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总结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根据县营商环境局《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和县纪委监委的通知精神,为全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我局认真开展了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现把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总结如下：
一、认真组织实施，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我局成立了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在局党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和驻局纪委组的领导和指导下，认真履行牵头职责，将专项整治工作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同部署、同安排，认真研究、查找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措施，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见实效，确保工作有序进行。我局单位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定期听取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和督促，适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二、制定整治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按照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部署要求，我局制定了《昭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坚决纠正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的具体内容、目标要求、工作措施、进度情况、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三、建立整治台账，推进专项整治
我局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建立了整治工作台账，逐条整改落实，按规定步骤有序推进；按照上级要求分阶段及时报送相关材料及进展情况，对未按期完成的整治事项,逐一查找原因,提出整治时限,追加整治措施,确保整治工作实效。
四、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高服务效能
我局将投诉举报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不断畅通渠道，广泛宣传，通过公布投诉电话、地址和网址，不断畅通渠道，广泛宣传，让群众知道怎么举报，向谁举报，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强化监督考核，确保确保群众举报投诉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促进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高。
同一件事儿，一个人2 个小时完成，另一个人10分钟完成，这说明什么?说明前者工作效率低。而企业老板往往不这么看，也许在他的意识里谁加班多，谁就是敬业。在it业界有多少效率高者被冤枉成不敬业?又有多少效率低者被称为敬业，这个案要翻。
效率高者还加班是管理问题
不对，有许多工作效率高者还要加班喔，这就不是效率的问题了，而是领导鞭打快牛，工作量管理分配上出问题了。工作量分配管理一有问题，很可能就不是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连锁性的问题。结果可能是忙的忙死，闲的闲得慌。
解决管理多环节、工作量不均的问题，就是要解决管理模型的问题。信息化过程就是管理模型优化的过程。不知道用以下的例子来比拟，是不是在说外行话，每次去医院看病，取药都要排三次队：一是划价;二是交钱;三要再回到划价窗口重新排取药。每次都听到排队的人埋怨，50多年了取药排3 次队，这样的管理模式就没人管。虽然已经有医院将3 个窗口合并成了2 个，但为什么不能用计算机划价付款取药，在一个窗口解决三道工序?
管理混乱重复劳动造成加班
造成加班的另一个原因也是管理问题。
如果管理混乱，肯定会有重复劳动，一有重复劳动，8 小时内肯定无法完成工作，肯定要加班。
举纸媒体的编辑流程例子吧。甲报社每周出64个版，每周四只要加2.3 小时的班。
而同样工作量的周报乙报社，每天都弄到12点以后，如果深入到乙报社内部流程看看，肯定有重复劳动的问题。很可能在出大样之后又要改文、又要编辑，还要三校。其实这些工序应该在出大样之前就已经做过一遍了，双重的工作量使乙报社的工作量翻倍，肯定要加班。
越加班效率越低
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组人长期加班，工作效率肯定越来越低。每个工作者都是人，不是神，是人就要保证体力和精力，要保证体力和精力就不可能总是不休息、少休息，否则第二天、第三天、第n 天精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本来几分钟就能做完的事儿，一个小时还没进入状态，他该休假去了。
说到休假，中国白领、企业家大多数人不潇洒，总说自己多忙，多么没空儿。实际上再忙也忙不过美国总统、外企中国区总裁，他们再忙也要休假，难道中国白领还能忙过美国总统不成。告诉谁谁也不信。
为什么没有效率大学
现在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五花八门，教技术的、教原理的、教mba 的、教emba的，还有教英语的，教来教去就是没有效率课，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师资力量都在空间上下功夫，失去了时间坐标的限制，就算mba 、emba是教管理的，教高级管理的，也没有开“工作效率如何缩半”之课，结果教了许多方法论，总结了许多的案例，就是没有如何“一年盈利”之类的课程。
也许本身的师资力量就不知道ceo 为什么来上课，更不知道他有一年不完成任务，就要被迫辞职的压力。
也有效率高者被逼当偷懒者
自己效率低还不算，还说效率高者在偷懒的状况也有。尽管有时不是故意的，但事实是，如果一个效率高者和两个效率低者合作，在工作流程上，效率高者夹在两个效率低者之间，就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前面的工作滞后，中间的效率高者只有静等，到了中间效率高者提前完成工作，甩给下道工序，领导们就会看到，一前一后都忙，中间者偷懒，冤啊!再加上效率高者与效率低者工作无法配合，一说此人不仅偷懒，还不好配合，罪加一等。
〔关键词〕FDI；产业结构；工业能源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6；F206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6006407
一、问题的提出
能源是国民经济与工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保障，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工业产能不断提升，能源消耗总量也与日俱增。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40”格局逐步形成，传统的“以能源换产量”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过低的工业能源效率不仅制约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时刻威胁着中国的能源安全。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协同效应作为影响工业能源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工业能源战略中的重要环节[1]。FDI作为中国参与全球资本分配的战略措施，能够通过技术转移、资源整合等途径有效提高本国的能源效率[2]；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核心指标，直接影响中国能源结构转型和能源利用效率升级，两者之间通过协同作用共同影响工业能源效率[3]。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人力资本储备短缺、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都可能成为FDI发挥作用的障碍，特别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会直接影响工业生产部门通过利用FDI提高生产技术、改良生产结构，进而影响能源效率的提高[4]。因此，如何尽快提升中国FDI与产业结构的协同作用，实现能源利用效率全产业链提升，是中国学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Sun和Tipton[5]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FDI特征的转变情况，梳理了外资来源国、投资规模和外资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变化过程。Alfaro等[6]通过建立多国FDI与经济增长直接的关系发现，不同特征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很大差异，外资进入方式、外资来源国、外资进入行业和生产要素利用比等都将对外资质量产生影响。在充分考虑东道国产业结构、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影响的基础上，关注FDI异质性对于降低东道国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并对这种影响程度和潜在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7]。FDI对东道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与产业结构协同发挥作用。现有从FDI异质性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并不完善，因此，本文基于FDI异质性分析FDI、产业结构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作用。
本文将从中国FDI的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的自身特点出发，全面系统地测度和衡量中国能源效率，剖析中国FDI水平与产业互动能力，找出中国在利用FDI提升工业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2005―2014年的FDI、产业结构和工业能源效率的面板数据，从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和FDI的技术水平两个角度对FDI进行特征分解，深入剖析FDI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
二、理论基础
本文构建FDI、产业结构与工业能源效率的基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变量分解法对传统理论成果进行纵向拆分，得出校准模型的基本形式。
1基准模型
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体现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现阶段的生产能力。从生产函数最基本的形式来看，产出（Y）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劳动（L）、资本（K）两个要素。而后有学者相继尝试将城市规模（POP）、国内投资（INV）、产业结构（IS）和FDI等因素引入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上述要素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各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此，本文将FDI、IS、POP、INV引入模型，得到式（1）。
Y=θ（FDI，IS，POP，INV）（1）
工业能源效率（ENRG）是指每单位能源消耗所获得的产出总量。与能源消耗总量相比，工业能源效率的优势是将全要素生产结构考虑在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工业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效应。将式（1）带入工业能源效率的计算公式，即得到基准模型式（2）。
ENRG=δ（FDI，IS，POP，INV） （2）
2校准模型
基于FDI的经济增长模型，以FDI为基础变量，将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FDI的技术水平等细分子变量作为特征变量，两者的比值为特征系数λ，用以解释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间产品同时由初始投入χ与特征系数λ决定[8]，得到式（3），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为式（4）。
N（j）=λ（j）χ（j） （3）
Yt=AL1-αt∫N0λ（j）αχ（j）αdj（4）
当考虑固定成本FC，变动成本F（j）时，假设中间产品的价格为P（j）[9]，当投入与产出达到稳态时，厂商的最大利润为式（5）。j表示第1，2，3…组中间产品，r表示经济增长率。
π（j）t=-FC+∫∞t[P（j）χ（j）-F（j）χ（j）]e-r（s-t）ds （5）
结合家庭效用函数推导出当人口增长率为0时的经济增长率为式（6），由此可知特征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w为稳态时经济增长率，ρ为时间偏好，1/σ为跨期弹性。再将经济增长率表达式代入工业能源效率的计算公式[10-11]，即可得出工业能源效率与特征变量的关系。
g=（w-ρ）/σ=（λ）（6）
3基本假设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拟构建FDI、产业结构与中国工业能源效率之间的基准模型，采用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FDI的技术水平两个特征变量设置特征系数引入基准方程，对基准方程加入独立项与交互项作为校准方程。本文针对基准模型和校准模型分别提出两个基本假设，作为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
当不考虑特征系数时，基准模型整体考虑FDI、产业结构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1：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资进入程度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即外资进入程度越高，工业能源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假设2：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第三产业占比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即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工业能源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
通过引入特征变量与特征系数，对FDI 进行分解与修正得到校准模型，显示特征变量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假设如下：
假设3：当其他条件不变时，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会影响FDI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作用，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越大，越不利于提高工业能源效率。
假设4：当其他条件不变时，FDI的技术水平会影响FDI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作用，FDI的技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工业能源效率。
三、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特征分解法分析FDI的异质性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特征分解法是将某一变量的统计数据进行次级细分，利用次级数据的分类结果对基准变量进行二次回归，得到原变量异质性的统计回归结果。
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FDI、产业结构与工业能源效率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作用系统，单一的变量方程很难反映变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构建基准方程式（7），基于特征分解法对基准方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方程式（8）―（10），从而构建FDI、产业结构与工业能源效率综合评价体系。
式（7）为基准方程，ENRG表示中国工业能源效率，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IS表示产业结构，INV表示国内投资，POP表示城市规模，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时期，α表示自变量系数，β表示控制变量系数，c为常数项，ε和φ为随机变量。
式（8）―（10）为校准方程，CHARAC为特征变量，分别使用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CHARAC1和FDI的技术水平CHARAC2衡量。γ表示特征变量项的系数。用特征变量替代基础变量得到校准方程式（8），检验特征变量是否会独立对基准方程的结果产生影响。同时，引入基础变量和特征变量得到校准方程式（9），检验特征变量的存在是否会对基准方程的结果产生影响。在校准方程式（9）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上特征变量与基础变量的交互项得到校准方程式（10），检验特征系数对模型的影响程度变化。变量名称、符号及统计方法如表1所示。
工业能源效率ENRG国民经济总产出与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之比
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之比
产业结构IS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总量之比
国内投资INV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城市规模POP人口增长率
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CHARAC1FDI中制造业的流入量与FDI总量之比
FDI的技术水平CHARAC2FDI来源国每百万人技术人员数
2数据处理与模型检验
本文使用全国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7―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5―2014）》、《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5―2014）》、《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5―2014）》以及中国能源数据库网站数据，其中部分城市个别年份数据丢失则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ENRG即国民经济总产出与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之比。工业能源消耗总量采用各省工业行业消耗的主要工业能源总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总量，由于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能源利用量只有2005―2014年的数据可查，本部分不予统计和采纳。。总产出为各省全年GDP的统计值。
从能源消耗总量与GDP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随着GDP的上升，能源消费总量也同趋势上升，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对能源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以及鼓励新型替代能源研发与利用政策的推行，中国各地区能源总量与GDP的拟合程度减弱。
从各省平均工业能源效率的统计结果来看，各地能源利用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由于长期实行相对严格的能源规制制度，能源效率较高。江苏、福建和浙江等轻工业城市由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低，能源效率也相对较高。河北、辽宁和山西等传统重工业城市由于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消耗，平均能源效率都维持在053左右的水平。
FDI采用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与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之比进行衡量。其中部分城市个别年份数据丢失难以统计，则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从FDI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各省外资利用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上海、江苏和广州等沿海发达城市外资引入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内陆城市利用外资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FDI流入与工业能源效率的关系来看，在外资进入初级阶段，FDI与能源利用效率的相关性较弱，当FDI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外资流入量开始与工业能源效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二者存在门槛效应。
IS采用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从全国产业分布来看，各地产业结构存在制度性差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第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河南、河北和山东等省份则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第一、第二产业占比较重的农业或工业省份。针对于某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却因城市发展方针不同，产生了两级分化的局面。北京、江苏和上海等省份工业化程度逐渐升高，辽宁等传统重工业省份第三产业占比长期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
INV采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进步，技术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依靠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产业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则依赖国内对产业自主研发、产业升级等的投入。因此，本文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代表国内投资水平，旨在排除国内资本影响工业能源效率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偏差。
从各省份2005―2014年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看，各地区国内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对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辽宁、河北和浙江等省份表现尤为突出，山东、山西等省份国内投资并没有趋势性变化。
POP使用人口增长率进行衡量。由于城市规模不同，能源规制与工业能源效率的水平都存在很大不同。城市规模越大、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外资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发挥成本、价格和管理优势。一方面，规模越大的城市对FDI技术溢出、产业提升的需求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城市规模越大，产业结构的稳定性越强，对工业能源效率提升的结构性压力越大。
对FDI的异质性采用两个特征变量衡量：一是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二是FDI的技术水平。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记为CHARAC1，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较高有利于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CHARAC1的计算方法是各省FDI在制造业投资的数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之比。FDI的技术水平记为CHARAC2，向东道国转移先进技术是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考虑到技术的适应性或者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最先进的技术是否更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是值得考察的。本文使用FDI来源国每百万人技术人员数衡量FDI的技术水平。
对于联立方程组的计算，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很难得到准确有效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的计量方法，旨在解决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另外，由于该模型假设存在具有自相关和异方差的随机误差项，使得结果也更为客观与稳健。在选择统计软件方面，基于本文所选数据为面板数据的特性，并考虑到软件运行的便捷性、可操作性和稳定性，本文利用Stata计量软件对数据进行运算与分析。
3实证结果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应用Hausman检验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由检验结果可知， FDI与IS、INV之间存在内生性，因此分别采用滞后一期的IS、INV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算，并用二阶最小二乘法控制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通过对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值比较得出基准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的形式。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为面板数据，并且经检验数据间存在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广义二阶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研究。式（11）是基准方程，式（12）加入了特征变量（CHARAC），但是未考虑FDI因素的影响，用以检验CHARAC是否会单独对工业能源效率产生影响。式（13）加入了CHARAC和lnFDI，用以检验特征变量对基础变量的干扰程度。为了研究特征变量对基准方程的结果是否会产生影响，式（14）在基准方程的基础上增加CHARAC与lnFDI的交互项得到校准方程。由此可以得到CHARAC对模型的影响效果。
（1）基准模型结果
由表2中（11）回归结果显示，FDI的系数为正数，因此当其他条件不变时，FDI对工业能源效率具有正向影响。IS的系数也为正数，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IS对工业能源效率也具有正向影响。并且，FDI对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边际作用小于IS，这说明虽然引进外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但是区域产业结构的技术吸收能力、能源分配能力等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其次，INV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提高国内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量能够改善工业能源效率，并且，这种影响的程度也是非常可观的。POP的系数为正数，可以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规模越大，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区域能源利用效率越高。
（11）表示基准方程的回归结果，（12―1）（13―1）（14―1）分别表示校准方程中以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为特征变量（CHARAC1）的回归结果，（12―2）（13―2）（14―2）分别表示表示校准方程中以FDI的技术水平为特征变量（CHARAC2）的回归结果。
（2）校准模型结果
首先，观察以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为特征变量的实证结果。由表2中（12―1）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只考虑CHARAC1而不考虑FDI数值变化时，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对工业能源效率存在独立的正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也为正向。（13―1）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同时考虑CHARAC1和FDI变化时，两者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14―1）的回归结果说明，当在（13―1）的基础上加入CHARAC1与FDI的交互项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FDI与CHARAC1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替代的，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力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大而弱化，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也会随着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上升而逐渐减小。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提升，同时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越明显，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力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大而弱化。通过统计数据看到，中国从实行信息化工业发展战略以来，2005―2014年之间，FDI在制造业的投资比重都超过了50%，制造业外商投资主要分布在电子零部件及通讯设备和化工领域等主要能源消耗部门。而这些行业相对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更具备产业的前向和后向整合能力与技术传导能力。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这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进一步提升了国内企业在关键技术上的竞争力，具有很强的产业扩散效应。
其次，观察以FDI的技术水平为特征变量的实证结果。由表2中（12―2）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只考CHARAC2而不考虑FDI数值变化时，FDI的技术水平对工业能源效率存在独立的负向影响，其他变量的影响依然为正向。（13―2）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同时考虑CHARAC2、FDI变化时，CHARAC2的影响显著为负数而FDI的影响显著为正。（14―2）的回归结果说明，当在（13―2）的基础上加入CHARAC2与FDI的交互项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值。加入交互项以后，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生了明显变化，FDI的影响由正变负，FDI与CHARAC2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反向的。因此CHARAC2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不同的FDI技术水平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由于一些特殊的工具要素同时是两个变量变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才会导致门槛效应的发生，因此，对统计结果分析时采用临界值比较法发现，当CHARAC2大于185时，FDI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当CHARAC2小于185时，FDI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当FDI大于141时，CHARAC2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当FDI小于141时，CHARAC2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FDI的技术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水平，但却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各地不断加强引资规制管理力度，对外资质量进行筛选，从而使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资投入增大，引导有利于工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外资进入中国。
四、政策建议
根据统计数据与实证检验结果，针对中国目前FDI技术外溢能力较弱、产业结构有待调整、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经济发展现状，本文从能源体制改革、产业结构差异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针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1深化能源交易体制改革，完善能源管理体系
目前，中国的能源供给格局与交易体制改革仍处于市场化的初级阶段，虽然中国针对市场参与者的结构调整和交易机制改革都进行了探索，但力度远远不够。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是以国有大型经济体为主，以区域性、企业性供给主体为辅，这一方面暴露出中国能源供给体系的单一性，另一方面体现出以重资产为主的供给主体制约能源改革的现实问题。在能源交易市场与价格方面，政府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交易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受到政策调控的影响较大，未能充分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以电力能源为例，通过在发电市场和零售市场同时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建立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优化电力产业资源的配置结构。从国际电力改革经验来看，一方面，中国政府应逐步降低电力供给门槛，引入新的市场参与者打破原有的垄断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建立电力市场交易机制，并通过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与交易规则营造高效、合理、健康的竞争环境。中国能源体制的改革应循序渐进，按照电力销售的物理走向，从发电环节到售电环节逐步进行。
（2）以能源管理体系改革作为能源改革的保证
中国在节能减排项目中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电力、钢铁、石化和建材等行业的能源效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要对中国能源管理体系进行产业规制与引资规制，建立工业能源效率政策绩效评估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加强执行力度。
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能源环境立法方面的成功经验，引入相关法律，如能源税、碳税等。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分别制定并执行更为严格的法规和标准。加强节能减排执法力度，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2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与利用方式，科学制定能源规制政策
（1）以合理的能源利用方式作为能源结构升级的动力
基于现有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利用方式是中国工业能源效率较低的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能源利用方式是中国能源结构化与信息化水平的集中体现，随着经济中间产品的多样化逐渐形成，能源利用方式结构化越来越明显，通过对利用方式的调整，可以从产品端提高全产业链、全过程的工业能源利用效率。
要逐步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与利用方式，引导产业向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能源利用方面转型，从能源消耗的源头解决能源效率低的问题。建立健全新型能源物联网，加大能源配送基础设施管网投资力度，提高能源储备能力，避免能源传输与接入等环节的浪费，从而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在能源的利用端，推广新能源利用设备，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动力集成发动机等设备的研发与使用，从政策上给予引导与优惠。
（2）以科学的能源规制政策作为能源结构升级的保证
近年来，能源规制问题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重视，也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中有所体现。中国以工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工业信息化政策已经步入“工业40”的新阶段，如何利用多层次、多角度、多阶段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境外与境内资本高效投入，促使产业布局向高能源效率、低能源消耗格局转移，是能源结构升级的重要保证。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对能源的规制主要集中在能源的总量、结构和技术方面。在总量方面，要转变“以能源换产量”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税收等方式促进技术更新与升级，从而降低能源消耗量。在结构方面，要充分发挥能源规制政策的双向调剂作用，对节能环保型行业给予政策支持，对高耗能行业进行流量控制。在技术方面，着力推广高技术、低能耗的生产工艺，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与行业示范效应，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能源利用效率。
2优化产业结构的区域分布，加强能源网络建设
（1）以合理的产业结构分布作为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基础
从区域上看，中国能源的消费主体为中东部地区，但工业能源效率却高于中西部地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基础经济条件更加优异，产业结构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十分重要。促进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含量、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行业转移与倾斜是提高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占比会逐渐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也会随之增加。从目前情况来看，产业结构复杂、细分程度越高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情况明显。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丰富区域经济内涵是提高工业能源效率的重要途径。
（2）以健全的能源网络体系作为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保证
一般而言，产品加工链越长，能源消耗过程越复杂，能源浪费程度也就越高，能源效率越低。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企业应加强能源物联网建设，发挥企业的产业集成能力和与上下游企业的整合能力，改善能源效率低的环节。一方面，能源物联网建设有利于发挥能源利用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能源物联网的优化可以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
3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提升工业能源效率
（1）以技术创新作为工业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技术创新是中国制造业发展中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高技术外资的引入将大大提升中国的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引导外资进行技术创新与升级投入，制定创新技术产业基金政策，发挥创新规模优势和能源技术的带动效应。拓展外资技术溢出渠道，设立外资先进技术资源整合通道，提升外资技术溢出能力，从而带动本国的技术研发，扩大和提高技术引进的规模和效率。加大对高技术、低能耗产品的吸收能力，为创新产业设备、零部件以及工艺等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和使用优惠，转变传统产品的消费模式，培养新经济形式下消费主体的节能减排观念。
除引进外资之外，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也是提高工业能源效率不可缺失的部分。提高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除了加大研发投入之外，还要优化研发支出结构，提高在关键设备与零配件环节的控制能力。提高中国企业对外资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逐步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同时，鼓励聘请国外高技术员工，发挥高级技术人员流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
（2）以技术水平作为利用外资评价的核心指标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利用外资的绩效评价存在很大争议。从短期来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水平是中国引入外资质量的直接评价指标，但从长期来看，外资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促进水平才是中国引进外资的核心问题。因此，以外资技术水平作为利用外资评价与考核的指标，是中国引入外资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建立完善的外资技术水平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外资对关联产业环节的技术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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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铁路企业人工成本指标的分析，建立了企业人工成本分析的控制体系，即从人工成本的增长状态进行弹性控制，从人工成本的水平状态进行比率控制；同时提出了加强企业人工成本控制的对策。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铁路企业人工成本控制有效途径，以保证利润和职工收入两大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成本 铁路 效益
我国铁路企业受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企业人工费用列支制度不健全，界定范围不明晰，渠道过多过乱，给工资分配、工资管理带来许多困难和冲击。尽管我国一些行业和企业已经开展了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统计工作，但铁路企业对人工成本仍没有完整的概念，未对人工成本进行总量控制与核算，更缺乏对人工成本的分析与控制。
一、铁路企业人工成本范围及指标体系
1.人工成本概念及范围
铁路企业人工成本是指铁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和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人工费用。它包括铁路企业支付给所有人员的劳动报酬和生活费、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费用、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护费和其他用人而支出的费用。
2.人工成本的指标体系
常用的人工成本分析指标有三类：人工成本总量指标、人工成本结构指标、比率型指标。
人工成本总量指标反映的是企业人工成本的总量水平。由于不同企业职工人数不同，因此常用人均人工成本来反映企业人工成本水平的高低。该指标可以显示本企业职工平均收入的高低，企业聘用一名职工大致需要多少人工成本支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有多大等。人均人工成本能够表示企业职工的工资和保险福利水平，也就能作为企业向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劳动力价格信号。企业要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吸引高素质的劳动者到企业来，就需要建立人均人工成本指标，以便企业对人工成本水平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控制，有利于企业的生产发展。
人工成本结构指标是指人工成本各组成项目占人工成本总额的比例，它可反映人工成本投入构成的情况与合理性。其中，工资占人工成本的比重是结构指标中的主要项目。
人工成本分析比率型指标是进行企业人工成本分析控制常用的指标，是一组能够将人工成本与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的相对数，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劳动分配率＝(人工成本总额／增加值) ×100%
人事费用率＝(人工成本总额／销售收入) ×100%
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人工成本总额／总成本)×100%
劳动分配率表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中有多少比例用于支付人工成本，它反映分配关系和人工成本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同一企业在不同年度劳动分配率比较，在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劳动分配率的比较，说明人工成本相对水平的高低。人事费用率表示企业生产和销售的总价值中有多少用于人工成本支出，同时也表示企业职工人均收入与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关系、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人工成本要素的投人产出关系。
劳动分配率和人事费用率实质上反映的是人工成本作为一种投入的效益，由于是相对数指标，有利于国内外企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比较。但应该注意的是，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或劳动装备水平不同，增加值率和利润率不同，劳动分配率和人事费用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劳动分配率和人事费用率指标适合同行业的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二、铁路企业人工成本的控制体系
1.人工成本弹性控制思路
企业人工成本的弹性控制体系是考察人工成本的增长状态，即从动态的角度通过对人均人工成本变动幅度分别与人均增加值、人均销售收入、人均总成本变动幅度的比值——即弹性的控制，把人工成本水平的提高控制在经济效益和投入产出水平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从投入产出的经济效益角度考虑，人工成本作为一种消耗性要素，这种消耗的必要性取决于它为企业带来产出效益的大小。当企业人均人工成本增长时，人均增加值、人均销售收入也要有所增长，且增长幅度应高于人均人工成本的增长幅度，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才是增收增效的人工成本。反之，对于人工成本增长时其它产出指标反而呈下降状态的企业来说，其人工成本的投入就是不合理的，这部分人工成本的投入未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其作用是负面的，说明该企业在人工成本弹性方面失控，需要合理调节人工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减少无效人工成本消耗，保持良好增长的态势。
2.人工成本水平状态控制思路
企业人工成本的比率控制体系是从水平状态考察人工成本，即从分配水平的角度控制人工成本，旨在使企业在分配方面更好地兼顾个人、企业、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人工成本的水平状态主要是从人工成本的比率指标来考察的，以行业平均的劳动分配率、人事费用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这三个比率指标为参照，衡量企业与行业对应比率指标的偏差程度。显然，企业的这三项比率指标应当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这三项比率指标都不能为负值，所以，计算出的综合偏差率应大于0且小于等于1，符合这一条件的企业是人工成本比率控制较好的企业。反之则认为该企业在人工成本的比率方面失控了。
有的企业劳动分配率或人事费用率指标出现了大于100%的情况，这显然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对于这类企业，首先要改变人工成本超出增加值或销售收入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还必须扭转亏损局面，在此基础上，才便于进行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对比。综上，从人工成本的增长状态可以进行弹性控制，从人工成本的水平状态可以进行比率控制，企业若在这两方面都控制得较好，则认为该企业是双向控制型的企业；若两方面都失控，则认为是双向失控型企业。
三、铁路企业人工成本管理的对策
1.合理定岗定编，控制劳动力投入
精减人员、合理定岗定编是加强用人管理的基础，也是节约活劳动、降低人工成本的基础工作。若企业冗员太多，必然造成人工成本投入不合理和人工成本的无效益增长，职工收入水平反而难以提高，这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给铁路企业遗留下来的问题。
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讲求最佳投入产出效益。因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人多好办事”，“只求产出不讲投入”，“力求稳定”的就业思想和用人机制，这样的做法造成人才浪费，劳动生产率低，牺牲了经济效益，阻碍了企业发展。最终结果造成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工资水平增长，致使人工成本加大，企业亏损，在市场中无竞争力。因此，减员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任何一个企业保证单位产品中活劳动消耗费用降低的重要途径。
2.加强人工成本的比率控制
目前铁路企业在比率控制方面存在着增加值比较低水平的基础上收入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加强比率控制的措施主要表现在：第一，控制标准的细化，建立行业内各种类型企业的人工成本分析与控制体系，即以各类型企业平均的劳动分配率、人事费用率、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这三个比率指标为参照，来考察其所属企业与之对应比率指标的偏差率，从水平状态考察企业人工成本的比率控制情况。第二，加强宏观调控，在政策上对比率控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比率控制较好的企业，在保持人工成本合理比例的基础上，允许适度地提高工资总额，在增加职工收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同时，保证利润目标的实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样，使企业人工成本的比率指标始终保持在有竞争力的水平之上，既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又能形成良性的经营循环。对于比率失控的企业，必须使其将过高的人工成本比率指标降下来，调整好人工成本与增加值、销售收入、总成本的比例关系。加强对工资总额的控制，建立工资的控制体系，将人工成本控制指标纳入对经营者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对人工成本双向失控的企业要追究企业领导人的责任等等。
3.加强人工成本的弹性控制
加强弹性控制，保持人均人工成本增长低于人均增加值及人均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使人工成本与产出效益保持合理比例，这是人工成本控制的核心问题，也是人工成本控制的最关键的预警线。人工成本是一种消耗要素，这种消耗的必要性必然是它为企业带来产出的大小，从企业资本经营的角度考察，人工成本决策的首要依据是经济效益的高低，人工成本支出的限值必然是收益＞成本。
为加强人工成本的弹性控制，在措施上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建立企业人工成本弹性分析与控制体系，总结经验与教训，不断提高人工成本管理水平。弹性控制有效的企业要总结经验，在继续巩固已有成效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成本的控制寻求进一步改进企业经营管理的途径。第二，从生产经营上找途径，增加产出，即增加值与销售收入的增长。例如开拓市场，扩大销售额，扩大高增加值产品的生产；加大科技投入，调整产品结构，采取有利的产品组合战略，增加产品中的科技含量等。第三，严格限制、减少无效消耗人工成本支出，减少冗员、堵塞漏洞，最大限度降低人力资源的无效损耗。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利润总额。
4.发挥工资激励作用，规范人工成本结构
在人工成本结构中，工资是最有激励作用的因素，也是构成人工成本的主要部分。可见，工资总额水平的控制以及各类人员工资水平合理拉开档次，充分体现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的原则，是当前人工成本控制的关键性环节。
优化“工效挂钩”，控制工资总量，搞活内部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分配原则，只有充分地发挥工资的约束机制、调控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作用，才能得到投入产出的效益。
要将有限的工资投入转化成较大的产出，就得有一套科学、合理、规范、先进的内部分配机制，一是引导职工合理流动，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二是激励职工多作贡献。用经济手段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职工按有效劳动分配，从分配制度上要合理设定基本工资份额，全额或大部分工资额与效益、贡献挂钩浮动。工资要向苦、脏、累、险、科技含量高的岗位倾斜。只有有效的内部分配机制，才能激励员工更加积极主动地为企业的发展，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多做贡献，形成一个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员工收入-促进成本降低的良性循环。
铁路企业人工成本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有科学合理的人工成本控制体系和对策，才能使企业实现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达到企业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熊春来.铁路人工成本控制体系[J].铁路劳动,2007(3)
关键词：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结构优化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076-02
引言
人力资源是企业一种重要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都遵循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随着人力资源成本的不断加大，单位人力资源投入产生的效益和产出越来越小。所以，在企业日常管理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人多力量大”，而是要将人员总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这样，既能够确保企业完成生产经营任务目标，又能够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
某国有企业（以下简称A公司）是国内首家具有“A+H”股两个融资平台的上市农机企业，由30多家专业厂和全资、控股子公司组成，是集农业机械、动力机械、零部件装备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国有农机企业。A公司作为国内农机行业的排头兵，受国家政策调控影响，市场的起伏波动非常大，生产淡旺季较为显著，人力资源的“财富作用”或“包袱现象”时常发生着变化，所以，如何合理控制人员总量，优化人员结构，提高劳动效率，一直都是A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寻求突破的课题。
一、人员总量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思维影响，A公司缺乏自主进行人员总量管控意识，人员总量调控方式方法落后，导致企业劳动效率不高、存在人力资源浪费等问题。
（一） 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意识薄弱
基层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特别是生产组织部门普遍缺乏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意识，以事为重心、为人找位、为事配人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在生产旺季时，单纯依靠增加人员依然是解决产能不足、满足市场需要的重要手段。
（二） 新增人员数量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
生产旺季时，用人单位、生产组织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往往简单根据产量增加的比例确定新增人员数量，没有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相关劳动经济指标测算和对比分析，导致由于人工成本增长失控，企业经济效益增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由于新增人工成本远远超过新增实物量产生的经济效益，反而导致企业产生亏损的极端现象出现。
（三） 员工未能做到动态管理，退出通道不畅
由于员工能进不能出、岗位能上不能下，导致A公司员工数量增速较快，企业人工成本逐年增加。特别是在生产淡季时，大量人员被安排轮休，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由于部分岗位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也严重影响了其他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提升。
二、 构建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的方法措施
针对人员总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A公司从2012年年初就着手建立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促进人员结构优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
（一） 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2012年年初，A公司在人力资源系统创新提出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理念—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围绕企业运营效率和效益的提升来开展，将劳动经济指标持续优化改善作为衡量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标准。这一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确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对人员总量控制的传统理念和意识，也为构建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二） 建立科学的人员总量预测模型
A公司在对比分析各用工单位近3年来（2009—2011年）平均从业人员总量与实物劳动量、工业增加值、劳动生产率等数据的基础上，寻找指标数据和人员总量之间的变化趋势，再结合当年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和人均工资增长等因素，建立科学的人员总量预测模型，指导各单位制定本单位的年度人员总量计划，有序开展月度的人员总量自我调控[1]。同时，根据测算结果，A公司人力资源部在提出了人员总量控制目标：主要产品实物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小于10%的，平均从业人员总量原则上不增长；在满足满负荷工作条件下，增幅在10%（含10%）—20%的，平均从业人员总量增幅小于3%；增幅大于20%（含20%）的，平均从业人员总量增幅不超过实物量增幅的15%—20%；主要产品实物量对比上年同期减少的单位，从业人员总量减控比例不低于主要产品实物量减少比例的30%—50%。
（三）运用投入产出对比分析法测算新增人员，确定用工方式
生产旺季因任务量增加，现有人员无法满足而需新增人员时，我们指导用工单位运用对比投入产出分析，开展人员总量自我调控。通过对比分析3年来基本生产人数、实物劳动量、实物劳动生产率、劳动分配率，计划新增人数、预计新增人工成本和新增经济效益等指标，参考盈亏平衡点的计算，确定需求人数，对比分析使用正式用工、劳务派遣人员和技校顶岗实习生之间的人工成本差异，以便科学确定新增人数、使用期限和用工类型，将人工成本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例如，某单位接到一笔生产订单，经过投入产出测算，需新增N个人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时，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能要多少人就要多少人，而是把人员总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还要适时开展新增人员需求计划准确性和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价，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单位，要及时分析原因，制订整改措施进行整改。
（四） 明确人均工资增长目标要求
A公司在推进实施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的过程中，通过制定人均工资增长目标的要求，确保了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的有效实施。要想实现人均工资增长目标，就必须增加工资总额或控制人员总量，当出现企业经济效益无增幅或经济效益下滑而没有增量工资时，就必须依靠人员总量控制来实现人均工资增长的目标。同时将人均工资增长目标与单位经营层年薪挂钩考核，单位人均工资无增长时经营层年薪不得增长，经营层年薪增长幅度不得高于单位人均工资增长幅度，极大的增强了单位经营层提升企业经济效益、控制人员总量的积极性。
（五） 盘活内部人力资源潜力
生产旺季时，用工单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增加人力资源，而是在盘活内部现有人员存量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内部和单位之间的人力资源余缺调剂，安排非一线人员和待岗人员充实到生产岗位或辅助岗位顶岗操作，充分挖掘内部人员潜能，有效控制人员总量增长。
（六） 积极开展淡季人力资源培训
在生产淡季，积极策划组织开展各项专题培训，特别是要将技能人员的培训与符岗符级、职业技能等级等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开展一人多岗、一专多能、大工种、宽作业等方面的培训，提升企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通过技能和素质提升促进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为生产旺季储备高效的人力资源。
（七） 通过绩效考核实施员工素质调整
完善员工绩效考评体系，通过绩效考评加大员工素质调整力度，对不能胜任岗位要求的员工及时安排转岗或进行培训，经过调整岗位或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员工，通过办理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方式开展员工素质调整，有效解决了国有企业员工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员工结构的优化。
（八） 科学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还要积极加强与产品工艺、设备管理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将人员总量与设备改造升级、产品结构调整、工艺流程优化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合理调控人员总量。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同时还要加强与生产部门的联系，综合考虑动能费用、人工成本、人员休息休假等因素，将“集中生产、集中休息”与“均衡生产”两种生产方式有机结合，合理安排班次，科学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九）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开展人员总量控制，并不是说从根本上杜绝了人才的引进，而是要在公司经营业务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订合理的人才引进计划，加大高层次、成熟实用型人才的引进力度，解决公司在管理、技术中的难点和瓶颈问题，提升管理、专业技术人员水平；加大对重点本科院校和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招聘力度，做好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储备。
（十） 建立劳务派遣人员常态转招机制
劳务派遣人员是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做好劳务派遣人员和企业合同制员工同岗同工同酬的同时，建立劳务派遣人员常态转招机制，每年进行1—2批次的劳务派遣人员转招工作，对工作经验丰富、操作技能过硬、具有中级及以上职业技能任职资格等符合企业转招条件的劳务派遣人员，转招为企业的合同制员工，既增强劳务派遣人员了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稳定了员工队伍、优化了技能人员结构，降低了企业用工风险，同时也符合国家将于今年7月1日执行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中对劳务派遣人员的管理要求[2]。
三、实施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取得的效果
1.建立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理念，制定了科学的人力资源总量预测模型和确定新增人员数量的方法，为实施人员总量调控提供了方法和工具。
2.通过建立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引导用工单位自主开展人员总量控制，增强了单位规范人员总量控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整体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
3.通过实施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极大的减少了人力资源浪费，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率，满足了经济性用人的要求。2012年，A公司平均从业人员总量较上年同比下降4%，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了7%，在全年工资总额增长不足3%的情况下，员工平均工资增长了8%，为企业运营效率和效益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
4.2012年，通过建立劳务用工常态转招机制，累计转招了劳务用工170余人，增强了劳务用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效降低了高素质技能人员的流失和企业劳务用工风险，进一步健全了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四、总结
人员总量自我调控机制的核心要点是通过树立以人为本和经济性用人相结合的原则，开展劳动经济指标对比分析，建立科学的人员总量预测模型，开展多样化的人员总量控制，有效提升企业人员总量管理水平、优化员工结构，在为企业运营效率和效益提升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的同时，合理控制企业人工成本，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和员工收入水平，实现人均收入与企业效益增长相匹配，确保了十报告中关于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企业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的目标要求。
参考文献：
考察一个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的成效，不能单看使用资金的多少。在缴费比例相同的情况下，衡量一个地区促进就业工作成绩的高低，就业率（或失业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资金结余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当然不能用累计结余的绝对金额，而要用结余相对于所在地区的失业保险的年收入的比值。因为，各地区的缴费人口不同，各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不同，必须采用累计结余规模与当年失业保险收入之比来衡量。在失业率相同的情况下，累计结余越多，说明用于促进就业的资金和发放失业保险金越少，促进就业工作成效越大，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越高。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失业率越低，促进就业的工作成效越大。因此，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指数=（累计结余/当年失业保险收入）/年末失业率。这个指数的意义在于对各地区促进就业资金使用效率排名，用于各地区比较。
从2012年末各地区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指数可以看出，促进就业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地区是北京，第二名是广东，第三名是贵州，第四名是浙江，第五名是福建；促进就业资金使用效率最低的地区是四川，上海倒数第二名，江苏倒数第三名，新疆倒数第四名，安徽倒数第五名。可见，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与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失业保险基金历年结余状况及成因
2002年、2003年、2004年中国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很多，处于1994年-2012年的历史高位；2002年、2003年、2004年中国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与年末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之比很大，也处于1994年-2012年的历史高位；2001年、2002年、2003年中国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比值很小，处于1994年-2012年的历史低位。即使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之比仍然在减少，为何出现这样的局面？笔者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计算得到：2012年的失业保险基金当年收支比为5.67，上海是1.32；2012年的失业保险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的比值为24，而上海为1.86。为何缴费比例相同，两地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的比值却相差如此悬殊？结余规模是影响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因素，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规模变化的社会原因也较多。
1.缴费比例的调整是首要因素。1986年7月-1993年4月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较低；1993年4月-1999年1月各地缴费有所差异；1999年1月22日后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全国实现了统一。从1986年到1999年1月21日，这是失业保险的探索发展时期，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要求，“企业按照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纳待业保险基金。”1993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要求，“企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0.6%缴纳待业保险费。待业保险基金不足或者结余较多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决定，可以适当增加或者减少企业缴纳的待业保险费，但是企业缴纳的待业保险费总额最多不得超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失业保险条例》，调高了并统一了缴费比例，“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缴纳失业保险费。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按照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一缴纳失业保险费。”1999年之前的各地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存在差异，各地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也相差悬殊，可比性较差。因此，如果考察各地区促进就业的工作成效，最好重点关注1999年1月以后的失业保险统计数据。
2.下岗人员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转轨，陡然增加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1998年-2003年，全国国有企业共有2900多万职工下岗，其中绝大部分实现了再就业，没有实现再就业的进入失业保险。”到2003年底多数地区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的并轨，使失业保险成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形式。这种并轨，使1999年-2002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急剧增加。
3.中国宏观经济是波动的，经济增长率也是变化的。2003年和2004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多于2002年，2004年753.5万人，处于1994年-2012年期间的最高位。除了下岗人员进入失业保险体系之外，2003年和2004年中国还受非典疫情影响，经济增长率出现了下滑。而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尽管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由于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中国失业保险参保者的失业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受到较大冲击的可能是中小企业和农民工，而那时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纳入失业保险体系。
4.各地区失业保险覆盖的行业结构未必相同。不同行业的失业率存在较大差异：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失业的概率很小，而私人企业的雇员失业概率大很多，国有企业雇员在不同时期的失业率也相差很大。各地区参保的行业结构存在差异，同一个地区参保行业结构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经济落后地区，私营经济不发达，企业数量少，在企业就业的人数也少，本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即使没有在本地区就业，也往往外出务工了，故这个地区失业保险参保者的失业率也比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仅面临本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还要面对流入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发达地区促进就业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如果一个地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失业保险，而且事业单位职工人数与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之比较大，则这个地区的失业率较低，当年失业保险收支比值也比较大，长期如此，历年结余与当年支出（或收入）的比值也比较大。
5.各地区失业保险支出项目、标准存在差异。尽管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框架是国务院确定的，但失业保险金的支出项目及其标准是由统筹地区规定的。中国失业保险支付标准当前在各地的依据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以失业人员累计缴费年限和个人年龄固定标准支付，这样做的只有上海市。第二种，以最低生活保障作为支付标准，失业金为最低生活保障的120%-165%，这样做的有黑龙江和。第三种，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为支付标准，在最低工资标准的60%-85%之间，中国的大部分省市采用了此种做法。第四种，以固定金额标准支付，只要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高于最低工资标准，金额多少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如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第五种，以失业人员失业前12个月月平均缴费基数确定，采用这样标准的是江苏和海南两省。
各地区除了失业保险金的标准存在差异，促进就业的项目与支付标准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失业保险当年收支的比值、累计结余与当年收入的比值、累计结余与当年支出的比值。
6.有些地区已经降低了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2013年1月，青岛市调整降低了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参保单位和职工个人的失业保险缴费费率分别由原来的 2%和 1%下调到 1%和0.5%。从2013年8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南京市失业保险缴费比例统一从3%下降为2%，其中用人单位应缴纳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从2%下降为1.5%，个人应缴纳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从1%下降为0.5%。苏州、常州、徐州等地区也降低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合肥市从2013年6月1日开始，缴费企业失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降至1%，个人缴费费率不变。
各地促就业难度系数与绩效综合评估
仅仅从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指数分析，还不能得出各地区促进就业工作成效大小的全面正确结论。因为，各地区就业的大环境不相同，尤其是各地区就业人数的所有制结构与就业的难度系数关系密切。
中国各地区所有制结构差异很大，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差异也很大，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员工作比较稳定，失业概率很小，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失业概率非常小；而在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机构、联营机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责任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机构、外商投资机构就业的人员及个体劳动者流动性比较大，失业概率比较大。乡村就业一般与土地有关，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促进就业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评估促进就业工作的难度，主要看城镇就业人员的所有制结构。城镇就业人数总和与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之比越大，说明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总和的比重越小，难度系数越大。因此，笔者把城镇就业人数总和与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之比当作难度系数。
促进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指数主要体现失业保险在降低失业率方面的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没有考虑各地区就业的难度系数。笔者提出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的概念，在难度系数相同的情况下，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与促进就业资金使用的效率指数正相关；在资金使用效率相同的情况下，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与促进就业的难度系数正相关。换言之，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促进就业难度系数×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指数。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充分考虑了各地区就业的行业结构与促进就业工作难度的关系，尽量在排除难度系数差异的影响下评价各地区促进就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的意义不在于其绝对值，而是相对值；该指数可用于各地区比较促进就业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各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的平均值，就是全国促进就业工作绩效综合评价指数。
关键词：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行业差异；决定因素
一、引言
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高振宇等(2006)以省级单位划分为基础研究了各地的能源生产率，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中低效三类地区。史丹(2006)同样以省为基础测算了区域能源生产率，结果发现东南沿海地区的能源效率较高，内陆煤炭 资源丰富、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地区的效率最低，作者还进一步计算了各地节能降耗的潜力。这些 文献 中测算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标是能源生产率，又称为单要素使用效率、能源强度等。依托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Hu等(2006)对我国各省能源使用效率进行了DEA分解，结果发现中部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最低- 。应该说，既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也为判断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从中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国内研究多是采用能源生产率作为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指标，该指标虽然易于统计，但正如后文所述，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相对而言，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更好的包容度，但这种方法的应用还不多。其次，既有研究几乎都是以区域数据为基础，但区域实际是一个由产业构成的加总概念，若进一步据此来制定节能规划，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就是，区域层面下的规划又如何在不同产业上加以具体落实?如果从更加接近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产业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样具有必要性，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应当作为有益的补充，遗憾的是，就我们的检索来看，后一方面的研究还未能得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具体而言，本文将以产业层面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依托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影响能效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初步考察。
二、能源使用效率的界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依据史丹(2006)的定义，能源使用效率即是有效的能源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测度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存在两种方法，一是计算单要素能源效率，即只是把能源要素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计算某种能源投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反映能源使用效率，这一指标在既有文献中又被称为能源强度、能源生产率等；二是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能源使用效率。比较而言，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思路简单，易于计算，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并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劳动等，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可能会存在的替代关系，这就有可能致使结果存在偏差。其次，应用单要素能源效率时，只是通过与其它单位(如区域、产业)的对比来判断自身效率水平，指标值最低的单位往往被认为是效率最高，同时也成为其它单位的努力目标。然而这个目标是否就是各个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投人目标?各决策单位的最优决策又处于何种水平?这些问题是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所难以回答的。有鉴于此，Hu等(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的概念，即在全要素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借助数学规划的方法测度各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当然也包括其它要素)投入规模，将最优投入量与实际投入量相比，从而得出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要更为合理，本文的研究也将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展开。出于表述的便利，后文中凡单独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其计算较为复杂，一般需要借助于运筹学中的DEA，即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要义就是使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来拟合出各决策单位的最佳效率边界(包络曲线)，进而测度出各决策单位的效率水平。例如，在不变规模报酬前提下，假设有N个决策单位，每个单位有K种要素投入M种产出，那么第i个决策单位的包络线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线性规划问题得到：
Min θ λ θ
约束条件：-yi+Yλ≥0；θ xi -Xλ≥0；λ≥0
其中，0是标量，入λ为N×1维向量。O取值在O和1之间，值越高说明决策单位越是靠近效率前沿边界。上述规划问题的求解过程较为复杂，具体过程可参阅CollEi(1996)的相关说明。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四、T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的测算
图2是上述计算结果的更直观反映，其中(a)图反映的是全部行业及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三组行业的效率均值，(b)图反映的是相应组别的标准差。从(a)图中可以看出，工业部门总体效率均值不高，分组别来看，采掘业要高于其它两组，这在前文中已有说明。从演变轨迹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 现象，即2002年似乎明显成为轻工业的拐点，因为在此之后该组别的能效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这一变化趋势也带动了总体效率的走低。也正是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否导致了轻工业组别的效率下降?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市场开放度和竞争强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 企业 利润水平以及节能减排投入的激励。当然，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的时间并不很长，其对我国经济的深入影响还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上述解释只是作为假说提出，同时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验证。
与轻工业组别不同的是，由于国家节能降耗政策对于重工业部门的特别关注，重工业组别的能效逐渐提高，但从(a)图中不难看出，效率增幅比较平缓，说明节能降耗工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再来看 (b)图，这反映了全部行业以及各组别效率值的标准差。容易发现，轻工业组别的效率标准差波动最大，同样是在2002年，该组别的效率标准差由此前的下降，逆转为大幅上升，说明行业间的效率差异逐渐扩大。重工业组别和采掘业的效率标准差在样本期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从总体来看，各行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标准差则是沿着一条上升轨迹变化的，表明行业间能源使用的效率差异在逐渐扩大，并没有出现行业间能源使用效率趋同。
概括而言，中国工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效水平总体不高，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明显的改进，二是行业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没有出现能效水平的行业趋同。中国工业的 发展 目前仍然是以高能耗为基本特征，存在着较大的节能潜力，但要实现节能降耗的规划目标，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五、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初步考察
进一步借助计量方法考察哪些因素影响着能源使用的效率水平。根据相关研究以及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我们主要考虑了这样一些因素。首先是企业的规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能源是与资本、劳动一样的投入要素，也存在着规模收益的问题。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设备使用潜能的发挥，能源使用效率应该也会得到提高。第二个因素是市场结构。一般而言，市场上的竞争者越多，企业就会越有激励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高强度的市场竞争同时却也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这又会制约企业实施节能降耗的相关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市场结构对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方向，最终还要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第三个是国有企业因素。国有企业往往被认为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担忧。第四个是外资因素。无疑，外资进入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外资的影响较为复杂，它既可能通过竞争效应降低内资企业节能改造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推动内资企业的节能改进。
对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进行说明。企业平均规模(sL)由工业总产值除以企业个数得到，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99年价格水平的不变值。在产业组织的相关研究中，市场结构(NF)一般采用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来表示，但已有的数据还无法支持这些指标的计算。作为次优解决方案，我们选取了企业数量作为替代，数量多寡可以间接反映出市场竞争的强弱。国有企业因素(sOE)采用国有企业产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外资因素(FDI)由外资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比重表示。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资讯行数据库。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各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EE，数据来自表1。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多种计量方法，结果见表2。我们首先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豪斯曼检验最终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故表2中只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包含行业较多，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性，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进一步地，我们又在只考虑异方差以及同时考虑到一阶自相关两种情况下，分别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进行了检验。此外，由于效率取值均位于0和100之间，这种有截取(truncated)变量取值是否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也是需要考虑的。因此，我们最后还采用了面板数据环境下的Tobit模型对数据进行了检验。不过，从对多种方法的计量结果来看，结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多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企业规模是决定能源使用效率的一个显著正相关因素。能源使用同其它要素一样存在着规模收益特征，企业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费的增加，有助于设备潜能的发挥以及能源更加集约化的使用。那么，如果企业规模过大是否反而会导致能源使用的非经济性?事实上，我们也曾在模型中引入该变量的平方项，最终结果也确实证明存在一个规模上限，但这个上限值已经大大超过了企业的现有规模，从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在本文的研究期内，企业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再来看市场结构指标，结果显示，企业数量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多个检验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数量增加以及由此代表的产业竞争强度的提高，并不利于能效水平的提高。这很有可能是竞争强度的提高，削弱了企业的利润基础，从而不利于其技术改进及规模效应的实现。尽管竞争强度提高会激励企业去更有效地使用要素，但显然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激励效应并不足以抵消竞争效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因素的影响要复杂一些。尽管表2第3列的结果却表明国企因素具有负向作用，但多数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显示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不过，除了 Tobit模型外，其余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该变量并不显著。尽管 现代 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往往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但这里的结果却显示这种担忧是并不成立的。国企预算约束的逐渐硬化、国有企业总量的减少，这些都是减少国企资源误置的可能原因。关于外资变量，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资比重的上升有利于能效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结果也只能揭示出这一结论，至于外资进入是因为示范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能效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行业能效的全面提高，还是仅仅由于能效水平较高的外资比重上升导致表面上提高，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由于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这一工作也只能留待后续研究中去完成。
【关键词】 环保投资； 投资效率； DEA模型
【中图分类号】 F4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号】 1004-5937（2017）10-0098-05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和新一轮工业革命不期而遇，坚持智能转型、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做优生态环境质量在我国被提上了新的高度。层出不穷的安全环境突发事件一次次为我们敲响警钟，企业作为环境问题的制造主体和能源资源的消耗主体，在充分享受环境资源与社会资源为其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与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的最大主力军作用。
作为典型的“两高一剩”传统大行业，化工企业的环境责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化工企业的安全环保节能水平有待提升，环境管理与环保投入工作尚处于受政策牵引的被动阶段，全面考虑环境成本和效益的自愿性环保投入较少。从政策导向来看，新环保系列法规、《中国制造2025》和《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对化工行业环保生态化要求的一步步具体化，在增加了企业环保成本负担的同时，也通过市场竞争的理性回归途径为各守法企业营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平竞争环境。面临不同以往的重大挑战和机遇，绿色供应链体系、生态化工业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从企业自身来看，化工行业特征决定了其环境责任的特殊性，化工产品及其安全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当前“谈化色变”和“邻避效应”严重制约着化工行业的健康发展，随着居民消费习惯由“温饱型”向“发展型”转变，绿色、安全、高性价比的高端化工产品的需求增速将超过传统产品。
面对行业当前普遍存在的环保投资预期环境质量改善效果与不断加大的投资力度无法匹配的问题，化工企业如何准确定位自身当前水平与优势企业间的差距，如何更好地发挥环保投入资金的利用效率，使其在实现利润的同时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形成经营资金配置与履行环境责任的双赢运行机制，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的贡献在于以化工类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和财务数据为依据，测评并分析化工企业当前的环保投资效率水平，关注其内在冗余情况，掌握当前各企业之间环保资金配置的差距，从而为其更好地履行环境责任、合理调整环保投资构成和提升环保投资质量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二、文献回顾
环保投资效率是指环保投资所产生的相对效果，即环保投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关于环保投资效率的研究，国内学者采用了诸多方法与模型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谢洲等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企业优化环保投资规模研究，认为以一定的法律和环境标准为约束，利用经济杠杆赋予企业一定的环保投资自主选择权，鼓励其寻求最优的投资规模和可持续的投资经济基础，可有效地激励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进而实现企业最大化的环保投资效率[ 1 ]。祝婧然等从投资视角出发，对我国环保投资综合效益进行研究，发现环保投资整体综合效益良好，但各项效益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经济效益层面，环保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的效力并未得到最优化的发挥[ 2 ]。陈俣秀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我国四大航空公司的投资效率，认为其综合效率同时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但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 3 ]。张悦等以2000―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数据为样本，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方面研究我国环保投资发展现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不断地加大环境保护投入资金，其实际的环保设施运行效率和环境治理效果却并不理想[ 4 ]。刘丽波采用BCC评估模型分析江西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发现其各设区市的总体投入不足，废水、废气投资治理效率较高但地区差异明显，部分地区的投资结构不合理且技术发展不均衡[ 5 ]。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对于环保投资效率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区域省市角度，很少有针对特定行业进行研究的文献，将对象细化到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以29家化工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环保相关数据为样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环保投资效率进行测评和分析，为提高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优化企业环保投资方案提供依据。
三、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测评
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过程是一个多投入、多输出的复杂系统，通常很难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找出显著的函数关系，因而想要度量环保投资的相对有效性就更为困难。鉴于化工生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持续性和严重性特点以及多要素效率相对于单要素效率的独特优势，本文运用注重寻找各个决策单元有效前沿面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来评价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水平。
（一）测度模型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运筹学家Charnes等以“相对效率评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用以评价多输入多输出单元有效性的一种具有独特优势且行之有效的系统分析方法[ 6 ]。该方法的本质是保持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判断各个决策单元是否落在借助输入输出数据确定的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与有效数据包络面的偏离程度来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 7 ]。
本研究基于DEA基本模型测算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设待评价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为（xm j，ys j）T，其中xj∈Em，yj∈Es，xj>0，yj>0，j=1，2，…，n，令？着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其大于零且小于任何正数，则模型构成如下：
（D？着）min？兹-？着（êTs-+eTs+）s.t.■xjλj+s-=？兹xj 0■yjλj-s+=yj 0？啄■λj=？啄s-≥0，s+≥0，λj≥0，j=1，2，…，n
其中，êT=（1，1，…，1）∈Em，eT=（1，1，…，1）∈Es，？兹是第j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
若（D？着）的最优解为λ0、s-0、s+0、？兹0，则有：若？兹0=1且s-0=0，s+0=0，则决策单元为DEA有效（总体），即原经济系统的投入量已获得最佳的产出量；若？兹0=1且êTs-+eTs+>0或？兹0
（二）u价指标选取
指标的选取需客观反映评价对象的效率水平，同时具有可比性和易得性。本文选取化工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费用”下的环境保护相关数据作为输入指标的依据。由于各公司之间会计核算存在不同，所披露的具体表述并不统一，主要存在排污费、环保费、清洁费用、绿化费、环评费等多种列示，本文将各企业所涉及的上述表述汇总计算成总体的环保投资额，以此作为模型的输入指标。同时，企业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其每一项投资都倾向于追求效益，因此本文选取可反映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营业务收入、每股收益、利税总额三项作为模型的输出指标。
（三）样本数据收集
为了有效评价和分析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水平，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化工类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管理费用”中未披露环保相关数据、“管理费用”中披露环保相关数据但个别年度财务数据为负的公司，最终确定29家化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相应公司当年的年报，数据处理采用Excel2007和MaxDEA Basic 6.8软件。
（四）结果计算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评价分析主要涉及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评价因素。上述基本模型中，令？啄=0可取得各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CE），令？啄=1可取得各决策单元的纯技术效率值（TE），而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比值则为规模效率值（SE），三者的值均在0～1之间，值越大代表该决策单元的效率越高。其中，综合效率是对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水平的综合衡量与评价，纯技术效率是对各化工企业的环保资金管理能力、环保投入利用效率以及当前技术水平的评价，规模效率是对各化工企业的环保投入资金规模合理性的评价。本文最终整理的计算结果如表1、表2所示。
四、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分析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化工行业发展，及时掌握化工类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状况，根据DEA模型的分析结果，对29家化工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效率进行了评价。
（一）综合效率分析
如表1所示，化工行业环保投资综合效率从2012年有小幅度上升后，整体呈现快速下降趋势。29家上市公司中并没有连续5年均达到综合技术有效的企业，平均综合效率值大约分布在0.004～0.934之间，各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水平差距较大。其中，环保投资效率最好的企业为三聚环保，其次为广东榕泰。三聚环保的年平均效率值为0.934，且从2012年开始连续4年环保投入与产出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逐年利好的同时展现了较优的环保投资效率水平。总体来看，大约有76%的上市公司平均综合效率低于各年综合效率平均值0.14，平均综合效率值在0.7以上的也仅有两家，占总数的6.9%。这说明当前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整体偏低，大部分上市公司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结合企业现实情况进一步挖掘潜力。
（二）纯技术效率分析
如表2所示，29家上市公司的纯技术效率和综合效率基本变化趋势相似，但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从2011年开始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环保投入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的有5家，占样本总量的17.2%，在评价期间内它们的年平均纯技术效率达到0.8以上且有效年度均不少于4年。以湖北宜化为代表，个别上市公司出现纯技术有效而规模无效的情况，表明这些企业虽对环保投资资金实施了有效管理，却碍于资金规模的不合理、投入与产出的不匹配而无法最终达到整体的有效前沿面。从总体上看，约65.5%的上市公司平均纯技术效率低于各年技术效率平均值0.284，且不足0.1的多达14家，行业整体的纯技术效率较低。通过进一步分析对应的规模效率值可发现，相对于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过低对当前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状况影响更大。
（三）规模效率分析
如表2所示，29家上市公司规模效率整体呈现一个上升下降再回升的波动趋势，且2013年达到5年中的最高水平。平均规模效率0.8～1的上市公司共有3家，占总数的10.3%；0.6～0.8之间的共有11家，占总数的38%；不足0.1的仅有1家，占总数的3.4%。这些数据表明化工行业环保投资规模效率水平整体上优于其纯技术效率水平。从规模报酬来看，青松股份、建新股份和钱江生化连续5年规模报酬递增，说明三家企业这几年内环保投入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日后需加大环保投入力度直到投入和产出之间达到最优状态。金正大、湖北宜化等连续5年规模报酬递减，说明企业目前环保投资效率较低的原因并不是环保投入资金不足，而是可能存在投入要素冗余或环保资金配置不合理等问题，需上市公司结合计算信息和企业实际环境分析出合理的改进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