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7 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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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技能结构，技能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
就业技能是就业人员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所具备的能力，就业技能结构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就业人员中的分布比例。根据技能对劳动力分类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将劳动力分为“thecunninghand”(熟练的手工劳动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在当前的中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改变而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职场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广大雇主却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要分析各行业目前的就业技能结构和发展趋势，为劳动者指明职业技能发展的方向。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二)就业技能结构度量指标的确立
相对而言，我国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构成作为度量就业技能结构的第一个指标。此外，统计较完整的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它主要根据职称来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认定，而职称基本反映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即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作为第二个度量指标。两个指标中，第一个指标更细致，但二个指标考虑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技能，更有实际意义。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状况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业技能结构。迄今为止，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栏中仅有2002-2005年数据(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版53-55页，2004年版58-60页，2005年版66-68页)，其就业技能结构特点如下：
各行业中各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布趋势都比较平稳，没有突变情况出现。
在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比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行业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很好的吸纳效果。现实也如此：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都劳动在搬运、施工、运输等门槛很低的行业。
除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这些行业外，其余行业劳动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说是以低技能为主。
农林牧渔业属于传统产业，但2002-2004年的数据表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和小学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专学历人员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学历的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结构未满足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学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这让人非常担心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今后发展潜力。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初中学历从业人员逐年上升，其所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年均增长率竟达2.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认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应当加大引进高学历人员。
在制造业，初中学历人员逐年提高，高中学历人员逐年下降，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逐年上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类技师是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对初中生，高中生在学习和运用技术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而制造业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企业普遍难招熟练技工。这对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是相当不利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层次人员逐年稳步上升。这和行业本身特性有关，进入此行业意味着稳定的职业生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许多高学历者都将公务员、教师作为首选职业，同时也印证了近年公务员报考热潮的高涨。
2.以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分析就业技能结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除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有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业技能结构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基本年均增长1%以上。
而从2002年以后的数据来分析，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行业调整后，大行业中的细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变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地产管理业、房地产与经纪业等细分行业。而2002年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细分行业。一般情况，物业管理比房地产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比房地产与经纪业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现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数据。在社会服务业(1994版)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02版)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业分类，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按照1994年的标准，细分行业教育业的就业人员占到该行业就业人员的90%以上，导致了整个大行业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教育行业成为一个单独国民经济行业，从文化行业中分离出去了。
(四)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比较
按照受教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来分别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发展的趋势，一部分行业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业、教育行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2002版)、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994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002版)、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02版)。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想改善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可以从调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标度量出现不同结果的现象。如据1994版和2002版的分类，采掘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这类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标，将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作为高技能人员，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为什么两个指标度量的就业技能结构有不同呢？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标构成主要从显性知识角度度量就业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是从隐性知识角度来度量。隐性知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工作诀窍等形式呈现的知识。这些行业中显性知识水平不高的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储备较高的隐性知识，获得相关专业技能认证。两个指标度量的结果基本相反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
改善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存在就业技能结构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不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易产生结构性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笔者结合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国民要树立科学的技能观。目前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存在年龄偏高，技师、高级技师面临断档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很严重，技工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技能人才的培养。企业用人应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视技能。
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未完）
必须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我们的既定目标，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一些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发展观需要迅速调整
20多年来我们为解决温饱问题，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基本克服了相对于生理需求的短缺状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使相当多的人把发展等同于增长，GDP指标成为经济景气的第一指标。由于重增长轻发展，重短期运行，轻根本战略措施，致使国民经济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由缓解又转为尖锐状态。工农、城乡两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的矛盾在90年代中后期呈扩大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市场问题，必须放到首位来解决。但主要不是在农村解决，也不仅仅是就就业抓就业所能解决的。必须调整我们的发展观，抓住发展的本质内容本质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其标志是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而我国的最大的本在农村，大多数人口在农村，这个状态必须改变。发展的速度，就是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分化、农民本质的变化，社会关系总和的变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按照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使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动同步，目前的剩余和短缺矛盾尖锐的局面将逐步缓和。2000年调整发展观，明确发展思路，应在1999年扩大高校招生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教育产业化过程，把人作为加工对象，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使经济投入从以自然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必须把社会保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分化大多不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按要素分配的结果，因而不能靠市场手段来解决，只能靠政府这个有形手采取财政分配的强制性手段。由此建议把社会保障的内涵改为政府保障，由政府行使社会保障功能。把社会保障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应明确社会保障是政府的第一功能、主要功能，除了社会保障之外，任何债务和赤字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在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不了的前提下政府才可发债券，搞赤字财政，其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不应该的。在保障社会稳定之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社会保障政策和增税、减税政策，不应该是为保障以外的原因而借债。社会保障资金到位，低收入者获得了保障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费用，国内市场就获得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由于冲淡了少数人金融资产含金量，缩小了收入差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加充足。
三、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
我国在强调大力开发中西部的同时，要从经济效益出发，要把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
中国的事情必须以中为重，中部地区、中等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是“十五”到2010年这个历史阶段必须突出重视的问题。中部的崛起，中等城市的扩容，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将对东西部的发展，对四个层次矛盾的解决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从抓两头带中间，转变到抓中间带两头上来，以中为重应成为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中，各行业有各行业的中，它是转化的关节点，一定要从中抓起。
四、加速工业区域的调整
从2000年起我们应加速工业区域结构布局、空间布局的调整，特别是对目前分散的农村和城郊工业，一定要下决心采取工商、地租、财税、金融等手段，迫使其向城市集中，向准备发展为城市的地区集中，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人气，创造服务半径。
分散工业化已成为人口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不要因其辉煌过而对之手软。要加速农村的原始积累，要素的积聚，必须实行产业政策地区化的方针。这不仅是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要调整投资空间的机会成本，使投资者感到分散在乡村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税收成本都高于投资于应该扩容的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成本。这样，就应对对中小城市扩容给予特殊政策。
2000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年，我们一定要当做一个战役来打。扎扎实实地在转化四个层次的矛盾上下功夫，不要让符号经济的几个指标指引我们的进退，而要抓住主要矛盾锲而不舍，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定不会辜负我们的努力。（未完）
发展面临结构矛盾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同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涵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
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做第一位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个矛盾的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短缺产品包括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受非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进行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
产业结构久调不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尽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物联网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最大共性是感知流量。但物联网条件下的流量记录无所不在，其所记录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因此，物联网发展将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些难以辨识、无法细分或无法定位的经济流量的记录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而相应的核算方法也将随之调整。
(一)生产范围有望突破
SNA的生产范围不包括住户部门的大部分自给生产。之所以把住户内部生产和消费的不付酬家庭或个人服务排除在外，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活动与市场是相对分离和独立的，对其价值进行具有经济意义的估价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住户服务在内的自给性生产，则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但在物联网情况下，家庭活动产生的大量信息是可以被记录的，而那些与市场相对分离和独立的服务生产活动也可借助物联网与市场生产活动联系起来，甚至，这些服务可以借助物联网在市场上传递。同时，家庭服务生产时间也可得到精确计量，家务劳动的标准化测度和质量调整也不再难以进行，这将导致人口和劳动投入的统计理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范围和就业范围的扩展问题。进一步地，生产范围的变化还将导致收入、消费、资产等概念的扩展，而经济生产概念中“在机构单位负责、控制和管理下”的意义也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二)从基层单位、机构单位到“物联网单位”
对于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核算单元的确定方法，SNA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机构单位，一种是基层单位。其中机构单位是指能够以自己名义拥有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行交易的实体;而基层单位是指具有单独的场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重要生产活动在其全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的单位，它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不难看出，SNA的主体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有数据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在物联网条件下，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机构单位都将得到相应的编码，并在有关核算中被准确识别。但与SNA不同，物联网的编码技术要细致得多。以电子产品码(ElectronicProductCode，EPC)为例，EPC用一组编号来代表制造商及其产品，其标识容量的上限为全球2.68亿家公司，每家公司出产1600万种产品，每种产品生产680亿个，如此大的信息容量甚至足以为全球每粒沙子提供一个唯一的代码。这样，不仅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所有住户成员、企业的生产设备、产品等都将拥有一个唯一的电子“户口”。在此条件下，SNA可根据研究需要自由确定生成数据的基本单元，而不是受限于现有的分类模式。而准公司、控股公司、虚拟子公司、专属金融机构、联营公司以及主要活动、次要活动、辅助活动等也可基于物联网单位重新界定，并且可为之单独设立账户，研究其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影响。显然，由于基于物联网单位的经济活动拥有更为同质和全面的流量数据，这将使得有关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等的核算主体和核算技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常住性标准的客观化
经济总体是由其全部常住单位组成的，常住性决定了哪些单位是常住单位。一个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是指它与其所在的经济领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但如何判断联系的紧密程度却并不容易。对此，现行国民经济核算采用了较为主观的“一年原则”，即事实上或意向上住在(设在)当地的时间达到一年或一年以上。但这种确定方法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些单位会与两个或两上以上经济体产生密切联系，存在频繁移动或跨越多个经济领土运行的个人和设备或者学生和病人等例外情况，一些特殊目的实体等很难明确其常住性归属等。物联网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物联网可以提供位置和对外联系信息，因此通过物联网数据可以较为容易地判断到底该单位与哪个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为确定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信息，从而能更为客观地判断单位机构的常住性。即使在存在多利益中心的情况下，也不必硬性选择一个利益中心，而可以根据物联网数据使有关指标在多利益中心之间合理分配。
(四)全方位的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核算是指在经济价值发生创造、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时记录各种流量。在物联网条件下，服务何时被提供、产出何时被创造、中间消耗何时被使用、所有权何时被转移等信息都会被自动记录。而至于跨核算期产出、存货变化、持有损益、国际交易等复杂问题也可根据实时数据准确处理。此外，SNA2008还提出了经济所有权的概念，即哪一个单位承担了产品(或资产)的经济风险和收益，哪一个单位就拥有其经济所有权。而只有在经济所有权变化的情况下，转移中的相应经济流量才被记录。比如，根据经济所有权原则，海外加工货物中委托方拥有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经济所有权，而加工方只提供加工货物的服务，这样，运到国外加工的货物，既不记录为货物所有国的出口，也不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进口。而同样地，货物在加工后，也不会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出口和原来货物所有国的进口。经济所有权不同于法律所有权，它需要从经济角度记录有关风险、回报、权利和义务的相应变化，相对而言，经济所有权的权责关系更难以判断。而物联网数据能为判断经济所有权是否变更提供最为直接的依据，因为只有拥有经济所有权的所有者才与有关资产和货物发生最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物联网情况下，权责发生制得到了完全的落实，经济流量的记录也更加趋近真实。
(五)四式记账增强为“云记账”
复式记账是国民账户的基础，每一笔交易必须被记录两次，一次是作为来源(或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右端;另一次是作为使用(或资产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左端;或者在账户的同一端记录两次，但两次的符号相反。由于现实中大部分交易是涉及两个交易者的，因此同一个交易是由双方同时记账的，而每一方又都要进行复式记账，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每一个交易实际上是被记录了四次，这就是所谓的“四式记账”。四式记账显然有助于保证账户的平衡与一致。在物联网状态下，四式记账进一步增强为“云记账”，一方面，除了交易双方，交易的其他相关者也会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有关数据;另一方面，有关数据是实时采集的，并且将集中上传到“云计算”平台，这样，四式记账就变成了“云记账”。其记录信息不仅可用于交易当事双方，还可广泛用于其他被许可的使用者，而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在云平台上相互强化和补充，也使账户的平衡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六)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化
国民经济核算记录的大多是货币化的经济流量。这使得在很多时候，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价格和物量变化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不利于准确反映价格和物量的各自变化。而为了解决价格不可比的问题，SNA又不得不专门记录价格变化。而在物联网条件下，物量记录是最根本的信息，而价格信息则可通过交易系统另外获得。也就是说，物联网时代自然形成了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立格局，有关物量核算和价格核算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对于每一类商品来说，其物量增长和价格增长的数据能被分别提供，这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和政策分析的准确性;而对于资产来说，连续形成的价格和物量信息也为进行资产重估价和折旧估算提供了更为严谨的依据。
(七)便捷的地区核算和时期核算
物联网条件下核算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时空边界非常明确，有关核算数据将真正实现“扁平化”。地区核算只是整体核算工作的一部分，各不同层级地区的核算数据可独立汇总，其同级区域间的各种经济流量不存在不可测量或重复计算的问题，地区核算的精度将大大提高。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国际经济核算。从核算频度上看，物联网提供的是实时数据，包括年度数据以外的各种季度、月度、本周、当日甚至分时的核算数据，曾经束缚国民经济核算的时滞问题将不复存在，国民经济核算将真正进入大数据时代。
(八)社会核算网络将取代社会核算矩阵
与传统的T形账户相比，社会核算矩阵能提供更为完整、详细和一致的信息，可揭示整个经济中各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为经济建模提供分析的框架和基础数据。以供给使用表为例，它可以给出各种产品是被哪些产业部门生产(或以何种方式进口而来)，而又是被哪些产业部门作为中间消耗(或被哪些部门用于最终消费，或者以哪些形式变成资本形成总额)。在供给和使用表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产品部门工艺假设或产品销售份额固定假定将其转化为可计算的投入产出矩阵。进一步地，社会核算矩阵可将SNA账户序列以矩阵的形成展示出来，其对称性、等和性、定格放大功能等特点使社会核算矩阵逐渐成为当前组织和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强大工具。但社会核算矩阵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利用社会核算矩阵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个企业生产的何种产品被哪个企业用于何种产品的生产?其经济流量的空间流向和规模如何?有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如何消除产品部门工艺假定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核算矩阵所提供的信息仍然有限。物联网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物联网条件下，各社会单元间的联系不再只是一个二维结构，有关生产信息、位置信息、物流信息与价值信息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立体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联网时代的社会核算矩阵最终将发展成社会核算网络，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物联网的详细核算信息将会有更为复杂和广泛的应用。
(九)未观测经济将成为历史
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核算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难点。其中未观测经济是指那些“隐形”或“地下”的经济活动，而非正规经济是指那些由非正规单位从事的经济活动。二者相互联系，也有所区别。SNA2008建议把非正规部门作为住户非法人企业的一个子部门处理，它被定义为:基于创造有关人群就业及收入这一主要目标而从事货物和服务生产的单位集合。这些单位通常组织程度很低，很少或没有区分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与资本，并且规模很小，其劳动关系(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基于临时雇佣、亲属或个人以及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合同安排来保障。物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核算。在物联网环境下，只要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与可观测经济或正规经济体发生了信息交换，则这些经济活动就几乎无处隐藏。而即便这些活动在某一个环节被遗漏掉了，也会在云记账平台中被间接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条件下不会有未观测经济，只会有可观测非正规经济，而非正规经济这一名词也只是在经济意义上存在。
(十)卫星账户大发展
物联网采集的信息显然不仅可用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相反，与SNA各种功能分析和卫星账户设置的初衷非常接近，物联网为揭示更为具体的或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有所抵触的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比如，在功能分类方面，物联网几乎能提供可以想到的所有分类，它不仅能回答一笔支出为什么要发生，而且能把这些信息与人口信息、位置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使有关经济分析更加具体和深入。再比如，如果想对某些关键部门或特定部门进行扩展研究，则可按照该部门的特殊特点扩展或重设数据采集的规模，这将使农业及能源等重要产业分析、政府非市场产出研究、非营利机构核算等核算问题变得相当快捷和容易。对于那些需要另设生产和资产概念的卫星账户而言，物联网不仅可以提供第一手数据，而且将在国民经济核算核心账户与卫星账户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不同账户间信息含量的不同和转换方法。进一步地，物联网对某些卫星账户的数据采集提供了条件。比如，物联网中的环境监测数据将为环境核算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环境数据，而物联网在医院等医疗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也将极大地改善卫生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二、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变革
显然，物联网的发展有助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同时，物联网技术也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当前，我们要明确一些问题，预先做好应对方案。
(一)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走向消亡
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采集层面和网络层面。在这些领域，物联网数据通常是非排他的，这意味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诸多数据用户对现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依赖程度会大大降低。有关用户甚至可根据其需要通过云计算平台设置自己的专属功能分析账户，而由企业开发和的各种数据产品将越来越多。这给我们提出一个疑问，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逐渐走向消亡?答案是否定的。正如SNA2008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是一套按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进行经济活动测度的国际公认的标准建议。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统计学领域的一种映射，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要反映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并符合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核算中设置了很多涉及交易的重新安排、改变交易流程、分割交易等技术环节，而一些特殊的经济流量也被根据其经济理论赋予特定的含义，比如SNA2008就根据其经济属性将研究与开发纳入到资产边界之内，这些工作只有在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不管物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无法替代。显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不是通过简单汇总有关微观数据而生产宏观数据，而是要根据经济理论对微观数据进行调整，这一调整工作需要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支持。因此，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不会消亡，它将更加依托经济学的发展，其重心将逐渐转到如何根据最新经济理论设计一套更能反映经济运行本质的核算规则和账户框架，并使有关核算方法能在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二)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类似于移动通讯领域的数据协议和标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数据协议和标准都是公共产品，比如目前的3G标准就存在不同版本，并且有关用户还要为此付费。因此，未来物联网时代也可能存在大量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协议和标准，它们未必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提供。但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于其他数据协议和标准，其根本职能在于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球普适的统计指导”，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仍将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开放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首先，政府失去了有关核算信息的绝对控制权，物联网将逐步替代现有的调查体系和填报系统，政府将逐渐不再直接承担市场数据的采集和工作，当然，对于那些要通过法律授权才能采集和的数据，政府部门还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处理的主体将多元化。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其他市场生产者提供这项公共服务，一些非营利机构和获得认证的市场公司将更多地承担起统计数据的整理和统计指标的核算工作，官方统计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数将大幅减少，相应地，其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将大大提升;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类型将更加丰富。接近于普查数据级别的核算产品的成本迅速降低，而服务于特定人群的国民经济核算产品，甚至个人定制的国民核算产品也将广泛出现;第四，国民经济核算必然走向全球化。正如互联网把全球联系在一起一样，物联网将把全球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核算产品本身也将被接入物联网，其应用将更加广泛，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三)国民经济核算的“圆形监狱”模型
物联网的海量信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人用“圆形监狱”的设计理念比喻了这一变化:系统的四周是一圈环型建筑，被分隔成很多小的囚室，而正中是一座瞭望塔。塔顶有一圈落地窗，通过这些窗户，监视者可以看到每个囚室中的一切，而囚室中的人却看不到塔里的情况。每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外面，一个对着瞭望塔。在此情境中，即使塔中没人看守，囚室中的人也会感觉到被监视的压力。当然，圆形监狱也要接受外来的巡视，以确保监视者也是被监视的。通过圆形监狱，监视者除了监督犯人的行为，还可以研究其行为，并通过研究提高相应的监管水平。物联网的出现，使现代社会具有了圆形监狱的特征。国民经济核算亦是如此。首先，物联网使国民经济核算入住了“圆形监狱”的“瞭望塔”，可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实时监测;第二，处在瞭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在监督中学习，进而不断创造、革新和进步;第三，瞭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也相当于住在一个囚室中，外部的监视者可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国民经济核算自身的运行状态。毫无疑问，物联网的出现强化了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其自我学习和创新能力，但反过来，如果国民经济核算对物联网听之任之，则有可能产生危及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未来国民经济核算的信息更丰富了，创新条件更优越了，但国民经济核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信息优势也不复存在，而且如何确保信息共享、避免信息滥用、加强信息权力保护的任务更重了。
(四)从国民经济核算到国民大核算
物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除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这些海量的数据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各个领域发展的复杂问题。十多年前，有学者提出了国民大核算的构想，建议把经济核算扩展到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在当时看来，由于各个领域的数据并不兼容，其概念方法各异，很难纳入一个统一的平台，国民大核算的设想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但现在情况不同，物联网的出现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深刻影响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了社会、人口、环境、资源、教育等领域的革新与进步，并且已经在环境监测、教育技术、社会管理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然，物联网在把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密切结合的同时，实际上也将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在内的人类发展各子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为国民大核算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最终将走向国民大核算。
三、结语
关键词：宏观政策民生倾向政府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奇迹。回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有不少问题和社会矛盾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如何有效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关系到我国经济今后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笔者从宏观政策的民生倾向角度，研究和阐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不仅要协调和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更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
政策民生倾向的内涵
所谓政策的民生倾向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大多数国民的主观判断中将使其收入和财富积累增加还是减少，以及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是否增加或减少了大多数国民的收入和财富。
从政策的民生倾向角度可以将政策分为以下七种类型：主观与客观上的富民政策，即多数国民在主观判断上认为政策的实施将增加其收入和财富，并且政策的客观实施结果确实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不断增加；主观与客观上的贫民倾向，即多数国民在主观判断上认为政策的实施将减少其收入和财富，并且政策实施的结果的确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仅主观上富民的政策，即多数国民主观上认为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他们收入的增加，但客观的结果没有使他们增加收入；仅主观上贫民的政策，即多数国民主观上认为政策的实施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但政策的实施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主观与客观的中性政策，即多数国民认为政策不影响他们的收入，实质上也不影响他们的收入；主观中性、客观富民的政策，即多数人主观上认为政策实施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实际将使他们收入增加；主观中性、客观贫民的政策，即多数人主观上认为政策实施对他们没有影响，而实际将减少他们的收入。
宏观政策民生倾向的影响
一国宏观政策的民生倾向，往往对社会经济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可能是短期影响，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影响。在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失业较严重的经济系统中，具有富民倾向的宏观政策会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具有贫民倾向的政策，会使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在社会经济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主观富民倾向过度的政策，将会引发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严重时，一定程度上的贫民政策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增长的势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总体来看成绩很显著，但不同时期改革政策的民生倾向对经济的影响也极为明显。
改革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职工调薪、绩效挂钩的改革政策，具有富民倾向，使人民实际货币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经济迅速启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增长。1982-198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平均高达12.15%。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由地方经济利益驱使的重复投资、以及连续几次大幅度的工资上调，使人们的货币收入大幅度增加，给本来已有很高发展速度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加温，政策的过度富民倾向，导致这一时期通货膨胀趋于严重，1985-1989年，城市居民消费品平均通货膨胀率达13.1%，1991-1995年城市居民消费品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6.5%。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企业减员增效、住房商品化、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大学公费教育等具有贫民倾向的政策集中实施，在社会保障制度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出现较严重的滑坡，尽管高投资、低利率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不断刺激，我国消费品市场直到2003年末也没有明显的转机。1997-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只有7.92%。
自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需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企业经济效益普遍好于往年，我国经济将迎来下一个良好发展的阶段。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有许多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医疗改革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房价虚高问题、以及贫富两极化问题等，都需要相应的改革措施，政府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和估计政策实施所可能导致的主观、客观民生倾向，应使宏观政策既能有效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2005
关键词：政府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
1引言
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由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经济环节、经济层次、经济部门和经济地区构成的。国民经济这一概念突出强调经济的整体性和联系性。
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对象，应用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分析探讨1978-2005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活动。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居民消费与社会投资，因而政府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起到直接的影响而对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则起到间接的影响。
政府支出规模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张。我国的GDP近年来处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就2005年而言，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9％，属于“高增长阶段”。根据“瓦格纳法则”，当国民收入增长时，政府支出规模会以更大比例增长；与此同时，R•A•马斯格雷夫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政府支出的规模逐渐增长。因此，本文想探讨一下在未来的时间里，政府支出的变化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投资、居民消费的影响。
2模型设计
2．1模型结构
建立一个能反映农村政府消费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计量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文章共选取了3个内生变量，2个滞后内生变量和1个外生变量。
2．2模型的变量说明
（1）内生变量
Ct-居民消费；单位：亿元
I-社会投资支出；单位：亿元
Y-国内生产总值
（2）外生变量
G-政府消费支出；单位：亿元
(3)滞后内生变量
Y(-1)国内生产总值上一年的值；单位：亿元
Y(-2)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的值；单位：亿元
2．3模型结构方程式
Ct=a+b*Y(-1)+U1（1）
I=c+d*Y(-1)+e*Y(-2)+U2（2）
Y=Ct+I+G（3）
方程（1）反映的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与上年度的国内生产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2）反映了社会投资与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关。
方程（3）反映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社会投资、政府消费相关。
3模型的参数估计及检
3．1数据来源
本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均来自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1~2005年。数据处理与模型计算采用的是Excel2003和Eviews3.1软件。3．3模型检验
本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所反映的经济意义与经济理论与实践相符；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本模型各方程均能通过F检验，所以模型具有显著性；各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可信度较高；估计参数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基本能够通过t检验，参数具有显著性。上述结论表明，本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历史模拟和事后预测
4．1历史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用于模拟分析的可靠性，本文运用上述模型对样本期数据进行模拟，并进行事后预测，通过计算内生变量1991~2005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来考察模型的预测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本模型变量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绝大部分均小于5%，其中Ct的模拟效果最好，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部小于3%；Y的模拟效果也较好，除了2004年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14.935%外，其余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几乎全部小于5%；I的模拟效果其中几个年份稍微差了一点，如获至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4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相对偏高了一点，但是最近几年它的模拟效果还不错。这表明由随机方程式解释的内生变量的相对误差较低，该模型对历史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用于外推模拟分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4．2事后预测
以下预测未来10年，政府支出以5%的增长率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文章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入手，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作为核算手段和结果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并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缺陷”，即质量问题，最后讨论了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理念引入到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
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采用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1992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GDP作为核心指标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国际上通行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作为改革目标。针对中国的GDP统计数据，在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中，有些认为中国官方统计的GDP数据偏高，有些则认为偏低。
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人手，以GDP数据为例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最后讨论把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引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公共产品属性
相对于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是因私人不愿意生产或无法生产而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劳务，包括国防、公务员、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非竞争性，二是非排他性。前者是指一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若增加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零。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利益，意味着消费者可能做一个“免费乘车者”，免费享用公共产品。
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属于公共产品。同时，从使用范围上看，国民经济核算是世界性的或国家级的；从形态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又是一种非实物性的知识型、信息型的公共产品；从使用者数量上看，国民经济核算对使用者数量没有上限-1J。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邱东(2004)提出SNA本质上属于全球通用的制度性知识，属于全球公共品。
总之，从核算的制度、方法上讲，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手段性的公共产品，它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核算类别、方法、规则等。从核算的结果上讲，国民经济核算向各级政府、社会公众和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系列的统计信息产品，如GDP及其增长率数据等。
就现状而言，作为公共产品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供给属于“政府生产”，即通过各级统计局来核算并提供国家和地方的核算数据；从公共产品的需求来看，一部分核算数据作为“最终产品”直接提供给社会公众，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统计信息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提供给各级政府部门，服务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各种决策需求；从统计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上看，GDP核算数据是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生产(调查、收集、整理、计算、分析)出来的信息，属于全体公民所有，除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信息外，政府有义务向全体公民提供；从外部性理论上分析，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具有外部经济性或外部不经济性，当核算数据被准确、及时地提供时，它能够向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产生较大的社会收益；否则，会误导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决策，造成全社会的损失。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质量问题——以GDP为例
从MPS到SNA，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无论是统计的口径、方法，还是统计的质量都在不断改进之中。而统计体制上的欠缺与方法上的不足是国民经济核算质量问题的两大原因l3_。以经济核心指标GDP为例，其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GDP地区核算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统计误差
1．“生产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
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1地区GDPr-总数与国家核算数的差异表
表1给出了生产法下1998～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J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5．66％，超过了一般统计上允许的5％的差异，到了2002年，差率已经扩大到12．63％，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表2国家核算GDP增长率与地方
从表2可以发现，1999年生产法下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高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在以后的连续三年中，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都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左右。
(3)GDP三大产业构成上的差异
从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在地区核算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逐年扩大，地区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小于国家核算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核算数一直都高于国家核算数，且差异也是逐年扩大。
2．“支出法”下国家核算GDP与地方核算GDP汇总数之间的差异
(1)GDP总量上的差异
表4给出了支出法下1998年到2002年地区GDP汇总数与国家核算数之间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在这5年中，GDP的地区汇总数都超过了国家核算数，且无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1998年的差率是4．64％，到了2002年，绝对差异达到了10376．58亿元，差率已经扩大到9．65％，是1998年的两倍多。。
(2)GDP增长率上的差异
在1999-2002年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国家核算数略大于地区汇总数，1999、2000、2002年都是国家核算的GDP增长率低于地区汇总的GDP增长率1～2个百分点(详见表5)。
(3)GDP支出构成上的差异
表6列出了各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地区核算数和国家核算数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净出口比重的差异并不大，但是最终消费比重的差异和资本形成总额比重的差异比较大，其中在最终消费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小于国家核算数，而在资本形成总额比重上，地区核算数大于国家核算数，其差异的程度从1998年以来有逐年减小的趋势。
(二)国家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国家核算GDP的前提下，2000年用生产法核算的GDP高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而在其它年份则是用生产法核算的GDP低于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从两种方法的差异程度上看，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8年的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扩大到了2002年的2．53个百分点。
(三)地方核算GDP“生产法”与“支出法”之间的统计误差
从表8可以看出：将全国各省的GDP汇总的前提下，GDP数据无论是用生产法核算还是用支出法核算，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四)对于我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关注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真实性，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整体指标的GDP自然成了关注的焦点L5J。罗斯基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1997～2001年的GDP增长率被普遍高估，每年平均高估2-3个百分点[6I。国内经济学家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认为中国统计数字有一定的水分。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了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令人费解的是除了一个省以外，所有省份的农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再者，由于中国官员政绩考核与激励方面的原因，人为统计造假时有发生，也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官方GDP的数字的怀疑。任若恩(2002)针对罗斯基关于中国官方GDP的置疑进行了分析与评论，认为“罗斯基采用了错误的方法，错误地推算了中国的GDP”。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靠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撑，而不是虚假数字。”吴敬琏在《人世后的中国经济》演讲时也明确表示：“海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些质疑并无太大根据。”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电力消耗或投资的一致性计算，认为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存在低报的可能。且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统计上看，绝对水平的低估是服务业增加值估计中的最大问题。
三、产品质量控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
虽然国家统计部门为提高和改进核算质量，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在我国仍存在着明显的产品质量问题，在国外，产品质量控制(TQC)的理念早已从最初的工业产品、农业产品等有形产品扩展运用到包括统计数据在内的服务领域，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项目，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机制和机构，成为加强和改进数据质量的重要组织保障。国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有：
(一)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综合管理体系
在统一的组织框架下，对整个统计机构的数据进行全面的质量评价，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统计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数据质量评价和管理机制。
(二)建立单项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制
对某一具体统计项目如国民核算、消费价格指数等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价和管理，如，美国的波斯金(BOSKIN)学术委员会，专门对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质量进行评估，美国商务部分析局定期评估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
(三)建立专门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机构，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美国的BOSKIN委员会，专f-IxCN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准确程度进行评价。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组，每年对官方统计数据的质量情况进行独立评估，并对外公布评估报告。加拿大是由国家审计总长负责统计局的数据质量评审工作。
(四)应用不同的方法开展质量评估和管理
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变化，以2002年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从总量看，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2001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703美元。由于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国GDP超过英国（大约为21，800亿美元左右），低于德国（估算低于27，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预期，即便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也会超过德国；即便汇率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不变，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也会提前实现。从结构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明显优化。与2004年普查数据相比较，200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有-0.7、＋1.1、-0.4个百分点的变动，显示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结构变动的主导方向；第一产业比重出现符合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下降趋势，不过，由于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全国粮食连续两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比2003年增长12.38%；在工业快速增长中，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变到30.99：69.01，显示重型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但在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28.4%的同时，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2%，说明一部分重工业的增长是通过国际市场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所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平稳，交通、通信、旅游、科学、教育等都有新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是易于引发社会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通常有两类表现：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社会各方能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种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突出，各类矛盾与冲突加大。越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转第二种格局，保持第一种城乡发展态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差距扩大的城乡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推广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动中变化发展。从粮食增产、乡镇企业扩张、农民工进城、粮食涨价、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以来许多年份经济的顺利增长，都与农民的参与和贡献有关。在广大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是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78年至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63亿增长到13.08亿，净增长3.45亿，但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从1.72亿增长到5.62亿，净增长3.9亿，人口增量扩大的压力通过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以释放。三是农民融入城镇的过程，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江浙一带许多著名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但其起家于农村；珠江三角洲数量庞大的外资企业中，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明显优化。199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0.2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66.45%，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4%，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9.45%。其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47.61%，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11.81%。农林牧渔业是农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标，说明越来越多的收入依赖于受雇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少的收入依赖于土地。
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格局依然维持，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之中，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日益明显。从1980年到2005年，与我国城镇化水平单向提高相对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升有降，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波折中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一直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3年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余13个年份的增长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各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乡统计方面口径差别既定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PI）与偏离度（PIP）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将城乡居民数量与人均收系起来加以考虑，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百分比，由这一数值来观察农村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而农民居民收入偏离度则是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比重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观察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于人口数量比重的变化趋势。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变化与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化保持同一变化速度，则偏离度指标会保持不变。偏离度指标上升，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离度指标下降，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农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缓。计算显示，除了少数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离度的指标（PIP）显示，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从0.219上升到0.489，显示出相对于农村人口比重减少来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数几个年度，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略有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通过产出、消费和储蓄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1989年-2005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4%，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54.7%下降到不及全国的1/3。农户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从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类消费支出指标看，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消费支出比在2.26：1-4.57：1之间。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甚至有研究者称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在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一系列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出来。与城市广泛发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约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而且电压不稳，电费又高于城镇。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因为校舍短缺不能入学。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政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政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政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个国家占全国人口6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在对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18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政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1960年-1985年，18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30%，而在1960年-1980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农业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Todaro）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政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政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20世纪50年代的，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还林政策外，诸多区域政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政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种援政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网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政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政策和规则，并促使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政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Chenery）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75%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75%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65%，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15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5亿多人。这5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政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政策实施的轨迹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随着政府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逐渐弥补公共设施缺口，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会转移到增强产业竞争力上。世界上的现代农业有两种方式：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采取机械化模式，发展规模化农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更多地采用高产良种和化肥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量，以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0%－8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技术创新与优化结构相结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根据我国各地的不同特点，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能够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群。沿海地区农业应该把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调整和优化种植和养殖结构；土地相对密集型区域应该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粮油等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具有气候和土壤特色的区域，应该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具有资本优势的区域，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以特色加工工业为基础的专业镇和专业村；人口密集区域，应该注重面向城镇市场变化，发展劳务输出。
关键词：房地产；国民经济；关系
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房地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2年完成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额达702.35亿元。1991年~2002年，江苏房地产投资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年均21.0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长速度。江苏房地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房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世界银行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乘数效应约为2倍，并对以房地产为主导产品群的房地产业链下游和上游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产生感应或影响。
3．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以江苏为例,1991年房地产业对于GDP的直接贡献率为6.34%，1991年以来，房地产业对江苏GDP的直接贡献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贡献率已超过10%。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4．房地产业对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贡献。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快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长4.36%。计算1991年~2002年房地产投资与人均居住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63，说明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房地产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房地产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影响。房地产业一般会先于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或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约1.34万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镇，城镇存量土地已达2.5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亿元资产计算则约有1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屋资产，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6．房地产业能够为城市积累资金，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在空间上聚集的地区，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再开发，城市的各种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投入都应当通过利润、税金、地租等经济杠杆收回投资，有些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7．发展房地产业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使房地产业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重要领域。以江苏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资房地产共计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6%。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资金额逐年加大。
二、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从上述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关联度可以看出，只有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房地产主要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其中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占其总量的97%以上。特别是住宅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对市场需求就越大。同时市场越繁荣，流动人口越多，对商业用房需求就越大。商业用房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国民经济越繁荣，房地产市场规模就越大。
3．市场范围与开放度。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它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随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
同时，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三、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约房地产业的更快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对房地产的需求规模。
2．房价相对偏高。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价之比)在3：1至6：1之间时，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则难以形成消费热点。虽然从全国而言，房价收入已从1991年的7.32：1缩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许多居民难以承受。近日对江苏各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的调查表明，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7：1，苏州房价收入比6.03:1,已超过警戒线，无锡房价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线，较高的房价使许多居民只能望楼兴叹，潜在需求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3．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税费收取有重复之嫌。房地产开发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配套建设费。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经包含契税，配套建设费中已经包括各种配套建设费用，但是营业费的收缴是上述各项费用的总和，这种费上加税，税上加税的税费政策必然使得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租赁市场灰色交易严重。随着商业、餐饮、娱乐、商务、居住等不断扩大，房地产租赁活动异常活跃，但由于目前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负担过重，使大量房地产租赁活动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为例，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产租赁税+5.55%营业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育。
4．经济实用房建设不足，拆迁矛盾日益增大。近几年来，安居工程的实施对加速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中却明显“变味”。由于安居工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且需要无偿投入土地资源。各地政府为提高经营城市的能力，对经济适用房采取压缩甚至停止建设。同时由于近两年住宅价格上涨过快，加上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步伐，许多职工退二进三，下岗职工增加，造成拆迁安置户无法利用拆迁款购买所需房屋，给国民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房地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我国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呐与扩张能力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0％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而我国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建设。
2．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房价与土地开发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租赁价格有关。目前，房价偏高是与各种税费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削减房地产有关税费的基础上为房地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进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制成为趋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到位情况较好。但是少数城市改制企业还不够理想，影响了个人购房的全面启动。因此，应强化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落实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4．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体包括：（1）规范公积金运作，住房公积金信贷、结算等具体业务可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转变为具有融资和贷款职能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构建住宅储蓄机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促进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产共同基金。房地产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的短缺，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规模问题和资金问题。三是促进房地产企业上市筹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有利于房地产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及信誉度的提高，能为企业筹资及实现规模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5．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政府在住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基础上，将经济适用房卖给真正需要补助的低收入者，对一些连经济适用房也买不起的无房者，政府应提供额外补助。
参考文献：
1．胡荣华，韩健，张晓锋．江苏省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研究，200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