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7 11:12: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音乐教育研究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论文关键词:音乐理论;西部地区;高师成人教育
面对目前高师成人音乐教育、尤其是西部音乐理论课程的实际教学状况,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认识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并确实感受到了对其进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一、高师成人教育教学中音乐理论课程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高师成人教育的学生来源与别不同,可以说是“职后教育”,大多数人来自于西部各地区的中、小学教学第一线。因而,学习音乐专业的不少人均有一定理论基础及实践能力(有些学生还是当地学校的教学骨干),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接受能力、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制能力都远远超过同级的源的学生,同时,由于他们的音乐观念落后,理论体系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有的学生甚至存在着自我摸索出的严重乐感错误),加之感性思维的匾乏和对接受新事物、改换旧事物的能力不足等各种原因,造成了学习音乐理论知识过程中的一定阻力;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学成之后又是教育西部下一代人的教师,责任可谓重大。因此,针对他们的音乐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具有特殊性的、不能一概而论。进而,教学改革的落脚点应首先基于这一实情。
二、高师成人教育的音乐理论课程是音乐教育教学当中的重头戏
综观古今中外一切有音乐造诣的人或是有思想的习乐者,没有谁不经过先进而正确的音乐理论知识的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熏陶。例如舒曼、李斯特、傅聪等等的大音乐家,他们不仅仅只是钢琴演奏大师,同时也是音乐理论、作曲和音乐评论集于一身的大学问家;许多音乐教育战线的老教师中(包括西部的教师)“‘一专多能”的也不乏其人。对于将要继续教育后代的西部“成教生”来讲,针对他们的实际状况和重大使命,使其接受并吸收广泛音乐理论知识的滋养用以提升全面的音乐素质和修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音乐理论能够为每个学习音乐的人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可以从思想上使某些技术性手段得以完善和系统化。
音乐理论课程的科目林林总总,是一个理论知识的巨大宝库。从最浅显的乐理到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各个方面都可以给予任何细节的理论依据。总体上讲,音乐理论课其课业量的覆盖面是广泛的。高师成人音乐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音乐技巧的训练不是主要的,因为成人学生已经过了技巧训练的最佳时机—幼儿、少年时期,因此,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观念的重新定位及组合就相应的要成为学习重心:虽然他们的音乐理论课程的学习不至于如上述的那样完备细致,但也应是涉及到其中的许多领域.差异只是在于数量的多少、程度的深浅而已否则,不符合成人教育的客观实际。
三、西部地区成人音乐教育的音乐理论课程的教学尤为重要
西部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落后地区,信息资源非常康乏。音乐教育如此,高师成人的音乐教育、音乐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更是如此。西部(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生的共同点是:理论基础差,动手能力较弱,思想不够活跃,这主要是地域条件限制的结果;同时,这些学生普遍优势是求知欲强,学习肯下苦功,比较踏实。西部地区不仅需要活跃的音乐氛围和土壤,更需要经过科学准确的理论指导的基层音乐师资。这些成人学生就是西部各个地、县、市(区)的能给予孩子们第一次音乐理念的关键的人—音乐教师,他们的音乐理念来自于高等师范院校的专业培训,因此对于他们的音乐理论知识素养的培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严肃。理论课程内容的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环节的取舍、侧重都是很关键,措施的得当与否直接决定了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能否接受到最适合他们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体系,而这又将影响到以后他们所实施的教学活动中。
笔者认为西部高师成人音乐理论的课程改革应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宽音乐理论课程的涉猎面。形成有时代气息的理论课程体系
在以往的理论课程设置中,乐理、初级和声、曲式、小型乐队编配等理论课程是形成程式的,教材保守而单一,所涉及内容均为西方音乐理论体系中最原始的部分,并且完全占用了所有的教学时间,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事实上,这些理论知识是西方二、三百年以前的音乐事态(以’‘和声”最为典型),而且经典教材的选择面也很宽,并不仅限于多年来所采用的这些教材(在教学中,许多教材被证明是冗长和乏味的)。当今,西方音乐理论的发展及创作已是超越传统、迈向多元化和个性化,世界在发展,音乐作为上层建筑也已改天换地。因此,在集中而精练地学习传统理论知识之外,将大量时间和精力加强到近现代西方理论知识体系及创作技法的了解、训练和掌握中去,应注意结合西部“成教生”的实际学习状况和日后的工作环境,有取舍、分重点地进行。20世纪作曲技法、现代乐理、现代记谱法、现代音乐分析方法、流行音乐和声技法方面的许多教材都是可以选择的。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时代的音乐脉搏,了解时代的音乐动态,也才能真正实现“学有所用”。
二、改变音乐理论学习观念,努力继承民族音乐文化传统
学习观念是否正确会直接影响学习的最终结果。有时候,观念的及时调整会避免理论学习的“走弯路”的情况,甚至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观念错了,往往是南辕北辙、碌碌无为。西部高师成人教育中的音乐理论学习存在着较严重的认识和观念问题,需要在教学及课程改革中得到及时地调整。
目前音乐理论教育现状,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表现出一个观念:重视西学,轻视民族音乐文化传统。我们所大量接触到的来自于本民族的音乐理论真是少之又少,几乎全部是被西方的理论体系所占据的。作为世界文化精华的西方体系固然是先进的和科学的,但是,中国人也亦应了解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理论体系—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中国的民族乐理、汉族调式与和声、五声性调式和声等等优秀的民族理论知识板块急需要继承和发扬,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中国人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自成一体的音乐理论,有独特的理论框架下的创作原则。如果只完全学习西方理论体系,是不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西部的高师成教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上应该大力加强此项项目的建设和挽救工作。
三、突出实践课程比例,加强素质课程质量,全面拓展学生能力
理论课程的实现是要在实践中来体现的,成教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实践课对于他们更为重要,他们毕业后将要面对的是那些生动活跃的孩子们,因此他们的工作状态必须是可弹可唱的实用型的因而,视唱练耳、即兴伴奏、小型乐队编配、歌曲做法、分析习作与练习(练习课)等课程应加重授课比例,以使理论知识得以最高效率的吸收和运用,日后能出色得将所学所用发挥于中、小学的音乐教学中去。
论文摘要:文章从音乐艺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文化功用和在素质教育中的渗透等三个方面,就音乐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对音乐教育的影响阐释了作者的观点。
音乐是一种特定属性的文化,音乐教育作为学校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的品德、心理等身心素质等方面均可起着重要的辅助促进作用,具有辅德益智和审美教育的功能。
一、音乐艺术教育在学校审美教育中的重要性
音乐教育作为学校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审美、艺术素质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然而在我国应试教育条件下,不仅音乐教育的应有地位受到许多学校、家长和学生不同程度的忽视,而且严重影响了音乐教育的上述功能的发挥。素质教育观的确立和实施,为确立音乐教育应有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音乐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西方,音乐教育向来被十分重视,西方教育界从六个方面明确了音乐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它包括:(1)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一种基本形式;(2)学习音乐是学习世界上各民族的独特艺术;(3)学习音乐是学会学习过程;(4)学习音乐是学习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5)学习音乐是学习的基础;(6)学习音乐是学习艺术。这六个方面实质上是将音乐作为文化来认识的,对于音乐教育是一种更为全面的定位和认知。多年来我国教育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时展的情况,尤其是音乐作为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和必修学科,离素质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难以跟上21世纪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步伐。美国政府颁布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明确规定:艺术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学科,强调指出艺术与“教育”一词根本含义的密不可分性。并断言:“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决不能称为真正的教育”,“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只有重视艺术的教育价值与功能,才能促进人性的发展与完善。①
音乐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普通学校的音乐艺术教育是基本素质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音乐艺术教育具有辅德益智功能;积极推进音乐艺术教育事业,也是推动我国21世纪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一个突破口和切入点,它对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提高人的审美情趣,使人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具有其它教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音乐艺术教育的审美文化功能
音乐以它婉转悠扬的旋律、变幻无穷的节奏、丰富多采的音色、立体交叉的和声、巧妙精致的结构织体,严密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以它特有的方式撼动人们的心灵,对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产生直接的感应作用。因此,它成为培养学生美感能力、发展形象思维、认识社会的主。要手段。成功的音乐作品能通过典型形象,生动深刻地认识社会,这种认识富于理想,充满激情,并能获得深刻持久的效果。我国古代重要音乐著作《乐记》中有这样的论述:音乐的功能“清晴像天,广大像地,终始像四时,周旋像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白度得数而有数。大小相成,始终相成,倡和清浊,迭相为径,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晋书·乐志上》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把音乐中的“五音”与人的性情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对于音乐艺术陶冶人们思想情操的特殊作用古人早有认知,我们今天更应该从我国音乐文化传统中认识到音乐对于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意义。音乐艺术教育所展示的艺术美,不仅能启迪学生审美的感受力、鉴赏力、想象力、表达力和创造力,而且能促进心理平衡、身心健美,使学生的情绪情感得到和谐的调节及控制,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习惯,形成优良的思维品质。《乐记》云:“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荀子认为音乐可以“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的确如此,优美高尚的音乐,蕴含着潜移默化的高尚情操,声情并茂的音乐艺术是塑造学生灵魂的有力手段,对学生的精神起着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能逐渐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培养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提高分辨“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能力。使学生在思想、道德、性格、情操、修养各方面发生变化,培养一种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和自觉的道德信念。例如:我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大型声乐曲《黄河大合唱》,通过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气势雄伟、磅礴,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充溢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和“火”一般的激情,给人一种向往美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力量。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如果多欣赏音乐,常处于愉悦的情境之中,去感受一种直觉的推动力量,激发人大胆跳跃式的设想,将变化和升腾出无尽的想象。所以人们总喜欢把音乐与舞蹈体操联系起来,正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它是一种延伸生命的动势,一种由身体来执行的运动形式,在这种内外互动的方式下,来达到了强体健身的目的。②音乐艺术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加强音乐艺术教育,发展音乐艺术教育事业同时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就提倡礼乐治国,所谓礼,即指行为规范,乐就是精神陶冶。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不能只靠主观的自我修养,如面壁独思、扪心自省等,还必须通过教育和外界的影响去实现。把行为规范和艺术的陶冶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如果我们放弃了音乐艺术教育,就等于放弃了这种传统。在今天实行改革开放和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艺术的陶冶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要通过积极、健康的音乐艺术教育,铸造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的美的魂灵,这不仅是教育界的责任,更应当成为全社会的一项战略任务。三、音乐艺术教育在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渗透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教师应当把德育贯穿和渗透到教育和教学全过程中,并以自己的楷模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音乐教学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展开的。此外,音乐教材中还教育学生爱家乡、爱自然、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树立远大理想、继承革命传统,尊敬师长、互相友爱等,从多种角度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音乐教学应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德育于美育之中,不断发展学生德育上的自我教育能力。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首先,在唱歌、器乐、欣赏、创作等一切教学领域中都要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教师自己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真情流露能够感染和带动学生,即教师的演唱及演奏、教态及语言是构成音乐氛围的重要因素。让学生在这种氛围中,感受音乐语言,理解音乐的内涵。在教学中,力求教师通过风趣的导言设计,精巧的故事开篇,歌曲美好意境的创设和歌曲的范唱表演等形式,激发学生浓厚的兴趣。音乐的学习,除了音乐课之外,更应当渗透到其他学科之中进行。一方面,音乐活动本身离不开其他智能的支撑。例如,聆听音乐需要自我身心智能,作曲需要逻辑智能及空间智能。指挥和演奏音乐离不开身体智能和人际智能等。另一方面,融入在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音乐活动,具有鲜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使学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深入理解音乐会的机会,尤其可以使能力特长不同的学生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优势领域内增强对音乐的兴趣,促进自身各方面智能的发展。兴趣是能力的基础,学生只有在对学习的知识怀有浓郁兴趣的时候,才能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在各科教学中,选择合适的音乐,表达各种情绪,使人得到放松。兴趣是不能给予的,也不可能仅以单纯的技能传授和练习来唤起,只有使学生不知不觉地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并通过唱歌、演奏乐器、欣赏名曲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时,兴趣才能产生,从而使音乐与其他学科的整合,发挥出独特的作用。音乐和文字不同,文字表达明确的概念和具体的思想,而音乐则是通过人们的感知,使人们对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产生联想、想象,引起共鸣来达到目的的。通过视唱、欣赏音乐,不但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视觉、听觉能力,而且,学生的大脑在随着音乐紧张活动的同时,想象、记忆、情感等心理活动也非常活跃,这些都有助于思维能力的培养。每个学生身上都有着自己现有的认知水平、能力水平和情感水平、能力特点、情感特点。教师应当把掌握学生的这三个现有水平,适当地把音乐的信息输入到学生的大脑中去,应诱导学生投入到学习者、表演者、欣赏者、创作者的多角色的活动中,多层次、多结构、多维度上去理解音乐的内涵,体会音乐的情趣。出色的音乐教学,可以展示音乐的极大魅力,激发学生认识美、创造美的欲望,使他们的性情受到陶冶,完成美感的实现。③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一个生活成功的人,必然是一个不同程度上的“艺术家”。音乐艺术教育是一门核心学科,它在素质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学校教育中具有与其他学科同样的重要地位,是通往各种学科大门的钥匙。只要不断地深化艺术教育改革,只要各级各类学校都能把音乐艺术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只要全社会都关心、支持音乐艺术教育,我国的音乐艺术教育事业就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注释:
【关键词】音乐学专业 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 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05年―2014年吉林省高师音乐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批准号:GH14374。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1-0211-01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2005年-2014年吉林省高师音乐学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申报于2014年5月,于2014年7月18日,经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批准立项。课题的研究背景建立国家教育部在2004年12年下达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以及2006年11月下达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这两个重要的教学改革指导文件基础之上。自上述两个文件下达之后,吉林省高校音乐学专业积极响应改革,并根据自身办学基础与办学条件,调整课程体系。在近十年间,各所高校通过不断的调整课程体系,实现了各具特色的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课题的研究正是基于国家宏观教学改革方案,对近十年来在国家“方案”下达后,吉林省地方高师音乐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具体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前期的文献梳理:
近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高师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仅从知网中获取相关论文,包括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以及硕士与博士毕业论文有就243篇(从2005年-2014年)。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高师音乐教育改革提出不同的建议。对此类论文进行筛除,最后精选了其中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述评。
1.从宏观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进行研究。
这一类的文章直接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通过较为详细的数据支撑其结论。代表性的文章如王丽燕的硕士论文《我国高师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5.)等。
2.以某一专业方向作为切入点,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进行研究。
这一类文章通常以“声乐”、“器乐”、“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基础理论”等专业方向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高师音乐教育课程的整体中取其研究的部分进行专门研究。代表性的文章如龚迅的文章《浅谈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乐理课程教学框架与教学流程》[J].(《音乐探索》,2012,04:124-126.)等。
3.以基础音乐教育改革为中心,对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研究。
这一类文章从高师音乐教育与基础音乐教育之间的统一性出发,以基础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动向作为高师音乐教育课程调整的依据,对高师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提出合理化建议。代表性文章如张海彬的硕士论文《基础课程改革视野中的高师音乐教育课程整合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等。
4.以社会人才需求为中心,对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进行研究。
这一类文章从社会人才需求、各类技能大赛中反映出的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对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与课程体系建设展开研究。代表性的文章如李艳红,刘雪松的论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校音乐课程设置与改革策略》[J].(《大舞台》,2013,10:178-179.)等。
综上,近十年里,有关于高师音乐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服务于吉林省音乐教育事业为研究目的,将吉林省省属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作为研究对象,对长春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通化师范学院、白城师范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近十年来的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多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中,我们先后走访了长春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吉林师范大学、北华大学音乐学院、通化师范学院、白城师范学院等六家高校的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在各兄弟院校音乐学院教学院长与教学秘书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搜集到了各校近十年来人才培养方案共计11个版本。这些人才培养方案对于本课题的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另外,在走访过程中,我们还对于课程的实际开设情况作出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交流各校教学改革思路,这些工作中,课题组成员无论是从教学研究的视角与视野,还是从教学改革的构思与课题调研实践,各方面均有所收获。
本篇文章所综述的内容仅是课题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课题的下一步工作将把重点放在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对比研究之中,通过上述内容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为吉林省乃至全国的高师音乐学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王丽燕.我国高师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
[2]龚迅.浅谈高师音乐教育专业乐理课程教学框架与教学流程[J].音乐探索,2012,04:124-126.
[3]张海彬.基础课程改革视野中的高师音乐教育课程整合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6.
[4]李艳红,刘雪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校音乐课程设置与改革策略[J].大舞台,2013,10:178-179.
关键词:传统音乐 校本教材 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兴起“新课程运动”。以此为开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逐步开始了课程改革运动。90年代初,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台湾与香港。进入90年代中期,校本课程及教材开发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国大陆少数课程研究学者的关注。
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及万方数据库的模糊检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号,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检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硕博论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开发”为关键词能够模糊检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硕博论文。以“音乐校本教材”为关键词能搜索到的的相关文献仅70余篇期刊文章,硕博论文3篇。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音乐校本教材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三级课程管理体制的实施,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校本课程以及校本教材开发与建设工作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以下就“新课程运动”以来国内外传统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研究文献做详细梳理及阐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校本教材开发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课程运动”[1]。校本课程开发一词最早由菲吕马克和麦克莱伦在1973年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国际课程研讨会上提出[2]。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国家有所发展,很多国家鼓励各地区、各学校设计具有特色的课程[3]。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而针对校本教材,没有完整独立的研究,故相关少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数国家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实行统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个学校甚至是教师自行选择、选编适合学校、学生发展的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经历了“新课程运动”挫折后的美国教育采取分权制,全国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大多数学校都有自己所属的学校董事会负责学校教科书的选购以及教学策略的决定,政府不能干预各州的教育事务。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有着诸多选择、改编教材的机会[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过立法、调研、协调等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出版商有权自己编写教材,学校有权选择教材,教师有权增删教材内容。美国的音乐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点[6]。而英国一直都有尊重教师专业自的传统,自“新课程运动”后采用学校普遍享有课程决策权和教材选择权,教师可主动参与课程开发,选择或改变教材,也可以决定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英国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发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和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材,也可以根据需要自编教材,教育部也没有指定教材开发编写的固定或审定的法规。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行以来,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标准,就成为了全国统一课程教科书的编写依据[7]。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国外传统音乐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1.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政策
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仅仅将视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关注的内容由少数民族音乐生存状态到课程实践不等,在理解层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与教学现状的矛盾与问题。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亚当代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8]一文中探讨了澳大利亚传统音乐在澳大利亚学校课程中的生存状态。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的学校音乐教育对本土音乐(或艺术)的学习是匮乏的。文章通过对各州音乐教育政策的实例分析提出了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亚本土音乐教学的愿景。
较早意识到利用政策的实施来深化传统文化环境的是香港教育学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论文《保护本土传统音乐:一个在音乐教育的政策和实践两难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化的城市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传统音乐环境逐渐被恶化,传统音乐有消亡的危险。论文通过香港传统音乐生存现状的分析,提出音乐教育实践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议。如:允许教学实践的创新,支持学生在传统音乐相关领域工作的研究等。这些建议对香港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对不同地区传统音乐在音乐课程中地位进行比较研究,还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平台和模式的改良是保护传统音乐文化一种有效途径等等[10]。总体来说,该研究方向的文章不仅没有关注到音乐政策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也鲜有文章关注政策对于传统音乐教材的影响与作用。仅有的研究难以概括整个文化多样性影响音乐教育政策的全部内容。
2.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
芬兰西贝柳斯学院的Heidi(2000)教授论文《不断发展的实践:本土音乐教材的新视野》关注的是芬兰的本土音乐教材的生存状态[11],以及教材在互联网教育上(尤其是音乐教育上)的应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顾了本土音乐教材的发展,并探讨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然而,该研究并无特别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资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对本土音乐教材对于芬兰音乐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基本情况,对未来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提出了一些建议。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乐课程的重新审视》[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乐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简单的将传统和民间视为某种音乐流派,很少有人考虑为什么要用“传统”或“民间”这样的词汇对音乐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的设计中如何更好体现语言包容性的问题;更有研究者集中关注于传统音乐教材编写中认知偏好的适应性策略,以及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态度的实证性研究[13]。但是该方向的研究没有涉及到教材编写的具体设计和实践问题,对于教材运用到实际音乐课堂和教学中的反馈情况也鲜有提及。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无疑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编写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少数民族音乐实践研究
国外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教学研究主要关注教学风格、模式、实践三个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观点有较强的针对性,一些建议和理念视角独特新颖、引领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认为:民族音乐课程在教学理念上应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乐。这是由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培养音乐教师的需要和责任所共同决定的,其本质是要将它与西方音乐语法的不同规律分离开来,进行自身语言智力结构、文化结构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乐本体结构为标准的认识框架的制约,进行自己较独立的系统建构[14]。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问题,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历史上就有以柯达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他们各自所创的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始终与其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他们的音乐教材不仅在本国学校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还被世界上很多国家音乐教育学者、教师们作为参考教材。
柯达伊曾说“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够很好的继承传统的话,我们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将会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动永存的,我们正是为此而工作[15]”。柯达伊认为“儿童的心灵纯净如水,只有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推敲的音乐才能够拿来教给孩子们[16]”。“如果我们不愿意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调培养他们学会音乐的读写[17]”。柯达伊把音乐的感受变成身体的律动,音乐的音律变成节奏、变成了力量。他在教学手段和内容上突出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音乐教学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学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视学校音乐教材内容的选择,强调学校的教育作用。
奥尔夫曾在“奥尔夫音乐学院”成立典礼上的演讲中说过:我所有的观念,关于一种原本性教育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18]。而只是一个把古老的精华继续传递下去的人。奥尔夫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把“原始的”、“基础的”、“初级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贯穿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上,通过肢体的活动让人们感受音乐元素,并常常把音乐训练与民族音乐教学联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乐教学大纲,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乐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乐为主要教育内容,树立音乐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达到学生能通过学校俄罗斯传统乐曲而理解俄罗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目的。大纲规定:一至三年级主要以民族音乐内容为主,以“熟悉民间风俗、家乡民歌传统旋律;了解俄罗斯传统乐器、民间歌曲及传统音乐表现形式”[19]为教学目标实施民族音乐教学。
综上所述,国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政策与教材研究及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实践研究。研究整体上更加强调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有效结合,但从整个宏观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少数民族音乐教材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视野仍需要进一步扩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础教育的核心环节。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校本课程的同时,也关注到了校本教材的开发,从教科书的“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再发展到目前的“多纲多本”来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适应着教育改革发展的同时也在推进课程改革。综合目前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校本教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个层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国内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校本教材资源开发、校本教材编制、策略等方面。如蔡伟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与统编教材应该相互借鉴补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扬长避短、尽显其能,校本教材的编写目标应该是在适应现实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编写内容应看重科学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刘学(2012)在《从“以何为本”到“何以为本”―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校本教材建设的思考》中对少数民族校本教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解决方法:1.适应社会发展状况;2.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3.充分体现学校特色;4.要促进学生的终极发展。就校本教材的资源问题。孙娇(2011)在硕士论文《校本教材应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应用现状,指出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通过调查校本课程在实施中的问题,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则。凌美凤(2010)等学者认为,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领域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实施新课程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没有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宏伟目标就很难实现[21]。
从已有研究视角来看,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地方音乐校本教材资源建设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视。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进校本教材》和刘小兰(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开发的价值及教学范式》两篇文章中都是将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设与实践中,寻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内涵,来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爱国爱乡情感的目的。吕志明(2011)的《本土母语音乐校本课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环境下,本土母语音乐进校园的必要性。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校本教材资源研究中,鱼彬的硕士论文《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西宁市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对青海西宁市本土音乐资源开发在中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进行问题分析,根据现状为青海省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开发应用本土音乐教材给出了相应的途径措施与建议。博雅杰、杨丽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课程开发探究》,博雅杰、张波、尹爱青(2012)《影响民族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因素分析》与夏敏(2012)《地方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实施》《新疆中小学音乐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对策之我见》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论综述、讨论分析等方面。缺乏对具体的开发策略、实践的可操作性以及个案研究的描述。
(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学者们认识到学校教育在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传统音乐教育研究领域。1994年《音乐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两篇文章,拉开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理论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乐研究》第四期刊登的《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中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民族音乐教育学术研讨会”上,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个学生都会唱家乡的歌”、赵宋光教授提出“扎根办学”的呼声得到倡导。2001年11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21世纪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音乐课程改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深入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传承”问题。随着各种学术会议对民族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教学实践层面的学校教育传承[22]。如由谢嘉幸、杨立梅负责的国家“九五”课题“学校教育艺术实践研究”的子课题――“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项目,先后调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学南音比赛”、“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开办蒙古长调大专班”、“贵州省榕江县的多声部侗族大歌进课堂”等各地乡土教材的开发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活动;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学音乐组开发的《湘西民族音乐》校本教材,教材内容由当地主体民族土家族的歌、舞、乐三个单元组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小学《戏剧音乐校本课程》,教材内容由河南豫剧的演唱与演奏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开发的《微型音乐剧实践与音乐剧鉴赏》音乐校本教材,内容由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剧组成;厦门市第二实验小学的刘瑛老师主持开发的《闽南民间音乐校本音乐课程》,结合闽南民间音乐特点设计编写了《闽南民间音乐》校本教材等。
我国多民族的独特自然环境、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孕育了丰富多彩、辉煌灿烂的民族音乐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在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面临传承危机。近年来,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得到了国内音乐教育专家们的关注。如王耀华(1997)在《福建南音继承发展的历史及其启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发展历史,并对继承这一传统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启示;孙丽伟(2000)《福建南音进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从教学实践层面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策略;杨殿斛(2003)《论侗族大歌音乐传承》中就我们如何把握好基础教育改革的良好机遇、如何把当地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引入基础教育课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泽梅(2008)在《客家传统音乐保护与传承之策略研究》中对客家传统乐种、剧种-汉乐、汉剧的历史发展及生存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客家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建设性的策略方案;伍国栋在《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指出:“中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学的本土化进程和民族音乐的青少年传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23];岳圣东等(2014)在《自贡市部分中小学开展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对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教育状况进行调研、探讨,分析了当下省内学校基础教育阶段中音乐课堂开设四川传统音乐课程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与建议。国内更有不少硕博论文也在关注传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问题。如张亚利(2008)在《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和总结了豫剧教学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提出可行的建议;乐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乐在初中音乐课程中实践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动研究方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这两种音乐形式设计了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课案进行课堂实地教学,通过多种方法手段让学生参与、实践、创编音乐活动,并邀请老艺人进课堂表演等形式来进行学习,目的是使学生从小受到本土音乐的熏陶,培养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跟踪、调查、测量以探讨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学习态度与音乐成就的变化,从而提出可行性建议;石莹(2015)在《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调查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乐教育在中学开展现状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学校传统音乐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要数福建南音进校园活动。从1990年开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联合发文,正式将福建南音列为学生课堂的教学内容[24]。市政府还推出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每年举办中小学南音演唱比赛,获奖者可作为音乐特长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编撰委员会,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南音演唱的难易程度,编撰和修订中小学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泉州文化的标志[26]。
综上可见,目前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将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融合在一起,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较早的一些国家,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更加深入。但整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校本教材研究仍处在探索发展阶段,仍缺乏独立完整的研究体系。
管建华先生曾说:“乡土音乐体现了民族灵魂的本质,每个民族、国家都将立足于自身的音乐文化的历史与世界交流,并面向未来[27]”。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音乐校本课程及音乐校本教材的开发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有效地开发利用好地方民族音乐课程资源,使其能够与学校音乐课程结合使用,更好地为基础音乐教育发展服务,将是新时期音乐教育工作者无法回避的责任和使命。
注释:
[1]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2]庞健:《初中弹性教学管理实践探索》,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2年。
[3]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4]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5]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6]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7]王秋菊:《语文校本教材开发的理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0年。
[8] Neryl,J, & David, D. (2008). Commission for Policy: Culture, Education, Mass Media. Bologna: [1] Melbourn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8.
[9]Yip,L.C,&Scott,G.J. (2010). Music Education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Culture and Technology[C].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10] Han,R.C,& Leung,B.W.(2015). 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1]Heidi,P.(2000).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folk and popular music programs in Finnish music universities.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J],196.
[12]Ritsuko,K.(2009). New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ldrens songs:“Warabe-uta” in the Japanese School Mus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Artistic and Creative Education, 2, 166-174.
[13]Han,R.C.,& Leung,B.W.(2015).A survey on Weifang pupil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Chinese folk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J],December 17.
[14]Wang,J.C.(2006).Multicultural and popular music content in an America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196 out of 224.
[15]甄琦:《齐齐哈尔市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
[16]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7]石莹:《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5年。
[18]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19]金顺爱:《中小学音乐课程的民族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20]彭岚:《湖南省初中英语校本教材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年。
[21]凌美凤:《思想政治课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课程学习》(基础教育),2010年第12期。
[22]张亚利:《本土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的可行性――对郑州十所中学豫剧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8年。
[23]伍国栋:《当代中学音乐教育的守土职责-关于民族音乐的基础教育理念及其认知讨论》,《中国音乐教育》,2012年第11期。
[24]刘婷婷:《论福建南音的传承》,《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25]博雅杰:《民族音乐校本教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新疆伊犁州直县市十五所中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一
开幕式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哈肯(Hakan Lundstrom)、德国波斯坦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扬克(Brigit Jank)、德国布莱梅大学教授克莱南(Gunter Kleinen)分别作了主题发言。
哈肯发言的主题是《歌唱的听觉传播:一个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共同话题》。他说,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是可以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对于音乐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之外的音乐教育传播往往被形容为非正规教育,但是正规音乐教育同样包括非正规的音乐传播。在音乐人类学看来,学习音乐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环境,音乐传播是音乐教育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报告了他于1965年在德国南部的一个研究结果,就习得方式而言,当地的方式总是听觉的,即口耳相传。他进一步比较了学校音乐学习和听觉的音乐习得之间的差异之处:学校音乐学习注重音乐的完美、正确地再现曲目以及学习的有效性。而听觉的音乐习得注重变奏,注重听和整体性地感受音乐。他强调口耳相传的习得行为和学校音乐学习之间的连续性,指出了口耳相传的音乐习得方式置于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
扬克在发言中首先以波斯坦大学为例介绍了德国音乐教师的培养机制,她说,对于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波斯坦大学设立了一些如何接通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题。扬克还介绍了德国跨文化的音乐教育研究,她说,在德国,有些学生对外来音乐很感兴趣,而有些学生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因此,他们往往邀请一些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走进学校,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扬克最后介绍了她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音乐在德国学生中的知晓度和德国音乐在中国学生中的知晓度的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中国学生对德国音乐有较高的知晓度,德国学生知道很少的中国作曲家、表演艺术家、音乐教育家。
克莱南演讲的题目是《音乐教育中我们熟悉的陌生感:不同文化间音乐理解的问题》,他说,文化的发展有必要对未知文化进行了解,但是不同文化之间往往会感觉到陌生感,彼此之间难以接受,这种体验不仅表现在外来文化中,在自身文化中也同样存在。
二
音乐教育的决策和行动目标离不开哲学的指引,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研究逐渐由系统论、认识论哲学转向到解释学哲学,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学理思考,亦成为本次论坛的重要专题之一。针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这一论题,共有近20篇论文参与讨论。
谢嘉幸以《从“教”到“学”:E-learning改变了音乐教育的重心》一文拉开了这一论题的讨论,着重介绍了在多媒体教学技术冲击下当代中国音乐教育改革所发生的变化,提出多媒体教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教育观念、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变革,将音乐教育传统以“教”为中心的模式,转变成了以“学”为中心的模式。李劲松关注在西方自然科学“简单性”思维影响下,非西方音乐理解中的关键因素――意境、歧义被遮蔽的现象,对音乐教育的简单性理解展开了批评。范晓峰在论文宣读中提出,音乐的理解是音乐的存在方式之一,理解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化,二是理解自身文化之外的他文化,理解必须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属性上。于晓晶介绍了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提出了后哲学文化音乐教育的建构立场。任超平认为音乐教育应该在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展开批判中吸取合理内核,并提出了“创美音乐教育”的设想。管建华介绍了埃利奥特撰写的《追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四位名誉会长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反思》一文的要点,并对文章中包括音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五个方面的反思做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分析,认为埃利奥特在文中提出的音乐教育后现代转向,为我们音乐教育的研究及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视角和一种音乐教育理论学术转型的思考。陈培刚提出了“音乐教育亟须加强人文思辨能力的培养”的命题,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培养人文思辨能力的四条路径。覃江梅介绍了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认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出行动、多元、批判、共享的格局。朱玉江对“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和作为素质培养的音乐教育”做了哲学分析,认为作为美育的音乐教育对确立20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带来了人文知识的遮蔽和对话的缺失等问题。尚建科对韦恩・D.鲍曼的《音乐的哲学视野》一书进行了述评,认为鲍曼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建立在对“音乐意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确定性话语的解构”以及“实现音乐教育哲学‘从审美到实践的跨越’”的认识和反思上。董云从“生态观”的教育解析音乐教育,提出生态观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应实现三个转向,即回归生活世界的意义、音乐能力与人文素质整合发展、走向体验的音乐教育。
三
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成为当代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在这一行动策略中,音乐人类学是其重要的理论源泉。本次论坛上,“音乐人类学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成了近三十位来自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话题。
来自芬兰的尤卡(Jukka louhivari)认为: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容忍,促进人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文化。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来自加拿大的马丁(Jeffrey Martin)则提出,当代音乐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性,音乐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现时的学习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往后的生活是否有作用。来自巴西的丽娜(Liane)报告了四个有关正规与非正规环境下学习音乐的案例,认为在非正规场所学习的人对学校音乐教育缺乏兴趣,这与学习的价值观取向有一定的联系。新加坡教育部的徐志刚报告了一项“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以及其他学科动机之比较”的研究,这个研究报告凸显了新加坡青少年学习音乐的消极态度,比起其他学科,一般学生不太重视校内音乐课。台湾南华大学的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的办学情况,重点报告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和策略,以及“中国雅乐团”的建设情况和“重建礼乐文明”的教学理想。香港中文大学的于少华和蔡灿煌分别就“中国音乐研究的‘话语权’”和“应用民族音乐学”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于少华认为,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仅流传于国内,真正的跨国对话、交流与互动仍有待推动及发展。蔡灿煌分析了应用民族音乐学形成的背景、目的和本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应用民族音乐学在当今学界、华人社会与普世价值上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与定位。洛秦介绍了上海音乐学院“世界音乐概论”的课程标准,他认为,世界音乐不仅是社会文化知识的接受和赏析,更是对音乐文化概念的重新评价和认识。刘勇在报告中提出,音乐教育实际上有不同的领域,首先应该分清这些领域,而后再去研究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策略。张玉臻、雷达的报告以印度音乐为视角。张玉臻介绍了印度传统音乐教育中的师徒传承,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印度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模式。雷达研究了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特奥多尔(Gustav Holst Theodor)音乐创作的印度文化观,评价了印度文化对英国及欧洲大陆产生的影响。杨曦帆提出培养多元文化的音乐视野需要“现场体验的实践”的问题,尽管今天的课堂也在提出文化多元化,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能脱离窠臼。刘咏莲介绍和引述了约翰・布莱金在有关舞蹈人类学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并评述了对英国舞蹈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和开创性的意义。王晓俊认为近百年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教学存在深度隐忧,如技术对文化传统的遗弃等。张巨斌分析了中西音乐织体结构相异的社会学原因,提出音乐教师教育应加强社会学内容。周钟提出宗教学认知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必须重视宗教学认知。杨殿斛通过个案调查,指出了当下音乐教师培养过剩与录用有限之间的矛盾。苗金海以内蒙古少数民族音乐学校教育作为个案,探索了艺术院校传承音乐文化遗产的新模式。张应华报告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调查与研究的课题,重点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课程策略进行了评述与反思。
本次论坛另外两个专题分别是“音乐教育专题”和“中国传统音乐专题”,近二十名学者聚焦于此,重点回顾和反思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高校教学,并对中国传统音乐资源的保护和应用进行了研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师生们还为论坛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教学展示音乐会,由该系的“萌女声合唱团”、“流行合唱团”以及“室内乐重奏组”联合演出,整场演出充分体现了该系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
今年3月起,本刊已连续三期刊登了《我们共同的节日――(中国音乐教育)创刊20周年系列连载》,并得到音乐教育界同仁的广泛关注与好评。随后,本刊又陆续接到热心读者的来信。我们感动于他们对本刊的关心与期望,这也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
愿你更加辉煌
吴文章
作为一个在农村小学工作了三十年的音乐教师,我对《中国音乐教育》情有独钟。二十年前,我订阅过十多种音乐杂志,有的杂志如今我已不再订阅了,可就是《中国音乐教育》从创刊至今我从未间断订阅,她一直是我音乐教改前进中的引领者。不仅如此,我还积极向许多青年教师推荐她、宣传她。面对放在我眼前的二十来本《中国音乐教育》合订本,我要深深地道一声:感谢您!
1989年,《中国音乐教育》创刊了。那一年,对我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苏州在全市范围内开始树立学科带头人(语文、数学、音乐各一名)。我这位在农村乡镇小学工作的普通音乐教师,有幸被苏州市教育局评为苏州市小学音乐学科带头人。从那以后,我的教学工作更加繁忙,教育、研究、课外活动应接不暇。每当我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是《中国音乐教育》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20年来,我都认真地、细细地拜读每期杂志,从中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和有益的启迪,也陆续认识了很多专家、教授及同仁。1990年,我总结的《导入新歌十二法》有幸在《中国音乐教育》上发表,给了我这个农村音乐教师极大地鼓舞和鞭策。此后我有不少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音乐教育》上,我的每一点进步,都与《中国音乐教育》密不可分。
20年的成长,20年的收获,20年的理想,20年的发展,20年的华诞正是走向成功、走向希望的年头。在这创刊20周年之际,我除了感激之外,还要真诚地祝愿《中国音乐教育》越办越好,更加辉煌,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教益・感奋・祝福
向阳光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音乐教育》杂志正式创刊。伴随着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中国音乐教育》已走过整整20个春秋。
回首过去,令人难忘。我是《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的忠实读者。自1993年认识《中国音乐教育》后,我就与之结下了莫逆之交。16年来,我坚持订阅《中国音乐教育》,从未间断,一直在如饥似渴地接受她的教益,在教学教研方面得到了许多启示与帮助。近年来,我所撰写的论文和所获得的成绩都和《中国音乐教育》的引领是分不开的。
16年来,我感觉《中国音乐教育》杂志越办越好,所刊发的文章角度虽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针对性、实践性、指导性很强,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责任感,选题切实、构思巧妙、立论鲜明,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量和研读价值。它是一本理论性、实用性、知识性、信息性、可读性与趣味性兼备,深受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欢迎的国家级学术刊物。
值此喜庆《中国音乐教育》杂志创刊2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中国音乐教育》生日快乐,青春永驻!
有你相随的美丽人生
裴春梅
“沐浴着美育春天的曙光,肩负着国家教委的重托,携带着全国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中国音乐教育》在我们即将迈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刻应运诞生了!”这是《中国音乐教育》第一期的创刊词。一晃二十年过去了,《中国音乐教育》以自己扎实而勤奋的工作,开创了我国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的新纪元,它不仅为广大音乐教师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和思想上的正确指引、许多教学策略和方法上的有益启迪,而且通过对音乐教育审美属性的深入发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素质教育的发展和前进,为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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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雅先:《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163-167页。
[3] 王小北:《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河北音乐教育的思考》,《河北学刊》,2011年第31期(2),第223-225页。
[4] 陈音池:《音乐教育多元化论文综述》,《黄钟》,2006年增刊,第224-227页。
[5] 于先红:《新谦程与丰土文化建构之我见》,《儿童音乐》,2004年第5期,第48页。
[6] 于春江、刘兰:《浅析普通高校多元化音乐教育模式的构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6期,第112页。
[7] 张海英:《从原生态音乐看我国民族声乐的多元化发展》,《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3-104、107页。
回顾2005年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观念的更新是其中一方面,而音乐教育实践在2005年里更可谓多姿多彩。其中既包括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又包括高等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还包括国际音乐教育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为2005年的音乐教育增添了难忘的一笔。
教师基本功大赛显教师风采
2005年11月10日-12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评价体系之一的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基本功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高尚的师德修养是教育基本功的核心,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教师基本功的支柱,扎实的专业技术是教师基本功的根基。这次大赛由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办。这次大赛既是加强艺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一次全国性艺术教育教学的检查,同时又是各参赛学校和选手展示自身综合素质,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学校音乐教育观念的更新在这次大赛中尽显无疑。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36个省(市)的144名选手分别参加即兴伴奏、指挥、舞蹈、器乐、声乐、钢琴和音乐欣赏笔试7个项目的比赛,各省(市)还组织了教师观模团参观比赛。
音乐院校学科建设方兴未艾
2005年,音乐艺术院校在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上。首先,随着音乐传播的学术观念的进一步巩固,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当代音乐传播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促进音乐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推动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共同发起,于2005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这是继“2002年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后,对音乐传播学科以及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做出的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会议议题主要围绕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教育思考、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音乐市场与艺术管理、音乐传播考察与媒介研究、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及其它等六个专题来展开。
2005年11月21日-27日,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与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行。美学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为期三天,会议按照不同主题分为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三个会场进行研讨。与会者针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传统音乐美学、表演美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本次音乐美学会议既是一次思想碰撞的盛会,更是一次智慧绽放的盛会。它在与会代表们企盼的目光中开始,热烈的讨论中进行,丰收的喜悦中结束,并始终伴随着热烈的争鸣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
音乐心理学会议从11月25日开始为期三天,上一届的音乐心理学的研讨会是2002年召开的,时隔三年,这门学科在我国快速发展,各地院校不仅提交了许多论文,而且新人辈出,显示了音乐心理学正在受到我国新一代人的密切关注。就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我国音乐心理学领域所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有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学研究、有音乐教育及教学中的心理学研究、也有音乐治疗的心理学问题研究等等。此外,本次会议还包括一批对西方当代音乐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