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9-01 18:42:07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蒙氏教案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教学目标
1.了解、掌握新思想萌发的原因；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魏源和《》；姚莹和《康輶纪行》；徐继畬和《瀛环志略》；《》的主要内容和评价。
2.①通过介绍林则徐、魏源的主张，使学生掌握新思想萌发的原因和特点。②通过《》的介绍，使学生掌握《》的地位。
3.①通过介绍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培养学生放眼世界、探索新知、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②通过对《》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地位分析
前后民族危机加深和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之时，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为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林则徐、魏源和洪仁玕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重点分析
①新思想的萌发是重点。林则徐、魏源的新思想，主要是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这一内容，有助于学生认识和理解新思想的特点。
②《》是重点。《》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学习这一内容，能让学生进一步理解运动的特点。
重点突破方案
①新思想的萌发：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的小字内容首先介绍林则徐和魏源的思想，然后提问学生他们的思想新在何处？你如何评价？他们会对中国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②《》：参见“难点突破方案”。
难点分析
对《》的评价是难点。《》不仅主张在科学技术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学习西方，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教学中，应引导学生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积极思维，培养学生分析和理解历史问题的能力。
难点突破方案
对《》的评价：教师首先要求学生结合上节内容介绍洪仁玕的生平事迹，然后与学生共同分析他能写出《》一书的原因和此书的特点，最后提问学生此书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原因是什么？你对此书有何评价？
课内探究活动的设计
①在分析“新思想的萌发”时，教师在介绍林则徐的事迹后，可以提问学生，为什么林则徐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你对于这一点是如何评价的？分阶段整理林则徐的先进事迹并且作出评价。
②魏源的《》一书是如何体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你对此书有何评价？
③《》，参见“难点突破方案”。
教学设计示例
第七节新思想的萌发
重点：①新思想的萌发；②《》。
难点：对《》的评价。
教学手段：教师讲解、学生分析为主的综合法
教学过程：
导入
教师首先提问：“对于近代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新思想萌发的原因
重点强调两点：一是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通过表现出来）；二是林则徐、魏源等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的努力探索。
二、新思想的萌发
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魏源和《》。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教材的小字内容，首先介绍林则徐的思想。在介绍林则徐的事迹后，可以提问学生，为什么林则徐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你对于这一点是如何评价的？分阶段整理林则徐的先进事迹并且做出评价。其次，介绍魏源的思想和《》。之后可以提问学生，魏源的《》一书是如何体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你对此书有何评价？然后提问学生他们的思想新在何处？你如何评价？他们会对中国历史产生什么影响？；《康輶纪行》和《瀛环志略》简单讲解既可。
三、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
对《》的评价：教师首先要求学生结合上节内容介绍洪仁玕的生平事迹，然后与学生共同分析他能写出《》一书的原因和此书的特点，最后提问学生此书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原因是什么？你对此书有何评价？
教学设计思想：
①通过学生对于林则徐和魏源新思想的分析、《》的评价，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②通过教师对于相关材料的补充，相关内容的讲解和学生回答问题过程中教师的引导，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
板书设计
第一章第七节新思想的萌发
一、新思想萌发的原因
1．清朝封建统治日益腐朽
2．后民族危机加深
二、新思想的萌发
1．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
2．魏源和《》
3．《康輶纪行》和《瀛环志略》
三、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
行政判决书
（2000）内法行监字第15号
原审上诉人 李世卿，男，50岁，汉族，科右中旗孟恩套力盖银铅矿粮站干部，住址科右中旗孟恩套力盖银铅矿一居民组78号。
委托人 王红岩，男，系内蒙古法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 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
法定代表人 金国强，系该支队支队长。
委托人 隋向国，系该支队科长。
委托人 赵树文，系兴安盟公安局警校副校长。
原审上诉人李世卿与原审被上诉人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复议决定一案，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10月9日作出（1996）兴法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原审上诉人李世卿不服提起申诉，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9日作出（1998）兴行再字第81号行政判决，李世卿仍不服，于1999年6月24日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00年8月18日决定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1998）兴行再字第81号行政判决认定：1991年10月12日早8时许，原审上诉人李世卿等科右中旗银铅矿粮站职工乘本单位东风141型大货车去巴彦呼硕镇办事，行至111国道1157公里加200米处车翻入路下，致李世卿等人受伤。1993年11月5日经科右中旗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李世卿构成七级伤残，科右中旗交警队于1994年1月8日作出右中公交（94）第1号交通事故经济赔偿裁决，认定驾驶员负事故全部责任，未确定具体赔偿数额，1994年10月12日作出关于李世卿具体赔偿金额的裁决，由银铅矿粮站赔偿李世卿损失计人民币52316.57元。两份裁决分别在1994年3月和10月份给银铅矿粮站送达，科右中旗银铅矿粮站于1995年7月10日向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议。1995年7月28日，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作出（1995）兴交警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撤销了科右中旗交警队右中公交（1994）第1号交通事故经济赔偿裁决。
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受案后，于1996年9月11日作出（1996）乌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维持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1995）兴交警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案件受理费120元由原告负担。李世卿不服，向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1996）兴法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20元由上诉人承担。李世卿提出申诉，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兴行再字第8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1996）兴法行终字第12号及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1996）乌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二、维持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1995）兴交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李世卿仍不服向我院提出申诉，请求撤销再审判决及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95）兴交警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书》，要求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赔偿经济损失328513.65元和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其理由是再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致使判决书的理由相互矛盾，理由和结论不一致。
经本院再审查明：1991年10月12日早8时许，李世卿等人乘本单位141型大货车去往巴彦呼硕镇办事，当车行至111国道1157公里加200米处翻入路下，李世卿等人受伤，1993年11月5日经科右中旗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李够成七级伤残。1994年1月8日，科右中旗公安局交警队作出右中公交（94）第1号交通事故经济赔偿裁决书，此裁决没有具体赔偿数额，1994年10月12日，中旗交警队又作出关于李世卿具体赔偿金额的裁决，两份裁决分别在1994年9月和10月给银铅矿粮站送达，但没有送达回证，也没有交待诉权。银铅矿粮站于1995年7月10日向兴安盟交警支队申请复议，兴安盟交警支队于1995年7月28日作出（1995）兴交警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撤销科右中旗交警队作出的裁决。
上述事实，有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提举和一、二审法院收集的有关证据，证人证言笔录以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过本院审查。
本院认为：科右中旗公安局交警队作出右中公交（1994）第1号交通事故经济赔偿裁决书和具体赔偿数额的裁决，送达给银铅矿粮站的时间是1994年9月和10月份，银铅矿粮站于1995年7月10日向兴安盟交警支队申请复议，兴安盟交警支队受理该案的复议期限应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第29条和《行政复议条例》第29条第1款之规定。一、二审判决认为申请复议的期限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有关诉权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原审被上诉人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规定》对该案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属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原审上诉人李世卿提出要求原审被上诉人兴安盟交警支队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1998）兴行再字第8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1996）兴法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
三、撤销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1996）乌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
四、撤销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1995）兴交警字第1号交通事故复议决定。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20元均由兴安盟交通警察支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敖莉萍
审判员 姜凤芝
满洲里市科学技术协会自2008年成立后，紧紧抓住六项基本职能、两部法律、一个条例和一个纲要，坚持“三服务、一加强”工作定位，充分利用中俄两国科技资源，搭建“中俄蒙科技展”平台，全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深入开展具有口岸特色的科普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利用科技会展资源发挥口岸城市优势
俄罗斯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雄厚。满洲里市科协借助口岸城市及与俄罗斯科技部门积累的人文优势，积极促进中俄两国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从2004～2009年间，连续六年举办了满洲里中俄蒙科技展暨高新技术产品交易会，实现了市级、省级、国家级的跨越，成为规模、层次、影响力较高、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科技成果及高新技术产品展示会；举办了以“深化中俄两国科技区域合作、促进毗邻地区协调发展”为主题的中俄区域科技合作论坛；先后邀请来自中俄两国的院士、科技专家、学者10余位就中俄双方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发展举行专题报告会；从2005年起举办了五次中俄科技项目推介会，涉及生物、化学、自动化、环保、能源、农业、医疗保健、电子信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前沿技术和产品；为加强国际间青少年创新教育的经验交流，探索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机制和途径，协助自治区科协成功举办了首届中俄蒙青少年科技教育论坛。
如今，满洲里市科协以科技展为平台，促进中俄科技合作，普及科学知识；以科普讲座为重点，提高公务员和公众的科学素质；以中俄科技项目推介会为抓手，促进科技项目合作；以科技合作论坛为载体，升华科学思想，增强创新意识，逐步探索出了以“会展服务于科技合作，开展科技成果，开展科普教育活动”的新举措。
开展特色科教活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满洲里市科协充分发挥科普画廊、科普展板、科普大篷车宣传载体功能，借助“三下乡”、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科普活动平台，面向公众广泛开展社会性科普宣传；组织开展了创建科技教育示范学校活动，充分发挥科技教育示范学校、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以及科技辅导员的作用；组织中小学生开展青少年科技传播、科技创新大赛、手工作品大赛、校园科技节等科学实践活动；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开展科技咨询、科技入户，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和专业技能。通过开展农村科普示范基地、科普带头人评选活动，以点带面推动农村科普工作；开展在职人员技能提升、失业人员再就业、外来农民工转移就业等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及城镇居民科普知识讲座等提高城镇劳动者科学素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国内专家教授学者举办讲座和培训班、创业创新论坛、科技报告会、科技培训等，开展科普知识进机关、进党校、进教材等活动，提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以“科教进社区”为载体，以创建“示范社区”为抓手，通过组织专家进社区、展览进社区、讲座进社区，以知识问答、文艺演出、专家咨询、科普大篷车、健康流动课堂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宣传形式，对市民进行科普知识的传播，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普活动。
强化科普服务网络创新科普宣传方式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满洲里市科协积极探索建立健全科协和科普服务组织的新渠道、新方法，不断完善科协的工作职能，在全市各区成立了科协组织；联合科研院所建立以科技专家为依托、农村科技能手参加的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组建了农民专业技术协会联盟；在各社区成立了多名科技专家参加的社区科普志愿者队伍，扩大科普服务有生力量；强化各级科普硬件更新全市科普橱窗，保证科普活动正常开展；与满洲里市电视台共同完成满洲里市全国科普示范城建设创新发展实录《科普阳光尽洒北疆边城》光盘的制作，展示了满洲里市科普特色工作。
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模式的快速转变，安全意识地培养对医学界的重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前提条件。我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蒙医妇科护理带教工作，自从2007年以来，在众多各科室护理带教中，蒙医妇科优先把安全意识贯穿在护理实习过程，培养对安全护理的信念和态度，以促进安全护理习惯的养成，取得良好效果。实践证明这样教学模式符合培养医学生实践能力和安全意识的改革思路，值得探索和研究，这种教学方法的发展，融合护患关系的保障，也逐渐地开创出教学上的新纪元。
众所周知教学的目的，一、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还要培养学生安全护理习惯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也能保障学生的自身安全呢？笔者改进教学方法，解决了蒙医妇科临床护理带教的问题，也就是安全护理习惯的养成，现汇报如下：
1科学的带教方法
1.1 系统的岗前培训和注意事项的理解 [1]
医院护理部对蒙医妇科护理生进行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及职业道德的岗位培训和基础护理技术操作培训，通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蒙医妇科护生的对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安全意识，使之懂法、知法、守法，确实明白工作中存在的法律责任问题，充分认识到护理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入科室的第一天开始，护士长和带教组长对护生集中进行入科宣教，介绍病区环境、劳动纪律及科室专业特点，蒙医妇科管道常规护理及引流液的处理；标准预防和职业暴露的相关知识；特别强调不能随意单独进行操作，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和身份识别制度，以杜绝差错事故的发生；严格执行保护性医疗制度，以免在无意中给患者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和身体上折磨；结合实际典型事例，进行实际操作和强化护生的安全意识，养成对安全护理的坚定信念和正确态度，以促进安全护理习惯的养成。
1.2 加强“一对一”带教模式的推广
蒙医妇科护士长或带教老师对学生进行分配，一名带教老师只能带一名学生，带教老师以身作则，把以人为本的护理安全理念贯穿始终，严格带教管理，做到放手不放眼，放眼不放心，选择合适的施教病人，在护生实习操作出现偏差时要及时给予纠正，防止差错事故和医患纠纷的发生[2]。
1.3 加强护患沟通技巧培训和细节处理的方法
提高护患沟通能力是护理人员的最终方向[2]，带教不但要培养护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也要注重护理人员的各种沟通能力
1.3.1注意培养护生的沟通技巧和口头表达能力；
要求护生在工作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经常深入病房与患者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建立良好护患关系，
1.3.2工作中擅长委婉语言表达
在日常医疗工作当中，注意语言表达方式，如一些各种恶性肿瘤患者，家属要求对病情保密，一些护生和患者交流时不注意语言表达方式，将病情透露，会导致病人出现较大的情绪变化；患者对护生提出的问题，要及时报告带教老师，帮助解决，以免引起患者及家属的不满，导致医疗纠纷发生。
1.4 实际讲座-实践操作结合的讲座模式
蒙医妇科每周安排一次集中授课，包括内容有蒙医妇科基础知识、专科护理理论及护理操作，常见病和多发病等疾病相关健康教育知识，把有关护理安全相关知识贯穿在课间中；定期召开护生座谈会，了解护生的工作、学习的心理状态和对带教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及时给予指导、心理疏导和改进和反馈，使护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积极、快乐地工作和学习。
1.5 强化标准预防与职业操守的准则
在蒙医妇科护理日常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经常召集护生，展开以安全意识为中心的讨论，如护生在给病人拔静脉针时，不小心被针头刺破了手指，要及时正确处理局部伤口，然后查看该病人输血四项，如果没有传染病，要给予安慰和帮助，随即给护生们强化标准预防和职业暴露的相关知识，这样才蒙医妇科护生对患者全心全意服务当去。
1.6 换位演示-思考教学法[3]
在蒙医妇科实习期间，组织护生开展多次次“假如我是病人活动”，让护生扮演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整个过程，体验被人照顾的安全感和舒适感，激发对护理事业的热爱，培养职业情感，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1.7 增加模拟练习，谨慎操作
在模拟操作当中，注意关爱对危重病人、躁动不安病人和带管病人的护理，做好安全防护及实际操作，如床挡、约束带、腕带的使用，各种管道标识，预防坠床和管路滑脱等温馨提示卡的使用等，强化护生的安全意识。
女性教师之难：角色的双重要求
教师是相对辛苦的一个职业，它的辛苦不仅表现在工作强度上，更表现在工作压力上。女性教师身兼女性（尤其是母亲）与教师两个角色，承受着双重的压力和角色带来的双重要求。
自从女性走出家门，渴望与男子一样平等地工作，追求自我人格的独立之后，她们在职场上与男性既平等地竞争又共同合作，她们不再是在男性的荫蔽下的家里的女人，女性教师承受着和男性同样的压力，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接受完全相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她们和男性教师一样，有着设计不完的教案、改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公开课、学不完的继续教育，写不完的论文，搞不完的科研。
然而，当女性教师与男性教师同样面对工作中的压力与困境时，社会习俗中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并未因为女性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而改变，传统观念对女性贤妻良母角色的定位对她们提出了另一份要求。女教师在要求胜任教师这一职业的同时，社会和家庭同样要求她们是好妻子、好母亲。女性在工作与生活中艰难地进行平衡，在老师与母亲、妻子诸多角色之间努力的游走，肩上承担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同样有着家庭的重担。工作中她们要成为学生信任的好老师，生活中她们要成为值得孩子依赖的好母亲。双重身份的要求使女性教师面临着更辛劳的处境。
多少女教师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庭还需承担母亲的责任，忧心完学生的学习后还需面对自己孩子的学习，帮助学生疏导心理压力后还需调整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教师是蜡烛，但会面对燃烧自己却难以同时照亮学生与孩子的困境； 教师是园丁，可也会面对难以同时灌溉学生与孩子的痛苦。她们在教师和家长之间反复转换角色，适应不同的要求，时刻提升自己的素养，迎接各个角色带来的不同挑战，面对和解决各种突发的事件和问题。更何况，社会将教师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关注、被透视，平凡的工作岗位与人们对崇高的追求交织在一起，工作不易，在女性教师那里体现得格外明显。
女性教师之惑：职业发展的局限
和许多入职人员一样，女性教师在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有着自己的追求，但她们面临的职业发展的局限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状。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教师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不能引以为傲。就中学教育职业本身而言，它不具备发家致富的机会，更不存在一夜暴富的可能。同时，它不是一份有广阔发展空间的职业。封闭式的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使女性教师缺少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她们的工作仅仅围绕着三尺讲台展开。中小学教育常年面对学生，日常工作的琐碎，工作环境的相对单一，使教师与社会接触面不大，工作范围相对狭小，工作视野不太开阔，这些都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瓶颈。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也使中学教育工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性和机械性，留给教师创造性发挥的空间不大。教育工作本身的基础性，注定它难以提供给教师较高的发展平台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同样是女性教师无法回避的现实。
一直以来，教师的专业发展多选择教学和科研两条道路，但日常的琐碎工作和家庭的负荷消耗掉女性教师大量的精力，渴望在专业上有所突破的教师不得不选择挑灯夜战。教学时间太长，导致女性教师能够提供自我修养的时间太少，要想在教学和科研上有所成就无疑需要她们付出更多的心血。
社会的期待、自我的期许与无奈的现实间往往会有一定的落差，对职业发展有一定要求的女教师容易产生失落感。当她们努力的协调工作与生活的矛盾后，依旧面对职业发展的局限时，她们同样会产生困惑。而当这种困惑与无奈和自己孩子期待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时，当日复一日的付出在学生那里不一定能得到回报时，多少女性教师会在心里默默地叹息，然后以教师的责任感和良知面对这份不容疏忽的育人的职业，在坚守中努力前行。
女性教师之魅：人格之独立
尽管有诸多的困惑，也有不少的艰难，但一份稳定的职业，是女性在当今社会安身立命的基础。无需依附于男性而生存，无需为日常开支而焦虑。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金钱的束缚，生活得更从容。工作带给人的价值感与成就感，能使女性生活得更自信。女性教师正是在职业的帮助下，获得人格之独立。
工作使人成长，女性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提升的不仅是自己的业务水平，还能加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用这宝贵的人生阅历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不会固步自封。用工作中培养的自信与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影响自己的孩子， 孩子的人格也会更完善。协调好了，工作不仅不影响生活，相反，能提升生活的品质。
更何况，谁说普通的女性教师不能成就人生的辉煌？谁说在基础教育领域不能展现人生的风采？相比男性教师，女性特有的细腻的情感、母性的特质使她们能更加理解学生，更走近学生的心扉。在学生面前，她们是知心的姐姐，是体贴的母亲。这是女性教师的优势。尊敬这份工作，将工作当成事业；珍爱这个岗位，将岗位视为人生的舞台。生活将因此而充实，生命将由此而厚重。
意大利蒙台梭利女士独创蒙氏教育法，影响了世界各地大批教育工作者，革新了广大母亲的教育理念，影响之深远清晰可见，她在成就自我人生的同时使大量的家庭受惠。将蒙氏教育理念引进中国的孙瑞雪女士，创办蒙氏学校，成就了一番事业。
一些在女教育家评选中脱颖而出的教育工作者，她们在基础教育的工作岗位上活出了人生的精彩。她们对教育事业有自己的探索，对培育人才有独特的思考，她们的精神世界是何等丰富。
在危险面前奋力推开学生自己被轧双腿截肢的女教师张丽莉，她是美丽的。她的美丽来自她对学生的爱，来自她人格的闪光，来自她在遭遇不幸后仍自信从容的微笑。
在条件恶劣的乡村默默付出的女性教师是美丽的，她们的美丽来自对教育的坚守，来自她们为贫穷的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向未来的希望之门，她们是孩子们前行的搀扶者和领路人。
幸福的意义不在于财富的多寡、社会地位的高低，幸福从来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疲惫的工作中，学生一声关切的问候是幸福；紧张的劳作中，毕业学子的真诚探望是幸福；繁重的压力下，学生的进步与成长是幸福。教师的幸福在平淡处、在细微处，也在柔软心灵的最深处。
关键词： 课程 制度 幼儿教育
一、我的“课程”体验
2010年4月到8月，我在福建的一所幼儿园做了四个月配班幼儿教师。那时我刚刚跨专业考上学前教育学的研究生，虽然背过几本对付考试的专业书，怀揣着蒙台梭利的教育理想，但论教学功底，是一点也没有的。
因为受到蒙氏教育理念的吸引而进入幼儿教育领域的我，想为之学习和实践的也是蒙氏课程。蒙氏课程观认为，课程不是生硬系统地灌输知识，变相地进行应试思想下的集体教学。幼儿应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可以通过动手工作丰富经验。教师的主要工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而是以引导性参与者的身份观察儿童生命成长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因此，教师的教育信念、理性、爱心、尊重、观察力等品质远比教学技能更受重视。这与我国当下多数幼儿园在教师招聘时对教学技能的看重背道而驰。好在，园长接纳了毫无经验、技能，只有教育理想的我，从头学起。
最初的斗志昂扬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问题便凸显。我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中长大的，现在又读了几本“先进”教育理念的书，便以为深知应试型集体教育的弊端，心里预先有了一股子排斥，厌恶、逃避集体教学。所以，备课、上课成了我每天最头疼的问题。偏偏课程的教授与成效是衡量一个教师合格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尤受园方重视。虽然我内心极不赞同集体教学，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按照幼儿园的要求开展课程，
那时，所在园老师们对于课程的认识就是备课、上课，每周对孩子需要学习的内容及进程以周计划表的形式做出安排，再按照教案完成教学内容的讲授。最普遍采用的准备教案的方式就是翻参考书。虽然幼儿园的教材采用的是某师大出版社出版的综合课程。但到了老师的手里，会根据本班实际情况和孩子的接受能力抽取部分内容讲授。看起来仍旧是围绕主题展开的一系列领域的课程，实际上领域之间、课程内部并无有机联系，很难构成儿童完整的经验。照搬网络教案是常用手段，而评定教案能否被使用的标准主要在于：一是本班幼儿的发展水平能否与课程内容匹配。二是整个教学环节的准备工作最好无需老师多下工夫。
我们小班有二十九个孩子，课堂基本情况是：“前管教（上课老师），后盯梢（保育员）”，整个班“四面开花”。教师正上着课，靠近楼梯坐着的小朋友悄悄爬上了楼梯；离玩具区近的孩子顺手拿起了玩具把玩；个人物品放置区旁的孩子很可能溜进去自己玩起脱鞋穿鞋的游戏；至于被夹在中间位置不方便走动的，三三两两说说话，你帮我梳梳头发，我靠在你身上，笑笑闹闹。老师要连吼带嚷地管教孩子乖乖坐好听课，保育员在后协助教师维持课堂秩序，以便课程能“顺利实施”。光有“大棒”不够，“胡萝卜”也少不得，教师要频频使用零食或贴贴纸作为表扬和引导儿童做“好孩子”的强化物。
因为课程内容生搬硬套，不贴近本班幼儿的实际生活经验，又无法引起幼儿的兴趣，致使集体教学时间“一团乱象”。教学实际风貌让作为新手教师的我愈加挫败、身心疲惫而愈加讨厌集体教学时段。既然逃避不了，索性对每日课程应付了事。
集体教学时段之外的一日生活，我十分享受和孩子们共处的时光。我心目中的理想课程就发生在一日生活中，虽然它们通常并不被认为是课程。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午后上完课的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的座椅整齐地叠放在教室楼梯的侧下方。当我注意到小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工程：将本已叠放整齐、叠加高度比他身高略高的椅子一个个取下来，搬到楼梯的底部平台，再一个个垒上去。这样一连串动作是孩子费力气动脑筋能做到的，孩子很认真并且有成就感，从面部表情能感受到他乐在其中。特别是椅子越垒越高，再往上架椅子越来越难时，如果小龙成功了，就会开心得拍掌呵呵笑出来，然后再接再厉。我站在教室的另一端，判断孩子暂时没有安全问题，便没有阻止他，只是远远观察。
这时，其他四五个孩子渐渐被小龙吸引，加入了搬椅子的行动。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自然而然地，站成了从小龙所站的楼梯到堆放椅子的墙角的一条曲线，离椅子最近的孩子取下椅子，递给最靠近自己的人。一双双小手把椅子搂在怀里依次传递给下一个临近自己的人，直到上递给站在楼梯上的小龙。小龙没有拒绝他人的参与和帮助。孩子们都没有笑，抿着嘴，直勾勾的眼睛，一张张小脸上满满的认真。当椅子垒到小龙直高高地抬着胳膊也放不上去的时候，十分自然地，他倒着身子退上了更高一级楼梯，才将椅子又堆高了上去。小龙解决问题的动作协调流畅，似乎是未经过思考的下意识动作，让我大为惊讶。看到椅子太高，高得有些不稳当时，我才走了过去，扶着椅子，劝说小龙停止了垒高。这时椅子的垒加高度已与我的身高差不多。在我的帮助下，小龙和孩子们又一个个把椅子取下来放回了原处。这个自发活动才完全结束。
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自由活动，自主尝试，我认为，是满足幼儿渴望释放内心发展能量的方式。真正的课程应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充分关注幼儿的经验，满足幼儿内心的发展需要，让幼儿在行动中学习，在行动中感受，在行动中发展。但实际上，孩子的一些自发活动或大肌肉运动在幼儿园往往并不被鼓励。园方再三叮嘱教师，安全意识是第一要谨记的。磕破流血是大事件，我园还出现过因为孩子被蚊子叮出红疙瘩，家长找上门批评教师的事件。老师往往担心因为安全事故承担责任和责罚，并不鼓励幼儿的“出格”举动。
当我允许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的做法一再被主班教师发现后，她告诫我别过于理想化，其他老师也不赞同我的观念和做法。耳闻目睹，多次和大家讨论，我意识到自己的课程理念与园所大环境格格不入。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无形的压力使我既放不开手脚，又无法从困境中脱身，在二者的夹缝间挣扎，困惑着，折中着。
一位长辈开导我，虽然我面对的只是一所幼儿园，但它折射的很可能是整个中国被应试教育思维限制，具有返小学化倾向的许多幼儿园的实际状况。以小见大，彻底地了解这一所幼儿园，就是了解这一类幼儿园和形形的各类人群。越是想把心中的教育理想付诸实践，越是要摸透传统教育的脾性。而且，万事万物利弊各掺，把自己的有色眼镜先摘除了，再看所谓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也许哪种课程理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更契合当下情境脉络中孩子的发展需要。
长辈的话如当头棒喝。现在想来，多少也有顺势而为，从两难压力中逃脱的侥幸心理。自此，我开始学做这里的老师，融入环境：课堂上，大声地拍打白板和桌子，要求孩子排排坐好，安静听课；没收非游戏时间孩子抓在手里的玩具；不允许孩子挑战自己的权威，变着方法地“收拾”调皮捣蛋干扰正常上课秩序的孩子。总之，一切扰乱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行为都被严令禁止，课堂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维护纪律方面，一日生活的管制也相应严格。
那是我最痛苦的阶段，感受一个新手教师适应真实大众教学环境的种种矛盾心态，将教育理想压在内心深处。人性中的恶稍纵即“肆”。可做出种种“恶行”后，内心道德感翻涌，又回过头鞭笞自己的卑劣丑陋。长久以来，我把曾有的困境归因于教育理想与实践的脱节所致。我的挣扎痛苦是因为自责自身缺乏把握好两者间尺度的智慧，总是过于极端处理。九月份，我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结束了这份幼教工作。渐渐地，从老师、同学处听闻毕业工作后的学长学姐多少有着相似的遭遇与困惑，才不禁深思，真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脱离所致吗？也许，那只是表面现象――看得见的是课程，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看不见的是制度的左右。
二、制度
（一）制度是一种博弈规则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开宗明义：“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①
“课程”在中国是一种隐含特定历史变异的用语。受中央集权型、官僚型教育体制和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我们的课程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强调发挥教师、课本、课堂的主导作用。一般认为，课程是教学大纲所规定的教育内容的组织，受国家控制。在学校和课堂中实施时，表现为年度计划、教学计划、课时表等先于教学所规定的“计划”。“课程”这一术语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暗含“强制”的意味。
随着20世纪初时代大背景的变化，西方新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的兴起，“课程”实现了含义的转变――“学习经验之总体”。②这种课程观着眼于儿童，视课程为课堂中儿童学习经验的创造与开发的实践。课程作为实质性概念，开始意识到教与学的经验本身。在进步主义教育的谱系中，“儿童中心”甚至一度成为教育追求的理想。观念的巨大转变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幼儿教育进程。
回观21世纪的中国，以大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市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需要转型为以信息、知识、文化和服务占据市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以往批量式地集中教育而成的“普通劳动者”已不再满足当今时势的需求，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被大力提倡，以文化的、社会的、伦理的、价值的经验，特别是创造性、想象性经验作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内容成为主流崇尚的教育理想和追求。
新旧时代的交替裹挟新旧课程观的博弈，新旧事物的交接过程曲折反复，杂糅制度和个人的阵痛、蜕变。课程的变革不是引入一种新的观念或者制度就可朝夕而改。因为博弈规则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涵盖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③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运作的惯性而一时难以变化，缺乏配套执行机制相保障，则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的制度很可能难以奏效。
（二）制度是一种调控机制
当代德国社会学家阿诺德・盖伦认为：“制度是一种调控机制，像本能引导动物行为一样疏导人的行为。换句话说，制度提供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人的行为模式化，被迫沿着令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进。制度的诀窍是使这些渠道看上去是人能够掌握的全部选择。”④
广义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就是制度，如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狭义来讲，是指一个系统或单位制定的要求下属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作息制度、教学制度等。
课程不是真空地带，多层的“制度性话语”（时代大背景，国家的教育文化传统，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专家、学校、老师、家长的观念等）构成了课程的真实生存空间。它是按照学校的“文法”，通过多样的“制度性话语”的各自的修辞，复合地发挥作用，构成、制约、控制每一个人的经验的场所。⑤虽然这些“制度性话语”并不直接构成个人经验的内涵，但是它们各自的话语提供独自的修辞，起着有意义地构成并控制课堂经验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调控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思考和行为。
我受到蒙氏理念吸引而进入幼儿教育行业，奉行爱、尊重、自由的教育理念。但在福建当老师时，作为制度中个体的我，却痛苦地一再妥协于现实，逐渐变成了言行融于所在环境的教师，所教课程逐渐流于应试教育小学化的模式，变成了曾经被自己不赞同的一类人。其中有个人性格软弱卑下、应对制度的僵化极端之处，更多的是看不见的制度对个人的隐形调控。
在个人栖居的社会层次上，制度所形成的社会控制是一套完整的、刚柔并济、自上而下的机制，通过对所在环境中的大众主流认同所形成的强大社会压力，擅长迫使桀骜不驯的人回归既定轨道的各种手段。“犹如一张罗网，谁也逃不掉；又好比一个个禁锢人的同心圆，谁也无法突破重重封锁；亦好比是重重大山，压的人难以动弹。”⑥而且，制度一旦成型，则自有运行意志，个人的撼动若无历史变革机遇的成熟，则如蝼蚁的意志之于大山。伯格说：“大多数时候，在我们上场游戏之前很久，游戏规则就已经‘固化’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投入或多或少的热情而已。”⑦
（三）制度是一种满足内在需求的保护机制
成熟地看待制度的另外一面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中受到的禁锢似乎也是个人内在力量的结果。试想，如果制度真如牢笼枷锁住了个人的思想与自由，那么为什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个体却没有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从社会学视角看，这是因为我们的指望正是制度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想要服从制度，想要得到制度指派的身份和角色。虽然制度从不现身说法，但它通过构建社会情景、赋予个人角色和身份的意义、提供参照群体而左右人的思想和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情景都是由参与者界定的。参与者进入的每一个社会情景都对他有具体的期望，并要求他对这些期望做出回应。个人根据这一模式在具体的情景中演出。个人演出的角色既携带着行为又携带着与之共生的情感和态度，一般来说，人会成为他扮演的角色。⑧赋予个人的身份具有社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并由社会支撑和转换。一个人不得不接受分派给他的身份，在身份的范围内尽力而为。可以说，成为某种人就是被他人承认为某种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社会情景、角色扮演和身份构建过程一般是不假思索、没有计划，几乎自动的，我们身在其中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性存在而感受不到很大的压力，也就不足为怪。
参照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使我们能够不断与其比对。它赋予我们看待社会现实的某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我们忠于特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⑨而且，当个人与群体趋同的时候，体验到真实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正是源于制度的这一面特性，制度为安于制度所提供的角色和身份的人提供了人身和心理的安全保障。
当我只是一个嗜书者受教育理念之美吸引时，自然可以高谈阔论理想信念而不受约束。但一旦进入幼儿园这个特定的社会情景，作为老师以此讨生活，无拘无束的状态即被打破。幼儿园自有生存和运行的法则，自有适应社会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每一个进入幼儿园的个体适应它的制度话语，扮演好个人应该扮演的角色。简单的主线思维可能并不严谨，但有助于理清思路：时代造就社会风貌，社会的要求通过政府的政策法令、专家言论和家长需求共同作用于幼儿园，幼儿园为了生存规范教师，教师教育孩子。多重制度性话语便通过这样的层层交叉运作影响课程和其中的人。
当我的课程理念挑战了固有制度的限度，就可能遭遇制度的各种控制机制：如生活圈子的规劝、议论、非难、讽刺、放逐，职业系统的经济惩罚、升迁、开除。一旦退回旧有制度的框架内行事，来自社会控制的压力便骤然减少，接受来自周围人群的认同。个人总是希望融入圈子而非孤立或被排斥于圈外，所以多数未经思考的人们是不自觉地乐于在制度的保护内生活，因为这提供了融于群体的归属感。归属意味着相对安全，可以说制度也是每个人内在的心理需求，只是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身处社会中，课程涉及多重制度性话语内纵横交织的关系。把握真实的课程，不仅是课程本身，这些关系也很重要。正是站在制度的角度反思教学经历，我曾经痛苦自责的心灵才有了些许解脱。
注释：
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⑤[日]佐藤学著.钟启泉译.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③注释：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
关键词：北京；南堂；天主教
北京南堂又称宣武门教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其自建立之后又经历了首次扩建和二次重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回顾北京南堂的建立、扩建及重建的过程,论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 南堂的建立、扩建和重建
1.1 南堂的建立
回顾南堂的历史,要从天主教传入中国开始。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澳门,1584年获准与罗明坚神甫入居广东肇庆,由此开始进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不久利玛窦认识到，“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允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要得不到保障,也就甚不能成就”,“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便可以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基于这种认识,利玛窦想方设法试图进入北京。当时主管中国和日本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也看到,“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受,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因此他要求利玛窦“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基于这种种认识,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到达北京。但当时中国仍和日本交战,北京气氛紧张,对来华的外国人疑惧很大。利玛窦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无法觐见万历皇帝,被迫南返。直到1601年1月8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神宗批复给马堂关于利玛窦一行入京进贡的奏疏道：“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公元1601年1月24日,承担着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几代传教士梦想的利玛窦一行终于带着他们的贡品第二次进入北京。
到北京之初,他们在“城厢的一座太监的府邸里下榻”,他们的贡品由宦官马堂呈送进紫禁城。万历皇帝对他们进奉的自鸣钟爱不释手,并准利玛窦等人住在京城,允许他们在北京城租赁住房。利玛窦致信罗马教廷：“(皇上)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为我等传教事业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得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国社会中甚受重视……有诵经及行动的自由。”在北京的最初五年,他们一直住在租赁房子,“搬家很花钱,又找不到一个合适修建教堂的地方……手头又没有资金可以购买一所大的房子……”
直到1605年8月,利玛窦神甫“听说有一所房子出售,地点很合适,几乎是在城区的中心,面积很大,价钱合理……几个朋友被请来商量……还凑足了进行这笔交易的钱。8月27日,神甫们迁入他们的新居。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后来又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盖了三间”。自此,他们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正式的教堂——南堂。从此他们有了固定居所,在北京的传教中心终于建立起来,在1608年8月22日利玛窦神甫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甫的信中写道“我们新近购置这所宅院,靠近顺城门,大小房间四十,十分宽敞,方便接见客人,”喜悦之情尽显。
1.2 南堂首次扩建
自南堂建立后,利玛窦一行的传教事业发展很快,来南堂参观的人还有教士内部人数都不断增加,于是计划扩建南堂,扩建之资主要来自教友捐助,熊三拔在一信中提到：“李氏(李之藻)曾立有遗嘱,给利氏捐白银四十两,以建筑北京圣堂之用,不久前还捐献过十两,他为教友们立了好榜样,圣堂得以兴建。原来的太小,是坐落于房舍之中。利神甫委托我负责建筑工程,托天主之福,用了二十天工夫,把主要的部分建妥,相当美观。”南堂顺利扩建,经过这次扩建,南堂有了礼拜堂。对于这个时期的南堂,《帝京景物略》记载：“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
南堂这次扩建后的规模持续了40年,在此之间,南堂经历了南京教案爆发,波及北京,在京耶稣会士俱归澳门,南堂被封禁。直到1629年徐光启授命主持开局修历,举荐一些传教士辅助修历,南堂又成为传教士住所。1630年,汤若望在徐光启的举荐下被调进京城,任职历局,1640年成为北京耶稣会传教区的区长。明清交替,汤若望坚守南堂。
关键词：日本；东洋史译著；历史教科书；影响
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史学体系上来说日本古代史学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然而，到了近代，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聘请西方专家讲学传授，派员出国留学深造，积极引进西方史学。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以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的弟子利斯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
[1]p2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幸田成友《东亚历史》等。这些著作在清末译介到中国后，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一、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的编年体书写形式
从体例看，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史书以朝代为序的记述方法，采用了西方分期的篇章体编写方法。以历史纪年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辨明，因为一姓之变迁并不足据为分期的标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首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不仅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的意义，其实质还反映了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包含欧洲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理念，而文明的开化程度正是衡量这种“上古”、“中古”、“近古”与“近世”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志。该书清末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一时间中国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始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不仅具有便利。如汪荣宝《本朝史讲义》说：“日本桑原骘藏尝据中国本部之大势，参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统之间为上古期，自秦一统至唐之亡，凡千余年间为中古期，自五代至本朝之兴七百年之间为近古期，自本朝之初至于今日，三百年间为近世期，其义具详所著《东洋史要》。今姑用其说，大别国史为四部。”[1]p1又如中国学者秦衡江编辑的著作《东洋分国史》一书在记载各国历史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分期记载的方法，并且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相对应，如“日本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今代、四纪，上古当中国东周惠王至唐代宗，中古当唐代宗至宋孝宗，近世当宋孝宗至清同治，今代当清光绪。首叙地理、面积、人口、人种”；并指出“日本君主一姓相承，君统不变。以神武为始。以天皇统治为序，记载各朝政事”；“朝鲜史分上世、中世、近世三纪，其上世当中国之中古”[3]p2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已经采用进化史观逐步思考东洋各国历史变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也许受日本东洋史将本国史与东洋史分开的方法启发，《东洋分国史》并没有包含中国史，而是将之另编。但是总的来说亦遵循“上世”、“中世”、“近世”的分期方法，诚如傅斯年所言：“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4]p53
二、清末“东洋史”译著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展
与传统史书相比，清末东洋史译著研究范围大为扩展，不仅有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非常重视文明史、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译介的97种东洋专门史著作中，文明史、学术史17种，所占比例为17.5%，区域史、国别史内容上也重视文明史的撰写，如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同纂、桥本海关译《支那史》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每卷除了叙述历朝大事外，还特别开辟开化史一章，从制度、学术、技艺、宗教、产业、风俗等方面阐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体现了日本文明史作品的特色。
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方文明史家如伏尔泰、基佐、巴克尔等人的影响下兴起的，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狭隘观念，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5]p81支那少年正是依据日本文明史学的观点，将《支那史》中有关帝王的事迹删去，专取有关于文明进步者，编成了《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该书共九章，第一章地理；第二章人种；第三章太古之开化，分学术、制度、风俗三节；第四章三代之开化；第五章秦汉三国之开化；第六章两晋南北朝之开化；第七章隋唐五代之开化；第八章宋元之开化；第九章明清之开化。章下一般分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五节。另附有《历代大事年表》。译者在《弁言》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恫哉！我国无史，恫哉！我国无史……支那少年忧之，乃呼将伯于东士，据东士市村氏、泷川氏所为《支那史》者，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断自上古以逮于兹，删其芜，补其阙，正其误，以饷我无史之士夫。”[6]p1
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的刺激下，清末国人认为国史的内容不能局限于帝王将相的一家一姓之史，应重视政治、学术、风俗之由来，探索人群进化之规律，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如《普通新历史・凡例》称：“我国国民之眼界，断不克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家警醒振拔之标准。”[7]p1曹鲲化受西方和日本的文明史、开化史著作的影响，其总叙《历史之要质》云：“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先锋。”[8]p1认为国史编纂应该“参酌东西洋历史史体，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核定大义，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 [9]p2。他编著的《中国历史》系仿泰东、泰西文明史及开化史例而作，其书在叙述社会发展大势的同时，用近一半的篇幅，详记各时期文明发展状况，内容广泛，涉及政治、学术、宗教、美术、风俗、实业、财政、交通、美术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三、清末东洋史译著“厚今薄古”
与中国传统史书“厚古薄今”的做法不同，清末译介的东洋区域史、国别史中近世史所占比例很高，如朝鲜史6种中就有3种为近世史。中国史25种中有12种论述中国近世史。在清末译介的97种东洋专门史著作中，明治政治史、维新史、庚子史、侵略史、教案史、亡国史、独立史、军事史全为亚洲各国的近世史，战争史14种有13种为近世史，在全部东洋专门史中近世史所占比例在80%以上。另外，在区域史、国别史通史内容上，也特别重视近世史的部分，如《支那史》一书共九卷，但第一卷仅5页，第二卷太古史，4页不到，第三卷32页，第四卷35页，第五卷35页，第六卷43页，第七卷，48页，第八卷48页，卷九大事年表24页，呈现出年代愈后内容愈丰富的趋势。如关于，《支那史》以“鸦片烟之战”为题作了介绍：“英吉利国，明时即通支那。清圣祖世宗时，来广东贸易，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流毒极大。”林则徐广州禁烟，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英兵遂进兵中国。英兵占领镇江后，南京大震，于是和英人议和。“帝初主战，至是知不可，乃起伊里布……割香港为英国管辖，开广州、福州、宁波、厦门、上海五港为互市场，互通俘虏，且约勿得擅刑英人。于是和议全成，两国均解兵。”[10]p242在内容广阔的中国通史中提及了中规定的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细节，可见其对于中国近代史事的重视。根据《支那史》改编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一书特别补充了从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间的军政大事：高丽属中国、越南割于法……中英商约成等。
另外，国人也意识到了日本东洋史的一些不足之处，如日本支那史、东洋史多为日人语气，对于培养国民爱国心无益，国人由此产生了重新构建新国史的想法。他们借鉴西方史学的编纂形式，抛弃了传统的旧式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等体裁，而采用分期纪年的章节体，并以民族国家观（国族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史学视为民族复兴的工具。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了丁宝书编写的章节体《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里，作者写道：“顾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窃不自量，编成此册，以我国人述我国事，如以孙子述父祖之德行。凡予族姓，庶闻而兴起，念领先缔造之不易，而以护恤保存，为人人应尽之义务乎！” [11]p1这本历史教科书有黑白插图、历史地图、书后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观点维新，体例适合教学需要，先后出版19次之多，1906年经学部审定通过，推荐小学使用，影响较大。[12]p501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于1905年，该书以叙述典章制度的演变为主旨，“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3]p1为中国史的编写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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