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8-06 05:44:00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城市化发展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工农差别在当时有其合理的经济基础。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城市化的推进。这个时期建设的城市，如“火车拖来的城市”玉门，再如攀枝花、六盘水、大庆等，大多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80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其实还是怕农民进城，民以食为天，没有人种地不行。后来粮食够吃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30%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70%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近10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0.6%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35%左右，正处于起飞的前夜。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远的城市化运动，其直接结果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将至少有一半人从农村搬进城市，中国将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城市化国家。这将是何等波澜壮阔、沧海桑田般的景象啊！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于是乎，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成了市长们的必修课。对各级地方首脑来说，就好像昨天在长江里行船，突然一夜之间驶出长江口来到了太平洋上，不免有一种昏眩的感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今天在哪里？明天到哪里去？怎样培育航船的核心竞争力？所有这一连串的天问，都是城市经营的题中之义。
未来格局将“三分天下”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
二、
三、一变成了今天的
三、
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定位的问题。没有准确的定位，就谈不上城市的发展战略。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说法，与城市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巴黎是法兰西风情的集中体现，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是众口皆碑的音乐之都，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罗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连奥地利的小镇、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独特的风情。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再比如法国的戛纳，这个滨海小城不仅具备地中海极富旅游、休闲特色的各种资源，而且巧妙地把时尚主题引入其中，从而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电影节，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对，又都不对，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举例而言，不久前，我们应有关方面的委托，重新对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给廊坊一个全新的定位—休闲商务城市。当我们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廊坊就会看到，随着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中国加入WTO，北京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将无可动摇，北京的城市化将会高速发展，当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20*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肥水已经流到了廊坊的脚下；当我们以发散的眼光来看，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负作用日益明显，今天被北京人视为乡下的廊坊由于天生丽质，且仅有30分钟的车程优势，将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当我们再以复合的思维方式考察廊坊，我们会知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工厂多寡，环境是生产力，体验也是生产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成了乡村CBD，只要大力发展休闲商务环境和设施，顺应人们“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区的精英阶层就会蜂拥而来，廊坊的经济形态亦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定位既不能脱离城市周边大的经济环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显性资源，而忽视了那些宝贵的隐性资源。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时，今天的劣势常常会变成明天的优势。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统一盘存、梳理各种资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来。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从长远考虑发展城市的先导产业，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当城市运营到了长江入海口这一阶段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开始了一次惊险的旅行，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
今后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发展时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工业化初期产业，如纺织、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难以再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目前，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已转向以机械电子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建材、建筑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些产业的未来需求量大、投资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它们的发展无疑会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另外据估计，今后20年至少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此对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条件作一分析。从国内形势看，国内有效需求后劲不足，居民消费呈现疲软状态，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如何发挥少存款多投资拉动需求，刺激消费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趋于成熟并走多从次化、纵深化、一体化发展，而第三产业未改变产业布局，进出口结构，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消费。城市化战略为其提供了环境，并且逐步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国际形势看，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国要增强竞争实力为其向规模发展，而小城市小乡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经济战略优势、品牌战略，建立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小作坊，小工厂，小企业已不适应当代要求，走城市化战略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趋势。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的趋势预测
在我国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1997年）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将出现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虽然建设成本也相对高一些，但最终收益（收入减成本）还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强有力的带动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时候，在城市群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原来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四是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解决所谓“大城市病”现象，从而为大城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城市交通拥挤可以采取有轨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车线前移和路口四角扩宽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大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保设施的建设已能够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应当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大城市适当超前发展。当然也还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们认为以大城市人口增长保持在整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倍以内为宜。同时，发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城市容量问题。因此，在考虑加快发展大城市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容量问题，做到大中小规模城市合理的协调发展。
（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代表城市群将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特大城市根据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与国际交往作用的事实，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纷纷制定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又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中央商务中心区（CBD）的建设。CBD是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聚集分布区，它负责组织和指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有效运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们能就近从事各种那些位于繁华的闹市区的大百货商店、大商场所无法比拟的大笔交易。
城市群（带）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演变规律来看，其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以此为中心，中国还应考虑规划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带，并发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1996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
三、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对策与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起飞也已到来。为保证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服务价格的开放，将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化进入起飞阶段后，城建规模巨大，估计每年约需投资总额高达5000亿元左右，如此惊人的投资单靠财政投资和价格开放后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只有8000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拓城建筹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以B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水源设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
（二）必须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额，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低价限制政策。它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低价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础设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正常运转。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一般都很少有资金用于更新和建设，形成了城市基础建设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为改变这一状况，建立起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关键。首先，使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企业化，摆脱行政干预，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放开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并把原来的财政上的“暗补”变为进入居民收入的“明补”。最后，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和居民共同参加的价格协调机制，按“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共同制定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价格。
只有通过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应，另一方面适当抑止现有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过度的需求。从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供求平衡，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础设施价格放开后，开始是会有一个价格上涨的时期，但随着“城市生活”供应量在较高的价格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将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要求其消费者有相适的选择权利。否则市场的分割势必还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此，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一点实际上被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身所证实。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会暂时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但只要对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预，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户籍制度在调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等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去实现。
（四）鼓励多种形式的城市化模式的发展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项中长期任务，各国城市化进程既遵循着一般共同的规律，同时又有其特点和与其国情相适应的具体模式。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经济实力还比较落后，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这就要求我们的城市化必须更加注重经济效益，注意节约各种宝贵的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耕地及水资源。为此，适当的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另外，农村城市化是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普遍采取的模式。既鼓励就地城市化模式的发展，也积极鼓励异地城市化模式的发展，充分发挥这两种基本城市化模式各自的优势，共同有效地促进城市化起飞阶段发展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城市化建设 城市建设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城市化建设的发展
1.1 城市建设的经济性
经济在城市中产生，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经济，要实现城市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城市建设来实现。城市建设既为城市经济布局打下基础，又为政府管理和经济调整指明方向。
（一）建设城市首先要转变对城市建设的认识，表面看是工程建设，实际是城市的投资，具有很强的预期性，是具有风险的，但是它的长期性的特点把它阶段性的回报给掩盖住了。
（二）城市建设需要工程建设平台，更需要经济分析和经济专业人员。城市建设为城市服务，它的工作需要在一个统一规划中，步调一致。在建设速度上，是不是更应考虑它的经济性，用最合理的速度，达到最适当的效果；在“好”与“快”间，我认为“正好”最好。
(三)城市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包括公交、公共开放公园、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为城市经济发挥着潜在的能动力。表面上看这些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但它对于周边的土地和整个环境的作用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四)城市经济或者具体地说就是城市人员结构(再具体到劳动力市场)是城市发展中关注的要点和可行性分析的重点。比如：城市中人口在干什么，他们分布在那些行业，住房、交通、消费、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利用情况，都是需要政府实时进行动态分析和掌握的，这对城市建设的方向意义重大。
1.2 城市建设的预先谋划性
(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调查的许多统计口径须调整，不然会影响规划，进而误导城建。比如：就人口密度而言，一直延用的是户籍统计居住人口，或者叫晚上的居住人口。这个数据的偏差会使我们在区域通设置、教育配套、商业网点、医疗设施等方面显得不足。
(二)建筑的容积率跟建筑高度有关，更与投资密度有关。常规上建筑高度越高它的容积率就高，容积率高它的楼面地价就低，通过市场竞争它的土地价格就高。但是，这里面忽视了城市空间的整体性和所处物业的投资定位。如果很好地处理好建筑高度和容积率的关系，把一次性的土地高回报，改成合理的土地回报和加上持久的经济回报，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药。
(三)尽量利用好土地，是城市建设在新时期要攻克的难题。城市拓展的方向一般有两种：往周边延伸和往高处建设。这些都会受制于土地。能不能在市区范围统一规划投资管理，尽可能地往高处建设(特别是土地紧缺的城市)，同时向周边战略性发展。比如，城市建高有利公共交通的利用，对城市改造的成本会降低，更容易规划建设大面积的城市集中绿地和形成大的城市空间。
1.3 城市建设促社会和谐性
(一)城市要升级会遇到大量的拆迁，以实物安置可能更适合当前的城建前期工作。对地块改造性项目可采取回迁安置，对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可采取外迁安置。拆迁时可许可投资者进入来分散城建资金，同时在改造中积极解决低收人家庭的住房问题等，都会缓解拆迁中的矛盾。
(二)是否可考虑在房地产开发中配建部分公租房和廉租房，以更好地节约土地和合理利用其周边的公共资源和配套设施。
(三)一个城市土地中约有60％以上的土地是用于住宅建设，须进一步加强房屋的产权、地籍管理，理清它的用途，对各种不同性质的房屋普查到位，为城市建设决策提供依据。
1.4 城市就是一个经济体，城市管理是城建的延续
(一)城市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就须考虑建成后的细节问题，为城市管理创造硬件条件。
(二)城市管理的后期管理成本要列入城建成本，通过公共财政和经营陛收人解决。
(三)城市管理近阶段可通过倡导城市精神来规范市民的行为(包括树立榜样的作用)。
(四)通过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和加快人口的集聚速度来促进城市管理的步伐，同时反而降低了城市管理的成本。
1.5 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性
现在国内外很多专家提出了改变以规模为依据的城市发展战略。无论如何，或许每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或许其本身的基础也不一，但总是说明了一些问题。比如：改变“小而全”“处处开花”的发展模式的论题，“局部最优、全局次优”转向“局部次优、全部最优”的论题，城市空间的“集聚、集聚、再集聚”的论题等等。但实践表明――不同的区域尺度侧重于不同的发展目标，区域侧重于环境、生态、社会，城市侧重于经济。也许这就是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之处，留有余地不是说停止建设，而是为更好发展。
2 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
城市规划的发展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的。实践的发展必然带动理论高度的提升，而理论的提升必然指导实践向更高处迈进。
2.1 规划实践的发展
规划的实施就是将蓝图变为现实的过程，不可逆转是这个过程最鲜明的特点。规划的实施过程决定城市的最终面貌。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制度都处于摸索阶段。社会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规划的实施过程。
（一）城市规划要有严肃性
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而城市的规划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的指导社会的发展。因此，提高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城市规划要有科学性
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本地方的实际状况出发。从百姓最关注的问题人手，摸索出一套适合本城市的规划建设模式。而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本地方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的各项指标都要在自身的能力范围以内。遇到百姓关心。影响深远的问题，更要综合考虑。严格把关。切忌盲目上马。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城市规划要以人为本
城市规划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部门，建设投资方，以及普通市民。因此，城市规划中有关信息一定要透明，坚持群众监督的制度，公开公平公正，让老百姓真正的参与进来。实施过程中，能充分考虑到有关利益主体的呼声。
（四）城市规划要以生态环境为基础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人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类不仅要发展，更要注意保护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在建设和保护发生冲突时，一定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发展，和谐长久才是根本。保护环境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的传统风貌。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确保城市经济发展与规划建设同步进行。
2.2 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城市规划要注重务实，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及时调整思路，加强理论的研究，以动态地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的来说，城市规划中实施是关键，技术是保证，研究是基础。
（一）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也是必然选择。城市的建设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一对矛盾的主体，但要科学的规划可以把负面作用降到最低，要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付诸于整个规划过程中。
（二）坚持人性化的理念。城市规划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项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主观行为。因此，规划首先应该以人性化为出发点。否则，再完美的规划一旦脱离了人性的范畴，一切都无从谈起。城市规划要让城市的发展体现出入文关怀。
（三）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和谐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国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论断。
3 结束语
我国城市的发展正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期。城市规划也必然面临着一个从量到质的新跨越。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科技、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现必将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带来更强烈的冲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更和谐、更人性的规划，为城市的建设、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2012年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表述笼统地涵盖了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与城市群，并未定调以发展谁为核心。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学界关于这一发展战略的争论更趋激烈。
10月11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以小城镇还是大城市为中心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首先是关于城市化率的表述不同。论坛上，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7亿人增长到2012年的7.1亿人，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了2012年的52.6%，在过去33年里，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都在提高。
但林毅夫引述的52.6%城市化率，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看来，只是一种“名义城市化率”。李剑阁认为，中国2012年的实际城市化率只有35%。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尤其是户籍制度与财税体制造成的。中国目前以既定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分税体制已经执行了20多年，到了必须要作出调整的时候。
李剑阁任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曾主持并参加了一项由中外专家共同完成的城市化专题研究。李剑阁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他认为，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过去从“离土不离乡”思维定式演变过来的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通过前述调查研究，他也发现，参照世界各国的统计数据，按中国的总人口规模，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27个，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因此，今后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应该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发展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兼顾小城镇的功能完善。 李剑阁的这一表述，随后遭到了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的反驳。赵晖认为，小城镇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好东西”。他引用对100个发展较好的小城镇进行的调查结果说，小城镇可以拉动内需、更加环保，且利于城乡发展。在德国，70%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他表示，发展不好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我们等级化的结构，这种等级化结构是我们国家所实施的行政级别所决定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战略研究所所长孟宪忠则认为，中国必须“反思资源向大城市集中的现状”。中国中小城市就像微循环系统，国有经济应该让这些微循环活起来，而政府的政策投资和资源权力也应该向这些领域倾斜。
10月13日，李剑阁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就上述问题再次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与思考。在1998年到2008年的十年间，李剑阁曾长期任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91年、1997年、2001年，他曾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当这位“学者型管理者”谈及城市化的发展时，言谈依旧颇为坦率，不改经济学家“循理而行”的风范。 我不反对小城镇化，但反对盲目城镇化
《财经》：很多人以为你反对小城镇化？
李剑阁：我在论坛上的讲话中用国际上通用的城市化而没有用城镇化的概念，是因为我认为根据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过去从“离土不离乡”思维定式演变过来的发展小城镇、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思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我并不反对发展小城镇，只是反对盲目以小城镇化战略来取代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美国可以举出许多成功的小镇，但很多小城镇发展并不理想。那些被列举的成功的小城镇，更准确地说类似中国的居民小区，根本没有像中国那样五脏俱全的行政机构，也不可能出现很多媒体披露诟病的我国某些镇政府的办公楼堪比“白宫”、“国会山”的咄咄怪事。事实上，在欧美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个叫做大激流的小城镇，安利公司总部就在那里。如今那里许多大楼都是空荡荡的。大激流历史上是做家具的，也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如今因为中国家具制造业的日益兴起，这个城市就衰落了。我们在日本和英国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例子，很破败，很凋敝。
我多年前就关注这个问题。当我做了那个课题以后出国考察时就给予更多的关注。后来的观察有力证明了最初的研究结论。35年来，中国小城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体来说这些小城镇连同它行政管辖或者经济辐射的农村，人口数量是普遍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全国建制镇19683个，1.3亿人，平均每个镇0.8万人，每个县城7万人，镇区人口10万以上仅150个。在有些小镇甚至县城，由于没有产业支撑，就业机会很少，公务员几乎成为当地人的最高就业理想。那些地方官员鱼肉百姓的情况格外严重。我注意到，即使在上海周边、长三角地区，一些中、大型城市连同周边农村、小镇的总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尽管这些地方同时吸引了大量来自中西部的务工人口。
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只有127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国要再有1亿人进城，得需要多少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来容纳他们？人一集聚，就自然产生许多新的产业出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减少行政管理成本。
所以，今后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应该把城市化的重点放在发展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兼顾小城镇的功能完善。对于特大型城市，要逐步通过经济手段将某些过于集中的功能向卫星城扩散分流。在此基础上由独立城市向城市圈、城市群发展。
《财经》：你反对的只是用行政手段过多干预城市发展的提法？
李剑阁：当然，老百姓赶集交换农产品也会自然形成一些小镇。那些小镇无需确定什么行政级别。中国城市化进程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政府的规划要参考国际上的有益经验，摆脱过去束缚我们思想的“离土不离乡”政策框框。在我们一些同志头脑里，似乎农民天生就是农民，即使现在允许离开农村也不能走得太远，就近安排有利“天下大定”。也有的同志出于好意，认为农民远离了农村就有流离失所的风险，因此主张农民既不能久居城市，也不能在农村“连根拔起”。这种担心是与现行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并非遥遥无期。
《财经》：从经济学上讲，是否可理解为聚合效应带来交易成本的减少？
李剑阁：是的。在中国快递业务还不发达的时候，我在东京的一个电视介绍里看到，说一些在东京写字楼里工作的男士，他们不喜欢外面的午餐，可能也是为了节省，他们的夫人又一般不工作，因此每天就为丈夫做上合意的饭食，然后快递过去。可见人的聚合将涌现出无数的就业机会，尤其是服务业。
《财经》：但德国的国家政策是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美国上世纪末期也出台了向中小城镇偏移的优惠税率。
李剑阁：德国有个特点，德国家族小企业非常发达。比如说奔驰，它某个零件由某家家族企业提供的，这个家族可能做了几代人，而且质量越做越好。德国有着浓厚的行会文化，每个人都有独特技术和分工，专业技能得到尊重。这种家族企业不一定到大城市去做，只要物流方便。像日本丰田那样的大企业也是靠很多小企业提供零件，可能做到零库存。但即使这样，还是能在德国找到许多衰败的小镇。不是说要消灭小城镇，我是说要完善小城镇。小城镇也是自然形成的。在美国，你可以找到成功的例子硅谷，靠近斯坦福大学的那些小城市，也可以举出更多失败的例子。不管怎么说那也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小镇。
《财经》：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大城市越来越大，如果将权力分化的话，或许小城镇就可以发展起来了。现在最好的人力资本和资源都聚集在大城市。
李剑阁：全世界都这样。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这三个国际级城市圈，自然就形成了，压也压不住。
但其实，中国至少解放后到今天，所有的大城市都受控制的。建国以后，大城市发展一直是被严格控制的。“北大上青天”，是上世纪50年代政府部门常用的词，这五个城市都是国家严格控制人口的城市。现在对“北上广深”也是控制的，但是并没有控制住，人口越来越多了，规模越来越大了。
1978年以前，中国的人口自由迁徙根本不行。农民工进城，十年前的2003年，主流传媒和有些部门还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盲流”。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这一称谓以及相关理念才得以历史性地改变。十年前还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来看多么荒唐。35年前农民是绝对不能离开原籍农村的，受灾后出门讨饭也要公社的证明。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挡不住了，可是长期被称为“盲流”。十年前才出现了转机，人们还记忆犹新。所以我觉得，现在争论的问题，放到10年、20年后再来看看，也许就很清楚了。 土地流转起来才有价值
《财经》：很多人说城市化，也有助于农村现代化发展。
李剑阁：我1969年上山下乡的地方就是一个江中小岛，现在从市区开车过去半个小时就到了。那时要先坐“长途”汽车，然后做“二等车”（就是自行车的后包架，是农民提供的人力交通服务），然后坐摆渡船，然后步行，需要大半天。现在靠着上海，自然就有了新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当地文明程度、理念变化也很大。现在到大多数农村考察，可以看到大人小孩穿的衣服与城市一般市民的穿着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的差异，而35年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这可以说就是人口迁移以及现代化后的同质化现象，现代文明理念也随之渗透进农村了。当然对于乡土文化怎么保留也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财经》：农村搞集中居住，也涉及农民土地财产权等问题。
李剑阁：我觉得行政强制是不好的，因为涉及到个人产权等问题。但是如果有足够合理的经济补偿，我想有人是愿意的。比如我到地方调研时看到地票交易，有的农民是真愿意，因为有些家庭在当地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如果没有补偿的话，当然谁都不愿动。如果有合理补偿的话，农村很多乡村都空了，又没有人住，何必占着一块地呢。你硬要保护它，实际上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资本化的机会，其实是损害了农民的权益。但是补偿不要用政府定价，要用市场来确定价格，那就会有人愿意。
2003年有个文件，说农民的承包地永远不要变，这样当经济陷入低谷的话，农民回去了可以继续种地，这就是他的生活保障。但是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设想。现在二代农民工不可能回乡，即使回去了，地也都被抛荒或者流转多年了，这些农民后代也不可能再回去光脚下地了。另外，现在中国农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一亩地全年的纯收入不到1000块钱。如果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放弃对农民的生活保障责任，那农民何以为生？所以政府如果想着到时经济要是不行了，你们就都回去种地，这个怎么可能。政府的这个责任永远别想躲避。
《财经》：很多地方在做土地流转的尝试。
李剑阁：我看到一个比较成功的流转的例子。澳门的一个企业家，在全世界找了许多橙子品种在西南某县试种，最终筛选出一个适合的品种，在当地开始推广。这个地区是山地结构，粮食产量不高，公司和当地农民以800斤每亩稻谷的等价地租兑换，农民很愿意就把地给它。有些农民本来就离开老家进城务工了，也有些农民留在那种地。这些留下来的农民就为这个公司管理橙园，由公司付工资。这个实际上是企业家承担风险，农民只要打工就能有工资，所以这个很好啊，农民也都愿意。而且他们这个公司是做出口的，效益也很好。可是初始投资量大，周期也长，靠单个农户是不可能实现种植结构转型的。
《财经》：这其实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李剑阁：有些学者特别反对城市资本下乡，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恐怕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否则可能会阻滞制度创新，错失农民致富转型的机会。
《财经》：有学者认为，农村土地现在不能抵押，是人为降低了土地财产的价值。
李剑阁：这首先要问如果土地不允许买卖，怎么评估它的价值？如果土地没有市场价值，贷款者怎么能承认土地可以成为抵押品？土地只有可以交换，有了市场价值，才能成为抵押品。在现有体制下，在远离城镇的宅基地，如果想到城里做个小买卖，你想怎么把地抵押给金融机构？一旦不能还钱，金融机构就无法处理这个抵押品。没人敢要啊，都是乡里乡亲的。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土地没有价值，那就无法成为合格的抵押品。不承认市场，就没有价值。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我在越南考察，它们的农村土地市场交易也不是那么顺畅。但越南农村土地仍然可以当成抵押品，首先是它们早就搞了土地确权，家家都有政府颁发的地界清晰的土地证。由于农村社区的传统信用，人们非常重视土地所有权。如果抵押者的房子抵押了却没钱赎回的话，其实金融机构也不会没收土地，但他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失，导致儿子可能都找不到老婆。所以银行质押的是家庭声誉，而不是土地的价值。
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人，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和市场规律。
《财经》：但关于大城市的小产权就不一样了。假如把土地的所有权利都配置给农民，实际上可以平溢大城市的房价，因为土地供应量增加了。
李剑阁：我知道有很多学者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现在的农业用地和住宅建设用地是分开的，如果小产权是指农村建设用地，那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突破了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限制，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混同起来，我想在决策层面就很难同意。这里还有一个怎么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的问题。
关键词 中小城市 新旧城区 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小城市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因素分析
（一）中小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周边州县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不断向成熟的中小城市旧区流动。一方面导致一些城市问题的出现，比如城市环境恶化、建筑密度高、交通堵塞等，使旧城区拥挤成本快速增大；另一方面导致中小城市的老城区承担了城市的各种功能，造成旧城区原有功能不能充分发挥、新生功能受到抑制的情况，从而增加了旧城区的各种交易成本。因此，当中小城市出现旧城区已经无力承载各种城市功能、城市活动的时候，就需要打破这种城市空间格局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以疏解更新老城区的城市功能。
（二）中小城市政府经营城市的理念和动力已经形成。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而相应的配套资金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使得城市土地成为政府经营城市的最大财产。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新城区土地的潜在区位效益得以开发，部分商业和办公活动为得到新城区的土地付出较高的租金。同时，新城区的经济活动也随之增加，土地收益得到进一步提高，为新城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投资注入新资源，从而形成了新城区开发建设的良性循环。
（三）中小城市房地产行业的利益驱动。
在中小城市新城区开发建设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行为主体推动了中小城市新城开发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展。相对于旧城区而言，新城区在土地的区位供给、土地价格、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都比旧城区具有更大的优势，更适合大规模的开发，同时新城区房地产开发的市场价值在当地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但是新城区的房地产市场培育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在中小城市投资开发的房地产商而言，当新城区基础设施允许并且新城区已经显现其市场潜力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对投资成本低利润高、开发时间较长、自然环境好的新城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房地产市场消费者主要受到耐用品的实际需求和土地价格预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新城区开发过程的产物作为不动产既有实用价值也有投资价值，另一方面土地和房屋市场中的价格信息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在中小城市新城开发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新城区的开发是政府与市场两者协同合作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中小城市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小城市新旧城区产业关联度较差。
原来积聚在中小城市旧城区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亟待转移出去，这样使得既有的资本和技术的相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为整合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更多的便捷和保障。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中小城市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往往是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集中在新城区，而第三产业集中在旧城区，新旧城区之间产业的整合度和有机链接度较差，这样既会影响中小城市合理的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同时也不能使得产业群发挥其综合效应。
（二）中小城市新旧城区规划建设呈现各自为政现象。
城市的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项目应该进行统一的总体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各部门应协同合作，避免各自为政，从而达到实现城市发展的整体目标。中小城市在进行新旧城区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分别是由各自的行政部门负责，新城建设追求自成体系，旧城改造则强调平衡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小城市的整体功能；另外，由于旧城区改建速度过快、规模偏大，使旧城区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解体，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中小城市新旧城区可达性较差、通勤成本高。
我国一些城市出现旧城区的膨胀抑或是新城区演变为孤岛，其实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与新城和老城相互间的可达性低有密切关系。交通和通讯的阻滞导致新旧城区的空间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割裂状态，从而使得新旧城区的可达性较差，降低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畅通，使得人们的通勤成本较高，这样既不利于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四）新旧城区社区问题涌现。
由于我国一直延续的户籍制的缘故，城乡二元结构的理念根深蒂固，中小城市新城区多为城乡过渡带，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都还没有实现向社区人的转变。另一方面，存在政府部门包办的现象，自治功能运转不畅，发挥不够，居民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和参与权没能得到有效保障。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度比较低，对社区的事情漠不关心，社区凝聚力明显不足。同时还出现有些社区服务活动注重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象，加之，社区内组织较多，成分复杂导致协调工作困难，所以目前中小城市新城区的社区“共建”还未进入制度化阶段。
（作者：延安大学财经学院，助教）
参考文献：
[1]盛广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及趋势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1（4）.
[2]欧向军.江苏省城市化发展格局与过程研究[J].城市规划，2009（2）.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曾出现两派：一派认为，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另一派则认为，要积极发展大城市，尤其是要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组团。实践证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建设使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城市的聚集效应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故两弊相衡取其轻，发展大城市虽然难免带来种种“都市病”，但却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合理布局，带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前不久，浙江省政府就转变思路，提出要重点建设杭州、宁波、温州一批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调整无序的小城镇建设。
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不难察觉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逐渐形成未来中国城市框架的基本格局：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这三个城市群好比三个巨大的增长极，集聚效应十分明显，据统计，其总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7.53%，土地占全国的1.24%，但GDP却占全国总额的30%，利用外资额更高达73%。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定位的问题。没有准确的定位，就谈不上城市的发展战略。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说法，与城市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巴黎是法兰西风情的集中体现，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是众口皆碑的音乐之都，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罗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连奥地利的小镇、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独特的风情。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再比如法国的戛纳，这个滨海小城不仅具备地中海极富旅游、休闲特色的各种资源，而且巧妙地把时尚主题引入其中，从而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电影节，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对，又都不对，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举例而言，不久前，我们应有关方面的委托，重新对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给廊坊一个全新的定位—休闲商务城市。当我们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廊坊就会看到，随着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中国加入WTO，北京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将无可动摇，北京的城市化将会高速发展，当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2006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肥水已经流到了廊坊的脚下；当我们以发散的眼光来看，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负作用日益明显，今天被北京人视为乡下的廊坊由于天生丽质，且仅有30分钟的车程优势，将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当我们再以复合的思维方式考察廊坊，我们会知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工厂多寡，环境是生产力，体验也是生产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成了乡村CBD，只要大力发展休闲商务环境和设施，顺应人们“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区的精英阶层就会蜂拥而来，廊坊的经济形态亦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定位既不能脱离城市周边大的经济环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显性资源，而忽视了那些宝贵的隐性资源。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时，今天的劣势常常会变成明天的优势。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统一盘存、梳理各种资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来。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从长远考虑发展城市的先导产业，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当城市运营到了长江入海口这一阶段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开始了一次惊险的旅行，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的。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群对策
城市化的含意及其指标众说纷纭，角度不同，见地也不同。我们认为城市化的本质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特殊商品，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种特殊商品的普及化。实施城市化战略对于我国未来20年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的意义。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决定因素及可能性
今后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发展时期，经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趋势。其标志是我国工业化初期产业，如纺织、普通食品、普通建材等，已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状态。难以再带动我国经济继续增长。目前，工业化的主导产业已转向以机械电子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建材、建筑业为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这些产业的未来需求量大、投资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它们的发展无疑会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决定了我国未来20年城市化必然是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另外据估计，今后20年至少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人们普遍认为，未来20年我国经济仍将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我国未来2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在此对实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和条件作一分析。从国内形势看，国内有效需求后劲不足，居民消费呈现疲软状态，传统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如何发挥少存款多投资拉动需求，刺激消费传统的第一、二产业趋于成熟并走多从次化、纵深化、一体化发展，而第三产业未改变产业布局，进出口结构，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消费。城市化战略为其提供了环境，并且逐步改变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从国际形势看，经济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国要增强竞争实力为其向规模发展，而小城市小乡镇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经济战略优势、品牌战略，建立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随着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小作坊，小工厂，小企业已不适应当代要求，走城市化战略是国际形势的要求。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表明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趋势。
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的趋势预测
在我国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0％（1997年）左右，今后将进入从30％发展到70％的国际公认的加速发展时期。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将出现以下几个基本趋势。
（一）大城市将比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更快
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市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究其原因，一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居民收入水平高，虽然建设成本也相对高一些，但最终收益（收入减成本）还是比中小城市好。二是大城市功能全，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城市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三是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更强有力的带动腹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而且，在城市间的联系日益增多和重要的时候，在城市群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作用更加明显，原来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四是随着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有效地解决所谓“大城市病”现象，从而为大城市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例如，城市交通拥挤可以采取有轨交通、路口立交、路口停车线前移和路口四角扩宽等方法和手段加以解决。大城市环境问题随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环保设施的建设已能够有效的控制。
因此，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应当注意大城市的作用，在不放慢中小城市的发展速度的前提下，鼓励大城市适当超前发展。当然也还要注意不要超一定的“度”，我们认为以大城市人口增长保持在整个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1倍以内为宜。同时，发展大城市也要注意环境保护和城市容量问题。因此，在考虑加快发展大城市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容量问题，做到大中小规模城市合理的协调发展。
（二）以国际化大都市为代表城市群将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武汉等特大城市根据其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与国际交往作用的事实，在新的一轮对外开放纷纷制定了建立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设想，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又增加了新的积极因素。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所谓中央商务中心区（CBD）的建设。CBD是国内外大公司总部的聚集分布区，它负责组织和指挥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有效运行。由于各路大公司聚集在一起，它们能就近从事各种那些位于繁华的闹市区的大百货商店、大商场所无法比拟的大笔交易。
城市群（带）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扩展演变规律来看，其顺序是由“点”到“线”到“面”，当城市发展向“线”两边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时城市带就出现了。中国沿海的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展成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三大城市群，今后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向这三个大城市群集聚。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大城市群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以此为中心，中国还应考虑规划一系列的城市经济带，并发展一批有特色的中心城市，如综合型、政治型、经济型、交通型、文化型、旅游型等特点的城市。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面、线、点形成后，将有一半的人口、GDP的80％、全国工业产值的90％以及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这些地域产生。
关于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1996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0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4．5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35％；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
三、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对策与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化的起飞也已到来。为保证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顺利进行，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和措施。
（一）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服务价格的开放，将会有力地促进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但由于城市化进入起飞阶段后，城建规模巨大，估计每年约需投资总额高达5000亿元左右，如此惊人的投资单靠财政投资和价格开放后的收入是绝对不够的。目前国家财政总收入也只有8000亿元左右，因此，必须进一步开拓城建筹资渠道。根据国外经验，可选择的筹资渠道有政府专项城建债券、以BOT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城市入户电网线路的改造、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水源设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
（二）必须逐步开放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促进城市化按市场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城市生活”的巨大供需差额，根本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国家对城市基础设施的低价限制政策。它使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低价政策往往使城市基础设施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必然要靠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维持正常运转。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一般都很少有资金用于更新和建设，形成了城市基础建设越多，财政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为改变这一状况，建立起城市化发展的良好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关键。首先，使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企业化，摆脱行政干预，走向市场，成为市场的主体。其次，在考虑到居民的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放开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的价格，并把原来的财政上的“暗补”变为进入居民收入的“明补”。最后，对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价格，建立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管部门和居民共同参加的价格协调机制，按“成本+合理利润”的原则，共同制定大家能够接受的合理的价格。
只有通过上述改革，才能一方面有效地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供应，另一方面适当抑止现有城市居民对城市基础设施过度的需求。从而使“城市生活”在市场的调节下达到供求平衡，以实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城市基础设施价格放开后，开始是会有一个价格上涨的时期，但随着“城市生活”供应量在较高的价格的引导下迅速提高，在供求关系的共同作用下，将使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价格逐步下降到正常的水平。从而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按市场经济规律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
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要求其消费者有相适的选择权利。否则市场的分割势必还会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此，有人担心户籍制度的取消会引起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使城市人满为患。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发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放开，使“城市生活”的价值得以真正体现出来，户口放开的城市只可能吸引那些符合这一收入水平的人进入，低于这一收入水平的人群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自动离开，以寻求符合其收入水平的地方。这一点实际上被我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不起作用的户籍制度本身所证实。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大城市里会暂时出现一些“贫民窟”现象，但只要对此加以特殊的行政干预，这一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此还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还很大，户籍制度在调整人口的合理分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等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户籍制度的取消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地去实现。
一、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一）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不仅表示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而且也包括城市社会文化地域扩散的过程。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统一的过程。
（二）城市化进程中目标取向的转换
从世界城市化的历史实践来看，城市化的目标经历了由初级向高级转换的三个过程。第一阶段，城市化最初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在城市化初期，经济发展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不断增长，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在这个背景下，形成了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富裕和文明的增长观，这一时期城市化的目标可以说是单一的。20世纪30年代，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后，片面追求增长的目标就具体化为追求GNP的增长。第二阶段，虽然GNP指标短时间提高了，但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并未得到应有的改善，贫穷、失业和收入不均等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住房拥挤、交通不便、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修正发展的目标，在GNP指标外，补充了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小学入学率、贫困人口、营养状况等。至此，城市化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重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的目标指向是二维的。第三阶段，人类社会发展进到20世纪70年代后，尽管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断加深，但是，“城市病”的顽疾仍然不能医治，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引起的一系列恶果，使人们意识到工业化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质疑和评判，确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谋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发展模式开始由二维状态变成三维，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于是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内蒙古城市化的现状
（一）内蒙古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2004年末，内蒙古的城镇人口为109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9%，而1999年内蒙古城镇人口为967.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1%。五年间基本上以每年1%提高，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由342.91、492.13、433.16亿元提高到506.07、1332.47、873.54亿元；比重分别为18.7%、49.1%、32.2%。而从1982到1999年，内蒙古建制镇数量由102个增加到273个，总共增加了171个，平均每年增加10个；总体说来，内蒙古城市化处于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
（二）内蒙古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1．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同期水平；2．城市化是以政府推动为主体，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3．人口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城市密度和城镇人口密度比较低；4．小城镇建设加快了内蒙古城市化进程，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内蒙古城市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看，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社会问题，从而影响了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结合内蒙古城市化进程与特点看，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要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问题。
（一）环境问题
内蒙古作为国家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许多工业项目围绕资源消耗建设，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且由于科研开发水平低，设备工艺落后，再加上工业本身布局分散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对城市质量管理的重视，使许多污染严重的产业企业转移到小城镇，从而使污染源较为分散，难以对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处理和回收利用污染物的成本很高。这使得城镇的空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加剧，垃圾等固体废料污染也越来越重，“白色污染”“垃圾围城”等现象随处可见，而且在一些小城镇更为严重。
（二）认识问题
目前，内蒙古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现象。但是，人们对城市化有关问题仍然认识不清的地方，严重影响到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表现在：
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内涵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村人口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它还表现为由此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演变，是传统的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变过程。然而一些地方没能认清城市化的真正内涵，许多地方实际上是为了城市化而城市化，把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不去做或不愿意做基础工作，为农村人口特别是即将转移的农村人口进行“城市人”转变服务，只热衷于搞一些城市形象工程。一些地方领导急于改善城市面貌和提高城市档次，只注重城市的“形”，认为城市化就是修广场、多盖房、多修路、建新城等，却忽略了城市的品位、神韵、素质，也就是城市的“神”，即城市的生态、市民的素质以及现代城市所体现的一种公平、和谐体制、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真正消灭城乡差别。
忽视了城市化的长期性
城市化是在一定量的积累基础上，再到质变的结果，这将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生产和积累、人们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念逐步进化的过程。城市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达到的，而是人们自由选择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自然推动过程。不少地区把城市化率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一项指标，这样为了增加城市化率，一些地方采取批户口、行政区划调整和扩大城市面积的方式，把城市率变成了“数字游戏”。
（三）“三农”问题
内蒙古的“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农业、农民比城市、工业、城市居民发展滞后，现代化程度低。其对城市化的进程制约表现在：1．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农牧民很难增加生产性投入，农牧业的生产率很难提高，从而放慢了农牧业对农牧民的释放速度。2．农牧业劳动力素质较差，转移难度大。3．相关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农民的转移困难。
（四）产业问题
从1995~2004年，内蒙古的生产总值中三产比重由31.2%、37.8%、31.0%变为18.7%、49.1%、32.2%，说明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产业平稳发展；而工业总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比重由65.5%、34.5%变为68.2%、31.8%。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有限，而重工业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使得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有很大的提高，但对就业贡献很小；第三产业发展平稳，在此期间，由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进行减员增效，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下岗职工大都充实到第三产业中，这样在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岗位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限。在此期间，内蒙古三产就业比重分别由52.1%、21.9%、26.0%变为51.9%、17.9%、30.2%，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仅下降了0.2%。
（五）城市体系结构问题
内蒙古目前有20个城市，分布在118.3万平方公里上，城市密度很小，且城市体系结构不完善，表现在：1．城市的规模小，尤其具有规模效益的大城市很少，不能很好地带动区内经济的发展，而当今的区域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大城市的竞争；2．城市趋同现象较为严重，在城市快速发展中，尤其是中小城市较为突出表现在城市形态、产业结果、建设方式的趋同化较为突出，重复建设严重，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城市个性和特色不突出；3．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很多城市出现产业虚高度化和同构化，大中小城市之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
（六）城市的发展问题
伴随城市化进程，城市本身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1．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适应城市化的需求。2．各个城镇建设自成体系，缺少分工规划，重复建设，形成城镇产业布局缺乏特色，难以发挥比较优势，相互之间在市场上过度竞争，不利于内蒙古经济的发展。3．城市管理落后。城市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职能轻社会职能，仍未摆脱计划经济管理的模式与框框；城市管理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忽略对经济、法律、技术、教育咨询、目标管理等手段的综合运用；4．管理偏于人治，效果过多依赖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人为的随机性大；5．城市管理部门行业分割，各自为战，管理体制落后。
四、内蒙古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快城市化，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内蒙古在新世纪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针对内蒙古城市化进程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化可持续发展，就要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念来指导城市化发展，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支配人们的行动，提高全民的资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以及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意识。运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观，促进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实现城市化过程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目标的发展。
（二）重视“三农”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均表明，稳定而持续发展的农业是城市化得以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国家政策过多地向城市倾斜，不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会使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城市病”突显，贫富差距加大。只有采取必要措施，完善法制，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促进农村的兴旺，城市化发展的基石才可能坚稳，实现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发展。内蒙古应该结合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加快农牧业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加强对农牧区的扶持力度和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三）加强政府对城市化的宏观调控
要保证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基本同步，就不能走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和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道路。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加强公共管理职能，如教育、医疗、环保、职业技术培训等；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引导城乡基础设施和合理配置资源。政府应减少对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过多地人为干预，减少对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人为限制。政府只要加强引导和调控，更多的由市场机制来完成。
（四）重视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城市化的推进器，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走内生型的道路，是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实现的。市场机制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区域资源和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可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的趋于合理化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内蒙古要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企业向各级城镇集中，向规模化、集团化和外向化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重视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城市化发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同时要通过市场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城市化进程，解决城市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五）加快制度创新，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1．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有两大缺陷：一是使用权不充分，不包括“不使用”的补偿权；二是使用权归农户家庭所有，难以进入市场流通。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求隔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因而必须使土地流转起来，让其集中走产业规模化之路。因此一方面可以以国家赎买再租让或拍卖出去，再盘活赎买金；另一方面对农民的宅基地则可通过出让或置换加以解决。城镇土地则实行国有土地出租使用制度来深化改革。
2．改革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宜选择渐进或改革，逐步淡化户口的作用，使之易于迁移，促进人口较自由流动。因此，必须降低设定居民迁入条件，基本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管理；完全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大城市也只需作结构性调控。
3．完善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要逐渐通过制度设计扩大保障面，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吸收进入城镇就业农民合同工参加养老保险；为已经进城落户并将承包土地一次性出让的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4．改革和健全其他制度。加快自治区、市（地）、县（市）、乡（镇）四级行政管理职能创新，改革行政职权，调整行政区域，加强区域协调和合理布局。其次，改革城镇建设投资体制，或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或通过经营权拍卖引导民间资本等进入城建中来。完善就业制度，抛弃歧视性就业制度，通过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开放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要素的自由竞争，消除劳动约束，扩大劳动集聚。
（六）坚持比较优势战略和有限非均衡战略,积极推进城市群的发展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域经济发展模式,为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多极带动提供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模式。通过城市圈域经济发展,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城市化基础 ,特别是大中城市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经济势能高、带动效应大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有效发挥它们在圈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带动整个城市圈域经济的发展。二是通过城市圈域经济内部的合理分工、协调发展,形成由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所组成的城市圈域梯度链,把城市经济圈内各个经济单位、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合理的产业发展链、技术扩散链、市场分工链，促进圈域内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推进整个经济高速度、高效率、高水平地发展。
（七）积极推进二、三产业集中连片发展，加快产业高级化进程，提升产业竞争力
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加快工业化进程。要根据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培植主导产品和主导产业，增加就业岗位，壮大经济实力。大中城市重点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无污染、耗能少、运量小、节水型工业，进一步加快工业化进程，调整工业发展结构，积极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发展旅游、金融保险、信息、中介服务、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小城市和小城镇要与大中城市产业发展相配套,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形成产业特色。积极实施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向中心镇以上城镇集中的产业政策。要根据城镇特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着力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发挥小城镇功能和连接城乡的区位优势，兴办各种服务行业，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批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制定优惠办法，吸引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到城市和中心镇投资发展，农村新办企业要向镇区集中,改变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形式。鼓励大中城市的工商企业到小城镇开展产品开发、商业连销、物资配送、旧货调剂、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
[参考文献]
[1]付晓东.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新华出版社,2005.5.
[2]包广才.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