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7 11:13:4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实际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构建和谐社会要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把基层文化站所建设成人民群众向往和热爱的场所，使之自觉参加文化活动。一是要量力而行。基层文化设施建设，要结合实际，根据身处自身的力量，针对群众民俗民风，完善各项功能设施，比如完善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站、电子阅览室、群众广场、文化公园，配备书法美术、音乐民乐活动设施，都要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设置。二要加强规划，对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要抓好每个时期的时间段，根据基层文化建设的发展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在建设基层文化设施中，要充分考虑群众参与活动的便利条件，打通群众参加文化活动的快捷通道。三是要明确基层文化建设的目标。要结合落实文化站具体工作，明确目的。按照一切为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服务的要求，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向人民大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四是要充分利用好文化设施，扎实开展各项基层文化活动，比如开展节庆喜日活动、文化讲座、艺术培训、广场舞蹈活动、电子阅读对外开放等，充实人民群众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层面，建设和谐社会。
二、强化基层文化队伍
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的要求，打铁还要自身硬。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工作在文化第一线的文化站工作人员，担负着本地区的群文活动的具体工作，包括有效地组织、指导、辅导、培训群众文化活动，自身还担负着创作活动，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民间艺术遗产，任务繁重。因此，基层文化干部必须善于跟群众打交道，与群众密切沟通，还要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示和发挥管理、艺术才华，协助群众开展文化活动。一是基层群众文化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习，要善于吸收综合艺术技能，还要善于容纳当地的民俗艺术，才能有效地为群众服务。除了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外，还要努力学习各门类的艺术知识。要组织基层文化干部参加各种培训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艺术修养和水平，开拓视野，真正成为基层文化干部的领头人，成为基层群众的文化朋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员。二是培养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要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的道德教育，帮助基层文化干部树立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道德，提倡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到投身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崇高的职业，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崛起和强盛复兴。只有具有责任感，才能理解基层文化干部的工作性质，才能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在节假日加班，牺牲与家人、亲朋聚会，享受人生快乐的机会，积极开展基层文化活动，无怨无悔，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由此可知，职工干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对每位干部职工显得何等重要。三是培养一支技艺精湛、一人多用，一专多能的群文队伍。基层文化干部，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群众眼中的老师，如果没有专门的艺术才能，就得不到群众的信赖和尊重。基层文化干部，在基层文化活动中，起的是“火车头”的作用。火车快不快，全靠你自身的能力，包括责任心和艺术才能。只有掌握了艺术技能，才能在开展基层文化活动中如鱼得水。同时，由于受基层文化站职数的影响，往往不能同时配足各类型的人才，就要求我们基层文化干部要做到一专多能，及时应付不同情况，组织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大显身手，这是当今基层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工作都的必然要求。四是要善于利用社会能量。当前，农村农民收入越来越高，农民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更高了，开始转入重视发展精神生活，把目光转向文化上来。不少热心人事积极投身文化事业，作为基层文化干部，要及时利用好各种机会，鼓励和引导社会财富投放到基层文化事业上来，以文养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五是要大力吸收一批热爱基层文化事业、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加入到基层文化队伍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从整体上改变基层文化干部队伍的结构。
三、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关键词：知识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调整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就设计师能力而言，有三个层次区分。低层次是初学者和画不好又想提升技法的设计师，这要从基础训练抓起，重点先把内心想法画准确明白；中层次是能画得准又快的设计师，就要在如何用设计手绘激发更多想法上下功夫，同时表现手法要更熟练更精确；高层次是又准又快又生动，表现技法精通的设计师，关注的应该是手绘构思的创意数量和质量，能快速随心所欲把表达出心中所想，从工艺、材料、结构、功能和成本上用设计手绘来完善构思，甚至对非家具的形态边临摹借鉴，边提练出新的创意思路！
2实际效用情形二及对策
就设计项目不同阶段需求而言，有三个阶段区分。前期是粗草（粗略草图）为主，服从发散性构思需要，草图表现自由轻松，先不拘泥于画面效果，手绘要能快速准确捕捉住心里的构思，并且记录下来，再反过来剌激新的变化形式，由线到面，先解决造型整体的比例问题。中期是深化完善为主，用手绘草图对细节、形态、比例反复推敲演变，结合工艺、材料、结构、功能和成本等，让创意更合理更可行。后期是精草（精确手绘草图或效果图）为主，进一步明确更为精确和细致的比例尺度、材质色彩搭配等，把自己前面所有的大量设计构思工作，艺术性地整体呈现出来。当然视具体的情况，该阶段也可上电脑设计软件制作效果图来代替精草，本质上都是要求较完整地展示一个相对成熟的设计方案，能打动客户引发共鸣，最终得到认可。
3实际效用情形三及对策
就不同家具品类的设计需求而言，也有三种应用程度区分。一是对手绘表现要求不高的家具品类，如板式家具设计，手绘构思草图大多是表现主立面的比例分割关系，局部的连接结构关系，以及套系家具之间，如书柜与书桌，如衣柜和床，上下橱柜等等的比例和体量关系。一旦草图构思清楚，可上电脑CAD或建模渲染更快捷更实效。二是中等应用程度的家具品类，如实木家具设计和户外藤编家具设计，要通过手绘进行多角度推敲，细节也要边画想，中前期方案也多以手绘形式来提交讨论，而中后期则以电脑效果图为主。三是全过程对设计手绘要求较高的家具品类，如软体家具设计和室内竹藤编织家具设计，前中后期都对手绘依赖程度都较高，因为熟练的手绘表现相对电脑建模渲而言，作业效率更高，手绘方案一旦被确认，基本就能实物放样进行验证了。
4实际效用情形四及对策
摘要：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能够从经济利益机制上预防会计领域违法行为的发生，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害并直接调动受害者检举、起诉违法行为的积极性。 在《会计法》中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需要界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等。
关键词：会计法；会计主体；民事责任；构建
保障《会计法》的实施，我国《会计法》 规定了会计主体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但由于缺乏对会计主体民事责任的规定， 不仅不利于从经济利益机制上预防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 也不利于救济会计违法行为的受害人。 因此，我国《会计法》应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相协调，构建起会计主体的民事责任制度。
一、 我国《会计法》中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缺失与局限
为确保 《会计法》 各项制度的贯彻，我国《会计法》在第六章第 42 条至第 49 条规定了相关主体与人员的法律责任。比如有违反会计法第 42 条第1 款规定的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等违法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 42 条第 1 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现行《会计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威慑违法行为，防范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民事责任是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纵观《会计法》第六章对会计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 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
会计主体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在会计法领域，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处罚形式。 会计主体刑事责任是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对会计领域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的法律责任，《会计法》 中的刑事责任只适用于严重的会计违法行为。 加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是《会计法》治理不规范的会计行为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缺乏民事责任的《会计法》责任体系却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 责任追究机制的局限造成违法成本较少。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主要是由国家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追究的， 比如刑事案件中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察，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除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行使这种司法权力。 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会计领域的案件频频发生，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层出不穷，导致国家监管资源相对不足，由于人财物的限制， 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发现和追究所有的会计违法行为，当监管力量不足的时候，违法行为被查处和处罚的几率大大减少，会计主体实际违法成本较少，使其存在侥幸心理而实施会计违法行为。
第二，责任形式的局限无法有效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 会计主体实施会计违法行为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动机除了确保高管职位、隐瞒违法行为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筹集资金、操纵股价、获取高额报酬等特殊经济利益动机， 公司管理层通过操纵公司账面利润， 有机会达到自我高价定薪的目的， 通过虚增利润操纵股价有机会通过股票期权获利。 而违法行为即使被发现， 承担行政责任的形式有通报批评、行政处分、强制划拨等，承担刑事责任的形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罚金等， 这种责任主要是惩罚性的， 不足以使违法行为人付出与非法获利相对应的经济利益代价。在“经济人”本性的决定下， 如果承担惩罚性责任不能使违法行为人的利益受损， 它宁愿去实施违法行为获取高额违法所得， 这就是为什么会计领域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 立法上防止违法行为的对策只能是加大会计主体的会计违法经济成本。
二、我国《会计法》中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会计专业毕业论文
（一）只有民事责任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害。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向国家机关承担的， 其目的是维护相应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人的权益为目的， 民事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承担的，主要形式是赔偿损失，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性质。 如果责任主体违法行为给企业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 只有让他们承担民事责任才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害。
（二）民事责任能够有效预防违法行为。 民事责任中的赔偿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恢复和补救。 在会计违法行为中，违规收益大、违法成本低，相对于违法会计活动的非法收益， 无论是刑事责任中的罚金， 还是行政处罚中的罚款都只占很小一部分。 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人对其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数额按照受害者的实际损害确定， 使违法行为人为违法行为支出巨额赔偿费用，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 相关人员的会计违法行为必然会大大减少。
（三）民事赔偿责任能够调动受害者检举、起诉违法行为的积极性。相对于国家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经费有限、人员不足，不足以调查、处罚所有会计违法行为而言， 企业会计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众多，《会计法》 完善会计主体的民事责任， 要求会计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检举、起诉、监督会计活动。 另外，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还可以与《公司法》等其他法律相协调。
三、我国《会计法》中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设计
在《会计法》中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 需要界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等内容：
（一）承担民事责任的会
--> 计主体。
与会计信息的处理和提供直接相关的人员有一般会计人员、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 单位负责人 ， 而承担会计违法行为民事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单位负责人和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我国《会计法》第 4 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单位负责人有义务保证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虚假有误的财务报告侵犯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时，单位负责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直接负责组织实施会计信息生成、监督会计活动，具有会计活动的组织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对外的报表中，财务总监和单位负责人一起签字， 这其实是会计信息合法性、真实性的对外承诺声明，如果出现财务报告造假等违法行为， 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应承担民事责任。一般会计人员不应对会计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一般会计人员与单位是一种雇佣关系，即使一般会计人员自己做出的会计违法行为，一般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也应该适用民法侵权理论中的雇员侵权责任，即雇员执行职务行为所致的他人损害， 雇用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要求雇员承担责任。
（二）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
根据《民法通则》第 134 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会计主体违反会计法及其他法律，主要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会侵害投资者的知情权， 在性质上为侵权责任，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及投资人造成的损失主要是财产损害， 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目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的是使投资者由于虚假财务报告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因此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应为赔偿损失， 即赔偿因会计违法行为如虚假财务报告等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
（三）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现行民法中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三种。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最终构成要件的一项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是有过错才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可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承担责任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这是为了使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更容易的赔偿， 依法律的特别规定针对现代工业事故造成损失而规定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时， 就推定其主观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一项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为了解决特殊场合受害人难以证明加害人有过错而无法得到赔偿， 以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进行过错推定， 以救济处于弱势的受害人。 我国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应适用哪种归责原则？
笔者认为，第一，利益相关者一般难以接触到企业内部财务的详细信息，普通人也缺乏会计、审计专业知识， 如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要求受害人举证会计主体存在过错才能得到赔偿， 无法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第二，应尊重会计行为的相对自由， 如果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给会计主体的会计职业活动施加严格责任， 不利于会计行为人提高职业活动的质量， 反而会使会计主体为规避责任而不敢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因此，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可确定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方面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负担， 另一方面会计主体如果可以证明自己无过错，便可免责，以促进会计职业的积极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知识性劳动；价值创造；总体工人
1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智能自动技术在几乎所有领域对人类劳动的不断替代，人类劳动正面临着一场革命，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劳动开始被排除在经济过程之外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之上的劳动革命实质上是人类劳动结束的进程。并预言，一个多世纪后，在多数工业化国家，很可能不需要劳动了。…美国的约瀚·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说：“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因此，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下知识对劳动价值的作用，进而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知识性劳动与价值创造
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认识知识、积累知识并将知识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历史过程，知识经济及其物化的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知识是属于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信息)的意识形式。它不是人脑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过人脑的意识思维活动对相关对象的观念掌握。知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一种能量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或劳动成果，而不是人类劳动本身。这种结晶作为“一般人类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
知识经济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劳动是创造、创新性的智力劳动，或称为知识性劳动，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源泉。知识性劳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知识的形成和掌握需要更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往往表现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例如，教育是对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素质的投资，而生产知识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工程师、高熟练程度的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都是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二，知识性劳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在知识经济社会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社会效用和它创造价值功能的时间是一致的，社会需要的瞬息万变和知识更新周期的不断缩短，使知识性劳动并不是一次性投入，而需要劳动者不断的学习，不断获取已有的更新知识成果。
第三，技术、信息日益成为生产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知识产品的生产中最关键的要素已经不再是被称为生产资料的的设备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识能量，它们成为劳动者的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
3知识经济下“总体工人”内涵的扩展
马克思明确提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这表明，劳动既是体力也是智力的支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化而实现的。历史证明，也正是这种分工促使了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也是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而发挥作用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产品的生产现场，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和复杂化，大量的知识劳动、科技创新劳动发生在与物质生产间接有关的社会化过程中，承认这些劳动创造价值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
4服务业与商品价值的创造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主要是指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第三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呈现经济服务化的势头。服务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也迅速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从业人数已上升到总就业人数的60％～70％，其中美国已超过70％。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针对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而言，他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时，把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全免掉了。我们认为这是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关的。在研究物质生产问题时，把非物质生产问题舍弃掉，着重对物质生产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正是《资本论》中运用的抽象法使然。
既然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劳动价值论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应该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去。笔者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劳动也同样包括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其具体劳动就是某项具体服务，抽象劳动则凝结在具有社会使用价值的服务中，如理发师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具体理发服务中，教师的抽象劳动凝结在具体的教学中。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对社会生产有益的服务劳动才创造价值，诸如航运、物流、旅游等，而对社会生产及社会风尚无益甚至有害的服务，诸如贩毒等虽然为某些人提供了服务，但不创造任何价值。
一、含义
这种模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一种新模式，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密切相关，所以它应是一种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含义有以下四点。
1人事档案管理机构、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市场经济的建立，产生了多种经济组织形式，这有利于人才的吸纳、流动，但与旧的人事制度发生了巨大的碰撞，新型的人事管理制度如人事制应运而生，人事管理变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因此，作为人事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人事档案工作，也必然具有这种社会化的性质。从管理机构来说，不像计划经济时代仅有各单位内部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只收集管理本单位人事档案，市场经济条件下已建立了具有较强社会性的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如各省市人才市场建立的人事档案管理机构，这种机构不是管理本单位人事档案的机构，而是面向社会，其管理对象包括该社区范围内所有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其服务对象更具有社会性，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人事档案服务。
2人事档案来源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复杂性
人事档案管理机构、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事档案来源的广泛性和内容结构的复杂性。在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中，人事档案的收集、处理和提供利用往往由各单位内部人事机构行使，该机构人事档案来源单一，仅限于本机构人员，内容也较简单；而社会化的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其来源要广泛得多，可以来自该社区范围内各类人员，又由于每类人员身份不同，集中起来显得人员复杂，其档案内容也非常丰富多样。
3利用者对人事档案需求的多样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无论是外资、合资、国有企业招聘新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选拔合格或优秀人才，还是考核、任免、招聘国家公务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社会就业，都不会忽略人事档案的利用。利用者类型、利用用途的多样性，导致对人事档案内容、载体、传递方式等方面需求的多样性；也使得人事档案不可能局限于单位组织部门使用的狭窄范围，不仅组织上需要，而且许多个人也需要，那些与个人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人事档案，经常会被组织和个人查阅利用，但它们的要求不完全一样，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需求。
4人事档案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的开放性
市场经济的建立，减弱了人事档案政治化、神秘化的程度，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事档案管理和服务方式。可以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与方式管理人事档案，还可以将不属于个人隐私内容的人事档案上网，采用网络化管理和服务方式，使人事档案管理部门与外界的人才信息交流，由单一的途径变为开放式的交流模式。
二、特点
1人事档案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新模式，是对人事档案管理模式的补充，与传统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处于并存发展阶段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模式，与计划经济时代传统人事档案管理模式有所不同。传统模式中，人事档案是由各单位内部组织人事机构分别管理，比较封闭和内向，在过去人事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这种模式不应成为现代人事档案管理中唯一的模式，而应更新、改革旧的模式，建立新的模式，社会化开放式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就是一种新的模式，是对现代人事档案管理模式的补充。
这两种管理模式处于并存发展阶段，各有利弊。传统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对人事档案的保密、保护，方便本机构使用具有优势，但过于封闭，利用面不广，实行规范化、网络化管理难度较大；新的管理模式服务面广，便于社会各种机构和人员利用，易采用现代化、网络化管理方式，但存在易泄密、丢失等问题。我们应充分发挥两者优势，克服各自弊病，使人事档案管理模式更加充实与完善。
2人事档案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目前主要适用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由于流动人员是辞职、辞退、脱离原单位和没有工作单位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其档案与一般人事档案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特点，因而在管理模式与方法上也应有所不同。
流动人员一般没有固定的单位、工作变动较大，与原单位没什么联系，他们的人事档案由县级以上政府所属的人才交流中心管理，这种机构具有社会性、开放性和市场性的特点，适用于社会化、开放式档案管理模式。但有的人才市场还不规范，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3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预示着更大范围内人事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向和发展趋势
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资源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明显，人才流动的数量与质量会逐步增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社会化开放式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将成为可能。
今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幅度和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机构庞杂臃肿、人浮于事的现状将得到整治，精简机构、合署办公、联合办学的大口径管理方式将被采用，每个小单位自行管理人事档案的模式将被取代。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会使政府对人事管理逐渐淡化，人才将成为一种没有任何政府色彩的产业，人事档案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可能成为一种通用的管理模式。
企事业职工、科研人员及教师等类人事档案的内容大多是关于其业绩、专长、爱好等经历经验的记载，值得保密的内容不多；同时，这些人员“干部本位”思想逐渐淡化并趋于消失，政治身份级别看得并不重要，特别是企业破产、兼并出现之后，企业干部任用上出现招聘厂长、经理，企业干部自己可自由择业，教师和科研人员可转岗下岗，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科研人员变动日益频繁，构成逐渐复杂，不可能也不必要严格按照干部、职工等级由组织人事部门分开管理，完全可以实行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
三、意义
在中国，人事档案与户籍对人才的流动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如果某人想调到更适宜于发挥自己专长特点的地方和单位工作，原单位领导若不同意调走，其人事档案和户口就不能转走，那么，既便是这个人调走了，但在工作、家庭、婚姻、住房等方面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建立人事档案社会化开放式管理模式，每个人是社会人而不只是单位人，每个人的人事档案由社会化的人才机构集中统一管理，与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协调运行，那么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可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一种社会化的开放式人事档案管理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申报 社会新闻 猎奇性 趣味性 寓教于中
周玉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美查、《申报》与社会新闻
《申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文商业性报纸，也是中国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文商业报刊。原名《申江新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三月二十三），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与他的朋友伍华特、普来亚、瓦基洛等4人各出资400两白银，合计资金1600两兴办。作为《申报》的创办人，美查早在同治初年就与其兄弟来到上海，从事外国洋布的进口和中国丝绸与茶叶出口等贸易。关于美查为何选择投资报业，历来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的生意“某岁折阅，思改业”，[1]所以改行办报；另一种说法则是他经营的江苏药水厂生意兴隆，资金颇为丰足，因而将部分资金投到报业当中，选择了创办《申报》。实际上，美查之所以投资办报，主要是听从了其买办江西人陈莘庚的建议。由于此时上海仅《上海新报》一家华文日报，不仅销路不错，利润好，且也为外国人所举办，因而这些因素对美查颇具吸引力。
作为商业性报纸，其主要目的是获取商业利润。要获取利润首先须赢得读者的阅读喜爱，这样才能引起大量读者的购买欲，才能扩大报纸的销售量和影响力，并进而推动更多信息的和商业广告的刊登，使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如何才能使读者喜欢、订阅购买报纸呢？美查办报时已在华生活多年，对中国的习俗、文化及礼仪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知道怎样使报纸获得华人的关注。那就是要从华人尤为关心的报纸内容入手，只有“优良的内容是赢得大量读者的根本，读者数量直接关系到以‘眼球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商业报纸的经济收益”。[2]1871年美查在筹办《申报》之际，就派钱昕伯到香港学习如何办报的经验，同时总结了之前已举办10年之久的《上海新报》的办报经验，从而在内容的选择与编辑上，更加注重以赢得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为首要目标。
《申报》主要面向市民读者，因而在报刊编排内容与形式上，自然更多考虑广大市民的阅读需要和心理诉求，满足其好奇性、通俗化、娱乐化和贴近现实生活的阅读兴趣。这样，反映现实社会中诸如伦理道德、礼仪风俗、奇闻逸事、婚姻家庭问题等社会新闻就成为其首要选择。“社会新闻以其独有的广泛性、趣味性、贴近性，很能吸引一般市民阅读、购买。再加上受当时社会条件和报馆条件所限，社会新闻自然成为《申报》的主打产品。”[3]
社会新闻作为一种重要的新闻产品，向来颇受人们欢迎。此概念涉及范畴较广，诸如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道德、社会风习、民情生活等，都属于社会新闻报道的范围。据《中国报学史》记载，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将穷困、饿死、游艺、球戏、马戏、赛枪、土匪攻城夺地、绑票劫人、集会（欢迎、欢送、追悼）、诉讼、慈善（施粥、施衣、施棺）等内容都列为社会新闻，并称社会新闻为“里巷新闻”。这些内容大多贴近普通人生活，故事发生在人们身边，因此社会新闻对普通市民极具吸引力。《申报》正是以大量贴近生活、带有趣闻性和新奇性的社会新闻编辑，逐渐扩大了读者群，在赢得读者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可谓名利双收。“可以说《申报》用浅近有趣的社会新闻报道开发了一个新的、广大的读者群，唤起了普通大众的读报欲望。使大众愿意靠拢报纸、亲近报纸、熟悉报纸。读者群的扩大也为《申报》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同时使《申报》知名度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成为近代上海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4]
二、《申报》早期社会新闻内容编辑猎奇性
《申报》创办之初，延聘浙江人赵逸如为买办、蒋芷湘为主笔，后来由于各种缘由，人员虽有所更换，但主笔一直都由中国人担任，其他工作人员如记者和编辑也大都为中国人。《申报》办报人为华人，针对的读者也是华人，其性质属于外国人在华举办的华人报纸。这也使得它与由西方传教士主笔的华文报刊在内容定位上有很大的不同。教会报纸虽说也刊载一些时事新闻，但其主要注重对信教者的宗教宣传，而不是如《申报》“所卖之报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惟华人，于西人犹何依恃乎”。[5]因而其新闻内容也更注重中国人的文化内涵，新闻标题和主题也更重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长期以来，国人喜好“传奇”与“志怪”的大众阅读偏好，对《申报》早期社会新闻的猎奇性编辑有直接影响。《申报》的早期社会新闻大量采用搜奇志怪手法，市井传说、奇闻轶事、逸闻趣事等都打上了明显的猎奇性烙印。
《申报》在多期《本馆告白》《本馆自叙》《采访新闻启》《本馆自述》中都表明了猎奇性这一办报方针，并多次对此进行了阐释。如《申报》在1872年创刊，在《本馆告白》曰：“今天下可传之事甚多矣，而湮没不幸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欤？盖无好事者为之纪载，遂使奇闻逸事阒然无称，殊可叹惜也。……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并在《本馆条例》中表明得更加清晰：“启者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冀流布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扩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观以传其新异，是不可徒拘拘于一乡一邑也。”[6]其中“新奇广闻”“ 遐搜博采”“传其新异”等关键性词语都表明了《申报》新闻编辑的猎奇性原则。在随后的《申报新报缘起》中又阐述了其办“新报”的缘由，即“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同时再次强调了社会新闻编辑“新”“奇”“广”的原则。“仆尝念中华为天下一大邦，其间才力智巧之士，稀奇怪异之事几乎日异而岁不同，而声名文物从古又称极盛……惜乎！闻于朝不闻于野，闻于此不闻于彼，虽有新闻而未能传之天下尤可异者。……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7]“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因此通过新闻纸的“遐搜博采”，才能“博闻便民”，可谓于国于民皆有利也。又如1872年《本馆自述》中对其他报纸搜奇猎异甚为羡慕，如其所言粤东新闻报“网罗轶事，采访奇闻，论可解颐”，沪上字林馆“寻奢富有点缀生新，真无美之不至奉，亦有奇之必录”。[8]随后更是在多日出版的报纸中表明，“以录订骖鸾，广采遗问于桑峤；词吟打鸭，博搜轶事于枫泾”；[9]又如“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妄不毕录”“于各都会延请中士搜剔新奇，访求利弊”[10]“博采奇闻，万象维新”“不惮旁搜而远访”。[11]正是在猎奇性社会新闻编辑原则指导下，《申报》编辑了大量带有新奇性、趣闻性又贴近市民生活的社会新闻，既丰富了报纸的内容，也增长了市民的见识，达到了报纸利润与读者识见增长的双赢。
在《申报》社会新闻编辑猎奇性方针的指引下，早期社会新闻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下面从早期《申报》择其部分新闻标题及内容加以简要说明（以1872-1874为对象）。
1. 奇闻传说。这类新闻数量颇多，这是与“博采奇闻”理念直接相关的。如《汉口奇闻》（《申报》1872年四月十五）述汉口一奇事：掘地得一石窖，中有米二千余石，石碑云乃三国鲁子敬藏米。米历时二千余年不霉变，真乃奇事也？类似这样的还有：《记清河异事》（1872年四月二十一）、《一睡七十年》（1872年四月二十二）、《遍奸缢鬼》《鸡异》《黄鱼胎生》（1872年四月二十八）、《西湖异事》（1872年四月三十）、《胎异》（1872年五月初二）、《纪观世音咒灵验事》（1872年五月十二）、《蟹佛》《秃龙变异》（1872年五月十四）、《金华兰溪六月飞雪》（1872年六月三十）、《鬼讨房饭钱》《山狗移祸》（1872年六月十九日）、《嫁鬼奇闻》（1874年四月初十）、《宅异》（1874年四月二十七）、《败钮成鳖》（1874年五月初四）、《韶城蛇异》《贞节获报》（1874年五月初七）、《异蛇抱怨》（1874年五月初十）、《志异》（1874年五月十一）、《狐仙》《异事纪闻》（1874年五月二十）、《牛异》（1874年五月三十）、《刘大力冥中报德》（1874年六月十一）、《笛中奇遇》（1874年六月十五）等。如此奇闻传说故事可谓每日报纸都有，很能满足读者的好奇搜异之心。（注：时间皆用农历，下皆同此）
2. 因果报应，善恶皆报。在这类新闻故事中，也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如《完人夫妇得善报》（《申报》1872年四月二十三）、《寺僧报》（1872年三月二十九）、《匿财害命》《且物雷击》（1872年四月初二）、《盗嫂受谴》（1872年四月初五）、《间人婚姻获谴》（1872年四月十六）、《雷击不孝》（1872年四月十七）、《杀生孽报二事》（1872年四月二十八）、《阴刻现报》（1874年四月十四）、《电击隐恶》（1874年五月初四）、《巧报善良》、《惩责贪夫》（1874年五月初十）等。这些新闻故事既奇特，又符合中国社会普通人的道德价值观，正所谓为善为恶皆有报，颇具教化劝说之义。
3. 市井轶事趣闻。如《选香港三月十九日新报》（1872年三月二十三）述“被拐，而后骨肉团圆”之事；《吴书卿轶事》（1872年三月二十九）记奇人轶事。类似者如《寺僧坐关》（1872年四月初五）记奇僧坐关，男女膜拜；《瞽女捐设医院》（1872年四月初八）记一瞽女因己失明，而怜悯其他失明者，自己捐设医院救助，可谓奇女子也。还有许多有关社会风化和教化，如《二人摸乳被枷》（1872年四月二十九）、《二人共娶一妇》《鬻拳贻笑》（1872年四月三十）、《骈头剪》《少年怕妓》（1872年五月初五）、《藏奸薮》（1872年五月初六）、《孝子水小记》（1872年五月十五）、《少年窃烟枪》《雄酒精毙二子》（1872年五月二十七）、《老翁风臂》（1872年五月二十八）、《捕头为贼诡计所卖》（1872年六月初八）、《学究好色》《十八钱毙一命》（1872年六月初十）、《尼持戒行》（1874年四月十三）、《脱衣妇》（1874年四月十五）、《白衣寺僧》（1874年四月二十八）、《贞节获报》（1874年五月初七）、《捕猫败兴》（1874年五月初九）、《活门闩》（1874年五月二十）、《误尼为僧》（1874年六月初四）等。这些发生在市井里巷的新闻因为贴近市民生活，且俗异有趣，因而也很受市民读者的欢迎。
上述三类社会新闻仅为大致区分，实际上这三类新闻也有很多交集的地方，如传奇性、寓教于中基本融于每一社会新闻中。由于编辑强调的猎奇性原则，社会新闻带有很强的传奇性、趣闻性，更为贴近现实生活，因而对读者颇有吸引力，也逐渐赢得了广阔的读者市场。
三、《申报》早期社会新闻编辑猎奇性背景分析
《申报》创刊之初，原始资本为美查四人合股的白银1600两。美查经营《申报》仅有16年时间，就创造了回归英国时个人收回股份10万两与公司尚存资本30万两的辉煌经营业绩。这是与其善于坚持正确的办报宗旨与先进的报刊市场经营之道息息相关的。美查在中国经商多年，深谙在华的经营之道，更通过考察与学习，深知怎样的新闻产品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贴近读者的心理。为迎合中国人猎奇心理，他在办报中很好地贯彻了“华人办报华人看”原则。正所谓“为了要盈利，就必须在新闻、广告等各方面满足读者的广泛需要；为了深入社会，就得了解读者，研究读者，适应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读者的心理”。[12]其中，社会新闻编辑注重猎奇性原则也是《申报》善于走本土化、大众化道路的突出表现。
为更好地践行猎奇性方针，《申报》从办报宗旨、编辑队伍、读者市场等诸多方面进行适当把握，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读者市民化，促使《申报》社会新闻内容编辑注重搜奇猎异、趣味通俗。上海是中国近代最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随着上海经济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开埠通商之后，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据有关资料介绍，上海县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余人，增加到1910年的128万余人，净增74万人。[13]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尤其以江苏、浙江、广东人为多，还有从北方、西北、西南等地迁入的移民。由于上海是包容性很强的城市，他们很快融入社会之中，成为从事商业贸易、作坊加工以及服务业的主力军。他们所需要的文化消遣自然以通俗化、传奇性、趣味性为主，加之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受到上层人的欺侮以及外国洋人的轻视和压迫，因而迫切希望有媒体能够表达其精神诉求，获得情感的共鸣与慰藉，如前所述《本馆告白》与《申报新报缘起》多次申明了这一原则。为更清晰地说明新报宗旨，《申报》还特意撰文以示区别于京报和邸报。如《邸报别于新报论》曰：“中国之邸报与之别者，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14]其“农工商贾预”“成于下”的表述清晰地表达了办报的读者定位。何以《申报》社会新闻内容编辑注重满足市民的好搜奇猎异、好通俗趣闻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2. 编者本土化，大多传承传统志怪记异法。《申报》在1875年5月10日（九月三十日）《论本馆作报本意》曰：“所卖之报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恃者唯华人，于西人犹何依恃乎？”文中所言表明其面对的读者主要为华人群体。而要更好地满足读者，还需了解读者的文化背景、心理诉求和阅读兴趣，相较而言，华人自然更了解华人。因此，美查大量任用华人为其办报，“秉笔者皆华人也”。[15]让他们根据中国读者的口味办报，在办报当中主动应对外来的麻烦，保护华人主笔。且应聘《申报》的华人不用信教，工作待遇优厚，还可自由著述，又不耽误其春帏秋试和仕途进取，这对广大士子而言，颇具诱惑力。因而《申报》招揽了一大批当时有名的才子文士。如《申报》开创时期的总主笔蒋芷湘就中过举人，他在担任总主笔12年之后又考取了进士；后任主笔的钱昕伯，有“神童”之誉的何桂笙、当过知县的沈定年、做过部下幕僚的吴子让等人，都做过《申报》的主笔，且都是秀才出身。生活在洋场的文士，不仅关注当前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由于长期浸染于民间生活，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陈规陋习也体会深切。因而在撰写、编辑社会新闻时，谙熟市民的阅读心理和兴趣爱好，大量采编具有传奇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市井逸闻等新闻内容。
加之主笔大多为秀才或举人出身，长期接受的是传统文学与文化教育。而中国古代历史、散文和小说都喜以传奇志怪手法，这对《申报》主笔编辑早期的社会新闻影响很大，这也是为何带有传奇志怪色彩的市井传说、逸闻趣事等大量刊登的重要缘由。因此《申报》在《本馆告白》中曰：“博览鸿儒，通时硕彦，或得之于阅历沿革参稽；或证之以史书讲求切实；或事可资夫鉴戒不徒夸干宝搜神；或言实妙夫新奇竟可抵虞初作志。”[16]
3. 办报践行“谋利而兼仗义”宗旨，尊重华人文化心理。《申报》坚持“谋利而兼仗义”的办报宗旨。虽作为民营的商业报刊，从创办开始就明确了以谋利为第一要义，但并不是为“谋利”“营生”而“忘义”。在《论本馆作报本意》一再强调了要坚持谋利而兼仗义的宗旨，虽“疏义以仅谋利者或有之；其谋利而兼仗义者亦有之”，但“若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焉，原因谋业所开者耳。但本馆即不敢自夸，唯照义所开亦原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因此，《申报》不屑于为“媚阅报者，多销报张”，“自欺自害实莫大于此矣”，而是“劝国使其除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忠国之正道！”[17]在“谋利而兼仗义”办报宗旨下，编务人员聘请中国文士，能够保证报纸在内容的编辑上站在华人立场，从而反映他们对国家民生的关切之心、对民俗陋习的厌弃之情，以及对市井善恶行为的褒贬态度。具体呈现在早期编辑的社会新闻内容上，则是以惩恶扬善为主题，大力褒扬市井奇人的孝行忠义，惩治贪婪小人的不良行径，对社会风习的转变有一定的教化劝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长沙：岳麓书社，2011：66.
[2] 罗国干. 美查时期《申报》的经营之道――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一[J]. 广西大学学报，2006（6）.
[3] 彭巍然. 美查时期《申报》社会新闻特色评析[J]. 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3）：41-42.
[4] 王晴晴.《申报》办报理念之民生关怀――对30年代《申报》社会新闻透视[D]. 长春：吉林大学，2009：5.
[5] 论本馆作报本意. [N]申报，1875-05-11（九月三十日）.
[6] 本馆条例[N]. 申报，1872-04-30（三月二十三）.
[7] 申报新版缘起[N]. 申报，1872-05-06（三月二十九）.
[8] 本馆自述[N]. 申报，1872-05-10（四月初一）.
[9] 本馆告白[N]. 申报，1872-05-16（四月初七）.
[10] 本馆告白[N]. 申报，1872-05-19至5-30（四月初十日――二十一日）.
[11] 采访新闻启[N]. 申报，1872-05-31、06-01（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12] 秦绍德.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8.
[13] 唐振常. 上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44.
[14] 邸报别于新报论[N]. 申报，1872-07-14（六月初八）.
[15] 本馆自叙[N]. 申报，1872-08-13（八月初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