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1-29 16:36:2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立法保护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必须加强对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保护
原产地名称是地理标记的一种，但它不是仅仅表示产品来源的普遍地理标记，而是一种不仅表明产品来源于某地，而且还表示该产品质量或特点完全或主要取决于该地域的土壤、气候、水质、原料、传统制作工艺、加工技术等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特殊地理标记。
原产地名称通常是由“地理名称+商品名称”构成，如“吐鲁番葡萄”。由于原产地名称与产品的特定质量和特点密切联系，实际上就是一种质量保证书。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对生产者和经营者来讲，原产地名称不仅是他们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的工具，而且也日益成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的竞争手段。对于原产地来讲，原产地名称的利用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进程。而对于日益注重生活质量的消费者来说，可以满足他们对高档、优质产品的需求。原产地名称的这种功效正是其商业价值的体现，也是它成为工业产权保护对象的原因所在。然而实践中，对于原产地名称的使用却存在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1、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猖獗。所谓假冒原产地名称是指原产地以外的企业在同类产品上冒用原产地名称，例如，“河南**食品厂”在其生产的醋类产品上使用“山西老陈醋”字样。这种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损害了原产地生产者的利益，欺骗、误导了消费者，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使许多久负盛名的原产地名称的信誉一落干丈。所以，打击假冒原产地名称的行为，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一样重要和紧迫。
2、忽视原产地名称的商品质量。原产地名称是基于原产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产地的世代劳动者集体智慧积淀的结果，是产地劳动者的集体财富，它是一种集体权利，所以，凡原产地的所有企业和个人，只要其产品符合传统工艺、质量、特点等要求，都有权使用。但实际中，许多使用原产地名称的企业片面强调产地的真实性，忽视了原产地名称对产品质量的内在规定性，仅凭一个知名的原产地名称就希望得到可观的利润。这种对原产地名称的滥用，既损害了原产地名称的信誉，也损害了所有使用该原产地名称的企业的信用，同时也损害了原产地名称的知识产权价值。
3、对原产地名称的管理和保护不力。我国在很长时间里缺乏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法律规定，致使不少原产地名称被产地内甚至被产地外的企业申请了商标注册，这些商标注册人不仅有权独占、使用其注册商标，还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或依法转让。这种做法必然剥夺了原产地内的其他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使用原本属于他们的原产地名称的权利。
二、保护原产地名称最有力的手段是将其注册为证明商标
目前，我国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法律主要有《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等。
《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或经营者不得伪造产地，违反规定的，依法处理。这两个法律所规定的“禁止伪造产地”，当然包括“禁止伪造原产地”。但是，“伪造产地”与“伪造原产地名称”不是一个概念，在伪造原产地的情况下，为了骗取消费者的信任，违法者还往往伪造原产地名称，此时，两种行为就发生了竞合，如河北出产的醋类产品，标上了“山西老陈醋”和“清徐县醋业有限公司制造”的字样。但不管怎样，伪造产地不等于伪造原产地名称，有了禁止伪造产地的规定也不等于就有了禁止伪造原产地名称的规定。所以，《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才原产地名称的保护是有缺陷的。
《商标法》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这一规定，禁止将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原产地名称作为商标注册，但是却并不禁止县级以下的行政地名（如“道口”烧鸡）以及不属于行政区划名称的地理名称、历史地名（如“山海关”、“三峡”、“王府井”、“三晋”）作为原产地名称进行商标注册。这就为原产地外企业合法却不合理地将这类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自己的商标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为原产地名称保护埋下了隐患。
《商标法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经核准注册的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受法律保护。”“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制订。”依据该条授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4年12月30日颁发了《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给保护原产地名称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它规定“证明商标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检测和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其以外的人使用在商品或服务上，用以证明该商品或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精确度或其他特定品质的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其中的“原产地”表明原产地名称可以注册为证明商标。当原产地名称被注册为证明商标以后，该商标就被称为原产地证明商标。从上述内容看出，《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对原产地名称的保护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商标法实施细则》和《办法》规定的可以将之注册为证明商标的内容才是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最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办法》，虽然属于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次较低，但却是比较具体地规定了证明商标的注册条件、使用管理规则、转让、保护等问题的唯一的一部法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缓解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具体来讲：
1、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假冒原产地名称的侵权行为。《商标法》第3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该法第7章“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既规定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各种情况，又规定了侵权行为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后，就取得了与普通商标同等的效力，当然受《商标法》保护，同时也受《办法》、《产品质量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的全面保护，这无疑有利于打击各种侵犯原产地名称的行为。
2、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对使用原产地名称的商品质量的监督。《商标法》第6条规定：“商标使用人应当对其使用商标的商品质量负责。……”第31条规定：“使用注册商标，其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的，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不同情况，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或者处以罚款，或者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办法》第14条规定：“证明商标的注册人不履行控制职责，致使证明商标使用人的商品或者服务达不到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要求，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注册人承担赔偿责任。”这些规定，对于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商品质量监督会发生积极的作用。
3、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企业的品牌宣传和消费者认牌购货。现代企业的广告宣传很大程度上是商标的宣传，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企业通过宣传，能够向社会公众表明该产品所拥有的与原产地相关的特殊品质，这是普通商标宣传所不具有的特点。
4、原产地名称
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维护原产地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发展地方经济。如前所述，原产地名称注册为证明商标，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假冒原地产地名称的行为，这就在客观上维护了原产地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从宏观上看，原产地证明商标就是地方产品中的“名牌”。实践证明，充分发展原产地证明商标所指示的产品，对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做好原产地证明商标的宣传、注册、管理工作
证明商标是我国商标领域的新问题。做好证明商标工作，现提出几点建议：
1、做好证明商标的法律、法规宣传工作。
目前，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原产地的生产经营者由于缺乏商标基本知识，对证明商标知之甚少，要纠正对证明商标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对证明商标认识的淡漠，就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有关证明商标的基本知识、重要作用、注册和管理办法等，让产地的生产经营者摒弃传统观念，依法注册、使用、保护证明商标，也使投机者慑于法律的威力，而走上正当经营之路。
2、择机注册原产地证明商标。
在原产地名称标示的众多名优产品中，有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像“山西老陈醋”；有的在本省闻名，如山西“柳林红枣”；有的在本地区或本县知名，如山西“闻喜煮饼”。不管这些产品的享誉范围有多大，只要具备特殊的品质，符合《办法》规定的条件，就可以考虑将原产地名称申请注册为证明商标。申请证明商标注册的，申请人除具备普通商标注册申请人的资格条件外，还应提供由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说明申请人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特定品质具备监测和监督权力的证明文件，同时附送该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
3、加强对已注册的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
（1）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产品与使用原产地名称的产品一样都必须与原产地有密切联系，所以只有原产地内的生产者才有权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原产地外的生产者不论其产品的质量特点是否与原产地证明商标特定的要求一致，或者采用了与原产地内生产者相同的原料或技术获得了同种产品，这个产品也不能使用该原产地证明商标。
（2）遵循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证明商标与普通商标存在不同之处，这就是普通商标的基本功能是区别商品的不同生产者，而证明商标除了能指示商品的来源外，消费者传送的最强信息则是该商品或服务拥有经过商标所有人检测的特有品质，是足以依赖的。正是这一特殊的功能，决定了证明商标必然也必须有自已独特的使用管理规则。按照《办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应当包括：①使用证明商标的宗旨；②该商标证明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特定品质和特点；③使用该商标的条件；④使用该商标的手续；⑤使用证明商标的权利义务和违反该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这就告诉我们原产地名称获准注册为证明商标后，即使是产地内的企业，其商品和服务已经达到证明商标规定的条件，也不能随意使用，而必须向注册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使用规则所定条件，履行了相关手续后方可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另一方面，产地内的企业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证明商标规定条件的，注册人不得拒绝其使用。
（3）与证明商标使用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证明商标能否转让。我们认为，证明商标毕竟也是一种商标，也是所有人的一项民事权利（知识产权），应该允许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依自己的意志处分。但对证明商标的处分比对普通商标的处分要有更严格的要求。转让证明商标必须遵守的条件有：第一，受让人必须是对证明商标指示的产品质量、工艺等有检测能力的社会组织。任何注册商标的转让都必须保证使用该商标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这既是维护注册商标信誉的需要，又是满足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质量要求的需要，所以受让人必须具备转让人拥有该商标时主体资格条件，对原产地证明商标受让人来讲，其核心条件就是具备检测和监督商品质量的能力。第二，原产地证明商标可使用的地域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原则上只能在原产地范围内转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原产地”的价值，其商品才能反映出原产地所特有的质量特点和工艺水平，才能取信于消费和用户，也有利于对使用原产地证明商标的产品质量的检测与监督。第三，不能影响原证明商标使用人对该商标的继续使用。原证明商标的使用人之所以有权使用该商标是因为其产品质量等达到了规定标准，如果它们能继续保证产品质量，就没有理由剥夺它们继续使用该商标的权利；另外，证明商标的特点是所有人和使用人分离，所有人是不能使用证明商标的，如果因为转让而不允许他人使用，证明商标的价值就不能发挥，其存在的意义也失去了。第四，必须由转让和受让人共同向商标局提出申请，经商标局审查核准，并予以公告，转让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论文摘要：进城务工人员问题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进城务工人员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日益凸现。但是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落后的各种制度和观念还没有被彻底清除，新的体制还不够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制度认同、制度供应和城市主流经济文化的接纳，以及存在社会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与城市主流生活格格不入的“另类”，成为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期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研究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进城务工人员权益遭受侵害的突出问题
1.1就业和岗位选择受到限制，不能享受平等择业，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是许多单位在招聘职工时特别注明“限本地户口”。所以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选择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职业和岗位，那就是苦、脏、累、险的职业和岗位。
1.2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人身自由时遭威胁。孙志刚事件终结了我国强制性收容遣送制度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富有人性化的自愿救助制度。这个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再也不会为“暂住证”之类的规定而东躲了，但还要交各种不合理的规费。进城务工人员要找工作，由于处于劣势地位，其身份证件常常作为个条件被扣押，没有证件或者不交证件，用人单位拒绝录用，你奈何不了。更有甚者，你的人身自由也在用人单位的掌控之中。
1.3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经常被无故拖欠和恶意克扣。进城务工人员在辛勤工作之后，往往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地拿到自己应得的工资报酬，并且工资水平普遍很低，增长缓慢，而且被强迫加班加点，且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很多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人员无奈被迫超负荷工作，用人单位却不按国家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因为超时超负荷加班造成进城务工人员工伤，甚至死亡的事件已经不是个案，某些行业屡屡发生此类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1.4社会保险没有着落，用人单位不为进城务工人员参保缴费。用人单位很少能按国家规定，为进城务工人员交纳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类保险。
1.5进城务工人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工作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进城务工人员到城市工作，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往往是在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岗位上工作，加上不少单位安全意识薄弱，缺少安全保护设施，工伤事故时常发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人透露，我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有70万，其中进城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
1.6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不少进城务工人员是举家进城打工的，作为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然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能就近上学，本来应该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无形中就被各种部门的各种规定剥夺了。
2.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
2.1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得不到保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传统的自然经济造就了城乡及乡村各村落之间的相互隔离；进城务工人员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现代法制观念淡薄。在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城务工人员既不能以传统的熟人关系保护自身利益，也不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2.2落后的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遭受不平等的待遇
1958年，为了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确立了一套较完整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户籍制度本身强化了城市和农村的隔离。
2.3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2.3.1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边界模糊。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进城务工人员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这就使权益受到侵害的进城务工人员无所适从，发生争议后不知应当先找劳动部门还是先找法院，等到了解清楚之后往往又因为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而被驳回。
2.3.2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后逃匿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
2.3.3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目前全国各地劳动保障监察专职人员合计为1.7万人，而全国用人单位约2700万户，涉及劳动者近3亿人，平均到每名监察人员身上，是1600户用人单位和17000名劳动者，责任之大、力量之少，就是监督难以到位的重要原因。另外，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和质量。
2.4法律救济的不经济
从劳动争议的解决到拖欠工资的追讨，如果通过正当途径解决正常程序一般要经历几个月。而进城务工人员涉案标的额一般在几百元至几千元之间。因此除涉案金额较大的工伤案件外,很少通过劳动仲裁和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农村条件相对艰苦导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人规模转移，城镇劳动力需求供过于求现象导致就业竞争激烈，即使是信誉度不高、工作辛苦甚至高危险的就业岗位仍可招到进城务工人员。同时，法律救济的高成本使进城务工人员理性地回避事后法律救济，这种恶性循环必然导致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状况每况愈下。
3.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路在何方
3.1从立法角度来看,应当逐步构建立体化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倾斜保护政策
3.1.1修改劳动法。由于劳动法涉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修订过程中，不但要补充具体的实施规范，以便于实际操作，更应注重提高劳动法的立法层次，提升劳动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劳动法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用人单位、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同工同酬等需要加以科学严谨的界定;在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上，更应适应时代的需求继续扩大，顺应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内容上不断更新与完善，丰富和充实集体合同制度，建立职工与企业平等协商机制;要明确对侵犯职工权益的惩罚措施，对于侵犯职工合法权益情节恶劣的企业可采取吊销营业执照，直至永远取消责任人再次从事生产经营的资格。
3.1.2加快民工社会保障的立法。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城市社会中的“纳税大户”，但是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国家对其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它有利于形成进城务工人员职业风险的有效分散机制。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应以社会保险为主，其他保障措施为辅。而社会保险则可以分类分层分阶段逐步实施，首要选择是推行工伤保险制度，问题在于全面实施，特别是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都应成为当务之急。其他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逐步推行。
3.1.3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推进集体协商制度建设。进一步贯彻《集体合同规定》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通过广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安排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其中，使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从制度上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增长，进而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3.1.4完善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的实现。在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已经在城市中把家庭安顿下来的情况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而且影响到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应当和城里的孩子一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共同接受高质量的现代化教育。因此，从根本上讲，应打破现行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义务教育的入学政策，实行适龄儿童按居住地原则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使公立学校成为吸收城市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主渠道。
3.2从执法角度来看,应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入手，狠抓各项法律制度的贯彻落实
3.2.1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在监察内容上，进城务工人员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应作为当前及今后劳动保障监察的重点，对工资拖欠问题定期进行严格监察，防止新的拖欠。在监察手段上，要以使用进城务工人员较多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重点，对用人单位与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和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护等情况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在监察队伍建设上，除大规模增加监察机构和人员编制，还要抓好专项培训。
3.2.2及时处理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争议案件。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本着依法、公正的原则，及时立案、快速处理。要推进仲裁机构的实体化和仲裁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完善仲裁程序和各项制度。
3.2.3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建设,印制适用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指导推动用人单位制订本单位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劳动合同管理台账,并将其与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社保缴费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管理机制。在劳动保护制度方面,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劳动保护制度,建立劳动保护用品发放台账和劳动保护设备管理台账,形成外部检查、内部自查劳动保护情况并及时整改的机制;明确劳保资金来源,引导用人单位加大对劳动保护和预防事故的投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
3.2.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观念和进城务工人员依法维权的意识。大力拓宽劳动保障普法宣传教育渠道,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灵活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活动,提高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3.3司法角度来看,应当建立和健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体制
为切实保护进城务工人员应有的权益，尽快建立和落实进城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开辟进城务工人员“绿色通道”，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解决拖欠工资的法律援助，帮助解决进城务工人员解决拖欠工资维权纠纷。
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案件受理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在判决时，应当将进城务工人员诉讼的误工费，请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判决生效后对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
公证机关应积极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推行进城务工人员劳动合同公证制度。对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进城务工人员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拨。
总而言之，要切实解决侵犯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明确责任、形成合力，把进城务工人员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积极探索适用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各项制度，为进城务工人员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全社会都来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善待进城务工人员，着力改善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进城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之路才会变为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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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的营利性活动。营利性是商事交易最重要的特性，同时它也是建构商法规则的基础。由于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发展政策和“重义轻利”的思想行为准则，使得营利调节机制在我国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整个社会对营利行为模式的认识和观念也被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使人们追求营利的本能得以回归，但由于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持与保护，加上人们诚信意识的相对缺失，营利性这一理念并未很好的在我国确立，它的发展也并不顺利。保护营利是商法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理念，同时它是其他理念产生的基础。它不仅鼓励商人用合法的方式大胆追求营利，享受营利成果，还要求商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事交易的法律环境，营造宽容开放的法律氛围。但需注意的是，商法所保护的营利必须是在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并通过合法交易与正当手段基础之上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与利润，对于采取非法不正当的交易手段背离公认的商业道德所获得的收益与利润，商法不但不予承认和保护，还应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
二、私法自治
由于各国商法对商人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在现代商法中已确立了以商行为作为中心的理念，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也超越了商人而表现为多种主体，因此将商法中的商人自治表述为私法自治更为恰当。私法自治理念要求商事立法和司法应充分保障商主体的从商自由和经营自主，商主体从市场准入到经营活动的开展、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的选择以及商事组织内部的治理等方面都应享有广泛的自主决定权。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商事规则的切实实践者，因而强化私法自治就是在保护商主体保护商行为。许多国家都认识到了强化私法自治的重要性，例如德国的公司法就加强了公司自治和股东自治的权能，降低了强制性规范的比重，而且还把一些例如公司目的、注册资本的数额、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等基本问题交给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章程自行选择与确认。但由于我国至今仍未指定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在长期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仍然只能适用相关商事部门法和民法的一般性规范，这使得本应得到强化的私法自治理念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在商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被忽视。在现实的商事交易中，当事人会规定较高数额的违约金以确保合同得到履行，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法院与仲裁机构可以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对该违约金予以酌情减少；企业为弥补融资缺口，有时愿以高利率为条件向私人借款，但此利率却又被法院限定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内。类似于以上削弱商法私法自治原则的规定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现代商法中日益重要的私法自治理念。有鉴于此，在缺乏商人自治传统并长期实行民商合一这一立法模式的我国，要使商法规范所建构的商事秩序规则能成为规范与保护我国商人生活与商事实践的根本秩序，使商法能成为维护我国利益的重要武器，就必须在我国商事立法与司法中强化私法自治理念。需要明晰的是，私法自治并不是不受限制的自由，相反，从其确立时起，就应当有适当的管控。从立法层面上看，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现代的民法、劳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中，尤其是对商事交易中弱势一方的保护性规定是私法自治理念受到理性约束的表现。从商主体的层面上看，自治需要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之上，商人的自律性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宝贵的现实价值。一方面，民商法、经济法应通过贬抑失信和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来弘扬优良的商业道德，提高商人和企业自身素质；另一方面，也应大力发展会员制的行业协会、交易所等自律性组织及其规范，通过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力量来实现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的规范有序。
三、经营自由
经营自由是商法和民法所共有的价值取向。商法和民法同为私法，以促进交易为目标，以贯彻私法自治为己任，因此经营自由是其基本理念之一。经营自由是商法与生俱来就的价值追求，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财产自由、缔约自由、联合自由等。如今，经营自由理念已得到大多数国家商法的认同与支持，但却未将其体现在法律规定中，这一理念也一直处于“隐形”状态。有学者呼吁，我国也应尽早将“经营自由”这一理念以公民基本权利的形式载入我国宪法之中，并可将其赋予双重含义——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一项现实可行的基本国策。结合我国商事法律规范的发展印迹，由于我国缺乏商法传统且经营自由理念亦不可从现行宪法中直接推导出，我国不妨在宪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首先，必须明确经营自由的主体，适用经营自由理念的主体是商主体。根据市场规律的变化能自主作出交易决策是商主体最基本的特征，是商主体在稀缺的社会资源中获得支配权的有效途径，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其次，经营自由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包括交易对象、交易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也包括经营内容、经营形式的选择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商主体拥有自主决定权。第三，经营自由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根本目标是促进与保护营利并以此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私法自治需受到限制一样，经营自由理念也要受到一定限度的控制。在对经营自由的限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商主体进入某一商事交易领域条件的把控。例如，若法律对从事特定经营行为的准入条件与审批若国家对某一行业或某一具体的经营活动设置了行政审批事项，那么商主体必须依法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才能获准经营。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营审批程序非常繁杂，这不利于经营自由理念在现实中推行。新一届中央政府承诺将删减大量繁复且无实际意义的行政审批手续，尽量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基本自由权，这无疑是对经营自由理念的一种鼓励与支持。
四、加重责任
论文关键词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刑事立法 刑罚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人口大幅增长的压力，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环境破坏问题已经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公众生活质量提高及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为保护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法律手段在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别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各种严重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此外，《刑法修正案（二）》、《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八）》也分别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一些犯罪进行了修改。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较，根据我国保护环境资源的现实情况和基本要求，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刑法立法体系设置不科学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犯罪的分类标准是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对各类犯罪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排列主要采取了社会危害性标准。据此，我国刑法分则将犯罪依次分为十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其中，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以亚类罪的形式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而不是按照同类客体的标准在刑法分则中独立成章。由此看来，刑法分则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置，显然与我国刑法分则对犯罪分类的标准不相符。
（二）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刑法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之所以存在一些缺陷的主要原因是立法价值取向的偏离，这一立法价值的取向是重视惩罚而轻视预防。具体来讲，重惩罚轻预防的立法价值取向首要表现为刑事立法观念上对一般污染环境行为或破坏环境行为的危害性缺少足够的重视。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惩罚力度偏轻；其次是在刑事立法思想上重视刑法的惩罚功能而轻视了预防功能。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刑事立法注重犯罪行为的结果而轻视了犯罪行为的本身，从而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为结果犯罪而非行为犯罪；另外没有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去健全刑事处罚的手段和方式，导致在刑事处罚手段上的单一性。
（三）刑法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范围狭小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罪名仅有15个，虽然我国1997年刑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所涵盖的范畴，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较，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的范围依然很狭小。《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条对《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所规定的罪状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的标准，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在美国诚如学者Yingyi Situ和David Emmons所言：“所有的环境刑事立法都将危险视为一种重罪而适用严厉的刑罚。”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刑事立法都同时惩罚环境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不利，必然会造成很大一部分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刑事处罚，最终使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特殊功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四）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力度较轻
罪行均衡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是刑法调控体制最基本的要求。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曾指出“犯罪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利益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但是，我国刑法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却明显偏轻。比如严重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都是过失犯罪，如果都只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后者的法定刑是有期徒刑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从这一点来看，在危害程度同等甚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形下，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显然轻于刑法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
二、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完善的立法建议
正是由于我国刑事立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设置上存在的问题，导致刑法在环境治理中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在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严峻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形势下，我国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治理过程中应该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事立法的完善，充分发挥刑法调控机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功能，从而保障人类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事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生态效益大于经济价值，应该重视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自然环境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侵害的直接对象，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只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间接后果。此外，虽然一般环境污染或破坏直接结果的危害性看起来并不严重，但是其潜在的危害却是我们不可估量的。假如忽视了对一般环境破坏或污染行为的刑事处罚，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环境破坏或污染行为，最终给人类环境造成的重大危害。此外，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立法价值关键在于犯罪预防，应当注重通过对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的刑事处罚实现犯罪预防，才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分则体系中独列成章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刑事立法体例的设置问题存在不同的主张，有学者认为在刑法典外特别立法，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刑法典内独立成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客体是生态环境利益，这一类犯罪客体具有特殊性，是整个刑法分则中所没有的客体类型，因此应该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自作为一类犯罪，跟刑法分则的其他十类罪并列；此外，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性是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置于公共安全罪之后，既能够体现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又能够体现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对于生态价值的重视。
（二）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体系
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法体系，首先应该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的处罚方法。因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罚种类的完善受到刑罚体系的牵制，加之我国目前刑罚种类较少，并且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重复适用不符合法律原则，因此应该通过修改刑法扩大资格刑的范畴，对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增加试用资格刑。此外，我们应明确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罚金刑的相关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贪利形犯罪为主，所以只有以判处罚金刑剥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所得的经济利益，才能够有效预防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
（三）扩大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调控范围
环境污染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变暖日益严重，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拓展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范围，应该要求将所有坏境因素都纳入到刑法所保护的范围。此外，必须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危险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危险犯的规定在于某些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非常严重，当这种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了，定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未当危害环境的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刑法就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四）加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力度
依照我国刑法有关规定，大部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比财产犯罪的刑罚要轻，一般的侵犯财产罪最高法定刑达到无期徒刑更甚至于死刑，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刑罚大多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最高的也只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样低的刑罚设置明显轻于财产性犯罪的刑罚设置。然而，我们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上对比，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远远大于财产性犯罪。所以应该加大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处罚力度，只有当犯罪人所受到的刑罚与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相对等，才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惩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行为。
离婚妇女作为妇女中的特殊群体,她们的法定权利和生存状况却不容忽视,一些妇女离婚时或离婚后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法律或政策保障措施却过于抽象或不到位,应该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从对离婚妇女权益保护的基础,我国《婚姻法》对妇女对离婚妇女权益保护的立法沿革,离婚妇女权益受侵害的成因,我国现行婚姻法对离婚妇女权益保护的不足, 完善婚姻法中离婚妇女权益保护的建议这几个方面对离婚妇女权益进行分析,以此达到维护和保障妇女权益的目的。
(一)离婚案件中妇女认知能力较低
离婚案件中,妇女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且诉讼能力较差,又习惯于把矛盾交给法院,让法官主动调查取证,作出裁决。虽经人民法院风险告知“谁主张、谁举证”,却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不懂得如何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导致在诉讼中处于劣势。即使提供了相关证据,又仅仅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证据证明力不高,法官不予采信。法庭审判活动中,法庭辩论偏离了案件焦点纠缠于细枝末节,不能准确表达个人意见影响了个人权利的主张。
(二)财产分割是离婚案件的焦点和难点
离婚案件作为复合之诉,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在离婚案件中也显得尤为重要1、“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不利于妇女财产权 的保护财产分割中举证难,债权、债务难以认定,是财产分割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在小城镇、农村普遍存在。为了男方外面的事业,女方放弃外出挣钱的机会,安心在家照顾老人、孩子。而对男方收入及财产经营状况毫不知情。一旦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只能就现有的房产、物质进行分割,无 法就婚后男方在外财产状况提出相关证据。即使女方想方设法转移财产,出具虚假的借条,由于女方未能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致使离婚案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于女方,财产越来越少,“共同债务”却是越来越多。而且由于女方当事人未能提供共同财产的证据,其主张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导致事实上不公正的家庭 财产分割,存在合法不合理现像2、妇女财产补偿权利未予保护。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作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在实际生活中,男人外出务工挣钱,女人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现象普遍存在。一旦男方提出离婚,女方即处于被动地 位,基于此,在判决双方离婚时,法官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女方该补偿权予以充分考虑。
【摘 要】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它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也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了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主要旅游资源及其特征，名城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及存在的产品结构单一、小门票经济、综合经济效益不高、名城污染等问题。借鉴国内外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的成功的范例，在历史文化名城宏观规划的指导下，围绕曲阜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系统建设，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11-0023-01
一、历史文化名城曲阜的概况
（一）曲阜概况
曲阜素有“孔孟之乡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中国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和尚东旅游的主题形象。曲阜是神农故都、皇帝生地、少昊之墟、商殷故都、周汉鲁都，又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地发源的，被誉为“东方圣城”。
（二）曲阜市旅游资源及特性
曲阜市的旅游资源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文物众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
概括起来，曲阜的旅游资源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数量众多，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均有重要的地位。二、主导型资源级别高，知名度大，影响广泛，优势突出。三、资源特色突出，文脉突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形成完整的圣人文化体系。
二、名城的保护现状
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既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明成就，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特色和灵魂。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和灵魂。解放前，曲阜的孔庙孔林由衍圣公主持祭祀，进行管理。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人民政府设立专职机构，多次命令，制定法规，批专款对古建筑加以修葺，对珍贵文物建有设备完善的文物档案馆，并先后开展了文物普查，鉴定分级，文物陈列于研究工作。曲阜市通过了古城保护与新区建设相结合，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策略。按古城保护的原则，对古城保护的空间高度、街巷、民居文物古迹进行区划和分等级，做出控制性的详细规划。保护等级按文物价值和古城风貌分为绝对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分别采取相对应的措施，使真实的历史文化遗存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机构单一
曲阜是的旅游资源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主，这些资源在旅游业兴起之初曾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并带动了国内市场的发育成熟。但是随着旅游市场的广泛开拓及产品多元化趋势的加强，尤其是传统的观光旅游方式逐渐被休闲度假和综合性旅游所取代，曲阜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已明显的不适应这种发展需求。近年来，接待客人数和旅游收入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
（二）曲阜旅游的门票经济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
由于曲阜市的主体旅游资源空间狭小，三孔旅游资源的分布空间仅有2.21平方千米，尤其是孔庙孔府的面积和起来只有0.21平方千米，游览的空间容量和 时间容量都不大，。并且在旅游高峰期，数万游人涌入主景区，人潮涌动，拥挤不堪，严重破坏了文化圣地特有的旅游氛围，加上游览线路安排的不合理，游览时间短，旅游综合经济效益受到很大的影响
（三）区位劣势
由于曲阜是县级城市，其经济发展制约了旅游业综合经济效益的提高。旅游业的综合体系食、住、行、游、购、娱，相应的娱乐和购物设施还没有完善起来。
（四）曲阜市旅游资源的破坏较为严重环境污染明显
（1）资源本身的破坏。如曲阜的“三孔”旅游景区，尤其是孔庙孔府内，由于大量游人进入，使景区内土壤板结，通气，透水性能较差，影响古树木的呼吸和生长。（2）旅游环境氛围的破坏。城市的建设与施工，严重影响了城市文化底蕴和城市特色的保持。如.明故城内过度的商业化和大量公用设施的增加，大大削弱了文化古城的氛围。（3）环境污染。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所造成的污染如曲阜市内的主要的河流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护城河和泗河。另外，就大多数旅游者而言，自觉的保护旅游环境的观念还未形成，加之中国流动人口数量巨大，经济收入和文化较低的旅游者急速增长，高密度的旅游人流和大量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比较普遍。
四、名称曲阜的保护与开发策略
（一）名城保护与开发策略
要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各文物古迹的重点保护，这些都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最翔实，最古老、最直观、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见证，更是城市人文历史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用以确认历史名城资格的重要依据和物质见证，应以最大的努力与投入加以保护。
（1）改善城市环境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1.首先要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保护名城的生存基底。2.其次要求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市政建设融入旅游和园林意识、努力营造优美的城市环境。3.要努力培育城市文化，提高城市文化含量。4.在社会环境方面，应将精神文明建设与旅游形象建设相结合，提高城市社会管理的效率与水平
（2）功能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曲阜作为一个县级旅游城市，仅靠珍贵的历史文物古迹发展旅游，导致资源破坏严重；而且旅游又具有季节性强的特点，在旅游旺季，由于原来的旅游景区的客容量，容时量小，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所以要提升城市的旅游功能，完善产业体系，发展大旅游。如大力发展与旅游也密切相关的园林、文化、娱乐、交通运输业。因为旅游活动不可能仅局限在景区，他们要去娱乐、购物、休闲，需要其他产业来支持。
（3）科技推动旅游产业发展。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切实将“科教兴国”战略贯彻到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合格层面上。要有重点的推广一批成熟的先进技术，包括提高旅游行业管理水平的电子信息技术、旅游环境整治技术、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技术的等，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利用科学技术延伸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
（4）营销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历史文化名城的感知形象一般较为固定，要求旅游开发者根据旅游感知形象与旅游产品线路相结合，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进行营销。将历史文化名城较为固定的感知形象贯穿于旅游营销的每一个环节，注重树立名牌效应，以龙头产品的营销带动整个旅游产品的营销，从而增强在国内外的传播和影响力。曲阜以三孔为龙头带动其他旅游产品的营销。
小结：曲阜作为老牌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孔子的故乡，很早就受到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历史在发展，城市要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但是近年来，曲阜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与其知名度很不相符。通过这篇文章，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对这一现状的重视，使未来曲阜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优秀的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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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债权人利益问题 财产继承 债权人利益保护
在继承权以及债权方面，怎样使这两方面能有效平衡，这个问题是目前继承法以及民法中较为关注的问题。依据我国《继承法》第33条有关规定，当前，我国实行的立法是限制责任继承制的，换句话说就是，“被继承人把相应的债务遗留给继承人，继承人按照一定的要求的规定及时偿还遗产的实际价值，如果有超过遗产具体价值的债务，相应的继承人可以不用全部偿还。”这项规定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把继承权以及债权相互平衡，但是，在部分问题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做的不到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一、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在财产继承中的具体表现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在财产继承中的相应表现有：目前债权人在财产继承中的利益问题、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
（一）目前债权人在财产继承中的利益问题
《继承法》第33条相关规定指出：“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应该清偿被继承人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的债务和税款，具体需要缴纳的债务以及税款的标准是以，被继承人的遗产实际价值为准。如果有超出遗产具体价值的部分，相应的继承人可以不用全部偿还。如果相应的继承人不继承遗产，那么，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中应该缴纳的债务以及税款可以不用偿还。”依据这一条规定，如果被继承人给继承人遗留了五万元的存款，继承人完全同意继承全部遗产，那么，继承人就要承担被继承人的全部债务以及税款，具体债务偿还额度的标准是以所继承的全部财产为限度。
依据法律来说，提出这一规定，可以高效的避免众多债务人运用法定的方式，将所继承的财产转移，有效的规避相关税款以及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相关利益，在关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
遗产的法律定义是，遗产具体范围指哪些，可以直接决定相关债权人具体利益受保护的程度。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指定不明确，例如，相关债务人享有的一定的债权，最终是否从属于遗产，基于这种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没有明显的规定。
另外，依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法律要求的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人可以不用完全继承，继承人可以运用明示的方法提出放弃继承，同时，也就放弃了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一般说来，被继承人的遗产被继承开始到相应财产分割之前，法定继承人可以明确提出放弃相应的继承权，但是，这样说来，对于债权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不能明确相应继承人继承遗产与否，那么，债权人跟谁要相应的债务，是十分不明确的，基于这种原因，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法律没有相关的有力措施。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危害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救济，“必要的救济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法律法规中不能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前面提出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受法律保护”。针对这一重要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合理体现，所以，致使债权人的利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二、债权人的利益问题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债权人利益问题受危害的主要原因包括：目前我国继承法中社会条件起着决定性作用、继承法缺乏理论研究、相应继承人危害债权人的利益。
（一）目前我国继承法中社会条件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我国《继承法》是1985年制定的，直到现在没有进行更新。我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相应的债权问题比较简单，尤其是个体私有制不健全，继承法的内容没有涉及到债权人债务问题。
（二）继承法缺乏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缺乏对于债权人债务问题的关注，对继承法的家庭问题的具体研究相对缺乏，上世纪80年代，我国立法技术以及相应的法制观念比较薄弱，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以及债权人和债务质检单的关系的探究不够清晰。
（三）相应继承人危害债权人的利益
最近几年，在我国存在大量的相关继承人运用法律手段的漏洞来危害债权人的权益。例如，具体发生在某城市的案件，王姓债务人欠张姓债权人五万元人民币，但是，王某去世之后，张某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提讼，提出要王某的儿子王刚代替其父亲偿还应有的债务，但是，张某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王刚继承了王某的全部遗产，所以，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把张某的诉讼请求完全驳回。王某用了瞒天过海的招数，成功的把这笔债务推脱了。王某将自己的财产都赠给自己的弟弟，所以，一旦王某过世，王某的弟弟再将财产如数赠给王刚，这种继承方式使得王刚不用对父亲的债务有任何的承担，但是，债权人张某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却收到了危害。对于这类现象，生活中的例子非常的多，这些问题都是法律漏洞，是法律不能预料的，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境外对于债权人利益建立的基本制度
境外对于债权人的利益问题建立的基本制度包含两种体系：大陆法系地区建立直接继承政策、英美法系地区制定间接继承体系。
（一）大陆法系地区建立直接继承政策
直接继承的意义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后，把被继承人的相应财产转接给继承人，被继承人的相关债务问题都要归于继承人进行承担。但是，这种制度的问题是，遗产债权人的权益收到危害。所以，众多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全面建立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例如，德国、法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有关的规定，继承人行使继承权之后，相应的继承人具有一定的选择的权利。相应的继承人具有选择权利的具体表现有：一是无条件直接继承；二是有条件继承；三是放弃继承等。一旦继承人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做出相应的明示，就断定为无限责任继承权。目前，我国台湾地区具体继承权是自愿无限继承。具体的继承方式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向我国法院递交申诉，不用口头表示。不管是明示还是承认，都允许进行继承。只要在规定的实践内，没有做出相应选择的，或者在放弃的时间同样没有做出选择的，视为自动接受无限责任继承权。
自愿接受无限继承权是指，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不具备清偿债务的能力，那么，继承人就要付出相应的偿还行为。如果相应继承人做出不正当的行为和举动，会有相应的法律进行制裁，我国法律法规强制规定，继承人具有接受继承权，但是，不允许继承人对继承权的利益进行享受，一定要接受无限继承的责任。如果上述行为表现出伪造遗产以及隐匿财产等行为。一旦选择接受有限责任继承权，一定要上交忠实遗产清册，确保遗产数目清楚，这种方式，有助于继承人公开继承财产的数额，制止了恶意藏匿、转移的可能。另外，大陆法系的地区还建立健全相应的遗产管理体制。例如，《瑞士法典》中，第594条中规定：“被继承人的相应债权人，一定要做好债权清偿工作，如果债务未得到清偿或者没有相关人士进行担保，要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的三个月里，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官方计算。”
在日本，相关债权人如果发现法定继承人的某些行为危害到债权人的债务问题时，就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遗产管理工作，有关部门进行相应干预之后，继承人就丧失了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的规定可以使遗产最先用于偿还被继承人所欠下下的债务，进而可以维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大陆法系地区的这项规定，有助于保护债权人的全面利益。
（二）英美法系地区制定间接继承体系
具体在遗产继承情况上，英美法系地区使用的是间接继承体系。间接继承体系是英美国家普遍使用的制度，那么，我国香港地区也在使用间接继承体系，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人开始继承遗产之后，所得遗产暂时先不给继承人，先由有关部门进行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问题、交付遗赠以及上交遗产税之后，再把剩余的财产归还给继承人。”这一体系直接确保了债权人的有效利益。但是，这种制度对于有关部门的司法程序要求非常的高。一旦使用这种体系之后，每一个人去世之后，都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面进行处理有关继承问题，要是没有健全的司法遗产继承制度，是没有办法对遗产继承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的，相对来说，这项体系同样不适用于我国。
四、对于我国继承法提出的建议
（一）我国要逐步完善有期限、有条件的责任继承体系
法定继承人具有选择权利的具体表现有：一是无条件直接继承；二是有条件继承；三是放弃继承等。我国要逐渐完善概括继承权、限定责任继承权、放弃继承权的选择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和平衡继承人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经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无条件的责任继承制和无期限的直接继承制以及放弃继承制，都不能有效的使债权人掌握遗产的准确情况，同时，不能使债权人在合适的时间了解继承人的主张。而法定继承人就会利用体系的漏洞做出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行为。所以，有关部门要及时的把法定继承人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关系尽快确立下来，最大限度的解决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债务关系。完善无条件直接继承制、有条件继承制以及放弃继承等选择制度，是全面解决遗产继承有效的方案，法定继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是无条件直接继承、有条件继承还是放弃继承等，可以选择出属于自己的恰当的继承方式，用来全面维护继承人合法权益。
（二）具体修订《继承法》中要建立遗产清册程序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经过对我国现行《继承法》中针对债权人权益问题存在的弊端进行全面分析，在结合相关法律资料进行总结和阐述，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具体如下：我国现行修订的《继承法》中关于债权人和继承人的权益保护上，加大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这是我国修订《继承法》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具体实施阶段，要全面做到改变我国继承法中无条件继承制为有条件继承制，建立健全有条件的责任继承体系。那么具体用来实现的标准是，建立遗产清册程序，例如，全面建立按照规定制作的遗产清册程序和遗产清册异议、公示催告和遗产清册权益等内容。
关键词：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正义
国际私法以国际民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民事法律地位，但一部分当事人相对于他方当事人而言，因市场地位、信息技术知识的不平衡或自然生理原因而处于劣势是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与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正义是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逻辑前提，国际私法的弱者权利保护是正义的客观要求。国际私法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公正合理地解决每个案件来凸现其正义内核。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原则和制度基础也凸现出以人为本的根本特点——体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关怀人的未来。国际私法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保护着涉外民商事交往中弱者群体的正当权益。这里所说的“弱者”主要包括涉外合同领域消费合同中的消费者、雇佣合同中的被雇佣者、技术转让合同中的技术受让方；涉外侵权中的受害人，尤其是涉外产品责任的受害人，以及涉外婚姻家庭领域中需要确认是否有婚生地位的子女；被监护人、被收养人、被扶养人等。具体来说，国际私法弱者权利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的保护
法律的作用在于形成相关主体间权利与义务的制衡关系，从而为当事人之间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创造条件。就保护以具有涉外因素的消费者为典型代表的弱者而言，国际私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及利益的。这些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对“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保护，从而使这种保护有利于“弱势身份”的一方当事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保护弱者利益原则是以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性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制度上的设计，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予以补救，从而达成新的平衡关系，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在消费关系中，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主张其利益。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则会充分利用其优势地位，尽最大可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从而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侵害或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换言之，它具有不法的本能。”消费关系中处于强制地位的主体个人利益的过分张扬，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而通过倾斜的方式，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特殊的保护，可以起到平衡各方利益的作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一些立法中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方式做出了限制，即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进行限制。海牙公约草案第6条第2款规定，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选择法律的形式应是明示的，从而排除了默示选择。因为默示选择的方式被认为不符合消费者保护的目标。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民事权利的社会化迫使立法者进一步限制和削弱“当事人意思自治”。
对此，有学者通过法理研究，主张“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原则应当包括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适当限制两个方面，其主旨是把“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中的一个内容，而不是原则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将有助于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有助于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因顾及弱者的权益而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或禁止（或者说是“对自由的适当限制”）主要表现为特殊合同领域。这里所指的特殊合同是指在合同中有一方当事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合同，主要是消费、雇佣以及保险等合同。在国际合同领域，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合同的准据法是一般做法。但是，在特殊合同中，消费者、受雇人、投保人相对于商家、雇佣人、保险人来说，无疑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晚近的国际私法为了保护弱者的地位，对此类合同中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的权利进行限制。限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强制性规则进行。具体采用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方式是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1989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条：不论本法所指定的法律为何，因其特殊目的应予适用的瑞士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以保留。在总则中规定强制性规则，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但实际上可以达到保护弱者权利的效果。因为消费者、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则是一国强制性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种方式是仅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虽在总则部分未规定强制性规则，但在第21、22条均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法律选择协议排除国家强制性的、不许当事人选择的保护雇员权利的法律规定以及消费者住所地国法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强制性规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方式的融合，即既在总则中也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规定强制性规则。
如韩国2001年修正国际私法，其不仅在第1章总则中规定了强制性规则，而且在第27条消费者合同、第28条劳务合同的法律适用中也进行了规定。此外，有些国家立法甚至排除了意思自治在特殊合同中的适用。如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20条第2款明确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应予排除”。而其关于一般合同的法律适用中，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其首要原则。
国际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是指当事人双方可以选择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享有选择权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但是，由于弱者权益保护原则的冲击，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变异。这种变异后的意思自治原则，虽然有当事人的自主意思蕴含在里面，但是意思自治的主体不再是当事人双方，而是在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这在侵权法律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正义的法律应该保持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不会厚此薄彼。国际私法也不例外。从侵权法律关系来看，受害人无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应该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但是，这种价值倾斜应有一定限度。如果过分强调受害人的利益，超出了侵权人正常合理的预期，对侵权人的利益也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因此，许多国家国际私法立法虽然允许受害人进行法律选择，但受害人的选择权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随意选择。而且，所选择的法律应该是与案件及当事人有关的国家的法律，比如当事人的国籍国法、住所地法、惯常居所地法、居所地法、物之所在地法、侵权行为地法等。有些国家还在立法中采用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案件的准据法。考察国际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发展，可以发现这一原则虽然在杜摩兰时代就被提出，但是其真正确立则是近代的事情。这一原则的广为传播是与19世纪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观念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国家奉行的是自由经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在法律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建立在“平等性”和“互换性”基础上的私法认为：当事人是平等的，偶尔的不平等可以通过角色的互换达到平衡。因此，在私法领域要遵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以涉外私法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国际私法也受其影响，意思自治原则得到了迅猛发展，特别在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私法自治的两个前提“平等性”和“互换性”的缺失以及30年代经济危机时“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国家的公权力逐渐向私法领域进行了渗透，并且不断加强。意思自治原则也由此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实质上不平等地位的领域。从国内立法来看，各个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专门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在当事人明显处于劣势的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制的情况分述如下：
1．消费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在消费关系中，由于经济力量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消费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方相对于另一方，处于强势地位。国际私法如果让消费关系当事人完全自主地确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由当事人随意选择准据法，但这样做就很可能出现不公平的结果。因此，国家作为第三方，通过立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作出适当的限制，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的立法规定来看，普遍的趋势是在国际消费合同中，对当事人法律选择的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甚至排除。各国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需要，大都对消费合同规定了有别于一般合同的特别的准据法选择规则，如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立法第29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不得剥夺消费者依其惯常居所地国的强行规定应有的保护。为体现对消费者的保护，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法还倾向于适用消费者习惯居所地法。
2．雇佣合同关系中“对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
法律规定抽象人格，对一切法律关系主体作抽象的对待，于是在企业主与劳动者的法律关系中，造成了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在实质上的支配。劳动者（雇员）受聘往往通过劳动合同来实现，雇主往往会在格式化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劳动合同适用某一国的有利于雇主的法律，从而使得雇主的某些责任得到预先排除或者减轻。为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体现法律对弱者的人文关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往往采取倾斜保护政策。就保护弱者而言，有关保护劳动者（雇员）的立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对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为体现对劳动者的保护，在雇佣关系中，有些国家原则上适用劳动履行地法律作为确定雇佣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准据法。
另外，在保险合同纠纷中，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法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的格式合同条款中，若某一合同条款可以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则法院应选择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有利（或者说是对保险人不利）的那种解释。
三、保护妇女、子女和被扶养人等的立法中对弱者的保护
婚姻家庭亲属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与市民社会的价值或利益法则不同，它渊源于人伦秩序这一本质的、自然的社会共同体结构，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带有鲜明的公法秩序和社会保障、福利属性，各国法律均将妇女、儿童和老人视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因为在家庭关系中，妇女相对丈夫在许多情况下在体能上、经济上是弱者，子女相对于父母在体能上、经济上、经验上是弱者。而被扶养人更是在经济上、生活上依赖于扶养人。他们之间发生跨国法律纠纷，迫切需要进行法律上的利益平衡。各国国际私法大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保护妻、子女、被扶养人的亲属法体系。
为体现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指对儿童的保护），在亲子关系、监护、收养等关系中有多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适用对儿童最为有利的法律。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国际私法均有体现这一立法特点的明文规定。
四、跨国侵权关系中对受害人的保护
相对于加害人，跨国侵权中受害人是弱者。受害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侵权行为地法和加害人属人法，加之路途遥远、取证困难、语言障碍等诸多因素，致使跨国侵权诉讼往往很难成功。这就为许多恶意侵权者逃避法律制裁大开方便之门，使大量的无辜受害者投诉无门。侵权法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关的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近年来颁布的一些国际私法立法，如1992年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112—118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第62—63条、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74条都先后规定了保护受害者的条款。
从晚近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就一般侵权行为而言，已有一些国家规定受害人享有一定的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如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62条、1998年《委内瑞拉国际私法》第32条、199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非合同债权和物权的国际私法立法》以及《立陶宛共和国国际私法》等。这些法律一般均规定：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受害人也可以要求适用侵权事由的发生地法。在特殊侵权，如产品侵权案件中，则有更多的国家允许原告（即受害人）享有在一定范围内法律适用的选择权。国际私法立法对跨国侵权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所予以的呵护和人文关系，体现了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从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保护弱者是私法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出现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现实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需要法律予以保护的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弱者。如果说21世纪是人类更为进步的时代，那么这其中必然包括着基于社会实质公平和正义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不仅意味着应尽可能全面地为现实中的弱者提供畅通无阻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意味着通过法律救济途径，弱者能及时地获得无论在保护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弥补其劣势的救济，从而进一步全方位彰显国际私法弱者保护方法的正义内核。
注释：
[1]肖永平：《论冲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9页。
[3]尹田：《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4]参见吕岩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内涵探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董保华：《关于建立“现代劳动法学”的一些思考—兼论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