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2-11 20: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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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80的魏素珍，没有多少文化，没想到自己能从农村住进北京城，没想到自己也能到工厂里上班，更没想到，到老了还打起了官司。
被边缘化的老职工
魏素珍的老伴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这是让她很骄傲的事。随了军的魏素珍被安置在当时的军办企业五七工厂里，做些手工活儿，挣几个生活费。日子就这样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五七工厂的民，厂子效益急剧恶化，最终被另外一家民大型国有企业收购。
原本打着安安稳稳退休想法的魏素珍却发现，五七工厂被收购，实际是为了那块价值不菲的地皮，而她们这些原则上也要一并解决的职工却坐了冷板凳。
当时被转移过来的随军家属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龄。人到晚年，最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和充分的医疗保障。由于没有社会保险，企业也不管，她们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下半辈子的一切都需要靠家庭承担。
魏素珍越想越郁闷，她和其他28名姐妹认为应该找企业讨个说法。29名老人的老伴儿自发组成“工作组”为她们代言，开始了与企业谈判的艰难历程。
2005年起，“工作组”多次挥师企业，结果连企业的大门都进不去。一条路不通，老人们另觅他途。从劳动部门，到区政府、市政府，直找到国资委，能想到的部门他们都找遍了，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一个人病倒了。另一个人接着上，其感觉好似战场上的一场攻坚战。只是这仗打得太过苦涩。
五年之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魏素珍等29名老人与企业签订了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由企业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月向老人们支付基本生活补助费，直到老人们被纳入社会保险统筹范围。此时，这群老人中最小的已经六十多岁，最大的已是耄耋之年。
只是魏素珍们没高兴多久。第二年，北京市调整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企业并没有按照协议的约定给老人们调整。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每位已经达到年龄但无社会保障的老人，政府每月发放200元的社会救济金。企业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老人们既然已经获得了200元的社会救济金，企业就不应当再增加生活补助费。
魏素珍们又一次陷入了绝望之中。
三战三捷终获全胜
2009年春，四处寻求破解之道的“工作组”找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付洪泽和原风鸣代表“工作组”抱着几个大信封装的案件材料，满满当当地摆满了整张桌子。他们一坐下来，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老伴儿们这几年受的罪，点点细节都被他们一一道出来。
此时，承办律师韩世春陷入沉思。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这无疑是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然而如果按照劳动纠纷处理，必然会涉及对历史问题的纠缠，会涉及对责任的追究，等等，并且，还会涉及仲裁和诉讼等多个法律程序，案件结果将是扑朔迷离。可老人们等不起，更输不起，输了官司就输了一切。
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大变革中，企业改制带来的职工安置问题是目前律师界遇到的政策性最强、情况最复杂、操作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一个有着强大复杂背景的群体性问题。
“如何才能斩断和协议签订背景有关的所有羁绊?”面对分期分批送来的小山一样的材料，韩世春一页一页地阅读着。经过审慎分析，他决定以普通合同纠纷作为案件的切入点，多方求证、反复论证，最后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企业单方面解除协议的条件是否成熟上。他认为，老人们享受的社会救济金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而不属于社会保险的范围，无疑在这里企业偷换了概念。
在确定了既定方案后，韩世春多次约见老人代表，将自己的办案思路给老人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精心准备法律文书、证据材料等等。考虑到老人们经济困难，韩世春又及时提出了免交诉讼费的申请，在反复争取下，人民法院最终接纳了免交诉讼费的申请。
韩世春所在的义联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该项目的资金，属于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只能用于发放办案补贴，因此义联有机会获得高于政府规定的办案补贴。这为韩世春们参与法律援助事业鼓足了劲，也在处理此类中大大提高了办案质量。
接下来的第一次开庭，老人们在维权的战场上第一次取得大捷。然而，企业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的结果。结果企业非但不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还直接从发放的生活补助费中扣除了国家给的200元。
愤怒的老人们再次找到韩世春，请他伸出援手。韩世春帮助老人起草强制执行申请书，并反复与法院沟通。直到2010年6月，魏素珍和老姐妹们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养老钱。
一个案件，韩世春前前后后跟踪了两年，累计20多个工作日，而老人们在整个过程中享受到费用全免的待遇。如果没有充足的经费做后盾，律师们很难有勇气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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