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8 15:48:5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银行业市场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关键词：自由银行；市场约束；选择条款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松银行业的管制，这种趋势更多的是管制机构面对市场力量束手无策的结果。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银行业的稳定显得日趋重要。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银行危机给相关各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促使经济学家和管制者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来控制银行的冒险。经济学家本质上并没有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思路，而是向依靠市场约束的原始方式回归。2004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新巴塞尔协议”明确将市场约束作为新的监管框架的三个支柱之一，标志着主要工业化国家对市场约束的作用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
19世纪，自由银行业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这些银行在没有政府监管的环境下发展，由市场机制约束银行的风险控制。1884年之前的苏格兰、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和中国清朝，自由银行都获得了广泛发展。其中，苏格兰的银行业一直被认为是自由银行业的成功案例，关于自由银行业的研究为当代政策制定者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自由银行制度一直是众多研究用来解析银行业市场约束问题的钥匙。
关于自由银行业（free banking）没有十分明确定义，通常指19世纪左右出现的相对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银行体系。schuler（1992）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自由银行”意味一个银行系统有竞争性的银行券发行，低的进入的法律障碍，银行储备不受中央控制等，很难说增加限制和相对自由就使银行体系不自由。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苏格兰的自由银行业为案例，在自由银行时期相对无政府管制的条件下，考察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效果，从而得出一些经验和启示。
二、 苏格兰自由银行业良好的稳定性
苏格兰第一家银行是苏格兰银行（bank of scotland），苏格兰银行1695年从苏格兰议会获得执照，这个执照授权1716年以前在苏格兰垄断发行银行券。1727年，苏格兰皇家银行银行成立，两家主要银行的竞争导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1746年，不列颠亚麻公司获得执照，建立银行目的是为了促进亚麻贸易。这三家主要的银行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存在，其它中小银行都是无限责任公司。1844年，议会通过peel′s banking act的法案，该法案不再允许自由进入和限制私人发行银行券。从此，苏格兰银行业结束了自由银行时代。
通过ayr银行倒闭的事件，可以来说明苏格兰银行体系的稳定。虽然这是苏格兰自由银行时期最严重的倒闭事件，但是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没有受到影响。ayr银行的管理者过度扩张贷款业务，导致银行最终在1772年6月25日倒闭。只有13家小的私有银行由于受到传染而倒闭，17家有资格发行银行券大银行没有倒闭，这些显示清算机制有效的约束整个苏格兰银行系统（white，1984）。公众没有受到倒闭的损失，所有债权人最终都受到了全部赔偿，苏格兰银行和皇家银行以票面价格接受ayr银行券，通过这一举措来吸引更多存款，让他们的银行券更多的流通。
white（1984）进一步提出了苏格兰银行体系比英格兰更加稳定的证据，在1809年~1830年期间两国银行倒闭率的比较，苏格兰是年平均0.4%，而英格兰是1.81%。估计公众的相对损失，苏格兰的银行到1841年的损失总计32000英镑，相比较的伦敦的银行损失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对于white的研究引起了许多的质疑，例如sechrest（1988）指出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情况差别不大，从1772年~1830年这一个更长时期来看，苏格兰地区的银行倒闭的比例是1.33%，而英格兰地区是1.41%或是1.81%。
对于苏格兰自由银行稳定性的考察，不仅局限于对倒闭及其损失的考察，效率的改进和企业家才能的提高等都有利于稳定性的改进。历史经验表明自由银行系统是有效率和很先进的，竞争锻炼了银行家的企业家技能和促进创新的意愿，给发展分支行提供了激励，从而使银行能够获得规模经济（dowd，1992）。
三、 苏格兰银行业早期市场约束——银行券决斗
在自由银行时期，银行自由发行银行券，银行通过多种方式来争取让人们使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如果某一银行扩大了发行规模，同时也就限制竞争对手银行券的发行规模，被称为银行券决斗（note duels）。银行尽力将他们的银行券向公众发行的规模扩大，让公众尽可能长时间持有。银行的盈利直接与银行券的发行规模和公众持有时间有关，公众持有银行券，就等于将金银等硬通货使用权转交给银行，银行可以利用黄金硬通货等来进行投资等来获利。
银行可以雇用人员来专门收集竞争对手的银行券，他们将同时要求银行券兑付黄金，从而造成竞争对手流动性的困难，这些人被称为“银行券采集者”（note pickers）。为了让市场参与者更多的持有银行券，就必须让市场参与者确信银行安全、稳健，这种竞争方式有效的促使银行体系持有充足的储备，从而保持公众对银行券兑付的信心，防止要求大量银行券兑付造成的流动性问题。因此，kroszner（1995）认为银行券决斗是银行业市场约束产生的一个重要渠道。
苏格兰皇家银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成立之后，很快就采取这种方式来苏格兰银行（the bank of scotland）进行竞争，使得苏格兰银行流动性方面严重的困难，不得不中止兑付数个星期。苏格兰银行摆脱困境，在发行的银行券合约中加入选择条款，即如果存款人选择同意延迟六个月提款，银行将支付5%的年利率给存款人。由于选择条款的出现，“银行券决斗”没有迫使苏格兰银行退出市场，反而导致了双方的两败俱伤，同时激发了一系列金融创新来规避不利后果。因此，各银行放弃了这种效果不佳的竞争方式，苏格兰的银行业进入了近一个世纪的良性自由竞争时期。
四、 苏格兰银行业市场约束独特机制——选择条款
选择条款（option clause）就是银行向银行券持有者提出的一个延迟兑付的选择，如果持有者同意延迟一定期限进行兑付，持有人将获得相应的补偿。这类 “选择条款”有两个显著特征：规定延迟兑付的最大期限和向银行券持有人支付的补偿利率，两项都在合约中专门注明。更长延迟期限使银行有更多时间补充储备，但会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银行和银行券持有人必须权衡延迟期限和惩罚利率的成本收益。
选择条款在上文提到的苏格兰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银行券决斗中出现，是苏格兰自由银行时期的重要金融创新。选择条款盛行时期是在1730年~1765年，苏格兰在这30多年内建立的多个新银行，所有银行券发行银行都采用选择条款。
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选择条款能够长期存在显然对于双方都有利。gherity（1995）提出三个命题：（1）选择条款对苏格兰防止挤兑至关重要；（2）防止挤兑是推动苏格兰银行采取选择条款的目的；（3）选择条款被公众没有歧视的接受，选择条款消除了“银行券决斗”的无效率，从而解决了自由银行体系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对于银行来说，选择条款保护了流动性，减少银行保持过多储备来而造成的损失。公众偏好选择条款的原因是选择条款增加他们对银行资产索偿权，还可以减少公众对预期银行挤兑的压力，使银行挤兑更少发生或破坏性更小。
white（1984），schuler（1992）和selgin（1988）等众多研究都指出选择条款在苏格兰历史中积极的作用。dowd（1988）研究却显示选择条款对银行稳定的作用不明显。同时，选择条款存在着潜在不利方面，银行不但可以采用选择条款来保护暂时的无流动性，还可以用来掩盖无清偿力，从而可能导致在延迟兑付期间进一步扩大损失。gorton（1984）解释中止兑付条款的激励相容问题时指出，只有能够存款人区分银行缺乏流动性而不是无清偿力，采用这项条款才能对银行控制风险形成有效激励。
五、 结论与启示
苏格兰自由银行时期的市场环境排除了管制约束影响，能够全面反映市场约束机制及其绩效。虽然对苏格兰银行业的稳定性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论，当今的银行业与自由银行时期的苏格兰银行业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这些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的结论和政策主张。本文研究结论在于：在自由放任的环境中，银行体系存在内生的自我稳定机制。银行能够通过自身的制度创新（如选择条款）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市场参与者利用契约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正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特征。虽然银行业存在着一些与一般产业相区别的明显特征，高的杠杆比率与合约非对称资产负债结构使银行体系存在脆弱性，但并不意味市场约束机制无法有效发挥自我稳定作用，而必须由政府管制约束来替代（例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
长期以来，中国对银行的管制职责几乎完全由政府来履行，银行的债权人确信政府能够对他们的资产安全提供完全的担保，市场相关利益各方对银行的财务状况和潜在的风险漠不关心。苏格兰自由银行的案例带来的启示在于：适度的放松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可以逐步培育市场参与各方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加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方式化解风险的能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全面的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正向市场导向的运营模式转变，市场约束对维护银行业稳定的作用日益重要，更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约束的作用对转型时期中国银行业健康、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dowd，kevin．option clauses and the stability of a laissez—fair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1988，（1）：319-333．
关键词：市场结构；银行业；高管薪酬；股票薪酬
中图分类号：1727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114-07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企业CEO的薪酬具有四个特点：水平更高、增长更快、更多地使用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高管薪酬与中层经理人员的差距更大。Abowd和Kaplan的研究发现，1996年，对于相同规模企业，美国CEO的总薪酬是其英国同行的1，9倍，德国的2.5倍，日本的3.1倍。在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期间，对于年销售收入2―5亿美元的企业，各国CEO薪酬增加的幅度分别为：美国1.1倍，英国0.9倍，德国0.3倍(关于日本的数据缺失)。在薪酬结构上，根据Murphy的统计，美国企业更喜欢使用股票薪酬，英国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不及美国CEO的一半，而德、日两国则基本上不使用股票薪酬。另外，Abowd和Bognanno发现，虽然相对于其他OECD国家，美国的CEO享有更高的薪酬，但是这种“红利”却仅限于高层管理人员，中下层经理的薪酬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当。Abowd和Kaplan利用1996年的数据，发现在美国企业中，CEO的薪酬大约为制造部门经理薪酬的17倍，而这一比值在其他几国分别为：英国12倍、日本8倍、德国4倍。
为什么在这些国家之间，CEO的薪酬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美英两国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结构、金融体系等方面都比较接近，为什么它们在高管薪酬的水平和结构上却有这么大的差异?
近年来，企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也成为我国学界和民间所关注的一大热点，针对中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决定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等方面，中国经济学者做出了较多的分析。本文希望通过对高管薪酬的国际比较，对理解国内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参考。同时，考察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理论、假说和计量方法
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是通过市场结构对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的影响来实现的。
1.两种信号情形下的薪酬结构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高管的努力水平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财务业绩，二是公司的股市业绩(股价表现)。除了高管的努力之外，财务指标和股票价格各自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其他管理人员的配合、市场条件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业绩，而投资者预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因素也会对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冲击。
由于财务指标和股市表现都包含了有关CEO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它们的决定因素又不完全相同，根据Holmstrom的著名原理，为了使企业对CEO的激励达到最佳的效果，CEO的薪酬应该与这两种指标都挂上钩。与财务指标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红利的方式，它与固定工资统称为“货币薪酬”；与股价挂钩的薪酬一般采取受限制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股票薪酬”。并且，某种指标所含的噪声越大，企业对该指标的倚重就越少，而对另一种指标的倚重就越多。这样，CEO薪酬对高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小，而对低噪声指标的敏感度就较大。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影响
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银行拥有与企业(董事会)不同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通过某些途径传递给后者。企业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剔除财务指标中所含噪声的干扰，更为有效地对其进行解读，这样，企业对股价信号的依赖减少，从而使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减弱。
由于我们考察的是上市公司，这些公司要么是大企业，要么是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所以，对其提供贷款的银行一般也是大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低，大银行的规模就越小，其信息来源就越窄，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投入就越小(假设信息收集和处理在一定范围内规模报酬递增)，因此掌握的企业信息和行业信息(包括贷款企业的上下游企业和同行企业)就越少。在信息传输渠道给定的情况下，企业董事会从银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高管薪酬对于股市业绩的敏感性就越强。在股市持续上涨的情况下，由于薪酬结构调整的时滞(薪酬的调整有成本，相当于“菜单成本”)，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总薪酬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也就越高。
3.假说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有以下三个假说：
假说1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2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反之则就高。
假说3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高管总薪酬的增长幅度就越小；反之则就大。
根据Homstrom以及Lazear和Rosen的理论，对于中下层经理的激励，通过企业内部同一层级的经理之间的业绩比较就能够较好地实现，基本上不需要和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更不需要考虑股价信号。所以，银行的信息传递对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基本上没有影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各国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基本上差距不大。根据前面对高管薪酬的讨论，我们有以下假说：
假说4在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的时期，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越小；反之则越大。
4.计量方法
影响企业CEO的薪酬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企业规模、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产业特征以及投资项目的特征、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以及CEO本身的个人特征等等。而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则可能包括市场的规模(国家的大小)、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政府的管制等等。因此，决定CEO薪酬的结构和水平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微观层面的，而决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大都是宏观层面的，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影响企业CEO薪酬的其他因素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计量分析中，关键解释变量――银行业市场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后面的计量分析中，我们使用OLS方法。
二、数据
1.数据来源
CEO薪酬的国别数据全部来自于文献；银行业市场结构数据则来自于Bankscope数据库。
CEO薪酬数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薪酬结构和总薪酬水平。该数据引自Murphy的论文，涵盖了23个国家或地区，包括1997年各国企业的CEO的总薪酬水平和股票薪酬(主要是股票期权计划)在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在这23个国家中，有11个是发达的欧美国家，另外包括2个大洋洲国家、5个东亚国家(地区)、4个拉美国家和1个非洲国家。这些薪酬数据均按当年的汇率计算，所调查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当，年销售收入都在2，5亿美元左右。在Murphv的原文中，薪酬结构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所以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对于我们所进行的跨国比较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2)总薪酬增长率。该数据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包括10个OECD国家在1984年和1996年的CEO总薪酬，所含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在2―5亿美元之间(以1998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3)CEO和中层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差异。这一数据仍然来自Abowd和Kaplan的论文，一共包括12个OECD国家。薪酬差异表示为CEO平均薪酬除以生产主管平均薪酬之后所得到的比值。同薪酬结构数据一样，在Abowd和Kaplan的原文中，薪酬差异数据同样是用图形表示的，我们将其转换成了数值形式。
我们主要关注1997年各国排名前五位的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用“R5”表示，下同)。在我们进行比较的23个国家中，有一些小国(比如新西兰和新加坡)，对这些国家，也许用R3能够更为有效地刻画其市场集中化的程度。但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用R10可能更好。为了兼顾各国的规模，我们选择介于二者之间的R5。
2.数据描述
表1对数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总的来说，尽管企业的规模大体相同，但是各国之间在CEO薪酬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总薪酬方面，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次是巴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英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等国CEO的薪酬就要低得多。这一现象与其他文献的发现是一致的，比如，Conyon和Murphy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和产业等因素之后，美国企业CEO的现金薪酬和总薪酬分别比其英国同行高45％和190％。
在薪酬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甚至更为悬殊。美国企业CEO的股票薪酬在总薪酬中的份额达到了28％，英国17％位列第二，而在德国、日本、瑞典等7个国家，CEO的股票薪酬所占的份额全都为0。在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瑞士和意大利，股票薪酬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在总薪酬的增长速度方面，1984―1996年这12年间，美国企业CEO的总薪酬增长了109％，英国企业也增长了92％，远远高于其他8个国家。增长速度最低的是瑞士和德国，分别只有29％和27％。这些数字如果转换为年增长率，则美国企业是6％，而德国企业只有2％。
在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上，美国最高，为16.3倍，其次是英国和加拿大，他们的差距也都超过了10倍。差距最小的是比利时和瑞典，都只有3.5倍。德国和荷兰也很低，都没超过5倍。而日本则以7.6倍的水平居于中间位置。
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方面，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市场最为集中的是瑞典，其最大的5家银行在贷款市场所占的份额(R5)达到了96％。其次是新西兰和瑞士，他们的R5指标也都超过了90％。德国、比利时等国的银行业也比较集中。银行业最为分散的是美国，其R5只达到2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三、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CEO薪酬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1.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水平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图1是以比表示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和CEO薪酬水平的散点图，横轴表示银行业市场集中度，纵轴表示总薪酬。从图1来看，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与企业CEO薪酬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是：
其中，括号中为标准误差(下同)。从式(1)看，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负向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有大量的文献发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高管薪酬有着重要的影响。东亚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异。Claessens等人发现，在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因此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不是很大。这一现象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股东更容易监督高管，因此高管所得到的租金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的低；另一方面，在这种由家族控制的集中所有权下，也容易出现大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由于家族成员占据着企业的高管职位，这种侵犯可能通过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来实现，这种情况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况下高。除此之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三个国家，企业要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这对于高管的薪酬也会有很大的影响。Prowse发现，在另外一个东亚国家日本，大量的企业由财团控制，这些企业的CEO薪酬要比独立企业低得多。
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我们将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掉。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1(b)，其回归结果如下：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的薪酬水平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各国CEO的总薪酬平均减少1，339％。如果某国CEO的平均薪酬与23国的平均水平持平(46.2万美元)，那么，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5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国CEO的平均薪酬将减少0.6万美元。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R5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水平差异的57.6％，这说明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水平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1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2.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国际差异的解释
在图2中，纵轴是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的比例。总体来说，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薪酬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下面是回归结果：
从式(3)可以看出，银行业市场结构对CEO薪酬结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同前面一样，其原因可能是除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以外，还存在影响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其他重要因素，由于我们没有控制这些因素，所以估计出来的结果就是有偏的。
同薪酬水平一样，薪酬结构也会受到企业的
所有权结构的影响。正如前面所说，在韩国、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企业中，存在着普遍的家族控制，企业的最终控制权都比较集中。另外，在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对企业有强力的行政干预。而在另一个东亚国家日本，1997年5月以前，法律禁止企业对高管实行股票期权计划。
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将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排除。剩下18个国家的散点图见图2(b)，其回归结果为：
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前五位银行所占的贷款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股票薪酬在CEO总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平均减少0.295个百分点。同时，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以后，R5解释了这18个国家之间CEO薪酬结构差异的50％，这说明银行业
4.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图4是12个OECD国家的CEO和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散点图，回归的结果为：市场集中度对企业CEO薪酬结构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假说2在这里得到了支持。
3.CEO薪酬增长率与银行贷款市场集中度的关系
在图3中，纵轴是CEO总薪酬在1984―1996年间的增长幅度(12年间总的增长幅度，而不是年增长率)，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如下：
从式(6)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对CEO薪酬增幅有着显著的影响。前五位银行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CEO薪酬在1984―1996年的增幅平均降低1.124个百分点。另外，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之后，仅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0个国家之间CEO薪酬增幅差异的80％。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但是其拟合优度如此之高，则出乎我们的意料。
由式(7)可以看出，CEO与生产主管(MO)的薪酬比与银行贷款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市场集中度Rs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薪酬比平均减小13.264个百分点。仅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这一个变量，就可以解释这12个国家之间CEO和中层管理人员薪酬比的差异的55％。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一致。
这主要是由于在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的国家，银行的信息传递能力强，企业CEO的薪酬对股价的敏感性低，在股市上涨时期所得到的贴水(premium)就少，所以CEO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就小。
四、总结
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潜在冲击
盈利受到明显影响
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业盈利的冲击不可小视。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存贷款业务是银行的主营业务，利息收入是银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存贷款分别是银行业负债方和资产方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33.62万亿元，其中贷款67.29万亿元，占总资产的50.36%。总负债124.95万亿元，其中存款94.31万亿元，占总负债的75.48%。从损益表来看，利息收入占据了营业收入的大头。2012年，16家上市银行营业收入25962亿元，其中利息收入为20367亿元，占营业收入的78.45%（见图1、图2）。
尽管近年来各银行纷纷加快转型步伐，通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提高理财、投行、资金、托管、咨询等新兴业务比重，并尝试通过并购、新设等方式逐步进入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新领域，但由于分业经营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银行很难像西方同业那样摆脱对存贷款业务的完全依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存在。
在目前资金供应总体偏紧、存款争夺战十分激烈的局面下，如果存贷款利率完全放开，预计存款利率将明显上升，净息差、净利差继续收窄，对银行业的盈利形成较大冲击（见图3）。以2012年情况为例，6月8日、7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3.5%下降到3%，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6.56%下降到6%。同时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7倍。政策出台以后，大部分商业银行采取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策略，国有大型银行也纷纷上浮了存款利率。从2012年的16家上市银行情况来看，有12家银行净利差比2011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是2012年上市银行利润增速普遍低于前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风险偏好有所改变
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银行业在客户定位上由低收益、低风险客户向高收益、高风险客户转移。近年来，金融脱媒的现象日益明显，大中型企业纷纷转向直接融资市场获取资金，贷款需求快速下降，贷款议价能力明显提升，导致银行在大型客户领域的收益有所降低。2012年全社会融资总量15.76万亿元，其中新增人民币贷款仅占52.1%，比2002年下降39.8个百分点，而新增企业融资比重从2002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4.3%（见图4）。
银行业在传统盈利模式受到挑战的背景下，被迫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从主要服务于大型客户向以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客户为主转移。截至2012年底，全国小微企业贷款（包括小型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为14.77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1.95%，比年初增加2.43万亿元，增速19.73%，比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4.09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规模小，风险大，融资渠道狭窄，在与银行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承担更高的融资成本。银行则通过客户定位的下移，大幅提高了贷款收益率。据统计，目前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普遍在基准利率上浮10%～30%之间。
客户定位下移的现象有可能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在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贷款领域的“逆向选择”现象很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借款者比银行了解更多关于借款者的信誉、担保条件、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往往具有信息优势。银行为了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水平来降低可能面临的信贷风险。这使得那些经营正常、业绩优良的企业由于不愿意支付高出市场水平的利率而选择退出借贷市场。相反，那些经营业绩不好的企业，往往是愿意支付较高利率的风险偏好者，因而更易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为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埋下了隐患。
破产概率加大
利率市场化加大了银行的破产概率。从世界各国推行利率市场化的情况来看，伴随而来的往往是部分银行的兼并重组甚至破产。规模小、风险管理能力差、客户基础薄弱的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由于竞争力差，出现存款流失，被迫采取激进的存款定价策略和客户开发策略，经营成本急剧上升，出现亏损，甚至导致破产。
以美国为例，1970年开始放松对10万美元以上、90天以内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1980年美联储正式解除利率管制，通过《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决定从1980年起，用6年时间逐步放弃Q条款（美国《1933年银行法》中的第Q项，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定期存款也规定了最高利率上限。编者注）。1986年取消NOW（Negotiable Order of Withdrawal，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利率上限后，美联储对所有定期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贷款利率的限制均被取消，实现了利率水平的市场自由化。在此期间，美国银行业破产数量明显上升，1980～1992年的十年间，美国总共有2252家银行破产，平均每年达到225家。与利率市场化之前的1951～1970年相比（期间破产银行为75家），年均破产数量上升了60倍（见图5）。
利率风险管理难度提高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业的利率风险明显加大。利率变动给银行财务状况带来风险，并改变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和其他利率敏感性收入，从而影响银行收益，同时还将影响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工具的内在价值。因此，按照审慎原则对利率风险加以有效管理，对于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相当重要，利率风险管理将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利率市场化全面推开以后，利率变动幅度加大，变动频率加快，不同银行间的利率产生明显差异。利率动态调整将成为银行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银行业的定价管理能力、市场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银行来说，利率风险主要表现在重新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由于银行资产、负债和表外业务中到期日与重新定价存在时间差，利率变动将给银行的收入和内在经济价值带来意外波动。例如，如果银行以短期存款作为固定利率长期贷款的融资来源，一旦利率上升，银行就将面临由此带来的未来收入的减少与内在价值的降低。
我国银行业由于长期严格执行基准利率，自主定价的动力和意识较差，对于利率风险管理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也缺乏相关的经验和人才。必须足够重视利率市场化后出现的利率风险。
存在的瓶颈
回顾“十一五”期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展不快是不争的事实。这既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发展的整体考虑有关，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无法一蹴而就，只能慎重进行。
一是利率能否真正发挥信号作用还有待观察。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步伐，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现在看来，通过利率调节资金供求关系的效果不明显。实践中，大企业特别是央企在与银行的博弈中占据绝对优势，很多享受7折利率。与此同时，贷款利率差别化也不明显，尽管人民银行在2013年7月取消了7折贷款利率下限，但其效果还有待观察。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例，前些年个人首套房贷基本上各家银行都是一律7折，后来调整到8.5折，目前才逐渐有了一些定价上的差异，但离按照风险与收益匹配原则开展差异化定价还相去甚远。周小川曾经指出：“实际上金融企业并不是特别地愿意自己对住房抵押贷款定价。”这既和商业银行风险识别水平亟待提高有关，也与利率发挥信号作用的外部环境不健全密不可分。
二是金融市场竞争环境有待改善。一方面，国有大型银行仍然享受了大量显性和隐形的政府扶持，很多财政存款和大型国企存款指定存在国有大型银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父爱主义”，对地方控股的中小银行给予了诸多关照。这使得各家银行并未处于同一条起跑线。存款利率放开以后，国有大行凭借隐形政府信用和网点数量多、吸存成本低的优势，具备存款利率上浮的条件，必将吸引更多的存款资金。这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银行业竞争格局。
三是存款保险等配套机制还不健全。根据各国经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必将导致金融机构发展的逐渐分化乃至优胜劣汰，破产银行的数量势将呈上升趋势。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破产以后，存款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任何保护和补偿。如何处理问题金融机构、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由此看来，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外部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贸然启动不但收不到期望效果，反而会导致严重后果，乃至影响整个金融业的稳定。这也是我国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慎之又慎的根本原因。
完善配套政策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项改革既势在必行，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又只能稳步前行。需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为利率市场化提供良好环境，避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受到太大影响。在现行环境下，应先期采取以下几项配套措施，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一是逐步放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进入投行、保险、基金、金融租赁、信托等更广阔的金融领域，逐步实现收入结构从单一依赖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转移，减缓息差缩小以后对银行业产生的巨大冲击。
二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各存款机构作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险费，建立存款保险准备金，当成员机构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财务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稳定金融秩序。
三是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减少政府对银行的不合理干预，为全体银行处于公平的竞争起跑线上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其他一系列上下游产品和替代产品的定价权也同时交由市场决定。
五是建立健全自律性竞争秩序，防止恶性竞争。要通过市场监管、行业自律等手段，尽量避免商业银行特别是资金来源有限的中小商业银行之间爆发存款大战，造成“双输”的局面。与此同时，加强对普通公众的风险教育，提高存款人的风险意识。
六是培育市场化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借鉴美国“华尔街日报优惠贷款利率”（WSJ Prime Rate）的模式，探索由银行业协会牵头，大型银行主导，中小银行共同参与，在充分协调、考虑市场供求的基础上建立不同期限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对存贷款利率起到有效的标杆作用，引导各家银行科学稳健地制订本行利率政策。
加强应对措施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衡量金融产品收益率的重要指标。从经营行为上看，利率市场化是商业银行能按照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其存、贷款利率。
一、利率市场化是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
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过货币采表现，货币流向引导资源的流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实物系统的绝大部分商品和劳务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已经大大提高，消费者因此享受了比改革前多得多的实惠。但是货币资金的价格即利率的形成机制虽然近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远远不如商品和劳务价格具有竞争性，因而由资金引导的资源配置效率仍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有待发挥。我们知道，经济运行的实物系统与货币系统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在实物系统价格绝大部分已经实现市场化的条件下，货币系统的资金价格即利率客观上也有了市场化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
通过利率市场化来理顺金融商品的价格体系，提高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恢复利率杠杆应有的作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的必然趋势。利率市场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传统优质客户贷款利率下降；为提高资产收益率，银行贷款经营重心需要向愿意承担较高利率的一般贷款客户倾斜。从一般客户中识别出具有良好成长性的客户，与其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将是今后贷款经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信贷经营思路进行调整，以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为标准分析存贷款业务和客户价值，实施以经营效益为核心的收益导向战略。笔者认为，利率市场化使贷款利率成为贷款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贷款定价过高会在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市场，贷款定价太低可能使竞争到的贷款业务无利可图或亏损。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科学的贷款定价机制，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迫切需要。在信贷管理流程中，明确信贷营销、信贷风险评估、授信批准和贷款定价、贷款组合管理等不同环节的权力和责任，根据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等不同风险因素的控制要求，整合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工具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银行提高信贷经营管理能力的客观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完善自我约束能力。
二、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有关因素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实质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会逐步加快。
（一）货币市场利率奠定了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在金融市场机制较完善的国家，货币市场不但具有短期资金融通、提供资金便利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央银行利用间接调控手段实施和启动货币政策的支点，是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场所。货币市场所包含的重要子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国债回购市场和短期国债买卖市场等所形成的短期利率（或统称为货币市场利率）一般具有较强的联动性，货币市场利率通过影响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头寸和融资成本来影响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和价格。因而，货币市场利率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结合点。与此同时，在国债市场规模足够大的国家，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窗口有效地控制货币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和控制整个资金市场的利率，并及时反映或影响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和价格水平。因而，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向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整个货币市场利率，通过货币市场又传递到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
（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市场化基准利率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国债回购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是较理想的基准利率对象。从目前金融市场状况看，由于各金融机构规模、信誉程度差别巨大，造成信用拆借利率波动巨大，风险较大。比较来说，由于债券回购是一种以债券为质押的融资方式，金融机构之间债券回购的利率差异不大，且略低于信用拆借利率，安全性要高于同业拆借。从近年发展看，交易量已远远大于同业拆借市场，因而国债回购利率较之同业拆借利率更能全面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是选择和培育基准利率的关键。
（三）公开市场业务已成为央行干预利率的突破口。随着货币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大，1998年以来，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力度不断加大，不断通过调节基础货币的增长来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并稳定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水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与拆借和回购利率的关联程度不断增强，货币市场的利率逐步趋于合理。近年来，货币市场利率对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变动的敏感性增强，从操作实践看，商业银行开始对央行的政策操作做出灵敏反应，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已经初步具备了调控基础货币总量和货币市场利率的能力。
三、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对国内银行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不亚于《商业银行法》实施。前者赋予商业银行市场进入的权力，后者赋予商业银行自由定价的权力，银行要与存款人和借款人进行利率谈判，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更加弱化，实现由准政府机构向金融服务企业的职能回归。显而易见，利率市场化对传统的信贷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外国银行的大规模进入也将使同业竞争更加激烈，中资商业银行如果不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调整信贷经营管理模式，将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其一，利率市场化将引起银行利率风险的扩大。利率变化对银行是有利还是不利主要是看资产和负债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但是不管利率上升还是下降，利率缺口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进一步说，利率变动的风险要求银行能够对其进行控制，而银行控制风险能力的强弱又产生了对利率的控制风险。其二，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萎缩和非利差型业务的发展。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为争夺存款，存款利率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而为了争夺优质客户，其贷款利率又会趋于下降，银行传统主导业务的比重将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必然会有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出现，那些不受利率波动影响和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将获得较快的发展。其三，利率市场化将加大银行的竞争压力，导致市场份额的重新分割。银行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对客户资源的简单争夺，而是扩展到存款、贷款以及相关的中间业务领域。银行的实力、信誉、存贷款利率报价水平、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将成为银行竞争的关键。
此外，利率市场化还将导致银行管理模式由原来的被动型转向主动型。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在资金的筹集以及运用上可以充分发挥主动性。在筹资方面，可以通过预测市场趋势，建立负债组合，加大主动负债的比例，对总负债利率水平进行控制并及时调整。在资金运用方面，可以建立盈利资金组合来确定收益水平，在资金负债期限、利率匹配的基础上，在金融市场上通过衍生产品来抵补利率风险。
四、商业银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策略
（一）稳健经营的发展战略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基本的经营战略应是稳健经营，实现有质量的规模扩张和效益的不断增加。要从简单的“存款立行”向“效益立行”观念转变，从粗放经营向有质量的集约经营转移，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等体系，从简单的信贷规模管理的传统中走出来，提高经营的自我约束力。商业银行在制订资金价格时，一方面要进行盈亏平衡点测算，目标利润倒逼计算贷款利率。另一方面要具体分析贷款客户的财务状况，综合考虑客户对商业银行的贡献度和潜在风险因素，根据不同贷款收益水平和风险额度确定不同的贷款利率，确保贷款投放的安全和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稳健经营。
（二）建立科学预测、快速灵活的应对战略
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对利率管理工作复杂了。对利率要有敏感性分析，对利率的市场变化、波动要有预测，根据预测和变化及时进行利率调整，制订相应的资金价格和产品价格。商业银行内部要有专门人员研究利率市场变化问题。要有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测能力、分析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同时，及时落实到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
（三）加强风险防范
在利率市场化以后，为了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应选择更为有效的办法和途径。由于习惯了利率管制，我国各商业银行缺乏利率风险管理的经验和办法，大部分银行没有利率风险防范和管理技术方面的意识和技能，极易因利率风险管理防范不力而造成收益损失。所以，我国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要对利率风险引起重视。加强利率风险管理，建立防范利率风险机制，比如借鉴外国银行的经验，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体系，减少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风险。
（四）实施业务创新、缓解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一是为金融制度创新准备条件，从全球范围看，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商业银行自身虽不能进行金融制度创新，不能决定是否实行混业经营，但是可以在经营活动中通过扩大与证券、保险业的合作范围，共享网络信息资源等途径，为证券、银行、保险的混业经营创造条件。二是加强金融业务创新及金融工具创新，比如为特定客户量身定做的业务，诸如投资咨询、网上虚拟银行、财务顾问等。
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商业银行现有的经营策略、运作模式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为了缓解冲击和影响，应注意以下工作：
1.引入以VAR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机制。在银行内部建立资金中心，制订资金价格，分析资金来源的利率水平与期限，确定贷款利率和转移资金利率。通过不同的利率水映政策导向，降低总体风险水平。将银行多余的资金运用在资本市场中，获取短期收益，弥补资金来源与运用中的期限缺口。通过金融市场调整负债结构，增加主动型负债比重，使资金中心成为利率调节的阀门，控制综合成本，转嫁银行内部不能消化的现实及潜在风险。
2.建立利率预测模型，强化对利率走势的分析。商业银行应建立市场利率信息收集、反馈和分析系统，建立并利用利率预测模型，对利率的走向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
关键词：商业银行；贵金属交易；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2-0109-02
随着近几年金价的起伏，社会公众对黄金的投资兴趣也在逐步提升，特别是金价从2011年9月的高点至今，已经下降了30%，众多的中国投资者感觉黄金的投资机会已到，便出现投资者在市场上大量购进黄金饰品的局面。实际上在进行投资黄金的各种形式中，黄金饰品的保值增值能力相对较差，相比通过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实物黄金或者交易纸黄金等方式逐渐兴起，这种对贵金属领域的关注也为中国贵金属市场创造了发展条件和空间，而商业银行作为联系投资者与交易所的纽带也因此通过贵金属交易开创出新的业务及利润点。
一、中国商业银行贵金属交易的现状
上海黄金交易所自建立至今，已度过11个年头，就近几年的黄金交易量可以看出，前十名机构中商业银行占有很大比重，2011年前十名中有8个席位来自商业银行，2012年也有一半以上。这些银行进行的贵金属交易主要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交易量增长迅猛。近年来，由于贵金属大牛市行情吸引投资者积极做多，新加入的投资者络绎不绝，商业银行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展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呈现出客户量暴增的趋势。第二，业务不断创新。中国商业银行在进行贵金属业务的过程中，为迎合客户的不同需求，不断创新，研发和推出新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贵金属市场，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渠道。第三，提供多渠道服务。商业银行为了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方便客户进行贵金属的相关业务，不断拓宽服务渠道，目前已经形成集网上交易、电话交易、手机交易、柜台交易为一体的服务体系。第四，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发展趋于稳定的同时，各大银行都在寻找新的盈利机会，开拓新业务，大力发展表外业务。而近几年金价银价大涨，也为商业银行进行贵金属业务提供了良好契机，目前各大商业银行的贵金属业务规模在不断扩大，贵金属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新增长点。
二、商业银行贵金属业务中存在的问题
贵金属市场的建立以及商业银行贵金属业务的迅猛扩张，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贵金属行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运作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定会影响中国贵金属市场稳定的发展。
（一）业务创新增加交易风险
随着前两年黄金、白银价格的攀升，商业银行的贵金属业务量急剧加大。然而各家银行在增加客户量及贵金属业务创新多样化的同时，也同样使得交易风险在逐渐加大。
对于实物黄金及银行业务而言，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小，然而对于黄金期货、期权等贵金属交易产品，则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为这类业务往往伴随着高的杠杆系数，一旦投资者把握不好贵金属市场行情，其发生的风险损失毕竟会影响到银行及银行体系，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商业银行热衷于贵金属市场这一朝阳领域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伴其而生的交易风险。
（二）缺乏交易的安全性、稳定性
随着银行贵金属交易规模的扩大，贵金属交易系统故障频发。民生银行和工商银行都曾出现过由于系统问题导致客户贵金属交易损失的现象，这说明了中国目前，不论是国有的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进行贵金属交易时都存在着交易系统安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必定会使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受到影响，从而抑制贵金属市场的发展。
（三）商业银行开户不规范
贵金属交易本身蕴藏着很大交易风险，这就要求进入贵金属交易市场的客户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通过商业银行操作的客户，其风险承受能力往往是由商业银行进行风险测评，测评通过后才可开户交易。但目前由于商业银行处于客户源及中间业务收入的考虑，有的银行只是以风险测评为形式，没有实际执行，而有的银行甚至根本不进行风险测评，直接为客户办理开户手续。这种商业银行开户不规范的行为普遍存在，对于投资者来说，对于贵金属交易市场而言，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必定会引发交易纠纷。
三、解决商业银行贵金属业务运作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一）健全交易所运作，吸引资质好的商业银行
目前上海黄金交易所按照传统模式运作已十多年，基本形成规模，而刚刚成立的天津黄金交易所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其建立之初便使用特殊的做市商制度，这对于中国开放不久的贵金属市场而言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这样的一个试点基地，必定会为中国贵金属市场的完善提供丰富的经验，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个特殊的市场需要国家、行业、社会多方的关注，从其运作的各个领域进行健全和完善，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公司和机构进入市场参与交易。在公司和机构当中，不难发现，商业银行的资信和规模都是不容忽视的，由此交易所的规范健全发展，可以吸引到优质会员，这样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贵金属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在中国尽管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然而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与这个飞速扩张的市场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体系。截至目前，中国贵金属交易主要依照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198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银管理条例》、2005年12月12日央行制定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很少有专门针对当前的贵金属交易的，因此，国家应尽快制定并出台相应针对贵金属市场运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贵金属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三）完善银行交易系统，提升交易安全性
民生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交易系统故障导致的客户损失，不得不让相关部分关注目前银行交易系统的稳定性。要提高系统安全性及稳定性其实可以借鉴股票市场的相关交易系统。
众所周知，股票交易通常采取网上交易，主要是通过证券公司提供的交易客户端来完成的，其稳定性和安全性已经得到证明，而目前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则主要利用网上银行来完成贵金属交易，其稳定性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开发相应交易客户端来提升交易系统的稳定性。目前深发展已经率先推出了“客户端买卖工具”专门为客户开通独立的投资渠道，“炒金”的便捷性越来越接近于“炒股”，这也是深发展推出贵金属T+D业务最大的优势，那么其他银行也应该尽快推出和使用专门的交易客户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保障交易系统的安全稳定性。
（四）贵金属交易人才的培养
中国的贵金属市场起步较晚，导致贵金属交易领域的人才稀缺，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更应加大对其从业人员的培养。目前贵金属市场的职业资格标准已基本形成，贵金属分析师及贵金属交易师的培训认定工作也已初具规模，当前应该做的就是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进贵金属行业人才的培养，从从业人员入手，培养出适应贵金属市场发展的、具有职业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能力的专业人才，以促进贵金属市场运作的规范化。
（五）投资者加深对贵金属市场的了解
股票市场的低迷及贵金属价格大幅上涨致使很多投资者将资金从股市转入贵金属市场，但对于这些投资者而言，大部分是对贵金属领域获知甚少的。这些投资者刚刚接触黄金投资，往往对市场行情了解不深，基础知识掌握不够，再加上黄金价格的影响因素更具国际化，其交易方式的多样性有别与股票交易等，因此投资者在进入贵金属市场时需要补充相关知识，充分识别市场的相关风险后再进行投资。就刚刚接触黄金投资的投资者，建议先从现货交易入手，例如黄金定投、纸黄金等产品比较适合，投资者只需开户，就可以通过该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及网点柜面等多个渠道便捷地进行现货买卖，获取差价收益并享受优惠的手续费，当对贵金属投资有了一定知识和经验积累后再做黄金期货、期权等。
近年来，国内贵金属投资需求逐年递增，对于市场结构的完善和发展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对于银行业，贵金属市场是的尚待开发的利润宝地。因此商业银行发展贵金属业务不论是对银行本身还是对贵金属市场都有着重要意义，其发展空间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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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约束；监管；有效性
JEL分类号:E42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0-0061-06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思路
Bliss and nannery(2000)认为市场约束由监督和影响两个环节构成。监督主要体现于投资者观测银行风险.并将判断结果体现于证券价格上。影响主要体现为银行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采取调整行为以扭转不利局面。这是Flannery等(1996)提出的识别和控制两个部分观点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张强、余桂荣(2006)提出市场约束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监控存在，即利益相关者能正确理解银行风险特征的变化并将这些评价考虑进银行的债券价格或存贷款利率等因素中去；二是市场影响存在，即债券价格及存贷款利率变化使银行管理者做出反应，采取措施来减轻和改善银行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本文主要从“监控”机制和“影响”机制两个角度来分析市场约束力。
国外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研究银行风险与存款利息率的关系。Martinez Pefia andSchrnuklerf2001)发现存款人从冒险的银行中提款或要求更高的利率。Hannan and Hanweck(1988)等人发现，未受保险的大额存单利率反映了银行风险z。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因而本文未对此分析。二是研究银行风险与存款增长之间的关系，存款利率固定时，存款人将存款从风险高的银行转移到风险低的银行。Manfinez Pefa和Schmucler(20011发现银行存款与滞后风险变量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2004)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的利率对风险的敏感性显著，而存款增长率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却不显著。。该分析方法可判知我国存款人对银行风险的敏感性，因而作为本文重点之一。三是研究银行风险与其次级债券定价之间的关系。Flannery和Sorescu(1996)，Jagtiani，Kaufman，andLemieuxfl9991，Morgan和Sironi(2000，).De Young etal.(20011等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了次级债券收益与银行风险有较强相关性。由于我国银行的次级债券品种较为单一，交易和流通不够活跃，缺乏实证分析的数据基础，因而本文不展开分析。
同内有关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何问陶和邓可斌(2004)用计量模型估算了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我国上市银行收益率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力不明显。张正平、何文广(2005)分别从银行存款的实际利息支出和银行存款增长两个方面测算银行对风险的敏感性，经实证分析我国14家银行市场约束力的情况，得出我国银行的市场约束力非常微弱的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市场约束的监督和影响的机制分别侧重于微观和宏观层面。存款人和次级债持有人的市场约束机制反映了“监控”机制，这些更多地体现于微观层面。而银行对市场作出的反应机制则更加复杂，除非在挤兑等极端情形下，一般在大多数条件下，银行面对的是广大的市场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往往也基于综合权衡评价市场的整体反应，而非对单一相关利益者的评价做出反应。因此，“影响”机制更多体现于宏观层面。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机制的研究大多从银行的公司治理角度人手.根据银行公司治理状况来判断银行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这一分析思路的优点是从根本上解决银行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问题，以及是否存在敏锐反应市场信号的可能性。但缺点是难以从整体上以实证研究证据来判断银行对市场的反应程度。这大概是目前尚未见到国内外有关实证分析银行反应程度的原因。
若从宏观角度评估市场约束的“影响”机制，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银行面对众多纷纭复杂的市场参与者或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又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后者与经济周期波动、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有关，特别是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动荡，市场情况变化很快。因此，在分析银行的证券价格波动因素时，很难区分银行利益相关者的“贡献度”和市场环境因素的“贡献度”究竟各占多大比重。换言之，很难判断银行对市场的反应是出于对利益相关者的考量还是对市场变动因素的考虑。
本文认为，由于银行利益相关者和市场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从单一角度分析“影响”机制会存在片面性。况且，银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市场环境因素影响的，而非单纯出于对银行风险状况的判断。同时，从另一角度看，银行利益相关者的判断和举措本身也是市场综合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市场约束的“影响”机制更应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因而还首次尝试从宏观视角实证分析市场约束的“影响”机制。
二、我国存款人市场约束情况分析
(一)模型设计
本研究基于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2004)的研究方法，通过检验银行存款增长率与银行风险变量间的关联度来考察我国银行业存款人市场约束力情况，即选择存款增速作为代表性指标。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模型中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关程度来描述市场约束状况。初步设立的基本模型为:
根据一般理论，市场约束导致高风险的银行吸收的存款相对较少。本文采取滞后一期的风险变量，选取了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风险资产利润率、资产流动性比例、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存贷款比例、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占各项存款比重、账面投资收益/亏损率、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等共9个指标，来衡量上期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信贷风险等存量风险，分别对应的系数为β1-β9。根据金融理论，一般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的股权人权益受保障程度越高:不良率越高，银行的信贷风险越高；风险资产利润率越高，银行风险资产的回报越高；资产流动性越高，银行流动性状况越好；超额备付金率越高，反映银行主动愿意控制流动性风险的意愿更强烈:存贷比越高，会增加银行流动性风险；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占各项存款比重高，反映银行存款集中度风险较高；账面投资收益率越高，表明银行市场风险越低；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越高，银行贷款集中度风险越大。据上述分析，若市场约束发挥作用，β2、β6、β7、β9的系数符号应当为负，β1、β3、β4、β5、β8的
符号应当为正。
共分3种情形分别进行回归，第一种情形是将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第二种情形是对5家大型银行的数据进行回归，第三种情形是对12家中小银行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
(二)数据分析和检验结果
选取样本银行17家，其中:大型银行5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小银行12家(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具体数据的样本期限为2007年一2009年各季度，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数据系统，凡是存在调整情况的数据均以调整后的数据为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样本不同于国内其他学者，选取了三四年内的季度数据，而非采用8-10年的银行年度数据，其主要理由:一是国内学者选取年度数据主要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一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相应的各期，但笔者认为最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和上市流通(目前已有16家银行上市)，对银行经营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都产生巨大影响，况且市场条件也发生巨大的变化，用年份跨度过长的数据作分析难以真实反映银行业市场约束力的近况，从贴近描述银行业市场约束的最新、最真实状况角度出发，本文选择了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二是数据的可比性非常重要。张正平、何文广(2005)研究中说明“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我们的数据在具体内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也许问题更大的是关于流动资产项目中所包括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我国银行监管的非现场监管指标近10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源于国际银行监管理念的快速发展和国内银行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测量水平的不断提高。若采取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对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信度产生很大影响，为此，笔者考虑选取2007年-2009年的季度数据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区间的数据统计口径完全一致。因此.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比性、容量够大、更反映银行市场约束的现状等因素，笔者选取了近四年的季度数据.同时，样本银行数据明显增多，达17家。
现将各家银行用数字代号表示，1-5为大型银行，6-17为中小银行。依据样本，建立PANEL DATA，并使用statal0进行回归参数估计。
估计结果显示，模型在情形l、情形3下拟合程度良好，方程整体回归较为显著；在情形2下拟合程度较差，整体明显逊色。表明中小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对风险变量较为敏感，而大型银行存款增长率对风险变量的反应大都不够显著。
在情形1下，资本充足率变量、不良贷款率变量、风险资产利润率变量、资产流动性比例变量、存贷款比例变量都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资产流动性比例变量在3种情形下都取得了与预期符号相同的估计系数，且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存款人比较重视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比例指标反映的流动性风险。资本充足率变量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在情形2中估计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具备风险信号甄别作用，这与现实中，国家对大型银行注资、控股、隐性担保，削弱了存款人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关注度的情况是吻合的。但不良贷款率变量、风险资产利润率变量、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占各项存款比重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表明这些指标难以成为风险信号。一方面可能因为贷款五级分类在具体操作上还是存在主观因素，降低了银行之间的可比性，风险资产的计算存在类似问题；另一方面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比例变量在三种情形下，估计系数符号均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可能因为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对于一家银行存款增速会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既可能作为风险指标降低存款增速，也可能由于最大十家定期存款对银行存款影响较大，该占比变量指标上升是因为这十家存款增长快形成的，由此导致两者同向变动。此外，超额备付金率变量、账面投资收益率变量、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变量都取得了预期的系数符号，且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三个指标对存款人有一定的风险信号甄别作用，但可能指标仍存在局限性。超额备付金率可能随着近些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较为频繁的调整而削弱了其观测价值:银行的市场投资收益受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而存在不确定性，且不是银行的主营业务，因而指标的关注度有限: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随着近些年中国银监会力推银团贷款，以及一些贷款转让交易的大量出现，削弱了该指标的参考价值。
在情形2下，所有变量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大型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对其风险变量指标的敏感性较差，这与大型银行因拥有较多的隐性存款担保而削弱了市场约束机制作用有关。
在情形3下，方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能力均高于情形2.说明中小银行存款增长率受市场约束影响较大，这与中小银行拥有较少的国家隐性存款担保有关。资本充足率变量、资产流动性比例变量都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风险资产利润率变量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不过，不良贷款率变量、超额备付金率变量、存贷款比例变量、最大十家存款客户定期存款比例变量、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变量等指标的估计系数与预期相反。由于中小银行网点较少.吸收存款能力远逊于大型银行，因而其存贷比普遍大于大型银行存贷比，况且，该变量偏离监管要求(75％)的幅度一般不大，不像一些外资银行大幅偏离现象，该指标对于中小银行风险甄别功能弱化。其他几项指标局限性同上，不再赘述。
(三)主要结论
(1)在多数情形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虽然较弱。但还是显著存在的，特别是资产流动性比例变量指标，风险甄别功能较强，这与张正平、何广文(2005)的研究结论不太一致，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在样本选取、风险变量选取上均有较大差异。本文的样本银行数量更多、数据更新、数据可比性强、样本容量更大，方程的拟合程度和变量系数显著性更高，因而结论的可信度更高。
(2)理论观点认为我国大型银行由国家注资、股改上市，受隐性担保影响，其市场约束要比中小银行差，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3)在风险变量中，资产流动性比例变量的估计结果最为理想，说明存款人较为关心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这与银行的高负债特性、流动性风险变化快等因素有关。也可能与该指标较容易获取和观测有关。资本充足率变量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在情形2中符号与预期相反，表明该指标可用来显著区分大型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市场约束力的差异，这与何问陶和邓可斌(2004)的实证结果也存在差异。
三、宏观视角的市场约束机制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计
我们建立以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考察“影响”机制。
式中，Y1为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向量，t代
表不同时期，Xt是宏观经济变量的向量，ε1为残差项。
根据一般理论，基础货币的扩张效应来自于银行放贷的贷款乘数，若经济形势趋好，社会将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企业会扩大生产规模，银行会放松银根，倾向于大量投放贷款，以取得较好的收益回报。若经济形势走坏，全社会将缩小投资规模，企业缩小生产规模或投资难以收回形成坏账，银行将收紧银根，收缩贷款规模，否则将面临不良贷款大幅上升，市场约束机制对银行产生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较快变化，银行能否及时调整经营管理策略，主动控制贷款规模和增长速度，就反映了银行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因此，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全社会金融机构汇总的贷款增长速度；解释变量选取了CPI环比、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1年定期存款利率、MO/存款余额等5个指标，来衡量市场宏观经济形势，分别对应的系数为β1-β5。一般认为，前三个指标能反映宏观经济走势；定期1年存款利率反映了政策对中长期宏观经济形势的态度；M腑款余额反映了公众相对于存款而持有现金的偏好。如果存款人认为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上升了，那么就可能在根本不考虑具体某家银行基本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的情况下取出存款，流通中现金相对银行体系存款的比值会相应上升。经济持续增长一般伴随温和的通货膨胀，为此1年定期存款利率应上调，以避免实际利率为负数。根据上述分析，若市场约束发挥作用，良的系数符号应当为负，β1、β2、β3、β4的符号应当为正。变量的具体解释及其作用方向，见表4
我们共分3种模型分别进行回归。第一种情形是将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第二种情形是对1997
200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第三种情形是对2007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样分期的原因在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金融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形成全球金融危机。这两次重大金融危机对于国际金融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银行而言，这意味着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我们有机会来考察银行在特殊市场条件下的反应程度。
(二)数据分析和检验结果
选取样本为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具体数据的样本选定为1997年1月-2010年10月各月份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期和wind资讯。依据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使用StatalO进行回归参数估计。
估计结果显示(见表5)，在情形1、情形3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方程整体回归系数较为显著。在情形2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差。由此可见，我国银行业在2007-2010年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较为显著.整体上银行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呈现加强的趋势。而1997年-200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不够显著。
在情形1下，M0/存款余额的变量(dep)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变量(pro)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CPI环比变量(epi)接近通过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变量(pr0)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其估计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这可能与数据选择的时期有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企业家判断危机很快能够结束，经济探底回升，因而预期向好。这导致该变量上升。但银行作为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最直接的机构，对经济形势的预期要比企业家悲观得多，因而该指标变量对银行业贷款增长率解释呈现负相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银行经营管理的审慎态度趋强。M0/款余额的变量(dep)在情形1和情形3分别通过了1％和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在情形1.系数的符号与预期相同，但情形3与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于Mo受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很大，特别在金融危机后我国为刺激低迷的经济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指标反映公众对银行体系风险判断的作用，况且在政府隐性担保的作用下，可能公众预期银行业发生全面危机的概率很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变量(exp)的估计系数在情形1和情形3下其符号都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特定的消费需求结构有关联。由于医疗教育保障制度不够健全，以及受住房消费的挤出效应.我国现有的居民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因而这种消费存在较大的刚性。因此，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变量指标或许不能很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形势对银行经营管理的态度的影响。
在情形2下，模型的所有变量系数都不显著，说明1997年一2006年期间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对其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敏感性较差，这可能与当时银行市场化程度不强有关。
在情形3下，方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能力均高于情形2，说明近些年我国银行监管的深化和股改上市等举措，提高了银行对宏观经济数据和风险因素的敏感性。但各变量估计系数与预期差异较大，可能因为变量主要反映公众消费领域物价、消费量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等情况，缺少企业因素变量情况的考量，同时，我国银行贷款增长受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较大。
(三)主要结论
(1)近些年，我国银行业对市场信号的敏感性和反应程度趋强，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审慎态度趋强，这与现实中随着我国风险监管和审慎监管的加强，银行风险防范意识明显增强的情况是一致的。市场约束的“影响”机制还是弱性存在的。
(2)从宏观变量的估计系数情况看，我国银行业贷款增长率受选取的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影响可能较大，包括受国家对经济的刺激力度、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因而选取的宏观变量在解释性方面仍显不足。
(3)在实证分析中我们采取了不同时期区间分段估算，优点在于可以对银行市场约束的“影响”机制效果对比分析，缺点是数据的收集和变量选择受到一些限制，如GDP即使采用季度数据也只有较少的观察值，因而未采用。这些缺憾，有待于在今后完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市场约束对监管有效性的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银行业具有一定市场约束力，存款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银行风险，银行对市场信号的反应程度和风险意识趋于增强，表明我国银行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已见成效。同时，也应看到，市场约束对银行监管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我国市场约束力整体上还是较弱，对监管有效性产生一些影响。
(1)我国市场约束力弱，银行机构规模的扩张受到其经营状况等因素制约较少，容易诱发粗放式经营，且难以为监管当局提供充分有效的市场信号来监管决策参考。如在城市商业银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问
题上，有关市场竞争和风险变化等市场信号仍不明确。
(2)银行的整体反应程度较弱，表明银行体系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银行往往过于关注抢占市场份额、追求利润增长而忽视风险，容易造成与监管的目标背离。
(3)存款人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可能会把资金投向违规吸储的银行，给各种非法吸储活动以机会。存款人市场约束力较弱，表明存款人对违规银行的揽储行为缺乏鉴别力，因相信政府会保护存款人利益，在选择存款机构时产生道德风险。
(4)市场约束弱导致过度依赖官方监管来控制风险，这必然带来监管成本的上升，也会增加银行的执行成本。
(二)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增强监管有效性，有必要提高银行业的市场约束力。
(1)审慎建立金融安全网。应缩小国家隐性担保的范围，审慎运用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和设计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因为这可能会增加银行的道德风险、降低市场约束力。国外有研究表明，设计不当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增大一国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因此有必要谨慎设计和看待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等有关金融安全网的制度建设。
(2)在银行监管指标上除了关注资本充足率，还应当重点监测资产流动性比率，市场之所以关注该指标，可能与资本难以测算而流动性问题则难以隐瞒有关，后者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的清偿能力。这对于我国中小型银行，尤其是村镇银行等监管具有参考意义。
(3)加强信息披露，应在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加大对银行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合规性检查；此外，还应将市场信息与监管机构掌握的监管信息结合起来，以缩短监管认识和行动的时滞，对银行风险状况和条件的变化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4)正确看待官方监管和市场约束的关系，加强两者的协调和互补作用。官方监管应考虑加强有关市场制度的建设，为市场约束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并关注有关银行创新业务的市场反应和市场信号，发挥市场对其风险的约束作用。
(5)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可增强社会对银行风险状况的监督力度，并引导公众对银行披露信息的理解和判断。
当前，跨国金融机构在华经营性机构及业务代表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布点的范围逐步扩大，参股步伐加快，且多数逼近政策上限，表现出在华扩张与渗透的强烈欲望。
外资和中小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共同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受到较大冲击，市场份额被侵蚀，资产集中度在1995至2005年10年间下降了15.83个百分点。整体看，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尚小，只占1.8%，但从局部看，发达中心城市的外资市场份额已达较高程度，如上海已超过10%，且有继续提高的趋势。另外，业务的结构性影响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如外资银行的国际结算和外汇信贷份额已高达40%和19%。由于外资参股（低于25%时）的间接影响并不计入外资份额，市场侵蚀程度实际被低估。人民币业务开放提速后，已成为中外银行竞争的新领域，全面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
跨国金融机构在商业银行改革和市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外国战略投资者积极参与我国银行业的战略重组和市场化改造，在整合资源、扩充资本、改善治理结构、调整业务方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建、工三大行的成功股改标志着银行业的市场发育日趋成熟。其次，外资在更大程度上加速了银行业的国际化，表现为股权、人员、业务、产品、规则和市场的国际化，构建开放性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最后，外资银行以长江、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为核心并向周边地区辐射，这种相对集中的区域布局，助推了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区金融机构的密集化，有利于逐步形成国际性金融中心，提高我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利用外部动力推动银行业改革也有不利之处。外资控制力的上升、市场的国际化便利了国际游资的无序流动，加剧了市场动荡，影响金融稳定；外资银行集中在发达经济地区瓜分优质客户，可能会削弱中资银行的传统盈利基础；外资收购国有、集体资产，还会遇到合理定价与资产流失等问题。
外资银行对融资效率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外资竞争主体和新型竞争机制导致更为激烈的竞争。二是外方参股股东的加入有利于改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降低管理成本、费用，提高经营效率。三是外资直接弥补进口企业和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缺口，融资成本降低，不仅可为许多重大建设项目、技术引进或重要商品的进口提供宝贵外汇资源，还能为中资银行的贸易融资提供头寸支持。四是外资银行对“三资”企业、优质民营和中小企业倾斜，不仅直接提升融资效率，还对中资银行的融资观念、行为产生示范效应。五是引进融资方式，推动创新，降低融资门槛。福费廷、保理、银团贷款、备用信用证等有力地推动了商业银行本外币融资业务的发展。结构性融资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以固定资产抵押、第三方保证或信用方式为担保方式的融资模式，扩展了流动资产（如应收账款、存货）、货权（包括信用证项下全套海运提单表示的未来货权）等质押模式，融资观念更新，体现出服务和风险控制的主动性。
金融产品引进与开发速度的加快是开放银行业以来的又一大特征。据统计，外资银行向国内推出的金融产品有一百多种，相当于国内银行产品的三倍，业务创新活跃。首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汇业务率先全面放开，推动国际票据、国际保理、离岸金融等新业务的迅速发展。其次，外资银行基于混业传统，在国内极力推崇零售、网银、理财和中间业务，带动国内商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战略转型。中资银行为弥补自身缺陷，突破约束，加强了与同业包括与外资银行的合作和重组的步伐，开发新产品或实现产品的交叉销售。再次，利率市场化、汇率弹性化及竞争加剧的背景，促使银行追求收益高、风险大的产品或业务，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如期权、期货、掉期、远期交易等。最后，为适应经济国际化，满足企业、跨国公司“走出去”的新需求，外资、离岸银行的境内外、离在岸联动模式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居民和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务。背对背信用证、在岸担保离岸授信、境外外汇质押境内融资、转开信用证和保函都是典型的内外联动模式。
产品丰富，经营综合化、国际化是金融发展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优化收入结构，扭转过分依赖公司业务收入、利息收入的状况，但上述趋势也相应增大了市场风险、转型风险和监管难度，文化冲突、驾驭能力有限将是混业经营、跨业兼并可能遇到的新问题。
为与国际接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国际惯例的基本精神，我国全面修改、制定了相关法规或制度，完善了法律体系，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跨国银行的进入使竞争环境更加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开始形成。为适应新环境，各家银行面临着战略、机制的调整，制度的更新，新型企业文化的培育以及业务流程的再造。
跨国银行通过示范间接影响或通过股权控制、人事调整、输入理念、改变发展战略直接影响国内银行业的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与过去比较，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更加明确、对市场信号更加敏感、风险和价格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治理结构更加科学；管理扁平化、客户高端化、服务个性化、营销专业化、操作流程化；营销观念确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和绩效考核制度广泛实施；国际竞争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进一步增强。
非金融类跨国公司的影响
非金融类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市场需求影响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反映出银行业市场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的密切关联。
银行跨国经营的首选地往往是本国跨国公司密集或贸易集中的地区，遵循跟客法则。国外的实证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FDI）与海外分支行资产增长额高度相关，尽管出口贸易对银行国际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如对外直接投资来的大。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显示，跨国银行随着我国进出口总量和母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加快进入中国，客户追随明显。
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三资”企业为银行业增加了一大批特殊的客户群，直接影响银行业务的数量与结构。涉外企业本外币业务的综合化需求是商业银行倡导本外币整体营销的内因。“三资”企业是银行开展外汇业务的基本对象，其进出口业务的强劲增长带动国际结算业务量的攀升，结算手续费、外汇汇兑收益成为中间业务的主要来源。跨国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持有外国或我国港澳台地区护照的自然人是离岸业务的基本客户群。外企经营环境的优劣、业绩的好坏直接影响了经办银行的经营环境、绩效，这种关联在外企集中的沿海发达省份、经济中心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人行营业部和国家外汇局的调研显示，在北京的跨国公司总部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北京金融业，总部的聚集效应带来了金融需求，促进了北京金融业的发展。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对国内某些企业或产业的冲击还可能削弱国内银行的传统业务基础，引发优质客户或业务向外资银行的转移，其投资方向的变化所引起的产业结构调整还会给中资银行带来系统性风险。
关键字: 银行业市场约束监管有效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 F830.49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2-030-03
一、基于DKH模型的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状况实证分析
（一）DKH模型的基本概念及应用形式
一般来说，在存在市场约束的情况下，存款人将要求风险高的银行支付更高的利率或者干脆取出存款。因此，银行的融资成本和融资规模与它的风险状况存在相关性，此即为存款人对银行经营存在的市场约束。检验市场约束强度的实证方法主要是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模型，验证风险较高的银行是否支付了更高的存款利息或者存款增长的速度更慢，最有代表性的模型是Demirgü-Kunt和Huizinga（1999，2004）所设计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被称为DKH模型。
DKH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算估计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和相关程度来检验市场约束的存在程度。按照具体思路的不同，DKH模型主要有两种应用形式：一是检验银行利息支出水平与其风险状况的关系，二是检验银行存款的增长与其风险状况的关系。
（二）对1998－2007年中国市场约束状况的实证分析
应用DKH模型，从银行支付的利息与其风险关系、银行存款总量与其风险关系两方面检验1998－2007年中国市场约束的情况。
1996年，我国开始放松利率管制，以后利率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因此，利息支出水平、存款增长速度可以分别采用如下估计方程：
①利息支出水平= a+b1Profitt-1+b2Liquidityt-1+b3Equityt-1+ b4 Overheadt-11+et
②存款增长速度=a+b1Profitt-1+b2Liquidityt-1+b3Equityt-1+b4Overheadt-1+ b5Sizet-1+et
上式中：
Profitt-1＝利润率＝税前利润/总资产
Liquidityt-1＝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总资产
Equityt-1＝净资产率＝(总资产－总负债)/总资产
Overheadt-1＝非利息支出比率＝（营业支出－利息支出）/总资产
Sizet-1＝资产规模＝总资产
所有变量均滞后一期（表示为t-1），在估计时，方程两边变量都取对数；选取样本银行10家，其中：大型银行5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5家（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具体数据的样本期为1998－2007年，数据来源于1998－2007年《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各行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因为所有数据都要取对数处理，所以，数值为负的数据一律剔除，再加上一些银行报表提供格式的变化，个别数据不可得，最后，把可用的77组数据建立一个面板数据，采用全体的最小二乘法（Pooled-OLS）进行估计，计算结果分别如下：
表1提供的估计结果表明：利润率系数为负，呈现出存在市场约束的迹象，说明存款者对银行的盈利能力有较明显关注，盈利能力强的银行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有实力开拓新业务、
表2提供的估计结果表明：流动性比率系数和股权比率系数都为负，只有利润率系数为正，但是，利润率系数的绝对值很小。因此，我国银行除利润率这一因素以外，其他风险因素与银行存款增长速度之间的市场约束是基本不存在的。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我国银行监管体系中的市场约束力量在1998年以后有所进步，但从总体上看，市场约束力量仍然较为薄弱，存款人对银行的风险变化反应不敏感。
二、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不强的理论分析
1998年以后，随着控制性银行监管制度的逐步淡出，审慎监管制度的各项措施开始逐步实施，政府监管制度对市场约束的屏蔽作用减轻，社会公众的市场参与意识和对银行的外部监督意识才开始复苏，市场约束力量才开始得以发育。但是，对中国来说，银行自我约束能力和市场自身的缺陷极大地弱化了市场约束的作用。下面主要从信息披露和市场参与者激励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状况对市场约束的制约
首先，会计制度和审计标准不完善导致信息质量不高。目前，我国银行业推行的会计制度不仅与国际规范相比还存在许多过于宽松的作法，而且各类银行之间也缺乏统一的规范，制约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可比性。同时，银行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 从技术上对风险的具体测量、确认存在障碍, 对会计制度的理解也存在偏差,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其次，银行缺乏准确和及时地公开披露信息的激励。出于对银行风险状况的担心等原因，我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对银行公开披露信息的强制性监管规定和法律制裁措施的力度不足，导致银行缺乏准确、及时地公开披露信息的激励。
再次，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落后，难以提供公正、客观的评级信息。我国评级机构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受资金规模、法律支持、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它对被评级对象还存在一定的利益依赖关系，没有成为真正独立的信息提供机构。
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问题，使市场参与者无法判断银行经营状况的良莠，缺乏实施市场约束的决策依据，尤其是虚假、非充分性财务信息还会误导市场参与者的判断力，导致逆向选择行为。
（二） 我国市场参与者激励状况对市场约束的制约
我国银行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体，而且无论是四大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抑或是城市商业银行，各级政府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其拥有绝对比例的所有权，这样，存款者通常把银行信用等同于政府信用，认为存款的安全性能够得到充分保障。
谢平等( 2004)的研究发现，从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实践看，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对个人进行“全额偿付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所以，存款人没有激励去关心银行的风险状况，也没有激励去施加市场约束。
以上理论分析可见，我国银行业的信息披露状况和市场参与者实施市场约束的激励都存在缺陷，构成了对市场约束的严重制约，致使银行所受到的市场约束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三、市场约束状况对中国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影响
市场约束对实现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但我国银行业所受到的市场约束力量相当有限，当前市场约束的欠缺对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带来较复杂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在一定时期内易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由于缺乏市场约束，银行业负债规模的扩张不受其经营状况的制约，这种宽松的市场环境为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使中国在短时间内获得了一个庞大的银行体系。虽然这种银行发展道路使银行业的问题不断累积，但是，市场约束的缺乏使问题易于被掩盖。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易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当然，从长期来看，这种表面和暂时的稳定可能会面临着在未来更严重银行危机的威胁。
（二）银行体系存在较为严重的道德风险，不利于银行自我约束和政府监管发挥作用。市场约束力量的薄弱，银行业发展缺乏来自市场压力的淘汰和竞争机制，同时也是由于监管当局对问题银行缺乏及时的市场退出或纠正措施的制度安排，银行很容易产生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致使银行的违规行为屡禁不止。同时，由于道德风险，银行业仅关心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如何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并不真正关心贷款的质量和安全性，国有资产是否保值和增值。这样的结果自然背离了政府监管要求的初衷，使政府监管力量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监管者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助长腐败行为。市场约束的缺乏可以使银行业的过度承担风险行为不为公众知晓，监管当局面临市场压力较小，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这样问题银行可以在监管当局的疏忽甚或庇护下继续生存，加大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同时过分依赖政府监管，会造成权力的膨胀，助长腐败行为。
（四）存款人容易产生逆向选择，给各种非法吸存活动可乘之机。由于利率受到管制，金融市场欠发达，在高利率回报的诱惑下，居民可能会把资金投向违规吸储的机构。存款者对违规机构的赌博行为缺乏鉴别能力，或者认为即使出现问题，政府也会出手相救，保障本金安全，所以，往往在选择存款机构时产生道德风险，造成非法集资泛滥。
（五）银行体系更容易受到传染风险的影响，加大了危机爆发的概率。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个别有问题的银行机构，受预期等心理因素的作用，个别银行的倒闭破产容易引发传染性地银行挤兑。如果公众的行为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之上，就会减少因单个银行破产而引发的恐慌性挤兑。
但是，在缺乏市场约束的环境中，存款人不能根据各主要银行的清偿力和经营活动对其进行区别对待，当银行体系面临冲击时，由不对称信息引起的问题会恶化，使得识别有用信息变得更加困难，这样就造成这样一个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较小的冲击就可能导致不稳定。因为无法进行区分和选择，存款人只能选择保护自身利益最后的手段，即将资金兑现或者转换成其他政府担保的金融工具，或者转向海外，这样，银行的信用供给就会降低，银行体系更容易受到传染风险的影响，危机就更易于发生。
（六）造成昂贵的监管成本。我国银行监管的成本之所以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约束缺乏造成的道德风险，导致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成本扩大化；另一方面市场约束的缺乏导致过度依赖政府监管来控制风险，这必然带来政府监管机构的扩张和人员的臃肿，既会增加监管的直接成本，又会增加银行的执行成本。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的薄弱对于银行监管有效性产生了诸多制约因素，从总体上看，其负面影响要远大于正面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市场约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方面为强化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约束力量、提高监管有效性提供依据。由于市场约束是市场力量主导型银行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强化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约束将成为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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