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8 15:48:41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女性主义文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关键词】女性主义；译者地位；翻译理论；翻译策略
长久以来，译者和翻译行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都是比较谦卑的，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译者在传统女性角色中获得了自己的印镜，女性也从译者那里获得了自己的喻像，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进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本论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出发，对译者地位的影响作简要研究，希望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中外传统翻译理论一直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准则之一，其翻译标准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实”。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通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马丽娜，2012）。因此，在翻译中女性译者从女性视角对文本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译者与原作者的对立模式，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
（3）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以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让女性的声音体现在译文中。在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
二、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倡干预性的翻译策略，其中三种最常用的策略为：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 （prefacing & footnoting）以及劫持 （hijacking）策略。
增补策略是指以这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创造。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增补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女性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有意识的干预。加写前言和脚注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中最常规的策略，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以突出女性译者翻译的差异性。这些说明和记录无疑是为了凸显译者让人们关注她们的女人身份，或者更明确的说，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真实感受，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者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劫持策略是指女性译者基于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爱好对原本不属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地位的影响
1.改变译者的从属地位
首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以忠实为第一要义的翻译观念。女性主义翻译家汲取解构主义理论的养分，宣扬原文的意义并不是绝对确定的、终极的，而是可以从多个视角与维度进行解读与阐释的，因而那种强调翻译必须忠实正确的再现原文文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重新进行界定，指出翻译所强调的忠实性，不是指译者要忠实于原作者或读者，而是指译者要忠实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环境及自己所持有的思想和看法，翻译应该是展示原文意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应该是“译者传达、重写、操纵一个文本，使该文本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语际转换的过程”（谢天振）。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译论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中心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译者被作者压制了的“仆人地位”（从属地位），使得译者可以在翻译中显形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呈现出更加内涵丰富的译文。
其次，女性主义译论和破除了翻译理论与实践中严重的女性歧视的陈旧观念。她们通过追溯女性从事翻译工作的历史，发现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有许多女性在其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影响下翻译过大量神圣的宗教文献，为国家的稳固和宗教的传播做出过重要贡献。并且，部分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改变了某些文本的原意，在译文中悄悄表达了自己的生活观、爱情观、政治观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有女性译者的大胆尝试，许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才能重见天日。
总之，通过挖掘女性在翻译宗教文献、文学作品和维护自己权利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作用，女性主义翻译家逐步改变了认为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的陈旧意识，激发了人们对女性、女性译者和译本给予足够的认同与尊敬，也强烈地鼓舞着译者，尤其是女性译者竭力在翻译彰显其风格，体现其能动性性和创造性。可见，女性主义译论为译者身份的认同和地位的提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强调译者的平等地位
自古以来，译者的地位就极其低下，是透明、隐身的。译者个人的风格、思想不能在译文中显现出来。译者的隐身不仅意味着翻译是低人一等的，还意味着翻译要用透明、通顺的语言抹去译者的痕迹，制造出译作好像就是原作的假象。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总是这样那样地发挥作用。开始翻译前，译者有挑选原作的自由。译者可以挑选那些自己感兴趣，与自己的思想和经历能产生共鸣的作品。开始翻译后，译者有选择翻译方法和翻译类型的相对的自由。译者可以采取直译法，意译法或是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而就思想内容而言，即使译者努力克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性情还是会渗透在译文中，打上译者自己的烙印。所以，原作者和译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女性译者利用女权主义方式再改写，因此，女性主义翻译观必然使译者的地位突显出来。女性主义者还认为译文的意义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拓展，认为翻译本身就是意义生产行为，而不是意义的再生产。总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力求在译文中体现译者的存在，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文化背景，强调翻译是创作，而不是再创作。女性主义者否定了原文的单一意义和权威地位，颠覆了忠实标准，主张原文与译文的共生关系，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极大张扬了译者的平等地位。
四、结语
女性主义自引人翻译理论以来，不断拓宽翻译研究的视域，较为成功地解构了原作和男性译者的霸权地位，为研究者反思传统译论中翻译的等值、文化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等问题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翻译的本质，扩大翻译研究的视野。
参考文献：
[1]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on and Gender.[M].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97.
[2]马丽娜.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之浅探.[J].湖北：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2：25-127.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23.
[4]徐翠波.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浅探.[M].武汉：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77.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共和国文学50年》中明确表述：“‘女性文学’或日‘女性写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到本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在中国内地获得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可和接受。”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我的安东尼亚》；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86-03
一、简介
威拉・西伯特・凯瑟（1873年12月7日―1947年4月24日）是美国二十世纪初最突出的女性作家之一。她因在小说中描写大平原上的边疆生活而闻名，例如，《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以及）、《云雀之歌》。《我的安东尼亚》，被普遍认为是凯瑟最著名的小说，它是对农村生活乐趣的一个长期赞歌，它描绘出凯瑟的笔下从未有过的，与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最细致的乡村生活。
本书是以吉姆・伯丹，纽约市一个成功的法律顾问的口吻，描述了他对他和他的好朋友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在内布拉斯加的童年的回忆。凯瑟创建了一个妇女先驱，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她为了找寻自己的身份，为了和大地建立和谐关系，在此过程中她不得不超越自己的各种局限。正如凯瑟所设计的，吉姆・伯丹小时候，从弗吉尼亚移居到内布拉斯加的黑鹰小镇和祖父母居住，就是对凯瑟小时候移居红云镇的虚构版本；而且，安东尼亚的原型也是来自于凯瑟童年的一个真实人物，一个叫安妮・帕夫卡的女孩，她和安东尼亚一样是移民，并且在她父亲自杀的小镇打工。凯瑟欣赏安妮内心的光芒，她的独立，所以想在塑造的安东尼亚身上捕捉到这些品质。所以，《我的安东尼亚》是凯瑟把回忆最充分的转化为艺术的一部小说。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各种角度来研究这本小说。在本论文中，作者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
生态女性主义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盛行。那时环境保护已经进入正轨，女性主义者为了积极投身到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变革中，于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掀起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文化热潮。“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写的《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这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她提出这一术语的目的，是想强调女性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中的潜力，号召妇女起来领导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革命，并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她同时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阿列尔・赛伦指出：“由于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导致目前全球环境危机这一结果，生态女性主义就是女权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自然保护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一方面，女性了解大自然，另一方面，女性能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男人无法理解女人与自然之间现有的深层联系，也不能明白“大地母亲”这一词汇的含义。女性应该利用她们的远见卓识揭示人类如何才能够和自然和谐相处。最近，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注女性所受的压迫以及自然的退化，广泛意义上来说，他们还关注考虑性别歧视、对自然的控制、种族歧视、物种至上主义 、与其他各种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交互关联性。
二、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地位
在父权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妇女被认为低一级的存在，以及复制的工具，她们很自然的地位低于男人，应该受到男人的支配。而父权文化的社会，一般认为自然应该满足人类的需要，应该由人类征服，所以人类往往为自己的私欲破坏自然。大自然被剥削，女性被奴役。在父权社会的女人是被认为是不如男人的，自然是被视为不如文化的。但有史以来，自然一直被描述成具有女性气质的，而女性也往往被认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例如，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女性和自然都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本源。人类都将自然特别是大地比作母亲，大自然神奇的创造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女性则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孕育者，“自然的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由于女性对生命的创造直接参与，所以她们对于自然中的一切更富有温情，更接近自然的节奏。
这是很容易发现的，自然和女性在社会中都不处于高阶层，都是在男人的统治下的。在主流文学中，除了女人与自然之间象征性的联系外，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对女性的仇恨和对自然的联系也是相互联系的。在整个西方父权制历史，自然被视为一种异化的力量，自然一直是与女性相互联系，都被描述成“他者”。生态女性主义者发现，父权文化已经建立了二元对立和层次结构，女性和非人类的自然已经被归到“附属的他者”一类。她们认为，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产生了二元论的思想，以及主体，客体本质对立的等级思想。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二元论思想是二元对立的，主导和从属并存的父权文化世界中固有的。这种假定的支配与从属的等级模式使自然/文化，女人/男人，理性/情感 和精神/身体之间的差距无限增大。
三、自然与女性和谐共生
自然和女性在《我的安东尼亚》中是两个平行的结构。内布拉斯加州的大草原有母性的大地，女性则是大自然最亲密的伙伴。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在《我的安东尼亚》中，凯瑟西向读者展示了她对自然和女性之间关系的关怀，并创造出安东尼亚这样一个真正热爱大自然，并和各种生物和谐共生的主人公。
（一）自然与女性在象征层面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及哲学家，C.斯普瑞特耐克指出，“地球和子宫遵循同样的宇宙节奏”。生态女主义者认为，自然和女性具有一些内在的亲和力，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生理功能――创造和生产。女性孕育生命，自然创造万物，所以她们扮演着相同的性别角色，她们相似的命运给她们带来了密切的联系。在文学中，自然和女性总是有很多象征把二者联系在一起。当女性自然化时，自然也被女性化。地球总是时不时的被视为人类的母亲，安静的小溪被认为是温和的小女孩，绿树被看做是青春期的女性。女性是“水”和“生命”的代名词；她们相互象征，相互代表，相辅相成。女性是自然的养育着，自然是女性的天堂，她们相互安慰，相互依靠。男人不仅认为女人是美丽的自然风光，他们有时也认为女人和荒野一样丑陋，例如肆虐的风暴，汹涌的波涛。无论什么样的象征，男人想要制作一套规则让女人来遵守。事实上，他们想要定义女性和自然的职责（例如：生育）来明确体现男性的统治地位。在英美得文学作品中，许多动物的名称被用来贬低女性，例如，牛（cow）用来比作胖女人，小鸡（chicks）用来比作年轻的身材好的女人，还有蛇（snake）用来表示她是一个怪物。另一方面，作者经常用一些有性别歧视特点的女性词汇来描述自然，例如：“自然被”，或者“秘密暴露，‘处女地’被糟蹋”。 这些词不仅反映了对自然与女性的贬低，支持了男权的统治，而且同时也反映了女性与自然密切联系的命运。
安东尼亚，很明显，是凯瑟所塑造的一个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相结合的健康的多产的象征，以及爱的能量与大地之间的联系。凯瑟在“简介”中描述，“她好像在告诉我们她的家乡，她的状况，还有我们整个同年的冒险活动”，安东尼亚的“卷曲的”，“看似野蛮的”头发，皮肤的颜色很清晰也很形象的建立起安东尼亚和大地之间强烈的联系。“棕色”很明显的体现了与土地本身的联系，让人们不禁想到土壤的丰富色调，从而加强了安东尼亚和大地之间的联系。安东尼亚好像和大地有着很亲密的联系。“她的头发也能够对应自然的特点，尤其是它的自发性，自由生长――看似难控制的，其实是一种自然属性――吉姆经常描述她的头发时经常能联系到大地”。她深邃，多虑的眼睛就像照耀棕色湖泊的闪耀的太阳，映射出自然的美丽。她双眸中的温暖和光芒流露出一种希望和一种安慰的感觉。她光滑的皮肤加上她不受束缚的头发显示出她是不同于她柔和性格的妹妹的爱冒险的女孩。在小说中她作为主人公和大地，自然有联系的主题不断的发生。同时，小说中的大地也具有女性气质，例如，安静，宁静，柔软，温柔，平静等等都是描写大地的词语。除了这种具有女性气质的描写，大地还被描写成“大地母亲”，一次来表达大地的生产能力，母亲般让人舒缓的能力以及让人重拾活力和力量的能力。
（二）自然与女性在体验层面的联系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凯瑟就描述了这个原始的自然和幼稚的波西米亚女孩；然后叙述了安东尼亚一人类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以及安东尼亚的不幸遭遇；小说结尾给了她们一个统一的结局，自然与女性和谐共生。
安东尼亚的经历也反映出她对大地深厚的爱。当她第一次来到大草原时，她并不觉得很糟糕。她喜欢在大草原上玩耍，享受着自由。她父亲死后，她不得不辍学下地干活。但这并没有使她烦恼。她为她自己能像男人一样干活而觉得骄傲。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她从未放弃，那时她爱着的土壤，她从中获得很多的力量。
当安东尼亚在城市打工时，她与大地失去了联系，虽然她不需要在外面工作，而且也比以前生活的好了，但她感觉不到快乐。只有当吉姆和她去野餐时，她才能回归大自然，才能重获活力。事实上，城市对安东尼亚来说意味着灾难，她不和大地接触，她就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虽然大地和自然都是被生活的经验驯服的，但两者都没有失去自由的强烈意识。不管是大地还是安东尼亚，野性，自然的感觉将永远不会被驯服。在小说的结尾，有一个地方从没被种植过，而且将永远不会被触碰，内布拉斯加的红草生长在那儿，野生而自由的生长，雪默尔达先生的陵墓就在这个地方。吉姆相容的很好：
相互交谈...高大的红草从来没有被割过。她们冬天就这样逝去了又回来...本能的，我们走到岔路口的那一片未被开垦过的土地，又将她作为春天最适合适合玩耍的地方，因为那时她就像热带花园草灌木一样浓郁。
以上分析表明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不仅是亲密的而且涉及很多方面，本文只举出了象征性和经验性两个方面。如果去深究，你就会发现女性和自然之间的联系远不止这些。但是所有的联系都会表明，女性是自然化的，自然是女性化的，两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四、结论
虽说小说仍然是遵循传统的情节叙事模式，但是这本小说具有很丰富的景色描写和很细致的人物描写。内布拉斯加州的草原使拓荒者在生活中和整个生态系统亲密接触。凯瑟视大地为一个活物，她有自己的情绪，而且她不属于任何人。只有那些能像安东尼亚一样理解她，真正爱她而且可以很友好的与之相处作的才能和大地建立和谐的友好关系。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层面上自然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主要强调自然和女性的和谐联系，这一点我们能在现今流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主张中找到回声。然而，本文更深的是去探讨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二者不仅仅相互联系，更加是相互依存的。女性悉心照料大自然，大自然是女人的天堂，她们相互依靠，相互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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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是西方“后”学批评流派中的重要分支，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问题上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观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本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的身份认同与边缘写作有着互相关联的批判意识。后殖民主义批评为解读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提供了有效的文学语境。
关键词 ：西方“后”学理论；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批评；身份认同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60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132—02
基金项目：吉林动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140612）。
收稿日期：2014—10—16
作者简介：李嵘剑（1980— ），女，山东德州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王军（1959—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动画学院外语教学部，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各类‘后’学理论相继成熟，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后’学理论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质疑启蒙主义叙述的普遍性和一统性，冲击了以现代主义为基础的西方各种主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包括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1］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与现存的批评思维模式有所不同，传统的批评范式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纵向性和压迫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敢于对传统模式提出挑战和质疑，倡导新的思考批判方式，并试图剔除现存思维中一切不符合时展的各类因素。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理论倡导平俗与解构，通过非理性认识在历史断裂中寻求新的思维途径。
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黑人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我们发现黑人女性文学作为美国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致力于为少数族裔女性在白人男性主义文化压制下扭曲的身份正名，始终将性别、身份、族裔作为其文学创作的讨论焦点，表达黑人女性处在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矛盾与困惑。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黑人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和幸福感。黑人女性文学的不断发展不仅使黑人群体的意识和社会价值观得到分享，同时它也丰富了美国文学的样式。黑人女性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玛雅·安吉洛、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等，她们的作品内容丰富、深刻，引人思考，她们的作品反映的理论精髓深受“后”学理论影响，她们凭借积极的态度拓展和突破先辈黑人女性作家的创作传统，并结合时代特点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与潮流的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作家的风格、手法不同，使得黑人女性作家内部产生了许多文学批评派别。例如：《黑人妇女》是托尼·凯德创作的作品选集，其中包含了当时流行的女性诗歌、小说、散文，被称为“一个开端……似乎最好地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当代黑人女性的关注之处”，［2］作品体现了人们对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的关注；黑人女性文学领域的先行者玛丽·海伦·华盛顿写出了系列论文《佐拉·尼尔·霍斯顿：黑人女性对身份的寻找》和《黑人女性形象的创造者》，选编了文集《黑眼眸的苏珊们》，这些带有深刻思想性的文论激发了学者和读者对黑人文化与黑人女性文学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女性文学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美国黑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悄然无声的变化有异曲同工之处。沃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的独立宣言《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这一黑人妇女主义理论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与西方批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她第一个界定了“妇女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学说。黑人妇女主义明确了黑人女性话语权，完全摆脱了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两方面的话语束缚，黑人女性主义逐渐彰显出黑人女性的书写特点，并使黑人女性主义者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态度、社会价值观、创作意图泾渭分明起来。黛伯娜·E·麦克杜维尔发表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对黑人和白人族裔间存在较大差异的种种历史与社会事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放眼于自己种族内部以及她所认同的黑人女性群体内部，得出了黑人女性文学和白人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异。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正逐渐与整个女权主义理论乃至西方“后”学理论互动交融。
从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中，黑人女性常常需要为了自身的种族利益而同黑人男性一起进行抗争，目的是为自身的族裔建立身份认同。黑人女性遭遇族群内部阶级、性别、文化压制的同时还受到来自白人主流文化的种族歧视和来自族裔内外的性别压迫、政治歧视，这也是黑人女性文本的重要内容。与白人女性作家相比，黑人女性文学的叙事风格更有战斗性和抗议性。黑人女性作家从当事人的角度抨击了罪恶的种族、阶级、性别压迫制度，反映了黑人女性渴求平等、争取解放的强烈呼声。研究黑人女性文学必须从黑人女性本身的经历出发进行思考，关注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与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政治上的双重压迫之间的相关性。正是对改变黑人女性生存现状做出的积极探讨使得黑人女性文学创作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依照后殖民主义理论观点，作者或读者在创作和评论以及欣赏过程中，往往依照已有的特定“价值观念”，即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的固有模式进行书写与阅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身份”的看法深深地扎根于她们的观点之中，从而影响整个作品的效果。长期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连同其作品被一同搁置在人们难以察觉的地带，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种族区分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并非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是人在社会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在20世纪后半叶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从边缘迈向中心。黑人女性文学与批评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文学与批评的派别，它在寻求差异与相似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使黑人文学得以充实与完善。激进的对立并不能为美国黑人女性争取到社会权益、文化认同和平等地位，而是要建构一种追求族裔间和谐的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和认知模式。身份政治固然重要，但不是绝对地与之抗衡，而是在允许并尊重差异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身份概念。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当代西方文学与“后”学批评理论的构建意义重大，它为西方“后”学理论批评的深化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西方“后”学理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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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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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主义；自我觉醒；自我反抗；自我反思
引言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加拿大著名的女作家，1931年出生于安大略省的温格姆镇，被誉为“加拿大的契科夫”。门罗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后来创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获奖，，受到读者与媒体的高度评价。门罗在短篇小说上的成绩斐然，在201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短篇文学小说大师”。
《办公室》是门罗的处女作《快乐影子舞》中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的主人公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家庭主妇，讲述了她为了创作寻找一间独立的办公室的故事。
一、女性主义及《办公室》简介
艾丽丝・门罗的作品多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描写她们的出生、死亡、爱情和婚姻，她用极富女性色彩的语言和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她对生活独特的认识和深刻的思考，其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更是当今人们研究的焦点。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女性解放、性别平权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歧视和性压迫，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的时尚，则迟至1960年末的政治动荡时期才在西方出现，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启蒙者。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权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由此，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兴起；也有第三波女性主义，提议女性自尊自省自爱自觉自理自治，要求男性辅助女性摆脱蒙昧和压制，走向等位同格。
《办公室》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引人深思。它描写一位年轻妻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甘于贤妻良母的身份，为了追求自身价值，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从事写作。由于房东的不断打扰和刁难，不能进行写作，最后不堪忍受房东的流言蜚语和污蔑而搬出了办公室。但主人公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写作，她从失败中受到鼓舞，决心要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办公室里生存下去。显然，门罗的小说题材不同于其他的女性作家，她选择了严肃的题材――妇女的觉醒，也明确地提出寻求新的生存途径。
二、自我觉醒、自我反抗、自我反思
故事一开始就描写，一天傍晚，“我”正在熨衣服，突然心中一动，为自己策划出一条独立生活的道路，便向丈夫提出“我觉得我应该有一间办公室。”话一出口，便觉得荒唐，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过分要求。但是，办公室这个名词吸引了“我”，因为它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宁静而庄严的地方，一提起它，就会联想到事业和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妇，然而家庭物资享受不能泯灭妇女对自身人生价值的追求，她不愿逃避这一现实，决心要面对现实，自重，自主，像男人一样有所追求，寻找新的生活之路。
主人公提出需要一间独立的办公室进行创作的时候，受到了来自家庭以及朋友的怀疑，“我”并没有因为家庭的禁锢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在得到丈夫的同意后，“我”顺利地租到一间办公室。房东马利先生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一开口说话就喋喋不休，“我”不得不闭门躲避房东的打扰。但房东私自进入房间里偷看“我”的写作稿件，使我一气之下将门反锁进行创作，房东的轻视、贬低并没有挫败“我”。在办公室坐定之后，看到眼前的工作，从内心深处发出感叹“我是多么喜欢这房间呀！在这里工作多好呀！我决心不畏威吓，非要在这里练下去不可。”作者描写出了“我”的执着精神，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奋力抗争，顶着恶风逆流，不屈地走自立道路，求得新生。
房东先生设计的一个又一个的计谋没能击垮“我”，最后精心构思了一个荒诞故事，叫“我”去看卫生间，并诬陷我将卫生间的墙涂满了各种图画和乱七八糟的字。房东心狠毒辣的诬陷击得“我”透不过气来，难堪，愤懑迫使我暂时离开办公室。房东是一位典型的男权主义者，自诩清高，崇尚道德礼仪的伪君子，他对“我”追求自身价值的极端轻视、贬低、刁难并没有完全吞噬“我”的追求。故事结尾写到：“迄今，我还未再有一间办公室，总有一天我还会去寻找的，…我要等，等到我的头脑中这一切形象都消失的全无踪影。…”门罗从内心深处，从觉醒与抗争的角度表现了“我”是胜利者，表现了从失败中吸取经验，从抗争中萌发幼芽，在坚韧中求得永生的主题。
三、结论
艾丽丝・门罗的小说是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她视小说为身边事，甚至是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门罗的小说对当代社会女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材料，而其独特的写作技巧也是如今研究的焦点。
《办公室》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着力刻画人物的自我感受，自我意识，自我反思。第一人称叙述角度使读者能够切身体会到当时女性为争取独立地位所作的努力，也让读者理解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创作的艰辛。
参考文献：
[1]简国儒.《The Office》评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