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研究方法赏析八篇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法学论文研究方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第1篇

关键词：音乐；声乐教学；情感

一直以来，声乐教学总是围绕着解决开喉咙、呼吸、喉头等技术问题来进行。传统教学中过于强调肌肉运动的技术能力，忽视了人的情绪性格等因素，造成技术的不全面，使专业的学习较为艰难。声乐学生整天努力练习的不是如何进步，而是忙于解决各种声音的毛病。许多声乐前辈和老师说。学习声乐就是建立好的“歌唱乐器”，就是“发声机器”的训练过程。然而这种单一的将发声技能作为声乐教学的全部的教学方法，是不能真正达到声乐教学效果的。声乐是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它需要一个整体协调的状态，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状态、心理稳定等方面，仅仅练习发声技术不但学不好技术，还会影响歌唱的美感。实际上声乐就是正确的说话，歌唱最终是表达感情的。歌唱的内容是歌曲的音乐情感和音调，其他的练习都是辅的。而且每个人对声乐技术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而教师最终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稳定状态，建立起学生个人的演唱技术状态。优秀的教师是不拘于某种教学模式的，而是通过合适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目的。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得知以音乐中心，通过表现音乐形象来调整发声技术的声乐教学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

声乐是音乐、诗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结合的艺术。好的演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技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因此，作为教师必须从“重技轻艺”的误区中走出来，使自己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史学修养、语言修养、美学修养和音乐理论修养，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音乐是声乐艺术中的重要内容，教师应从培养学生音乐内心听觉与音乐意象人手，在声乐教学实践中，通过长期刻苦的音乐艺术训练，融入练习者的创造性，并依靠练习者的情感、经历、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促进声乐艺术的表现。技与艺，即声与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发声、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达构成歌唱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声是以人身的整体作为乐器从事歌唱的，绝非只靠嗓子、气息或共鸣就能单独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参与的一种表演艺术，歌唱应成为诸种因素融汇于一个整体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艺术。换言之，只有声情并茂，技艺结合，才能使歌唱达到感人的境界，产生沁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声与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不论是专业歌唱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加强整体歌唱的意识，使歌唱发声与情感表达同时进行，使声、字、情成为一体，养成用心灵歌唱的习惯。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同，嗓音也有差异，在声乐教学中整体训练尤为重要，它不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体训练、歌唱语言处理，歌唱心理的训练等，更重要的还是歌唱的魂——音乐的训练。从开始练声起，就要同音乐结合起来，即练声也要有良好的乐感。音程、音阶的练习中，一方面是肌肉、音准、气息、共鸣等方面的技术练习，同时它们又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要给它们以音乐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练声一开始，要求每个歌唱者把音程、音阶、练声乐句也唱得悦耳、动听。以上我们可以领悟到，在歌唱发声的过程中，呼吸、共鸣、吐字、表现缺一不可，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整体歌唱”的含义。

二、有内涵的练声

歌唱发声练习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将歌曲演唱中对声音所需求的各种技术环节，通过有规律、有步骤的发声练习，逐步提高歌唱发声的生理机能，调节各歌唱器官的协作运动，养成良好的歌唱状态，使歌唱发声的技术成为歌唱表现的有力手段，为达到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务。发声练多因为没有歌词的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情感内容的，属于纯粹技术练习，如单个音素、音节的发音练习，扩展音域的练习，提炼音质的练习等等。其实不然。即使是单个长音，假使我们用不同的情绪来表达，也将出现多种声音音色、音质的表达方式。在歌唱中“声和情”永远都是紧密联系的。例如：我们在心情愉快时发出的声音是甜润、温暖的，而板着脸孔则会发出冰冷、干涩的声音，即便符合练习要领，声音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发音正确基本方法的掌握，是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达意，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声音。愉快、温暖的发音应是歌唱时的最基本声音色调，它可以使声音柔和悦耳，声随情走，充分做到有声有情，情托声，声含情。

在声乐教学中，练声过程是整体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何让学生从枯燥的练声技能中摆脱出来，就需要运用音乐的魅力，发挥练声曲的作用。在练声前，首先要求学生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借助发声练习曲调的旋律，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发内心的情怀。例如：5432｜1——这一短小的练声曲，可以引导学生想象这个练声曲的旋律是对“彩虹”的描绘，提示学生用声音来描绘彩虹的形状，以及用“雨后见彩虹”的欣喜心情来进行发声练习。如此，简单枯燥的练声曲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学生会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终达到练声目的。同时，在发声练习过程中，结合字声练习(带词练习)要求根据词意思维有想象、有意境、有画面、语气有表现、声音有乐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圆、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过渡。

三、“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艺术，更是人类心灵对世界感应的产物，是以歌唱声音为物质材料的人类精神唤醒及生命升华的展开形式，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开其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情感表现的自我创造与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华。在歌唱的诸多环节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导作用，是声音的灵魂。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指出：“艺术的精髓并不是技术而是心灵，一旦心灵可以毫无障碍地自由表达，便能创造出完整的音乐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鲁索认为“歌唱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效果而作的技术挣扎。”他在歌唱时听从心灵的支配，超越技术对他的影响，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导师。北京曲艺界也有着“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的艺谚，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内在情感统领、调动声音，以显示情真意切、优美动人的双重艺术魅力。因此，笔者认为在声乐教学中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的艺术表现上，会给课程的整个过程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歌唱前让学生充满激情地朗诵歌词，酝酿感情，根据歌词的内容与情绪决定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字的喷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把握歌唱内容所要求的总体形象，在脑海里形成“内心形象”，从内心视觉、听觉上感受音高、节奏、发音及内容表达的理想效果，引导学生感受音乐，表达情感，积极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带声”的歌唱。它就好像讲故事时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种忘掉技术、注重表达歌词内容的歌唱才能打动观众。例如在《节日欢歌》歌唱训练中，启发学生怀着激动兴奋的情绪，表现节日中欢快的气氛。学生在跳跃生动的音乐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运用光彩明亮、流畅生动的高位置声音来演唱，无须过多的声乐术语做解释。同样在教授歌曲《黄水谣》时，首先让学生了解音乐的背景，以及音乐所要表现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力图让学生从音乐中感受三种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单从声音技巧来训练、要求学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充分发挥了音乐的作用，让学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使他们从复杂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来，从中真正感受到所带来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歌唱的本质。

第2篇

科学研究方法在对管理的研究中十分重要。首先，科学方法具有客观性，是以事实为研究依据的，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真实可靠；其次，科学方法具有实证性，依靠可以由实践检验的信息，使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运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一样的结论；再次，科学方法具有规范性，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最后，科学方法还具有概括性，因为科学方法研究的结果适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除使用思辨的研究方法外，还应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系统、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2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回顾

管理科学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划分可归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泰勒、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管理思想，以及管理过程和职能分析、组织理论等；第二阶段就是20世纪的30到5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关系学说，后来发展到行为科学理论；随后，20世纪60年代管理科学进入现代管理科学阶段，也就是被孔茨所描述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这其中包括了决策理论、系统理论、管理科学及权变理论等。

管理科学发展的过程反映了管理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古典管理侧重于对物、财及管理组织过程的管理，研究方法是以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及经济学方法为研究基础的；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则是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管理阶段则移植了数学、计算机技术学、统计学等诸多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管理丛林理论”，而在丛林理论中的各个学派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科学的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发展的特征就是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紧密相联。可以说是这些因素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的管理科学是在实践中进步，在实践中发展，并阐释实践，引导实践的。

3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

谈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征，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管理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差异与联系，这就需要我们为管理科学进行学科定位，通过课程学习我们了解到管理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所研究的是社会现象，但又同社会科学研究有所差异，其核心差异就是对人的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关心的是人类活动的功能和功效，而不涉及人类活动本身的意义。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及其形成的系统。它是对管理活动规律的提炼和概括，是关于对有组织活动的管理的系统化、专门化的理论知识体系。

管理科学是在对多种不同性质学科的理论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不同学科理论及方法系统集成的结果。一般地说，管理科学的成长要综合运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心理学。这四个学科构成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近年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革、管理手段的创新以及经营方法的革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仍要依赖多个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运用，依靠相关学科的支撑。

由于管理科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其研究必须紧紧围绕实际存在的一般性的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由现象而本质，由具体而一般，抽象出科学问题并形成研究目标。凭空想象、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毫无科学价值。同时，在管理科学研究中还应注意规范研究方法，多运用实证的、实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少使用科学性不强的思辨的、归纳的、定性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有利于提高研究的价值。

4《理解现代经济学》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钱颖一教授的《理解现代经济学》中试图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解释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工具性作用，并通过介绍现代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些新发展来澄清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该文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手，引入了被当今社会认可为主流的并代表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框架——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这三方面的理论就是分析框架的基本理论。首先是由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基于经济学家的三项基本假设即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和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其次是运用多个理论作为“参照系”，使之能够成为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利用各种图像及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帮助分析繁杂的经济行为。

而在管理学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分析框架，首先是管理科学的“视角”，管理学的视角应该就是观察、理解或研究管理学理论问题的角度，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通过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管理学不是没有视角，但是，迄今为止，管理学确实还没有象经济学这样的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视角，所以当今的管理学还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接下来是“参照系”，管理学的参照系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心理和工程学等相关学科在管理中应用之成果，故必须研究各准则之间的权衡问题。根据西蒙的观点，科学可以分为两类：实用科学与理论科学。实用科学采用的是“如果一则一”的科学命题；而理论科学采用的是纯描述性的与验证条件等价的伦理命题。科学命题关注能得到验证的事实而理论命题强调偏好的表述。管理欲成为一门科学，显然应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设。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也即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对策建议等构成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西蒙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准则”这两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的“管理人”决策模式。他指出，在实际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因而“最佳的准则”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人们只能追求“有限度的合理性”，遵循“满意的准则”行事。西蒙还强调“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模式和与此相关的决策程序化的重要意义。在运用经验加以慎重处理并使之合乎目的的条件下这种“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合理性。钱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国时的教授问过他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受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什么?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就谈到了。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他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同样，受过管理学系统教育的人头脑中也应当有几个参照系，比如，在分析组织结构时我们就应当以韦伯的官僚行政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管理的职能时就应当拿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作为参照系，在分析决策问题时，就应当想到西蒙。只有这样，分析管理问题时才会有一致性。

最后我们来看“分析工具”。在理解现代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的是经济学中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像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像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同样，管理学也有许多研究工具，对于管理学来说管理学研究的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如何使组织以更低的成本取得更大的效益，研究管理人价值的体现问题，这就需要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作为管理学的研究工具，因此，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研究工具。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决策支持系统，也都是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的有用工具。数学和统计学甚至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在研究管理学时确实有用，管理学前辈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比如市场附加值与经济附加值、平衡记分卡、SWOT分析法等等，它们也是研究管理学的有力工具。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借助数学模型分析会使推理更加严密精确，理论研究中运用数学可以减少争论，而实证研究中运用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容易被学术界所认可。在管理中数学同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泰勒管理学派的管理科学学派就认为所谓管理就是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解出最优的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目标。管理者通过数学模型的应用使得本来难以辨别优劣的备选方案变得明晰“直观”了，诸方案因被量化而变得可比了。管理科学的研究恰恰需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定性是认识的起点，定量是认识的深化。数学无疑会为管理科学的定量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种抽象的工具，数学模型有助于人们对一个复杂过程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者合理的决策。但它毕竟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的简化与抽象，任何一种抽象都不得不舍弃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须提出某些前提性假设，他们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模型的运用就是对某些假设的检验。检验的正面结果表明这些假设有道理；检验的负面结果却表明必须加以修改。有这种感性认识的逐步积累，我们就可以取得理性认识获得一定的科学知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管理学要成长为一门科学离不开数学这一有益的工具，在对待管理学与数学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白，数学仅仅是管理学不断完善自身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白，单凭数学是不够的，作为一门研究人们的管理行为的学科，它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人，它需要那些关于人的学科的支持。

5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科学研究方法是我们研究生阶段深化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掌握的方法。为了使研究更客观更具体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日常的管理研究中所常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多加以定量的分析及实证研究手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及规范性。同时还应注重，理论分析框架——“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在研究中的运用，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管理学问题，解释和理解管理学的行为和现象。

第3篇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第4篇

一般而言，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分为以下三大类：

（1）验证型实验，主要是对已有或公认的结论进行论证和验明。（2）创新型实验，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创新型实验，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得出有创新意义的结论和思想。（3）仿真模拟型实验，此类实验主要针对一些财政行为，如政法财政管理、预算编制、政府会计和纳税遵从等，通过在实验室仿真模拟实际操作流程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在做这三大类实验研究时，主要通过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实验目的，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或规则，并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分析实验的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行为财政学研究中取得的结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因而，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真实地表现或模拟财税环境，如何筛选、操纵和控制众多的财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两种设计实验影响因素的方法：一是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仅设置单一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在该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二是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设置多个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并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条件和实验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一）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通过在实验环境中，经过每次实验检验某一种或某一类影响因子对考察目标的影响情况。其优势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实验环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单一影响因素从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实验参与者仅需要面对一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这使研究者易于观察该影响因素对实验参与者的影响。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会制度对于税收遵从的影响时，就选择将实验中的初始资本、税率、处罚率等影响因素都设为固定值，从而观察社会制度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Cumming　et　al（2006）在实验中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他为参与者给定了收入、税率，但是却设计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过观察参与者对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应，便能够得到稽查率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社会规范所包含的影响因素众多，社会规范在一定的财税环境下，对财税政策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影响。Bobek　＆Ro－berts（2007）则主要通过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将众多社会规范的子类分别设定为固定值或参照样本，考察了社会规范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的研究中，由于个人申报的主观性相对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时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来模拟个人申报的思想活动状态和最终的纳税决策。在实验中仅设计单一影响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验难度，但由于实验环境过于简化，与现实纳税遵从环境并不符合，会导致实验结果的精度较低。随着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

（二）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当研究者需要实验环境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中的财税情形时，往往需要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采取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考察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来说，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我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各影响因素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组织进行的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实验中，就采用了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此后，在进一步检验稽查率与纳税遵从行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过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当纳税人高估检查概率时的纳税行为以及政府服务在个人的纳税遵从决策中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一些实验者高估了实际较低的检查概率，所以导致所支付的实际税额高于预期效用理论预测出的理论数额。在行为财政学的各种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虑了各种多因素影响方面，并将各类影响因素考虑到税收实验的设计中。在现实的财税环境中，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税收自然也成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由于纳税申报的主观性相对有弹性，故研究者也将心理学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范畴中。Caroline　et　al（2001）选择了若干样本，从心理学角度去考察税收遵从的问题，利用实验数据实证得出了关于税收遵从的各类动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将心理学作为起点，从逃税避税的影响因素出发，用问卷调查法讨论了社会对避税、逃税在道德标准和合法性方面的认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这项研究，他们调查了友好劝说中性别的不同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2（男性和女性）×2（友好劝说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实验。首先，他们要求友好一组的参与者写出并且读出他们理应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两组参与者说出他们的收入和所得税情况。在这样的实验下，结果显示出了性别和友好劝说以及性别的相互影响在申报所得中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劝说组中女性申报的个人所得要明显高于该组的男性申报的个人所得。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这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日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研究税收遵从的学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对过程公平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绪在过程公平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Cebula（2004）将美国1975－1997年间的实际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公众对所得税偷逃税程度与政府不满情绪的强烈程度正相关。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将税收遵从看作是一种心理税收的契约，在这个前提下考察了在惩罚或奖励的刺激下情绪与忠诚的相互作用。在这类研究中，情绪虽然已经被视作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对决策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情绪始终从未作为单个因素，而且情绪在遵从决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详细描述，而且在以情绪为主题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现对税收遵从的研究。除去情绪和公平感，纳税人具有自然人及社会人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其中包括自然属性———年龄、性别及其他生理差异，也包括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纳税认知、税收道德、稽查率、价值取向、大众的认可以及税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经把这些因素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时研究其余影响因素，通过在实验室对自愿者测试了道德推理、风险偏好和稽查率、价值取向、税制公平与否、周围纳税人所施加的影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在获得一手实验数据后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税收遵从决策或行为。由于宏观的税收申报数据不易获得，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实验室方法。在此基础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中创新地使用了一种权重函数形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们比较了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同该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为了获得同样的税收遵从度所需要的罚款力度，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前景理论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情况，从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纳税这样一个问题。同样，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使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的纳税遵从实际情况数据检验了这三个国家中社会风尚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运用因子分析识别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风尚结构，并发现纳税人自身及其亲近人群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认的正确行为这两种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他们的研究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的动因以及为什么实际纳税遵从度要高于经济学模型中的预测水平。从此可见，多个影响因素能够最大程度地模拟真实的财政行为，从而达到研究目的。在遵从动因、稽查率和遵从水平都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后，也有学者将税收公平感与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来考察税收遵从水平。Hanke　et　al（2010）在进行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时，也设计了多个影响因素，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依据不同的税率、稽查率、罚款率以及公平性来做出纳税决策。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都会选择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在研究影响因素对于个人纳税遵从的作用时，有的学者仅仅设计单个影响因素的实验，而大部分学者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财税现实，往往采取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式，这样能够使实验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纳税状况。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一些实验要素来进行比对与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也有较大作用。

二、实验对象

在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中，实验对象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实验对象或者同一实验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实验结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要有严格的限定。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不仅会简化实验，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验结果。就学者们关于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情况而言，在个体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将研究者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即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一）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要考察财政行为当事人（包括组织机构纳税者和自然人纳税者）和财税规则制定执行者的行为。当研究各类当事人决策过程和行为模式时，很多研究者使用了无纳税经验的参试人员。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个人纳税遵从的研究中，出于对实验成本与实验可控性的考虑，以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税收工程软件（税收征管及稽查软件），让参试人员模拟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企业、个人的税收申报、核查等进行实验。与针对企业的税收实验相结合，研究人员可以设计大型实验。比如将被测试者分成企业与政府两个组，利用某一大型企业的实际财务数据，分别由两个组的被测试者进行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对参试人员的认知进行引导，而代表政府的被测试对象则可根据税法的要求检验规避是否合法。通过税收实务的实验，能够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观测财政行为当事人（包含政府决策者及纳税者）的行为模式和决策过程。Friedland（1978）首次开展了关于偷逃税的模拟实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样本量受到了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设计实验时，也选择了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就个体决策实验的精确性而言，在校学生能够与校外人员达到同样的实验效果。在研究财政学中的个体道德与行为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时，也有学者在实验中同时引进有纳税经验和无纳税经验的人作为实验研究对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税收道德的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这一主题时，首先将对64名无纳税经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结果筛选比对，作为比较组（参照组），之后再对1500名有纳税人经验者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为与税收遵从行为。实验对象以前是否做过类似实验也应当作为选取实验对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参与人第一次参与税收实验时，研究人员往往能够得到更加贴近现实的实验结果。Park　et　al（2003）通过实验方法来分析韩国的税收遵从影响因素。该学者选取了一批未做过类似实验的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实验参与人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实验。McGee（2008）则为了分析比较文化差异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分别在美国和香港选取了一批本科学生来进行纳税遵从实验。将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具有能够降低实验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许多研究者选择将无纳税经验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但是当实验需要参与者具有对实际纳税情况的切实了解和体会时，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为合适的实验对象。因此在一些实验中，研究者选择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作为实验对象。

（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一类则是校外实际纳税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基于实验成本的考虑以及实验对样本量的要求。选择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基础上，使实验参与者与实际纳税人行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就将一批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每个实验对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资本、流动资金。他在实验中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学生和有过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作者发现，与以在校本科学生相比，有过纳税经验的学生明显更加在意税后收益，而且避税的倾向也更加突出，实验所得的结果也更贴近实际纳税行为。与选择有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参试人员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员选择将校外的实际纳税人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尽管选择有纳税经验的在校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无纳税经验的缺陷，但这样的选择依旧存在选择实验对象的范围较窄，样本容量较小等问题。因此，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选择将校外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Slemrod　et　al（2001）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中就选取了填写过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申报表的一些居民作为实验对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调查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时，选取了4500位租赁房产物主作为实验对象。另外，还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实验中也都选择有经验的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选择真实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认为这些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有直接的接触，是现实纳税过程的直接参与人，他们的行为更加具有可参考性。但这样选择实验对象同时存在着高成本、不易操作等问题，因此采用MBA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两者的中和，能够实现优缺点的互补，提高实验精度。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中，大规模的实验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大规模的实验，指实验参试者数量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实验。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Wenzel　＆Taylor（2004）对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所进行的调查，实验涉及的参试人员超过千名，最后的统计数据为1306名澳大利亚现籍公民，其中人员涉及面广，包括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次和各层次学历教育的公民，此种具有大规模参试人员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模拟更为广阔的财政税收环境，并以此研究纳税人形成道德的过程。通过大规模调查，Wenzel　＆Taylor证实了基于自我分类理论的假设，即税收道德促进税收遵从的关键是纳税人是否将社会道德内化并指导日常行为。实验对象数量的庞大也体现在财税学者们的跨国调查和实验中，跨国调查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横向比较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纳税人的行为特征。Belkaoui（2004）横向对比了30多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通过实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国际间税收遵从度与证券市场重要性程度、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竞争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实验条件

实验条件对于实验结果的精确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实验内部条件而言，在实验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以及精确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使实验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计算，对实验结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实验过程中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则能够促进实验条件的改善，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实验的精确性。

（一）内部条件

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实验室的高性能计算机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拟计算方法，这些条件对实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在Fried－land（1978）最初进行的税收实验研究中，由于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其实验只是在工作室发放问卷完成的，并不能实现很好的模拟控制。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合理的计算机软件，在实验结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并且采用先进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节约实验时间并提高实验精度。Riedl　et　al（2001）将纳税遵从实验的场所选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CREED实验室，实验室中的数十台计算机能够实现联网，充分保证实验过程将受到较好的模拟控制。但是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没有作为考虑因素，实验允许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流，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人对于实验的判断和决策。Alm（2006）设计的税收实验中采用了计算机软件来决定随机稽查率，并通过电子屏展示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与Alm的实验类似，有的实验中会在电子屏告知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参与者对于其他人的判断，参与者会自行与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然后在下一阶段不断修改。这也干扰了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会影响到实验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发现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开展税收遵从实验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实验室进行的，他认为参与者在实验中应当是完全封闭的，于是在实验室设立了许多小隔间，而且不透露其他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够实现个人空间的私密化。

（二）外部条件

实验室的内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应当忽视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其他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自然也会为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提供研究条件。有些学者会与其他学者或研究院进行合作，完善实验条件，Borck　et　al（2002）的税收实验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与Fischbacher展开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设计的一个计算机软件来运行实验程序。最终得到非常理想的实验结果。与此相比，有的学者则会通过与一些大型的税务咨询公司进行合作实验，提升实验的专业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税收实验就是在H＆R公司的60个办公室中进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税收公司，拥有全球顶级的税收咨询系统，这一点为进行税收实验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基础。另外，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与其他大学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实验中，有两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有6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学的普通实验室，由于不同等级实验室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区别，所以结果明显发现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中取得的实验成果精度更高。实验精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实验研究的结果与目的，在环境较好的、有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往往能够很好地完成实验步骤，达成实验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实验室中是否存在干扰因素也是考察实验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实验允许实验参与者之间开展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其他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决策。因此，在设计税收遵从实验时，应尽量实现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尽量确保参与人独立进行实验。

四、实验步骤

学者们在进行税收遵从实验时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1）将实验分为若干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改变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税率、稽查率和处罚率等等，从而在每个实验阶段观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响。（2）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每个实验都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进行，最后再进行独立实验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实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实验步骤。

（一）分阶段实验

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影响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Coleman（1996）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将一批MBA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内部的成员将被分配至不同的税收环境来进行税收决策，通过对每个小组的考察，来分析比较不同初始资金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他将税收遵从实验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进行稽查的预先通知，这主要是测验当纳税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费者服务，第三是加入纳税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设计表格M－1，这是为了检验纳税人发生填报错误的概率或不遵从增加的几率。Lei　et　al（2002）为了研究资本利得税的纳税遵从度，在实验中每个部分都设计有12个交易期，每个交易期都持续4分钟，在每个交易期结束时单位财产都将被赋予一定的红利。Kleven　et　al（2010）则将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报月份进行；另一部分则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进行。这些实验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实验阶段，通过设计不同的影响因素，考察人们的财税行为和决策过程。研究者会在行为财政学实验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理论和纳税人的认知情况，人为地对被测试者释放不同的信息，从而证得行为财政学中纳税遵从方面的不同结论。Dhami　et　al（2007）从理论的角度结合行为财政学的实验方法，在累积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解释了预缴税款谜题，认为预缴税款能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损失函数并不是线性的，比起可能获得的退税收益，纳税人对损失的感受更为突出。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将被测试人员分组并将实验步骤分为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释放不同的财税信息给被测试者。其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Holler在将被测试人员分为不同的认知阶段后，发现将纳税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传达给纳税者，可以提高税收遵从度。分阶段实验具有比较好的可控性，易于观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程度，但是设计合理的实验阶段非常重要，实验阶段太少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精度，实验阶段太多则会使实验过于复杂，因此，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选择匹配的实验阶段。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因此，也有学者选择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独立分组实验

将实验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很好地解决分阶段实验的惯性效应问题，因为实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由此能够更准确地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预缴现象，他就采用了将实验分为若干独立实验的方法，将来自于6个国家的674个实验对象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了10个独立的实验。实验根据国别不同来进行分组，最后进行小组间的对比分析，通过对实验进行组间控制，实验结果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即处于补缴状况的纳税者表现出更多的不遵从现象。Kerschbamer（1998）在进行税收实验研究时，将实验参与人分为两个独立实验，实验中根据参与者的年龄、初始成本来进行实验分布，同时在这两个独立实验中税收环境也有较大差异（税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约5个百分点）。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调查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人对于稽查率增加的反应，作者将1714名实验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为9个小组进行独立实验，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低收入低稽查率实验小组，高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礼品交换中的赠予税时，在实验研究中将实验对象分为公司和工人两个独立实验小组，最后进行实验小组的对比分析，这样的独立实验主要是期望能够分析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调整税收环境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不同的分组与相对的独立组间控制，可以使得实验发起者对实验对象的不同认知方面进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亚纳税人的申报行为及其态度时Ni－emirowski　et　al（2003）调查了，通过将参试人员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组，并通过分组对参试人员进行同方向的认知引导（例如从基于税收的价值、信念、态度和法务知识方面引导），其研究证实了纳税人不同信念、对纳税的认知度和对法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实际的税收遵从决策之间的关联，从其关联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某些避税行为的容忍和不遵从的意图是税收决策的两个关键因素。尽管从心理认知学的角度来看，纳税人对税务知识的了解到深刻认识是复杂及缓慢的过程，但学者们发现，通过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认知、纳税决策过程和最终的税收决定相联系起来。Creedyet　al（2007）所著的关于线性所得税的相关论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约束条件下怎样确定线性所得税的参数给出了非常详细讲解，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数学推导，他给出了一个近似的算法，简化了计算过程，从而进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为财政学实验研究后的计算统计方法。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为主。其目的是将公共管理部门进行财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流程引入到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拟实验包括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政府采购实务操作模拟实验。每个实验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细分为不同的子项目，如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根据政府预算的流程又细分为部门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管理系统与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三个部分。部门预算编制实验模拟真实的部门预算编制流程，将被测试者分为财政部门、各个预算单位等角色，使被测试者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部门预算的基本编制流程。财政收入管理系统能够通过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地方税务局、银行、国库的三方核对，有效控制税金的及时快速缴纳。而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以细化的部门预算为基础，将所有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这三个部分既可单独作为实验科目，又可以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综合实验。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将被测试者分组，赋予各组不同的财政角色，如预算组、国库组、预算单位组、政府采购组等。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研究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组分配不同的任务，使组内部工作协调起来，并通过业务的串联，使组和组之间形成业务的协作关系。一次试验完毕，被测试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不同组的全面的财政行为的实验结果及各类模拟。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实验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但并不是实验阶段越多越好，实验阶段应根据实验的目的来匹配。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五、结语

我们主要从实验方法、实验对象、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步骤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从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学者们在个人纳税遵从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对比。财政学实验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行为财政学实验的突出特点是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才能自由运用模拟软件、实施大型财政学实验项目。例如税务实验，参加实验之前参试人员必须要对税法相应的知识点熟练掌握或对纳税规则有所了解和认知，才能进行税收规划、申报等科目的实验。如果参试人员对于企业所得税的抵扣条款或个人所得税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项完整的企业税收申报或者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研究人员应在实验之前，反复强调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督促参试人员做好各项知识储备，才能达到实验的基本目的。根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目前纳税遵从的现况，我们认为关于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验中选择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我国正处于税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时期，分析相关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纳税情况，能够更好地分析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下个人纳税遵从实验所取得的结果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人员长时间地对纳税遵从模式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了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较为注重社会的评价；基于社会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注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由此产生对税务机关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来，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以扩展到很多个，同时研究者还需将心理学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实验中。

2．合理选择实验对象，扩大样本容量。实验对象是影响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精度的重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实验对象，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实验成本，提高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也能够保证实验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纳税人行为，使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研究人员在对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难免会随机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实验人员，差异化安排实验内容。财政学中的税收遵从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课，但每个个体所认知的内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浅是有差异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和针对这一现象，对不同的参试人员进行考察，根据其不同的认知结构，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以验证和考察所需要的行为财政学结论和观点。比如认知结构不清晰和认知程度不深的参试人员，所了解的财政学或税收的内容原本就少，在上机实验环节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综合性的实验，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实验项目。而对财务、会计和财政学了解较专业的参试人员，可以被直接安排参与和税收相关的实验，他们的上机实验就可以增加复杂度或难度，以验证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行为财政学观点。对于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全面考核参试人员的认知过程和决策程序。实验考核可以将研究实验问卷的结果与在填写问卷或在税收游戏答题时的决策过程想结合，主要根据参试人员的综合表现或状态来确定，如参与情况（心理变化、认知后的情绪变化等）、个人能力（如财税知识的应用能力、对其他人员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实际结果的情况等综合评判。综合后的实验结果评判也从单一的由单向打分制，转变为多维度的全面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3．内部实验条件与外部实验条件有机结合。实验条件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应当尽量保证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保证参与人不受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另外，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时，应当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和处理手段，确保结果的精确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财政学的实验环境非常优越。近年来，通过装备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操作、沙盘模拟一跃跨入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网络化管理的CAI环境。如今80％的实验项目可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和操作，60％的项目在互联网或局域网环境下进行，传统的技术实验也可以由挂图、教师手把手、面对面的辅导方式，转向多媒体、电子幻灯、视频以及电子教室系统实现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方式。先进的技术使实验内容的广度深度从量到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验效果和质量都会有明显的提高。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行为财政学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运用现代化实验手段，采用多元化的实验模式。除了采用传统实验室方式让参试人员被动认知和现场指导外，还可以大力采用电子计算机化的实验手段，一方面，利用多媒体技术、投影技术制作多种财税认知课件，增强参试人员主观认知的能动性，利用这种方法可及时补充相关学科最新发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强实验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网络辅助实验平台，向广大参试人员提供该实验的课件、实验网络资源、设计实验及答疑讨论区等内容。参试者可以从中下载获取该实验对应部分的教学资料、实验数据等。答疑区可以使参试者克服羞涩，促使其主动、大胆地暴露自己最真实的财税行为（在讨论区还由实验研究人员担当主持），由参试者进行自由的讨论与交流。

第5篇

近几年来，旨在教会学生会学习、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学法指导的研究和实践已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对当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实施素质教育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培养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促进科教兴国具有历史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如此，数学教育的实践和历史还表明，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教学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可目前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数学教学中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和做法时有发生，为此更新数学教学思想、完善数学教学方法就显得更加迫切。在数学教学中，开展学法指导，正是改革数学教学的一个突破口。

一

对数学教学如何实施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人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验。首先是通过观察、调查，归纳总结了中学生数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如“学习懒散，不肯动脑；不订计划，惯性运转；忽视预习，坐等上课；不会听课，事倍功半；死记硬背，机械模仿；不懂不问，一知半解；不重基础，好高骛远；赶做作业，不会自学；不重总结，轻视复习”［1］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数学学法指导的途径和方法，如数学全程渗透式（将学法指导渗透于制订计划、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独立作业、学结、课外学习等各个学习环节之中）［2］；建立数学学习常规（课堂常规———情境美，参与高，求卓越，求效率；课后常规———认真读书，整理笔记，深思熟虑，勇于质疑；作业常规———先复习，后作业，字迹清楚，表述规范，计算正确，填好《作业检测表》，重做错题）［3］等等。诚然，这对于端正学习态度、养成学习习惯、提高学业成绩、优化学习品质，采劝对症下药”的策略，开展对学习常规的指导，无疑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决不能忽视数学所特有的学习方法的指导。可以说，这才是数学学法指导之内核和要害。也就是说，数学学法指导应该着重指导学生学会理解数学知识、学会解决数学问题、学会数学地思维、学会数学交流、学会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等。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从“数学”、“数学学习”出发，来阐释数学学习方法，论述数学学法指导。

二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就是要考察数学的特点。关于数学的特点，虽仍有争议，但传统或者说比较科学的提法仍是3条：高度的抽象性、逻辑的严谨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1．数学研究的对象本来是现实的，但由于数学仅从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方面来反映客观现实，所以数学是逐级抽象的产物。比如三角形形状的实物模型随处可见，多种多样，名目繁多，但数学中的“三角形”却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形式（概念），撇开了人们常见的各种三角形形状实物的诸多性质（如天然属性、物理性质等）。因此，学习数学首当其冲的是要学习抽象。而抽象又离不开概括，也离不开比较和分类，可以说比较、分类、概括是抽象的基础和前提。比如，要从已经过抽象得出的物体运动速度v＝v0＋at、产品的成本m＝m0＋at、金属加热引起的长度变化l＝l0＋at中再次抽象出一次函数f（x）＝ax＋b，显然要经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和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根据数学高度抽象性的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强调比较、分类、概括、抽象等思维方法的指导。

2．数学结论的可靠性有其严格的要求，观察和实验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和方法，而是要经过逻辑推理（表现为证明或计算），方能得以承认。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这个结论，通过测量的方法是不能确立的，唯有在欧氏几何体系中经过数学证明才能肯定其正确性（确定性）。在数学中，只有通过逻辑证明和符合逻辑的计算而得到的结论，才是可靠的。事实上，任何数学研究都离不开证明和计算，证明和计算是极其主要的数学活动，而通常所说的“数学思想方法往往是数学中证明和计算的方法。探求数学问题的解法也就是寻找相应的证明或计算的具体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证明或计算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目标和表述形式”［4］。又由于证明和计算主要依靠的是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所以根据数学逻辑的严谨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重视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的指导。

3．由于任何客观对象都有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因而从理论上说以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可以应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即可谓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应用数学解决问题，不但首先要提出问题，并用明确的语言加以表述，而且要建立数学模型，还要对数学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论证，对数学结果进行检验和评价。也就是说，数学之应用，它不仅表现为一种工具，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模式。根据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还要指导学生建立和操作数学模型，以及进行检验和评价。

三

从数学学习的角度出发，就是要通过对数学学习过程的考察，引申出数学学法指导的内容和策略。关于数学学习的过程，比较新颖的观点是：“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或是将环境对象纳入其间（同化），或是因环境作用而引起原有结构的改变（顺应），于是形成新的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如此不断往复，直到达成相对的适应性平衡”［5］。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分析和理解，就数学学法指导而言，可概括出以下3点：

1．行为结构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又是学习新知的基础，因而在数学教学中亦需注重外部行为结构形成的指导。由于这种外部行为主要包括外部实物操作和外部符号（主要是语言）活动，所以在数学学法指导中，一要重视学具的操作（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制作学具，操作学具）；二要重视学生的言语表达（给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言语交流的机会，可以是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2．认知结构同样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也是学习新知的基础，故而数学教学要加强数学认知结构形成的指导。所谓数学认知结构，是指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按自己的理解深度、广度，结合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特点，组合成的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整体结构。因此，对于学生形成数学认知结构的指导，关键在于不断地提高所呈现的数学知识和经验的结构化程度。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须注意如下几点：①加强数学知识间联系的教学。无论是新知识的引入和理解，还是巩固和应用，尤其是知识的复习和整理，都要从知识间的联系出发。②重视数学思想的挖掘和渗透。由于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的本质的认识，因而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结构建立的基础。常见的数学思想有：符号思想、对应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归纳思想、公理化思想、模型化思想等等。③注重数学方法的明晰教学。数学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建立数学知识结构的桥梁。常见的数学方法有：化归法、构造法、参数法、变换法、换元法、配方法、反证法、数学归纳法等。

近几年来，旨在教会学生会学习、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学法指导的研究和实践已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课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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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无论是通过同化，还是通过顺应来获得新知，必须是在一种学习机制的作用下方能实现。而这种学习机

制主要就是对学习新知过程的监控和调节，即所谓的元学习。实质上，能否会学，关键就在于这种学习是否建立起来。于是，元学习的指导又成为数学方法指导的重要内容。为此，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需要注意：①要传授程序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即是对数学活动方式的概括，如遇到一个数学证明题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再干什么，就是所谓的程序性知识。情境性知识即是对具体数学理论或技能的应用背景和条件的概括，如掌握换元法的具体步骤，获得换元技能，懂得在什么条件下应用换元法更有效，就是一种情境性知识。②尽可能让学生了解影响数学学习（数学认知）的各种因素。比如，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是文字的、字母的，还是图形的；学习任务是计算、证明，还是解决问题，等等。这些学习材料和学习任务方面的因素，都对数学学习产生影响。③要充分揭示数学思维的过程。比如，揭示知识的形成过程、思路的产生过程、尝试探索过程和偏差纠正过程。④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诊断，明确其自身数学学习的特征。比如：有的学生擅长代数，而认知几何较差；有的学生记忆力较强而理解力较弱；还有的学生口头表达不如书面表达等。⑤指导学生对学习活动进行评价。如评价问题理解的正确性、学习计划的可行性、解题程序的简捷性、解题方法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⑥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监控的意识。如监控认知方向意识、认知过程意识和调节认知策略意识等等。

四

根据数学内容的性质，数学教学一般可分为概念教学、命题（主要有定理、公式、法则、性质）教学、例题教学、习题教学、总结与复习等5类。相应地，数学学法指导的实施亦需分别落实到这5类教学之中。这里仅就例题教学中如何实施数学学法指导谈谈自己的认识。

1．根据学生的学情安排例题。如前所述，学习新知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从内容上讲，这个基础既包括知识基础，又包括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还包括学习兴趣、认知意识，乃至学习态度等有关学习动力系统方面的准备。因此，无论是选配例题，还是安排例题，都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要考虑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和认知需求的原则（称之为动机原则）。在例题选配和安排中，可采取增、删、调的策略，力求既突出重点，又符合学生的学情。所谓增，即根据学生的认知缺陷增补铺垫性例题，或者为突破某个难点增加过渡性例题。所谓删，即根据学生情况，删去比较简单的例题或要求过高的难题。所谓调，即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将后面的例题调至前面先教，或者将前面的例题调到后面后教。

2．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精选例题。例题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莫过于理解知识，应用知识，巩固知识；莫过于训练数学技能，培养数学能力，发展数学观念。为发挥例题的这些基本作用，就要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选配例题。具体的策略是：增、删、并。这里的增，即为突出某个知识点、某项数学技能、某种数学能力等重点内容而增补强化性例题，或者根据联系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补充性例题。这里的删，即指删去那些作用不大或者过时的例题。所谓并，即为突出某项内容把单元内前后的几个例题合并为一个例题，或者为突出知识间的联系打破单元界限而把不同内容的例题综合在一起。

3．根据解题的心理过程设计例题教学程序。按照波利亚的解题理论，一般把解题过程分为弄清问题、拟定计划、实现计划、回顾等4个阶段。这是针对解题过程本身而言的。但就解题教学来说，还应当增加一个步骤，也是首要环节，即要使学生“进入问题情境”，让学生产生一种认知的需要。对于“进入问题情境”环节，要求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在承上启下中，提出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激起认知冲突。而对其余4个环节，教师的行为可按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中的要求去构思。一般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注意做到做好前3个环节，却容易忽视“回顾”环节。

严格说来，回顾环节对解题能力的提高，对例题教学目的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回顾环节来讲，除波利亚提出的几条以外，更为主要的是对解题方法的概括和反思，并使其能迁移到其它问题的解决之中。

第6篇

[关键词]教学方法;工商管理教学;创新

现代工商管理教学正在逐步形成“以学为主”取代“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模式。要保证整个教学活动进程的前后呼应、连贯完整和各教学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相互配合,作为核心内容与落脚点的工商管理教学方法的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有效的教学方法能较好地发挥教学理论具体化和教学活动概括化的作用,它集中地反映了教学设计者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最优的教学方法具有动态性、系统性和适用性,是在特定的教学背景下达成特定的教学目标的系统体系。笔者通过教学实践中的摸索和总结,结合教育科学理论、思想和方法,归纳出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工商管理教学借鉴与运用。

11支架式教学方法

这种教学方法来源于前苏联着名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最邻近发展区”理论。维果斯基认为,在学生智力活动中,对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原有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通过教学,学生在教师帮助下可以消除这种差异,这个差异就是“最邻近发展区”。支架式教学方法正是从维果斯基的思想出发,借用建筑行业中使用的“脚手架”作为概念框架的形象化比喻,其实质是利用概念框架作为学习过程中的脚手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帮助学生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该框架应按照学生智力的“最邻近发展区”来建立。因而可通过这种脚手架的支撑作用(或曰“支架作用”),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真正做到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为此,事先要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支架式教学方法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1)搭脚手架:围绕当前的学习主题,按“最邻近发展区”的要求建立概念框架。(2)进入情境:将学生引入一定的问题情境(概念框架中的某个层次)。(3)独立探索:让学生独立探索。探索内容包括:确定与当前所学概念有关的各种属性,并将这些属性按其重要程度顺序排列。探索开始时,要先由教师启发引导(如演示或介绍理解类似概念的过程),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探索过程中教师要适当提示,帮助学生沿概念框架逐步攀升。起初的引导、帮助可以多一些,以后逐渐减少,越来越多地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索。

最后要争取做到无需教师引导,学生自己能在概念框架中继续攀升。

以“管理学原理”课程中“管理职能”部分的教学为例,围绕“管理职能分析”这一主题,在学生对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职能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起系统性的概念框架,包括各种职能的基本含义、涉及的工作范围、在管理过程中的体现等。然后给学生设定一个问题情境,给予学生充分的独立探索的空间,按照教师设定的“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架构,拿出各自基于合理分析和充分论证的方案。最后,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后,教师帮助学生选出相对合理的最佳过程。

21抛锚式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确定这类真实事件或问题的过程被形象地比喻为“抛锚”,因为一旦这类事件或问题被确定了,整个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也就被确定了(就像轮船被锚固定一样)。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而不是仅仅聆听别人(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由于抛锚式教学要以真实事例或问题为基础(作为“锚”),所以有时也被称为“实例式教学策略”或“基于问题的教学策略”。抛锚式教学策略由这样几个步骤组成:

(1)创设情境:使学习能在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或相类似的情境中发生。

(2)确定问题:在上述情境下,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或问题作为学习的中心内容(让学生面临一个需要立即去解决的现实问题)。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这一环节的作用就是“抛锚”。

(3)自主学习:不是由教师直接告诉学生应当如何去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由教师向学生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如需要收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源及现实中专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探索过程等),并要特别注意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包括:①确定学习内容表的能力(学习内容表是指完成与给定问题有关的学习任务所需要的知识点清单);②获取有关信息与资源的能力(知道从何处获取及如何去获取所需的信息与资源);③利用、评价有关信息与资源的能力。

还是以“管理学原理”课程为例,在讲到“管理者技能与角色”这一知识点时,如果平铺直叙地介绍管理者有哪些技能要求和角色定位,学生会感到比较枯燥,而且也难以形成较深刻的印象。如果给出一个案例,描述一个出色的技术人员在被提升为中层管理者时遇到的种种烦恼,让学生反思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这就是一个“抛锚”的过程。教师并不直接告诉学生应当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提供给学生一些线索,如“收集管理者的层次分类”、“管理者的技能要求”和“角色定位”方面的资料,从教材及各种文献资料中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帮助学生确定所需要的知识点清单,进而利用自己认为应当了解的知识并结合案例给出问题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案。最终搞清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应当具备的概念技能、人际关系技能和技术技能是有不同要求的,差别在哪里,角色转换时产生障碍的本质原因,以及由操作者转变为管理者应如何把握人际关系方面的角色、决策制定方面的角色和信息中枢方面的角色等。

31随机进入式教学方法在工商管理教学中,往往存在一些复杂性和多面性的问题,有些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这就需要对同一教学内容,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境下,为不同的教学目的、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呈现。换句话说,学生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一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这就是“随机进入式教学”。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事物内在性质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多次进入,不是像传统教学那样,只是为巩固一般的知识、技能而实施的简单重复。这里的每次进入都有不同的学习目的,都有不同的问题侧重点。因此多次进入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同一知识内容的简单重复和巩固,而是使学生获得对事物全貌的理解与认识上的飞跃。

随机进入式教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即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以“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中“经营战略分析”部分为例,简述这种方法的基本过程:

(1)呈现基本情境:向学生呈现与当前学习主题的基本内容相关的情境,如企业基本情况、外界环境、企业战略制定过程基本情况等。

(2)随机进入学习:在给出了基本情境的描述后,可以让学生从企业的市场效应、内部效应、短期效应、长期效应等角度进行分析评价和自主学习,训练学生对问题全面、系统的认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3)思维发展训练:在这种方法的应用中,教师应特别注意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①对学生应加强思维方法的指导,向学生提出问题时,应有利于促进其认知能力的发展而非纯知识性提问,如“从短期效应来看,企业主要有哪些考虑?”②要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注意建立学生的思维模式,如教师可通过这样一些问题来建立学生的思维模式:“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分析?”“这是为什么?”等等;③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如可以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请对A与B做出比较?”“请评价某种观点”等等。

41启发式教学方法启发式教学最早是孔子所创,只有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予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

“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所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进一步解释,就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这种方法致力于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不难看出,启发式教学方法带有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既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维、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更有利于对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

例如,在“现代广告学”课程的教学中,在讲到“不同种类的广告媒体”这一部分时,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通过主动思考,在应用中挖掘知识点,进而达到掌握该部分知识的目的。首先给出问题让学生思考:现有10000箱方便面,如何将它变成现金?起初教师要善于发现每位学生发言中的积极因素(哪怕只是萌芽),并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随着学生思考的深入,教师要善于发现每位学生暴露出来的对于某个概念(或认识)的模糊或不准确之处,并及时采用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予以指出,如从如何利用各种广告手段加以引导,将学生从毫无边际的思考中拉到设定的轨道上来。当学生初步了解了各种广告形式后,会产生初步的想法,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弄清问题的本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当学生开始偏离教学内容或纠缠于枝节问题时,要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进一步帮助学生搭起系统性的概念框架,这包括启发学生应当从哪些方面深入思考,如不同种类的广告媒体的运作过程、优劣分析、制作过程、成本、适应范围、传播方式及在营销促进中的效率和效果等方面,让学生自己去分析、思考,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如果学生在自己设定的情境中遇到困惑,教师可以随时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向着“可行性、社会效果好、变现效率高”的方向推进。最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经过充分讨论,选出相对合理的最佳方案。这个过程就是帮助学生发挥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独立分析、思考,主动建构知识框架的过程。学生通过对各种方案的评价,搞清了好在哪里,同时也在对不同广告媒体的比较中掌握了该部分知识的核心内容。

51协作式教学方法工商管理类的许多课程常常需要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协商和角色扮演等不同策略,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这个过程为学习者提供了对同一问题用多种观点进行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机会,这种机会显然对问题的深化理解、知识的掌握运用和能力的训练提高大有裨益,而且还能有效地培养对于21世纪新型人才至关重要的合作精神。常用的协作式教学方法有“课堂讨论”、“角色扮演”、“竞争”、“协同”和“伙伴”等五种。整个协作学习过程均应由教师组织引导,讨论的问题可由教师提出,也可以由学生提出。

(1)课堂讨论: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与启发式教学方式结合,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小组讨论、多向交流,以进一步挖掘主题的内涵,促进知识意义的生成。课堂讨论中应当注意:①创设能引起争论的初始问题。②将讨论引向深入,并一步步生成后继问题。③教师要考虑如何站在稍稍超前于学生智力发展的边界上,引导学生“学会做什么”,切忌直接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即不要代替学生思维。④当讨论偏离教学内容或纠缠于枝节问题时,要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⑤对于学生在讨论过程中的表现,教师要适时用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切记使用容易挫伤学生自尊心的词语)。⑥在讨论结束前,应由教师(或学生自己)对整个学习过程做出小结。在工商管理课程中,许多案例教学环节往往是这样进行的。

(2)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有助于学生设身处地去体验、理解学习的内容和学习主题的要求。

可以采取两种不同形式的角色扮演:一是师生角色扮演;二是情境角色扮演。在学习“公司治理”课程中“公司兼并与收购”部分时,可以采取师生角色扮演的方式。课前让学生充分做准备,查阅一些兼并与收购的案例,并对其过程做出整理、分析与评价。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经过师生角色换位,当学生把某个问题给别人作了详细讲解之后,往往会对该问题有新的体会与理解。学习“管理沟通”课程时,让学生分别扮演沟通事件中的各方,是运用“情境角色扮演”教学策略的很好实例。

(3)竞争:在工商管理的某些课程中,需要贯穿适当的课堂练习以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时,可以采取竞争的方式。例如,在“项目管理”课程“网络图绘制”的教学中,当学生明白了绘制网络图的基本原理和规则后,等于在岸上明白了游泳的方法和要领,是否真正学会游泳还要亲自到水里实践。那么,这就需要由教师先提出相关信息,由学生进行一个绘制网络图的课堂练习,学生之间看谁能够首先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学生在练习绘制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个不尽完美的方案,让学生将自己的方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来评价,鼓励学生提出更好的方案。其他学生可通过对手实力与自己实力的对比,及时调整和修正自己。在这种全神贯注的过程中,可以使学习效果比较显着。

(4)协同:工商管理的许多专业课程可以借助案例分析。整个案例分析的过程是多个学生共同完成某个学习任务,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发挥各自的认知特点,相互争论、相互帮助、相互提示或是进行分工合作,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领悟就在这种沟通与协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5)伙伴:在现实生活中,学生们常常与自己熟识的同学一起做作业,当遇到问题时,便相互讨论,从别人的思考中得到启发和帮助。伙伴学习策略与此类似,它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觉到他并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伙伴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由于个人的思考范围有限,若在学习过程中,能和伙伴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将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7篇

    以下选题供参考,也可自拟题目(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1、控制国有企业雇员流失的措施研究

    2、企业绩效管理研究

    3、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研究

    4、解决企业员工冲突的措施研究

    5、工作分析研究的新进展

    6、企业绩效的指标体系研究

    7、人力资源经理绩效评定体系的构建

    8、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伦理实施的对策研究

    9、我国人力资源经理职业化对策研究

    10、企业员工工作与家庭平衡的关系研究

    11、企业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12、组织公民行为(OCB)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13、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范式下平衡计分卡的研究

    14、基于资源基础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

    15、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职业生涯规划研究

    16、人力资源经理胜任特征模型的探讨

    17、高校教师胜任特征模型的探讨

    18、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招聘与选拔研究

    19、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培训与开发研究

    20、企业高绩效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21、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变革研究

    22、我国企业模糊容忍度结构的实证研究

    23、领导模糊容忍力开发的理论及实践探讨

    24、高绩效工作系统实施条件探讨

    25、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及对策研究

    26、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状况、作用及职业化精神

    28、绩效管理体系优化设计

    29、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投资无形资产的问题探讨

    30、关系绩效理论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研究

    31、高等教育课堂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32、服务行业的高绩效工作系统研究

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我国高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结合当前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现状,提出加强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建议。

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整个会计行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但是,近年来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屡见不鲜,会计人员素质也在不断下降。有调查显示,目前会计犯罪呈现高学历、年轻化的趋势,这与会计学历教育中缺乏职业道德教育有直接关系,因此对会计专业学生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高校会计专业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高会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一个人的知识和才能能否造福人类,往往取决于他的人格定位和道德水平。由于会计工作的特殊性,社会对会计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有特殊的要求,一名合格的会计人才首先要具备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会计专业学生是未来会计事业的建设者,是会计法规未来的贯彻执行者,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德才兼备,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所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会计人才是高校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高校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大力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从战略的高度去培养既具娴熟专业技能,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高素质会计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会计人才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的需要。

(二)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理念。每年高校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会计人员,会计专业学生已是会计队伍的最主要来源。所以,在高校会计专业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将会计职业道德的要求内化为会计职业道德品质,最容易获得实质性的效果,从而使会计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著名会计大师杨纪琬说过:做人是做会计的根本,所以会计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性决定了更应强调对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具有完善的人格与深厚的道德修养,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提高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和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道德理念,为他们将来进入工作岗位,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有利于加强会计学生毕业后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国现阶段大量企业肆意造假,多数经济案件都有会计人员牵涉其中,从而使会计成为“高风险”的职业。高校会计专业学生是我国会计人员最主要的来源,加强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从学生时期就使他们熟练掌握相关的行为规范,培养良好职业道德意识,实现自我监督和自律,是会计学生在以后工作中实现自我保护的最佳途径。加强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正确认识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产生热爱会计事业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样,当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发生冲突时,才能够抵制住外在物质利益的引诱。总之,高校学习时期是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最合适的启蒙教育阶段,这一时期最容易使这种职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从而使会计学生在工作中面临职业道德挑战时,能够对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起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作用。

(四)有利于会计队伍的健康发展。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具有强烈的需求,所以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着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决策,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秩序。由于会计人员承担了重大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会计教学中必须把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纳入专业会计教学体系,使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在学校期间就能够得到培养,在毕业后能够以高尚的道德、积极的态度、正确的方法从事会计工作,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会计队伍的健康发展。

二、高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一)会计专业缺乏职业道德培养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要素知识化,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已不仅限于具备会计专业知识与能力,更看重的是个人的综合素质。国家教委提出,高校会计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会计事务所、经济管理部门、学校、研究机构从事会计实际工作和本专业教学、研究工作的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是全国会计人才培养的整体目标。然而,目前我国高校会计专业培养目标以及具体培养计划都将会计理论及实务能力作为重点,而忽略了道德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主要针对学生的智力培养,将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会计、审计学、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等课程列为专业必修课,而涉及培养学生德育方面的课程,如会计法、会计伦理等却很少有学校开设,即使开设也列为学时很少的选修课。总体上看,我国会计教育仍侧重于专业技术素质教育,而忽视职业道德和人格素质培养,忽视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对各种能力的培养。

(二)对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认识不够。虽然绝大多数高校会计专业教师是兢兢业业的,他们爱岗敬业,努力钻研,给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会计优秀人才。但我国会计专业教师主要是基础课程教师和专业课程教师,而很少有专门对会计专业学生进行会计法规、职业道德教育的教师。由于高校会计专业教师不重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认为那是政治课老师的事情,与自身无关。所以,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师主要从事理论的研究,缺少实际业务的经验,很难从深层次来理解和把握会计职业道德在实物操作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针对会计专业学生的各种考试,如注册会计师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会计电算化考试等都主要是考查学生所具备的会计专业知识,而较少涉及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以致会计专业课教师自然把授课重点放在会计专业知识上而忽视会计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三)教学内容缺乏、教学方法单一。从现有的会计教学体系来看,高校会计学教材很少涉及到职业道德教育,现有的政治思想品德教材又存在内容空洞、形式单一、脱离专业等问题,而专门的配套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教材更是少之又少,这使实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缺乏理论依据。另外,有关会计职业道德的课程,如《会计法》、《会计从业道德规范》等课程内容比较枯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主要靠教师在会计课的讲授中或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提出一些职业道德要求,讲多讲少完全由老师决定,并没有针对性地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这种简单的授课方式,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产生了学生不愿意学、甚至厌学的情况。

三、加强高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的建议

(一)重塑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学目标。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应将素质教育渗透到专业教育之中,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科学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创新精神和创业、实践能力。可见,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更注重培养对象的综合素质,所以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理论知识教育,而更应注重人文素质、品德等教育。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会计专业仍侧重于基础知识教育,而忽视职业道德的培养。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对会计职业道德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涉及会计职业道德的新问题需要解决,加强高校会计专业职业道德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高等院校会计专业在为社会培养会计人才时,应将职业道德教育作为会计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学习。高校会计专业应把《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列为会计专业核心课程,在向学生讲授会计职业道德相关内容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诚信为本”的职业理念。由于职业道德的要求需要内化为职业理念,所以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一两门课程的学习就能达到效果。基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特殊性,教师只有通过平时细微的量的积累,寓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于各门课程之中,才能培养出综合的职业道德水平。另外,教师需要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内在职业素质,在讲授时才能使学生真正地起到内化的作用。对于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包括修订教学计划或调整课程设置等,如在讲授审计、基础会计、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等课程中,结合现场需要可适当增加职业道德内容。也可将案例教学与道德教育相结合,让学生了解违规会计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在原因,通过讨论分析职业道德冲突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从而帮助学生培养职业道德观念,增强法律意识和提高职业道德水准。超级秘书网

(三)丰富会计职业道德教学内容。由于会计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丰富教学内容,加强对学生进行必要的职业使命感、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教育。由于现有教学内容的缺乏,需要会计教师及时地将杂志、报纸、网站等所报道的各种案例和新闻作为教学内容,补充教材实践知识的不足,增强学生识别虚假会计信息的能力,从而起到强化职业道德理念的作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不局限于书本知识,形式灵活多样,通过实际案例感受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对会计职业道德精髓的理解,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不断地更新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从而不至于被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所淘汰,而且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人格和理念。

(四)聘请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在当前的会计教学中,我们的专业教师长期从事专业理论教育,对实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往往知之甚少,基本上是从大学毕业直接走上讲台,实践知识比较欠缺,从而在职业道德教学中显得说服力不够。基于这种不足,高校可以通过聘请法律界、财税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企业会计主管等学识丰富的人员以讲座、班会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判断教育。这些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行业名家对会计业界的动态了解的非常清楚,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工作实践或经验教训向学生讲述会计行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未来发展方向,宣传遵守职业道德的模范,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间接了解我国会计道德现状,认识到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达到在校期间培养自己良好道德品质的目的,从而使自己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模式,既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达到了教育学生的目的,使学生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职业道德对做好会计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树立职业道德观念。

主要参考文献:

[1]董丽英.高校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与方法设计[J].财会通讯,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