，克莱曼对中国社会开展研究，他对人类“躯体化”的文化阐释与深切洞察，对于人们从社会、心理、历史等多维角度理解疾痛与苦难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1躯体化的文化阐释
躯体化或者说心理问题的躯体化是指一种特殊的精神问题的反应方式，也就是说，当人们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躯体痛苦来代替心理痛苦进行表达。克莱曼［1］49认为，躯体化是人们通过某种生理上的病理症状来表达心理痛苦的一种方式。他指出，在中国、东亚等非欧美社会中，躯体化是表达生活苦难的最常见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在经历了生活中的苦痛问题，心理或精神上受到了打击，却通过身体这一载体来感受和表达这些问题。于是人们感觉身体有严重的病症，如头痛、身体无力等，但到医院又检查不出来病变或者检查出的病变与躯体表现出来的严重程度不符。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问题的解释受身体调节，精神疾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如抑郁症状会以躯体化的方式呈现。克莱曼［1］52根据自己在台湾地区的研究对中国人的躯体化提出了一个文化阐释。他指出，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习惯于压制内心的苦痛情感。很好理解，社会大局关系的和谐比个体的精神感受重要；合适的、能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的情感表达比真正能抒发自身情感的表达重要；不敢在家庭范围外公开表达个人苦痛，认为那样做是非常尴尬和可耻的；希望家庭及成员不被精神或情感疾病所影响。他认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比较于心理问题，身体问题才是被普遍接受的，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他进一步证明，传统中医认为健康就是情感平衡，而疾病与情感过度或者失控有关。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人们习惯通过身体动作和周围环境等因素来间接地表达情感，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概念和规范决定了中国人更喜欢采用心理问题躯体化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和社会的苦痛。然而，躯体化在西方也是极为普遍的。克莱曼［1］53指出，在美国和英国，大约有1／3～3／4的就诊于综合医院的病人存在着躯体化的现象。在西方，躯体化是与较低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农村背景、积极参与宗教活动、传统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性种族区分关联在一起的。行为性种族区分的意思就是种族背景确实影响了饮食、习惯、朋友交往模式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近些年来，关注北美残障问题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指出躯体化的问题已经在残障支出和误工方面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同时也频繁成为工人不满的一个标志。因此，不论在西方社会还是非西方社会，躯体化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躯体化的临床分类
要具体讨论躯体化中的社会与心理－生理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审视躯体化的不同类别。克莱曼［1］58根据躯体化的过程将其分为急性、亚急性、慢性三类。急性的躯体化持续数天或者数周，很多是从急性苦痛综合症发展出来的。一般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唤起，包括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激活，都会产生心理－生理综合症状。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受家庭和医务人员的影响开始系统地关注并放大生理症状的时候，躯体化就发生了。其结果就是心理－生理反应被确定下来，并且主要表现为一个生理问题，病人、家庭和医生就会考虑把它当作一个医学疾病来治疗。亚急性躯体化持续数月。它产生于一种漫长的苦痛反应或者一种急性的精神障碍，多数是抑郁或者焦虑障碍。慢性躯体化持续数月到数年时间，可能产生自伴随着慢性精神障碍的生理不适，例如，慢性抑郁或者焦虑、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等，或者来自慢性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症状和残障的放大，如心脏病、哮喘、关节炎和糖尿病等。前者产生自精神障碍，强调、表现和应对的是精神疾病的身体症状，而忽略了被认为是附属问题的心理伴生症状。后者来自慢性疾病治疗过程中，心理－社会苦痛可能是症状扩大和残障恶化的主要原因。急性或者亚急性躯体化中的疾病行为持续时间可能延长，最终固定为一个慢性的疾病行为，对身体症状的抱怨和对疾病的关注成为一个人日常生活的中心，以及一种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就形成了慢性躯体化。事实上，有时候医学治疗本身就可能变成那些调节慢性疾病行为的实际环境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疾病可能因为药物或者其他治疗而缓和，而疾病行为却可能因为环境因素的支持而维持下来。换言之，在没有任何医学疾病或者精神障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慢性躯体化。在许多社会中，以躯体化方式应对压力和表达苦痛的方式是被广泛接受的，在这些社会中，这种躯体化是间接地，并且通常是在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得到家庭、学校、工作、医疗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支持。例如，阿富汗的抑郁症病人通常没有可用的词语来描述他们的悲伤感觉，他们经常抱怨说有一种感觉，“就好像一只强壮的手在挤捏他们的心脏”，他们通过祈祷的方式来缓和内心的恐惧和不适，这种祈祷的方式是被广泛接受的［2］。躯体化的形式和原因的临床模型补充了社会－心理假设，揭示了一系列更为广泛的产生躯体化的因素。而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意义能够系统地指导个体更加积极地面对周围世界以及对身体的躯体化行为进行自我心理体验。
3躯体化的原因
躯体化通常表现为缺乏确定的有机病理情况下的生理不适以及由确定的病理生理导致的症状的扩大化。克莱曼基于米坎尼克和帕克的研究来分析躯体化的原因。米坎尼克曾经进行了一个关于躯体化的纵向研究。他发现，“心理苦痛可能产生身体不适，增加人们对身体的关注，使人们对变化更为敏感”［1］56。米坎尼克通过一系列证据表明，内省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在某些场合可以产生躯体化的倾向，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则刺激身体－心理综合不适的发生。米坎尼克认为，内省包括对身体和心理体验的监测，以及身体和认知情感不适的扩大。他通过把情感看作是具体化的体验，为躯体化模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帕克比较了场景依赖和情感状态的分化。场景依赖并没有影响症状强度的总体水平，却影响了个体的神经症状分化及与特定情绪的关系。具有场景独立性的主体能在更大程度上区分与特定情绪相关的症状，特别是认知症状和躯体症状。相反，场景依赖型的主体体验的是一个整体，混淆了各种不适，而不是对可区别的认知或躯体体验进行区分，这就证明了文化和社会性的组织化认知模式可能会显著影响病人感知和对哪些症状进行阐释［1］57。针对认知模式的研究至少提出四种假设来解释躯体化。第一种假设是躯体化是由抑制心理－生理唤起的情感成分导致的。第二种假设是躯体化产生于自然感觉的扩大化。第三种假设认为躯体化的出现是因为情感唤起的躯体化症状被错误地归因，并被贴上了疾病的标签。最后一种假设是当病人使用针对身体的内省认知过程来应对苦痛，因而最终制造出一个共同的认知－行为途径来应对苦痛或者疾病的时候，躯体化就出现了［3］。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已经反复证实，社会情境和文化学习可能会影响这些认知过程，因此，情感感知和交流沟通方式会支持行为的躯体化模式。应该强调的是，不同于精神病学，躯体化不一定必须由精神病理产生，也不一定能够反映精神病理。无论是否适当，可以认为躯体化是一种特定类型的认知行为，包含了社会、文化和个人的评价。只有基于人群的社区调查和人类学研究才能判断躯体化和病理之间的关联是否像临床研究揭示的那样紧密，或者躯体化是否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作用。
4躯体化的社会功用
根据克莱曼［1］150的描述，可以理解躯体化是如何产生于与医学或者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病痛体验，或者来自于与压力有关的应对行为，又或者是当医生只关注躯体上的问题时，没有认识到这些应对行为里面其实整合了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以及一种把它们当作疾病来命名和处理的倾向。在慢性疾病的过程中，如与肢体微小创伤有关的慢性疼痛综合征，精神和社会因素可能会放大症状。这些因素包括：无意识的依赖欲望，有意识地获取经济补偿的欲望，部分自我意识到的避免尴尬或间接表达不满的希望［4］。个体为了得到继发性获益而表现躯体化症状，如因长期残障而获得经济补偿，或者获得平时关系不睦的配偶的关爱，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症状扩大就会形成躯体化的慢性病痛行为。因此，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这种因表现症状而获益的行为将会导致卫生医疗资源的不当和过度使用，也会增加个人和家庭的苦痛，从而成为卫生医疗资源和社会的严重负担［5］。躯体化经常被假定为是适应不良的情况，医生和社会科学家已经研究了这一问题。许多精神病学家把躯体化认定为是有病理原因的，而人类学家倾向于把躯体化描述为一系列以宗教、种族、道德、自然主义、医学和政治术语来表达苦痛的文化用语，以便有效地应对这种苦痛［6］。在当前许多社会中，从文化视角研究躯体化正逐渐被认可。那就会有压力迫使病人选择性地感知和表达苦痛的心理－生理症状中的生理部分，同时否认和压制精神性症状。从社会角度来说，前者病人选择性地感知和表达苦痛是有效的，后者否认和压制精神性症状是不能接受和无效的，在文化上也是受抑制的。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很好地应对躯体问题，但却很少能处理好心理问题。在关于病痛的感觉和语言方面带有特别显著的躯体烙印。躯体化有时候是得到文化认可的，具有社会功用的，并且对个人来说是有用的。在许多社会中，不论从历史上还是文化上来说，躯体化都是先于精神病学化的，这两者可以并且经常同时出现。总而言之，躯体化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流行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躯体化的文化表达会不断增强甚至弥散开来，这部分源于抑郁和其他社会形式的苦痛日益增多，部分也源于躯体化的社会和个体的功用逐渐强化。文化是影响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情境下，躯体化在任何时间、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于人们日常习得的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习惯只对精神科医生表现躯体症状，而向亲朋好友表现精神症状，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既要关注到病人的躯体症状，又要关注到病人的情绪、生活体验、社会经历和与周遭世界的人际关系，才能做出正确的、完整的、适合病人的临床判断和诊疗方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