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02 05:19:35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传播学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文学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向受其制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构成了当代“文学场”，在如此时空关系里，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点。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特点、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传播是“人类关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1)就传播学的核心概念而言，它是人们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分享。那么，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着眼，什么样的信息拿出来让大家分享？是谁拿出来这些信息？通过什么渠道或载体？谁在分享？信息制造者是谁？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和场合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能产生什么效果？等等。对这些从传播学原理出发所提出的问题的探究，使我们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文学传播语境上。人们常常用“后现代”或“后新时期”等概念来为当今社会转型命名。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着资本的流通以及商业广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噪，人们的消费欲望被点燃起来，在市场流通过程中逐渐衍生成一种“消费主义文化”。那些以守护灵魂家园为文化使命的文人敏锐地意识到“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善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2)这正是当代文学生存的处境和传播语境，一切都在消费当中，物质的欲求、观念的更新、信息的分享等，最终都可以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消费现象。大众传播媒介多声道、立体声的传播，不仅刺激起消费的欲望，而且正是通过媒体消费的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与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与文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费过程中，同时也在进行着消解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消解着传统的中心意识。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今中国文学已从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滑落。身处这样一个消费与消解的时代，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那样，它们“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3)受制于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定位，现今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文稿竞卖、作家签约、媒体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读物、小说百强等等，一一映证了这种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趋向正在发生改变。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的认识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传播业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文学不仅不可能置身于传播环境之外，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还促使其积极参与其中，文学要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来负载它们，使其能往来穿梭于社会大众之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有着精神文化和物质利益双重密切联系。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同样也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是能够把握其脉络并加以解读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
广播出现以后，电台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戏曲作为最受欢迎的传统娱乐方式自然成为每个广播电台不可或缺的节目。由于广播的娱乐节目种类繁多，在众多的竞争中，戏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更加成熟，以不断改良、创新来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无形之中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广播的出现对戏曲演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他们演唱的戏曲在各大广播电台播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逐渐脱离在社会下层表演曲艺来维持生活的命运。广播的产生给传统的戏曲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广播出现之前，人们的娱乐方式只有固定的几种形式，而到戏院看戏是最受百姓欢迎的，随着无线电的迅猛发展，收音机的普及，悄悄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多种多样的娱乐节目，这使得很多拥有收音机的观众不再去拥挤的公共场所观看传统的戏剧表演，这大大降低了戏院的上座率。无线电的产生虽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传统戏剧的革新，扩大戏剧的影响范围，但无形中成为了传统戏剧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播对唱片的影响
最初唱片仅仅是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的，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品，所以唱片作为一种小众的娱乐工具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小。无线电传入中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许多民营电台，民营电台的设施不完善、资金不充裕，仅靠一些广告费来支撑电台的运营。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承担不起经常请一些名人、演唱家、乐团等来电台做现场演出，这时唱片就成为这些民营电台的首选。20世纪30年代中期，百代公司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只需1角六七分，批发价为2元2角。这样低廉的价格，购买一次后还可反复使用，所以播放唱片就成为了各广播电台音乐节目的重要素材。但电台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唱片公司的唱片销量。1935年6月末，英商电器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致函上海交通部国际电信局，以欧美各国颁布的有关唱片的法规为由，要求自1935年8月1日起，各电台播送该公司唱片须得该公司允可，及预付每月洋一百五十元，并另提出六项规定。直至1935年12月21日《申报》刊载司法院对此事的决议：留声机唱片，并非出版品，亦非著作物，并无专有公开演奏之权。购买人本其所有权作用，无论如何使用，应任凭自由，出售人、制造人、发行人均不得干涉。通过这次事件，我们足以看到唱片已经不再作为留声机的附件而存在，它已经成为各大广播电台不可缺少的一档节目。
三、结语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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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在第一个问题当中，关于方法论的反思。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论的研究严重脱节，因为在国内没有人关注这些比较虚的主题，而且在方法论的研讨当中非常少，史论流于形式。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探讨过程当中，传播学几乎“失语”，史论比较留于形式，就传播学谈传播学。谈适用于满足从来不谈功能主义，谈解码编码，不谈主客体关系。解释学谈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关注解释学的鼻祖，像狄尔泰、韦伯。谈拉扎斯菲尔德，很少谈默顿。同样，对现代思想家，吉登斯、布迪厄的很少，同样我们引用文献的时候，引用国内学者的论述远远多于国外学者。学界出现所谓的“引用圈”，同校、同门引用。传播学杂志圈子化，这时候怎么能做到百家争鸣。杂志、核心期刊要求的字数很少。
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传播学学会没有方法分会，使得整个方法的研究受很大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反思。从方法上来讲，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方法梳理不全，绝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有多少研究方法，怎么可能让传播学的学生学好。我们先看一下研究方法树，案头研究、统计、实地研究、专项技术。文献法，我们不缺的是文本分析，怎么做好内容分析，必须要应用一个研究方法。深访，深访跟采访的差异有多少？深访的分析方式是什么？论文当中90%的用深访的方法跟写作文没有什么区别。焦点小组有十几种方法，有人说这是国外的方法，其实不是。学界在研究方法这块已经严重落后于产业界。
观察法，方法梳理不全，实际去做的少，没有体会地分析。观察法有多少种？十多种，所有这些方法在传播学当中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作为主流的传播学方法教育，在这块是非常弱的。
隐喻技术的主要类型，结构式隐喻技术：品牌画廊等等。统计分析，这里面忽视了数据和分析的差异，忽视了初级和高级的差异。我们在分析方法和技术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很多的研究不定量也不定性，空想和遐想的很多。定性几乎等同于作文例证式的引证，而没有分析的推导过程。定量等同于量化，量化等同于数字，数字等同于百分比，如果都是这么研究下去，那还了得。
传播学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反思。第一、数据与分析。不要民意测验化的简单描述，要对研究有效的分析。当你把这些看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数字本身给你带来的陷井是非常惊人的。结论：不要被数字迷惑，数字仅仅是对规律的描述。第二、模型的简单与复杂。简单是不是就好？列联表的错误率。逐步回归有对的吗？案例：谁会对广告有较好的容忍度。如果我们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做，结果非常简单，哪个显著，哪个不显著，但是有用吗？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PPT)，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图是这样的(PPT)，这是简单与复杂的关系吗？不是，它是对与错的关系。复杂的模型真的是很漂亮，这是关于每周读书时间的研究，它的结论一张表得不出来，我们快速看它的结论，能看到人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发展的趋势，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当我们找到这个趋势的时候，能够发现原来它是这种规律性，这种规律靠我们用数字去表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用模型去分析。实际上，简单与复杂不是量的差异，是质的差别，简单的模型可以简单的处理，但是复杂的，如果你没有对问题的真正思考是出不来的。
第三、追求数学的形而上学与解读。在传播学里面最经常说到的就是SEM和HLM。数学的形而上学确实很漂亮，但它不一定是社会的现实，解读强于技术，技术模型之后的解读是追求。
第四，大趋势与小趋势。大趋势用于把握规律性。
中国互联网创新扩散的历程。罗杰斯创新扩散研究的弊病。我们看互联网，CNC拿出来的结果是罗杰斯创新扩散的前版，2000年之前上网的特征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说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上网，但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发生的本质的变化，原来是以年龄为基础，以年龄为基础意味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当中，出现的是娱乐化倾向。但是，到了2001年变了，文化程度这个变量开始在创新扩散历程当中搅动整个格局，2001年研究生以上的群体大面积普及互联网，到了2002年，年轻人全面普及互联网，文化程度高的社会忙碌群体全面普及互联网。到2003年开始对互联网创新扩散发展的一个结束的态势显现，到2004年全面结束中国互联网在城市的重新扩散。这四年的历程是以文化程度为核心递进的创新扩散，中国的互联网还在发展，城市已经结束了，那就是第三个变量——城乡。
如果以年龄为变量进行创新扩散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出现的特点是娱乐高速路，那时候出现的词汇是：“80后”、代沟、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重组。但是到了第二个变量发展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白领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成为社会主流的讨论内容，这个时候是一个价值高速路的展现。但是到了第三变量，城乡变量开始搅动的时候，基层社会问题暴露、成为社会的安全阀。
比如3G门户网站，它的形态非常清晰，年轻人使用3G，男女两性略有差异。现在手机上网当中的手机淘宝已经进入中期的模型。再看开心网，开心网也正处于中期的创新扩散形态，大家知道，不仅仅我们可以看到它发展的规律，可以解决每一个问题，无论是淘宝还是开心。
大趋势的特点：刘爽说：微博是个屁。但是，每个人都要放屁，所以就是大趋势，人在手术后必须排气，所以微博的在特殊时候是异常重要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明白，小趋势不能忽略，而且小趋势可能是未来我们研究搅动社会发展的最最重要的点。
我们不能再以原来大众传播的概念来看待互联网时代下的媒体，意义不同了，所以，坚决地要去看小趋势，小趋势稳定思想信息，大趋势模模糊糊，它虽然大，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任何一个小的趋势，可能带来大的事情。
总的结论，解读强于技术，但是千万别把分析和数据当成一样的东西，有分析的模型解读是最好的分析。
关键词：乡村现实；城乡传播互动；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村发展
项目来源：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09B231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1-0007-2
“城市和乡村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类型及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它们在产业构成、发展水平、物质构成、职能作用等方面相互区别，但城乡资源互补、生态共生、经济发展相互依存，构成了两者相互作用的前提[1]。”在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流动人群，以农民工和乡村大学生为代表，他们在沟通城市和乡村信息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部分弥补了乡村社会系统在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中的劣势。
1 中国乡村现实和乡村受众的特点
1.1 中国乡村现实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但是，我国农村的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来自农业部的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差距正在扩大，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12022元。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仍有4007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2009年4月，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表示，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还没有掌握现代生产技术[2]。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信息的有效传播与利用对于农村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乡村受众的特点
大众传播受众的一般特点是数量巨大、复杂性、分散性和隐匿性[3]。中国的乡村大众传播受众除了具有上述特点外，由于我国乡村传播的特殊性，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1.2.1 媒介接触的有限性与狭窄性 在我国农村，乡村受众对于传播媒介的接触非常有限，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农业部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户电话普及率为41.6%,有线广播“入户率”占33.2%，有电视的农户占94.5%，有电脑的农户只占0.8%，而能上网的农户仅占0.3%，且多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上网率非常低[4]。
据2002年一次调查表明，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64%来自电视，12%来自广播，8%来自报纸，还有16%是靠会议、黑板报以及邻里口耳相传获得。所以，广大农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来源是电视，乡村受众媒介接触具有明显的狭窄性。
1.2.2 信息反馈的被动性与滞后性 我国的乡村受众由于受条件、知识和观念的限制，他们很少主动对已获取的信息进行反馈，对媒介传播的反馈具有被动性。有些乡村受众虽然有反馈的意识，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使得他们很难及时进行反馈。乡村受众对信息反馈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使乡村传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 农民工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2.1 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以农民身分担任工人职务的一个特殊的群体[5]。农民工作为城乡传播殊的流动群体，既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又与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城乡传播互动中起着中介作用。
刁松玲在对广东珠三角州地区的农民工进行调查后认为，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赚钱供子女上学，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二是学到技术，建设自己的家园[6]。调查如下图所示：
王春光以年龄为主要划分标准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农民工，而将90年代初次外出的算作是新生代农民工[7]。新生代的农民工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城市的民主法律意识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立性、选择性日益增强。他们是当代农村社会的“精英”，是农村先进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在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具有特殊的优势。
2.2 农民工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的作用
文化底蕴、传统特色、群体性格、地域差异等也深刻地影响着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他们带着各自的乡村群体性格和乡村的文化积淀气息，一批批来到不同的城市，在与城市人群的碰撞和冲突中，体验和感受着该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8]。农民工作为外出者，他们的眼界和认识明显高于在乡者。
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外出打工者把学到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统统也带回了家乡；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城市发现了市场，把农产品打入城市，反哺在乡群体，给家乡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转变思想观念方面，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农民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作为受传者，接受城市现代气息，他们的视野比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更开阔，思想观念在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熏陶下有了质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假期返乡回家的农民工或者是回家创业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作为传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传播给家乡人。
因而，农民工沟通了城乡关系，是城乡传播互动中的天然中介，有着传者和受传者的双重身份。
3 大学生流动的传播学分析
在我国城乡传播互动中，数量众多的乡村大学生作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特殊流动群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1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对比
乡村大学生与农民工相比，相同的是他们都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活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农民工，因为乡村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已经被城市所接纳，而且大学是文化和知识的殿堂。回乡后，作为高文化素质人群，在家乡是邻里关注的中心，在信息传播中具有更多的优势。
3.2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中的作用
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作为特殊流动群体，扮演传者和受者的双重角色。
在信息传播方面，进入大学和城市后，广泛接触现代媒介和信息。例如互联网，在信息飞速发展日益变化的城市，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将所了解到的信息介绍给家乡的人。乡村大学生对媒介和信息的了解更广泛、深入，能够在村民中发挥指导和导向作用。
在文化教育方面，乡村大学生在大学里接受高素质的文化教育，学习先进的科技技术，因此，他们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在假期回家乡后，将在大学的所见所闻讲诉给在乡者，将先进的观念带回了乡村，在城乡传播互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乡村大学生给乡邻们带回科学技术和致富信息，例如在大学涉农专业的学生，把科学的种植和饲养技术带回乡，运用到实践中，有助于乡村发展。
同时，他们也将乡村风貌带回城市，更多地以人际传播的形式传播给同学，让城市更加了解乡村。
从社会学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市读大学，是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从传播学的视角看，乡村大学生在城乡传播互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所处的环境，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乡村大学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城乡传播互动中，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向贫穷落后地区输送技术、传播信息，对于中国乡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民工与大学生作为特殊流动群体，他们“离土不离乡”，“根”在农村，他们在观念、习惯、行为等方面对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起到了一种推动与示范作用，他们的存在对于城乡传播互动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城乡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5(3).
[2] 中华硕博网
[OL].,2009-04-23
[3]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中的“受众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201.
[4] 谭英.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6-137.
[5] 陆学艺.“三农”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62.
[6] 刁松玲.城市化进程中外来农民工群体信息需求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07(4).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7(3):63-76.
只有当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他才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和知识的建构者，因此，学生的学习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学的质量，决定着教学活动的有效与否。学生的学习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地位有关，因此，学生地位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由于传播过程与教学过程存在这种天然的相似性和联系性，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对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教学活动，考察和研究学生的地位，有助于我们拓宽教育视野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信息传播过程与教学过程
布雷多克在哈罗德·拉斯韦尔“5W”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传播过程的“7W”模型。用“7W”模型审视教学过程，可以发现，教学活动和传播活动具有共同的构成要素。
教学活动和传播活动的构成要素
具体到教学活动来讲，“7W”基本上可以对应为：教师为了什么目标，在什么环境下，使用什么内容，通过什么媒介与方法，对谁进行了信息传播以及这些传播活动收到了什么效果。显而易见，这些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教学的几乎全部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也正是我们研究教学问题中所关心的重要内容。
传播学理论揭示了传播过程中各种要素之间动态的相互联系，如果把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传播过程，那么，传播效果不是由传播过程中某一要素决定的，而是由组成传播过程的信息源、信息、渠道和受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传播过程中每一构成要素又受到自身内部各种因素的制约。传播理论还强调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即信息反馈。这些理论对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必须通过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互动才能实现信息传播的教学过程来讲都很重要。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学生地位
从传播学视角审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领悟教与学的相互关系，开启我们进行课堂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1.从“信息传播的双向性”看学生地位
传播学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说，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并不是单向度的。虽然传播者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但传播对象并不是单纯地处于被动受传地位，受传者可以通过信息反馈来影响甚至改变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以及传播内容。
教学信息的传播同样是经过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行为来实现的，所以，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实施必须注重教与学两个方面。教师要充分利用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通过反馈环节随时对教学活动进行调控，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把“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作为课程的基本理念，大力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的运用，十分重视对学生学法的研究，这些教学行为的转变与传播学理论对传者与受者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彰显了一种对信息受传者地位的尊重。但目前我国高校对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尚重视不够，研究不多，高校课堂更多的还处于一种“满堂灌”的状态。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公正”课程《谋杀的道德侧面》一课的前半小时几乎都是在提问和讨论中度过的，学生发言甚至超过了教师讲解，但正是这师生间的互动，对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他们聚精会神，全神贯注，成为学习活动的全身心参与者。因此，如何在教学中尊重和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如何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学习状态，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应成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重要突破口。
2.从“受众的选择权”看学生地位
传播学理论认为，受众基于某种目的而产生通过媒介获得信息的行为，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主动性，受众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当权利，例如传播权、知晓权、传媒接近权以及选择权等。有传播学者认为，受众的地位正在朝着由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甚至影响传播者的方向演进。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学生无疑是一群接受知识技能信息传播的受众，但他们并非是被动接受知识的简单容器，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渴望在某些知识与技能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满足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传统教学不管学生水平高低，无论学生兴趣何在，都要在同一进度下学习同一内容，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选择权。而实际上，当学生对学习内容采取拒不接受的学习态度时，这就等于是关掉了学习者这部“接收器”的开关，任何信息将无法被接收，教师的教学行为将处于无效或低效状态。但是，教师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学习内容，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尚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教师应当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处于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把学习者这部“接收器”的开关打开并调准频率，从而收到高效的教学效果。
3.从“内向传播”看学生地位
人体的内向传播，是主我（I）同客我（Me）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是生理自我、情感自我和智力自我之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自我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人的思维活动，具有心理学性质。“符号互动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布鲁默认为，社会生活中不但人与人之间存在互动，人还能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这“自我互动”就是一种在“人内”进行的自我传播活动。
从内向传播的角度看，教学活动要与传播对象的心理成长环境和心理需要相适应，唯有这样，学生在积极主动的学习过程中，内向传播的作用特别强烈，情感性和认知性的信息处理交织互动，学生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和认知体验，并在这种体验和互动中建构起新的经验、知识与技能。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发挥学生的自觉积极性，使他们成为知识技能的主动建构者。
索绪尔与结构主义符号学fSemiology)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以符号分类的方式为特点的符号学是20世纪知识领域的学术高峰结构主义的源头之一。早在1894年，索绪尔就提出了符号学概念，他的主要理论集中体现在他身后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论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同属于现代符号理论，但比起继承自皮尔斯，侧重逻辑，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色彩的美国符号学，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更重视结构主义分析。
索绪尔提出：为什么在语言中，尽管说话人本身、表达方式、遣词造句、观点看法等各不相同，人们还是可以相互理解?语言中相互理解的基础是什么?他首先指出了言语(speeeh)和语言(language)的差别。前者是符码(code)，是实际说出来的那些话；后者是信息(message)，是语言系统，来自于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可以使他们进行交流的知识。简言之，言语是社会成员运用语言能力创造的具体产物；而语言是一种抽象系统，存在于集体心智之中，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别无选择的社会惯例。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索绪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剖析了符号的结构。他将符号(sign)分为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外形，可能是某种声音、形象等。所指则属于一个精神或心理的范围，是关于一个事物的思想，构成了符号的思维方面。而实物叫做参照物freferent)。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中，符号就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一个双面统一体，即符号不是实物。地图不是地域。比如,我们说单词“树”的时候，实物可以使具体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树。而符号“树”是由发出声音的“树”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痕迹伴随脑海中的“树”的精神意义构成的。索绪尔强调，能指和所指的链接基本上是人为的、武断的或约定俗成的。
索绪尔的符号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能指和所指分析多半限于语言符号，不能解释绘画、音乐和戏剧等表现当中的所指如何构成。后来，法国符号学家巴特和意大利符号学家埃柯把符号学研究转化为研究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尽管如此，沿着索绪尔的足迹，叶尔姆斯列夫、雅各布森以及语言学的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等符号体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与结构主义思潮相结合，对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这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意义重大。
皮尔斯与逻辑符号学(Semiltics)
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符号学的另外一条学术演变轨迹就是发端于美国符号学家和数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尽管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皮尔斯在大量的论文中对符号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给“符号”概念下了确切的定义，即“所谓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皮尔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因此符号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所有的思想靠符号，思想是对符号的操纵。所有的符号过程是三个部分的关系：符号自身、被表现的物体(Repre-sentamen]和阐释义(Interpretant)。一个意义是符号、阐释、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任何事物只要它单独存在，并和另一事物有联系，而且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没有任何传播是可以在符号系统之外进行的，我们总是将符号翻译成其他符号。符号系统的陈规控制了产生意义的方法，也将意义范围限制在我们所能利用的范围。
按照皮尔斯的思路，同一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再现和符号，这完全取决于主体的符号环境，如语言环境。在使用符号时，是主体将其与现实事物或者其他意义相联系，并赋予符号以一定的意义。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符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这取决于主体对符号的经验和解释水平。正如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符号传播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都不能离开解释这一中介要素。正因为如此，符号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并非一次性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体现出人类认知活动的主体性。
相较于索绪尔的符号学，皮尔斯的符号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没有从先验存在又能够自我运转的符号系统H{发，去肯定能指与所指的符号意义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是把意义建立在人类的感性基础上。
皮尔斯认为。人类所有的经验都组织在三个水平上，可以分别称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指的是可以独立的、不需要涉及他者而存在的实项；第二性指的是依靠同他者相互作用而获得存在的实项；第三性指通过连接其他实项而获得存在的实项。比如，男人、女人是第一性的，夫妇是第二性的，婚姻登记处就是第三性的。在关于意识和经验的理论中，这三种水平分别对应感觉性、活动经验以及符号。
在分析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关系和意义产生的过程中，皮尔斯提出符号和对象的关系如下：
第一，使联系过程开始的东西如迹象(jndex)，是其所代表之物的原因或结果。迹象组成一个现象感觉得到的东西。如雪地上的脚印或火的灰烬。我们可以说，人的脸色苍白暗淡是病态的迹象，挥动的拳头是威胁的迹象，风向标是风的方向的迹象等。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迹象符号是那些被表明的事物的直接表达：他们或者是事物的一个片段或者切片。或者是从事物的相互反应中提取的。或者是由事物的原因所支配的机械效果。迹象符号的特点是与指涉对象之间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缺乏对事物的再现。
第二，类像符号(icon)，类像的关系表明是通过类似或者是一种泛义上的类似来延续对象，但接触被中断了。例如，一幅素描、一张照片、一座雕塑等都是类像符号。一个与事物本身同质的符号是迹象，而一条对角线、一个图表、一个路标、一个电影片段则是类像。类像的表象后面，是有动机和酷似原物的，但与原物没有接近性，并不是事物现象本身内在的一部分。类像是对事物的增加和补充。而迹象是通过换喻式的脱离来对对象进行提取。类像符号通常指那些和对象有类似或者类像关系的符号，比如，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
时空中的视听传播符号。
第三，象征符号(symbol)，是符号的符号。它与连续性和接近性都没有关系，而是重新聚合了任意性的符号：大部分语言符号、交通符号、数理符号等。象征符号的标准在于它的歧视，与对象没有自然的、必然的联系，是完成意义表达的主要符号。和类像不同的是，象征符号是通过排他性来进行自我建构，同时是隐秘的和非连续性的。功能上，象征符号要在“是”与“不是”之间作出决断，排除中间状态。换言之，一个词在场意味着所有其他的词在同一位置的缺失。
按照皮尔斯的分析方法，信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信息是迹象信息，是一个事物所留下来的能够被感觉到的痕迹：第二类信息是类像信息，作为真实的表象：第三类信息是象征信息，是针对真实事物的话语。利用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现象。大众媒介所负载的信息洪流更接近类像式的传播，引导受众和媒介建立一种依恋的、接触的、想象的和信仰的关系。迹象符号和类像符号可能包含有对想象的暗示和指引，而象征符号则体现了主体思维。事实上，在所有的传播形式中，是象征符号在一般意义上建立了传播的秩序、稳定性和环境框架，可以说，是在原水平上发挥了传播的组织作用。而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对符号的生产机制的阐释，成为符号学不断更新的出发点。
罗兰・巴特与“神话”
符号学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索绪尔和皮尔斯，但把符号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当首推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他所说的符号包括影像、姿势、音乐、物体、仪式、景观，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这其中的核心是符号。总的来看，巴特对符号学的建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方面，二是实际应用方面。他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对符号内涵意义的分析，这是巴特符号学实践的根本。他在应用上的最大成就是对许多时尚领域如服装、饮食、广告等所做的符号学分析。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中：《符号学原理》(Elementso Semiology)和《神话集》(Mythologies)。前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建构，后者主要是符号理论的应用。
《符号学原理》是一本系统严密、叙述简练的学术论著。它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概念，同时清晰地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范畴：一、语言与言语；二、所指与能指；三、组合系统(即横组合与纵组合)；四、外延与内涵。另外，他还提出“意指”的概念，即“意指(slg-nification)则可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为此他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玫瑰，在表达爱慕之际是一个符号：其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其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无物的，后者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正是意指。
《神话集》中有一个罗兰・巴特对一幅《巴黎竞赛画报》的封面做分析的例子。这张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敬着军礼，两眼向上，可能在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图片的第一层能指，就包括拍摄该图片时相机的角度、色彩、景别、灯光、构图等因素，而所指就是相机前面的事物(即凝视飘扬的法国国旗。身着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二者共同构成了表意过程的第一个层面，即外延意义。而表意系统的第二个层面是内涵意义，它以第一层系统，即外延意义，当成它的能指，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而成为另一个所指。在这个例子中，也就是整个封面作为内涵意义上的能指，而它的所指在罗兰・巴特看来却是：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没有肤色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里，内涵意义隐藏了画面(也就是第一层表意过程)作为一个符号的地位。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