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2-28 15:50:33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汉语言的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一、本科毕业论文的地位及在完成培养目标中的作用
(一)从培养规格上看其必要性。毕业论文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环节,是完成培养目标及规格的有机成份。汉语言文学专业,在业务知识与能力方面,培养目标及规格中要求:“……了解本学科的前沿成就和发展前景,具有较强的文学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能阅读和检索古典文献,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从上面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毕业论文工作正是完成科研/写作和检索资料等方面能力的有效途径,因此,不做好这项工作就无法实现培养目标及规格。
(二)从学员实际需要看其必要性。电大学员专科所学专业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论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毕业论文的撰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实践机会,提高其实际工作、学习以及科研能力。只有经历了论文写作的全过程,学员才能初步掌握学术论文的功用和特征,正确运用这一科研文体,反映研究成果,传播学术信息。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撰写学术论文,记录科研成果的意义主要就体现在知识积累和学术交流两个方面;从论文作者个人的角度来看,通过撰写、发表学术论文,将学术成果公诸于世,研究者个人的劳动成果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也才能使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
(三)从提升电大教育的品牌角度看其必要性。从我们周围看,目前获取本科学历的渠道和途径很多。就论文来看,与其它高校相比,要求是高了些。这是树立电大质量意识的体现,是提升电大教育品牌的必然要求。
二、论文指导与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一)主观认识方面。如前所述,与其它高校相比,我们的要求过高过严,在教师层面也感觉过于苛刻,有抱怨情绪,给论文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学生层面,认识程度更是不够,在求易避难情绪驱使下,觉得好象是学校在为难他们,很不乐意。
(二)客观方面。就县级教学点来说,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学员工学矛盾突出,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论文撰写工作上来;二是一部分学员专科不是本科所学专业,在专业修养方面欠缺较大,尽管本科理论阶段学了一些课程,但从专业素养方面来说,仍显不足;三是资料的搜集渠道不多,给资料的搜集带来诸多不便;四是指导教师难聘,特别是外聘教师,不好管理,对我们的教学要求的理解有偏差,指导行为上不一致,把握不住要害。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措施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首先在领导层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电大关于论文工作的有关精神,从培养目标层面和提升电大品牌的角度看待论文工作;积极与省、市电大主管教师沟通,寻求帮助与指导;利用网络查阅普通高校对论文工作的信息,借鉴有益的作法,移植在我们的论文工作中来,形成自已的工作思路和模式。通过日常教学活动将这些思路和模式传达到教师中去,使大家形成共识,渗透在平时教学工作中。积极选派管理人员和教师外出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指导能力,为论文工作奠定基础.
论文摘 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的应用性不是很强,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残酷,学生要想适应就业的大趋势,就要加强本专业的实用性。本文所提出的方式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要突破专业的局限性,在教学上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像工程建筑和医学一样,它的职业定位没有那么清晰,不是应用型的专业。它是传统的人文科学,能够体现人文的精神,传承并且发扬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文化的遗产,是对人类的一种认识,承担者某种社会的责任。所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就是毕业后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是和人相关的,教学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要能够体现对社会观念的适应,不是能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而是创造社会效益的。社会的不断进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教学的实用性被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来说,也要进行一定的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让学生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创新不仅包括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创新,还有教学思维方面的创新。要突破专业方面的限制,创新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很广,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期间做不到专和精,在毕业后找工作的竞争力方面比不上其它的专业。这种专业的特殊性让我们在教学当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以及文学本身的教学,要结合目前的就业状况对学生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新闻、文秘以及公共管理等等专业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慢慢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保证学生的专业基础很扎实,要打破汉语言文学专业所设定的界限,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独特优势,比如新闻传播、文秘、广告策划、公关以及文化管理等等的课程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来增强自己的从业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
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想法决定行动,只要学生内心想进行创新的活动和学习,就一定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 修订教学计划
要拓宽对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解,在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民族文化的理论以及其它有关民族知识的课程,开展民族地区的考察等等活动,让学生多多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写作类课程的教学,要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写作都列入到教学计划当中。要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而且要做到介绍的准确,介绍的完整。要注重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结合起来,增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注重专业的延伸,发展研究能力,发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3 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实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从现实的意义来看。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马晓华.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应向创造性教学转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1).
[2] 唐贤清.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法[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5).
[3] 许海燕.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知识结构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3).
[4] 唐贤清.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法[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5).
论文关键词:语文教育实施能力;实践性课程;实践性知识
高师毕业生不仅要通过理论性课程掌握精深的专业性知识,还应通过实践性课程养成扎实的实践性知识。这是由于中小学教师不仅需要“教什么”的知识,更需要“如何教”的知识,很显然后者是教师教育课程的主要基础。理论性知识可以通过理论学习获得,但实践性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性课程的学习才能奏效。但现在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中,由于对教师知识特别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理解的偏差以及实践性课程的不足与形式化,导致了高师生实践性知识的普遍匮乏。
针对新形势和我们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教师教育标准即将出台的大背景下,安阳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必要在原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实践性课程的开发和重构。这是由于实践性课程“有利于把学习内容置人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情境中去,基于真实的教育教学情境,使学习者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体验和感悟,激发学习热情;有利于促进学习者把学习的理论和技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把积累的体验和教学机智具体应用于教育教学情境之中”。因此实践性课程的开发就成为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本文拟就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课程的构建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树立正确理念是成功先导
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是高师生毕业从事工作所需的重要素养,因此我们一直坚持在教学和管理中狠抓学生这方面的训练,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批高质量的中学语文教师,也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
1.职业定位教育形成职业认同感。新生入学后,我们通过“职业定位教育”帮助学生坚定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决心。这有助于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的认同,养成基本的职业认同感和形成初步的敬业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养成必将产生极大的动力并进发出极大的热情。诚如洪宗礼所言:“命中注定我必须当语文教育的‘包身工’,订下了‘卖身契’,一‘包’就是五十年。”是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实践中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就能把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素养作为其自觉追求,始终把从事语文教育所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训练作为自觉的追求。学生不仅自觉练习“三字一话”等教学基本功,还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学等教育类专业课的学习。
2.“三字一话”训练培养职业荣誉感。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是语文教师的基本功,也是对一名语文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基于此,我们不仅注重在舆论导向上引导学生,如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普通话比赛”、“钢笔字比赛”等引导这种良好学风的形成,而且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注重向这方面倾斜,给语文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有力的支撑。
3.教育类课程实施的人性化。语文教育学、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实施注重实效,力求学生真有所得、确有所获。我们充分发挥这类课程的理论性品格、实践性品格和艺术性品格,不仅使学生获得必需的教育类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掌握必备的从事语文教育教学实施的能力。为了保证这些教育类课程的理论性品格,我们力求做到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努力把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和前沿性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学生掌握了这些必须了解的理论知识,就能使学生即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极大地提高学生认识和分析教育现象的水平。为了落实这些课程的实践性品格,我们大胆打破传统过于封闭的课程体系,力求使课程内容做到现代性,明确提出行为规范和建议,并且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为了落实这些课程的艺术性品格,体现出浓郁的人文特色,我们不仅开发出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而且注重探讨教学艺术和教学风格,力求通过优美的语言,以及适当的激励措施保持学生高昂的学习兴趣。
二、优化课程设置是基本保障
语文教育实施所需的实践性知识,只能通过实践性课程才能养成。因此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性课程的分量就成为当务之急。
1.必修课程实施的优化。作为必修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和语文教育学课程,其基本定位就是提供怎样教学的科学途径和方法,并使高师生毕业后能顺利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为了达成此目标,我们不仅应从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模式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多向度的探索,还应致力于突出此类课程的实践特质。以语文教育学课程为例,从内容上讲就构建了以完成语文课程目标为中心的体系,内容设计上以语文课程目标开头、接着是语文教学内容和教材的处理和使用、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实施,最终以语文课程与教学的评价作结,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在教学创新方面,我们应在注重学科理论品格的前提下,挤出时间留给学生说课和试讲,并以此为媒介,引导和指导学生在课下进行大量的语文实践能力的训练。
2.选修课程构建的系列化。语文教育实施能力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和结构,因此这种能力的达成需要系列课程的实施才能成为可能。这样构筑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相结合,理论课和实践课相得益彰,讲座、座谈相互连接的立体课程结构就成为必需。我们精心准备,构建了比较完善和实用的选修课程系列:一是侧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加深学生对语文教育规律认识的课程,如《中国大陆与英美母语教学比较研究》等。本课程通过对英美母语教育教学现象和规律的简要介绍,并与国内语文教育现状相比照,以加深学生对语文教育现象的认识和对语文教育规律的把握。二是为了提高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语文教学艺术研究》、《文本解释学》等课程。比如《语文教学艺术研究》课程就是通过探讨当代语文特级教师的不同教学风格和教学艺术,追寻其语文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形成的轨迹。通过案例教学提高高师生语文教学能力和语文教学艺术修养。三是为了提高学生教学基本功的《微格教学》、《说课与试讲》等课程。如《微格教学》课程就瞄准如何迅速提高高师生的教学技能,以教育学、心理学和现代教育技术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视听技术和教学媒体手段对学生教学所需的各种能力进行系统训练。
三、开发实践性课程是重要支撑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养成,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语文教育实施能力的养成有赖于学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反复操练。因此我们狠抓说课、试讲、实习等实践环节,通过学生的实践达到提高能力之目的。
1.扎实组织的说课训练。说课是介于备课和课堂教学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指的是教师把自己教学设计的过程、设计的内容及设计的板书等采用口头描述的方式向同行表述,是培养和提高高师生课堂教学水平的一种重要训练方式。因此我们有意识地指导学生编写说课稿,并组织学生在小组比赛的基础上,选出优胜者参加全班组织的说课比赛。并把这些选手经过进一步指导和训练后,参加学院、学校、乃至全省的教学技能大赛。
2.日常化的试讲操练。试讲是高师生综合能力的体现,通过试讲不仅可以了解高师生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还能考查高师生的教学理论水平和教学理念、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等,并可在此过程中知晓学生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从而在教学中采取补救措施。因此我们力求给每个学生都创造走上讲台机会,不再只是让试讲成为能力强的学生施展才华的舞台,而是让学生特别是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欠缺的学生走向成熟的练兵场。学生通过这样严格的训练,基本上都具有了很强的语文教育实施能力。几年来在河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我们的选手基本上都是一等奖就很能说明问题。我院毕业生也非常优秀,涌现出了像安阳曙光中学常作印、安阳市新世纪中学鲍志慧等这样的全国优秀青年教师。
3.针对性强的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是学生走向教学岗位的第一步,也是学生所学理论转化为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细化了操作程序,使我们的实习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比如我们在学生实习结束后,就以评选优秀实习生为契机抓紧时间组织学生进行教育实习的反思,使学生能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选择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和参与学生的“回讲”和座谈。通过这种民主、自由的交流,学生谈经验、讲教训,比不足、找差距,中间还不时穿插老师精当的点评。因为我们深知“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寻求有意义的细节.并对其进行反思,构建自己的教育生活。其意义在于探索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四、良好氛围是有力促进
语文教育教学能力的强化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基于此,我们应精心设计和组织从而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巨大的教育合力,自觉主动强化学生的语文教育能力训练。
1.文学院应在加大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的基础上,营造学院、系部、辅导员和教师等各个层次的立体结构。从而为语文教育实施能力训练提供舆论上、制度上的保证。通过舆论引导和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高师生应从入学起就树立这样的信念:语文教育实施能力是从事教育工作之本,是发展之本。语文教育实施能力的强化和训练成为每个学生在这四年求学历程中的自觉追求,并落实到每一项活动的开展、每一门功课的学习中。
2.专业课教师应以高度的自觉性,通过言传身教自觉主动强化训练。教师不仅应在教学中结合素质教育的理念,精选教学内容并大胆采用诸如启发式、讨论式、争鸣式等方法,还应用其高尚的情操、严谨的治学、为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奉献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这不仅使学生在专业课学习中受益,更重要的是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对学生人格的形成和教师职业情操的养成发挥巨大作用。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文学在国外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收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
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
论文摘要:教育制度改革热潮在我国掀起之后,引起了教育观念及教育模式的改变,我国各大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被重视,语文教学在随后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在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应该看到,汉语言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实现对接不仅是提高语文教育水平的发展需求,也是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发展需求。
汉语言文学应该说,它本身就属于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应试教育模式下的语文教学并没有重点把握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反而更多的是为考试而学习而不是为文学而学习。加上我国语文教育的师资水平整体来说还没有满足新时代汉语言文学的教育要求,因此,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应该实现更多方面的共通和交流,应实现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性教育,这样才能够重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高素质和高质量,也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的汉语言文学精髓。现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其实不会存在什么不良的冲突,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对接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比如在语文知识的运用上,教学方式或者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运用上,都要进行对接性思考,这样才能够把汉语言文学的一些信息反馈到语文课堂教育中去。另外,我们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待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特别是现在教学理念越来越宽容,开放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正确理解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问题。
第一,关于汉语言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对接,在实践能力方面的思考。
不管是语文教育还是汉语言文学教育,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二者都能够对学生的精神面貌或者认识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都能够丰富人的见识,并重塑自我。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要实现很好的对接,要能够形成结合性发展模式,首先要实现二者在实践能力方面的对接。汉语言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应该寻找他们的共通点,虽然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在本质上有区别,但是语言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包含汉语言文学教育这个模块的,因此,二者在教学内容或者一些理论指导上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在实践方面,应该抓住这些共通的东西,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人才,要积极地探索提高实践能力的方法,挖掘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对汉语言文学中,诗词歌赋的品读和学习也是要重视的,汉语言文学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探索和运用方面。而在语文教育中,也要把握汉语言文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方向,对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及创作诗词歌赋的能力进行培养。比如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就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汉语言文学教育中,实践课程相对语文教育来说是比较少的,因此,应该加大汉语言文学教育实践课堂的创设和开展。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的开展形式可以参考语文教育的实践课程,比如通过开展一些汉语言文学实践讲座,或者让学生做一些相关知识的社会调查等,参考语文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实践方法,更好地实现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的对接。另外,语言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二者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样,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在实践能力培养方面才能满足对接要求。
论文关键词:函数,指针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应用领域的扩大,熟练掌握一门语言已变的尤为关键。C语言这门课程在计算机的基础教学中一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然而要想突破C语言的学习,对函数和指针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具体针对函数和指针的关系做详尽的介绍。
1 函数的有关概念
为了使程序的编写更加清晰、直观且易于修改,C语言中引用了函数。所谓函数,就是一个程序模块,该模块用来完成一个特定的程序功能。引用一个函数时,需要包括对函数的定义、声明,继而调用。此外,函数主要包括库函数和用户定义函数,调用库函数时,要用#include命令将相关的头文件包含进来。在掌握函数相关概念的同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 函数的定义是平行的,不能在一个函数的内部再定义函数,而只能在一个函数中调用另外一个函数,例如:
int A(int a,…)
{
声明部分;
int B(int b,…)
{
声明部分; 执行部分;
}
执行部分;
}
(例1-1)
显然毕业论文ppt,这种定义函数的方法是错误的,在函数A中不能包括对函数B的定义。正确的定义方法如下:
int A(int a,…)int B(int b,…)
{{
声明部分; B(a,…); 执行部分;声明部分; 执行部分;
}}
(例1-2)
其中,函数A中是可以调用函数B的。
(2) 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
由上例1-2可以看出,函数A在执行的过程中包括了对函数B的调用,则函数A称为调用函数(调用函数B),而函数B被函数A调用,称为被调用函数论文开题报告。
(3) 实参和形参
调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是实参,被调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是形参。如例1-2,函数A中的变量a是实参,函数B中的变量b是形参。
(4) 实参变量和形参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实参变量和形参变量之间只存在值的传递过程,实参变量的存储空间在调用函数中分配,而形参变量的存储空间在被调用函数中分配,被调用函数执行完毕后,其所分配的存储空间被释放,即形参变量的存储空间被释放,它不会返回值给实参变量,也不会参与调用函数的继续执行。例如(实现两个数的交换):
main( ) voidswap(int a, int b)
{{
int a, b; intc;
swap(a,b); c=a;a=b; b=c;
printf(“%d,%d”,a,b);printf(“%d,%d”,a,b);
}}
(例1-3)
显然,函数main是调用函数(调用函数swap),函数swap是被调用函数。main函数中的a,b由main函数分配存储空间,而swap函数中的a,b由swap函数分配存储空间。main函数执行到swap函数时,调用swap函数,swap函数为其变量分配存储空间,然后实现了swap函数中变量a,b的值交换,执行完毕后即释放其分配变量的存储空间。继而,main函数继续执行,但其变量a,b没有做任何改变,即main函数不能实现a,b的交换。由上例可以看出,若单纯的使用变量,则被调用函数无法改变调用函数中的变量值,即swap函数无法实现main函数中变量a,b的交换。
2 指针的有关概念
指针是C语言中功能最强大,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数据类型,主要用于描述存储单元的地址。通过使用指针,可以在函数中进行传址调用;规范的使用指针,可以使程序简洁、紧凑、高效。
(1) 指针变量的定义
定义指针变量的一般形式:类型标识符 *变量名;其中毕业论文ppt,变量名前的符号“*”表示将要定义的变量,类型说明符表示该指针变量所指向数据的类型。例如:
int *p1; char *p2;float *p3;
分别定义了整形指针变量p1,字符形指针变量p2,以及浮点形指针变量p3。
(2) 指针变量的引用
&为取地址运算符,该运算符是一个单目运算符,运算结合性为自右至左,它返回其右边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其一般形式为:&变量名,例如:
int x=3,*p; p=&x;指针变量p指向变量x。
在使用x的值时,可以直接使用x,也可以用*p来代替使用x。此外,指针变量一定是和它所对应的变量相互引用,即指针变量在使用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指向,必须赋予具体的值,否则将可能导致错误。
3 指针与函数的关系
在函数的编写过程中,若单纯的只用变量参数,则无法实现被调用函数改变调用函数中变量值的目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函数和指针之间的结合使用论文开题报告。
(1) 引用指针,可以实现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中的指针变量共同指向调用函数中的存储单元,从而实现被调用函数改变调用函数中变量值的目的。例如:
main()void change(int *p2)
{{
int a,*p1;*p2=3;
a=2; p1=&a;}
change(p1);
printf(“the value of a is:%d”,a);
}
由上例可以看出,在调用函数(main函数)中定义了变量a和指针变量p1,被调用函数(change函数)中定义了指针变量p2。程序首先从main函数开始执行,分配变量a和指针变量p1的存储单元,此时指针变量p1指向变量a(p1=&a)。当程序执行到change函数时,程序跳转到change函数执行其函数体,change函数为其指针变量p2分配存储单元,同时p2也得到了p1传过来的值(变量a的地址),此时p2也指向了调用函数中的变量a,即实现了p1和p2共同指向了调用函数中的存储单元(变量a的存储单元),change函数执行其函数体(*p2=3),即使a的值变为3。change函数执行完毕后,释放其变量的存储空间,转而继续执行main函数,此时a的值已经发生改变(由2变为3),实现了被调用函数改变调用函数中变量值的目的。
(2) 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中实参和形参之间的关系图
被调用函数执行完毕后毕业论文ppt,释放它所分配的存储单元,而调用函数分配的存储单元仍继续使用。此外,只有当调用函数中传指针值(即实参是指针值),而被调用函数中引用变量(即形参收到指针值后,在函数体内引用变量值),才能达到改变的目的。
例如,实现变量a和b的交换,程序如下:
main()
{
inta,b,*x,*y;
a=2; b=5;
x=&a;y=&b;
swap(x,y);
printf(“%d,%d”,a,b);
}
void swap(int *x, int *y)void swap(int *x, int *y)
{ {
int *t; int*t;
t=x; x=y; y=t;*t=*x; *x=*y; *y=*t;
} }
(例1) (例2)
例1虽然传的是指针值,但在函数体的执行过程中引用的仍然是指针值(引用x和y),所以不能实现a和b的交换;例2程序传指针值后,引用变量(*x和*y,即a和b),所以能实现a和b的交换。
4 结束语
在以后的编程过程中,若遇到想通过被调用函数改变调用函数中变量值的目的,则可以把该变量的地址值传给被调用函数,从而达到改变的目的。鉴于文章篇幅及个人能力有限,本文肯定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仅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参考文献
[1]谭浩强.C程序设计(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杜友福.C语言程序设计(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7.
[3]陈志泊,王春玲.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C++.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