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11-30 18:07:04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可持续农业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研究方法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4结论
首先，科学技术以及成果转化的限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时的农业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很快便出现了自身存在的弊端，传统的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投入获得产出的方法，并没有使得农业经济呈现稳定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不断的转变生产模式，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可持续；再次，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约束。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善的体制支持，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国的现行的经济体制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的一定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推进，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缺陷显露出来，这种小规模的经营方式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源优化配置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二、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生态农业经济发展的途径分析
1.保证农业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
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在开展生态农业工作过程中需要对生态学规律，自然规律保持充分的认识，保证生态农业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保证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原则，因地制宜的开展生态农业的各项工作。对农业生态系统以及机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管理，促进资源和能力的合理利用和有效的循环和流动，并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保证农业生产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始终处于一个良好的关系之中，以科学的态度和原理组织安排各项农业经济活动，保证生态农业的发展处于较高的位置之上。
2.大力发展和优化农村地区的环保产业
在农村地区建设和发展环保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通过发展环保产业，可以有效的带动农村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并且在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还能够与外部的生态系统建立起友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将资源节约同农村的环境保护优惠政策结合起来，只有得到了政策的支持，才能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和经济方面的支持。
3.完善农业社会服务体系
为了促进生态农业的健康发展，使农业经济处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之下，需要我们加强对生态农业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建设，要尽快出台与农业投资和贷款相关的优惠政策，保护生态农业市场。鼓励生态农产品外销和出口，加快土地的流转，必要时还可以开展规模化经济点，扩大集约型农业的范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力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加快生态农产品的认证和市场的准入制度，建设生态农业的保险机制，对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补助。
三、结语
论文摘要：论述了世界有机食品的起源及发展趋势，回顾了我国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我省绿色食品发展历史及现状，分析了我省发展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制约因素，提出我省农产品应该全面推广无公害食品生产规范，适度发展绿色食品，从整体上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
1世界有机食品的起源及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发达国家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农业生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生态环境质量恶化;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人们进行了很多探索，其中以生产有机农产品、减缓常规农业方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压力为主要目标的替代农业是其中较为有效的方式之一。特别是进人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得到世界各国响应，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和发展在全球已成为可持续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发展的规模和数量上看，国民环保意识较强的北欧、日本、美国等有机食品生产和需求发展较快。1997年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机农产品的销售总额在100亿美元以上。1999年，美国有机农产品销售额为60亿美元，从1980年到现在年增长速度为20写。在发达国家销售的有机农产品中，大部分依赖进口，德国、荷兰、英国进口占消费总量的6000，60%和70 0 o}`}。日益高涨的有机农产品贸易和消费需求得益于人类对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的关注。有机农产品的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2我国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兴起与发展
80年代末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使用量最大的国家，90年代以来我国农药的使用量已高达100万t/a，而吸附在植物体上能被利用的最多仅为3000，进人环境中的化学农药高达7000，甚至80 0 o ^-90写。据统计90年代因环境污染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在1 000亿元以上。这只是农业和人体健康的损失，还不包括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估计2000年将达到3 000多亿元的损失[z7。
受国际上发展有机食品潮流的影响和启发，我国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在1990年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食品”概念。
绿色食品涵盖了有机食品和可持续农业产品的内容。绿色食品分为A级和AA级二个等级，AA级绿色食品吸收了传统农艺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对应的是有机食品;A级标准对应的是限制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合成物的可持续农业产品。
绿色食品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世界先进农业发展潮流而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农业产品，经过十余年发展，我国的绿色食品产业已初具规模。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统计，到2002年6月底，全国共有1 402家企业开发了2 791个绿色食品产品，其中A级绿色食品2 729个，AA级绿色食品62个。
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使用基因工程生物及其产物的生产体系，其核心是建立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良性循环，以维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需要有一个3年的有机转换过程。有机食品与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最主要的差别是，前者在其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后者则允许有限制地使用这些物质。因此，有机食品的生产要比其他食品难得多，需要建立全新的生产体系，采用相应的替代技术。
我国从1989年就开始了有机食品的开发工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简称OFDC)成立于1994年，其前身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它是中国唯一国家级有机认证机构。OFDC委托各省市环保局开展有机食品的环境监测工作，由于行业限制，加之要求严格，我国有机食品产业发展较缓慢。截止到2000年底，获得认证的有机生产基地和有机转换基地面积分别为4 000 hmz和4 467 hmz(不含水面和野生)，获得认证的产品品种超过100种，其中大部分出口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市场。1999年我国有机食品出口额约为1 500万美元。最近几年的年出白增长率均在30%以上[}4}
3我省绿色食品发展历史及现状
我省现有林地面积1 467万hmz，森林覆盖率达4200;草原面积435万hmz，是全国少数拥有大草原的省份之一;水域面积233万hmz，居全国第四位，且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江河基本未受到污染;全省半数以上地域仍然处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中，1 18。万hmz耕地中大多数为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3.8000
另一方面，由于地广人稀，人均耕地多，农民习惯于粗放经营，化肥、农药用量很少，甚至不用，亩均化肥用量不足全国的1/30
我省是国内较早开发绿色食品的省份之一。自1997年起，省政府将绿色食品开发纳人工作日程，1999年，省政府制定了《黑龙江省2000 ^- 201。年绿色食品发展规划》，2000年初又制定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并加大了对绿色食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基地的投人，调动了农民和企业开发生产绿色食品的积极性。截止2002年6月底，我省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的绿色食品已达到47。个，占全国总数的16. 800，居全国各省之首。绿色食品种植面积96. 8万hmz，绿色食品总产量508万t，产值121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大省。2001年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种植面积69万hmz，经国家认证面积20万hmz。预计到2010年，我省绿色食品手.，植面积将达到133万hmz }5} a
2001年6月，我省人大通过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管理条例》并于7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首部有关绿色食品的地方性法规。这部条例多处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绿色食品产业一定的宽松政策。
4我省发展绿色食品及有机食品的制约因素
由于有机食品在我国发展较晚，加之要求非常严格，我省经认证的有机食品数量远远低于绿色食品数量。
目前绿色食品在国内得到普遍认同，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将我省的大部分农产品发展成绿色食品，因为全面发展绿色食品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①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升高;②降低农作物产量，影响粮食安全;③生产关键技术难以保障。
最主要的是目前生产关键技术尚未完全解决，导致绿色食品产量低，成本高，为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并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最近一段时期内，绿色食品将以高档产品的形象出现，不会全面普及。注意到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受到的种种限制，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杜绝滥施化肥、农药的现象，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我国农业健隶可持续发展，最近，农业部又推出了基础性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旨在全面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和使用范围，以保障食品安全。从长期来看，象目前这样绿色食品价格远远高于普通食品，甚至高出2^-3倍的情况不会长久存在，人们难以长期承受高价的绿色农产品，尤其是主要粮食作物品种和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蔬菜。相反，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性、食品品质及营养方面要求的不断提高，普通农产品的质量将会达到无公害食品标准并逐渐接近绿色食品，绿色食品价格将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只有全面推广无公害食品生产标准，才能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性，为进一步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提供最基本的生态环境条件保障。
5我省发展绿色食品的策略
多年来我国为解决粮食短缺，片面追求农作物高产，忽视了产品质量和食用安全性，大量过量使用化肥、长效剧毒农药，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危害人民身体健康，阻碍了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限制直至禁止生产长效、剧毒农药;农民减少化肥用量，多施用有机肥;我们的农产品质量将可以大大提高，达到无公害食品标准，并逐步向绿色食品标准靠拢。
由此看来，绿色食品应该是一种标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大面积推广无公害食品的生产技术标准，在保障农产品安全性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质量，使普通农产品质量上档次，而不是全力发展绿色食品，申请大量的绿色食品证书。
我们应该把绿色食品做成黑龙江省的品牌、黑龙江省的形象，但不要把绿色食品做成黑龙江省的主导农产品。黑龙江省的主导农产品应该是质优价廉、安全营养、品质接近绿色食品标准的无公害优质农产品。考虑到生产技术水平和省内实际情况，我省应在三至五年内使无公害农产品生产面积达到全省农业总面积的80%以上，绿色食品生产面积达到8写左右，有机食品生产面积达到1%左右。我们要在各个农作物品种上开发几个绿色食品品牌，打出知名度，作为龙江产品的领军龙头，以全面带动同类优质农产品的销售。
6有力的技术支撑是我省发展绿色食品不可或缺的保障
由于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构建的三个组织管理系统在各省基本为省绿办、省环保局委托的食品质量监测机构在全国只有12个，多为农业部在各地的食品质检中心，每年采取抽检的方式对绿色食品基地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由于食品质量监测机构较少，难以对绿色食品生产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
没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在良种选育、耕作栽培技术、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产品质量保证等方面予以支持，并提供技术服务，解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生产出合格产品将会比较困难。因此，把农业科研部门等纳人农产品检测管理系统，为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确保产品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可喜的是，今年5月我中心已通过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查认证，被批准为全国第12家绿色食品的定点监测机构，并先后完成上级委托的绿色食品抽检和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抽检，为保证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农业，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调整
1. 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调整
1.1 调整的原因
（1）我国农业化组织程度较低，没有或者很少存在很强的开拓市场、组织生产及综合服务功能的龙头企业；
（2）关于农业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管理上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3）我国的产业结构划分不够明确，因而会出现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对症下药”的情况，会导致“错诊”、“乱诊”；
（4）受传统农业的发展的模式的影响，在技术上的投入还远远不及国外。
1.2 调整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对策
1.2.1加速培育和完善农业市场体系，建立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龙头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一个产业运营的好坏，主要是由市场所调节和控制的。所以努力加速培育和完善农业市场体系是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建立起市场体系的同时，还要确立农业领域的“带头老大”，那就是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就如同该行业的一个航标，任何小的方面的发展，都必须由该龙头企业的引导和支持。
1.2.2建立数字化平台，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
“知讯者生存”，信息对于现代社会是很重要的，较早地知道信息就能掌握整个市场的规律，因而也就能立足于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需要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农业也不例外。及时地提供农业信息，可以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的规律，这样就能弄清供求关系，适时地、合理地发展农业，以使农业朝着市场需要的方向发展，即使其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1.2.3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
我国幅员辽阔，疆域面积大就会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农业体系。如在我国的北方，天气较干燥、冬天温度很低，根据这一区域特点，这些区域就适合种植小麦，而在南方，则适合种植水稻。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区域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农作物，因而农业的结构体系也不尽相同。只有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才会产生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
2.坚持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
2.1我国坚持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不造成影响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也必须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可以这样说，可持续农业是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针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重视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更多地依赖生物措施减少化学资源的投入,在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和提高食物质量,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可以使农业的发展不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可以对农业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利用，可以真正地达到“农业的生态性、市场性”。
2.2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2.2.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都是人类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的，如过度放牧和乱砍滥伐。对于那些生态脆弱的区域，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那就相当地困难了，所以必须避免以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生态破坏的行为，这就要求人们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弄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破坏生态对农业发展影响的严重性。
2.2.2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把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收益率作为主要目标,强化农牧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坚持普及技术与引进和研究技术相结合,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促进区域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链,即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重新建立农业基础结构和科技结构。要根据农业科技工作长期性、地域性、综合性和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特点,制定农业科研机构增强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吸收科技人才,促进合理流动的政策;提高科研效率,多出成果、快出人才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2.3加强环境保护，减少农业生产的污染
环境，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影响重大，保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任务。在农业生产中可能会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致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那么，我们就要利用技术，不断地探究减少农业生产的方式及途径。如在肥料的使用上，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有机肥。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千万不要有“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而是首先要考虑将污染降低到最小。
3.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我国需要走一条“调整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我国才可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可以使我国的农业朝着科学、稳健、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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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白发藓，灰藓，种子萌发
苔藓植物是一类绿色多细胞、无维管束的高等植物，它们分布广泛，适应性很强，被生态学者誉为大自然的拓荒者。从近几十年来苔藓植物化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是潜在的天然活性产物的宝库。从苔藓植物体中已经分离到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有有萜类、甾椁、芳香族化合物及脂类等，而在其它高等植物中广泛存在的生物碱，苔藓植物几乎完全缺乏[[1]]。在日益强调环境保护、提倡发展可持续农业的今天，天然产物愈来愈受到重视生物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苔藓植物中含有的一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更多的学者研究苔藓植物对其它植物生长的影响。如杜桂森利用羊角藓、山羽藓、塔藓、细叶金发藓和温带光萼苔5种苔藓植物配子体的水提液对小麦、玉米、大豆、落花生、菜豆5种作物进行种子萌发研究，发现4种藓类对作物种子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而苔类则对作物种子的萌发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认为可能是藓类与苔类配子体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或内源激素不同[[2]]。刘莹等研究发现灰藓、北地扭口藓的配子体水提液对作物种子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对农作物的胚根促进作用显著，提高了种子的萌发质量，认为藓类配子体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或内源激素具有生物活性[[3]]。但是在他们的实验过程中，并没有设置浓度梯度，因此不能反映苔藓植物体不同浓度条件下对受试作物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白发藓和大灰藓在我国各地有广泛的分布，并常常在局部区域形成单优势种，很有可能在植物体内存在着影响其它植物生长的一些活性物质，研究它们对作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可以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本试验以绿豆、萝卜、甜椒、油菜、玉米5种作物种子为材料，测定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取液对5种作物种子萌发的发芽率、胚根长、胚根重，幼苗鲜重等指标生物论文，以期得出两种藓类对作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潜力，评估两种藓类利用的前景。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白发藓Leucobryum javense采自浙江丽水白云山景区石面，大灰藓Hypnum plumaeforme采自浙江南明山景区石面免费论文。绿豆、萝卜、甜椒、油菜、玉米5种作物种子均购自种子商店。
1.2方法
1.2.1苔藓植物水提取液
苔藓植物配子体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去掉杂质，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晾干。准确称取两种苔藓植物干样各5g，分别放入500ml三角烧瓶中（内有200ml蒸馏水并已中预热半小时），并继续于70℃恒温水浴中5h，取出冷却后减压抽滤，所得溶液为苔藓植物水提原液，浓度为25g·L-1。取50mL原液稀释至250mL，得到中等浓度稀释液，浓度为5g·L-1。取50mL中等浓度稀释液，稀释至250mL，得到低浓度稀释液生物论文，浓度为0.5 g·L-1。
1.2.2种子萌发试验
将5种作物种子经自来水冲洗干净，在相应浓度提取液中浸泡2h取出用滤纸吸干表面。在每个培养皿中放入两层滤纸，经高温高压灭菌后加8mL不同浓度苔藓水提取液，以蒸馏水为对照。均匀地放入50粒作物种子。用保鲜膜覆盖培养皿以防止水分蒸发。25℃下黑暗培养6天。第3天后补加2mL水提液以弥补液体流失。每24h在相同的时间段记录作物种子每天的发芽粒数，以连续两天发芽数不再增加视为萌发结束。等萌发实验结束时用直尺测量种子胚芽胚根的长，用FA1004型电子天平称胚根、幼苗的鲜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发芽率。
绿豆在第4天萌发结束。萝卜在第5天萌发结束。油菜、玉米在第6天萌发结束。而甜椒则因为萌发较慢，从第7天开始记录有萌发，一直持续6天萌发结束。
1.2.3 数据统计
所有实验处理均设3次重复，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用SPSS16.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检验各处理组间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2 结果和分析
2.1 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取液对绿豆种子萌发的影响
表1 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液对绿豆、萝卜、甜椒、油菜和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s of aqueous extraction ofLeucobryum javense and Hypnum plumaeforme on germination onseedling of Vigna radiate,Raphanus sativus,Capsicum annuum，Brassica campestris and Zea mays.
测量
指标
Indices
苔藓植物的水提取液浓度
Aqueus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 of Bryphytes(g·L-1)
作物 Crop species
绿豆
V.radiata
萝卜
R.sativus
甜椒
C.annuum
油菜
B.campestris
玉米
Z.mays
发芽率
Germinating rate
对照
1±0a
0.94±0.02a
3.57±0.2a
0.58±0.11a
0.85±0.03a
白发藓
25
0.99±0.01a
0.82±0.06b
4.07±0.03a
0.25±0.02b
0.83±0.02a
5
0.99±0.01a
0.85±0.06ab
3.37±0.07ab
0.44±0.06a
0.85±0.01a
0.5
1±0.02a
0.93±0.02ab
3.9±0.21a
0.42±0.07ab
0.88±0.02a
大灰藓
25
0.99±0.01a
0.84±0.03ab
3.57±0.17a
0.57±0.01a
0.75±0.05b
5
0.99±0.01a
0.94±0.01a
3.9±0.2a
0.53±0.06a
0.82±0.02ab
0.5
0.99±0.01a
0.88±0.04ab
3.63±0.29a
0.46±0.03a
0.79±0.01abc
平均胚根鲜重
Fresh radical weight
(mg·株-1)
对照
34.51±4.01a
6.33±1.54a
8.49±0.88a
0.97±0.42a
49.26±6.92a
白发藓
25
32.55±1.8a
5.68±1.11a
7.9±0.98a
1.15±0.19a
43.86±4.33a
5
28.21±2.89a
9.3±0.77ab
9.07±0.51a
1.64±0.06a
38.8±4.63a
0.5
34.82±1.99a
6.47±0.65a
8.38±0.72a
2.22±0.32ab
50.46±5.06a
大灰藓
25
35.11±1.68a
5.47±0.65ac
8.14±0.4a
2.28±0.11ab
48.67±4.36a
5
25.6±2.88ab
6.94±0.75a
9.92±1.33a
2.37±0.36ab
48.08±3.4a
0.5
37.41±2.93ac
8.04±1.59a
9.16±0.73a
2.89±0.24b
52.96±0.71ab
幼苗鲜重
Fresh seedling weight
(mg·株-1)
对照
161.73±1.39a
65.68±2.21a
25.73±1.04a
12.98±3.05a
425.69±15.56a
白发藓
25
149.21±2.45b
44.21±3.86b
28.36±1.66a
9.89±0.25a
416.79±4.31ab
5
157.23±2.94ab
62.77±1.16a
26.34±0.32a
13.6±1.05a
386.43±4.66b
0.5
152.81±3.25ab
61.47±2.42a
26.97±0.92a
17.33±1.82ab
395.05±15.75a
大灰藓
25
156.48±6.26ab
60.27±1.49a
31.22±3.03a
16.03±0.15ab
421.4±18.65a
5
150.67±2.56b
60.79±2.5a
31.62±3.93a
15.93±1.6ab
404.19±10.08a
0.5
163.47±3.33a
70.27±3.51ac
28.11±1.44a
17.07±1.35ab
424.9±8.59a
胚根长
Root length
(mm)
对照
33.45±2.66a
35.17±3.19a
9.18±0.17a
11.3±1.63 a
48.63±5.84a
白发藓
25
27.02±2.16b
12.99±5.44b
5.21±0.29b
6.97±1.3ab
43.56±4.86a
5
32.57±2.32ab
29.92±1.95a
9.87±0.7a
9.05±1.05a
40.23±4.06a
0.5
27.71±2.66ab
34.44±1.44a
7.63±0.75ad
13.18±1.42ad
49.74±4.18a
大灰藓
25
38.49±2.2ac
31.3±0.96a
7.92±0.92ad
12.09±0.25a
43.15±4.84a
5
36.41±0.83ac
32.63±1.75a
10.91±0.11abc
19.42±1.14bc
51.53±4.43a
0.5
37.59±0.95ac
48.16±4.12bc
6.89±0.5bd
拓展知识边界并推进新技术开发利用是英国产业战略的核心，是英国长期增长和创造新市场机遇的前提。创新还会增进健康与福祉，并帮助应对清洁能源、食品安全、人口变化等重要社会挑战。英国政府积极促进创新，以应对市场失灵，并增进创新体系的协调、合作、互联和良性竞争。
一、保护科学预算和重点研发投资
英国研发支出居全球第七，研发支出占GDP比重2011年为1.8%，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但在经济危机期间保持稳定。自2010年以来，英国政府保护科学预算，且公共研发支出优先用于着眼长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英国政府还致力于破除创新障碍，在政府干预最能产生影响的11个产业制定了产业战略，与产业界共同作出长远安排，增强企业投资和增长的信心。英国政府还向8项重大新兴技术投入6亿英镑，并于2013年底宣布向量子技术投入2.7亿英镑资金，以加强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二、进一步增强令人倾羡的知识优势
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基础。在世界前10强大学中，英国有4所大学位列其中。知识生产是英国创新体系的重要优势。英国仅以全球3.2%的研发支出、4.1%的研究人员产出了全球6.4%的科研论文，而且英国科研质量十分突出，英国占全球论文被引用次数的11.6%，占全球高被引论文量的15.9%。英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大人才和研究支持，重点关注科技教育、开放获取、产学合作、科研卓越和未来的战略方向。为加强产学合作，英国研究伙伴投资基金为大学的大型长期资本项目提供资金，头两轮已资助3亿英镑，并调动了8.35亿英镑的私营投资。通过开放获取政策，英国政府确保用户免费获取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以促进合作，使中小企业获取更多优质研究成果。
三、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创新
英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方便企业获取创新基础设施，帮助企业把触角伸至新兴市场，并加强地方创新。
一方面，积极鼓励创新基础设施和企业加强合作。主要目的是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和新兴技术开发，并且更利于引导中小企业发展，例如，扩大创新券计划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中小企业获取知识产权咨询、设计咨询等更多的信息服务。目前，英国设计委员会正在扩大小企业辅导项目。英国知识产权局启动了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小额诉讼程序以降低诉讼成本，并帮助高增长中小企业实现专利价值。英国政府还向议会提交了旨在全面改善知识产权体系的法案，并与各界合作回应知识产权融资问题。在标准制定方面，英国的近期行动重点是促进技术发展并扩大新兴市场准入，包括：帮助影响国际石墨烯标准制定，在合成生物学、细胞疗法、海洋可再生能源和辅助生活领域开始实施标准制定计划，颁布了《智慧城市标准战略》和第一阶段标准。
另一方面，通过地方主导和参与的方式推动地方创新。英国政府正在与39个“地方企业伙伴关系”平台合作，通过“企业增长中心”项目和地方战略提高地方创新体系的效能。在推动地方创新体系建设中，将加强大学在驱动增长中的作用，并采用欧盟“智慧专业化”的方法确定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四、着力释放企业创新的巨大潜力
创新是驱动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英国在一些国际创新效绩指数上的排名较好，但是有些地方值得改进，包括英国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比例低。为此，英国政府采取多项行动，旨在克服创新障碍，释放英国的全部潜能。
一是释放并激励创新投资
英国政府成立英国商业银行，整合支持企业融资的现有政府计划，其目标是5年内为小企业释放100亿英镑资金。为培育富有活力的股权文化，该行正在通过“投资天使共投基金”项目促进企业融资，并运行15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投入5亿英镑创业投资的“企业资本基金”。英国具有吸引企业开展研发的税收环境，享受研发税收抵免政策的中小企业比例正在不断上升。鉴于知识产权对于创新日益重要，英国政府自2013年推出专利收入税收优惠制度。
二是支持复杂系统创新
在涉及系统及供应链复杂、参与主体多元且颠覆性变革正在创造全球机遇的领域，英国加强协调性的支持。在低碳汽车、辅助生活、低碳影响建筑、传染原检测与识别、分层医学和可持续农业领域，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建立了技术平台，把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聚集起来。为满足基础设施需求，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建立“弹射中心”网络，为创新想法和创新技术商业化提供获取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途径。目前，在高价值制造、细胞疗法、海上风能、卫星应用、互联数字经济、未来城市、交通系统等优势领域，首批7个弹射中心已经开始运营。在能源系统和精准医学领域，两个新的弹射中心将于2015年运营。英国11个产业战略均注重如何最有效地推动创新。英国汽车产业战略承诺未来10年政府和产业界共同投入10亿英镑建立先进推进中心。源于生命科学产业战略的新型计划――“催化基金”旨在联合运用英国研究理事会和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投资，目前在其他产业如海上风能产业和农业也得到应用。
三是支持新兴技术商业化
新兴技术具有许多新的、令人振奋的特性和潜在应用，会创造全新的价值主张，并可能颠覆现有市场。2012年底，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向大数据和高能效计算、卫星及空间商业应用、机器人和自治系统、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技、先进材料及纳米技术、能源与存储等英国能够领先世界的8项重大技术增加6亿英镑投资，以加快前沿研究商业化。英国政府还正在加强这些技术与产业界的联系，以解决监管、投资、人才等影响技术商业化的因素。
四是支持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Smart计划”资助有创新想法和高增长潜力的早期小企业，扩大此类项目投入使更多小企业受益是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一项要务。此外，小企业研究计划支持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五、围绕国家重点开展国际创新
英国创新体系高度国际化，其创新、监管、税收和知识环境很有吸引力。英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半以上为国际合著论文。英国是外国优秀研究人员的理想目的地，其26%的学术研究人员为非英国公民。2011年英国吸引的海外研发资金相当于加拿大、芬兰、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总和，英国企业研发投资中来自海外的比例超过20%，约一半的英国企业研发投资是由外国公司子公司执行的。
英国政府日益注重使国际合作服务于国家产业战略和8项重大技术。英国继续维持与欧美传统同盟国的有力合作，而金砖国家科研能力和商业化水平提高为英国企业提供了机遇。
第一，鼓励英国机构携手合作。
英国加强战略性、协调性合作，在关键伙伴国实施目标导向型宣传活动和合作项目，并积极响应当地机遇。英国科学与创新网络正在加强对创新合作的支持。英国外交部通过“繁荣议程”推进科学与创新。非政府团体通过全球科学与创新论坛等机制与英国政府紧密合作。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达成了合作协议，将共同制定国际战略，共同举办旗舰活动。
第二，推动英国成为关键伙伴。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将于2014年新设一个创新组织，负责宣传英国创新体系的领先优势，吸引国际基金和跨国公司的科研与创新投资，并支持英国企业国际化。
第三，打造有影响力的海外关系。
与中国质检总局签订了中英标准互认协议。与美国达成了加强合成生物学标准合作的意向。还将启动8000万英镑的全球空间合作计划，与新兴空间技术大国加强联系。
第四，支持新合作并探索新模式。
关键词：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外部性
1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化肥、农药等人工化学品的过量使用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现代农业生态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绿色革命”以来，以石油农业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负外部性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金访问了东亚中日朝三国，认为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并著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1]，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东方农耕的核心技术是豆科绿肥、人畜粪便还田和多熟种植等。东方农耕类似于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生产系统强调生物动力驱动而非人工物质与能量，在实现环境保护、动物福利、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公信目标时，有机农业是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途径[2]。虽然有机农业的理念重新出现在20世纪初期，但直到80年代才受到各国重视。仅靠消费者的青睐和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它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欧盟理事会1991年EC法规第20929/1号首次在欧洲确立了有机生产、有机产品标识和检测的大体法律框架[3]。受益于得力的政策，欧洲的有机农业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率超过了75%。美国农业部1980年编写并了《关于有机农业的报告与建议》，1985年农业法案制订农地保护计划，1990年明确发展有机农业和认证制度。日本民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实践有机农业，并在“产消合作（提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但90年展起来的种植标准和农产品认证却没有欧美严格[4]。20世纪90年代，现代有机农业开始引入中国[5]，但常规农业化学投入品仍居高不下，2010年全国的化肥施用量达到了5460万吨，而农药的施用量平均每年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施用总量的1/3。2015年，国家农业部公布了“一控两减三基本”政策，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两个“零增长”。现代农业生态化转型是中国实施绿色经济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并对其进行生态补偿，解决生态敏感区的负外部性问题尤为重要。徐留福等[6]提出了农田、水源地、海岸带、河岸带、城镇5种主要生态敏感区类型。对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水质保护而言，减少或改变农业化学品投入是核心。同时，有机农业发展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安全维护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地对有机农业进行生态补偿，是促进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7]。以南水北调沿线水源区为例，为保证一江清水北上，2014年出台的《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提出了“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主要有两类水污染：一为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二为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养殖和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8-9]。前者是点源污染，易于发现和监控；后者是面源污染，难以防治。按照《河南省淮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区域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工作方案》，南阳市从2005年开始就对淅川、桐柏、镇平、方城、邓州、宛城、卧龙、西峡8个县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畜禽养殖废弃物、农村生活废弃物和水产养殖废弃物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调查，并逐步在水源区开展了有机农业示范工程[10-11]。2015年的《丹江口水库（河南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规定了陶岔取水口至上游中线距离10千米为一级保护区水域，还分别规定了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水域和陆域，湖北省也制订了相应规划和保护方案。2016年河南省南水北调水源区的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和卢氏县被划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重点方向，但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才刚刚起步。
2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又称作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PES），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是其核心问题。Wunder[12]认为PES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能够很好地被定义的生态系统／环境服务（ES）；至少有一个ES的购买者；至少有一个ES的提供者；确保ES的提供。2007年，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贝拉吉奥会谈[13]达成一致意见，即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下游服务使用者从上游土地利用实践中获益，这会确保诸如土壤免受侵蚀和河流稳定性等服务的供给。Pigou提出政府干预是解决经济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比如税收和补贴金。Coase[14]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产权界定不清，出现了行为权力和利益边界不确定的现象。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必须明确产权。在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的研究著作中，Landell-Mills&Porras[15]对PES做了分类，同时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依赖并合作的关系。其先驱性工作对之后的研究有着极大影响和借鉴。补偿主体不仅是政府，还有供水公司、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用水户，而受偿主体有上游种植户，包括村委会、社区，还有地方政府。要实现诸如好的水质和健康的环境等正外部性，避免市场失灵，当实际行为不可盈利的情形下，政府需出面以逐步达成双赢状态。多元化的项目发起人和中间“人”也是有力保障。在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特别是关于南水北调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王金南等[16]指出，狭义而言，生态补偿指国际上生态服务付费的行为，或者增加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补偿的内容；广义而言，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不仅包括对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手段，也包括与自然地域环境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俞海和任勇[17]认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发展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朱桂香[18]阐述了生态补偿主体的范畴，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给予补偿、对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予补偿和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等。俞海和任勇[17]指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沿线享受生态服务的中央、地方政府应当是提供补偿的主体，而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与社区居民等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范围包括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等。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Brouwer等[19]对世界47个案例的分析表明，服务提供者的选择、社区参与、量化目标的监督和中间“人”的数目使得项目参与期限和条件达成的环境目标效果显著。曹明德和王凤远[20]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然资源作为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所有权人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方式；二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并付出代价者理应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因为生态功能是具有价值的。邵毅[21]基于博弈论和前景理论的视角，将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区和受水区看作两个“个体理性人”，当两者陷入“理性陷阱”.缺乏主动合作的行动时，中央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变得十分必要；当“集体理性”得以实现时，双方会主动寻求合作，监督惩罚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小。李平[22]指出建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与水资源补偿机制的条件已趋于成熟，输水地区经济落后，为水资源保护付出代价大，流域用水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大等。而解决水源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处境的突破口就在于建立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的利益补偿机制[23]。乔旭宁等[24]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诸如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界定、补偿标准的确定等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李雪松和李婷婷[25]强调建立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和使用补偿资金，谁来征收，谁来使用，分配到何处，如何监督和评价政策或机制的效果。因此国家需要建立责权利统一的生态补偿行政责任机制。外部性的生态补偿量很难直接货币化，往往要从成本弥补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考虑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直接成本，还要考虑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和政策投入等[26]。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包括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水资源价值法等，条件价值评估法更是被广泛用于生态补偿实践[27-28]。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种，即核算法和协商法[18]。近年来，各位学者对南水北调受水区的各个省市应该给予水源区的各个省市的生态补偿量做了标准计量。李怀恩等[29]、史淑娟等[30]以陕西水源区水土保持补偿量为着眼点，对各种补偿量模型进行了估算，表明基于保护水源所付出成本的水源区生态服务补偿支付较为可行。周晨等[31-32]运用CVM方法对农户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进行了估算。Li等[33]、Wei等[34]分别采用了生命周期评价和水足迹的方法对受水区的水资源和作物进行了考察。李亦秋[35]、韩德梁[36]利用3S技术及数理统计方法，对丹江口库区和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和估算。胡仪元[37]对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历史变迁、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的现状及未来对策进行了考察和调研。谭秋成[8]认为为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氮、磷流入水体，可考虑以生态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并估算种植小麦须补偿259.69元/亩（1亩=1/15公顷，下同），玉米须补偿331.64元/亩，水稻须补偿567.31元/亩等。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基于不同方法对不同地域甚至相同地域的标准估算值还存在着一定差异，其标准的实际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商酌。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水源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
3水源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实践
国内外流域及水源区有机农业与生态补偿积累了一些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通过对其补偿机制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为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尤其是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有机农业发展与生态补偿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3.1国际案例
在欧洲，1987—1992年对有机农业转换的财政资助包括了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瑞士、奥地利和德国。欧洲经验表明，转换补贴可以促进有机农业份额的增长[38]。欧盟通过欧洲农业保障基金补贴到各国。2000年，欧洲各国政府签署了水框架指令（EEC/60），有强制义务在2015年达成优质地表和地下水的目标。2004年，欧盟出台《欧洲有机食物和农业行动计划》，这一计划表明了有机农业在欧洲农业政策下的相关性，指出了有机农业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和受到消费者关注的双重社会角色，但发展目标没有设定清楚。2007年，CE834定义了“转换（conversion）”为从常规农业向生态（有机）农业的转变，包括在一段时期内有机生产的供应。该文件还明确了一年作物的转换期为两年。欧盟除转换期补贴外，还有维持补贴、认证补贴、农业环境补贴等多种有机农业补贴形式。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2014—2020年）保留了市场支持和直接补贴、农村发展这两个支柱，更加注重政策的统筹协调，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促进有机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罗马尼亚西北部的Satu-Mare县有450公顷农场，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向日葵和大豆等作物。2010年罗马尼亚政府759号决议规定，如果农场在有机农业系统中注册并且处于转换期，其种养业生产将受到特别资助，具体补助金额为5公顷以下补偿540欧元，5～20公顷补偿611.43欧元，20公顷以上补偿510欧元。有机农业的面积从2006年的4.56万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17.46万公顷，增长了3.8倍。相关研究表明，在罗马尼亚有机作物的经济效率要略高于常规作物[39]。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行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复合型补偿机制[40]，包括直接补贴、生态转型补贴等。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南部的Mangfalltal流域下游有130万住户，年需供水1亿立方米左右，供水公司发现由于上游农业和畜牧业活动导致水质逐步恶化，他们决定采取用水保护措施。1992年，公司与三个有机农业联合会一起在该流域发起了一个有机农业项目，旨在减少水中的硝酸盐和农药含量并改善水质。至2010年，流域上游150户签约，他们需要加入其中一个有机农业联合会来获得认证从而得到现金补偿。在该项目中，受益者是慕尼黑的用水户，他们缴纳税金享受供水。供水公司作为中间“人”代表了用水户的利益，他们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而监管则属于有机农业联合会。2008年，大约有2500公顷土地转向了有机农业。1992—1998年，有机农业补助为281欧元/(公顷•年)，1998—2010年为230欧元/(公顷•年)，2011年以后补偿分为三个区，每年最多补偿380欧元[41-42]。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另一城市Augsburg南部有30万居民，2011年接受供水1680万立方米，上游流域是农牧混合区。当地90个农户中有60个签约了有机补偿计划，1991—2009年，若不用农药补助175欧元/(公顷•年)，不用农药、化肥补助250欧元/(公顷•年)，若通过有机农业认证则补助400欧元/(公顷•年)。控制硝酸盐分三个标准给予0～100欧元的生态补偿资金，2009年以后分11个标准，以上补偿标准每5年更新一次[42]。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生产大国，其农业产值占欧盟农业总产值的1/5，农产品出口长期位居欧洲首位。法国1990年以后开始发展生态（有机）农业。Lons-le-Saunier市西北的Villevieux地区有2.5万人，2011年接受供水180万立方米。Vallière流域有75个农户，65%的耕地种植小麦和玉米，30%为永久牧场，5%为葡萄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流域开始为控制硝酸盐和农药污染按面积分区进行补偿。1993—2006年，若减少使用20%的化肥和农药，则给租地户补助170欧元/(公顷•年)，农场主补助260欧元/(公顷•年)，补偿标准每3年更新一次。2006—2009年，共计对1500公顷农地给予了生态补偿[42]。在哥伦比亚，20世纪90年代甘蔗种植的扩张直接面临着缺水问题，用水户自己成立了一些联合组织来节约用水，Asobolo就是这样的中间组织之一，创立于1993年。该案例的ES目标是水流调节和水量，提供者是上游Bolo河流域的农户，他们通过社会和农业环境发展项目接受实物补偿。受益者是下游的用水户，他们自愿支付税金来实施补偿。Asobolo作为一个中间“人”，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和运行，他们也希望能够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41]。美国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也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随着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的出台，1997年，爱荷华州成为首个实践有机农产品质量激励计划的州。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规定，农业部通过实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以现金补贴或计划援助等方式，把资金直接分发到农户手中或用于各种生态保护补贴项目。2003—2007年，美国每年拨付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有机农业研究[43]。非政府组织（NGO）在生态补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机农业的发展是以政府的直接政策为依托，但同时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是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1972年在法国成立，成立之初仅有英国、瑞典、南非、美国、法国5个会员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700多个集体会员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通过定期召开有机大会将世界各地的有机农业从事者们联合在一起，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有机生产规范[44]。IFOAM是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重要力量之一，建立政府、市场等多方联动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施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根本发展趋势。
3.2国内案例
关于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国内相关研究还不多见。以下以北京市密云水库退稻还旱项目、云南省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云南省哈尼梯田受偿意愿、云南省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农业发展模式、辽宁省大伙房水源保护等生态补偿项目为例进行总结分析。2001年5月公布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在北京市密云水库上游的潮河、白河、黑河流域实施了退稻还旱工程，以改善水质与来水量。2003年开始试行，涉及北京市与河北省多个县市。2006年，在张家口赤城县黑河流域成功实施了1.74万亩稻改旱试点项目。2007年正式在赤城县和承德丰宁、滦平两县开始实施稻改旱的项目。北京市每年补贴5665万元支持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共实施了10.3万亩稻改旱，其中，承德市两县7.1万亩，张家口赤城县全县境内3.2万亩水稻全部退出耕种，改种节水型大田作物。补偿金额也从补贴450元/(亩•年)到2008年以后提高到550元/(亩•年)。云南大理州洱海流域2003—2009年累计推广“控氮、减磷增施有机肥，隔年隔季施肥”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践20.78万公顷，每亩农田每年补贴100元，全部用于购买肥料，由大理州政府在栽种前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到农户。项目实施后，平均每亩减少施用纯N2.49千克，P2O52.23千克，增施K2O2.14千克，粮食平均每亩增产4.5%。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开展“一池三改”工作，即改厕、改厨、改厩，建设三位一体沼气池，累计建成沼气池8984口，发展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减少了畜禽粪便的污染，而且为农产品生产提供优质肥料。其次，实施稻田养鱼，每亩产水稻619.1千克，较普通农田增产1.71%，鱼成活率80%，亩产65千克，平均增重2.6倍，每亩稻鱼新增纯收入240元；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平均每亩减少使用除草剂100克，尿素18千克，普钙40千克，既节约了成本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以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为重点，实施以绿色食品为先导，以有机食品、地理标志认证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监管模式。洱海流域目前生态补偿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国家各部委行业单项补偿资金；二是州、县市视财力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征收洱海水费、风景名胜资金费等[45]。在云南哈尼梯田的案例研究中，刘某承等[46]以受偿意愿问卷调查为基础对补偿标准进行了探讨，分别估算了在农药化肥各自减半为零、同时减半或同时为零的情形下，哈尼梯田稻田养鱼户接受的政府直接补贴形式的生态补偿意愿值为3727～8732元/(公顷•年)，与人工化学品投入限制标准成正相关。从生态补偿的收益来看，以高收益的化肥用量减半农药禁用情况为例，当1千克稻米价格提高1元时，如果每公顷补贴7112元，政府投入盈余为335元。昆明市政府对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实施了“全面禁牧、禁渔业、禁花限菜、限制规模化养殖”等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了对城市水源地的保护力度。储博程[47]在充分考虑水源保护区政策、资源、市场、技术、农户意愿五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水源地农业发展模式，包括核桃间种、林药模式、有机野生菌和人工食用菌结合。
4生态补偿机制分析
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环境服务目标、补偿主体、受偿主体、中间组织等。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其异同点.从生态/环境目标看，在国外案例中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都是为了控制硝酸盐、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及改善水质，并保障下游地区的正常用水，与我国基本一致；从生态补偿发起人和生态补偿主体来看，国外既有政府、也有公司和中间组织，而我国的生态补偿项目多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生态补偿。国外项目在由谁发起的问题上更为灵活，多为市场主导，也有以政府为主导。法国案例表明在当地政府和用水公司之间有竞争关系；而在德国，用水公司则从属于市政，运作更有效。补偿主体在我国是由政府出面来对上游农户进行补偿，法国同样是政府出面，而德国则通过供水公司和用水户，哥伦比亚通过用水户联合会。参与项目的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四类任务：分配水资源、通过运作项目改善水质、资助项目和技术支持。德国的供水公司虽然属于私有性质，但也从属于市政部门，同时具有分配水资源、运作和资助项目的作用和职能。不同项目有着不同的中间“人”，生态补偿协议的签署也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达成协议的过渡期会比较长。罗马尼亚Satu-Mare项目由政府发起和主导，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政府规定如果农场处于转换期其有机产品生产会得到补助，但限制最大面积为20公顷，而农场的收入还是要依赖市场需求，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进行补偿。通常情况下，生态补偿是按区给予的，在德国，分区决定基于一个标准——雨水向井水的转变时期，在法国，是根据水文学、实践经验和限度的社会认可程度[42]。但德国Augsburg和法国Lons-le-Saunier的案例并不成功，当地农户渴望一种更有效的用水种植模式。Lampkin&Padel[38]所指出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尽管社会认可和公共支持度在增加，但乡村社区对大范围转向有机农业生产仍有抵触情绪。我国的生态补偿需要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企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补偿主体，实践经验表明，生态补偿只有政策支持还远远不够，还要跨过技术和经济这两大门槛。
5结论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